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过了一周神仙日子后，郁达夫记挂着出版部，乘火车赶回了上海。在火车北站下车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正碰上闸北戒严，不能出车站一步，他只好在寒风里坐到天明。天亮后戒严解除了，他慢慢地走回出版部去，路上碰见一伙士兵押着几个被铁链缚着的工人走过。他倒吸了口凉气，感到那铁链的冰寒直砭着他的骨髓。
回到出版部，却见大门紧闭。郁达夫用力拍打着门，边拍边叫。过了半天黄会计才从门缝里露出脸，紧张地左右看了看，放他进去。
他问：“怎么半天不应？”
黄会计说风声很紧，他可不敢随便开门，还说出版部的几个伙计都逃走了，他若还不回来，他也要走了。
“为什么要走？”郁达夫一听就急了。
“前天来了个戴礼帽的家伙，盘问了半天，说创造社出的都是赤色书刊，说不定哪天要查封，还要抓人！郁先生，我们都赶快躲躲吧！我可不想坐牢吃苦头，更不想掉脑袋！”黄会计说。
郁达夫气忿地：“躲什么躲？我们是合法经营，他说查封就查封？真是岂有此理！去，你赶快把那几个伙计找回来，我们照常营业。”
“我可怕……”
“有什么好怕的？我是总务理事，天塌下来有我顶着，要抓也只会抓我，跟你们当伙计的无关！人家讹诈几句，你就尿裤子了？”
“我看，还是避一下风吧。”
“我们又不是共产党，有什么好避的？这里的事，我说了算，快去找人吧！你要走也行，以后就别在这儿干了，你仿吾表叔问起，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黄会计挠挠脑壳，只好找伙计们去了。郁达夫赶忙处理几天里积压下来的社务，又给王映霞去了一封报平安的快信。到邮局寄信时，他顺便买了份外国报纸来读，才知道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另一个国民政府。当晚，他在日记里写道：“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我也不甘再自暴自弃了，“
日本《文艺战线》的两名记者来出版部来找郁达夫，一个叫小牧近江，另一个叫里村欣三。他们说在国内时就久闻郁先生大名了，先生又在日本留学过，愈发感觉亲切，仰慕之至，这回有幸来上海，特意前来拜访。郁达夫用多年不用了的日语说：“你们来得真不是时候，恶势力正嚣张，革命者在喋血！”
里村欣三却说：“或许应该说，我们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很想知道，我们的读者也很想知道，郁先生这样的作家，对中国眼下的状况有什么样的看法？”
郁达夫直言不讳：“我丝毫不隐藏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中华民族，现今在一种新的压迫之下，其苦闷比以前更甚了！民众的痛苦，也愈发深重了！现在我们不但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就是言论的自由，也被那些新军阀剥夺去了！”
小牧近江问：“对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先生，您有什么评价？”
“我可以断定，这是一个独裁和专制的政府！至于蒋介石，他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这一回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功败重成，是他一个人的责任！现在他还反过来，勾结英国帝国主义者、日本资本家和中国的旧军阀、旧官僚等，联合成一气，竭力地施行他的高压政策，虐杀政策！凡将枪口对准不同政见之党派和民众，都是暴君和独裁者，无论中西，概莫能外！所以我们觉得，蒋介石之类的新军阀，比往昔的旧军阀更有碍于我们的国民革命！他是一个犹大；是一个革命的背叛者，他比旧势力更懂得如何扼住革命的喉咙。”郁达夫越说越激动。
里村欣三说：“嗯，很精辟！先生可不可以把这些言论写下来，交给我们《文艺战线》发表？”
郁达夫说：“完全可以，标题嘛可以叫作《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明天就可交给你们！”
翌日，郁达夫就将写好的文章交给了两位日本记者，并送他们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到出版部后，黄会计忍不住多嘴道：“先生，我看您太不谨慎了。”
“我哪里不谨慎？”他问。
黄会计说：“我昨天听你和日本人说话，好像说了蒋委员长的名字吧？会惹麻烦的！”
郁达夫没好气地：“什么麻烦，会掉脑袋吗？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如果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那我们还活着干什么？不如死了算了，那就什么麻烦也没有了！”
话是这么说，可麻烦果然还是惹下了。
麻烦之一，就是郁达夫一直视为朋友的许绍棣这天来到上海，与市党部宣传部长周士杰进行了一番饶有意味的谈话：
“不知哪阵风把许厅长给吹来了？”
“还有哪阵风？委员长的清党之风呗！”
“噢？主管浙省教育的许厅长，也抓清党？”
“兄弟有所不知，近日我亦到省党部兼了职，做了党官。”
“那恭喜你呀，不知任何职？”
“跟兄弟一样，也是宣传部长。”
“啊呀，羡慕之至，羡慕之至，既当部长，又当厅长，既是党官，又守着肥缺，这样的美事，天下少有！”
“周部长见笑了，教育厅长能有多少肥水？为国效力而已。”
“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何况厅长乎？哎呀，北京政府当政，你是厅长，现在南京政府主权，你还是厅长，许厅长真是左右逢源呵，佩服佩服！”
“周部长还有所不知，多年以前我就是国民党员，为党国做事了！”
“这说明你有先见之明嘛，佩服，佩服！无事不登三宝殿，不知许厅长、许部长前来，有何贵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