(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所有有民众参与的政治运动，从抵制美货、收回路矿权，到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等，都很自觉地把自己跟义和团划道线，对外强调自己不是闹义和团，不是拳匪。ww即使有反抗列强的内容，也是文明排外。这条线，就是文明。五四运动，当然更是这样。运动的参加者，无论学生还是商人市民，都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放在”文明“的藩篱之内，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争取给外国人留下好的印象。即使动武，也有意克制在自己人的范围之内，对深恶痛绝的日本人，也有意不去招惹。

但是，五四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其生的背景，跟义和团一样，有着民族危机的因素，至少是参加者意中的危机。对于义和团运动来说，山东直隶一带的民教冲突，以及由德国蛮横占据青岛和强修胶济铁路，的确对这场运动的下层参与者，有直接的刺激。而毁掉了维新变法的朝廷上层，不仅要面对自甲午以来的边疆危机，而且还要面对列强因停止变法的不满和压力。ww同样，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在学生和关心时局的部分市民看来，也是一种国家危亡的前兆。而这种认识，在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包括部分军阀和政府内部亲英美派人士也有程度不同的共鸣。

因此，五四运动虽然看起来很文明，不仅不直接对所要反抗的日本人采取行动，最有力的武器，无非是抵制日货。甚至连日货这个名称也隐晦起来，改为”仇货“，或者”某货“，以求征得西方列强的同，甚至在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的巡警镇压游行，开枪打死打伤多名游行民众时，也没有因此而掀起一场针对英美的抗议运动。但是，一个自反洋教­骚­动到义和团运动以来的魔咒，却在号称文明理­性­的五四运动中，还是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洋人下毒的谣传。

在人类历史上，外人下毒，一向是跟排外风潮相伴而生的一种谣传。每当一个地区生瘟疫或者其它灾难的时候，排外总是一种地区居民缓解焦虑的一种选择，而外来人下毒，则是排外行为的最好解释。它提供了人们疯狂排外暴行的合法­性­依据。在欧美历史上，被怀疑下毒的人，依次为犹太人、吉普赛人和中国人，或者其他东方民族的人。越是跟自己文化差异比较大的外来人，被怀疑下毒的可能­性­就越大。反过来，在中国近代的排外风潮中，西方人则成了”下毒者“。在太平天国覆灭到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这30多年里，众多的打教（针对基督教的教案冲突）风波中，洋人下毒，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只要有瘟疫生，谣就会自动生出来。1892年在广东揭阳流传的一份打教揭帖，专说洋人下毒，说是洋人会在”饼馃糕糖“里下毒，然后给孩子吃；会在东西里下毒，送给人拿了就中毒；会在钱上下毒；会在笔里下毒。后来展到有瘟疫生，大家怀疑洋人下毒，没有瘟疫，大家也认为洋人会下毒，只要存在冲突和紧张，洋人下毒，是人们谈起­色­变的一个永恒话题。义和团运动中，并没有伴随大规模的瘟疫疾病，但在许多义和团的揭帖中，都附有所谓的解毒药方，说中洋人下的毒之后，按方抓药，可以无事，比较典型的有”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吉豆一碗，乌梅七个，大王麦七个，花生十个，白菜疙瘩七个，红糖一两“。有意思的是，前一个所谓解毒药方，在2005年的**危机中，也出现并流行过。

“五四”期间洋人下毒的谣传，由于普遍的仇日绪，理所当然单一地集中在日本人头上。从目前的史料看，恰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这样的谣传最多。据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自上海开展声援北京学生的三罢运动以来，有关日本人下毒的谣就满天飞。尽管工部局警务处经过仔细的调查，现所有的下毒事件都子虚乌有，但谣却没有止息的意思。一些中文报纸，也“每天不断地刊登一些假想中的防毒案件，致使中国居民信以为真”。后来，工部局警务处采取了强制措施，迫使中文报纸撤掉这些报道，并不断布工部局的辟谣公告，才逐渐平息事端。但事实上，谣的平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租界内没有人敢传谣了，但华界还在传。华界政府也出告示辟谣，强调这种谣，“全系­奸­人捏造”，“捕风捉影，全属无稽。”但一点作用都没有。后来，连上海的周边地区，都在传，害的不明就里的，神经过敏，平白生出很多事来。事实上，只有在运动本身平息了，谣才会逐渐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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