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欧洲政治稍稍革新,人民干政的范围大扩张,大陆上国家社会主义的干涉政策成效大显,人民对国家的信任也渐渐增加。但十九世纪的政治说到底还只是中等阶级的政治。
到了近几年,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渐渐起来勃兴,团体稳固,势力成形。他们不信任建立于资产阶级之上的集权政府,而是要求一个给地方和职业分权的政府。他们的运动,并不是不信任国家,而是要求一个更能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国家;不是无政府的运动,而是一种改善政府组织的运动。
2.多元主义的政治学说,并不是个人主义的复活,乃是个人主义的修正凡是个人主义者,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方面只承认个人,另一方面也承认空洞的“大我”“人类”;他们否认的只是介于“人类”与“我”之间的种种关系,如家庭、国家之类。他们不愿意受到那些关系的束缚,所以想像出种种“天赋人权”当作反抗的武器。
一元主义的政治学说早已指出他们的谬误。一元主义说,“权利”是法律的产儿,没有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保障,哪有权利可说?一元主义的话虽有理,但不能让个人主义者心服。
多元主义的政治哲学虽然不否认个人,但也不承认个人是孤立的;多元主义不但不否认家庭国家的真实,还指出个人与人类之间存在无数“重皮叠板”的关系。你在家是一个儿子;在宗教是一个浸礼会会员;在职业方面是印刷工人会的会员,又是上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在政治方面是国民党的党员,是妇女参政运动会的会计,又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你在每一个团体里,有权利,也有义务;受影响,也影响别人;受管理,也管理别人。国家不过是种种人类社会的一种,公民的权利义务不过是种种人类关系的一种。所以贝尔克说:
如果我们是现代个人主义者,那我们就是集体的个人主义者。所以当前的政治问题不是斯宾塞说的“个人对抗国家”的问题,而是贝尔克说的“群体对抗国家”的问题。3.现在的政治思想为什么不反抗“干涉主义”?
十八世纪的几块大招牌,“自由”“平等”,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期,反而变成资产阶级的挡箭牌了。工人要求政府干涉资本家,要求取缔工厂,改善劳工待遇的立法,资本家便说这是剥夺他们营业的“自由”,便说这种劳动立法是特殊阶级的立法,是违背“平等”原则的。放任主义的政治造成了有力阶级压制无力阶级的政治!所以赫胥黎批评斯宾塞的放任主义,把他叫做“政治虚无主义”。
现代思想之所以不反抗干涉主义,正因为大家渐渐明白政治机关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一种重要工具。这个工具用得恰当,可以保障社会弱者,限制社会弓虽暴,维持多数人民的自由,维持社会相当程度的平等。
所以,现代政府强迫儿童入学而父母不反抗,强制执行八小时工作制而工厂主不反对,禁止儿童做工而不为剥夺做工自由,抽富人所得税至百之五十以上而不为不平等。所以现代的政治问题不是如何限制政府权限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这个重要工具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福利的问题。所以,我们与其沿用容易遭人误会的“干涉主义”,不如改用“政治工具主义”。
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
一、公义即权利
今天所要说的,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权利”观念。换一句话说,就是“公义”。
但是我们今天不用“公义”二字的原故,是“公义”二字,在政治哲学上用得太宽泛,所以用“权利”替代。权利就是“公义”,讲“公义”必先从权利着手,这一层是与政治哲学上相关的地方。“权利”本是法律名词,用在一个人上或一个团体上,施行或应用,全是法律和政治学上的权利观念。如果就个人应有的权利来说,就涉及道德。
很难对权利的观念下一个准确的解释。但它至少含有两层意义:一、权利,绝不是某个阶层单独占有的。二、权利,也不能由某种更高的阶层施予。某种阶级和某种地位所独占的权利,是一时权利,过此时代,仍然没有。至于在上的人给予的恩惠,全以高高在上者的意志为转移,随时给予,随时收回。权利不是这样。
照权利观念的进化说,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侵犯权利,也不能收回,它是人人应有,谈不上取予。不管地位高低,金钱多少,年岁大小,性别或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