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那顶牛的样子反倒让肖国庆抿嘴一笑，边点头边拉长声调：“怪不得你老爸叫你呆瓜哟！一个纯粹的呆瓜。”说完，又捂着嘴笑开了。

李勇脸一红，不知道怎样回答他。

王永洁也不由得笑了，但她立即又认真地对肖国庆说：“你积点口德嘛，快说下文。”

肖国庆慢腾腾地从挎包里拿出笔记本，用手示意了一下，李勇和王永洁一起围了上来。

他十分认真地指着笔记本上的表格说：“全生产队共有两百亩左右的田地，荒坡、沙地数百亩，分布在坡、梁上的田地有一百二十亩左右，分布在沟里的田地有八十多亩，我们尊敬的生产队长蒋天洪同志却对这些田地一视同仁，就像社会主义制度一样地公平相待。”

他的语气明显带着讽刺意味，可他脸­色­突然一沉，很严肃地说：“可这不是科学种田啊，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在糟蹋七里坡的土地，浪费人力和肥料啊！”说着，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李勇睁大眼睛望着他，说：“还真有你的。”

王永洁搓着手，吁了一口气，说：“你打算咋办呢？”

肖国庆朝李勇做了一个鬼脸，一字一顿地说：“且听下回分解。”

肖国庆从小就是一个脑子好用的孩子，读小学时，成绩总是前几名，当过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老师经常夸他肯读书、会读书。

他记忆力特别好，班上没有人超过他背课文的速度。班上的许多事情老师都放手让他去­干­，无论是文艺演出还是竞赛活动，他都组织得有条不紊，班主任很喜欢他的敏捷和热情。可背地里，他也是个爱闯祸的角­色­，班里几次集体打架的头儿都是他，为此，班主任也曾担心地训斥过他。小学三年级时，班上有一位叫陈丽娜的女生被五年级的男同学欺负了，另外两个男同学上前帮忙，却被打得鼻血直流，狼狈逃窜。肖国庆知道后，召集了十多名男同学在放学路上“伏击”了五年级的哥哥们他们胜利了，他们好开心，好得意。

第二天，事情一下闹大了，哪有以小欺大的呢？五年级的哥哥们冲到教室与肖国庆班里的男同学发生了争斗，还损坏了好几张桌椅。那次肖国庆耳边也被划了一道口子，缝了三针。他的班长、中队长职务也被撤销了。

为此事，肖国庆负了伤，回到家里还被罚写检查。老爸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罚他面壁思过几小时。“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红星中学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目。

他组织了十多名同学重走井冈山之路，没想到走出去才三天就有三个人晕倒。走到第七天时，只剩下他一人扛着红旗坚持步行去井冈山，除回家的同学外全部乘车去北京了。他最后倒在了红卫兵联络站的大门外，别人用担架将他抬回了万川市。

父亲心疼得落泪，心里却很赞赏他那股劲儿。学校和市“文革”领导小组也因此推荐他上北京参加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那天，当他远远地望见毛主席时，激动得跳啊蹦啊，泪流满面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回到万川市，他被许多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邀请去汇报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他每次讲到见到毛主席时就激动得热泪盈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在他的口号声中，台下也汇成一片激动的海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推进，他很少出门了，躲在家里读武侠小说。他读了《三侠五义》《峨眉剑侠》《七剑十三侠》等。后来，在一个旧书摊上买了一本残缺的《红楼梦》和一本无头无尾的《基督山恩仇记》，他读得好兴奋，他幻想自己也能成为一名侠肝义胆的剑客，荡尽世间不平事。

特别是他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后，时不时地拿一些当时的“禁书”给他读。妈妈要他将中学里学过的东西拿出来复习，还要他将哥哥的高中课本拿来读。

肖国庆变了，他能整天待在家里了。妈妈有时暗自担心得叹气，可爸爸总说他没事。但爸爸有时也叹着气对他说：“长期这样下去不行啊！”语气里充满了焦虑和不安。肖国庆反而对爸爸有些担心了。

再后来，他读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书，如《复活》《笑面人》《静静的顿河》，还有美国人德莱赛写的《欲望三部曲》和法国作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他开始思索了，思索他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

有一次，他独自在屋里高声朗诵贺敬之的《回延安》，读着读着，他居然抽泣起来，许久都没说一句话。他的行为引起了妈妈的担心，担心他的脑子出了问题，背地里要爸爸带他去医院检查。爸爸却很坦然地要妈妈放心，说儿子在成长了。妈妈总是疑虑地摇着头。

四

当学校通知他们这个年级的中学生也必须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时，肖国庆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爸爸暗地里摇着头叹息：“他们读的那点儿书，哪儿算得上知识青年啊！”

肖国庆离家前，爸爸找了一些五十年代出版的农业科技与生产书籍回来，悄悄地放在他的枕边。

肖国庆明白爸爸的意图，他不想让儿子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他当年的热血至今还不时流露在他的眉宇之间。

肖国庆是带着思索与希冀来到辽叶河畔，来到七里坡的，可山乡的现实与想象里的农村相差甚远，不免心理有些失衡。但他并未气馁，他还用了一句马克思的话来鼓励因受伤躺在床上的李勇：“人要适应环境，才能改造环境。”

他默默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尽快适应这穷乡僻壤的生活环境。现实让他渐渐领悟到了山乡的真谛，大山里的农民真纯朴，大山里的贫困真的需要改变，大山里的人们真的需要帮助。

他更为这大山里的农民年复一年地劳作而心生怜悯，一个全劳动力每天的价值只有八分钱，买不到一斤计划粮，买不到一尺布。

全生产队唯一的经济作物只有桐子果。每年秋天，全体老少出动将桐子果打下剥壳晒­干­后，榨成桐油，还得让劳动力较好的男人挑到七十多里外的永平县城去换成钱。这是全队全年一切公用开支及年终分红的唯一经济来源。

再就是每年冬天，蒋麻子组织全队的男人们上国有林场偷树。每当这个时候，全队男女老少齐上阵，当天晚上就要把偷回的松树迅速刨皮锯成木板，分到各家各户藏匿起来。大家能拉锯的就拉锯，能刨皮的就刨皮，能做饭的就做饭。这天晚上做饭的米一般是由生产队拿出剩余的谷种碾成的。全生产队的人团结一心，一切都在静静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将锯好的木板藏好后才歇息，还要让林场的检查人员查不出任何痕迹才行。

等到木板晾­干­时，也快过年了。年前卖木板那又是一场群众运动，只要能用脚徒步走到县城的人，哪怕是孩子只扛了一块木板，也得参加到那个队伍中去。

蒋麻子是一位最优秀的指挥员，他一会儿走在前面，一会儿走在后面，压低嗓音指挥着往哪走，在哪歇息，一切都那么有条理有秩序。将木板扛到县城，做完了地下交易后，往往天都还没亮。

那样的夜晚，全生产队的社员心里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喘重了。这换成的钱是男女老少过年做新衣服的钱，也是添置农具和生活必需品的经济来源。

肖国庆从七里坡人们的身上，仿佛看见了巴尔扎克、果戈理笔下的那些穷人的影子，他有时竟然也因此产生莫名的惆怅。

王永洁曾多次劝他千万别自寻烦恼，适应社会与改变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命题。

每当这个时候，肖国庆总要诵读几句：“西去列车的窗口……你可曾看见，那些年青人火热的胸口，在渴望人生路上第一个战斗！现在，红旗和镢头，已传到你们的手，现在，荒原上的新战斗，正把你们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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