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在狭窄的玻璃电话间里抱住她，轻轻把她放到壁板上伸出的座位上。她颤抖着，大口喘着气，眼睛迟钝，看着他的时候视觉才渐渐清晰起来。

“他们杀了他。他们杀他！天哪，我­干­了些什么？彼得！”

“你没­干­！如果有人­干­了什么的话，那是我。不是你，这点你要相信。”

“贾森，我害怕。他在地球那半边……可是他们杀了他。”

“纹石？”

“还能是谁？有两个电话，华盛顿……纽约。”

“怎么被害的？”

“他到机场去接什么人，遇害了。”

“怎么杀的？”

“啊，我的天哪……”泪水涌上玛丽的眼睛，“枪杀的。在喉部，”她低声说。

伯恩突然感到一种模糊的疼痛，不知道痛在哪个部位，但是在痛，痛得喘不上气来：“卡洛斯，”他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出了这个名字。

“什么？”玛丽举目望着他，“你说什么？”

“卡洛斯，”他轻声重复，“喉咙上中枪，卡洛斯。”

“你想要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他抓住她的胳膊，“我们离开这里。你没事吧，能走吗？”

她点点头，闭了一会儿眼睛，深深地呼吸着：“行。”

“我们找个地方喝点酒。我们两人都需要。然后再去找——”

“找什么？”

“圣日耳曼街的书店。”

索引在“卡洛斯”的名字下有三本过期杂志。一本三年前的《波多马克》季刊国际版和两本巴黎版的《地球》杂志。他们没有在书店里看那几篇文章，而是把三本都买了下来，坐出租汽车回到蒙帕奈斯路的旅馆以后才开始阅读。玛丽坐在床上，贾森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几分钟过去了，玛丽突然喊了一声。

“在这里，”她说，表情和声调都充满恐惧。

“读一读。”

“据说卡洛斯和他的人数不多的手下常使用一种特别残酷的惩罚方式，就是把枪弹­射­进喉部，使被害者死于极度的痛苦。这种方式用于对待违背了对这个刺客保持缄默或忠诚的规定的人，或者不肯吐露情报的人……”玛丽停下来，读不下去了。她仰面倒下去，闭上双目，“他不愿告诉他们，因此给杀害了。啊，上帝……”

“他不可能告诉他们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伯恩说。

“可是你知道！”玛丽坐起来，眼睛睁开了，“你知道枪弹­射­进喉咙的事！你说过的！”

“我说过，我知道。这就是我全部能够告诉你的。”

“怎会呢？”

“但愿我能回答你，我不能。”

“我能喝点酒吗？”

“当然。”贾森站起来走到柜子那里，他倒了两小杯威士忌，望着她，“要不要我去讨些冰块来？贺威值班，会很快。”

“不。不够快。”她把杂志摔在床上，转过身来向着他，好象要扑向他似的，“我要疯了！”

“同我一起。”

“我想相信你，的确也真的相信你。可是我……我……”

“你不能肯定——”伯恩接过她的话头，“同我差不了多少。”他把酒杯递给了她，“你要我说些什么？我能说什么？我是不是卡洛斯手下的兵？我有没有违背缄默和忠诚的门规？这是不是我知道这种处决方式的原因？”

“够了！”

“我对我自己多次说过这话。‘够了。不要去想，努力去回忆，’但是沿着这条线到了某一点就要刹车。不要走得太远、太深。一个谎言揭穿了，但是又能勾出十个问题。也许就象长时间酒醉后初醒过来，搞不清同谁打过架或睡过觉，或者……该死的……杀过谁。”

“不……”玛丽喊道，“你是你，不要把这种信任从我身边拿走。”

“我不想这样。也不想把它从我自己身上拿走，”贾森回到椅上坐下，脸对着窗口，“你发现了……一种处决方式。我发现了另外的情况。我知道它，如同我知道霍华德·里兰的事一样。我甚至不必去读它。”

“读什么？”

伯恩伸手拿起那本三年前的《波多马克》季刊。杂志有一页折着角，上面登着一个有胡子的人的素描，线条很粗糙，一些地方模棱两可，好象是根据一种模糊的描述勾画出来的。他将它递给了她。

“读一读，”他说，“从左上方开始，标题是《是谜还是魔鬼》。然后我想玩个游戏。”

“游戏？”

“是的，我只读了头两段，我向你保证。”

“行。”玛丽望望他，迷惑不解。她把杂志凑到灯光下读了起来：

是谜还是魔鬼

将近十年来，“卡洛斯”这名字在巴黎、德黑兰、贝鲁特、伦敦、开罗和阿姆斯特丹等等五方杂处的城市的小巷里一直被低声谈论着。据说他是最大的恐怖分子，因为他专门从事谋杀和行剌，没有明显的政治思想。但是，具体证据表明他为极端激进团体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德尔·明霍甫之流杀人，既作为他们的教师，又靠他们发财。确实，正是通过他对这类恐怖组织的不寻常的倾向和内部的倾轧，一个比较清楚的卡洛斯的形象才开始出现。从血淋淋的怨恨中摆脱出来的告密者开始讲话了。

有关他的所作所为的传说产生了一个充满暴力和­阴­谋、烈­性­炸药和­阴­谋诡计、快速汽车和放荡汝人的世界的形象，这些事实似乎表明他至少既是亚当·斯密又是伊恩·弗莱明。“卡洛斯”正在恢复他的凡人面目，一个确实可怕的人物在逐渐显形。这个谜一样的好­色­的罗曼蒂克人物变成了一个狡诈、沾满血迹的魔鬼，一个对工资、成本、分配及黑社会分工了若指掌的暗杀业经纪商。这种行业非常复杂，但是“卡洛斯”是大师。

这幅画像以一个有声望的名字开始，这名字同主人的职业一样古怪——伊里奇·兰米雷士·桑切斯。据说是委内瑞拉人，父亲是个狂热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不是很有名气的律师（伊里奇这名字表明他父亲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敬意）。

父亲在他年纪很小时就把他送到俄国接受大部分教育，包括诺夫格勒苏维埃基地的谍报训练。在这一点上，画像有些模糊，只有风闻和谣传。据传克里姆林宫某个负责挑选外国留学生从事对外渗透的委员会看到了伊里奇·桑切斯身上的特­性­，因而不想要他。他是个妄想狂，总想用枪或炸弹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他们建议把这青年送回加拉加斯，切断这个家庭同苏维埃的任何联系。被莫斯科所抛弃而又坚决与西方社会相对立的桑切斯开始建立以自己为最高领袖的世界。循着这样一条道路成为一名与政治无关的暗杀者，接受无论何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顾客可谓再自然不过了。

描写到这里，画像又显得清晰了。桑切斯能流利地讲几国语言——他本国的西班牙语以及俄语、法语、英语。他利用他在苏维埃的训练作为提高技术的跳板。被莫斯科驱逐之后，他又受过几个月集中训练，据说是在古巴人——特别是切·格瓦拉——的指导下进行的。他掌握了使用各种武器和炸药的专门技术，没有一种枪支他不能蒙起眼睛拆卸、重装，没有一种炸药他不能用嗅觉和手感来识别。他还懂得十几种不同的引爆方法。一切就绪以后，他选中巴黎作为行动基地并且传言出去：有个人愿意受雇去刺杀别人碰也不敢碰的人。

画像又暗淡下来，主要因为缺少出生记录。“卡洛斯”到底多大年纪？有多少个暗杀目标是他­干­掉的？有多少是神话——无论是不是他自己宣称的。加拉加斯的新闻记者在国内任何地方都未找到伊里奇·兰米雷士的出生记录。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姓桑切斯的成千上万，叫兰米雷士的也有好几百，但是没有前面带“伊里奇”的。这是后来加上去的？还是“卡洛斯”出于深谋远虑而省略掉了？人口普查表明这个刺客的年龄是在三十五至四十之间，没有人真正清楚。

达拉斯野草萋萋的土墩

有个事实无可争议，那就是他从头几次暗杀获得的利润使他得以建立一个足以使通用汽车公司业务分析人员羡慕的组织。它是效率最高的资本主义，恐惧和报酬换取等量的忠诚和服务。不忠诚的后果来得飞快——死亡。但是服务的收益也来得飞快——丰厚的奖金，巨额的津贴。这个组织似乎到处都有经过他­精­心挑选的执行人，然而这个有根据的谣传引出一个明显的问题。这些利润最初是从哪里来的？被害人是谁要他杀的？

揣测最多的是十三年前发生的达拉斯的那件事。约翰·肯尼迪被刺事件无论辩论地多少次，没有一个人能满意地解释当时离汽车队三百码的一个野草萋萋的小土墩上发出的一股烟。这股烟被照相机拍了下来，警方摩托车上的无线电有两台录到了声音。但是既没有找到弹壳也没找到脚印。实际上，发生在土墩上的这个唯一的情况在当时被认为没有关系，联邦调查局对它的调查不了了之，华伦报告里也没有提到它。它是由一个名叫k·m·莱特的旁观者提供的，他是北达拉斯人，在受到盘问时陈述如下：

“见鬼！唯一靠近那里的混蛋，是‘裹脚布’比利，在两百多码外。”比利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达拉斯流浪汉，经常在旅游区乞讨，“裹脚布”名头的来由是，他喜欢用旧布把鞋子裹起来，制造引人同情的效果。据我们记者说莱特的讲话从未公布于众。

但是六星期前，一个被捕的黎巴­嫩­恐怖分子在特拉维夫受到审讯时吐露了内情。在恳求免判他死刑时他声称知道刺客“卡洛斯”的特别情况。以­色­列情报机关将报告送给华盛顿，我们的国会记者获得了审讯记录摘要。

供述：“1963年11月卡洛斯在达拉斯，伪称古巴人。他为奥斯瓦尔德制定计划。他是后备，行动由他负责。”

问：“有何证据？”

供述：“我听他说的。他在一段石壁后面的一块小草皮上。他的步枪上有弹壳兜。”

问：“这事从来没有人报告过，怎么没有人看见过他？”

供述：“如果有人见到他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他装扮成老人，穿件旧大衣，用帆布裹着鞋子，避免留下脚印。”

一个恐怖分子的供词当然不足为凭，但也不应该一概不当回事，何况它关系到一个行刺高手。此人以狡诈著称，而且他本人承认的话惊人地证实了一项既未公布也无人知晓的供词。对这样的供词实在应该认真对待。因为达拉斯的悲剧直接和间接牵连到那么多人。裹脚布比利在几天后被发现由于服用过量毒品而死亡。他是出名爱喝廉价酒的醉鬼，但从来不吸毒——他买不起。

“卡洛斯”是不是土墩上的那个人？极不寻常的生涯的一个极不寻常的开场！如果达拉斯是他的“行动”，那会有多少百万美元进他腰包？当然足够建立一个由眼线和杀手构成的自成一个社会的网络。

这个谜一样的人有很多可捉摸的东西，卡洛斯很可能是个有血（太多的血）有­肉­的魔鬼。

玛丽放下杂志：“你说要做游戏？”

“你看完没有？”贾森从窗口转过身来。

“看完了。”

“我猜想一定有许多理论、假设、方程式。”

“方程式？”

“这边发生了什么事，那边有反应。其间存在某种关联。”

“你是说有联系，”玛丽说。

“对，联系。说的不少，不是吗？”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它不是法律诉讼摘录，其中有很多揣测、谣传和第二手情况。”

“但是也有事实。”

“资料。”

“对，资料。很好。”

“什么游戏？”玛丽又问。

“名字很简单，叫‘圈套’。”

“套谁？”

“我。”伯恩坐着倾身向前，“我要你问我问题。凡是文章里有的都可以问。一个短语，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谣传，某个情况的片断记录。什么都可以，听一听我的反应，我的直觉反应。”

“亲爱的，那并不能证明——”

“照我说的做！”

“好吧。”玛丽举起那本《波多马克》季刊，“贝鲁特，”她说。

“大使馆，”他回答，“公开身份是参赞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长在马路上被枪杀——三十万美元。”

玛丽看着他：“我记得……”她开始说。

“我记不得，”贾森打断她的话，“继续问。”

她看了他一眼，又回到杂志上来：“巴德尔·明霍甫。”

“斯图加特。雷根斯堡。慕尼黑。两个人被杀，一个被绑架。巴德尔承认是他­干­的。钱的来源——”伯恩停了一下，然后惊异地低声说，“是美国。底特律……威乐明顿，特拉华州。”

“贾森，什么是——”

“请问下去。”

“名字，桑切斯。”

“全名伊里奇·兰米雷士·桑切斯，”他回答，“他是……卡洛斯。”

“为什么是伊里奇？”

伯恩迟疑了，目光游移：“我不知道。”

“这是俄国名字，不是西班牙名字。他母亲是俄国人？”

“不是……是的。他母亲，那必定是他母亲……我想，我不敢肯定。”

“诺夫格勒。”

“谍报基地。通讯，密电码，频率。桑切斯是大学毕业生。”

“贾森，这一段你看过！”

“我没看过！请往下说。”

玛丽的眼睛回过来扫视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德黑兰。”

“八个人被杀。委托者——霍梅尼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价钱，两百万。来源，苏联的西南部。”

“巴黎。”玛丽迅速地说。

“所有契约将通过巴黎办理。”

“什么契约？”

“那种契约……暗杀。”

“谁杀的人？谁的契约？”

“桑切斯……卡洛斯。”

“卡洛斯？那么它们是卡洛斯的契约，杀人的是他，同你无关。”

“卡洛斯的契约，”伯恩说，似乎茫然若失，“同……我无关。”他重复一遍，近乎耳语。

“你刚才说的，贾森。这些事与你没有丝毫关系。”

“不！不是这样！”伯恩大声说，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原地不动，双目向下盯着她，“我们的契约，”他轻轻地补充说。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在回答！直觉的反应！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到巴黎来！”他转身走向窗户，抓着窗户框子，“这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目的，”他接着说，“我们不是在寻找谎言，而是寻找真情，记得吗？也许已经找到了，也许这游戏已经揭露了真相。”

“这种测验不能成立！这是一种痛苦的偶然的记忆练习。象《波多马克》季刊这样的杂志登载的消息全世界半数报纸都会登载。你可能在什么地方看过。”

“事实是我仍记着它。”※­棒­槌学堂の­精­校e书※

“不是全部。你不知道伊里奇名字的来源，不知道卡洛斯父亲是委内瑞拉的共产党律师，我认为这两点很突出。你没有提到古巴人，如果你记得，就会引导到这里所写的最惊人的猜测，可你只字未提。”

“你说什么？”

“达拉斯，”她说，“1963年11月。”

“肯尼迪，”伯恩回答。

“是吗？肯尼迪？”

“发生在那个时候，”贾森站着不动。

“是的，但是这不是我要寻找的。”

“我懂，”伯恩说，声调又显得毫无表情，好象在真空中讲话，“一个长满野草的土墩……‘裹脚布’比利。”

“你看过这个！”

“没有。”

“那你以前听说过、看到过。”

“可能，可没有关系，是不？”

“停止吧，贾森！”

“又是这几个字。但愿我能停。”

“你想要告诉我些什么？你是卡洛斯？”

“天哪，不，卡洛斯要杀我，而且我又不会讲俄语，我知道。”

“那么你要什么？”

“我开始说过的。那游戏，那游戏叫做诱捕士兵。”

“一个士兵？”

“是的，一个叛离卡洛斯的兵。这是唯一的解释，能说明我何以能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的唯一理由，所有的事情。”

“为什么你说叛离？”

“因为他确实想杀我。他必须杀我，他认为我对他的了解比什么人都多。”

玛丽一直都蜷缩在床上，这时她把双腿悬在床边，手放在两侧：“那是叛逃的结果。原因是什么？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是你­干­的，成了……成了——”她停下来。

“总而言之，现在要去找一个道德的位置已经有点太远了，”伯恩说，看见他所爱的女人脸上痛苦的、承认的表情，“我可以想出几条理由，陈词滥调。你觉得盗匪……杀手之间的内讧这个说法怎么样？”

“不可能！”玛丽大声说，“没有一丝证据。”

“很多，证据你也知道。我可能出卖给一个出价更高的买主，或者，中饱了一大笔款子。两者都可以解释苏黎世的账户。”他停了片刻，望着床铺上面的墙壁，感觉着而不是注视着，“两者都能解释霍华德·里兰、马赛、贝鲁特、斯图加特……慕尼黑。一切。所有我已经忘记但是仍想冒出来的事实。特别是有件事。为什么我要避免这名字，为什么我从未提到他。因为我恐惧，我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