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思想斗争了好久。”
“为什么？”
“怎么跟你说呢，说出来怕惹你生气。”
“说吧，没关系。”
“是这样，”大伟停顿一下接着说，“你找的那个人其实早就离开公司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告诉你。”
对方沉默一会儿轻声说：“谢谢你，没关系。”
“这样吧，”大伟以轻松愉快的语气说，“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5）
“为什么？”
“不为什么。要么就为你那让我回味一夜的甜美声音吧。”
对方没说话。好像在思考，或是干脆走神。
“给我一点机会好不好？”大伟知道这时需要逼一下，否则没戏了。
“今天不行，改日吧。”
大伟终于将陆丹约到了“111”餐厅。这其实并不难。深圳男人愿意找便宜的午餐，而女人更乐意享受免费晚餐。
选择“111”也还是为了便宜。这个位于八卦路的台湾餐厅主要经营野山菇火锅，价廉物美，不失体面。由于传说野山菇有益于美容，并且“111”寓意“1+1=1”，大有合二为一之意，故渐渐成为时下深圳“准白领”阶层的孤男寡女们享受便宜午餐和免费晚餐的首选地。
陆女士并不像电话里那么甜美，或者说远不及大伟想象的那么年轻漂亮。大伟立马在心里将对方的称呼改了。不过既然已经约别人来了，总不能临阵脱逃吧。再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吧。大伟依然表现得很热情很欣赏对方的样子。请对方入座，请对方点菜。趁着陆丹低头看菜谱的空当，大伟仔细打量了这位“话中情人”。
应该说陆女士还算漂亮，只不过年龄比嗓音老许多。少说也有三十五吧。而且气色不好，有点苍老加憔悴。大伟豁然有些怜悯对方来。大伟知道深圳有许多这样三十几岁的单身女士，她们大都曾经年轻漂亮，受过良好的教育，于是不甘心命运的摆布，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到深圳，并且沉淀下来。不管她们的事业有没有成功，不管她们赚没赚到钱，有一样是肯定的：嫁不出。当然，她们中因事业特别成功而“娶”了小新郎的例外。这也难怪，她们再婚的对象不能小于自己，不能劣于自己的前夫，而在深圳有点事业基础的三四十岁的王老五谁去娶一个三十多岁的徐娘？
那顿饭他们谈了什么大伟记不清了。说实话，大伟压根就没用心。但后来大伟送陆女士回家的事却记得清清楚楚。
陆女士的家离“111”餐厅不远。是那种具有明显深圳特色的单身公寓。进门就是一张大床，很能引发欲望。大伟见陆女士脱了鞋进屋，也只好入屋随俗。墙壁上一张陆女士早年时巨幅艺术照，年轻美丽*。“这是前年照的。”陆女士解释道。大伟不信，但没有反驳，反而大大赞美了一番。真有逢场作戏之感。
床对面一张长桌，上面是一架电视机，电视机上一个小像框，里面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大伟提了鞋子朝里走。大伟并不怕丢鞋，他觉得女士门口有一双男鞋不好。里面是一个阳台兼厨房，阳台的端头是一个很小的卫生间。大伟将鞋放在阳台上，转身发觉陆女士站在屋中央看着自己。大伟有点难堪，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
“你不会认为我是坏女人吧？”还是女人先打破尴尬。女人问这话时脸上毫无表情。女人的话使大伟动情。大伟想着男人女人其实都不容易。大伟情不自禁地向前跨两步，把女人拥进怀里，贴着她耳根说：“大家都不容易。”大伟说这话时不是演戏，是说心里话。大伟说着就将女人搂得更紧，大伟想给她安慰。大伟开始亲女人。他不好意思上来就亲嘴。大伟亲女人的臂膀。大伟发觉三十几岁女人的臂膀和二十几岁的亲起来感觉差不多。
“要不要先冲个凉？”女人问得很轻很小心，但给大伟的冲击却很大。大伟不再亲臂膀了，直接亲嘴，并且顺势滚到床上。女人好像更等不及，隔着裤子握大伟的器官。大伟兴奋得受不了，边亲边*服，三下两下俩人已*。大伟根本来不及欣赏女人的身体，一下子就进去了。这时候女人似乎比大伟还急迫还兴奋。大伟看见女人张开大嘴，闭紧双眼，满脸通红，眼角涡着说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的液体，嗓子里发出与大伟进出同步的呻吟。像是伴奏。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6）
物极必反。太激奋了也就维持不住了。大伟还想在里面多待一会儿，无奈推出机制已经形成，自动退缩。大伟想着冲完凉再来一次，这一次定要好好欣赏，慢慢品尝。
俩人冲凉时，大伟发现这女人身材不怎么样，ρi股和腰之间没有界限。不过大伟对此不能有所表示，再说大伟的激|情尚未退尽。女人往大伟敏感部位抹肥皂，大伟感到很惬意，也替女人抹。抹着抹着，女人突然说：“我这个月电话费还没交呢。”女人说这话时并没有抬头看大伟，而且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但大伟还是听见了，并且听得相当清楚。大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大伟赶紧洗，关键部位重点洗，洗完之后赶快出来穿衣服。
大伟穿好衣服时女人刚好出来。大伟当着女人的面从钱包里抽出两张一百元放在枕头边。大伟身上只有这两百元了。大伟出门时身上有三百元，刚才午餐用掉几十，现在只剩下车费了。女人看看枕边的钱，又看看大伟，说：“这就走了？”说得很轻，很温柔。“走了，”大伟说，“还有事。”女人将大伟送出门。大伟说再见。女人说走好，再联系。大伟说再联系。
大伟很后怕。他不敢肯定这女人是不是也是一种鸡。如果是鸡就有可能有病。大伟刚才什么措施也没采取。大伟担心这女人过几天会不会找上门来，声称自己怀孕了之类的怎么办？这么想着大伟就更加害怕。他后悔认识这个女人，后悔约女人去吃那个午餐。
午餐（3）
程武俊在楼下等安莉。这已经成习惯。凡是要出门，程武俊就早早地下楼等安莉。通常十五分钟就能等到安莉。而如果留在楼上等，要等多少时间就不好掌握了。曾经有几次，安莉没完没了地试衣服，每试一套就问程武俊好看不好看，程武俊说好，非常好，如果程武俊说不好，那么安莉肯定不高兴，而且还要重新试一套，不更耽误时间？然而，“好”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即便程武俊说好了，说非常好了，安莉还是想再试一套更好的，于是，整个下午就全部用来试衣服了。那几次或许可以，今天不行，今天他们不是出去逛街，而是去吃午饭，总不能陪她试一下午衣服连饭也不吃了吧。今天是周末，他们起得晚，没吃早餐，午餐是一定要吃的，所以，程武俊早早地下楼，在楼下等。
楼下是一个书报摊。程武俊一边等一边翻看报纸。当然，也不是白看，通常看完了，准确地说是等安莉下来了，程武俊就把刚才翻看的报纸归顺好，放回原处，然后掏钱买一本杂志，比如买本《读者》或《小说月报》，然后挽着安莉该干吗干吗，不欠摊主的。一来二去，与摊主熟了。这时候摊主见程武俊下来，就主动跟他打招呼，问程武俊：出去吃饭呀？程武俊回答：是，出去吃饭。
“还是你们好，”摊主的老婆说，“不用自己做饭。”
摊主老婆显然是恭维程武俊，但程武俊听了并没有找到飘飘然的感觉，相反，还有些隐隐作痛。说实话，在单位吃了一个礼拜的盒饭，周末真想在家好好吃一顿自己做的，但安莉是上等人，下厨房这样的事情是万万做不得的，而程武俊多少有些大男子主义思想，一次两次还好，一年到头一个大男人做饭给老婆吃，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平常在单位吃盒饭，到了周末就上饭店。这不，连楼下卖报纸的都看出规律来了。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7）
程武俊继续翻报纸。周末的报纸版面少，而且内容空洞，经不起程武俊翻，几下翻翻，就翻不出感兴趣的内容了。
程武俊掏出手机，打开翻盖，看看几点钟。
十二点三十，正是吃午饭的时间。
程武俊记得他是十二点过一点下来的，已经超过十五分钟。
程武俊想打一个电话上去问问。
想了，但是没有打。
这也是经验。如果打电话问了，就等于是催了，或许安莉可以早一点下来，但整个中饭就不要吃了，必须一直哄着她吧，等把她哄好了，自己不吃也饱了。所以，打电话得不偿失，明智的做法是继续等待。继续等待虽然多消耗一点时间，但起码还能吃一顿安稳的午饭。
报纸实在没有什么可翻的了，程武俊开始翻杂志，但不是翻《读者》或《小说月报》，而是翻《知音》或《女报》。《读者》或《小说月报》反正要买，买回家之后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翻，而《知音》或《女报》这样的杂志并不打算卖，正好现在可以翻着看看。本来纯粹是消磨时光的，但翻着翻着，有一篇文章引起程武俊的注意。
这是一篇讨论幸福的文章。说如今的人有钱了，不生孩子不做饭了，搞得家庭不像家庭了，反而没有幸福感了。
程武俊脸红了一下，感觉这文章就是写他的，准确地说是写他和安莉俩的。因为他们俩就不要孩子不做饭。
这么想着，程武俊就下意识地偷偷看摊主一眼，像是怀疑摊主也看过这篇文章，并且已经认定文章就是写程武俊和安莉的。
摊主和他老婆正在吃饭。程武俊下意识地看他们一眼时，恰好看到摊主老婆在给摊主夹菜。程武俊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为别人夹菜了。好像还是在内地的时候有这种情况，那时候生活困难，难得吃一次好菜，所以偶然吃一次好菜，就有人为别人夹菜。比如父母给子女夹菜，子女为老人夹菜，主人给客人夹菜等等，渐渐地，为别人夹菜成为当时餐桌上的一种礼节，但是，事过境迁，现在生活好了，好东西吃不完，整天惦记着减肥呢，哪里还有替别人夹菜的？再说，替别人夹菜也不卫生呀。所以，虽然是偶然撇一眼，但摊主老婆为摊主夹菜的举动还是引起了程武俊的注意。这一注意，还真看出来名堂。程武俊看到他们只有一道菜，是一道大杂烩，有萝卜干，红辣椒，毛豆，还有鸡翅尖，摊主老婆往摊主碗里夹的，就是鸡翅尖。
鸡翅尖程武俊知道，除了皮就是骨头，没什么吃头，他和安莉每次吃鸡的时候，鸡翅尖最后肯定是和鸡头鸡脚鸡ρi股一样丢掉。程武俊没有想到鸡翅尖还可以单独剔出来卖，还能单独用来做菜，是不是因为便宜一些？然而，大约是饿了的缘故，这个平常正眼都不瞧一下的鸡翅尖此时竟然引起了程武俊的食欲。他想象着如果这时候自己吃一块摊主老婆这样做的鸡翅尖应该味道不错吧？比如有些微辣还有些滑爽？以前怎么没想到它的滑爽和它的微辣呢？程武俊这么想着，口里就开始生津。他赶紧用杂志遮挡一下，同时再次瞟摊主一眼，担心自己的反应被摊主看见。然而，偏偏就有那么巧，程武俊在这样瞟一眼摊主的时候，摊主恰好也抬眼看程武俊。程武俊一惊，赶快掩饰，没话找话，问：小孩呢？
在程武俊的印象中，摊主是有小孩的，好象还不止一个，至少两个。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8）
“跟他小姨吃肯德基去了。”摊主还没有回答，他老婆就已经抢答了，并且回答的时候还一脸自豪，不知道是为孩子的小姨自豪，还是为孩子能吃上肯德基自豪。
摊主显然是没有来得及回答，这时候只能用微笑和点头表达同样的意思。并且把微笑放大，放大到比老婆更自豪的程度。
“你们好像不止一个孩子吧？”程武俊问。既然已经问到孩子了，就应该接着问，否则就是不诚心了。
这次摊主的老婆没有抢着回答，而是警惕地朝四周看看，像是担心被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听见。而摊主也没有回答，只是点头，使劲地笑着点头，但是眼睛不看程武俊，像是得意，却又不敢过于喜形于色的样子。
程武俊知道对话不能继续下去了，继续下去会影响别人吃饭，也难免自己难堪，于是立刻掏钱，买杂志，就买手上这本《知音》杂志。
程武俊离开书报摊，到对面找一个地方坐下。好在他们居住的是高尚小区，虽然住在里面的人不一定个个高尚，但设施绝对高尚，对面林荫下正好有一张铁框木条椅，坐在上面既能看得见自家单元的出口，又能看得见书报摊，一般不会让安莉漏掉。
程武俊坐在木条椅子上继续看杂志，但看了半天发现还是那一行字，根本没看进。
虽然没有看进，但程武俊心里想的问题却和杂志上那行字高度地一致。“幸福”、“家庭”、“孩子”、“做饭”这几个关键词不仅在那行字当中出现，也在程武俊的大脑中反复出现。程武俊当初从内地来深圳，直接动机是想多挣钱，当时程武俊遇到很多烦恼，并且几乎一切烦恼都与钱有关，或者虽然与钱无关，但只要有钱就能解决。比如涨工资，别人涨了，自己没有涨，烦恼，但如果有钱，有足够的钱，还在乎那一级工资吗？还有单位分房子，别人分到了朝东的大房子，自己分到了向西的小房子，烦恼，如果有钱，有足够的钱，自己买一套大的、朝东的、向南的、楼层适中的房子，还在乎单位分什么样的房子吗？所以，当初他毅然决然地来到深圳，因为深圳的工资高，有钱，深圳人回到内地都不住父母家里，而住高级宾馆，跟海外华侨回来的做法差不多。如今，程武俊果然在深圳站住脚了，住进了眼前这个高尚小区，买了广州本田车，娶了年轻漂亮高学历的安莉，过去那些烦恼确实没有了，但自己感到幸福了吗？或许刚刚拥有这一切的时候感到过，但很快就没有了，因为很快就有新的烦恼冒出来了，而且后来者居上，这些新烦恼比旧烦恼更加让他烦恼。
首先就是吃饭，程武俊感觉只有在自己家里吃饭才叫吃饭，平常在单位吃或周末到外面吃都不能叫吃饭，只能叫进食，程武俊现在就天天进食但却从来都不吃饭。人不吃饭还能幸福吗？其次是想孩子。三十大几的人了，能不想有个孩子吗？但生孩子不是程武俊一个人能完成的事，他想生，安莉不想生，实现不了。安莉不想生的主要原因是生不起。安莉给程武俊算过一笔账，说在深圳把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到培养成|人起码要一百万，而生孩子后，要请保姆，家里人口增加一倍，肯定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不求比现在这个房子好，只要保持现在这个房子的水平，大一点的没有一百万不行，于是安莉说，如果你能拿出两百万出来，我就生。程武俊当然拿不出两百万来，程武俊是个遵纪守法的公职人员，他知道这个收入稳定的位置来之不易，舍不得轻易丢掉，因此也就不敢发横财，所以，估计这一辈子也不会一下子拿出两百万来，因此，就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孩子了。一辈子没有孩子能幸福吗？程武俊觉得奇怪，自己和安莉每年稳定收入在十万之上，怎么连个孩子都生不起呢？而楼下这个摆书报摊的，怎么看也不会比他们富裕，怎么就敢生孩子，而且还不止生一个呢？程武俊于是就疑惑，是不是经济条件越差的人越容易满足，因此也就越幸福？还比如对面这个摊主，老婆吃饭的时候往他碗里夹一块鸡翅尖他感到幸福，孩子被小姨子带去吃一顿肯德基他感到幸福，甚至连程武俊在他那里多买两本杂志他也感到幸福，因此，他几乎天天都可以感到幸福，而程武俊则天天找不到幸福。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9）
程武俊有些沮丧，对安莉也似乎产生了意见，甚至觉得当初不该找这样的老婆。但是，安莉可是他自己精挑细选的呀，当初不就是想找一个年轻、漂亮、高学历的女孩吗？安莉不就是这样的女孩吗？当初娶了安莉之后不是感觉自己非常成功非常令人羡慕吗？怎么，现在又后悔了？
安莉终于下来了。
安莉显然经过精心打扮。那么得体，那么艳丽，那么光彩照人并充满青春的活力。
完了，程武俊想，要继续饿一阵子了。安莉这么漂亮的打扮怎么能进门口的大排档呢？必须找一家能与她这身打扮相适应的高档餐厅才合适，比如去彭年酒店顶层的旋转餐厅，而如果要去那样的地方，就必须开车，就必须花费一些时间，因此，程武俊就必须再忍饥挨饿更长一段时间。
午餐（4）
阿凤要买临海山庄，阿娟反对。阿凤说：“反正不用我出钱，当然要买最贵的，最好的。”
阿娟说：“最贵不假，但最贵的未必就是最好的。”
阿凤说：“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最贵的当然是最好的。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话说到这个份上，阿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她理解妹妹。彪哥对她好是好，要什么给什么，但阿凤手里实打实的现钱并不多。彪哥不傻，阿凤手里现金要是多了还能听他摆布吗？所以，彪哥给阿凤的钱够她大手大脚地花，但要攒多少私房钱并不容易。于是阿凤心里就有气，但这种气愤是发不出来的。彪哥说的有理：“你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还留那么多钱干什么？”
是啊，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阿凤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但是姐姐阿娟知道。阿娟是过来人。阿娟私下对妹妹说：“钱多了你就觉得安全了。”
阿娟说得对。阿凤要钱的目的就是要安全。钱多了就真的安全了吗？阿凤说不清楚，但她知道彪哥对她再好也不可能正式娶她，她永远得不到名分，没名分就没保障。如果自己将来老了怎么办？假如哪一天彪哥另有新欢怎么办？万一哪天彪哥突然遭遇不测怎么办？于是阿凤就想多要钱，钱多了才有保障，钱多了才有安全感。但彪哥有彪哥的原则。彪哥的原则是除了钱之外，要什么给什么。这不，刚给她买了辆小本田，又张罗着给她买别墅，并且说好了，指哪栋买哪栋，房产证写阿凤的名字。阿凤的想法简单实用：挑贵的买。
阿娟当然不反对阿凤买最贵的别墅，但阿娟不想让她买临海山庄。阿娟有点迷信。有点迷信的阿娟请人看过，那人说临海山庄的风水适合做坟地，不适合做住宅。阿娟心里就有阴影，就想让阿凤换个地方，但她不便明说，怕说出来不吉利。她不明说阿凤就不明白，不明白她就坚决要捡最贵的买。
阿娟现在很后悔。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说明白，没有坚决反对。她想，如果当初她说明白了，坚决反对了，或许阿凤会听她。但是转念一想，假如当初她说明了，坚决反对了，阿凤就一定听她的吗？未必。阿凤有阿凤的主张。她当初曾坚决反对阿凤跟彪哥，不是也不起作用吗？再说，即使当初她坚决反对了，并且阿凤也听她的了，没有买临海山庄，就能保证不出事吗？更未必。彪哥住哪都养狗，都会备猎枪，要出事照样出事。说来说去，这都是命呀！
阿娟以前是不迷信的，不但不迷信，而且还嘲笑迷信。前些年阿娟出嫁时，母亲掐着指头算了半天，说：“今年是寡妇年，不宜婚嫁。”阿娟哪里听她这一套？照嫁不误。不仅照嫁不误，而且还嘲笑母亲：“什么寡妇年光棍年？迷信！”当然，这也不能说阿娟不孝顺，阿娟就是心里想孝顺，她肚里的孩子也不同意。孩子太小，还没成形，没法跟他商量。那时候人们还没有如今开放，未婚先孕还不像今天这般光彩。今天不仅未婚先孕光彩，像妹妹阿凤这样不明不白地跟了个有妇之夫仿佛也很光彩，要不然去年春节阿凤怎敢将彪哥大模大样地带回村里？当然，前提是彪哥有钱，如果彪哥不是那样出手阔绰，也难保村里一点闲话没有。一阔遮百丑。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10）
阿娟是从丈夫车祸之后开始迷信的。也由不得她不信，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有了，她真的成了寡妇，你说她还能不信吗？丈夫死后，她一人支撑一个破碎的家，更需要亲情。她将已经长成大姑娘的阿凤留在了深圳，一方面想身边有个贴心人，另一方面也想减轻父母那边的负担，但最主要的还是为了阿凤好，毕竟深圳的机会多于乡下。要早知道是这个结果，打死她也不会将阿凤留在身边，留在深圳。只怪世上没有后悔药。想来想去，还是命呀。
阿凤不信命。阿凤自信比姐姐有主见。阿凤对妈妈说：“什么命不命？命是靠自己掌握的。那些自认为命不好的女人其实是自己思想有问题，太软弱，缺主见，不能趁年轻抓住机会，到时候什么也没有了，就怪自己命不好。借口罢了。”
阿凤以前不是这样看姐姐的。姐姐阿娟曾经是小溪村最漂亮的姑娘。正因为最漂亮，所以阿贵在当兵退伍到深圳后，才专门回到村里将阿娟娶进了城。那时候，阿贵是小溪村小伙子的楷模，阿娟是村里姑娘的骄傲。父亲们骂儿子不争气，开口就说：“你怎么不学学人家阿贵？！”母亲们教导女儿，总是叹气：“你要像人家阿娟我就享福了。”但事实上，妈妈并没有享到阿娟的福，只是空落了个好名声。深圳人才济济，退伍兵阿贵在深圳的最高职位是当彪哥的司机，而且好景不长，干了不到两年就将命交给了车。阿娟无悔无怨，说这都是命。阿凤不信命，阿凤信自己。
信自己的阿凤按自己的主见抓住了标哥，又按自己的主见入主临海山庄。阿凤现在心安理得地住在临海山庄，享受着真正富人的生活。但她知道，这别墅本不该是她住的，姐姐阿娟才应该是这里的主人，但阿娟自己想不开，自己放弃了，这才轮到她阿凤。不过阿凤对姐姐并不领情，她自认为自己青春亮丽，而深圳比彪哥有钱的人大把，她根本不需要与姐姐争彪哥，事实上她也确实没跟姐姐争，是姐姐阿娟自己拒绝了彪哥，主动放弃了一举成为上等人的机会，彪哥才转而进攻妹妹阿凤的。其实也用不着彪哥“进攻”，阿凤早就想开了，机会难得，一把抓住不放。
彪哥是讲良心的。司机阿贵出事后，彪哥一次就出手二十万，还把他老婆阿娟安排进工厂，亲自照顾。然而照顾照顾着，他就想来个彻底照顾，干脆请阿娟搬到他那豪华公寓住算了，反正彪哥的老婆在台湾，一年也来不了两次，生过孩子的阿娟非但未显老，反而愈发动人，像熟透的水蜜桃，更加秀色可餐。彪哥虽然五十多了，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明明比阿娟的父亲还大三岁，但年轻得让你不得不张口喊他“彪哥”，哪怕喊“彪叔”都好像把人喊老了。阿娟去年才二十八岁，她怎么也接受不了比自己父亲还大三岁的彪哥，再说阿贵尸骨未寒，阿娟对任何男人都不会接受。二十八岁的阿娟不干，二十一岁的阿凤干。有人说男人女人做那事是因为女人想开了，男人想通了，这话有道理，因为女人越年轻应该越想得开。
五十几岁的彪哥对二十一岁的阿凤并不放心。他知道阿凤早完有一天会离她而去。他们的关系本来就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维系他们关系的天平筹码一边是青春，另一边是金钱。当然，青春是亮丽的青春，丑的没有活力的不行，金钱是巨大的金钱，少了舍不得花了不行。彪哥是爱阿凤的，否则为她买车买别墅干什么？虽说金钱不能代表爱情，但男人如果不爱女人是绝对不会为她买本田置别墅的。阿凤也是爱彪哥的。尽管姐姐阿娟死活不信，并且说：“如果他是个穷光蛋你还爱他吗？”阿凤回答：“但他不是穷光蛋呀，而且恰恰相反，他是大老板。我爱大老板的彪哥，不爱穷光蛋的彪哥。此彪哥非彼彪哥，有什么不妥吗？”姐姐没话说，或者说是气得说不出话。但妹妹不气，妹妹笑，笑姐姐什么都不懂，连金钱的化学作用都不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11）
不放心阿凤的彪哥一面付出大量的金钱，来加重自己这边的筹码分量，一面又对阿娟防患于未然。前面说的给物不给钱就是防范措施之一。彪哥送给阿凤的车是挂公司的名，阿凤可以天天开，但绝对不能据为己有。那时候阿凤还小，还刚出道，没在意。但阿凤进步很快，半年之后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明白道理的阿凤就对彪哥撒娇耍赖，吵着要将汽车过户到自己名下。彪哥一口答应，并且一本正经地陪她去办过户手续，但车管所不同意。车管所大盖帽吼他们：“想走私呀？！外资企业申请指标买的免税进口车，怎能过户到个人名下？”吼得阿凤大眼瞪小眼，吼得彪哥心花怒放却装得一脸委屈，撇着台湾普通话说：“你们大陆法律好奇怪哟。”
吃一堑长一智。这次买别墅阿凤有言在先，一定要挂在自己名下，否则拜拜，说到做到。彪哥说：“一定，一定。”彪哥一诺千金，说话算数，别墅的房产证上果然是阿凤的大名。姐妹俩关上门仔细研究过，确实是真的，连身份证号码都一字不差，假不了。但他们拿到的只是复印件，原件在银行押着呢，要二十年之后付清按揭款才能交还本人。二十年，再好的黄花闺女也变成黄脸婆了。彪哥值。
彪哥还养了一条大狼狗。真够大的。除非彪哥在场，否则见谁咬谁，专门咬男人，真咬。彪哥对阿凤说：“狗是看家护院的。我老是出差，你一人在家，养条狼狗我放心多了。”彪哥没说假话，他是放心多了。贼大的狼狗，一防强盗二防偷。不仅能防偷东西的小偷，还能防偷阿凤的大偷。养就养摆，阿凤并不反对。阿凤家在乡下也养狗，阿凤的性知识最初还来源于狗的*呢。阿凤蛮喜欢狗。
彪哥养狗不单是防贼，他确实也是为了防身。彪哥有个结拜兄弟在东莞开鞋厂，前年还真不明不白地死于非命。多好的结拜兄弟呀，从小在高雄一块长大，说分尸就让人给分尸了。彪哥不得不防。要防身的标哥不仅养了条大狼狗，还配了杆猎枪。猎枪就挂在床头的墙壁上，坐在床上伸手一拿就着。既是装饰品，又是防身的好武器。猎枪的子弹是上膛的。阿凤喜欢狗，不太喜欢猎枪。但这事由不得她，彪哥是小事让着她，大事绝不含糊。配猎枪是大事，有前车之鉴，彪哥毫不含糊。毫不含糊的彪哥不仅坚持在床头挂了杆猎枪，而且还教会阿凤开保险扣扳机。后来公安们分析说，如果阿凤不会放枪，或许她还死不了。这些当然只是推测，不足为据。
不放心归不放心，但彪哥宠爱阿凤是真的。也由不得彪哥不真心疼她，毕竟阿凤是黄花闺女跟了他的。这一点彪哥懂，谁也别想骗他。
彪哥跟阿凤俩没谈过“恋爱”，而是直接谈“条件”。彪哥说：“只要你没骗我，确实是第一次，我就对你负责到底。”阿凤问：“什么叫负责到底？”彪哥说：“负责到底就是养你一辈子，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什么。”阿凤想了半天，咬咬牙说：“我要你一辈子不炒阿娟。”彪哥说行。阿凤又说：“在老家给我爸爸妈妈盖栋房。”彪哥说好，盖栋房。阿凤补充说：“要楼房。”阿凤补充得很小心，怕彪哥不同意，如果彪哥真的不同意，阿凤也答应，谁知彪哥还是说没问题，盖楼房。阿凤心想，台湾人怎么这么傻呀！你要什他给什么。村里人都说姐姐有福气，可阿贵姐夫并没给我家盖房呀！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12）
条件谈完了，彪哥问：“还有吗？”阿凤实在想不出还要什么了，没说话，摇摇头。彪哥就将阿凤抱上了床。
彪哥是老手，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玩过的女人不少。阿凤很害怕，闭上眼认了。彪哥不急不慌地一件件剥着阿凤的衣服，直至剥得阿凤*，直至剥得阿凤满面通红满眼是泪满身起鸡皮疙瘩。彪哥拽着阿凤的双腿拖到床边，再一手抓住她的一只小腿，向两边分开。尽管彪哥在做这个动作时很轻很慢很小心，但阿凤还是“哇”地一声哭起来，并且睁开饱含泪水的大眼，并拢双腿收到胸前，双臂紧紧抱住自己的双膝。彪哥并不强求。彪哥不但不强求，而且还善解人意地拿毯子盖在阿凤身上，说：“别怕，世上男人女人在一起都这样。”又说：“怎么，你不愿意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阿凤没说话，摇摇头，表示不后悔，又闭上双眼，慢慢送开双膝，再次把自己交给彪哥。
有了第一次后，阿凤就再也不害怕了。阿凤不仅不害怕了，而且还很愿意做，诚心实意地愿意做。阿凤曾悄悄地问过阿娟：“疼一次就给这么多东西呀？”
愿意归愿意，愿意做不代表就能做得好。做不好没关系，彪哥会调教，会调教的彪哥用影碟调教阿凤。阿凤刚开始还不好意思看，后来看着看着就觉得蛮好看，彪哥不在家时她一个人没事也自我教育，边学边看。看多了也就学会了，并开始体味其中的乐趣了。
这一次彪哥去南非，四十天没回来。阿凤就天天看影碟。阿凤是自己一个人看，没人陪她。彪哥说为了安全，不允许她带外人回来，阿娟也好像忌讳到这里来，有事就打个电话，阿凤开车过去。没人没关系，有动物，彪哥养的那条狼狗就天天陪着她看。彪哥四十天没回来，阿凤除了每天在电话里与彪歌发嗲外，就是与狗一起看影碟。这些“性教片”看多了阿凤就想实践，但彪哥不在家，阿凤不敢找别的男人来实践，借给他一个胆她也不敢，彪哥最在意这点。没人实践阿凤就自我实践。刚开始是在浴室里实践，后来就直接躺在床上实践，边看影碟边实践，反正没人看见。有时候阿凤还真希望有人看见，好像没人看见就不过瘾。但实在是没人看，除了狗之外。有一次，阿凤与狗一起在看“性教片”，这是一部国外的顶级片，片中有人狗*的场面，看得阿凤心惊肉跳，面红耳赤。突然，她感到腿上一阵异样，那只狗不只什么时候已经爬上来，爬在她腿上来回地察，频率比彪哥要快，尽管作用点是在腿上，不是在那个地方，但阿凤还是感到了久违的*。随着这种*的加剧，阿凤不知不觉地引导着大狼狗移到更接近的部位，并且学着影碟里的样子，自己爬过来，让狗搭在自己的背上，从后面进入自己的体内。
阿凤发觉还是进口货好，洋狗比彪哥持续的时间长多了，她甚至觉得更快更爽。这下好了，她（它）们每天都看“性教影碟”，每天都照着上面实践，反正没人知道，反正没人管，尽情地按本能做事，真正实现了回归自然。阿凤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除了脊背上被狗爪子弄得有点痛以外。
彪哥回来了，他发现他的调教很有效果，阿凤床上的表现越来越令他满意了，到后来他甚至感到有点满足不了她，特别是在持续时间上。终于有一天，阿凤要求他从后面来，她认为从后面来持续的时间应该会长一些。彪哥照着做了，像他养的大洋狗一样，从阿凤的背后进入。阿凤的感觉果然舒服一些。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13）
彪哥和阿凤做这些的时候是背人的，但他们从不背狗。常常是他们在尽情地做，狗在一旁愤怒地看，果然有一天，愤怒的狼狗恢复了野性，突然扑上去一口咬掉彪哥露在外面的Ｇao丸！彪哥从阿凤体内弹出来，倒在地板上，脸上所有的器官都放至最大。阿凤是来不及救彪哥的，等她反应过来时，看见满嘴是血大狼狗再次扑向彪哥，像传说中的狼咬人一样咬住彪哥的喉咙。彪哥已经说不出话，眼睛睁得贼大，死死地瞪着墙上的猎枪。阿凤一下子猛醒过来，转身抓过猎枪，迅速打开保险，对着狼狗就是一枪！狼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浑身是血地扑向阿凤，准确地咬住她的喉咙，死不松口！
枪声引来了保安，保安叫不开门，又不敢砸，或者说他们没权砸门，于是有求助110，110砸开门后，其状惨不忍睹，遂迅速展开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涉及两项，一是确定死者身份，二是查清死亡原因。死者身份很快查清，男性死者叫孔德彪，五十四岁，台湾高雄人，深圳某台资企业董事长；女死者刘丹凤，二十二岁，粤北某县某乡小溪村人，无业。二者的关系是包养与被包养关系，即所谓“包二奶”关系。死亡原因根据现场侦查和保安的反应，大致推断为：二人在*时，家中眷养的狼狗突然恢复野性，首先对孔德彪发起进攻，置孔德彪于死地，这时候，女死者刘丹凤从墙上取下猎枪，奋起反抗，并一枪击中狼狗的致命处，狼狗在临死之前又扑向刘丹凤，咬住其喉咙，致死。
案子是查清了，属非正常死亡，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女法医出具了有保留意见的死亡证明书。保留意见是：她不能解释女死者刘丹凤脊背上的两块印子。印子是陈旧性的，疑是狼狗的爪子在上面长期摩擦所致。狗爪子怎会在刘丹凤的被上长期摩擦呢？女法医解释不了，因此作了保留意见。男警官们似乎能解释，但他们不愿解释，只是相互对对眼，眼里似乎有话，又似乎是心照不宣，最后，其中一个警官愤怒地骂了一句：“狗男女！”
午餐（5）
平安夜，公司搞活动，老板要居磊顺便请一下合作单位，居磊就邀请了乔降雨。
按说居磊不该请乔降雨，因为老板说的“合作单位”特指公司的客户。这点，居磊明白，但她还是神使鬼差地请了乔降雨。
乔降雨不是公司的客户。相反，公司倒是他的客户。
公司准备上一套财务软件系统，基本上已经选好了。这个时候，居磊收到一份传真。对方说知道他们公司要上财务软件，建议他们直接上管理软件，因为管理软件系统本身就包含财务软件，但两套系统所花费用一样。
居磊把传真呈交给老板。老板看了之后，问居磊：你怎么看？
居磊说：先让财务软件公司做最后的报价，然后按这个报价反过来问管理软件公司能不能做，如果能做，就直接上管理软件。
老板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
居磊按这个方法办了，最后直接上了管理软件。
本来居磊还担心同样的报价，上管理软件会不会偷工减料，后来证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对方工作非常认真，软件开发人亲自到公司来免费培训。这个人就是乔降雨。
大约是对他们工作满意的缘故，居磊对乔降雨的印象也不错，于是，就破格邀请乔降雨参加了。反正搞活动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老板在这样的小问题上是不会计较的。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14）
那天晚上活动的Ｇao潮是“速配”，就是模仿凤凰卫视上面的《非常男女》，搞一个模拟的“速配”。这个活动非常受欢迎，老板亲自当主持人，尽管只是一个开心的活动，并不真的要把谁跟谁“速配”成功，但是为了效果，规则还蛮严格，参加者必须是单身。直到这时候，居磊才知道，乔降雨还是单身，乔降雨也才知道，居磊也是单身。而且，大约是心有灵犀的缘故，他们居然被当场“速配”成功。再后来，他们就真的“配”上了。
当他们成为正式的男女朋友之后，乔降雨告诉居磊，当他发现居磊也是单身的时候，马上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与居磊“速配”成功。居磊心里想，我也是。但是她没有说。
居磊看中乔降雨的是他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味道。乔降雨身上知识分子的味道比她的前夫还要浓。尽管前夫学历更高。但在居磊看来，前夫不是地道的知识分子，只能是“带有匪气的知识分子”，与乔降雨比较起来，差得远。在特区，这种保持知识分子味道的单身男人已经很少了，特区的知识分子味道中夹杂着铜臭味，不纯。所以，乔降雨身上的这种纯知识分子味道令居磊格外珍惜。
居磊的父母都是上海人，六八年支援甘肃来到天水，在那里深根开花结果。居磊就是那个“果”。
居磊是独生女，按政策可以回上海，大三那年暑假专程从武汉坐了一天两夜的江申轮到上海探路子，看能否毕业后在上海地质勘探部门谋一位置。她先去了舅舅家，因为母亲给她灌输的印象是舅父比伯父更亲，并且家里条件更好。
居磊找到虹口区东体育馆路二十一号，证实母亲讲的果然不错，舅舅家条件确实好。这是一栋两层小洋楼，外带一个小院子，院子外面是虹口公园，院子里面是一棵与洋楼一般高的玉兰树。只是院门破旧，开着，好像反正也关不上，不如开着算了。居磊走进院子，见一阿婆在晾衣服，居磊想着是不是舅舅家的亲戚或保姆，于是礼貌地道声好，说明来意。阿婆象看大熊猫一样将她上下左右看了个透，突然一个回仰头，用上海话大喊一声：“曾师母，侬乡屋里来人了。”从头至尾对居磊笑都没有笑一下，仿佛上海的笑是计斤两的，无缘无故笑出去五两半斤就赊本了。居磊当然能听上海话，心里不舒服，想着自己在天水是高傲的公主，在武汉地质大学是校花，怎么到了上海就变成“乡屋里人”了？许多年之后，居磊把这一段经历讲给乔降雨听，乔降雨觉得不奇怪。说：自己是江南人，在北京就成了南方人，到了特区又摇身一变成了北方人。特区本地人对特区以外的一切外来人员都称为“北佬”，哪怕你来自海南岛；上海人对一切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哪怕你来自北京；推而广之，过去我们中国人不是将一切外国人都称为“蛮夷”吗？哪怕这个老外是爱迪生或罗素。
居磊被舅舅引进屋才知道，这个过去“蛮夷”一家人住的小洋楼现在住着八户离退休干部，比他们“乡屋里人”住的紧多了。舅父一家是二楼一个朝阳的正间，外加一楼一个比居磊天水家里卫生间大不了多少的楼梯间，就是这个小楼梯间，两个表哥争得几乎要打架。舅父倒是热情，问了许多关于她父母的情况，并且还主动提到了居磊毕业之后可按政策分配来上海的事。居磊感觉到了舅父的那份亲情，因为舅父还知道一项政策：这种照顾性回沪人员，无论分配到何单位，一律无住房，只能暂住在亲戚家。居磊看了看，舅舅这里肯定是没法暂住的，不仅将来没法暂住，就是当天晚上恐怕都没法安排她住。居磊将这种担忧委婉地向舅舅提出，舅舅说：好睡。你一个人睡楼下，两个小赤佬在楼上打地铺。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15）
舅舅说的“小赤佬”就是居磊的那两个表哥，两个比她还年长的大男人。
不用舅妈和表哥使脸色，居磊第二天就告辞了。居磊是体谅舅舅的，尽力表现出确实有事一定要走的样子，不让舅舅难堪。舅舅将居磊送上大路，回头确认舅妈已折回去，才贼一样地往她兜里塞进一百元钱，居磊本想推让，见舅舅眼里含着泪花，收了。
告别舅舅，居磊先是凭学生证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招待所找了个床位，把这两天的睡眠补一下，隔了一天才去见伯父。
伯父家条件果然差许多，关于这点，居磊并未瞧见伯父就知道了。
居磊按图索骥找到杨浦区杨树浦路旁边的那个里弄口，一边东张西望朝里走，一边努力想找个人打听打听伯父家住的是哪一间。好不容易找着个人，正要开口问，却又不得不立刻吞回去，象吞了一只苍蝇。因为那人正对着墙一本正经地小便。
居磊弄不懂上海的小便池怎能这样无遮无掩地建在里弄里，任你大姑娘小媳妇从方便者身后走过。居磊吓得掉头就走，再没敢去。
居磊自作主张地放弃回沪机会毕业分配到兰州，引得母亲几次伤心落泪，大骂父亲，说这都是父亲溺爱的结果，还翻开二十年前的旧账，说居磊两岁的时候要是听她的安排，送回上海养几年，培养培养对上海的感情，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了。母亲越想越气，越气越哭，说自己这辈子命苦，瞎眼嫁给一个苏北佬，才落得今天的下场，仿佛如果居磊的父亲像母亲一样祖籍在浙江，居磊就直接分配去上海，并且自动解决住房问题了。
对母亲的数落，父亲一声不吭，认罪态度极好，成天赔着笑脸，谁知这倒成了新的罪状，母亲找到了发泄的具体内容，委屈地吼道：“笑，笑，笑！我就知道你心里高兴，气死我好了。”吓得父亲连笑的权力都没有了，不知道该作怎样的表情。
有那么一段时间，居磊也动摇了，觉得自己可能太自私了，不应该让母亲如此伤心，于是打算嫁到上海去，条件是对方有二居室的房子。然而经舅舅和两个表哥紧急张罗后才发现，若大的上海并没有空守二居室讨不到本地老婆一定要舍近求远打算从甘肃娶亲的王老五，最后只好作罢。但如此一番折腾还是有收获的，母亲闹得没那么厉害了。
平静下来后，居磊就考虑在兰州找对象，没办法，女大当嫁。
其实对象也用不着她自己去“找”，只要在求爱者当中挑选就行了。居磊天生丽质，在武汉地质大学，女生少得可怜，漂亮的就她一个，不用选就是校花；在甘肃地震局，她那江南美女的身段和上海女人举手投足的妩媚格外引人注目，以至于局领导实在舍不得将她往下分配，直接留在了省局。居磊不势利，没去傍大款，也没找那些在兰州有头有脸有背景的，她选择了一个来自武威的小伙子，她觉得从贫困地区考上中国地质大学又读了研究生的男人比那些靠背景混世界的人更朴实，更可靠。
父亲支持她的选择，母亲也没反对，只是叹了口气：“要是上海人就好了”。
居磊没跟人家玩马拉松，谈了半年就结婚，一年后就有了一个与她一样漂亮的女儿。丈夫也有长进，不到三十就当上了情报室副主任，要不是她母亲的竭力掺和，居磊肯定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不会来特区了，但母亲肯定是要掺和的，而且是竭力地掺和，不这样就不是居磊的母亲了。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16）
母亲掺和多了就超出丈夫的忍耐限度，比如母亲一定要将外孙女接到天水由她亲自带；比如一天到晚只对外孙女说上海话，弄得她没法与别的小伙伴正常交流；比如不允许爷爷奶奶跟孙女多接触，说是怕外孙女学着讲土话等等。丈夫实在是无法忍受。特别是有一次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恰好都在兰州相遇，居磊母亲那种把亲家当“乡屋里人”的态度，深深地刺伤了丈夫的自尊心。这种事情多了，也就慢慢地影响他们小两口的夫妻感情。刚开始影响力并不大，因为居磊与丈夫是站在一边的，居磊对她母亲的一些做法也十分反感，比如母亲从早到晚的上海话，也不管旁人能否听懂，仿佛上海话是一幅标签，硬生生地贴在脸上，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上海人，更恨不能在这幅标签后面再加上个括号，注明“祖籍浙江并非苏北”。居磊曾委婉地对母亲提醒几次，没用。这时候丈夫已经升为主任，大男子主义思想有所觉醒，丈夫与居磊母亲的矛盾也就逐步转化为他们小夫妻之间的矛盾。
刚开始是语言上的。丈夫对居磊母亲的反感越来越大，忍无可忍，就说，对居磊说。说多了，居磊就不舒服，不管怎么样，母亲就是母亲，无论母亲的做法是不是离谱，骨子里是为女儿好的。居磊的理论是：爱屋及乌。既然你爱我，就应该也爱我的母亲，不能老是说她坏话。丈夫回敬：你也爱我，是不是也该爱我父亲？我是不是可以将武威乡下的老父亲接来与我们共同生活？
这种语言仗打长了就会伤害感情，后来发展到丈夫拒绝见岳母，躲着岳母，再后来，丈夫不允许居磊回天水。终于有一天，当居磊又一次“背叛”丈夫回天水时，丈夫也背叛了居磊，把那个一直敬仰他的女资料员带回了家。
直到离婚，居磊才知道她母亲那么“臭”，几乎全地震局里的人都反感她母亲，都同情她丈夫，仿佛她丈夫将女资料员领回家也是她居磊的错。
离婚之后，居磊回天水休息了几个月，成天陪着父母和女儿，有时候还刻意地放松自己，爬麦积山，洗温泉澡，希望将这场不幸的婚姻随流淌的温泉水一起冲掉。单位是没法回了，调到天水市地震局也摆脱不掉原单位的阴影，说不准那一天就归她前夫领导。居磊就这样不辞而别地离开了省地震局，来到了特区。后来她对乔降雨说，不辞而别好，不辞而别她心里还有个“单位”，辞了就更空了。乔降雨有同感，说既然回单位辞职没有任何好处，不如不去办任何手续，他自己就是从学校不辞而别的。
在特区，漂亮的女人好找工作。居磊在特区用不着为生活发愁，发愁的是找一个好老公。她想着一旦找到合适的结了婚，就把女儿接过来好好地过日子。如果条件再好些，再将父母接来。特区虽不是上海，但也靠海，给母亲的感觉比天水强。
但希望是希望，现实归现实，居磊很快发现在特区找老公比找工作难度大。她的要求并不高，以前夫作参照系，上下差不多就行了。可没想到就连这也不好找。在武汉和兰州时期享受的那种一花独秀众星捧月的感觉再未出现，一批又一批应届毕业的女大学生源源不断地奔向特区，留下的都是漂亮的。而与她前夫条件相当的男人并不多见，好不容易发现一个，一打听，保准已婚。居磊因此就发现了其中的不公平，离异的男人可以娶离异的女人，更可以娶未婚的打工妹或新来的女大学生，而离异的女人只能找年龄相当的离异男人，这样，离异女人再婚的选择范围就比同等条件下的男人小得多。更可气的是特区晚报的一个记者报道了一项所谓的调查，说算上打工妹在内，特区的男女比例是一比七，这一下更了不得，男人们一夜之间像穷光蛋意外地得到一大笔海外遗产，个个鼻子都翘成了大象。一听说居磊是离过婚并且还拖一个小孩，干脆连见面也省了。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17）
居磊发现自己就像一只已经被套牢并且还在天天下跌的股票，抛了可惜，不抛亏得更惨。
居磊被迫做出了理性的决定：割肉抛售，降价处理。将条件降为只要年龄相当学历相近就可以考虑。
退一步天地宽。实践证明，居磊的决定是相当明智的。撇开身高相貌经济条件后，特区多如牛毛的公司和老板厂里具有高等学历的三十岁左右的未婚或离婚的男单身并不少。居磊自己安慰自己：我们已过了爱慕虚荣的年龄，身高与相貌对男人无任何实际意义，只要俩人好，钱是挣不完的，房子会有的，汽车也会有的；女儿会接来的，父母也会接来的。
然而，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与这些男人实际接触后居磊发现，特区的男人没耐心，一接触就要上床，大概是因为这里太讲实际，既然时间就是金钱，大家干脆就直接试婚，连恋爱的过程也都省了。居磊发现自己跟不上特区速度。
居磊并不一味地反对试婚，她甚至认为一对接近中年的成年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能同居一段时间更有利于加深了解，成功率更高一些，结婚之后立刻后悔的概率也会小一些，但是，前提条件是必须先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认为其他方面没问题了，才可以考虑同居，总不能一点都不了解，只是凭第一感觉还可以就上床吧。因此，凡是对方急于上床的，居磊基本上就将其派司掉。然而这样七派司八派司之后，她发现能经得起三次以上考验的人甚少，绝大多数人在经历两次见面而无实质性进展后就放弃了，别说是再来找她，就是居磊放下架子主动把电话打过去，对方也懒得赴约了。但例外的情况还是有的，有个在外企任部门经理的先生连续约了居磊五次，本来居磊对他的印象很一般，但鉴于他的穷追不舍，居磊感觉到了久违的温馨，想着条件差点不是主要的，关键要是对我好才行，于是就打算迁就他，然而一上床才发现，这人根本就是流氓，一边做那事还一边说，说他第一次见面就想跟她上床了，一直等到今天才得手；说男人和女人只有上床才能建立感情，因为*是通向女人心灵的唯一途径；又问居磊，他的那个东西大不大，干的舒服不舒服，问居磊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干的，与谁干的，跟他比较谁更快活等等，实在不堪入耳。居磊虽然已是过来人，而且说实话，也不是只跟前夫一个人“过来”过，但这种场面还闻所未闻，刚开始还忍耐，后来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将他推开，迅速穿衣服准备走，谁知这位先生竟恬不知耻地说：难道你不需要吗？我这也是帮你忙呀。气得居磊像是被狗*了一样。
自那以后，居磊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张罗着找男朋友。不但自己不主动张罗着找，就是有人为她介绍，她也婉言谢绝，似乎就要准备独身了。
居磊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乔降雨的。
居磊对乔降雨最大的好感是他没有像以前那几个先生一样直奔主题。由于反差大，所以居磊对乔降雨的这种表现特别的欣赏。但是，凡事都不能过分，当居磊和乔降雨已经基本明确双方的关系之后，乔降雨还是没有这方面的主动，居磊就觉得有点不正常了。
作为他们基本明确这种关系的标志，是乔降雨主动把他自己的婚姻历史告诉了居磊。
乔降雨告诉居磊，以前的老婆是他的学生，乔降雨来特区之前在内地做中学物理老师。他非常喜欢自己的一个女学生，但中学老师是不能跟学生谈恋爱的。乔降雨来特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个女孩。因为只有当他离开中学老师岗位之后，才可以追求自己的学生。来特区后，乔降雨没当老师，应聘他所喜欢的软件工程师。刚开始在一家著名的财务软件公司搞开发，后来跟着他现在的合伙人一起跳槽出来，另立门户搞起了这个管理软件公司。再后来，那个女孩中学毕业，在乔降雨的召唤下也来到了特区。
十二 午餐——同名短篇5则（18）
乔降雨认为女孩是为了他而没有考上大学的，比较内疚，所以，在经济条件改善之后，马上就出钱让她在特区大学进修，并且一到年龄，他们马上就办理了结婚手续。正当女孩大学毕业他们要举行正式婚礼的时候，女孩跟班上一个男生好上了。好得不得了。男孩家非常有钱，提出给乔降雨一百万，让他跟女孩解除婚姻。乔降雨同意解除婚姻，但不接受任何补偿。
“为什么？”居磊问。
“如果那样，我不是卖老婆了？”乔降雨说。
“那又怎么样？”居磊说，“反正她也走了。再说要不是你，她怎么能来特区？又怎么能上大学？至少应该把这几年的费用给你吧？”
“话不能这么讲，”乔降雨说，“毕竟，她跟我生活了几年，再说要不是她，我还不会来特区呢。况且我不缺钱，多一百万少一百万并不能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
居磊由此认定乔降雨是个非常豁达和善良的人，对他的信赖和好感陡增，也就把自己的过去毫无保留的展示给了乔降雨。包括她是怎样跟前夫结婚的，又怎样离婚的，以及她目前的现状和今后的想法等等。
二人的关系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乔降雨还没有主动提出同居，也没有提出过那方面的要求，让居磊不安。这个乔降雨是不是过分了？或者这方面是不是有问题？联想到他以前的那个老婆离他而去，居磊心中的疑虑更加挥之不去。
前几天，为了探个究竟，居磊甚至还主动暗示过。她问乔降雨：为什么现在的男人一谈朋友就要求上床？
乔降雨没有想到居磊会提这个问题，脸憋红了半天，足足想了几分钟后，才说：是么？
“是的。”居磊说。说着，居磊还有限度地透露一些她以前的遭遇，大体是说在乔降雨之前，别人也为她介绍过几个男的，但是很快就分手了，原因是这些男人见了两次面甚至是刚一见面就提出性要求。
居磊这么说，当然是一种暗示，或者是一种试探，看看乔降雨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乔降雨是正面的反应，听了之后顺秆子爬，上把居磊抱住，那么居磊反而高兴，因为至少，这说明乔降雨还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如果没有反应，那么就基本证明乔降雨是个有问题的人。居磊甚至想好了，即便乔降雨有问题，她也不会马上跟他分手，而是鼓励他去治疗。
但是，居磊设想的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而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一个居磊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
乔降雨说：“也不全是这样。一般地，如果那个男人综合条件比女人强，他就不会这样，否则到时候女人缠着他怎么办？他是要负责任的。但如果那个男人综合条件不如女人，他就会急于上床，如果女人愿意和他结婚，他不吃亏，如果女人不愿意和他结婚，他仍然不吃亏。”
乔降雨既然这么说，基本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因为他知道“上床”，还知道上床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不吃亏的。
但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主动提出跟居磊上床？
居磊也思考了半天，然后聚集自己的目光，对着乔降雨的眼睛，问：“你是不是怕我缠着你？”
居磊以为她这么一说，乔降雨马上会矢口否认，会辩解。其实不管他是矢口否认还是极力辩解，居磊都会接受他。但是，乔降雨没有矢口否认，也没有极力辩解，甚至没有立刻说话，而是低头喝了口咖啡，然后抬起头，真诚而认真地注视着居磊，一字一句地说：“居磊，我很感谢你对我说了这么多实话，我现在也对你说实话。我问你，你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主要责任到底在谁？你认真总结过没有？”
居磊想了想，说：“当然在他。不管怎么说是他先背叛了我。”
“那你有没有背叛他？”乔降雨问。
“没有。”居磊斩钉截铁地说。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我指的不一定是男女方面的背叛。背叛有时是多方面的。比如在双方父母问题上等等。”乔降雨耐心地作进一步解释。
居磊这时候略微有些激动。说：“我母亲怎么了？不管怎么说她是我母亲，我回去看她有错吗？”
乔降雨说：“你回去看她当然没错，他以带其他女人回来瞎混泄气当然不对。但他也是事出有因的。比如你是不是应该坚持女儿由你们自己带？你母亲是不是应该尊重他的父母？你自己是不是应该尊重他的父母？”
“反正是他不对。”居磊说。
乔降雨也有点情绪化了，或者说是更加“知识分子化”了，他更加严肃地说：“居磊，你让我说实话，那我就实话对你说，对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你要好好反思，找找你自身的原因，找找你母亲的原因，否则你现在即使真找到一个好老公，也难保第二次婚姻不出问题。”
居磊不说话了，一个劲地喝咖啡，眼泪也扑哧扑哧往下掉。
乔降雨也不敢再说了，他本来还是有话说的。他想说：婚姻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现代社会学已经定义“婚姻是一种交易”，而一切交易的最高原则都是“公平”，古今中外的“门当户对”其实是有其合理基础的。这种“门当户对”现在表现为“总量对等”。比如“英雄配美人”，比如“郎才女貌”等等。乔降雨还想打个比喻，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说，好比有人去市场上买肉，一块好的腿子肉是八元钱一斤，现在你搭上一块朝头肉，还能买八元吗？如果你不仅搭上朝头肉，而且还要搭上个猪肺叶，那就不是几块钱一斤的问题，而是别人还买不买的问题了。
乔降雨这番话只是在心里想了想，并没有说出口。他觉得这个比喻不恰当，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居磊比作腿子肉，将她女儿比作朝头肉，将她母亲比作猪肺叶，那也太损了点，因此没说。
尽管没有说，但是二人的关系也就从此走到了尽头。乔降雨不可能再跟居磊交往下去了，他是个负责任的男人，既然不打算与居磊结婚，那么就不会再与她交往。如此，一对原本可以走到一起的人就此分手了。
十三 父亲的喜事（1）
今天是父亲的喜事。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两次喜事。第一次是五十多年前的红喜，第二次是今天的白喜。当然，夹在两件大喜事之间大大小小的大喜大悲的各种事件并不少，但相对于今天来说，那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人到七十古来稀。按照家乡的习俗，父亲今天的丧事是要当喜事办的。
对父亲的死我早有预感。“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并不迷信，但对这句话我信。因为父亲七十三那年真“死”过一次，而且父亲那一次的“死”影响我至今。
那时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研究当工程师，父母亲为了给我带孩子暂住在我那里。一天中午，刚躺下睡午觉的父亲突然狂吐不止，脸色发青。我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好，赶紧跑到院卫生所。
“不好！”我对大家都面熟的医生说，“快去救救我爸爸。”
“你爸爸？”那个看上去曾经漂亮过的女医生透过眼镜片瞪着大眼问：“你爸爸是哪个单位的？”
“交通局。”我想也没想她为什么问这话，只是以最快的速度回答。
“那我们不管。”
“放你妈的屁！！”我骂声极大，几乎把卫生所的人全都骂傻了，我至今都认为骂得对，骂得痛快，有机会我还要骂！
骂归骂，救父亲要紧。我来不及注意医生们的反应，迅速跑过马路，那边的十七冶医院有熟人。
那位我认识不久的、热情洋溢的年轻护士没听我说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拉上一个医生从后门抄近直奔我家。
父亲过了七十三这道关。
后来医生说父亲是急性脑溢血，抢救晚了非死即瘫。
我很感激那位对我有救父之恩的女护士，我们也好过一段，但终究还是断了联系。人生本身就充满遗憾。至于那位女医生，我后来没去跟她计较，计较也没用，那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整个设计院都一样，无论是医师还是政工师工程师预算师，大部分是冷漠自私且自以为是。我不能再与他们为伍了。下海。现在我在深圳干得不错，过得肯定比那位女医生好，全托父亲的福。
父亲丁介武，安徽省无为县人。上学不多，识字不少。早年在老家做过山人（专门为别人办丧事），没文化不行。后来日本鬼子来了，山人是做不成了，父亲就参加队伍打鬼子。这一断历史并不长，父亲甚至于至今也说不清参加的是国民党队伍还是共产党队伍，反正是中国人的队伍，反正是打狗日的日本鬼子的，反正父亲在队伍上亲手打死过日本鬼子，这就够了。
父亲是真的亲手击毙过日本鬼子的，而且是日本鬼子的机枪手！父亲不是爱炫耀的人，而且连是国民党的队伍还是共产党的队伍都说不清，炫耀什么呀？但父亲不止一次对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那是一九三九年秋天，”父亲说，“头一天晚上吃饱了牛肉，埋伏在渡口这边。第二天早上大太阳起来的时候，鬼子来了！”
父亲从灶屋的柴火洞里看得清清楚楚。这里要解释一下，渡口这边有几户人家，屋子砌在河堤上，柴火洞是炉灶的炉膛口旁边一个通向屋外的小洞，洞很小，人爬不进，但可以从外面向里面递柴火。父亲他们当时就是将柴火洞当作射击孔。
“由于我们事先已经把渡船弄走了，鬼子过不了河，急得嗷嗷叫。”父亲说，“很快，对面大堤上站满了鬼子。鬼子还向这边招手喊叫。大概他们以为这边屋子还住着老百姓，想让老百姓为他们摆渡。”父亲有点嘲笑日本鬼子。
十三 父亲的喜事（2）
“事先上面反复强调：谁都不准先开枪，要等统一命令才开火。我们都屏住气。突然，”父亲说，“不知是不是下了命令，一下子全开火了，只见鬼子稀里哗啦全倒了，也不知是被打死了还是有意卧倒，反正全倒了。”
“你有没有打死鬼子？”我问。
“不知道，”父亲说，“那么多人一起打，那么多鬼子全倒了，谁知道哪个是我打死的呀。”
“过了大概一分钟，”父亲接着说，“鬼子在对岸架起了机枪。那个机关枪打得呀，-”父亲停了一下，好像不愿意夸鬼子的枪厉害。
“这一次我看清楚了，瞄得准准的，叭！一枪把狗日的崩了！”父亲说的很解气，边说边做着手势。
“真的打死了，我看得清清楚楚，”父亲好像怕我不信，又强调说，“要不然鬼子的机枪怎么一下子哑了？不仅我看清了，而且班长在旁边也看清了。班长还夸我打得好，还奖我一根卷烟。”
父亲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不想再说了。
“后来呢？”我问。
“我没接烟，想接着打。”父亲说，“不知道班长是赌气还是兴奋，说：‘起来！给我！’很狠的样子。班长趴下后半天没动静，掀起一看：一枪正中眉心！”
“狗日的鬼子，枪法准得很！”父亲说，“如果我要是吸烟就完了。”
我相信父亲讲的是真的。因为父亲说班长牺牲后他们很快就撤了下来，换了一支队伍接着打，他们到后面做大老板了，喝酒吃肉。假如父亲要是瞎编，他编不出“做大老板，喝酒吃肉”之类。说实话，除了在父亲那里，我在任何其他地方，包括电影和小说里，都没有听说过抗日的队伍打鬼子打到一半，换个队伍接着打，自己到后面“做大老板，喝酒吃肉”去。所以我相信父亲讲的是真的。
无论是真是假，这段历史都没有给父亲带来荣耀，相反，"*"中为这事折腾父亲够呛。又是外调又是审查，最后的结论是：“1939年参加抗日伪军，后自动脱离。”那时候我还小，不知什么意思，二姐不服气，吵着要去找专案组，质问他们既然是抗日的队伍怎能说是“伪军”呢？父亲赶快拦阻，说：“这是最好的结论了。既承认我抗日，又承认我脱离有功。如果是革命队伍，‘自动脱离’等于叛变革命！”
我是昨天下午下班前得知父亲去世消息的。首先接到老婆的电话，她说：“阿力呀，你家来电报了，说你爸爸病危。”
“肯定是爸爸不行了，要不然他们不会通知我的。”我很冷静，接着问：“电报？他们为什么不来电话？”
“不知道。”
是呀，她怎么知道。
我赶紧往家打电话。“跃进（我小名）呀，爸爸已于今天下午两点零五分去世。”哥哥说的声音很大很急。
“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没你的电话号码，几个姐姐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
“跃进啊，”妈妈接过了电话，妈妈已经泣不成声，“老头子一直在等你呀！”
“妈妈，别急，我马上买机票，明天中午到家。”我好像看见父亲临终前盼望见我一面的情景，眼泪一下子涌出，声音噎住了，赶快挂了电话。
我这才想起，尽管我和家里经常联系，但都是我打电话回去，哥哥姐姐怎么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再一想，我老婆家也一样，都是她往武汉打电话，而且接话的人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怎么很少见他们往深圳来电话呢？
十三 父亲的喜事（3）
现在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得赶紧买票。
深圳买机票很方便，一个电话就送来，却又发现身上没钱。我的钱在股市上，现在取也来不及。只好去见老板，请假，借钱。老板马上拿出五千，问够不够，我说够了，谢谢，我回来就还你。他说不用了，还四千就行，那一千是我给你的。我有点感动，觉得私人老板比设计院领导有人情味。
老婆又来电话，说又收到一份电报，父亲去世了。老婆后半句说得很小心，怕伤着我。我说知道了。很平静。
父亲很自觉。一辈子自觉，死也不例外。
父亲基本上是一觉睡死的。头一天晚上好好的，吃饱喝足，睡了，第二天早上没起来，妈妈喊他，父亲好像听见了，但说不出话。等哥哥姐姐赶到家时，父亲人还有气，却已换上了老衣（专门为老人死后准备的衣服）。这好像也是习俗，不过这个习俗不科学。后来大姐向我告状，说如果当时送到医院肯定还有救，就是妈妈坚决不肯。我说妈妈做得对，救活了又能保几天？父亲是癌症晚期，这样无痛死亡是前世修来的。
说归这么说，但我心里特别堵，“父亲一直在等我”这句话压得我透不过气。但父亲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活，我必须为活着的母亲开脱。
“父亲一直在等我。”我相信这是真的，并且老是想着这件事。
我在家最小，小时候人家喊我“老憨子”，意思是家里的老幺，最小一个。这么说并不等于我在家里最得宠，其实正好相反。我上面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是盼出来的，我是多出来的。我自己没什么感觉，倒是母亲时不时与父亲拌嘴，大意是说父亲偏心，诸如将鸡腿给哥哥，将鸡翅给我之类。小时候我对此毫不介意，觉得鸡翅也不错，大了就明显有感觉了，甚至发生过激烈争执。
一九七四年底，我初中毕业，哥哥高中毕业。我们那时候在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精神下，一律是冬季毕业。第二年春天，我继续上高中（反正不用考），哥哥上山下乡。但父亲和哥哥硬是从课堂上将我拽出来，逼我去下乡。老师和同学都不理解，别人对下乡是能拖则拖，能躲就躲，我的父兄哪来的这么高思想觉悟？同学们大约已经联想到初三语文课本上古文《方腊起义》中虚拟的“父兄”。最不理解的是我的二胡老师，他说像我这样再正规学两年，可直接考文工团，下乡可惜了。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下去了，哥哥那边就有留城的余地。我和父亲他们抗争了很长时间，我当时是真想上高中，真想拉二胡，但终究胳膊拗不过大腿，还是照父亲的意愿办了。
物极必反。从那以后，父亲对我特好，好像欠我的一样。到后来，大约是我比哥哥争气吧，父亲对我甚至更好些。一九七五年夏天，也就是我到建设兵团三个月之后，父亲专门跑到兵团看我。那么老远，还一路颠簸地给我带来一副不能收缩的木制谱架。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把他自己手腕上的那个瑞士自动表摘给我，我推说不要，因为那是孙伯伯送给他的，对于父亲来说，这只表代表他一生中一段辉煌的历史。但是父亲坚持要给我，几乎坚持出了眼泪。
第二天，我跟指导员请假送父亲去县城。
汽车站在城外，父亲将从这里乘长途汽车去芜湖，然后转车回马鞍山。那时候长途汽车远没有现在方便，需要等，要等很长时间还不一定等到。父亲和我在等车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宣传队一个女知青叫我，她说她要进城，希望我陪她一起去。说实话，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受到女生的邀请，况且她又是那么美丽，但是我实在不忍心丢下父亲。正当我无法选择的时候，父亲说：“你去吧，我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说不定你回来了我还没有走。”父亲见我仍然没有走的意思，马上又递给我两块钱，说：“我最喜欢吃这里产的糍粑了，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几块。”
十三 父亲的喜事（4）
这一下，我终于找到把父亲一个人丢下的理由了，于是心安理得地陪着那个漂亮的女生一起进城。
那是我第一次单独与女生在一起，兴致特好，走在街上，真希望碰见熟人，希望熟人把我们想象成一对。然而，当我们终于带着父亲爱吃的糍粑回到城外的汽车站时，父亲已经乘车离去。望着父亲刚才坐过的地方，我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失落。
今天父亲又走了，而且是永远地走了，走的那么匆忙，没有容我再看他一眼。
“父亲一直在等我。”但终究未能如愿。好像这一切都是天意。我后来常想，如果父亲没有那么快被穿上老衣，而是被送到医院；如果哥哥姐姐他们能常给我打个电话，或者慎重保留我写给他们的电话号码，那么，我就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了。就像一九七五年的那个夏天，如果我没有碰上那个女生，或者即使碰上，但是我毫不犹豫选择陪伴父亲，再有可能就是那个女知青在车站等我一会儿，等我先送走父亲然后再陪她进城，那么我就可以送父亲上车了。可惜，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如果”。
父亲的喜事办得很热闹。五个姐姐，除了小姐姐外，其余四个都是奶奶辈的，不用外人掺和，直系晚辈就好几十，能不热闹？我到家时，已经一屋子人，走廊都是人。刚上楼，那边就喊起来了：“跃进回来了！跃进回来了！”只见哥哥跑出来，拉住我，边往里走边说：“快磕头，快磕头。”人们自动让开地方，我糊里糊涂地先磕头。磕完头，我本想看看已经盖上红头布的父亲，这时候妈妈在众人的搀扶下从里屋出来，边走边嚎，直奔父亲：“老头子呀，小儿子回来了！”众人拉住母亲，我也起身扶住妈妈，不知说什么，止不住掉眼泪。等我定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成了焦点，满屋子人都看着我。我不知道这时候该不该与众人打招呼，怎样打招呼。突然，我发现在一屋子家里人当中夹着一个“外人”，那就是蒋伯伯。我好像找到了得体的话题，赶紧挤上前去，拉住蒋伯伯的手，说：“蒋伯伯，您老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好，您自己要多保重，不用亲自来了。”蒋伯伯比父亲小两岁，但也是八十多的人了，患高血压多年，我这番话并不全是客套。蒋伯伯说：“我不来谁来呀？我们这些老头子就剩我一个了。”蒋伯伯说到这里居然哭出声来，边哭边说：“你大大（安徽无为人对爸爸的称呼——作者注）好人呀。要不是你大大，我们早就见*了。”老人说着，哭得愈加悲伤。我妈妈也边哭边过来劝。我见这样不行，再倒下一个老人怎么办？于是赶快让四姐夫开车送蒋伯伯回去。我和哥哥一直将蒋伯伯搀扶到楼下，还不放心，又让小姐夫陪着一道去。
蒋伯伯和父亲是同乡，以前比父亲官大。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后，他是采石区区长，父亲是黄山乡乡长，比父亲正好大一级。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他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任区长。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再后来，他任区长的那个区下面的一个镇改成现在这个赫赫有名的钢铁城市，许多过去比他小的官都混上局长甚至副市长了，他还是原地踏步，直到离修，还是中学校长，越做越低了。但他比父亲强，他大小还是个“长”，而父亲离修时，只是空挂一个“离修老干部”，什么“长”也没有。这是因为五十年代初，父亲和蒋伯伯都犯了严重的错误，不同的是父亲犯的是政治错误，蒋伯伯犯的是生活错误，所以，蒋伯伯大小还保留个“长”，父亲则是连“长”也丢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三 父亲的喜事（5）
蒋伯伯与父亲的交情是真挚的。蒋伯伯说“要不是你大大，我们早就见*了”也是有根据的。父亲确实救过蒋伯伯的命，父亲还救过许多其他伯伯叔叔的命，但是反过来，也正是父亲救了蒋伯伯他们的命，才有父亲自己的命，也才有我的命，也才有父亲今天的喜事。
打死鬼子后不久，父亲就离开那支“抗日伪军”队伍。具体原因不清楚，父亲不说谁也不知道。现在我自己瞎猜，是不是被班长“一枪正中眉心”吓的？不知我这种猜测有没有亵渎父亲。好在这一切已是过去的过去，并不那么重要了。
父亲对他在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五之间的这段经历很少提及。*时期专案组的书面结论是“在上海等地做工谋生”。事实上，那一段历史是查不清的，专案组也只能凭着父亲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写。但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是越来越不信那个书面结论。第一，父亲会说英语；第二，抗战胜利后父亲立刻在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任职。
在“老干部”队伍里，父亲算是个“文化人”。父亲的字写得很好，认识的汉字好像比我多，特别是繁体字。*前父亲曾动手写过书，没写完，*来了吓得烧了，离休后又着手编写《二十世纪中华人物录》，其文化程度可见一斑。但这些都是他自学的结果，除了四年的私塾教育外，父亲并没有上过正规的学堂，对数理化等现代知识几乎一窍不通，但他会说英语。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会说英语，可能连母亲也不知道他会说英语，但我知道。我上初中时，有一次在家读英语，父亲突然过来纠正我的发音，并且教我怎么读。仅仅那一次，我记住了：父亲会说英语。我至今都很纳闷，父亲不属于具有语言天赋的人，父亲在上海多年，不会说上海话，父亲在南京多年，不会说南京话，但父亲会说英语。怎么会的？不知道。但肯定是在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五年这段时期学的。我推测，父亲要么接受过强化学习，要么直接与英美人士长期朝夕相处，无论哪一种情况，“做工谋生”的内涵都大有讲头。
抗战胜利后父亲能在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任职同样是一个谜。“做工谋生”的人怎么摇身一变进了如此要害的部门呢？而且父亲那时候很风光也很有权力。母亲就是那时候嫁给父亲的，母亲年轻时漂亮，外祖父是南京市郊一个小有名望的地主。父亲当时着国民党军服的照片我没见过，想必早被烧了，但我见过父亲于那个年代照的一张便装照片。父亲头戴一顶太阳帽，就是当时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在机场戴的那种太阳帽，在那个时代肯定是很时髦的。说父亲当时很有权力更有证据，当年蒋伯伯他们一批共产党人正是由于父亲手中有权才得以活下来，要不然蒋伯伯怎么说“要不是你大大，我们早就见*了”呢？父亲不仅救过蒋伯伯，而且还救过孙伯伯、胡伯伯、刘伯伯等一批共产党人，手中没权怎能成？
父亲对这些“功劳”并没有炫耀。父亲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己行的善积的德早已得到充分的回报，还不知足吗？父亲当时并没有打算投奔共产党，更不像孙伯伯蒋伯伯他们后来“证明”的那样，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父亲只是知道这些将要被杀头的共产党人是他的同乡，父亲相信这些同乡不是坏人，特别是那个叫孙刚的孙伯伯，父亲在家乡时就知道，当时家乡有句民谣：“一大夯二孙刚，鬼子见了心发慌。”父亲不忍心对这些让日本鬼子胆战心惊的同乡下手。不知道孙伯伯他们有没有对父亲做策反工作，反正父亲后来是冒着生命危险安排他们逃走了，而且孙伯伯“得寸进尺”，对父亲说：“身上没钱，你放了我们也没用，没钱往哪跑？”于是父亲就把刚开饷的十二块光洋全部给了孙伯伯，于是孙伯伯他们就没有去见*，于是这批人后来就成了新政权的栋梁，于是他们就对父亲涌泉向报，于是他们就集体证明父亲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于是父亲就在建国前佩上了孙伯伯亲自送给他的“掌中雷”（一种精致的小手枪——作者注），当上了黄山乡首任乡长，于是父亲晚年能享受离修老干部待遇。要不是五十年代初父亲“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父亲或许会比当年在国民党那边更风光、更有权力。这些自然是后话。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三 父亲的喜事（6）
送走蒋伯伯，就要举行开孝仪式。我这才理解为什么刚才大家都看着我，因为他们一直在等着我回来开孝。我并不懂什么叫“开孝”，以前也没听说过，但现在已由不得我，一切得听主持人安排。主持人是父亲的一个表弟，好像对如何操办红白喜事很在行，是专门从老家赶来为父亲办喜事的，又是长辈，不听他的不行。主持人先吩咐大家戴黑袖章，晚辈的上面要加白布，孙子辈的加红布，再往下加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好像当时没有重孙辈的在场。然后，我这位表叔用地道的无为土话大声喊了句什么，顿时鞭炮齐鸣，喇叭声声，哭声一片。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四个从老家来的壮年亲戚迅速将父亲躺着的床板抬起，在四角分别塞上一叠草纸，即刻将床板重新放稳。接着，主持人指挥我们按顺序一个接着一个地对父亲磕头。这个顺序也是很有讲究的，好像是哥哥先磕，然后是我，再后来是大姐、二姐往下排，最后是堂哥堂嫂。我这时候大脑已经不做主，磕完头就傻傻地站在旁边，看着后面的人一个一个地磕。轮到小姐姐时，我发现她不是在磕头，而是直接拿头往父亲的床板上使劲地撞，好像要随父亲一起去才甘心，幸亏旁边有人及时将她拽起。小姐姐并没有大声地哭叫，因此这算不上Ｇao潮，Ｇao潮在后面。
后面，大约在最后，是我的一个堂嫂出场，人还没见到，惨烈的哭声已从里屋传出，那声音已经算不上是“哭”，而是一种带有旋律的嚎叫，好像很成调，有点像花腔女高音，但不全像，大约是一种专门用于这种场合的“哭唱”。伴随着“哭唱”，堂嫂从里屋冲出，直冲到父亲面前，还没来得及磕头，已经瘫倒在地，来回打滚。这场面我没见过，不知怎么办。好在旁边已有几个人将其一边安慰一边搀起。我觉得堂嫂有些夸张了。但这种夸张可能是必要的，夸张一点有利于烘托气氛。比起如今有人专门花钱“买哭”来说，堂嫂的这点夸张并不过分。
对于堂嫂的这番表现，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年父亲已经把我堂哥全家从无为老家搞到马鞍山来，并且安排了正式工作，后来是他们自己一时糊涂，六二年分田到户的时候经不起诱惑，又跑回无为乡下，结果田还没有焐热，政策又变了，再想回到城市，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为这事，堂哥和堂嫂相互埋怨的很长时间。现在想想，如果当初他们没有回乡下，堂哥或许不会那么早去世，堂嫂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孤苦伶仃了。所以我相信，堂嫂的“哭唱”一半是为父亲，一半可能为堂哥，或者直接就是为自己。尽管如此，我对堂嫂的表现还是心存感激的，因为父亲曾经将无为老家的很多亲戚搞到马鞍山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如今已经混的相当不错了，但是今天能够像堂嫂这样表现的好像还没有，甚至有些人今天根本就没有来，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有意装糊涂。
在五六十年代，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部，但是父亲在单位人缘极好，加上父亲的上面有孙伯伯、刘伯伯、蒋伯伯他们这样一大批身居要职的铁杆同乡和生死至交的朋友，所以父亲曾经将家乡的许多人从无为老家搞到了马鞍山，有些实在没办法的，也安排在当年他任乡长的那个乡。现在，黄山乡有一个“无为村”，村里面的人大部分姓丁，追根问底，基本上全是我们家亲戚。
十三 父亲的喜事（7）
热闹归热闹，我还是发现了问题。怎么闹来闹去都是家里人？颇有点自己演戏自己看的味道。两年前我去河南参加一个交易会，办得也是很热闹，直到结束才发现，热闹归热闹，但闹来闹去都是组办单位和参展单位自己闹自己，自始至终都没见几个订货商。
我将哥哥拉到一边，问：怎么回事？哥哥满脸不在乎，说：来过了，你不看见那么多孝帐吗？
想也是，自家人都把屋子占满了，外人只能点个卯就走，要不然往哪站？但再往深处一想，这事还是与父亲早年犯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有关，否则父亲现在肯定是地市级，灵堂还不改在市府小礼堂？
新中国建立不久，共产党即展开了规模浩大的*反革命运动。那时有一句口号，叫做“反动残余连根拔。”根据这句口号，一大批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里任职或做事的人都得被无情*。这事牵扯到父亲，因为父亲在旧政府里有许多老朋友旧同事，父亲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非杀不可的。当父亲看着有些老实本分的旧职员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就被拉上车拖出去毙了，父亲震惊了。父亲先去找孙伯伯，他知道事关重大，找蒋伯伯没用。父亲对孙伯伯说：真正罪大恶极该枪毙的，早就跑到台湾去了，留下的大都是没多大罪恶的小职员，他们中有不少人甚至于是盼望共产党来的，大多数旧职员都对国民党政府的*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是拥护的，对新中国是满怀希望的，因此，这样大面积地*是错误的，应赶快纠正。孙伯伯听后非常生气，对父亲进行了严肃地批评。孙伯伯说：你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孙伯伯还给父亲看了有关这场运动的中央文件，以及建国以来国民党反动势力对新生政权的各种破坏活动案例。孙伯伯接着说：现在形势严峻得很！这些案例只是一部分，事实上远不只这些。就在几天前，我们的运粮船队还遭到土匪的袭击，很多同志皖南事变都顶过来了，没想到却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永远地倒下了。孙伯伯的情绪也感染了父亲，父亲没想到形势会这么严峻。孙伯伯最后反复告诫父亲：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对反动派千万不能手软。
要不是后来黄科员被杀，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但偏偏发生了黄科员的事，命该父亲倒霉。
黄科员属旧政府留用人员，解放前在南京市伪政府任职，解放后获得留用，但被贬到了父亲工作的这个县农林局任科员。父亲与黄科员解放前就认识，后来又正好在同一个县共事，二人自然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父亲说黄科员是个难得的好人，素质高，有教养，总是“那样温良恭俭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突然有一天被*了！父亲想不通，又不能去找孙伯伯，找了只会挨骂。父亲直接给中央写信，给罗瑞卿写信。父亲认为：古今中外，大多数有能力的人都是要为政府做事的，国民党在时为国民党做事，共产党来了为共产党做事，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是“反动势力”，不是“反动残余”，因此，应将“反动残余连根拔”的口号改为“反动势力连根拔”。
信被批转下来。父亲当即被缴了枪。
孙伯伯当时气得差点扇父亲两嘴巴。但是气归气，帮还是要帮的，然而在中国，尤其是50年代初的中国，凡事沾上政治都比天大，比天大的事让孙伯伯他们怎能帮？怎敢帮？！父亲被捕了。孙伯伯他们能帮的也就是帮父亲保命。事实上，要不是后来中央很快果然将“反动残余连根拔”改为“反动势力连根拔”，父亲恐怕连命也难保。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十三 父亲的喜事（8）
父亲一直认为是孙伯伯他们救了自己的命。父亲说：换上别人早被*了，是他们拖着，特别是当时任县公安局长的刘伯伯硬拖着，拖到中央“自己勇于改正错误”了，父亲释放。虽说失去的永远失去，父亲再也没有重佩“掌中雷”，只是在交通局做一般干部，但父亲保住了命。活着就好。直到*之后，还是在孙伯伯、刘伯伯、蒋伯伯、胡伯伯他们的帮助下，父亲才*，得到一个“光头”的“离修老干部”。
今晚我为父亲守夜。哥哥要与我一起守，全家反对。他昨晚已经守了一夜，今晚须休息。
哥哥去睡觉并不等于就我一个人守夜，事实上，家里有很多人，居然还有楼上楼下的四个小伙子来我家打麻匠。这还是家乡的习俗。明日父亲出殡，家里人不能抬，得由这四个小伙子将父亲抬上殡车，今晚他们四人算是热身。照规矩，我得招待他们吃、喝、抽。我觉得很滑稽，打麻匠属于典型的娱乐活动，怎能在死者身边进行？但是，当我看见母亲和姐姐们也在里屋开一桌时，才意识到本人落伍了：白喜也是喜呀！喜事和娱乐联姻，天经地义，家乡的习俗有理。
我这时候才有工夫好好看看已经死去的父亲。
父亲身上盖着红被单红头布，看上去比生前要高一些。这与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原以为人死了会缩一些。我掀开被单，见父亲脚上穿着老鞋——一种很泡的没有纳底的棉鞋。我再掀开头布，认定父亲确实死了——腮瘪，眼凹，嘴半张开，假牙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了，眼睛微睁，面无表情，看不出痛苦，也看不出满足，整个脸呈骷髅像。父亲比半年前瘦多了，怎能说死前“好好”的？我猜想，父亲死前一定备受病痛折磨，只是父亲太自觉，不愿意连累家人，才硬撑着，直至“无痛死亡”。
我很奇怪挨着自己死去的父亲为什么一点也不害怕。以前我是很怕死人的。1976年在建设兵团，我们连队有个回乡知青为了去县城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竟在爬车时摔死，送他“上山”时，我离得很远还是很恐惧。平时要是在路上看见花圈，老远的就绕道走，实在无路可绕也是尽量侧目，不敢正眼看。但是今天晚上，当我夜里挨着死去的父亲时，竟然一点都不害怕。大概只有最亲的亲人才会如此吧。
我为父亲烧纸。
父亲早就说过：烧纸比烧花圈好，烧纸节约，而且更能表达哀思。父亲说这话时正值“无产阶级*”，父亲单位的一个同事的母亲去世，在办丧事的时候，工作组不允许他为母亲为烧纸，说是封建迷信，但允许烧花圈。父亲想不通，说了这番话。当然，父亲当时也是背后说的，没敢当面说。现在好了，人民已经享受为亲人烧纸的自由，我可以为父亲烧纸了！算是实现了父亲的一大遗愿。
我不迷信，不相信烧去的草纸真能变成钱而为父亲在阴间所用，但为了父亲的遗愿，我还是不停地烧，烧了我心里好受一点。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很多名义上为死人做的事，其实受益的是活人自己。比如像我，现在为父亲烧纸，与其说是对父亲有意义，不如说是对我自己有意义，为了我心里好受点。白天妈妈让我烧纸时就曾说：为老头子烧点纸吧，他会在阴间保佑你。你看，还是为自己。白天我没烧，需要父亲保佑的人太多，轮不到我，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我可以慢慢地烧，想烧多少就烧多少。但我不是为了让父亲保佑我，父亲给我的已经够多得了，我不想再让父亲替我受累。我烧纸，纯粹是想尽一点孝，但是事实上，我烧纸一点也不费力，父亲身旁早已备好专供烧纸的孝盆和一迭迭折成三角形的草纸，孝盆里一直有火，我要做的仅仅是将三角形草纸放进孝盆里，这也算是“尽孝”？然而父亲已经死了，我再也没机会尽实实在在的孝了，只能长跪在父亲面前，将三角形草纸一张张地送进孝盆，等待明日的到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三 父亲的喜事（9）
10
第二天天没放亮，哥哥就回来了。我不知他这一夜睡了没有。紧接着，蒋伯伯和蒋阿姨来了。母亲赶紧迎出来。蒋阿姨进门就哭，甚至哭得比我母亲还伤心。我猜想，蒋伯伯蒋阿姨如此伤心并不完全出于我父亲的去世，可能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他们自身的遭遇。假如说父亲50年代初的遭遇多少有点归结为他“不识时务”的话，那么蒋伯伯的遭遇则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他自身责任。说出来现在人恐怕不相信，蒋伯伯所谓的“生活错误”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听从组织的“劝告”，执意取了蒋阿姨为妻。
蒋阿姨是当时县里公认的美女，性格开朗，会打篮球，属“新女性”。蒋伯伯当时还没结婚，是全县最年轻的区长，*倜傥。在老百姓看来，蒋伯伯与蒋阿姨结为一对是郎才女貌，天经地义。但当时组织上不这么看。组织上认为，蒋伯伯是党的人，又是党的干部，蒋伯伯娶什么人为妻不完全是蒋伯伯个人的事，也是组织上的事。于是，组织上对蒋阿姨进行了专门调查，调查发现，蒋阿姨不仅在新中国时期出众，在解放前也出众，不仅受到解放后共产党官员的青睐，也受过解放前国民党官员的青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是蒋阿姨的竭力抗争，加上解放军迅速过江，“蒋阿姨”很可能就成了国民党某个官员的什么太太了。这还了得？！组织上出于对蒋伯伯“负责”，找蒋伯伯谈话，“劝”蒋伯伯放弃蒋阿姨，并且，组织上为蒋伯伯“介绍”了一位苦大仇深的妇女干部。但蒋伯伯不识“抬举”，居然与组织对着干，执意与蒋阿姨结婚，“犯了严重的生活错误”，从此仕途受挫，越做越低。
蒋伯伯蒋阿姨之所以这么一大早赶过来，还有一个外人根本就不知道的原因：当初只有我父亲坚决支持蒋伯伯的选择，而其他人，包括孙伯伯，都曾经跟组织上站在一边，“劝”蒋伯伯放弃蒋阿姨。
伴随着蒋阿姨的哭声，四个小伙子麻匠也打不下去了，只得草草收场。这时候，外甥外甥女及其配偶们陆续到达，天也放亮，出殡仪式即将开始。
11
正式出殡仪式开始之际，我那位对红白喜事很在行的表叔也“靠边站”了，一切由殡仪馆来的“专业人员”说得算。他们先将父亲连同父亲身上盖的头布被单一起装入一条很像雨衣布的深色尸袋中，然后将父亲抬到一个担架上，绑牢，指挥昨晚打麻匠的四个小伙子扛起担架，指挥我哥哥把昨晚我烧纸用的孝盆摔碎，指挥我侄儿捧着我父亲的遗像在前面引路，指挥四个小伙子将我父亲头朝前脚朝后地跟着遗像往楼下抬，指挥我和哥哥一前一后护着我父亲。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护着”我父亲。这四个小伙子也许没经验，也许是心虚害怕，也许是昨晚上麻匠没打好，反正他们并不是稳稳当当地扛着担架，而是一路摇晃、非常费力、紧紧张张、大声吆喝，特别是在楼梯拐弯处，我几次担心父亲会从担架上滑下来。看来专业就是专业，刚才我见“专业人员”那样捆绑父亲心里还不舒服，现在真佩服他们的先见之明。
好不容易将父亲抬到楼下，从楼梯口到殡车之间这段路上已挤满了人。最里头一排跪着我们家人，打头的就是我那十二岁的儿子，我姐姐们排在其后，这时候我才体验到什是男尊女卑；第二排跪着我们家亲戚；第三排站着亲朋好友；再外面是邻居及过路看热闹的人。
十三 父亲的喜事（10）
我们将父亲护送到灵车旁，还没反应过来，父亲就被“专业人员”送进了棂车尾部的一个箱体中，并且迅速把门关上。然后，我们被稀里糊涂地安排上了车。哥哥和侄儿被安排在第一辆车上，侄儿作为长孙始终捧着爷爷的遗像，哥哥保驾。我和我儿子被安排在尾车上，压阵。这时候我才发现，总共大约有七八辆车，有殡仪馆的专用车，有几个姐夫带来的车，还有大约是父亲单位派来的车，其中包括单位负责人的专车，反正浩浩荡荡，甚是壮观。
我发现家乡人对死者都很尊重，远远地看见出殡车队过来，都自觉地放慢脚步，甚至驻足行注目礼。车辆也不例外，几乎没有车与我们抢道。突然，有一辆黑色奥迪超过我这辆车，并且挤在我们前面，和我们保持同速，俨然成了出殡车队中的一员。刚开始，我们都很纳闷，后来，当我们车队驶向郊区的殡仪馆时，这辆黑奥迪仍然随队而行，我们终于明白：黑奥迪是来参加父亲葬礼的。是谁呢？不知道。这种时刻没法去打探或打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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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火葬场（其实我们从小就这么称殡仪馆的），这里比我想象得热闹，看来还是毛主席说得对，“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等我下车时，父亲已不知去向，问哥哥，答：进去化妆了。父亲单位的书记正在安慰母亲，那情景好像父亲的去世是单位的罪过一样，难怪十一年前当时我们单位的医生救人之前先问“你父亲是哪个单位的”呢，现在看来，那位女医生其实是很有原则性的。在中国，“单位”一词的含意是外国人永远不能准确翻译的。
我突然想起刚才挤进来的那辆奥迪车，我问哥哥是谁，他说是刘伯伯的女儿刘跃华，已经打过招呼了，现在与蒋伯伯他们在一起。哥哥说着，还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这时候，我抬眼四处张望了一下，发现刘跃华远远地对我摆手，我走过去，脸上挤出一点笑容，算是打招呼。说：“来了？”她回答：“来了”。我又说：“不好意思，刘伯伯去世时我在外地，没能赶回来。”她又回答：“没关系”。
刘跃华与我是同班同学，曾经有人说我们应该成为一对，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前面说过，我父亲很自觉，一辈子自觉，死都不例外，结亲家当然更不例外。刘伯伯那时候已经从县公安局长升格为市公安局长，父亲则反其道而行之，从乡长降格为一般干部，依父亲的性格，是不愿拖累亲家的。再说，这刘跃华爱告状，我在学校只要稍微有一点不轨，父亲即刻就知晓，不是她告的还能是谁？好像因为父辈有了生死之交，她就有了“管”我的权力与义务。谁能受得了？但对刘伯伯，我一直觉得十分亲近。有一年中秋节，我在街上看热闹，那时候正是“无产阶级*”的决战关头，父母被下放到县里，我可以不上课，天天看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看多了，10岁的我“思想觉悟”也逐渐提高，看见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就知道不是好人，就想上前去踢两脚。但这一次不同，这次我发现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的是刘伯伯！我没踢，反而上前喊：“刘伯伯！”刘伯伯半睁半闭的眼睛一下子睁开，眼里放出亲切、感激、欣慰的光芒！刘伯伯那一刻忘了自己是在游街示众，像作报告一样大声对我说：“今天过节，你和你哥哥晚上来我家吃饭！”我说：“不了。”刘伯伯说：“为什么？”我说：“爸爸要我们回当涂。”这时候，手提红白相间木棍棒的“专政队员”走到我面前，大有对我实行“专政”之势。刘伯伯赶快对我摆手，说：“你快走！快走！”
十三 父亲的喜事（11）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对父亲说了白天见到刘伯伯的事，父亲一愣，不说话，捧着碗不动。半天，父亲突然放下碗筷，站起身，对我和哥哥说：“走，去刘伯伯家。”
父亲一字千金，他说“走”那就是名副其实地“走”。那时候的交通远不如现在，晚上根本就没有任何车。父亲、我、哥哥，我们三人沿着铁路走。父亲说铁路比公路近，我也觉得顺着铁路一格一格地数枕木比走沥青路有趣。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半小时。路上，父亲对哥哥说：要是刘伯伯真是在作报告，你们不去吃饭是对的，但他是在被批斗，你们一定要去的。那时候我确实很小，不知道父亲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两个半小时的步行和父亲对哥哥说的话我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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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和小姐夫为父亲精心撰写了悼词。哥哥头一天拿给我看，我看了一遍，说：很好，没问题。其实，“问题”很多，在我看来尤其如此，我曾经与同学打过赌，不知天高地厚地在《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中挑毛病。但今天不是我卖弄的时候，我不能对哥哥和小姐夫他们精心准备的悼词品头论足，尤其是对小姐夫，他不仅代表他自己，他还代表他的父亲——已经先走一步的胡伯伯。
在我们家姊妹七人中，只有小姐姐的婚姻是父母牵的线。这大约还是源自于父亲的“自觉”，或者说是父亲门当户对的思想根深蒂固。小姐姐能与小姐夫结婚，主要原因是小姐夫的父亲胡伯伯比我父亲更惨——什么“错误”也没犯，竟然连“干部”的身份都丢了！说来令今天人难以置信，解放初期，由于胡伯伯有点文化，由于胡伯伯最先接受现代思想，由于胡伯伯看了一部前苏联什么关于集体农庄和农业机械化的电影，于是，胡伯伯意气风发，坚决要求投入农业机械化第一线。但当时实在没有什么“农业机械化”，孙伯伯他们千思万想，最后将他派到一个日伪时期留下的排灌站当“站长”。排灌站在胡伯伯的精心管理下确实为抗旱排涝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不知从哪年哪月哪日起，排灌站由县属单位变成了由人民公社管理，排灌站站长也就没了“干部”身份。后来，大约是胡伯伯常年在“农业机械化”第一线的缘故，还没等“落实政策”，就早早地离世了！最近我老是在想，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需要“落实政策”？像胡伯伯这样没能在有生之年等到“落实政策”的人找谁承担责任？
阴差阳错。哥哥和小姐夫精心准备的悼词最终竟未能当众宣读。
当时很乱。父亲的追悼会现场是由父亲生前单位负责布置的，很仓促，前面的人刚用过，后面的人正等着。这时候我们也计较不了许多，反正有那个意思就行了。父亲化妆完被推进来，罩在一个有机玻璃罩子内，很像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门享用的那种水晶棺。我和哥哥分跪父亲两边，母亲她们被邻居或父亲单位来的人架着一个接着一个从父亲面前走过。这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与父亲最后一面了，哭得非常伤心，纷纷往父亲“水晶棺”上涌，拉都拉不住。好不容易一个个哭着闹着走完了，二姐夫突然发现还没读悼词，问我怎么办，我往四周看了看，母亲和姐姐她们已经被人搀扶着从后门出去，后门通向什么地方不得而知，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来过火葬场，再追出去将几十人一一哭着、喊着、架着拖回来已不现实，我只好自作主张地“表态”：算了吧。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三 父亲的喜事（全文完）
后来，哥哥以此对我发难，指责我大逆不道，实在是小题大做了。读不读悼词对父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况且，我对悼词的基本思想是持不同看法的。前面说过，出于对哥哥特别是对小姐夫的尊重，我并没有对悼词挑毛病，其实，悼词中并不是没有“毛病”，而是“毛病”太大，以至于我没法“挑”。当一篇文章用词不当或语法不通时，你可以替他修改，但是，当文章的基本观点你不赞同时，你就没法替他改，否则你就等于认同他的观点。哥哥和小姐夫为父亲写的悼词其基本思想是回顾父亲这一辈子的“革命生涯”，盛赞父亲为“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上，至少在主观上，父亲一生并没有打算为“革命”做任何事。父亲参加队伍打鬼子并不是为了“革命”，那其实是被日本鬼子逼上梁山，鬼子打到我们家门口，杀人放火*妇女，你不打他他杀你，没办法，只有奋起反抗；父亲解放前帮助孙伯伯、刘伯伯、蒋伯伯、胡伯伯他们死里逃生也不是为了“革命”，父亲只是觉得这些人是他的同乡，而且是父亲崇拜的打鬼子的英雄，能帮人时且帮人；父亲解放后上书中央，建议将“反动残余连根拔”改为“反动势力连根拔”既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反革命”，只是出于父亲的“人性”，父亲认为像黄科员这样的旧政府留用人员实在是不该枪毙，父亲是不忍心看着这些无辜的“残余”被“连根拔”，才写那封信的，与“革命”无关，与“反革命”也无关。在我看来，父亲的基本特点是自觉、勤奋、善良。“革命”这顶高帽子父亲戴不起，可能他也不愿意戴，硬戴上去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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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接受一九七五年夏天在广得县长途汽车站的教训，这一次我一直守在父亲的身边，亲眼看着父亲被送进火化炉，一点一点被烧尽，最后只留下那么一撮骨灰。
我是不赞成火化的，甚至觉得这样做有悖于人性。干吗一定要推行火化呢？土葬更科学。人死后，只要不是特别具有传染性的，都可以洗净装入一个生物降解尸带，按规划要求埋在需要绿化的地方，上面种棵树，挂上一个金属牌子，刻有死者的姓名简历。后人需要表达孝心或寄托哀思，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维护好这棵“再生之树”，让她茁壮成长！为后人留下一片阴凉，为养育他的地球母亲留下一片绿！
我是没法在父亲身上实现这个愿望了，人生本身就充满遗憾，死也不例外。在父亲被送进炉子之前，有那么一刻我突然怀疑躺在停尸床上的那个人是不是我父亲，于是走过去，揭开被单，认真看了又看，是我父亲。
父亲走了。什么也没带。家人将一柄父亲生前天天握着的拐杖作为他唯一的陪葬品，但还是被铁面无私的工作人员剔出来，哥哥上前递了盒烟也没用。我想这是天意，天意就是让父亲这样干干净净地来，清清爽爽地走。直到这柄拐杖与父亲的其他物品被家人拿到围墙外面烧掉之后，我才醒悟：父亲是想让我永远保留它呀！
父亲本来或许是把那只孙伯伯送给他的瑞士表留给我做永久纪念的，但是那时候我年幼无知，经常打架，竟在一次“战斗”中永远丢失了！这柄拐杖是我当年游黄山时买的，父亲本不需用拐杖，但因为是我“孝敬”的，他才与它形影不离，我应该想到好好保留它呀，但是我疏忽了。生活中有些疏忽是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比如上山下乡时候丢失了父亲送给我的瑞士表，比如在长途汽车站让父亲孤单的离去，比如被烧掉的那柄拐杖。
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不要难为人”，我的理解一直是“不要为难别人”，所以我做人的原则是尽量不求人，不麻烦人，但直到父亲走了我才悟出：父亲的本意其实是“不要让人讨厌”。而我实在是最让人讨厌的，特别是说话，尖酸刻薄，夸大其词，得理不让人，居然还不知耻地以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气质与秉性”。
父亲是一本书，如果我早些读懂，或许过得更好，也少让父亲操那么多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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