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反过来想，大知大年者，鲲而鹏者，也常常不理解具体而微的、形而下的、难以上台面的、不被人重视而且常常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小知小年的关切与忧虑，艰难与辛酸。虽然他们不是晋惠帝司马衷，他们无意中也可能向饥民发出“何不食肉糜”（饥民们为何不喝肉粥）的白痴提问。想想看，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或深潜溟海的巨鲲，如何能关心那些小小的、站在或蹲在时而炎热时而冰冷的土地上的，低着头、弓着腰、胼手骶足的劳动者，尊敬与理解这些处于弱势的劳动人呢？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按照齐物的观点，蝉可以看作是很大，鲲也可以看作蝌蚪一般，斑鸠也可以视如重型轰炸机，而鹏鸟也可以视如一只蚊子。这里显现了庄子的悖论：他既要齐物，不分大小长短久暂高低贵贱，一视同仁；他又硬是要作大小知（智）大小年（时间）之辨，要以鲲鹏的优越性傲视蝉与斑鸠。庄子并且无情少德地将生死寿命不够一天的朝菌（蘑菇），将寿命不到一年的蟪蛄（寒蝉）拿过来，与长寿的冥灵、还有什么大椿和彭祖相比。深明齐物之理既万物本无差别之理的庄周，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斤斤区分与比较呢？
你读到蜩与学鸠嘲笑鹏鸟的这一段，能不为蜩鸠而摇头可怜吗？能感不到反讽的意思吗？与此同时你会不会也为鲲鹏的过高过大过远难以匹配而感到寂寞与疏离呢？你能毫不费力地一家伙认同与鲲与鹏吗？你有高攀鲲鹏的胆量与本钱吗？真正认同了巨大的鲲与鹏，你又会将渺小如虫的人类置于何处呢？最后，你会不会对于庄子的大捧特捧鲲鹏与轻蔑地谈论小蝉之属而开始产生反感呢？
而面对鲲鹏，蝉鸠之属是必然会产生取向相反的嘲笑的，是完全可能生出敌意的，因为鲲鹏的存在对于蝉鸠等是一个压迫，是对于蝉鸠的渺小的一个提醒。如果众蜩众鸠与此后说到的朝菌、蟪蛄、斥鴳——池中小雀之属联合起来，也许会做出消灭鲲鹏、消灭冥灵、大椿、彭祖的决议乃至行动。自然史也告诉我们，太巨大的动物，难以存活延续，例如孔龙。巨大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危险。
所以在兹后的篇章中，庄子要讲解，小虫小鸟其实也很伟大幸福。小虫小鸟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你们一点也不比鲲鹏们差。
按起葫芦起了瓢，庄子也罢孔孟也罢，著文立论，谈何容易？
追求逍遥的努力导致了相当的困窘与尴尬。越是追求逍遥，越是遭遇了令你逍遥不起来的因素。这当中包含着几分悲哀，几分无奈，几分两难。是不是呢？
也许正是这样的论述，告诉我们，你不是追求大气概、大自在吗？好的，请作好准备，你将受到小鼻子小眼的庸众的嘲笑，置之不理您就逍遥了。
再退一步，作不到绝对的逍遥要什么紧，知道逍遥两个字，已经有了目标，有了标竿，这是庄周的贡献，这是中华文化的奇葩，这是精神的升华与享受。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曰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不到一千字的文字，庄子已经三次讲述了同一个故事，两次讲述了小虫小鸟对于鲲鹏的不解与嘲笑。大同而小异。这里汤问棘的说法中，不是鲲化为鹏，而是有鱼曰鲲，有鸟曰鹏。对鹏的描写与前文重复，这里不赘。对于斥鴳即池雀的腾跃而上，数仞而下，描写得活泼生动。它的飞翔与跳腾一下相差无几，不过是数丈之内，不过是穿行于蓬蒿之间，也就是说它的飞行高度，低于一丛大蒿子。小鸟重复说“彼且奚适”——它要上哪儿啊？显得大鹏与小雀难于沟通。庄子还明确地提出大小之辩（今宜作辨）来。这又成了庄子享受自身的牛气的证明了。
读书人总要牛气勃勃那么一两下子的，越是不得志，越是受到俗人的冷遇，越要编出点故事词句，自我膨胀以求满足。
小大之辨？必须大够了火候，才能不玩世俗，不玩外物，不玩名利地位。但是只要一有辨有辩，就没了逍遥自适，何其要命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
不知道为什么，庄子多次嘲笑那些自己得意洋洋的小官僚小官吏（其实在俗世他们被认为是显赫的高官——大人物的），嘲笑那些能混上一顶乌纱帽，能投合一乡一里一块土地上的人的心意，能因其品格而得到国君的首肯，进而成为一个什么侯国的土土的人五人六的家伙。从他的“行比一乡”的说法中，联想到此前他对于鲲鹏的吹嘘，你不难看出庄子对于土的轻视与对于洋（北溟南溟）的向往来。庄子说，这种土土的人五人六，他们的见识不过是小蝉、斑鸠、朝菌、蟪蛄的水准罢了。
可以推测，莫非是庄子受过他心目中的小官小吏的气？庄子要在自己的言论中报复这些见识有限，挟权自重的土包子。
庄子是思想家，是幻想家，是文章家，是大师，他对于现世的俗人的形而下的东西，有一种高傲的轻蔑。
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
说是高人宋荣子就嘲笑那些得意洋洋的地方小官吏。宋荣子可了不得。举世夸奖他，举世非议他，他都不放在眼里。他搞得定内外的区分，不受物议即外物的影响。他辨得清荣辱的处境的应对。他对世界，没有什么斤斤计较的追求。虽然如此，他仍然有待于提升待，他仍然有作不到的地方。
庄子强调一个人要特立独行：举世夸赞，不足喜，举世反对，不足忧。这比老子的宠辱无惊说得还强烈，还掩盖不住火气。是不是他有过与公众对立的不愉快的经验呢？到了后世，到了北欧的易卜生那里，真正有远见的至人圣人，则被攻击为“国民公敌”矣。
庄子拿一个叫做什么宋荣子的例子说事儿。所谓定乎内外，辩乎荣辱，这里的含义并未发挥，与前文对照，定乎的主要是内，内力超常，才能不在乎举世的誉与非，同时定于外才能明于外，将外置之度外；于是能够物物而不物于物（主动地操控外物，而不为外物使役控制），不至于只能被动地迎合外物、常常难合外意、永远尴尬狼狈、捉摸不透命运。而辩荣辱，则恰恰在于不为举世的荣辱之论而干扰。数数然，写出了俗人的进退失据、得失无端的斤斤计较与嘀嘀咕咕。
一般人很难作到宋荣子这一步，谁能完全不受外物的影响？谁能完全作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语出范仲淹《岳阳楼记》）？谁能完全感觉不到异化、感觉不到个人与环境的疏离？人们其实也难以作到视外物如无物。中国人从俗的说法则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就算是降格以求的中庸之道了。
宋荣子够厉害的了吧？一句话，“犹有未树也”，五个字毫不费力地把宋荣子的标竿又超越了。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话说列子乘风出行，潇潇洒洒，出类拔粹，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其实列子并没有吭哧吭哧地去练功去求福。他倒是不用在地上奔波了，但仍然要等待与依靠风的力量与自己的发力等才能飞行。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遵循天地的大道，运用六合即三维空间之气势，或运用阴阳风雨晦明之六气，游走于无穷之中（不只是十天半月了），那还有什么需要等待的呢？所以说，至人用不着惦记自身，神人用不着修练功法、用不着追求事功，而圣人呢，连名声也毫不在意，连思辨也无需进行。
超越了宋荣子的典型是列子，他能御风而行，当然是半仙之体。列子御风的故事同样说得简啬有余而展开不足。这里有一个精神上永远要更上一层楼的追求。列子御风，泠然善也，已经是超人境界、超人手段了，“犹有待也”四个字让你看到他的超越仍然是有条件的，有所待的，于是需要再次超越列子的标竿。前贤疏解《庄子》，一般认为“有待”是指列子还要待风，其实不拘，也许还包括了待他的功力的发挥、待目的的选择，更可能是指他的境界仍然有提高的空间，是庄子有待于这样的境界的更上一层楼。总之列子御风还是有形与名的局限的，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
而庄子要的只是天地之正，六气之辩（变），游于无穷——不游也全无所谓。懂了无穷，体悟到了无穷，就是逍遥之游喽！无穷才是根本，进入了无穷就是逍遥地游个不亦乐乎啦，才能真正地解放，真正地逍遥，真正地游——物物而不物于物，即使用外物，而不被外物使役；真正地主宰自身，优游自适。
或问，怎么样才能做到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呢？在并无太空飞行的实践与理论的庄子时代只可以有一个回答：神游。你的一百多斤的身体虽然压在坠在地上，你的精神却完全可以逍遥遨游于无穷，也只有进入了无穷、神游无穷，得大自在，才能做到至人无己，不必为自我的俗利益而操心费力。神人无功，不必刻意去做什么不做什么，进入化境，行云流水，万事如有神。圣人无名，自身的修养已入圣境，还要那个破名臭名虚名干啥？或者，名作概念与逻辑解，还费心费力地思想琢磨个啥？
庄子时代的科技当然不如两千年后，庄子时代的遨游也比不上两千年后的旅行包括太空旅行，但是庄子时代的想像力呢？不一定比现时差，也有可能比现时还强一些。至少因为那个时候的诸子百家比现在的城乡在岗人员有时间胡思乱想，并有机会发表这样的胡思乱想。
庄子搞了一个三级跳，先是说官僚们大臣们的土智土技土地位的可怜，宋荣子的懂得内外荣辱已经比他们高了一级，他们闹了半天不过是为外物所使役罢了，他们不过是外物的奴才工具。列子又比宋荣子高明一级了，御风而行，已经比仅仅从知性上明了内外荣辱高明多了。庄子的理想呢？又比列子的御风而行高了一大块。风也不用御，自身与大道与天地已经合而为一，已经进入了无差别的境界啦。
一味地讲神游，一味地在心上使劲，在神上使劲，这里又不无悲凉，不无阿q，不无无奈，不无忽悠，不无恍兮惚兮，四顾茫茫，大荒而且无稽。这正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安适所在，也是悲剧所在，沉痛所在。
你尝出点味儿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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