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时我浑身火辣辣的，钻心地疼。我想，这种痛苦，只有在地狱接受烈焰的焚烧可以比拟。

我被绑在矮凳上无法动弹，心情也跌入绝望的深渊。呆呆地过了大约三个小时后，终于听到了公­鸡­打鸣的声音；很快，远处又传来车轮的隆隆声，那是马车飞奔过街道的声音。我知道，天亮了，可我的周边仍旧没有一丝光亮。很快，我又听到了脚步声，就从头顶传来，仿佛有人在来回踱步。我突然意识到，我一定是在一个地下室里，身边潮湿、带着点霉味的空气也能证明这一头顶上的声音持续了至少一个小时。终于，我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越来越近，接着有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窸窣声，很快一扇很结实的门摇摇晃晃地被推开了，光线一下子涌入房间。两个男人走进来，站在我面前。其中一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四十来岁，深栗­色­的头发有些花白，棱角分明，面­色­发红，凶神恶煞一般，透出一股凶狠和狡诈。另一个人身高大约五尺十寸[五尺十寸：英制单位五英尺十英寸，约合公制的178公分。

]，贼眉鼠眼，一看就是个­阴­险可恶的小人。后来我才知道，此人名叫詹姆斯·H·伯奇，是华盛顿一个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子。当时他和新奥尔良那个跟他一样臭名远扬的西奥菲勒斯·弗里曼混在一起，成了搭档。他身边那个凶煞一般的男仆，名叫埃比尼泽·拉德本，他的神情举动像极了监狱的看守。去年1月份我重获自由时，这两人还活得好好的，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

借着从门口透进来的光，我才看清了自己被关押的这个地方。房间不大，约有十五英尺见方，实体墙，厚木地板。墙上本来有一扇小窗户，装着粗粗的铁栅，但外面用遮板挡得严严实实，一丝光也透不进来。

通过那扇包着铁皮的门，我还看见了一个类似牢房或地下室的场所，那里没有一扇窗户，除非开门，否则不会有一丁点儿光线进入，几乎是个密闭的空间。我这个房间里，除了ρi股下坐着的这张矮凳子，还有一个老式的、脏兮兮的方炉子，再没有别的家具；两个房间内都没有床，也没有毯子或任何其他东西。伯奇和拉德本走进来的那扇门外是一道小小的走廊，向上一段台阶就到了一个方形的院子，院子前面是和它等宽的一座房子，其他三面则都围着一道高约十到十二英尺的砖墙。整个庭院纵深约三十英尺，其中一面墙上嵌着一扇厚重的铁门，连着一个狭窄的、封了顶的过道，沿着房子的一侧直通到街上。只要铁门关闭着，奴隶们的命运就被死死地封在庭院之内。在墙头支撑着房顶的一端，房顶向内延伸形成了一个棚子，棚子下是乱七八糟的阁楼，那大概便是奴隶们的栖身之地，夜里在上面睡觉，遇到恶劣天气，那里又成了遮风挡雨的庇护所≤之，这里不管怎么看都像是农民的谷仓，设计者大概也是费尽心机，因为外面的人永远都看不到房子里面的勾当，这里是个与世隔绝的地狱。

院子前面的那座房子有两层高，正面紧挨着华盛顿的某条街道。从外面看，这里只是个普通的私人住宅，谁也不会想到它的罪恶用途。倘若站在房顶举目四望，便能看到首都的大部分面貌。那些标榜爱国的议员们天天鼓吹着自由与平等，然而就在他们的脚下，奴隶们身上的锁链发出清脆的哐啷声，是如此的不和谐。堂堂一国首府，竟藏着这样一个奴隶场，实在讽刺。

1841年，位于华盛顿的威廉奴隶场大致就是这样子，我的描述不会有太大偏差。十分不幸的是，那年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这里的囚徒。

“啊，感觉怎么样啊，伙计？”伯奇一进门就开口说道。我告诉他，我难受极了，并问他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他回答说，我是他的奴隶—他买下了我，并打算把我送到新奥尔良去。我大声争辩，我是自由的，来自萨拉托加，家里有妻子和孩子，而且我的家人也都是自由人；我还告诉他，我姓诺瑟普，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对待我，更不能这样绑架我，我是自由人，受到法律的保护。我让他们立刻放了我，让我回家去。但他却一口咬定，我是来自佐治亚州的奴隶。我再三说明，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让他马上解开我身上的镣铐。这时，他神经兮兮地让我小声点，好像生怕别人听到似的。但我气愤交加，哪有心思顾及那些。我大骂那些绑架我的人，咒骂那些十恶不赦的混蛋。伯奇也开始大发雷霆，他骂我是个黑鬼骗子，是从佐治亚州逃出来的该死的奴隶。随后从他嘴里蹦出各种各样不堪入耳的脏话，那些恶毒粗俗的词汇，也只有他那种最下流的脑袋才想得出来。

我和伯奇争吵时，拉德本一直沉默地站在一旁。也难怪他冷眼旁观，他的工作就是看守这个关押奴隶的牢房。在他眼里，这就是个牲口圈。他负责接收奴隶、给他们送饭、拿鞭子抽他们，还按奴隶的人头收钱，每人每天两先令。伯奇转过身，命令他把“乾坤拍”和“九尾猫”拿来。拉德本走出去，不一会儿，他就带着那些刑具回来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乾坤拍”其实就是一块厚木板，长十八到二十英寸，有两个张开的手掌那么大，看上去像老式的布丁­棒­，或船桨尾部扁平的那部分，上面有许多螺旋状的突起。而所谓的“九尾猫”，是一条有许多小绳头的大粗鞭子，小绳头分散开来，每个绳头末端都绑着一个结。

刑具一拿来，两人便不由分说地按住我，粗暴地扯掉我身上的衣服。我的双脚本来就被绑在地板上，他们把我从凳子上揪下来，脸朝下按在地上。拉德本一脚踩在我的手铐上，使劲踩着，使我的双手难以动弹。伯奇则­操­起“乾坤拍”开始狠狠地打我。拍子重重落在我赤、­祼­的身体上，痛入骨髓。他一下接着一下地打，直到胳膊打累了才停下来，然后问我，是不是还嘴硬说自己是自由的。我咬紧牙关，誓死不屈，于是他又重新打起来，比之前更加用力。等打累了，他再停下来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不肯屈服，他就又甩开膀子继续打。这个浑蛋简直是魔鬼的化身，他一边打，嘴里还骂着最污秽难听的话☆后，“乾坤拍”打断了，他手里只剩一截手柄。但我仍然没有屈服。无论遭受多么凶狠野蛮的殴打，我也不愿违心地承认自己是个奴隶。伯奇气急败坏地扔掉“乾坤拍”的手柄，转而捡起了“九尾猫”。“九尾猫”的威力更大，比“乾坤拍”痛苦一百倍。我痛得忍无可忍，只好求他发发慈悲，饶了我。但我的恳求，换来的是咒骂和更狠毒的抽打，当时我觉得自己要死在这个畜生手里了。时至今日，每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不寒而栗。记得当时我浑身火辣辣的，钻心地疼。我想，这种痛苦，只有在地狱接受烈焰的焚烧可以比拟。

最后，他再问我时，我已经疼得说不出话了。可他还是不放过我，我被打得皮开­肉­绽，骨头都露了出来。一个人，哪怕还有一点点人­性­，即使是对一条狗，也不至于如此残忍☆后，拉德本说再打下去也没用，反正我已经领教了疼痛的滋味。于是，伯奇终于住了手，但他冲着我的脸挥舞着拳头，咬牙切齿地威胁我说，倘若我胆敢再说自己是自由之身，或被绑架了之类的话，那么我下次面临的惩罚，会比刚才的厉害一百倍。他说，我要么屈服，要么被杀掉，自己选择。说完，他摘下了我手腕上的镣铐，但我的双脚仍旧被锁在铁环上。他们又关上了刚掀开一会儿的铁窗外的遮板，还说够了，打累了，便重新锁上门走了。我顿时又陷入了无边的黑暗，孤零零的一个人。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后，锁孔里又传来钥匙扭动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我太孤独，太渴望看到人了，无论是谁都行；然而当真的有人向我靠近时，我却不由得惊恐万分。我害怕伤害，尤其害怕看到白人的脸。来人是拉德本，他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了一块皱皱巴巴的炸猪排、一片面包和一杯水。他问我感觉怎么样，说很同情我遭受了严厉的鞭打，还劝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再执拗地说是自由人了，那样没什么好果子吃。他似乎是善意地为我着想，但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同情我的悲惨处境，还是想诱导我放弃抵抗，不过考究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但他去掉了我脚上的镣铐，打开窗户上的遮板，之后便离开了，又剩下我孤身一个人。

我的身体早已僵硬，疼痛深入骨髓。我的身上起满了水泡，只要稍微动一动就钻心般疼。透过窗户，除了搭在墙头的棚顶，我什么也看不到。夜里，我躺在潮湿坚硬的地板上，没有枕头，也没有被褥，什么都没迎德本每天来两次，很准时地给我送来猪排、面包和水。虽然我又饥又渴，备受折磨，但我并没有什么食欲。伤口的疼痛使我不停地变换姿势，我时而坐下，时而站起，偶尔绕着房间缓缓走一会儿，就这样度过了最难熬的日日夜夜。我伤心欲绝，又深切地思念家人，思念我的妻子、孩子。每当我昏昏沉沉地睡着时，我便梦见自己又回到了萨拉托加—我看见了家人熟悉的脸庞，听到他们热切的呼唤。然而，惨痛的现实往往将我从美梦中惊醒，我禁不住大声痛哭，泪流满面。但我的意志并没有崩溃，我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我总觉得，只要能证明我的真实身份，就不会再有人把我当作奴隶强行扣押，世间自有公道在。到那时，伯奇不会再说我是从佐治亚州跑出来的逃亡奴隶，自然就会放我走了。尽管我也有些怀疑布朗和汉密尔顿，但我仍然相信他们不会如此害我，他们应该也在找我，而且一定会找到我，救我逃离奴隶的火坑。唉！那时的我还太天真，人­性­的贪婪和邪恶早已超过了我能预想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