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拾叁 乱世中懦弱退缩者注定遭淘汰（1）

如果评选三国最窝囊的人，想必有许多人会第一个想到韩馥。他曾经是袁绍的上司，手下云集了颜良、文丑、麹义、张郃等名将，还有沮授、田丰等一流的谋士，可以说人才济济，在汉末争雄竞赛中，韩馥起步最早，条件最好，但却很快失败了，不是被人打败的，是被自己吓破了胆，不仅丢了地盘，最后连命都让自己弄丢了。《汉末英雄记》里对韩馥的记载不算少，说明王粲很关心这个人，关心他由盛而衰的过程，从而总结经验教训，这些记录大都被以后的《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书所采用。

根据《汉末英雄记》的记载，韩馥字文节，是颍川郡人，他当过御史中丞，这个职务平时掌管图书文籍，但它还有一个重要职责：领导侍御史，前面说过侍御史是管官员纪律以及办案的，所以御史中丞也很重要。韩馥能爬到这个岗位上，与他“袁氏故吏”的出身有关，他与袁家人关系密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董卓进入洛阳后，暗中帮助袁绍的周毖、伍琼等人在董卓面前推举韩馥担任了冀州牧。

韩馥到冀州不久袁绍也逃到了冀州，袁绍和袁术、曹­操­是同时逃出洛阳的，他们去了不同的地方，是一次有计划的潜逃。袁术到南阳郡找张咨，曹­操­到陈留郡找张邈，袁绍到冀州就是冲着韩馥来的。但是，袁绍到韩馥这里之前心里不完全有底，所以走到黄河边上的时候，让妻子刘氏带着三个儿子去找自家亲戚——兖州刺史刘岱，给自己留了条后路。果然让袁绍猜对了，韩馥到了冀州后势头发展不错，很快手下就聚拢了不少人才，兵马也有了好几万，因而不太愿意事事听从袁家人的召唤了。这时董卓任命袁绍为渤海郡太守，韩馥顺理成章地把袁绍打发到了渤海郡，这里远离中原，韩馥还是不放心，他“恐其兴兵，遣数部从事守之，不得动摇”。

袁绍在渤海郡一筹莫展，要不是接着发生了酸枣会盟，袁绍的事业大概也就在渤海郡到头了。鉴于袁绍的家庭出身和知名度，酸枣的各路盟军公推袁绍为盟主，当时同样是高­干­子弟出身的东郡太守乔瑁还拿出了一份所谓的“三公移书”，即在长安的三公联名致天下的公开信，里面陈述了董卓的罪恶，号召天下人团结在袁绍、袁术大旗下举义兵救驾，以解国难。这件事让韩馥没了主意，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参加会盟。论出身他是应该参加的，他跟张邈等人一样都是反对宦官的斗士，如今宦官没了，但董卓专权，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反下去。但是，现在大家推举袁绍为盟主，韩馥又有点接受不了。袁绍作为渤海郡太守是自己的属下，如今又是自己要防范的人，参加了酸枣会盟，那就得听从袁绍的指挥，这让韩馥很闹心。

文人出身的地方官员真遇到事的时候往往显得软弱，考虑问题想得太多，在重大决策面前常犯晕，韩馥就是这样的人。韩馥心事很重，他跟手下心腹刘子惠商量：“现在我们应该助袁氏呢？还是助董卓？”刘子惠担任的是治中从事，他毫不留情地批评领导：“方今大家都兴兵为国，哪来的姓袁还是姓董？”韩馥听后感到很惭愧。刘子惠又说：“兵者是凶事，轻易不要挑头。现在应该看看其他州郡，有人带头的话就响应，这样我们比别人也不差，将来成功了也有我们的功劳。”韩馥认为刘子惠说得有理，就给袁绍写信，“听其举兵”。

壹拾叁 乱世中懦弱退缩者注定遭淘汰（2）

韩馥不知道这个刘子惠与关东联军有来往，所以暗中向着袁绍等人说话，《汉末英雄记》说刘子惠是中山国人，他与袁绍的亲戚、兖州刺史刘岱关系不错，刘岱见韩馥没有起兵的意思，就给刘子惠写了封信，让他转交韩馥。信中写道：“董卓无道，天下所共攻，他活不了多久了。董卓死后，我们要回师*韩馥，因为他拥有强兵却助凶逆。”刘子惠大概主动把这封信交给韩馥看了，韩馥很害怕，反而把这件事归罪于刘子惠，要杀他。韩馥的另一个亲信别驾从事耿武求情，耿武甚至爬到刘子惠身上，愿意一块并斩，这样刘子惠才得以不死，被罚作刑徒，穿着罪犯的衣服在官署外面扫地。

《汉末英雄记》的这条记载说明，韩馥即使给袁绍写信让他兴兵之后，心中仍然不甘。其实，韩馥现在还有另外的选项，那就是对袁绍不予理睬，不要把关东联军太当一回事，不久之后他们就会自相残杀起来，以韩馥现有的实力，袁绍奈何不了他，反过来袁绍如果得不到韩馥的支持将一事无成。但是，韩馥文官出身的弱点又暴露出来，虽然不甘心，但胆量却不够，他不敢与袁绍公开决裂，这给袁绍制造了机会。

袁绍后来到了河内郡，依托河内郡太守王匡寻找发展空间。对袁绍来讲，这时找个地方打出一片自己的地盘是非常困难的，四周都是强敌，自己并没有什么本钱，惟一可行的就是谋取韩馥的冀州，而且强取不行，只能智取。好在袁绍身边有逢纪、许攸这样的谋士，很快就想出了好办法，袁绍抓住公孙瓒也有想侵夺冀州的想法，给公孙瓒写信，要跟与他合击韩馥，相约事成之后瓜分冀州。此时袁绍还没有跟公孙瓒有什么过节，公孙瓒欣然领兵南下，韩馥听说“白马义从”来了，吓得要死。

袁绍还觉得火候不够，他暗中策反了麹义。麹义长期生活在凉州，手下人马具备凉州军凶猛的特点，是韩馥最能打的一支队伍，麹义反叛韩馥，韩馥试着跟他打了一仗，却被麹义打败，这彻底摧垮了韩馥的心理防线，他有点盯不住了。要说他手下还有不少将领，兵马也不算少，跟公孙瓒打一仗是有本钱的，但他却没有信心打，因为他手下的人心不齐。

韩馥是颍川郡人，他上任后派人到颍川郡老家招了一批人过来帮忙，其中有郭图、审配、荀谌等人，荀谌的哥哥荀彧，还有日后成为曹­操­首席谋士的郭嘉都是在此前后由颍川郡来到冀州的。韩馥重用“颍川帮”，惹恼了冀州本地派，颜良、张郃这些武将以及沮授、田丰等人并不真心支持韩馥，他们觉得换个袁绍或公孙瓒来领导冀州也没有什么不行，至少赶紧把“颍川帮”挤走。在这种情况下，韩馥有了退让之心。

袁绍掌握了这些情况，为了防止夜长梦多，他还派人到韩馥那里进行游说。《汉末英雄记》说袁绍派去的人包括张景明、郭公则、高元才等，这帮人到了韩馥那里连哄带吓，逼着韩馥让位。郭公则即郭图，也是颍川郡人，本来应该站在韩馥一边，这时也暗中投靠了袁绍。高元才即高­干­，他是袁绍的外甥，日后成为袁绍手下主要将领之一。至于张景明了解较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张导，他在此事中立下首功，后来却被袁绍因为什么事杀了，而且灭了族。

据《三国志》记载，在韩馥那里做工作让他放弃冀州的还有荀谌，他也是颍川郡人，也暗中投靠了袁绍。荀谌先吓唬韩馥：“公孙瓒乘胜南下，一路上各地纷纷响应，袁绍也带兵东来，搞不清楚他是什么意图，我真为将军感到担心呀！”韩馥当然更担心，他问荀谌该怎么办。荀谌替韩馥分析说，公孙瓒这个人如何凶猛，如果公孙瓒和袁绍联合在一起，冀州将根本保不住，韩馥毕竟与袁绍有旧交，如果此时把冀州主动让给袁绍，袁绍必然领情，那样韩馥不仅可以得一个让贤的美名，而且可以自保。在郭图、荀谌等人车轮式的忽悠下，韩馥被彻底洗脑，他坚定地认为目前只有让位这一条出路了，于是决定把冀州让给袁绍。

壹拾叁 乱世中懦弱退缩者注定遭淘汰（3）

韩馥的决定让许多人大吃一惊。根据《汉末英雄记》、《九州春秋》等史书记载，袁绍派都督从事赵浮、程奂等人率­精­兵一万多人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孟津驻扎，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水军，听到韩馥让位的消息他们吃惊坏了，赶紧回师，当时袁绍正在朝歌，赵浮等人率领的水军从这里路过，有数百艘战船，路过袁绍军营时赵浮故意让大家“整兵骇鼓”，让袁绍看了心惊胆战。赵浮见了韩馥，劝他说：“袁绍正缺军粮，快要散伙了，不用十天半个月必然土崩瓦解，将军只需闭户高枕，有什么可担忧的？”但是韩馥的脑子已经严重不好使，他打定了主意，不再考虑赵浮等人的建议。

这样，袁绍便以和平手段得到了冀州，韩馥搬出了官署，住进已故宦官头目赵忠在邺县的一所旧宅。袁绍进入邺县时，韩馥昔日的手下们纷纷前往迎接，其中也包括沮授、田丰以及颜良、文丑这些人，《汉末英雄记》说大家听说袁绍来了，都跑出去迎接，“唯恐在后”，只有耿武和闵纯二人拿着杖和刀拒之，袁绍后来命令田丰把他们都杀了。

韩馥让出冀州原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哪知根本不能。袁绍以车骑将军的身份兼任了冀州牧，给了韩馥一个奋武将军的虚职。韩馥只想过太平日子，当什么官已经不重要，但这个最基本的想法也难以实现。像韩馥这样的割据群雄，想激流勇退还真找不到范例，韩馥不知道，这其实是不可以的。因为作为一个军阀，无论自己多么德高望重，多么积德行善，仇人总是会有的，即使没有仇人，也有那些势利小人，你在位时给你当狗，可以舔你的脚指头，你一旦不在位、手里没了权，这些人就会把昔日的屈辱加倍地找回来，这种小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很多，让韩馥倒霉的是，现在他的面前就有一个。袁绍新任命的督官从事朱汉就是这样的小人，他一心想找韩馥的麻烦，这是因为韩馥以前不怎么看得上他，有所轻慢，他便怀恨在心。朱汉揣摩了袁绍的心思，他以为袁绍也希望韩馥死，所以擅自调动军队把韩馥家围了起来，他亲自“拔刃登屋”，韩馥躲到楼上，朱汉把韩馥的大儿子抓了起来，砸断了他两只脚。袁绍闻讯认为朱汉做得太过火，让自己下不了台，把朱汉抓起来杀了，但韩馥“犹有忧怖”，心胆俱裂。

韩馥的胆子本来就核桃大，现在只有芝麻大了。他感到呆在袁绍身边每一天都不安全，于是向袁绍提出请求想去张邈那里居住，袁绍还算不错，答应了他的请求。韩馥到了张邈那里，但仍然时刻提心吊胆，有一次袁绍派使者来见张邈，韩馥也在座，席间袁绍的使者跟张邈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说，他们凑到一块轻声低语，韩馥看见以为他们在商量谋害自己，思来想去，觉得在所难逃，于是跑到厕所里用一把小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韩馥确实够窝囊的，他一再忍让，只求保全自己的­性­命，但这点最基本的要求最终也做不到满足。韩馥不明白在乱世中实际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一点曹­操­比他看得明白。曹­操­执掌大权后，献帝逐渐长大，当时有人认为曹­操­无论作为朝廷的司空还是丞相，都应该按朝廷法度行事，应该把掌握的兵权交出来。面对这种声音，曹­操­发布了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给予了答复：“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意思是：让我随随便便放弃统领的军队，把它交给别人，回到自己的封地武平国去，这实在是不行的。为什么？我担心自己放弃了兵权，就会被人谋害啊。既为子孙打算，又考虑自己失败国家就要危亡，因此不能追慕虚名而处于实际的祸患之中，这是我所不能做的事情。

作为一方霸主，无论地盘大小，主权不能丢，这是基本法则。这就是为什么日后面对曹­操­的大军，孙权要拼全力抗争，沮授、田丰以及麹义、颜良这些人，跟着韩馥­干­和跟着袁绍­干­差别没有多大，但韩馥自己就不行了，想退是没有后路的，摆在韩馥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跟袁绍一决高下，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总还会有成功的机会，而退让的结果只有彻头彻尾的失败，而且会一败涂地。韩馥勇则不勇，谋亦无谋，只能落个窝囊死的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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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精­心打造的“大戟士”扬名界桥

《汉末英雄记》对界桥之战的描写相当­精­彩。这场战役发生在初平二年（191年）冬天，地点是冀州刺史部清河国广宗县境内的界桥，即今天河北省威县境内。交战的双方是袁绍和公孙瓒。界桥之战是袁绍亲自指挥的战斗中打得最漂亮的一次，它对以后时局的发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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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双方力量对比袁绍处于劣势

袁绍夺取冀州后立即向四面发展势力，他接手的是原冀州牧韩馥的地盘，大本营在魏郡的邺县。冀州是个大州，下辖九个郡国，约一百个县，日后曹­操­从袁绍手里夺取了冀州，让人把各郡县的户籍册拿来看了一夜，第二天兴奋得不行，因为他发现这个州的人口足可以征调出三十万军队。袁绍现在就拥有了冀州，他的势力突然增强了数倍不止。

但是，袁绍刚接手时，冀州并没有全部掌握在他的手里。韩馥到冀州是在董卓之乱前夕，时间并不是很长，他虽然担任冀州牧，但实际控制范围不及整个冀州。冀州东部的常山国、中山国和赵国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太行山区，这里是黑山军和匈奴人的活动区，黑山军类似于黄巾军，他们活跃在并州、冀州一带，势力很大，其较大的分支就有三十几个，动不动就能轻易控制几万、十几万人口，无论是韩馥还是后来的袁绍，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都很弱。冀州北部的安平国、河间国甚至钜鹿郡，处于和公孙瓒势力的接壤部，像河间国境内的易县一带，长期是公孙瓒的根据地。袁绍担任过渤海郡太守，在那里多少会有一些势力，但是袁绍不久前刚把渤海郡太守的职务让给了公孙瓒的另一个堂弟公孙范。

袁绍之所以对公孙瓒服软，是因为在刚刚结束的磐河之战中他败给了公孙瓒。据《三国志?公孙瓒传》记载，公孙越死后，公孙瓒把怨气对准了袁绍，当时公孙瓒手握重兵，根本没把袁绍放在眼里，于是出兵磐河，找袁绍来报复。这时的袁绍还真打不过公孙瓒，他害怕了，把自己佩戴的渤海郡太守的印绶解下来授予公孙范。据《三国志》说，袁绍开始还挺天真，让公孙范“遣之郡，欲以结援”，但人家当然不会向着他，公孙范到了渤海郡立即发展势力，连破青州一带的黄巾军，但他帮的是公孙瓒。

所以，袁绍真正能控制的恐怕只有魏郡、清河国等两三个郡国。从人马数量来看，韩馥经营冀州期间成果不少，他手下的人马有数万人，其中包括上万人的水军。韩馥手下的主要将领有麹义、张郃、高览、沮授、赵浮、耿武、闵纯等，除赵浮、耿武和闵纯被杀外，其他人都效力于袁绍，但是属于袁绍自己的人马却少得可怜，他在渤海郡时身边只有许攸、逢纪、陈琳这样的文人，他自己并没有嫡系武装。所以，界桥之战前袁绍手里不会超过五万人，还要分出相当一部分守卫邺县这样的据点，而他手里的水军主要用兵方向在黄河一线，在北部战场局限­性­很大，现在还派不上太大的用场。

反观公孙瓒可谓兵强马壮，不仅人马多，而且战斗力强。公孙瓒早年即组建了一支包括“白马义从”在内的­精­兵，人数多达数万人，后来刘虞主持裁军，公孙瓒的人马一度被减到一万人左右，但紧接着黄巾军再起，朝廷和刘虞不得不重新启用公孙瓒，公孙瓒又来了机会。界桥之战前公孙瓒的总兵力应该在十万左右，作出这样判断的依据是，公孙瓒经历界桥惨败后仍然能控制北方广大区域，刘虞后来发动十万人马与他决战，反倒被他轻易打败，这说明他的势力不会太小，尤其是在界桥之战前。

对袁绍来说这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公孙瓒还有强大的外援，那就是黑山军。袁绍在扩充势力的过程中，与盘踞在冀州西部、并州一带的黑山军发生了冲突，袁绍派兵进剿，黑山军依托太行山区的有利地势与袁军展开游击战，袁军居然拿他们没办法。公孙瓒趁机拉拢黑山军，与黑山军首领张燕来往密切，他们结成了战略同盟，如此以来，袁绍不仅要在北面用兵，还要考虑西面的敌人，要把有限的兵力分出一部分，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正是因为力量悬殊，公孙瓒要为堂弟报仇时袁绍立即服软，但这仅是暂时的，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与公孙瓒迟早有一场恶战。现在这场恶战说来就来了。

“讨袁檄文”里列举的十大罪状

初平二年（191年）底，公孙瓒集结大军南下寻求与袁绍决战，临行前他专门发布了一份檄文。檄文就是公开的宣战书，为自己造势同时攻击、抹黑敌人。写檄文需要功力，因为不光文采要好，而且要有力量，要句句如钢刀。写檄文的高手如今在袁绍手下，他就是大笔杆子陈琳，但公孙瓒也不差，人家好歹也是卢大师的学生。公孙瓒的这篇檄文写得相当有水平，跟后来陈琳骂曹­操­的那篇著名檄文有一拼。这篇檄文完整地保留在《典略》一书中，全文如下：

“臣闻皇、羲以来，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张化以导民，刑罚以禁暴。今行车骑将军袁绍，讬其先轨，寇窃人爵，既­性­*，厥行*。昔为司隶校尉，会值国家丧祸之际，太后承摄，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绍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见质，绍不能权谲以济君父，而弃置节传，迸窜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绍罪二也。绍为渤海太守，默选戎马，当攻董卓，不告父兄，致使太傅门户，太仆呣子，一旦而毙，不仁不孝，绍罪三也。绍既兴兵，涉历二年，不恤国难，广自封殖，乃多以资粮专为不急，割剥富室，收考责钱，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绍罪四也。韩馥之迫，窃其虚位，矫命诏恩，刻金印玉玺，每下文书，皁囊施检，文曰‘诏书一封，邟乡侯印’。昔新室之乱，渐以即真，今绍所施，拟而方之，绍罪五也。绍令崔巨业候视星日，财货赂遗，与共饮食，克期会合，攻钞郡县，此岂大臣所当宜为？绍罪六也。绍与故虎牙都尉刘勋首共造兵，勋仍有效，又降伏张扬，而以小忿枉害于

勋，信用谗慝，杀害有功，绍罪七也。绍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贡，横责其钱，钱不备毕，二人并命，绍罪八也。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婢使，绍实微贱，不可以为人后，以义不宜，乃据丰隆之重任，忝污王爵，损辱袁宗，绍罪九也。又长沙太守孙坚，前领豫州刺史，驱走董卓，扫除陵庙，其功莫大；绍令周昂盗居其位，断绝坚粮，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诛，绍罪十也。臣又每得后将军袁术书，云绍非术类也。绍之罪戾，虽南山之竹不能载。昔姬周政弱，王道陵迟，天子迁都，诸侯背叛，于是齐桓立柯亭之盟，晋文为践土之会，伐荆楚以致菁茅，诛曹、卫以彰无礼。臣虽阘茸，名非先贤，蒙被朝恩，当此重任，职在鈇钺，奉辞伐罪，辄与诸将州郡兵讨绍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续桓、文忠诚之效，攻战形状，前后续上。”

在这篇檄文里，公孙瓒为袁绍总结了十大罪状，其中有几条没有实质­性­意义，比如说袁绍招来董卓之乱就有点打击的扩大化，袁绍本质上也不想制造出来一个专权祸国的董卓，这个责任应该由董卓自己来负。再如不努力*董卓，这种不忠不义的罪名袁绍背负也没问题，但大家其实都有份。这份檄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透露了许多有趣的信息。

比如，说袁绍是如何“矫制”封官的，檄文说他私刻金印玉玺，下达文书时要在封装文书的皀囊上印着“诏书一封，邟乡侯印”，据此公孙瓒认为袁绍是僭越，像王莽一样想当皇帝。这应该是真的，但袁绍自己不会认为这是“矫制”，这件事现在已经有了个新名词，叫“表奏”，不仅袁绍在用，包括公孙瓒在内的大小军阀们都在用。檄文中还大揭袁家的隐私，根据檄文爆料，袁绍的母亲是一名奴婢，一般的史书虽然说袁绍不是嫡出，但对他生母身份都没有具体交代，只有这里说是一名奴婢，现在看来这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杀伤力很大，直接诋毁了袁绍的形象，就好比陈琳后来揭批曹­操­是“赘阉遗丑”一样。

最有意思的是说袁绍重用星工一事，所谓星工可以称为星象学家，也可以叫做算命先生，袁绍看来特别迷信，他跟崔巨业等星工们“与共饮食”，也就是同吃同住，大事小情都要先看看天象才做决定，即使出去抢劫也先要询问星工适宜抢劫的时间和地点。这应该不是完全没影的事，袁绍也确实重用过崔巨业这个人，对他的信任甚至超过麹义、张郃等将领，界桥之战后曾经让他担任总指挥*公孙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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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义从”在界桥全军覆没

《汉末英雄记》对界桥之战的全过程有­精­彩记述。据记载，公孙瓒携大破青州黄巾军的余威率大军南下，到达广宗县境内，袁绍属下的“冀州长吏”纷纷望风而降，“开门受之”。公孙瓒推进到界桥，这里还真有个桥，坐落于清河之上，这段清河正好是清河国和钜鹿郡的界河，所谓界桥可能由此得名。此地已深入冀州数百里，距袁绍的大本营邺县也只有二百来里，公孙瓒逼到家门口，袁绍不拼都不行了。袁绍亲率大军迎敌，在界桥以南二十里处双方相遇，展开一场阵地战。

公孙瓒投入的主力有三万多人，其中二万名步兵，列成方阵，步兵的两侧是骑兵，各有五千人。在整个队阵的中间，是公孙瓒的最­精­锐的“白马义从”，这支部队一般有数千人。《汉末英雄记》说“白马义从”也分为两部，整个公孙瓒这边是“旌旗铠甲，光照天地”。而袁绍一方阵前仅有八百名步兵，步兵后面两侧共有一千名弓箭手，再往后是“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阵”，这个说法有点不确切，袁绍拿不出数万人来，应该是一到两万之间。

战场形势一目了然，公孙瓒并没有把袁绍放在眼里，他以为此战必胜，但他不知道袁绍为此战专门­操­练了秘密武器，就是那列于阵前的八百名步兵。这八百人由名将麹义亲自率领，《汉末英雄记》说麹义久在凉州，很熟悉羌人作战风格，他手下的兵都是“骁锐”。这还不算，为了对付公孙瓒的“白马义从”，他们还专门演练了阵法，打制了对付骑兵冲击的利器，这种武器他们人手一把，只是现在都隐藏在盾牌之下，没有拿出来。他们的盾牌也是特制的，用皮革蒙面，可以抵挡敌人的弓箭，而且很大，可以把整个身体都隐藏在下面。

公孙瓒下令攻击，数千名“白马义从”呼啸而出，而麹义这边的八百步兵都“伏楯下不动”，双方距离只有数十步之遥时，他们“同时俱起，扬尘大叫”，原来这些家伙手里都准备着许多土，扬洒起来迷了人和马的眼睛，让“白马义从”措手不及。同时，他们手里的家伙也亮了出来，这是一种大戟，长且坚硬，前面还带倒钩，专门钩敌人的战马，“白马义从”纷纷倒地，侥幸冲过去的，突然发现两边有上千名弓箭手伺候着，乱箭如雨，“白马义从”就这样在公孙瓒的眼前全军覆灭了。

此战袁军临阵斩公孙瓒所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等以下一千余人，公孙瓒大败，率步骑奔走，来不及回到自己的大营。麹义等人追击到界桥，公孙瓒负责殿后的部队集中到界桥附近与麹义交战，又被麹义打败，袁军攻占了公孙瓒的大营，拔了营门口的牙旗，负责留守大营的人马全部撤走。

袁绍率军跟着杀过来，快到界桥附近时，看见公孙瓒已破，放松了警惕，下马在此设帐，身边只有“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余人”，这个“大戟士”是袁绍给起的名字，就是阵前力破“白马义从”的那八百勇士。正在这时，危险突然发生了，公孙瓒部有两千骑兵突然杀过来，把袁绍等人围了数重，“弓矢雨下”，情况万分危急。袁绍手下的别驾从事田丰扶着他要到一处土墙下躲避，袁绍不­干­，他把自己的头盔摘下来扔到地上，袁绍说：“大丈夫应当战斗而死，躲到墙后面算怎么回事？”袁绍指挥身边的弓箭手还击，强弩乱发，杀死不少敌人，幸好这些敌人不知道袁绍就在其中，眼看攻不下来就撤退了，闻讯赶来的麹义前来增援，袁绍得以脱险。

界桥之战为何被史书所忽视

界桥之战是以少胜多的­精­彩战例，最­精­华之处在于以少量步兵战胜重装的骑兵，在此过程中弓弩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弓箭的杀伤力很强，很早便投入战场，但弓箭的缺点是不能连发，­射­击密度有限，对于急突而至的骑兵往往无法阻挡。“白马义从”驰骋疆场的秘诀就在于速度，他们急驰而来，距离太远弓箭够不着，进入­射­击范围时他们已经到了眼前，弓箭手往往来不及换箭就被骑兵斩杀。

公孙瓒的“白马义从”还有一招，就是能在马上­射­箭，所以即使防守的一方以弓箭还击，也属于对­射­，如果在阵前用步兵还击，则成为他们的活靶子。为了对付“白马义从”的速度和弓箭，袁绍和麹义反复演练，先以“大戟士”携皮盾列于阵前，敌人冲击­射­箭不去管它，用皮盾保护自己，待到了跟前时突然跃起，又是洒土，又是用大戟乱钩乱扎，先对“白马义从”造成杀伤，并破坏其阵形。随后，袁军埋伏的弓弩发挥了作用，为解决弓箭不能连发的问题，后来出现了弩，这种武器经过不断改良，逐渐加强了力度，袁绍埋伏在“大戟士”身后的是“强弩千张”，瞬间便有密集的箭雨­射­出，“白马义从”来不及冲到袁军步兵跟前便纷纷落马了。

“白马义从”是­精­锐中的­精­锐，王牌中的王牌，他们跟着公孙瓒四处征战，从来没有吃过败仗，他们的瞬间覆灭彻底动摇了公孙瓒的军心。其实凭实力而论，即使没有“白马义从”，公孙瓒仍然占优，袁绍要想取胜也很难。但公孙瓒此时军心已乱，转眼溃不成军。公孙瓒在界桥惨败完全在于自己轻敌，不了解敌人的招数，在初战失利的情况下又没能组织起有效反击，所以大败。

这场战役不仅­精­彩，而且改变了北方的势力格局，战前公孙瓒一支独大，刘虞和袁绍次之，袁绍在与公孙瓒对抗中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界桥之战打击了公孙瓒的上升势头，为袁绍挽回了关键的一局。

但这场战役无疑被史书忽略了，《三国志》对这场战役的记载仅有十几个字：“绍军广宗，令将麹义先登与瓒战，生禽纲。”《后汉书》对界桥之战记述相对较多，但几乎全文照录《汉末英雄记》。对界桥之战的忽视，除了《三国志》等史书在政治立场上更倾向曹­操­而贬低袁绍之外，还在于界桥之战后没有立即形成袁绍在北方独大的局面，袁绍与公孙瓒转入拉锯战，袁绍后来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消灭公孙瓒。从这个角度看，界桥之战就不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以及夷陵之战那样具有转折­性­和戏剧­性­了。

而为袁绍立下首功的麹义，却没有落到一个好结局，根据《汉末英雄记》等史书记载，麹义后来被袁绍杀了，原因是他“恃功而骄恣”，袁绍杀麹义不知在何时，史书对其中的详情没有记述，成为一桩历史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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