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深谷间人声的召唤——比如传奇——冰天雪地朝圣者——老嘉黎多雨雪的秋季——我们的藏北姐妹——索县之战——强盗崇拜——糜费惊人的火葬——原始宗教之魂——感恩节：永远的自然崇拜——
从行政区划分归属于那曲地区的东部四县嘉黎、比如、索、巴青，地处藏北高原与横断山脉衔接处。严格地讲，它们并不属于藏北高原，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当属于别一世界，接近于藏东的昌都地区。但作为对西部的关照和对应，它们的存在便具有了意义。这一带自然景观纷繁多姿，延续了中、西部平缓辽阔的高山牧场，而越往东走壁越陡、谷越深，直到骤变为峭拔峥嵘的崇山峻岭。怒江、索河、巴青河等大江大河从这里劈山穿涧而过。江河流域萃集了农田、牧场、原始森林。各类植被随地势高下作垂直分布，从雪峰之下的高山草甸地带直达谷底茂密的松柏桦林。尤其春夏之交，山桃花、杜鹃花开得烂醉如泥。
以巴青为中心，东至昌都、南至嘉黎、西北聂荣、北方青海等部分地区，史称为三十九族[注]地区。元朝以来的六百多年间，由蒙古血统的霍尔王统辖。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此地经由四川汉人、蒙古王及藏政府统治，所以在比如等县分，许多人自称为“汉人”，说自己的家乡为“汉部落”。加之远离喇嘛教中心的前藏后藏，巴青一带成为当前本教徒最集中的地方，东四县人文景观别具一格。
东部奇观之一的溜索桥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木板桥和金属桥、几十年来所建桥梁由国家投资，体现了公有制的优越。东部还保留着人声的召唤。东部较之西部虽然人烟稠密一些，但置身于高山深谷的阴影中，人们顿感渺小和孤独。砍柴和赶路或放牧牛羊时，为了恐吓野兽，与外部联系，或仅仅为了听取远方的回声，便高声呼唤——噢……嗬嗬……
十二月上旬自无人区归来，在那曲稍事休息后，赶巧新上任的地委书记要去比如县，便搭上了车子。这位藏族书记李光文生长于川西高原，多年前他在藏东工作时我曾同他有过交往，当年他在类鸟齐组织围猎饲养马鹿，并带我们参观了长冒岭养鹿场，我把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和那个养鹿场都写进一篇散文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李书记已成为地道的中年人，我也把自己儿子的高矮比划了一番，不免感慨。命运感很强的藏北土地上，地方长官像流水一样。在最近的机构调整中，李书记取代了洛书记。洛书记在藏北工作二十六年，大半是马背生涯。他所乘坐的米色丰田，连同他的老搭档、驾驶员李师傅，都一道转交给新书记。真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李书记刚刚走马上任，便赴法国、奥地利考察畜牧业生产——又不免感慨。令人一下子感到前书记洛桑丹珍时代已成为历史。
为了那个恼人的能源问题，李书记此番来比如视察工作，私心里也想了解一下怒江水利情况，但很快打消了有关怒江的念头。比如不仅遥距那曲二百公里还多，更由于怒江在冬季是枯水季节，流量小而冰层厚。建个小发电站供应县城还差不多——很遗憾。
我此行目的很明确，只想验证两个传闻：一是某天葬台保存有上万个死人头骨，其中有一个是头顶长角的；二是二十年前拆除某座肉身塔时发现活佛完好的尸体。
一位西方人归纳了东方国家的一个民间特征很令人折服。他说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传得越远越真切，距离越近反倒越模糊。我在藏北就多多碰过这样的事，常感“百见不如一闻”。其实验证传闻本身就是可笑的事情。在藏北，事情越真越实在，越缺乏魅力。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这两件事情虽全部属实，但我在县城经多方查询后，方才得到一点模糊的线索。人们似是而非地告诉我：比如县热西区茶曲乡多多卡地方有个天葬台，文成公主进藏时路经此地，曾嘱咐要保留死者头骨，不要喂了老鹰。还说数以千计的骷髅“文革”中被抛入怒江，近些年来情况不明。
我便急着去热西区，县上人说不行，如今冰天雪地，通往热西区的路已被冰雪所封。
事实上我在县城听说的情况极不准确。不仅文成公主没有路经比如，天葬方式更在文成公主之后很久。回那曲后无意中同文化局的格桑次仁谈起此事，他二话没说，转身取来一张彩色照片：石头墙的院落里，整整齐齐码着一面墙似的骷髅头。这是同年夏季里格桑次仁他们采风时顺便拍的。多多卡天葬台的天葬师阿旺丹增正巧是地区文化局小车驾驶员的舅舅，不免亲切而深入地攀谈过。阿旺丹增划着牛皮船载他们到了对岸的天葬台。阿旺丹增藏袍里面贴身穿一件火红的运动衫，光着大脑袋，很精神的一位中年人——阿旺丹增划牛皮船的身姿也上了彩色照片。他一出现，铺天盖地的骛鹰便呼啸着簇拥而来，向他欢呼致意。他与它们相互依存的关系很亲密。在堆积如丘的骷髅里，格桑次仁他们发现了一个年代很久的头骨顶端，有一骨状凸起物。说不定是某种骨疾造成的病变。在那曲传来传去，便传成“头顶长角的人”。西藏正史中，确也记载着第一代吐蕃王聂赤赞普和最末一代吐蕃王朗达玛都是头上长有牛角的异人。
阿旺丹增告诉格桑次仁，此系已故朱带寺达普活佛的指令。达普活佛关照当年的天葬师：尸首喂了老鹰，头骨可以保存起来。使每一个活着的人看到它们，都会想到自己的归宿，不由自主要念一遍六字真言——于是，多多卡便成为全西藏唯一保存头骨的天葬台了。
在比如县，多多卡天葬台不是最驰名的。名扬四方的是距县城百多公里远的羌达尼姑寺的天葬台。从前，那里苍松蔽日，风景优美，真是理想的归宿地。不仅比如、索县一带的死人要送来，连昌都地区了青、边坝县以及更远的，需翻山越岭十六天的，都辗转而来。这个天葬台好就好在是建在地狱之王的眼睛上。每当尸体送来，地王慧眼即刻能识别出此人善行恶迹，马上决定送他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以便减少众多中间环节，使死去的人少受些罪。
至于这个尼姑寺的来历，在《羌达寺传》中有记载，但规范说法少为人知。比如县多吉县长告诉我，许多年以前，当雄地方有一巫师，和女神益希措加私奔到比如，修了一座十二根柱子的经堂，创建了尼姑寺，并首创了天葬这种形式——听多吉县长这么说，心下有些疑惑，后来问起许多人，都不知天葬的缘起，更谈不上天葬是否从此地发端。
西藏的丧葬方式，最早也是土葬。藏南现存大量藏王墓及墓葬群。藏北的申扎县及比如县朋盼区一带都有石棺葬发现。天葬的由来，想是佛教传入西藏之后，受佛本生故事如“舍身饲虎”一类思想影响，加之认为死者灵魂脱离躯壳后，徘徊七七四十九天便可飞升，尸体已成无用皮囊，何不赐给大地上的生灵，也算是人生最后一桩善行。这与佛教教义是一致的。另有一说认为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冻土坚硬难以挖掘，且又因树木稀少难以棺葬，便因地制宜采用了天葬形式——也许可以成为上述理由的补充。不然为何信奉佛教的国家不少，西藏天葬却是独一无二的呢。
天葬的缘由原本简单，不似西藏之外的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可思议。许多国内外游客，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千方百计地去天葬台猎奇，真是少见多怪。
严格的天葬仪式，要择定吉日，要请专职天葬师。要请喇嘛念经超度亡灵，一般要念四十九天。念经作法的密宗法师戴着缀有骷髅头饰的马头形帽，面罩黑纱，为的是不让灵魂看见活人的眼睛。超度经主要内容似乎比较简单，大意就是：灵魂呵你走吧，在路上你可能遇见些什么什么，但不必害怕，那是些什么什么……最后祈祷灵魂升天。
直到今天这个时代，那位创建羌达尼姑寺的女神益希措加每年都要光临该寺一次。
朱带寺达普活佛丹巴乌珠是近代人，由于他或他的某个前身在多多卡的一番话，与其说他是位半神之人，不如说他是哲学家更合适。他还是位诗人，是民间艺术的热心倡导者。十三世达赖时期，他主持兴修朱带寺，为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建寺劳动，他采用民间建筑歌的各种曲调，编写了歌词，歌词对于世界、对于当地、对于建寺活动及劳动者本身都作了赞美。文风沿用藏族传统所欣赏和推崇的华美雕饰。
在地上掘起宝贵的金土，
在不变的基础上砌起宝墙，
墙垫柱上升比骏马快，
墙板如风翅无阻挡，
墙板头如镂花金鞍牢固，
金培土装在天库里，
系墙板柱如虎狮凤龙挺立，
打墙杆如鞭把笔直，
打墙人如三种种性佛样，
干起来比神鬼还快，
愿五宝的神殿快建成！……
——《达普建筑歌·第一章》
其中每两句之间都有劳动号子的衬词。我曾见过这种打墙场面，歌舞娱乐性很强，喊劳动号子时才砸个一丁两下，歌唱时一齐住手。看起来叫人着急。
达普活佛确实是位艺术家。他还热心地推广过丁嘎热巴，组建了一个热巴队。这个热巴队的队员现在仅存一位老人雪热。近两年来，比如县将这位老人请到县上向一班年轻人传授了嘎热巴技艺。我见到了他，他说当年是这个热巴队年龄最小、跳得最差的一个，现在好多节目都记不起来了。并说他小的时候见过这位活佛，朱带寺活佛不仅倡议成立了热巴队，还亲自编剧写词。丁嘎热巴已被整理出一部分，我看了县文工队表演的片断，因对各地热巴不熟悉，也不知此一派别的特色，无法比较。只见手执铃、鼓与牦牛尾的男男女女舞蹈起来豪迈欢快，仅靠一面大鼓以鼓面鼓身的各种音响伴奏。雪热是这支热巴队的灵魂。这位老人干瘦矮小，平日里谦卑畏葸，一当手握鼓槌击鼓指挥时，立即恢复了自信，双肩及全身随之抖擞，小眼睛里神采飞扬。
达普活佛的生平资料很少，只听说他生长于东部边坝一带，出身贫寒，勤读好学，学识渊博，后来他在拉萨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差点把他毒死（有人说是出于误会），又由于他生活作风“不拘一格”（原话如此），哲蚌寺将他拒之门外。后来他流落比如一带，曾先后解救了八个中毒的人；发现“伏藏”[注]二十五件，信徒们便公认他为有法有道有福缘的活佛。声望传及青海、四川、拉萨。想来此人博学多才，富有生活情趣。
试图核实的第二件事是在那曲听说的。已离休的行署副专员普布顿珠，曾是比如一部落头人。几年前他六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向我们叙述了“文革”初期的一件事：比如县查仁区帕拉西喀塔中曾供放着一位活佛肉身。“文革”一开始，这座塔首当其冲地遭到毁灭。塔刚一拆开时，见那位活佛尸身完好，头发长长的，指甲长长的——普布顿珠断定是在塔葬之后又继续生长的——塔里还有两个酥油桶，桶里茶还没干呢。方方的酥油坨，没变质，有人拿回家打茶喝了。尸体暴露于空气中，不到两天就臭了。一位老人于心不忍，悄悄地把尸体背进一个山洞。红卫兵发现了，把老人揪来批斗一番，又把尸体从山洞扯出来，抛进了怒江。那老人就是现任西藏自治区领导人之一的丹增的父亲。
有位牧民在废墟里捡到一尊水晶小佛塔，保存了很久。牧民的妻子主张卖给康巴商人，说不准值几千元哩！牧民不同意，献给了白贡丹增活佛。活佛即将此事汇报给统战部，统战部转而请示当时的地委书记洛桑丹珍。洛书记说送到自治区宗教局鉴定一下文物价值，再看值多少钱以便付给那牧民相应报酬。
关于此事的上半部分，比如县城居然无人知道。只有一个人说他当时在场，没见到塔葬活佛长头发长指甲，也没听说有谁用陪葬的酥油打茶喝这码事。倒证实了这座塔的名气。说大约一千八百年前释迦牟尼在拉萨（！）撒了一把青稞，落在比如的有七粒，人们便在青稞落下的地方建了这座塔，所以此塔很有名。建塔的时候，那曲还没有寺庙呢。
——可是一千八百年前拉萨还没有建立，佛教尚未传入西藏，更不用说释迦牟尼是否来藏了。
返回拉萨后，偶尔碰到那位自治区的丹增书记，他证实了他父亲的遭际。
在拉萨讲起多多卡，听众睁大了眼睛。美术家把它名之为“骷髅金字塔”，从中领略了高妙深远的意境；文学家被它高深莫测的哲理和传奇色彩所眩惑；搞考古的立即意识到这件事对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大意义。长期以来，由于天葬的传统给有关研究增添了料想不到的困难。
在比如来去匆匆，无法欣赏比如人引以自豪的众多风景：喀木松山、扎西龙沟，那如乡……
索朗多吉吟诗般向我介绍：全西藏的山是妖女仰卧形状，喀木松山就压在妖女右|乳上；全西藏有象征吉祥的八座山，喀本松山是其中最吉祥的山；喀木松山九座雪峰，像飞奔之马迎风飘扬的马鬃一样；九座峰顶有九座湖，裹在茫茫云雾中；山顶流下大小溪流，远看像条条哈达；山上可以采集多种药材，山腰有莲花生奇大无比的脚印，山下是原始森林……可惜呵喀木松山不通车，要进山只能走崎岖小路。若有僧人陪同你们进山会有更奇迹的故事，而我难以讲得周全。
旺堆次仁的介绍也不逊色：雪山上流下水，水里有白石头，石头上长草皮，草皮上长水晶石，那地方叫扎西龙。扎西龙附近有九种颜色的颜料矿，邻近的湖中还有各种色彩的鱼。
旺堆次仁详详细细描述了那个独立王国的那如乡。那如乡仅有八百人。那里有冰川、森林、雪山、湖泊、农田、牧场，冰凌流苏垂挂的溶洞里，回声巨大而恐怖，湖中鱼奇形怪状五颜六色谁也不敢吃。那里的野兽有獐子、猴子、雪豹、猞猁、石羊、雪猪、水獭，马鸡纷纷落在农家院里，坐在房里不出门，便可打到马鸡。那如地方一年中只有八月份进得去。旺堆次仁于一九五七年随首批工作组进去搞民主改革时，那里还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开会时有东西一起吃，不分你我，只要吃饱就行，生活很简陋。大人穿自家织的粗氆氇，小孩不穿衣服，最富的牧主土巴曲丹头人只有四百头牲畜，而其余家产一无所有。家中用木头当板凳，毫无装饰品。这里没有文化也没有教养，不知礼貌为何物，见了陌生人从头到脚端详一遍，然后毫无表情地走开；汁数用念珠、骰子或石头，摆到第十个时便用一节木头作标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西藏，越是海拔低、气候好的地方，越是原始落后。
东四县盛产虫草。虫草是一种名贵中药，补中益气，有润肺功能。据说在东南亚一带国家里，人们异常推崇虫草的药用和滋补价值。虫草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小怪物，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植物合体的生物。它生长全过程需时五年：前三年它是虫，共蜕十多层皮长成成虫；第四年，与一种真菌结合，成为菌体，第五年生出草来。挖掘的虫草，虫体已经僵直，在“虫”脑袋上伸展出一根草茎。虫体上的肢节和足腕清清楚楚。食用方法是“虫草鸭子贝母鸡”，炖鸭子。属国家统购药材。收购价年年看涨，从几十元一斤直涨到上千元。就这样，北面狡猾的青海商人仍然乘虚而入来这儿收买虫草。每到收虫草季节，那些私商就背上糖块和回力球鞋来换虫草，拿几块糖就向牧童换一根。那些私商心眼儿多得很，第二年的虫草预先就订好数量，并把钱预支给了牧民家。这些人通本地藏语，又能吃苦，作虫草买卖他们赚了大钱。当地政府无法控制他们。
每一回虫草季每家牧民至少能挖十几斤，多到几十斤。经济收入很可观。只有虔诚的宗教信徒不去发这财，只因虫草是神山的肠子。在那曲听次仁玉珠讲，一位百姓在比如的一座山上挖到一根两尺长的虫草，害怕得不行，又赶紧埋回去了。她说有机会去比如，一定要验证这个传说，要找到这根虫草。这也说不准，东部山林中有人发现过比洗衣盆还要大的猴头菇呢。
从比如返回那曲的路上，万里长天浓云密布，直压到积雪的峰顶。已进入严冬，前几天下的雪也在路面结成坚硬的冰壳。丰田越野车小心翼翼地行驶，缓缓爬上一个高坡。正前方，出现了几个磕长头的人。他们去拉萨朝圣。大约是昌都一带人。几千里路就是用身体一点点地丈量过去：合掌举过头顶，降至鼻尖、胸口，身体迅速前扑，双臂前伸着地，划一记号，起身，跨两步到记号处，再重复以上动作。这些人里中老年男人居多，皮袄外一般再套一件帆布长围裙，手戴皮套或木板。不论烈日当空还是风雪弥漫，他们都这样一丝不苟、孜孜不倦。我们来比如的路上就发现了这群朝圣者，当我们离开比如时又发现了他们。此后我返回了拉萨，接着又飞往北京。在北京舒适的宾馆大厦里我突然想到了这群人，他们肯定还在藏北冬季的风雪中，蠕动在通往圣地拉萨的山道上。
近几年来，来拉萨朝圣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尤其东部人，几个小伙伴一商量，扔下正在放牧着的牛羊就走了。当然这带有旅游性质。朋友嘉措曾问起几位昌都姑娘，干吗一路乞讨去朝圣，她们回答说，在她们家乡，没去拉萨朝圣的姑娘被人瞧不起，嫁都嫁不出去。
末一次去西部草原之前的两个月，我去了嘉黎一趟。这是唯一的一次只具有消遣观光性质的旅游，甚至连工作笔记都没带。
山顶雨雾迷蒙，山坡阔叶林带红黄驳杂，山脚是轰然东去的翠绿的江水。细雨霏霏的嘉黎的秋季，湿漉漉的，清爽爽的。鸟声脆响在山水林木间。在鸟鸣和涛声里，我沿着湮湿的岩石小道去野贡藏布江边拎水。
此番嘉黎之行有大队人马，老同学雨初也旧地重游。十多年前初进藏，他便同我的两位山东老乡袁杰、大老李一道分配在嘉黎。所以嘉黎对于我也格外亲切。我听见它在絮絮讲述当年那群毛头小子的罗曼史和恶作剧，那些令年轻的心为之喜悦、悲伤和愤懑的往事。当年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今天听来也都感觉那样珍贵和美好。
嘉黎县城为群山所包围，那些山高峻而美丽。尤其县城背后的山，无论形状色彩都可入诗入画。只可惜有地质队勘察过，断定迟早将发生泥石流滑坡。县城决定搬迁。新城址有两个方案，这群搞勘测的、搞水电的、管财物的以及已卸任的老地委书记、新上任的行署副专员，就是来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由于县里再三坚持将县城搬回老嘉黎——原嘉黎宗政府所在地，今设一区公所——所以一行十七人又冒着秋季的雨雪浩浩荡荡开赴老嘉黎。
走过大片令人恼火的沼泽草滩，走过一段危石累累的山道，久久地穿行在狭长的桑穹山沟草原上。桑穹山沟的尽头有大片民房，那便是老嘉黎了。
这是个久为人知的地方。不仅由于它是西藏历史上一些重大战役的古战场，也更由于它是明清以来通往拉萨的必经之路，常有商旅、官差过往。清政府在平息准噶尔蒙古之乱后，曾派绿营官兵常驻嘉黎。听说清末民初有五十名汉族兵丁，因改朝换代断了归路，便在此地娶妻生子，与这方土地同化了。至今人们还能说出谁谁的先辈是汉人，但这些汉人的后代早已对汉民族祖先感觉茫然，而且汉族血统也代复一代地淡薄了。
西藏的喇嘛寺大都建在山顶，为了显示佛伦之尊，以悲悯下世。拉里寺就雄踞高高尖尖的拉坚山顶。五百年香火新近断了二十年，近几年才又死灰复燃。拉里寺隶属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管辖，按编制应有一百五十位僧人。不仅邻近几县，连青海、昌都的信徒们都磕着等身长头前来膜拜它。拉里寺正在修复中。作为经堂之柱的巨大木料是依靠人力从陡峭的山道运上去的。人们无偿地贡献着劳力和财力，虽苦犹乐，这是源于信仰的力量。
听说拉里山脚下曾经有过一座加拉公寺。加拉公——直译为汉神庙，正是汉族地区的关帝庙，供奉着汉族武将关云长。想来一定是汉族将士们在此修建的。一位红衣喇嘛介绍说，在朝圣的香客心目中，加拉公与拉里寺同样神圣，对关云长和释迦牟尼同样敬畏。他们具有同样的法力，没必要厚此薄彼。于是便供奉同样的布施，跪拜同样的大礼。当年管理加拉公寺庙的是一位汉族孤老太太，取了藏名叫扎西卓玛。至于她怎样到了这里，她的身世和经历，今天没有谁能讲得清楚。只听说她仅有的儿子流浪到林芝再也没回来，还听说她能腌一手好泡菜，大约四川人氏了。五十年代解放军工作组在此开辟工作的时候，她来认乡亲讨饭吃，捧来过一坛酸菜。
如今这个关帝庙连一块石头也没留下，毁于“文革”，没听说有修复的希望。加拉公，仅仅留在老嘉黎的口碑中，为后来的旅人提供一片想象的空间。
老嘉黎还有一片墓地，我们去瞻仰了它。这儿埋葬着差不多三十年前那个特殊历史年代里捐躯的汉族士兵。他们以最后的方式与并非故土的乡间土地共存着。老嘉黎的山石垒砌成墙，老嘉黎的泥土安顿了几十颗异民族的魂灵。此际雨雪飘飘，泛黄的草棵飒飒有声。我们（立在紧闭的墓地栅栏外，心头隐隐作痛，涌动起莫可名状的感伤。
而我们，活着的人还在继续着生之悲喜。无论在怎样超常的生存环境中，生活毕竟是可爱的。
我们准备去河对岸的山脚，看是否有电可发——那儿有一道虚张声势的山泉轰轰作响。区上准备了八匹马，两个向导。同伴中一位汉族小伙子刚一上马就给甩了下来，好不惭愧，便激流勇退，撤回区上。拣一匹最老实的棕色牝马分配给我，它的小马驹紧随左右；雨初则骑一匹滚瓜溜圆的深栗色烈马；洛书记的乘骑是匹高贵的白马，做工考究的马鞍上铺着深红色高级卡垫，雄赳赳一马当先。一行八骑，一溜小跑。艳阳天，大草原，马蹄得得，清风扑面……每当跨上马背，便是我最豪迈的时刻，幻想自己是一西部女侠，即便此生是场悲剧，也要上演英雄悲剧而非凡人悲剧。只遗憾骑术太过一般。当碧绿的桑曲河挡住去路，同伴们纵马奋不顾身地冲向河心，激流淹过马膝，漫过马肚，伸向马背……便勒马河边踌躇起来。我从没有骑马过河，加之不会游泳，对大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那位盘着英雄发的向导好心建议：要是你害怕的话，我和你同乘一匹马吧。
我岂能示弱！把心一横，缰绳一抖，催马便走。那马纵身一跃下了河床。随着一声惊叫，左手紧紧抓住后鞍桥，还是险些儿栽将下去。一跃之后就好多了。清澈的河水从坐骑下打着旋儿流过，铺着细沙的河床清晰可见。眼睛盯住水面有点儿眩晕，心里却喜不自胜。等登上对岸，只是鞋子给打湿了。高兴了还没一分钟，严峻考验又来了：必须沿着陡峭的山坡前进。
藏族有句俗话：不能驮人上山的马不算马，骑马下山的人不是人。话虽如此说，太陡峭的石山崖壁上也不能骑。我们牵马在山壁灌木丛中寻找路眼。这里海拔不超过四千米，爬起山来还是气喘吁吁。好不容易上了坡，大家互相招呼着上了马鞍。我打心眼里想牵着马走：这骡马道也太险了！右面是陡陡的山，左面是断崖深谷。不过半尺宽的倾斜路面顺着山势曲曲弯弯。听说马的平衡能力很强，有一个蹄子失足，不碍事；两个蹄子同时失足呢？天知道；要是三个蹄子呢？……总归害怕也没用，生死自有天定命走吧。此处已是满山青翠，星星点点的野花开满了一山一坡，小小灌木叶儿红了，火焰一样燃成蓬蓬簇簇。悬着的心得到抚慰，飘飘忽忽沉落下来，看着眼前马蹄滑向断崖的新鲜擦痕，想到不知哪位骑士受了一场虚惊，不免幸灾乐祸。藏族同伴转身宽慰：这条路算什么险哪，比这更险的山道多多有啦！
翻过一面山坡，就见崖底巨石中呼隆隆一道大泉涌流而出。作为风景很美，水边绿草茂盛。县领导对它寄予厚望。时值确定新县址的关键时刻，他们急于敦促地区领导能够高抬贵手，批准老嘉黎作新县城。同时风闻地区倾向于阿扎区，并派有关部门在阿扎区搞过地形地质勘察测量，能不着急！于是左一个报告，右一个报告：老嘉黎有历史，有寺庙，有文化传统，曾是宗政府所在地，我们最早的县政府所在地，老百姓很集中……倘若这眼大泉能提供电力，无疑有助于老嘉黎在竞争中取胜。
但当技术人员大体测过流量，只遗憾地摇了摇头。
嘉黎一九六○年建县，县府设在老嘉黎，去那曲没公路，骑马要走四天半。每位县干部都配备一匹马，白天放养。每到黄昏，各家马儿纷纷跑回自己的家。后来县城就搬迁到山青水秀的白玛塘，县名依旧。谁想到还需要再度搬迁呢！而且想搬回老嘉黎，谈何容易！这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心急火燎的县领导又心生一计，建议在老嘉黎召开群众大会，搞民意测验，看他们投老嘉黎的票呢还是投阿扎区的票？
当然当然。何用测验，一百个老嘉黎人会投二百张老嘉黎的票：右手没放下，左手又举起来了。作为县城和作为区公所驻地，有天壤之别。县城有电灯，有电影电视，大商店，中小学校；作为县城，也象征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假如我是老嘉黎人，也定会如此渴望。我们路遇许多干部百姓都纷纷向我们打探情况，区干部德庆群宗最殷切，她和她的父母都恳求我们能在地区领导面前美言几句。
我们的车队刚刚到达区上时，这位牧女出身的区干部德庆群宗，一听说来客中只有我一位女同志，便盛情邀我去她家同住。
区公所的院子就是六十年代初的县政府所在地，一横两竖三排房，现在看来很简陋。连日雨雪，院内遍地泥泞，遍地狗粪——由于没有打狗的习惯，嘉黎区和许多地方都是狗多成患。那些狗骨瘦如削，皮毛肮脏，品种又不好，看起来令人厌恶。院内还有一大片尚未收割的倒伏的青稞。德庆群宗的家就在青稞地边上，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子又小又暗，又隔成小套间，里面一张大床，一排藏柜，柜上叠摞着五六床新被子。德庆群宗有收藏新被的习惯；外间有两张窄小的卡垫床，炉灶炊具，写字台。她和女儿住外面，把大床让给了我。随口问她，平时娘儿俩是怎样住的？德庆群宗的回答使我意外，说女儿想吃奶的时候，就都睡大床，平时女儿就睡卡垫床上。
可是女儿益西卓玛已经九岁了。九岁了还在吃奶？那么牧区孩子最大能吃到多少岁？
德庆群宗想了想，说，大概十五岁吧。不过女儿才九岁她现在奶水已很稀少了。
很快发现德庆群宗热情得近乎病态，她对于女儿的爱有些儿发狂了。同时她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几天里她一直在絮叨自己的生活遭际。
民主改革那年，人民政府送她去内地读书，那时她正年轻，像朝阳初升，灿烂前程召唤着她。但是后来的命运则阴云四起。结了婚，不幸又离异了——实际上是被抛弃了——她带着两个女儿返回故乡，回到父母亲身边。她的全部爱心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但噩耗传来，在远远的县中学读书的十三岁的大女儿得急病死去了——德庆群宗从系着彩缎的小匣子里取出亡女的照片给我看，继续说着——县上派人来看望，顺便征询处理意见，是土葬、火葬、还是天葬，可以任选。“我想来想去，土葬可不行，地下的虫子会把她咬得不得安宁；火葬也不好，还是天葬吧，干干净净。”
只有九岁的益西卓玛与她相依为命。她不愿下嫁牧民，“太不卫生”。益西卓玛是她的唯一希望。她用最极端的母爱眼光百看不厌地瞧着女儿，对女儿随口说的每句话都要立即翻译给我听，对女儿无意间做的每个动作都立即示意我一同去欣赏。她没抱怨过什么，除了对前夫的诅咒；只是用更多的热情殷殷地生活着。小益西卓玛也争气，在班上学习是拔尖的。德庆群宗按照汉族女孩的发式，把女儿的茸茸细发高高地梳在脑后，用红绸扎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她打算让女儿将来考拉萨的或内地的大学，她的命运要在女儿身上得到改变。
德庆群宗把她采集制作的野花野草的标本让我挑选了一番。这是生长在桑穹山谷草地上最常见的饱经风雨又璀璀璨璨的那类花儿，朴素的蓝色花和黄|色花。德庆群宗还把她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动员了来，录了一盘嘉黎山歌的磁带送给我们。老人是当年的歌手，年逾七旬，仍能高歌真叫人难以相信。而四十多岁的德庆群宗的花腔女高音中仍满含少女的清纯之音也叫人惊异不已。此地山歌如同高原牧场上的徐徐和风，淙淙小溪，任性随意地吹拂流淌。旋律有程式化的结构：低低的喉音脱口而出的时候，便迅即昂扬激越，加花的拖腔，一个跌宕沉落下去，又一个低低的喉音……周而复始的旋律似乎在重复那说不完、道不尽的世世代代的感慨，不知所求的迷茫。
从查桑的卓玛到老嘉黎的德庆群宗，我见过许多知名不知名的藏族妇女。我的那些藏北的姐妹们，坚强富有耐受力，是世界上少见的最独立最少依赖性的一群女人。许多观察者都注意到了藏族妇女在藏族社会中的特别地位和作用。所谓特别，是相对于西藏四周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及儒教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而言。观察者们注意到了西藏妇女从未深藏于闺阁之中，她们活跃在家庭和社区中，形成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她们的作用奠定了她们的地位。牧区有句形象的俗话：小孩的脚磨起茧子（放牧），女人的手磨起茧子（做活），男人的ρi股磨起茧子（坐着喝茶）。妇女支撑起牧区基本生活：挤奶、打茶、炒磨青稞、制作酥油奶渣、照看孩子……从清晨到夜晚，从岁首到岁尾。青春与生命被常年不息的牛粪火一点一点地舔尽了。最苦的是那些没有机会嫁出去的女人，拖着几个私生子，撑起一顶小帐篷，独自应付生活。虽说牧区乡下正统观念淡薄，虚伪的道德教条也少，但非婚生子女还是常被人瞧不起，被称作“脏孩子”。又虽说各地都规定了对不负责任的男人的惩戒条例，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找到爸爸。一个过路人，就那么一两夜，有的连名字都不知道。就是罚来几头牛，几十只羊，也没能改变基本事实。我还听一位申扎人讲起婚姻方面的一个陋习；申扎县巴扎区三个偏僻乡里，习惯娶“姑姑老婆”，即认为姑侄配偶是最理想的婚姻——这种隔代婚，难说有什么爱情幸福。
另有一类妇女，处在那种虽为数不多但也常见的多夫多妻家庭中。以家庭为中心各有分工的生产单位，往往以此保证人力和生产资料不散失。由于观念的差异，牧民的私欲及由此而发的占有、妒忌等心理淡薄得多，所以一般认为多夫多妻之家各成员间的关系还和美，至少相安无事地打发着日子。我在藏北走访中，不少人坦率地赞美这种生活方式，后来我所接触过的藏学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至少客观上认可了复婚形式的合理性。他们大致从社会观念、经济观念、心理因素论证了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注]——目前世界通行的一夫一妻制度虽不是最完善的婚姻形式，但多夫多妻制却不能推广，至少不宜传播到汉族地区，那还不闹个争宠泼醋，天翻地覆。
但如果具体到某个家庭，例如双湖查桑区的某位四十几岁的妇女，她的两位丈夫一个八十岁，一个十八岁，就可明白在许多这类家庭中远没有爱情可言。
在牧区妇女的诸多特征中，有一点我永远都不能够理解，那就是她们在生育时表现出的超常的耐力。牛粪堆上垫张牛羊皮做产床，夜间生了孩子，第二天一大早就抛头露面，背水，洗衣，做家务。上一年那曲县文工队为美籍华人作家们演出时，那位无伴奏牧歌的演唱者刚刚生了孩子才三天。演出前我就听说了，急忙劝阻，文工队的人都不以为然。演出时我悄悄告诉了来自美国的两位女士，她们吃惊得目瞪口呆。而汉族传统习俗是足月方起。很多汉族男女议论过这个问题，一致认为是汉族退化了。我终于也没弄明白是由于藏族妇女体质太好，耐受力也强，还是意志坚强，强忍住不适呢？
也许她们对于苦难的感觉早已麻木。她们认为生活原本如此。不仅藏北的民间妇女，其实连女神也充满了苦难，成为藏北女性的象征。申扎那仓大部落的女保护神杰岗扎西拉姆雪山，是一架积雪覆盖的大山梁。从南方新归乡方向看，她是“骑在骡子上的仙女”模样。杰岗扎西拉姆是男神山雅邦的妻子，但她与玛钦波木热山相爱并生下私生子依布山——“猞猁的儿子”——担心雅邦山发现就把依布山藏在身后。但这种事情怎能瞒得过去！怒气冲天的雅邦山挥刀砍下扎西拉姆的双|乳，扔一个在山前，扔一个在山后，至今扎西拉姆胸前留下的血痕还依稀可见。惩罚了扎西拉姆，雅邦山又跨上了坐骑莫如山追击逃命的玛钦波木热。莫如山之马累死于半路，雅邦山又换乘一匹巨大的托尔达出岩石马。走投无路的玛钦波木热只得投降，胜利了的雅邦山盛气凌人地把脚踏在俘虏的脖颈上——时至今日两山仍然相叠，雅邦山余脉压住了玛钦波木热一角。玛钦波木热沦为终身奴仆，做了雅邦山的裁缝。雅邦山断然遗弃了扎西拉姆，再娶达格江姆和琼姜二山为妻。
绝望了的杰岗扎西拉姆想离开这地方，投奔南方的雅巴部落，但她的女佣却挡住了她的去路，苦苦挽留她，因为那仓部落不能没有保护神。
作为女性，我有一种天然的“类”比。但现在想来，这种比较可能是带有太强烈的个人文化背景的色彩。我想，我的悲天悯人可能毫无价值且不论，说不定还是完全错误的。同理，倘若一位自视优越的中国女性或西方女性以怜悯的目光瞧着我，由衷地替我叹息，我一定大为反感，驳斥说，这是不对的不公正的，我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虽有许多不如人意处，但我的心理是满足的和平衡的。
人和人的一般沟通都难，更何况你如何去体会另一文化圈的女子，那些独身的和拥有几位丈夫或与几位姐妹被同一个丈夫所拥有的女子的心境？
牧歌之美中，实则包容了难以言喻的一切。这种艰难的美，充填了人类生活中最深邃的底层。它可能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异常生存环境中认命的达观，而这种达观也许只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一支唱给挤奶人的歌，一支唱给打猎人的歌，一支唱给牛羊的歌，一支唱给亲人的歌，这些歌儿最动听，这些歌儿最长久……
在离开老嘉黎越来越远的路上，在雪花儿飘飘的秋季里的一天，我把德庆群宗唱的这支歌儿，播放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穿过仍然碧绿的山谷牧场，路旁玛尼堆上湿透的经幡悬垂着，石刻佛像和经文饱受风雨；忽然一个全祼的孩童向我们的小车雀跃奔来；不远处有背柴的牧家妇女涉过浅浅水流回家，一只黑白小花狗尾随着她。俄尔雨止雪弄，太阳光彩夺目，云朵将巨大的身影投向路侧草山的世界——藏北高原闪烁着凄厉光泽的生活令我感动。
——一个多月之后，我在拉萨收到了德庆群宗母女二人的信，信中夹寄了一张从印刷低劣的画报上剪下的一张花花草草的画片。九岁女孩用工整的喇嘛字体写了一页纸，德庆群宗翻成汉文一并寄上。信封背面殷殷写着：“种花人盼着花开，寄信人盼着回信”——在嘉黎县城又住了几天，度过一九八六年的国庆节。雨初在此县工作过几年，自然有许多故人。无所事事的我也随之一一拜访。这个县有个有名的麦地卡区，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大牧场。老同学雨初差不多十年前就在那里当过一年区文书。他当年的上司，麦地卡区委书记桑麦现已调来县城当了县法院院长。我们就在这位又黑又胖又热心的中年人家里喝茶闲聊。
我没去过麦地卡，因为没去过，倍感那里传奇而迷人。光这名字就有些怪，说起它，如同说起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迷迷茫茫，浑浑沌沌，不可想见。在这片藏北东部少有的高山牧场上，老同学真正过了一段闪烁着凄厉光泽的生活。想想看，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才从现代都市走出来，一步跨进漫无涯际的草野荒原，置身于同前二十年文明教育毫无共同之点的环境，语言不通，蜡烛照明，酥油糌粑为主食，整个麦地卡大草原只他一位异族人，既要学藏语，又唯恐把汉语忘了，拼命地大声读书。同时一年到头见不到一根青菜。他和区委书记一道下乡，驮上马背套，骑上马一走就一天，夜晚露宿荒野，装上一军用水壶白酒，咕嘟咕嘟像喝开水。初夏季节里大雪封了山，他骑马整整赶了八天的路才到了地区所在地的那曲。后来地区调动了他的工作，他把简陋的行李收拾好，拿马运到从嘉黎至那曲的公路上，日复一日地搭过往车辆，四天里没一辆车肯停下。好心的道班工人搬来圆木横在路面，截住一辆军车，才讲好了搭车事宜，一挪开木料，那车又飞也似地溜了。气得那位藏族工人大骂驾驶员的良心坏了。从那时起，雨初打定主意要当官了，当了官搬家肯定有专车。后来他果然当上了地区文化局局长。
他当了一年麦地卡人，居然没听说过发生在该区境内的“山动”现象。好几个“嘉黎通”告诉我们，从麦地卡区驻地往东骑马走上两天的章洛乡里，冬季可见“仁归”（山动）现象：山起山落，升沉消长，牛一样牴架……神了。
于是我们就问桑麦，果真有山动这回事吗？旁边一位牧民打扮的壮年人搭上了话，他是麦地卡区供销社的干部，到县上办事顺便看望桑麦。他说自己亲眼见过。时间是在最冷的冬日里，最晴朗的早晨，太阳刚射出光芒，就见东面的山运动起来了，起起伏伏，此起彼伏，有的山凌空飞起，有的山爬到邻近的山上，有的山碰撞得弯曲了，下有缝隙可见蓝天……
此外，麦地卡的草场还有自燃现象。
说不定它们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物理现象吧，大家谁也说不清楚。老院长又讲了他们最近了解的一个情况。就在我们到达嘉黎县的前一阶段，全县风传开阿扎神湖显示种种异常现象。当地牧民听见湖中有枪炮声，并见硝烟弥漫。他们看见有两队人马在交锋。一队穿黄衣，一队穿白衣，后来穿白衣的人马被赶回湖中。最后一位骑白马的人出现了，似乎在做调解，最终归于和平。
此事一经传开，大家议论说这是不祥之兆，预示了天灾或战争。往常阿扎湖也显示图像，不过都是草原呀帐篷呀牛羊呀一类海市蜃楼，这一回非同寻常。
考虑到会不会有人故意蛊惑人心，老院长他们正式着手调查此事。先是说阿扎湖周围的人们全部看到了，一询问，根本不是这码事，说只有十多个人看到，一一追查下去，方才落实：只有一个人亲眼看到这场湖中之战。鉴于那人是个忠厚老实。从不讲假话的牧民，就未予深究。大约也是某种物理现象，只是对那些影影绰绰的图像解释有点问题吧。
同时，阿扎湖也同别的湖一样，有关于湖牛湖羊的传说。人们习惯于这说法，若说某湖没有牛羊的话，他们会认为那才真正反常。
不是相信事物果真如此，而是相信事物本该如此——就是这个民族本质的思维方法，人类天性之一。所以幻想与传说才成为藏北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我也入乡随俗，不由得认起真来，煞有介事地寻访湖羊湖牛目击者。许多人向我描绘湖牛怎样凫上岸来与家牦牛交配，结果生下的小牛毛稀尾短。在双湖的尼玛区，我终于找到一位曾与湖羊打过交道的区干部索朗班觉。
索朗班觉今年五十二岁。那件事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当时他给奇林湖畔色宗地方的牧主桑阶当牧奴。那个夏天的早晨，他忽然发现羊群里多了两只奇怪的羊子。个头虽与家羊差不多，但腿细而长，羊毛疏落。最怪的是脸颊都是蓝色的。正疑惧间，有位老人来证实这羊子是奇林湖湖羊。牧主也很高兴，说他父亲那一代也曾来过一只湖羊，是发财的吉兆。此后索朗班觉又放了三年羊，那两只湖羊始终跟随着。不过与家羊不合群，吃草时与群羊保持一段距离，夜间卧在圈门口。都是公羊，但不与家羊交配；羊毛一直稀疏无法抓绒剪毛。三年后就是西藏民主改革那一年，索朗班觉参加工作走了，再也没听说那两只湖羊的下落。
另外还有关于湖怪的传说，几乎每个湖都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难以事事眼见为实。所以对此我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桑麦既当了法院院长，自然就谈起办案子的情况。他说起全县公、检、法工作：一九八五年没办过一个刑事案子，一九八六年只办过一件贪污案；就是民事纠纷多一些，主要是草场纠纷。再有就是真假难辨的牛主人——一头牛两个主人，都说牛是自己的，可那牛既不会讲话，又没作记号，只好酌情判了，说不定有搞错的；没有离婚案，因为从未健全过牧区的结婚登记。最头疼的是非婚生子女问题。西藏这情况特殊，上边又没有明文规定，只好各地制定土政策。在嘉黎，旧社会规定男方要付给女方一头奶牛、一只奶绵羊，一只奶山羊，可能太便宜了；现在罚男方八百至一千元，可能又太贵了，总之很不好办。
另外，嘉黎县最近还出了一连串怪事：县机关干部的几个小孩被称作活佛转世灵童。有些很小的孩子自称为某某活佛转世，有的是神汉跳神认定的。这些孩子的父母居然很高兴。但目前尚未正式认可，需报请上边裁决。因为有一个活佛死了，会有好几人自称为转世者——真是咄咄怪事。
告别了老院长，我们便驱车沿野贡藏布江往下走，想看看通往尼务区的路况。夏季雨多塌方，路不通的。从县城下行七十公里处，尼务区号称“藏北江南”，风景极佳。四、五月间杜鹃、桃花满山遍野。但通向那里的山路奇险，山沟狭窄，峭壁如削。据说沿途石壁上有许许多多佛像，上下无法攀援。有人分析说这些画是从前站在地上画的，后来山脚经暴雨常年冲刷，凹陷下去，石壁自然“升”高了。而当地百姓一直说这些佛像是自然形成的。
尼务区是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有一位与我们同年进藏的汉族人在那里当区委书记。
路不通，尼务去不成。
在我们路过一片院坝草场的时候，就见一人颠颠儿地跑往县城方向。等我们从前方路断处返回时，那人已恭候家门口了。原来他望见一辆米黄|色丰田开过，就知道洛书记回头一定要来看他，便赶去买了红酒和白酒。他是一位铁匠兼银匠。几年前洛书记曾向他探问银矿地址，银匠不知问者谁，高叫“拿酒来！”洛书记便备了酒，一面喝酒一面叙说。银匠是被人瞧不起的行当，“黑骨头”，能和地委书记交上朋友，他感到很光彩，洛书记每回来嘉黎都来看他，他也和洛推心置腹，带书记看他的粮仓，说他除了银行存款外，还有大宗现款藏在粮仓里，连他的儿子都被瞒着……请洛书记保密啊。
这一回他忙忙地舀出酸奶，倒上酥油茶和酒，刚煮好的手抓羊肉端了上来，又让家人赶着烙出饼子，又展示了他新打制的银碗和首饰……不知道怎样款待我们才好。
“嘉黎”本意就是神山。嘉黎境内多神山。其中最高最有名的山是县城前面的恰加山。此山之高，从日喀则方向看像只绵羊，从西安方向看像块砖茶。山顶终年积雪。本县气象站观察此山作天气预报：早起云雾缭绕，当日必有雨雪。
索县是我在藏北末一次旅行中抵达的。距此三十公里之外的巴青县城也一并走了走。到此为止，七次藏北之行总算走遍了那曲地区十一个县‘（处），游览了四十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具典型色彩的大部分地方。当下已是一九八七年二月下旬，藏历第十七绕炯火兔年元旦前夕。索县赞丹寺将要举行由八十名僧人参与的酬神大舞，为人世间芸芸众生祈求福祉降临。有关藏北的那部风光文化片正式开拍，我随摄制组如约前往。
索县县城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平坝子上，海拔刚及四千米，有小片柳丛生长。赞丹寺只修复了一座红宫，形单影只地高耸在平坝子中心的雅拉山上。位置与形态酷似拉萨红山上的布达拉宫。赞丹寺活佛吉卓，四十几岁年纪，很富态，很厚道，很开通。去年我在那曲地区政协会议上认识了他。当吉卓活佛谈到即将举行的酬神舞的规模是整个那曲目前之最时，我的兴趣被撩拨了起来，便试探着询问能否拍成电影。对这种请求吉卓活佛不会拒绝，但他仍然思索了一会儿，矜持地答复：“不反对。”
后来证实他合作得很好。当得知场地定在索县小学院坝里时，导演认为很不理想，请求另选场址。吉卓活佛与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喇嘛商量一番，表示同意。摄制组东奔西跑，终于确定在一处高峻的断崖前，以雪山蓝天及赞丹寺红宫为背景。不久便听说那断崖是天葬台，唯恐犯了什么禁忌，但古卓活佛与那几位老喇嘛又商量一番，再次同意。此后拍寺庙经堂里的念经场景，拍寺顶景物，都是有求必应。
沿陡竖的木梯爬上寺顶，可以俯瞰雅拉乡毗连成片的藏式平房。雅拉乡大约是整个藏北最大的一个村庄。村前有宽阔的河谷，远方是圣洁的皑皑雪峰，太阳明晃晃地照耀。一丝风也没有，一只巨大的雄鹰在山侧盘旋，双翅舒展，纹丝不动。以纯蓝天幕为背景，在寺顶仰拍吹法号的镜头，两管丈余长的法号仰天长吼，吹号的小喇嘛们嘴角都渗出了血。
传统的宗教舞蹈在赞丹寺已中止三十年了。今年首次恢复，四乡为之轰动。邻近的巴青、比如几县的农牧民都赶来观摩。如同所有宗教活动一样，这类神舞的形式感极强，结构与情节全部仪式化，节奏极其缓慢，表演者傲慢地我行我素，极少与观众情感交流，夸张了作为神界的优越感。
藏历年前的三天，是酬神舞蹈的三天。每一天中的舞蹈内容及程序基本相同。从凌晨一时开始，全寺喇嘛集中在红宫的经堂念经，直念到清晨九时。随后喇嘛们爬上敞篷大车，沿山路蜿蜒而下，进入场地。场地上事先已搭起帐篷，活佛与高级喇嘛面南而坐。深红色的帷幕隔开前后台，十位执鼓击钹的喇嘛在红幕前就坐。十面直径一米五左右的大鼓竖起一字儿排开。两位老喇嘛盘坐在显要位置，以鼓钹作指挥并自始至终唱诵似歌非歌的经文。其声犹如低沉的洪钟，集结了脑、鼻、胸腔、丹田以及灵魂的共鸣。
两个戴着祼露着牙齿的白色面具的白衣少年出场，担当“打扫舞场”的准备工作。他俩手挥花棒，象征性地驱赶围观者。随后是“活佛舞”——这位活佛是全套节目过程中唯一不戴面具者，由一位眉清目秀的青年僧人扮演。“活佛”面无表情，矜持缓慢地舞之、蹈之。一举手一投足都力求高贵庄严。他正视察两少年选择的场地，终于认为此地适合众神降临，便在场地中央画一个神圣的三角符号。
“活佛”退场，随着坚定硬朗的“咚嚓咚嚓”的鼓钹声，降妖镇魔的“鹿”神上场。鹿舞刚健有力，动作幅度大，体现了与妖魔搏斗时的正气凛然。鹿神戴模拟的鹿头面具，上有两枝树权形状的鹿角。
以上都是引子和铺垫。此刻正剧开场。在诸位神只亮相之前，是法号的仪仗。两人合抬的两管镶金长号呜呜作响，与唱诵经文的人之声高度和谐，融为一体，在蓝天与雪山之间回荡。仪仗后紧随着寿星老人和几位童子。那老人头戴前额突出的硕大面具，喜眉笑眼，颤颤巍巍，那些童子们不断地向老寿星头上脸上撒青稞逗乐，老寿星迟钝地左躲右闪，招引来观众席上一阵阵哄笑。
十四位大神陆续出场，戴着饰有骷髅的面具，有的牛头马面，有的青面獠牙；彩缎服饰五色缤纷，富丽堂皇，长及地面的前襟后襟绣着狰狞的护法神脸谱图案。只有一个面具是白面菩萨，大约文殊。众神舞姿是超慢动作，扬起臂半天才落下，抬起脚又一个半天，观众们可以尽情观赏这不多见的光彩夺目的行头，以慰藉自己一年到头单调刻板的操劳。至于众神之舞的涵义似乎是次要的。我见那些动作缺乏确指性，连众神自己恐怕都难于解说——天界诸神有无穷尽的生命岁月，实在无所事事，无所用心。
终于，在众神圈内，四位身穿红白条纹服装、手指脚趾装备铁爪的骷髅跳起了“天葬主人舞”。轻松、诙谐。活泼、欢快，令观众眼睛一亮。虽说是骷髅形象，却一点也不恐怖，像四个极可爱的孩童。
其后仍是漫长而重要的众神之舞，消磨着过于漫长的时间。一副副面具遮住一张张悲剧的脸，令人感到神的生活不胜其艰。为了活跃气氛，自始至终贯穿着身着紫袍的黑面印度人的Сhā科打诨。
酬神舞没有一句台词和唱词，除三两片断外，沉闷气息很浓，这与阴暗神秘的经堂氛围相一致，是力图远离人间的宗教所需要的。不由使人联想到宗教本身似乎就是一幕富于表演性质的人间剧。
赞丹是藏语“檀香木”之意。指经堂内两根珍奇的檀香木柱。赞丹寺是著名的五世达赖时修建的。建寺之先，推行格鲁教的固始汗曾扫荡了邻近地区五座噶举派[注]寺庙和本教寺庙，把五寺寺宝和法器作为赞丹寺的资产。这也反映了五世达赖振兴宗教，改革后的格鲁教派风靡全藏、遥居各教派之上的情况。该寺修建者是拉冬嘎宗旺丹，他曾为寺址之事请示过达赖五世，五世达赖很赞成建寺，并嘱咐他说，等你快到家乡的时候，会碰到一个往牛肚子里装血的人，他不会告诉你寺址；等见到背冰块的人，方可询问。
拉冬嘎宗旺丹依言而行。快到家乡时，他路遇一户正宰杀牦牛，遍地是血。便试探着请教，“寺庙建在什么地方好呢？”人家不理他。继续前行，碰上一人背着冰块，他又问，“寺庙建在什么地方好呢？”背冰块的信手一指：“就建在前面那座山上吧。”于是赞丹寺就盖在雅拉多的石山上了。
索县政协的丹木振讲了赞丹寺建寺史。由于没找到翻译，丹术振汉语藏语加比划，我就将自己理解到的记录于上。这是很糟糕的一段记录文字，真实故事可能要生动得多。
赞丹寺从前享有“小布达拉宫”之称，有人千方百计找来一张几经翻拍的照片，格局与气派果然是布达拉宫的仿制品。可惜几经动乱被夷为平地，近年来刚修起一座红宫，白宫正在筹建中。要恢复那座鳞次栉比的寺院，非多年之功不可。
历史上赞丹寺曾遭火灾，烧掉了五世达赖颁给该寺的法规，七世达赖重又补发了一份。并对前往拉萨禀报灾情的二位喇嘛说：寺庙遭灾，肯定有些困难。、库房里有一排木箱，你们随意挑两个带回去吧。
第一个喇嘛挑了一个分量最重的箱子，打开一看是酥油灯和净水碗；第二个喇嘛考虑了一下，挑了个最轻的，打开看是十三幅唐嘎[注].这些唐嘎后来就成为赞丹寺寺宝。寺宝中还有一件五世达赖的袈裟，一枚从山洞里掘出的“伏藏”海螺，该寺第一代夏仲活佛传下来的铜钹。
直到公元一九五九年，赞丹寺遭到一次毁坏，成为战斗据点，两枚炮弹在寺庙里爆炸——但这并非致命伤。毁灭性的一击在一九六七年，它与藏北百余座寺庙一起惨遭覆亡命运。既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为数众多的信徒们参与了这场不可思议的非常行动。昔日高高在上、悲悯下世的寺院，一度自身难保。
赞丹寺就这样神话般地消失了，雅拉山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佛像和法器部分送往地区，部分留在县上，部分流于民间。那些绸缎制作的经幢挂幡缝缝连连做成厚厚的大篷布，覆盖在县府温室的玻璃顶上。蔬菜年年很茂盛——去年这个温室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冰雹砸得粉碎。有关这场雹灾的消息在短短几天内传遍了整个那曲，从两三个冰雹约有斤重直传到一个冰雹有两三斤重——檀香木送进医院入了药，那些木、石料都盖了民房。
历史戏剧性地变更着一切，人的命运，人际关系可以在不长的时期里发生难以逆料的变化，无论有着怎样严肃的历史背景，进行过怎样严酷的政治斗争，一旦落实到民间，始料不及的后果常使人啼笑皆非。
一九五九年春夏间，拉萨平息叛乱的硝烟还没散尽，索县一带已经战云密布。赞丹寺成了短兵相接的战场。我在索县正巧采访了当年敌对的双方——昂巴和洛布丹增。他们现在都是索县干部。离开索县不几天，我去安多县又找到当年参战的明加，补充核实了情况。将采访笔记如实摘录如下：明加说：当时我在索县和巴青之间的荣布道班当小工。道班上的十三名工人都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汉族同志。那一天就像和平年代里的每一天一样，早晨起来没发现一点儿异常预兆。大家出去修路，我和一位汉族孕妇把开水装在桶里，拿车子推往工地。一出门，埋伏的叛匪就向我们开枪了。一时枪声四起。我们赶紧逃命。孕妇的丈夫就在前面不远的工地上，听见枪响就直奔他的妻子。我亲眼看见那对夫妇被双双打死。我躲在大石头后面被活捉。他们见我是十二、三岁的藏族小孩，就叫当地老乡临时看管我，夜间老乡把我放了，我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到了索县军管会。各道班工人没死的都集中在雅拉乡的养护段里，共有百多号人。此后我们的军管会就在养护段院子里坚守了四十一天。
昂巴说：我当时二十岁，正在（陕西咸阳）西藏公学上学，听说拉萨叛乱了，我们提前毕业赶回平叛。回索县不久，叛匪就打着“白色圣军”旗号，纠集了丁青、巴青、索县一带土匪和部分群众、喇嘛，共三千八百多人，占领了四面山头，把索县军管会远远地围困起来。叛匪司令部就设在北面日崩山上的尼姑寺里。我们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群乌合之众的活动：南山上的在捉虱子，西山上的在掷骰子。
洛布丹增说：我七岁就在赞丹寺注册当了小喇嘛。那年我十七岁，寺庙里的翁则、铁棒喇嘛和三百多喇嘛都参叛了，我也跟着上了山。把刚修好的通往那曲的路都给堵起来，防止他们的人来增援。
明加说：北面来的增援部分是青海的骑兵团。听说已到巴青，军管会派我随一位作战参谋前去联络。好不容易找到骑兵团驻地，那些人竟然不相信我们的证明，不问情由说我们是叛匪的探子，毒打一顿后关了起来，一天一夜一口饭也没给我们吃。直到第二天派人去索县证实了我们身份，才放了我们，连句道歉的话都没说。那位作战参谋本来很帅的，给折腾得灰溜溜的。就这样，那一年我当了一回敌人的俘虏，又当了一回自己人的俘虏。
昂巴说：赞丹寺的地位很重要，养护段院子正好在它的射程之内。军管会首长明智地决定派一个小分队抢先控制这个制高点。这个小分队有二十一人，只有我和彭措两个藏族，彭措比我大一岁。我们负责向敌方喊话，发动政治攻势。我们在寺顶坚持了二十多天后，大约在八月十九日夜间，叛匪纠集了四十人的“敢死队”冲进寺庙底层，打死了我们的队长，我们退守最高一层楼顶。敌众我寡，又是短兵相接，我们处于劣势。对方高声叫骂，说我和彭措是“叛徒”，我们就回答：“有本事你上来呀，给一粒花生米儿你尝尝。”
洛布丹增说：那四十个人的敢死队的组成，是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由喇嘛跳神决定的。给每一个敢死队员发一个泥巴做的人脑袋护身符，挂在胸前可以刀枪不入，保证能活着回来。万一死了的话，保证能上天堂。我没参加敢死队，是随后进去的。看到被打死的那个汉子，还镶着金牙呢。
明加说：情况已经很危急了，我们在下边用电台和那曲联系，请求空军支援，轰炸叛匪司令部，没想到飞机虽然来了，但扔了颗炸弹在赞丹寺背后，差点儿炸了我们自己人。
昂巴说：赞丹寺六十多岁的老堪布（住持）是进步人士，他和我们一直坚守在寺庙里。眼看飞机还要继续轰炸，老堪布急中生智，把他珍存的一面红旗Сhā上寺顶——五十年代初解放军路过此地时赠送给他的——飞机发现误会了就飞走了。到了下午，叛匪在下面采取了行动：要锯断大经堂的柱子。不用很久，我们二十个人就会全部陷落在敌人手中。我们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就想硬拼了吧。但也有人哭起来了，说再也见不到家乡父母了。富有经验的副队长很有办法，让我们把所有的被子和床单都撕开，拧成一股粗绳，黄昏时用汉话向养护段喊话，要他们机枪掩护我们突围。天刚要黑的时候，我们从寺庙背后缘绳而下。五个共产党员分别打头阵和押后阵。老堪布死活不突围，他说话到六十多岁，已经活够了，死了也无牵无挂。山上的叛匪已发现我们行踪，不断地打冷枪。还好，只有一个人的耳朵被枪子打穿了孔，一个人的袖子给打穿了。总之安全撤回养护段的指挥部里。
明加说：我们的人刚撤离，叛匪的狮子旗马上飘扬在寺庙楼顶。制高点被占领后，我们指挥部的人再也不敢走出房门。
洛布丹增说：我们占领了寺庙后的第二天上午，来了两架飞机轰炸，扔了两颗炸弹后，大家都吓坏了。我跑出寺庙，顺着山沟转到山后藏了起来，到第三天，飞机转了转就走了；第四天，解放军大部队来了，我们早已溃不成军，大家没抵抗就跑到边坝一带，后来自行解散，各奔前程；第五天我就投降了。
昂巴说：打扫战场时，我看见了老堪布的尸首，头上被砍了两刀，一只鞋挂在脚上，另一只不见了。后来，我随解放军当翻译离开索县，去边坝一带剿匪，直到平叛结束。
洛布丹增说：第二年人民政府送我去拉萨中学，学习藏文和算术，没学汉文吃了亏，再也没机会深造了，当干部整天下乡跟牦牛打交道。到了一九六四年，我和那曲另外三个人组成四人代表队，参加西藏第一届文艺会演。我们四个人，没有乐器伴奏，整整演了一台节目，把拉萨轰动了——现在那曲根本没人会跳那些舞了——大家说，昌都来了二十几个人，谁看他们！看谁的？黑河（即“那曲”意译）四个人的！后来各地区共选留了三十三人，组成西藏代表团参加全国第一次文艺会演。我主演了一个舞蹈，拍成电影《朵朵葵花向太阳》。西藏代表团在人大会堂演了一场，周总理和我握了手（洛伸出右手），夸奖我——多幸福啊！——毛主席多次接见我们，会演期间江青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你看我当时的照片，不像男的，也不像女的，嘿嘿……文化革命那阵子我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了宣传队，到一九七一年给我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了公职，交雅拉乡监督改造。群众专政很厉害，把我捆着打了几次，现在右手不行了，就是那时给捆的。当时昂巴也被双开（开除公职、党籍），也在雅拉乡劳改。当年你死我活的敌人，也有这一天成为难兄难弟。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