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金钱为饵，蓄意引诱我远离家乡和亲人，远离自由……
1841年3月下旬，每到这个时节都没有什么活可干。这天上午，我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村漫无目的地溜达，琢磨着在忙季到来之前能去哪里找点活计。按照惯例，安妮又回到了二十英里外的仙蒂山，到谢丽尔咖啡馆的厨房里做事，因为此时又到了法庭开庭审案的时期。我想伊丽莎白应该和她一起去了。玛格丽特和阿伦佐则去了萨拉托加他们的姨妈家。
就在国会街和百老汇大街拐角处，靠近穆恩先生的酒馆，可能在对面，我遇见了两位衣冠楚楚的先生。我和他们素不相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熟人给我介绍，只是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熟人是谁，只记得他介绍我时，说我是个拉小提琴的好手。
我和这两个人聊了起来，聊得最多的是小提琴，他们似乎很欣赏我在这方面的才华，还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我这么合适的人，他们提出想雇用我一段时间。他们一个叫梅里尔·布朗，一个叫亚伯拉罕·汉密尔顿，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而且还很可能不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梅里尔·布朗看上去四十来岁，身材矮小，但脸上透出一股精明与强干。他身穿一件双排扣长礼服，头戴黑色礼帽，声称自己平时就辗转于罗彻斯特和锡拉丘兹两地之间。那个叫亚伯拉罕的年轻小伙子皮肤白皙，有着浅色的双眸，我猜测他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五岁。他又高又瘦，身穿黄褐色大衣，帽子亮晶晶的，大衣里面套着一件款式优雅的马甲。他的打扮极其时髦，略带着点女人的阴柔，但却十分讨人喜欢，让人感觉他在社会上混得如鱼得水。他们说自己是华盛顿一个马戏团的人。当时他们离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两人向北游历了不少地方，此时正要重新回到团里去。他们一路上的开销全靠时不时的表演挣得，还诉苦说，由于没有合适的音乐伴奏，他们的表演效果并不理想，倘若我能跟他们同行去纽约，一路为他们拉小提琴伴奏，他们愿意每天付我一块钱，晚上的话就付我三块，而且回来时还送我从纽约到萨拉托加的路费。
如此诱人的条件，我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一是为了他们所说的丰厚报酬，二是我也希望到大城市去见识见识。他们着急赶路，提出马上出发。我想着这次旅行并不会太久，便觉得没有必要给安妮写信告诉她我的去向，没准我和她会同时回家呢。因此我换了身衣服，带上小提琴便跟他们上路了。他们乘坐的是一辆由两匹红棕色的高头大马拉着的有篷马车，看上去格外气派。他们有不少行李，足足装了三个大箱子，绑在行李架上，同时充当车夫的座椅。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坐在车子后面，我则赶着车子走在从萨拉托加到奥尔巴尼[奥尔巴尼：美国纽约州首府。
]的公路上。对这个新工作，我十分满意，一路上都欢天喜地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途中我们曾艰难穿过了波尔斯顿崎岖不平的山岭路，并在傍晚之前抵达了奥尔巴尼。我们在博物馆南边的一个旅馆停了下来。这天晚上，我有机会目睹了他们的演出—这也是我跟他们同行期间看到的唯一一次演出。演出时，汉密尔顿站在门口，我负责伴奏，布朗负责表演。他的表演毫无新奇之处，不过是杂耍抛球、绳上跳舞、帽子里煎饼、让一头看不见的猪尖叫，以及其他诸如口技和戏法之类的节目。来看表演的观众寥寥无几，大都还是些看热闹的。一场下来，汉密尔顿几乎颗粒无收。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继续上路。此后，我无时无刻不从他们的谈话中感觉到焦急的情绪，他们希望赶快回到团里去，半点不能耽搁。于是我们加速前进，途中再也不演出了☆后我们终于及时赶到了纽约，并在市区西边的一所宅子里租了几间房落脚，这座宅子就坐落在一条连接百老汇和哈德孙河的大街上。我以为我的旅程已经结束，要不了一两天我就能动身回萨拉托加，重新见到我的家人和朋友了，然而布朗和汉密尔顿却极力劝我跟他们一同到华盛顿去。他们不断劝我，说夏季临近，马戏团就要动身北上，只要我愿意去，他们保证不会亏待我，并允诺付给我相当可观的工资≤之，他们说得天花乱坠，我不由动了心，最终再次答应了他们。
第二天早上，他们提议，鉴于我们要进入蓄奴州，在离开纽约之前，最好给我开一个自由证明。如此谨慎而又温馨的提议让我大为感动，尽管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但还是着手办这件事。我们去了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海关的地方。他们宣誓证明我是一个自由的人。随后里面的人递给我们一张纸，并指引我们去书记室。书记员在那张纸上加了些什么东西，问我们要了六先令，便又打发我们回海关处。然后我们又办了其他一些手续，最后付给办事员两块钱，总算大功告成。我把证明文件装在口袋里，便和我的两个朋友一起回旅馆。我得承认，当时我认为办那个证明文件根本没必要，因为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人身安全。我记得，那个给我们办手续的书记员在一本又厚又重的本子上做了备案，我想，如果查找的话，这备案应该还放在海关的办公室里。现在我才明白，1841年3月下旬某天或4月1日那天所履行的手续，是他们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使我完全放松戒备。
有了自由证明，我们到达纽约的第二天便渡河前往泽西城，然后一路奔费城而去。我们在费城逗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便又向巴尔的摩进发。我们按时抵达了巴尔的摩，并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停了下来，我记不清楚旅馆老板的名字是不是罗斯本先生，或者也许那个旅馆叫罗斯本饭店。从纽约出发这一路上，他们急着想赶上马戏团，而且越来越着急。于是，在巴尔的摩我们放弃了马车，改搭火车去华盛顿，结果黄昏时分就到了，当时正值哈里森将军[
哈里森将军：此处指威廉·亨利·哈里森（1773~1841）：美国、军事家，曾在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中获得胜利。同时也是美国第九任总统（1841年3月4日~1841年4月4日），因肺炎死于任期内，是美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短的总统，只有一个月。
]葬礼的前一晚。我们选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加斯比饭店落脚。
晚饭后，他们叫我到他们的房间去，给了我四十三块钱，这大大超出了之前约定的工资。他们解释说，之所以这么慷慨，是因为从萨拉托加出发以来，一路上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频繁演出，所以对我造成了损失。此外他们还告诉我，由于哈里森将军葬礼的缘故，马戏团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华盛顿，但他们决定在这里多留一天。此时的他们，仍然戴着伪善的面具，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让我不知不觉间增加对他们的好感，直到毫无戒备地信任他们，任由他们拿主意。他们喜欢和我聊天，态度一直彬彬有礼，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诸如为我开自由证明，还有很多细节，一切都似乎表明，他们是两个热心肠的好人，是真心为我着想的朋友。他们一直很好地隐藏了真实面目，使我完全被蒙在鼓里。这两条披着羊皮的狼，狡猾残忍的怪物，他们以金钱为饵，蓄意引诱我远离家乡和亲人，远离自由。读者朋友们，他们难道不该为我遭受的苦难负责任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善于伪装，我才受到蒙骗，我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失踪呢？
当时，我很高兴地收下了他们的钱，想着他们一定很富有。之后，他们建议我不要到街上乱跑，因为我对这里的风俗习惯还不熟悉。我答应了他们，而后一个黑人仆人领着我去我的卧室。我的房间被安排在旅馆一楼靠后的位置。我躺在床上，开始想家，想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想着横隔在我们之间的遥远的距离，直到沉沉睡去。如果那天晚上，有一个善良的守护天使来到我的床边，提醒我快点跑掉；或者有一个仁慈的声音，告诉我赶快逃离即将经受的苦难，那该多好啊！不幸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失去了最后逃离的机会。
第二天，华盛顿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游行。炮声轰隆，丧钟鸣响，整个城市为之震动。许多人家都在房子上挂上了黑纱，大街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游行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缓缓前进，我远远看见一辆接一辆的马车排成了长龙，后面跟着密密麻麻的游行队伍。在忧郁的音乐声中，他们神情肃穆，步履沉重，抬着哈里森的遗体向墓地慢慢走去。
从那天早上开始，我就一直和汉密尔顿、布朗待在一起。毕竟我在华盛顿无亲无友，只认识他们两个。送葬队伍经过时，我们三个就站在窗口观看。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每一声礼炮响过，我都不由得担心起我们的窗玻璃，怕它们会被震碎掉下去。之后，我们走了很久去参观国会大厦。下午，我们又步行去了总统府。整个过程中他们要我时刻待在他们身边，并不时指给我看一些有意思的名胜古迹。然而，一天下来我都没有见到马戏团的影子。不过这天我已经被兴奋冲昏了头，完全无心去想马戏团的事了。
我这两个朋友，有好几次一到下午就会去酒吧喝酒，可我看他们并没有酗酒的毛病。这次到酒吧，他们也不忘给我倒上一杯。我喝得并不多，肯定没喝醉。但到了傍晚，喝光最后一杯酒之后，我的肚子里开始翻江倒海起来，难受得要命。我的头也开始疼起来，变得迟钝又沉重，仿佛变成了一块铁疙瘩，真是难以言说的痛苦。晚餐时，我坐在餐桌前全无胃口。食物的样子和气味，都让我想吐。入夜后，仍旧是前一天那个仆人带我回了我的卧室。布朗和汉密尔顿建议我早点睡觉，并好言安慰一番，说明天早上我就会感觉好些了。我只脱掉了大衣和靴子，就一头栽倒在床上。但此时我却毫无睡意，头越来越疼，都快受不了了。很快，我又感到口干舌燥，嗓子简直要冒烟了。我满脑子都是水，想到了湖，想到了奔流的河，想到了我曾驻足饮水的小溪，想到了从井底缓缓提上来的水桶，清凉甘冽的井水从水桶的边沿溢出，落回到井里。大概到半夜的时候，我渴得实在受不了了，便起身找水喝。但我只是个房客，对旅馆一点也不熟悉。而且在我看来，其他人都睡得正香，找不到一个人。我在黑暗里瞎摸乱撞，自己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但最后在地下室找到了厨房。厨房里有两三个黑人正在忙碌，其中有个女的给我倒了两杯水，暂时缓解了我的口渴。可是等我返回卧房时，那种如同把舌头放在炭火上炙烤的感觉再度汹涌袭来，这一次口渴的感觉来势更凶，加上挥之不去的头疼，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我处在崩溃的边缘，甚至希望自己死了就好了，即便到了如今，那晚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我仍记忆犹新。我想，它注定要跟着我一同到坟墓里去了。
从厨房回来一个小时后，也许更久，我在蒙蒙眬眬中，感觉有人进了我的房间，听声音，进来的似乎不止一个人，但究竟有几个人，他们都是谁，我一直没弄清楚。这几个人里有没有布朗和汉密尔顿，我同样无法确定。我只隐约记得，有人让我起来到医生那里去拿点药，于是我顺从地穿上靴子，但没有穿大衣，也没戴帽子，就随着他们走过一道长长的走廊—也可能是小巷，我记不清楚了—最后来到空旷的大街上。这条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成直角，街对面的一扇窗户里亮着灯光。印象中当时有三个人跟着我，但我对他们的记忆非常模糊，就好像做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梦。我想，那透出灯光的地方应该就是医生的诊室吧，奇怪的是，在我向它走去的时候，那光亮暗淡下去了，仿佛在远远地躲着我，和我保持着距离。我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了没有，总之，我最后残存的一点记忆是，那晚我向着灯光走去。从那一刻起，我似乎就没有再清醒过。我不知道自己浑浑噩噩了多久，只是在那个晚上，还是以后更多的日日夜夜，但是当我最终恢复意识之后，我惊恐地发现，我孤身一人，周围一片漆黑，手脚也被戴上了镣铐。
我的头已经没那么疼了，但仍有些晕晕的，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我坐在一张用粗木板做成的矮凳子上，没穿大衣，没戴帽子，手被铐着，脚踝上有一对笨重的脚镣。镣上有根铁链，铁链的另一端绑在地板上一个很大的铁环上。我试着站起来，但没有成功。我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毫无头绪。我这是在哪儿？这些锁链是怎么回事？布朗和汉密尔顿到哪儿去了？我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样一个地牢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努力探索周围任何活物的动静，但除了我移动身体时铁链发出的哐啷声，周围一片死寂。我大声叫喊，结果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我在锁链能允许的范围内，伸手去摸我的口袋，却沮丧地发现，我不仅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就连我身上的钱和自由证明也被洗劫一空。我开始意识到，我被绑架了，虽然还有点模糊和混乱，但我实在无法接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这是个弥天大错。一个自由的纽约州公民，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也没有触犯过任何法律，怎么能平白无故受到如此非人的对待？然而此时此刻的处境，毋庸置疑—我被绑架了。想到这里我浑身一颤。我该怎么办？那些残忍的人根本不会有怜悯之心，更不懂得什么叫仁慈，我只能祈求上天保佑，求老天爷可怜可怜我。我难过地低下头，触碰到手腕上冰凉的镣铐，任悲痛的泪水肆意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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