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勒曾为龟兹的奴仆国，正是班超驱除龟兹人的势力，立忠为疏勒国王，而且这些年来，班超始终与疏勒国一同抗击龟兹人的入侵。疏勒王为什么会叛变呢？这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疏勒王认为班超没有力量击败龟兹。首先，从东汉政府两次增兵西域来看，一次由徐干率一千余人增援，一次由和恭率八百人增援，这表明东汉政府并无意在西域大举用兵，以区区不足二千人的军队，要击败强大的龟兹国，无异于痴人说梦。其次，班超入西域十年来，除了一次突袭姑墨斩杀七百人外，其余时间均是被动防守龟兹等北道诸国的入侵；班超不仅在北道毫无进展，甚至原本控制的南道国家莎车也叛变，归附龟兹，疏勒王忠有理由对未来局势持悲观态度。再者，前一年发生了李邑对班超的诋毁中伤，以及对西域事业的悲观态度，也说明在汉帝国一方对西域经营上也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种种原因，使得疏勒王忠最终选择了叛变之路。
班超在西域的奋斗，其艰辛程度，远远超过常人的想象，西域各国错综复杂的关系，象一团乱麻，很难理清楚，特别是夹缝中生存的小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今日归附这个利益集团，明日归附另一个利益集团，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古代史书中简单地把此现象归结为西域胡人性格的反复无常，这是有失公允的，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夹在大国中的小国们也时常采取这种骑墙派的作法，象郑国就是一个典型。
班超对疏勒王忠的叛变迅速作出反应。
凭借他在疏勒十年所建立的威望，多数人仍然忠于汉室，班超迅速改组疏勒的政府，立疏勒贵族成大为新的疏勒王，然后放弃对莎车的进攻，转而进攻疏勒叛军的据点乌即城。
围攻乌即城的战役持续了半年之久，仍然无法破城，因为攻城的兵力太少了，形势对班超很不利，北面要防龟兹及其喽啰国的入侵，南面要防莎车国的反扑。更严重的问题是，康居国也卷了进来。康居国曾在建初三年（78年）协助班超对姑墨发动的石城战役，然而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疏勒王忠多次派人前往康居国，请求康居国出兵援助，康居王也察觉到班超的处境很不妙，权衡利弊之下，决定支持疏勒王忠的叛乱。
康居的军队翻山越岭，向疏勒叛军的据点乌即城挺进。
一旦康居军队抵达，班超势必要放弃对乌即城的包围，如此一来，将变得非常的被动，甚至有可能在叛军与康居军的反扑下，被迫撤出疏勒。
必须要想办法让康居军队撤军，这只能走外交途径了。
当时中亚一带，势力最强的当属大月氏国。
东汉时代的大月氏，还有另一个叫法，就是贵霜帝国。月氏自从被匈奴灭国后西迁中亚（事见张骞出使西域），其国家本有五大部落，一百多年后，贵霜部落最后吞并其余四个部落，更改国名为“贵霜”，当时在大汉帝国仍然沿用旧称“月氏”。贵霜帝国开始强盛，开疆拓土，向西攻打安息国（帕提亚帝国），占领伊朗高原东部，向东击灭罽宾（克什米尔一带），然后又南下击破天竺（印度），迫使天竺臣服，此时的月氏国，据有阿富汗、克什米尔、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一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一部、土库曼斯坦以及伊朗东部，当之无愧是中亚与南亚的霸主。
自从张骞出使月氏以来，月氏与汉帝国距离遥远，井水不犯河水，月氏无意得罪东方强大的汉帝国。康居国位于月氏国的北部，当时月氏与康居刚刚和亲，两国关系正处于蜜月期。
班超从月氏国下手，财可通神，他秘密派人给月氏国王送去锦帛财物，同时请求月氏国王向康居国要求撤回援助疏勒叛军的军队。
月氏国王一来也不想与汉帝国为敌，二来得人钱财，便派人前往康居国，告诉康居国王，没事跟汉帝国结怨，不是自讨苦吃么？忘了当年陈汤如何万里远征康居，击杀郅支单于么？康居国王听罢冒了一身冷汗，赶紧急令增援乌即城的军队停止行军，然后派人与班超谈判。谈判的结果，疏勒王忠在康居军队的护送下，到康居国避难，乌即城全体守军向班超投降。
疏勒的叛变差点毁掉班超在西域奋斗的成果。如果不是班超以灵活的外交化解了这次危机，那么有可能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这次危机的解决，充分展现了班超在解决复杂国际问题中的智慧与手段。
尽管这次危机解决了，班超也意识到西域中叛变的暗流涌动，究其原因，是匈奴人在西域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视，北道诸国唯龟兹马首是瞻，而龟兹是坚决站在匈奴人一边，而南道诸国对匈奴、龟兹心怀恐惧，叛变随时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在汉帝国的高层，对经营西域的意义仍然低估，只把经营西域限定为有限战争，并不投入重兵，所以西域的得失，更多是凭借班超的个人的能力，所幸的是，班超正是最佳人选。
班超平乌即城之后，整个外部形势对班超开始有利了。首先是北匈奴在内忧外患之下，不得不与汉帝国和解，互通商贸，其次是北匈奴开始出现大量的叛逃事件，逃到汉帝国的人数越来越多。北匈奴的衰弱，使得龟兹国等北道诸国不敢贸然对班超所在的疏勒国发动进攻，而班超鉴于疏勒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很多，也没有腾出手来解决南部莎车国的叛变，此后几年时间，西域形势相对平稳。
然而前疏勒王忠并不甘心失败。他逃到康居国之后，仍然幻想着杀回疏勒，夺回国王宝座，但是他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杆司令，他极力游说康居国王，并最终向康居国借到了一支军队。元和三年（86年），前疏勒王忠率领借来的康居军队，驻扎在损中，并秘密使人前往龟兹国，密谋与龟兹国联手夺回疏勒。他的如意算盘是，先向班超诈降，争夺班超的信任，然后与龟兹军队内应外合，占领疏勒。
前疏勒王忠诈，可是班超比他更诈！班超有自己的报情网，提早获悉了忠的阴谋，于是他将计就计，假意允许忠的投降。忠大喜，便率少数人马进入槃橐城，而将大部队留在城外埋伏。班超故装不知情状，大摆酒宴，女乐歌舞，觥筹交错，把忠灌得醉熏熏的。班超见时机已到，当即一记暗号，一群武士冲了进来，把忠等人全部擒下，忠一吓之下，酒意全无，忙对班超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班超冷笑道：“你这个恩将仇报的家伙，前番叛变，本长史既往不咎，而你居然领康居兵，暗地里与龟兹互相往来，还暗设伏兵，本长史可有说错？”忠默然无语，班超喝令推出斩首。然后班超率军突袭忠所带来的康居军队，康居军队被杀个措手不及，被击毙七百余人，其余人逃回康居国内。
第二年（87年），外部形势对班超更为有利，这一年，鲜卑军队入侵北匈奴，北匈奴惨败，优留单于被斩杀。北匈奴的惨败，对归附北匈奴的西域国家是一个莫大的震动，这些国家包括龟兹、焉耆、姑墨、温宿、尉头、莎车等。
班超敏锐地发现，收拾莎车的机会到了。
章和元年（87年），班超调集于阗、疏勒等国的军队，共计二万五千人，开始进攻莎车国。这是班超到西域后所发动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莎车国的位置正好在于阗与疏勒之间，这根钉子不拔除，则南道不能畅通。
莎车国紧急向龟兹国求援。
在班超的指挥下，联军对莎车王城发动强大的攻势，莎车人坚守城池，坐等龟兹援军的到来。此时，龟兹国王自己率龟兹军队，派遣左将军率温宿、姑墨、尉头三国联军，共计五万人，昼夜兼程，开赴莎车国。龟兹等国的援军总兵力为班超的两倍，来势汹汹，而于阗、疏勒等国的军队，向来对龟兹军队怀有恐惧之心，怎么办？
班超召集将校与于阗王开会，共同商讨作战计划，多数将领都认为应当放弃对莎车的进攻，军队返回国内休整。但是班超夺取莎车的意志不变，他在会上提出一个大胆而冒险的作战计划：假装撤退，令莎车人丧失警觉心，然后再杀个回马枪，一举端掉莎车国。
这个计划非常冒险，因为一旦出现差错，内有莎车守军、外有龟兹援军，班超将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因此班超周密安排了这个计划的细节。
第二天，联军分两路撤退。班超率军向西疏勒方面撤退，于阗王率军向东于阗方面撤退，临行前，班超制造撤兵混乱的局面，还故意让莎车的俘虏们得知撤退的方向，让一部分俘虏有机会逃跑。这些俘虏将情报汇报给了莎车王，莎车王听罢大喜，想当然地认为班超是得知龟兹等国五万部队前来增援的消息，自知不敌而逃跑的，便派出快马紧急通知正在行军途中的龟兹王。
龟兹王闻讯大喜过望，既然莎车王城已经解围了，他的军队便不急于入城，龟兹王知道班超善于守城，他心中暗暗得意地想：“班超啊班超，这回你可要栽在我手里了，现在你在莎车国内，无城可守，我便在旷地中截击你，看你如此抵挡？”想到这里，他命令温宿王急速率领八千骑兵，赶赴莎车国的东界，务必截住于阗王的退路，自己则亲率一万精兵，急驰莎车国的西界，坐等班超军队返回疏勒。
龟兹王想在野外与班超进行决战，然而这恰恰中了班超的诡计。
班超率军撤出莎车王城后，慢吞吞地行军，并派出侦察兵密切观察敌人援军的动向，当他得知龟兹王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后，马上停止行军，派人与于阗王取得联系，约定当天晚上两路军队重新杀回莎车王城。
天将晓，鸡鸣时分，班超的大军连夜行军，杀回莎车王城之下，随即发起总攻。莎车人以为班超的军队早已远遁无踪，说不定正遭龟兹军队截击，哪曾料到这么快便杀了回来。这人啊，一松懈下来，士气很容易就丢失了，莎车兵营内的士兵有的睡眼朦胧，有的还在睡梦中。班超的大军一鼓作气，攻破莎车王城，捣破莎车兵营，莎车军队一片混乱，慌不择路，稀里糊涂便成了刀下之鬼。是役，莎车军队被击毙五千余人，其余部队缴械投降。班超这个冒险的作战计划大获成功，莎车王向班超投降。
还在边界等侯截击的龟兹诸国援军苦等了一天，没有见到班超大军的影子，却传来莎车国已经被攻破的消息。龟兹王大惊失色，莎车一丢，意味着从于阗经莎车到疏勒的通道已经全部被班超所掌控，龟兹王虽然手握五万重兵，但是莎车陷落，五万军队的补给便成大问题了，没有粮食，五万大军很快便会丧失战斗力。龟兹王长叹一口气，下令班师撤退。
莎车战役，是班超在西域指挥的最重要的战役，此役既是智胜，也是险胜，如果班超无法迅速攻破莎车王城，那么结果难以预料。班超在此役中充分利用军事欺骗，调动敌军主力，化被动为主动，在敌人认为最安全的时侯猛烈一击，从而扭转战局，夺得胜利，这堪称是班超军事生涯中的代表作。
从此班超威震西域。
来自北部的龟兹势力被扼制了，但是西部的大月氏国却是巨大的威胁。
月氏国前文已述，即贵霜帝国。此时的月氏国正由强有力的君王所统治（伽迪腓斯二世），雄居中亚。月氏国曾多次协助东汉帝国，自认为有功，请求与东汉政府和亲，迎娶中国的公主。伽迪腓斯二世派遣使者到疏勒，求见班超，但是班超拒绝了月氏王的要求，并且勒令月氏使者返国。
伽迪腓斯二世大怒，准备教训一下班超。永元二年（90年），月氏王派副王谢率领七万人的远征军，进入帕米尔高原的东北，向班超所在的疏勒发动进攻。
疏勒全国震动，班超手中的部队，顶多一万多人，与月氏大军相比差距不小，因此人心惶惶。班超召集全体士兵，对他们说：“你们不必惊慌，月氏军队以七万之众，长途跋涉数千里，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葱岭是天然屏障，难以通行，所以可以判断月氏军队的运输补给肯定不足，七万人的大军，每日要耗费的粮草是惊人的数量，如果他们的后勤补给跟不上，光凭人多有何可惧？我们只要坚壁清野，收谷坚守，不出数十日，月氏军队必陷于饥饿之中，可不攻自破了。”
班超率士兵在月氏大军抵达之前，将城外的粮食全部收割，加固城墙与防御工事。月氏大军抵达后，即对疏勒国的城邑发动猛烈的攻击，班超率军奋勇迎战。在这些年的战争中，班超对守城战经验丰富、很有心得，任凭月氏军队如何的绞尽脑汁，始终无法破城。十余天后，月氏军队的弱点暴露出来了，七万大军的粮食没有着落，月氏军大肆扫荡城外的村庄，但粮食早被班超收进城中，一无所获。
班超估算月氏军队的粮食即将用尽，必定会向龟兹求救，便秘密派遣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埋伏在东部边界的险要之处。果不其然，月氏的统帅谢副王派出一支小分队，携带着金银珠玉，准备赶往龟兹国，打算贿赂龟兹王，以换取龟兹在粮草上的支援。月氏人的行动早在班超的判断之中，小分队刚刚到达疏勒的东界，便遭到致命的伏击，全军覆没，金银珠玉全部被缴获。
谢副王看到被送回来的小分队全体人员的首级，大惊失色，心想这下完蛋了，没有粮食，七万大军如同废人，不要说打仗，就是生存下去就成问题了。月氏军队开始有人因为饥饿而病倒，甚至死亡，无奈之下，谢副王只有与班超谈判这一条路了。他派使者进入疏勒王城，向班超请罪，请求班超放他一马，能让他与他的部下可以活着返回月氏。
班超慷慨地答应了，承诺在月氏军队撤军后，绝不发动攻击。谢副王连连道谢，赶紧带着饥肠漉漉的士兵们，爬山涉水回去了，这一路上，怕少不了有许多尸骨遗弃在荒野了。
力挫中亚最强大的贵霜帝国后，班超更加威名远扬。
【三、西域都护】
公元91年，北匈奴在金微山之役中的惨败，宣告三百年的汉匈战争最终以汉帝国的胜利而告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班超终于得以完成经营西域的大业。
北匈奴单于亡命天涯，使西域北道以龟兹为首的国家失去了依靠，无奈之下，龟兹及其喽啰国姑墨、温宿、尉头等国，向班超投降，请求归附汉帝国。鉴于龟兹这些年来一直是班超的死对头，班超威胁龟兹王尤利多退位，改立入侍汉帝国的王子白霸为龟兹王。为防止原龟兹王尤利多东山再起，班超上书政府，将尤利多送往洛阳软禁。
此时西域诸国，还有三个国家未归附汉室，这三个国家是焉耆、危须、尉犁。当年攻击西域都护府，杀死都护陈睦，这三个国家都有份，所以提心吊胆的，怕遭到秋后算账。
从公元73年班超入西域，到现在整整十八年，除了汉政府两次增援的约二千人的部队外，班超可以凭借的就是疏勒与于阗的军队，总计约三、四万人。这十八年的奋斗是艰苦卓绝，班超以疏勒为基地，遭遇到种种困境，在北方战线与龟兹为首的北道势力对抗十余年，顶住龟兹势力向南的扩张；在南方战线有莎车国的叛变；在西方战线挫败了月氏七万大军的进攻；在疏勒内部平定了两次叛乱。
班超是孤胆英雄，但英雄的伟业背后，乃是凭靠强大的汉帝国的实力。伟大的国家为伟大的英雄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而伟大的英雄又为国家创造伟大的事业。
龟兹等国投降之后，西域初定，班超坐镇龟兹，徐干坐镇疏勒，东汉政府决定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班超当之无愧地成为西域都护，与班超并肩战斗的徐干擢升为西域长史。
班超下一件事，就是扫平焉耆、危须与尉犁。
班超西域最后一战的号角吹响了。
永元六年（94年），班超调集龟兹、鄯善等八个国家共计七万人的军队，以及隶属班超的汉军一千四百余人，浩浩荡荡向焉耆、危须、尉犁的方面进军。
大军抵达尉犁边界后，班超先行派出使者分别进入三个国家，对其国王说：“都护前来，欲镇抚三国，如果你要想要改过向善，应派遣大人前来迎接，将赏赐王侯以下之人，事毕即还。现在先赏赐给国王彩色丝帛五百匹。”
班超七万大军压境，焉耆国王忐忑不安，派左将军北鞬支前往尉犁，杀牛置酒，迎接班超。这个北鞬支有些来头，他是匈奴人，是一位王子，被北匈奴单于派来入侍焉耆，虽然名为“入侍”（汉时代“入侍”是说得好听，其实就是当人质），可是仗着匈奴人的气焰，他俨然成为焉耆国的太上皇，连焉耆国王都不得不对他忍让三分。
班超厉声责备北鞬支：“你虽然是匈奴的侍子，但是却秉掌焉耆国的大权，本都护此次前来，焉耆王没有及时迎接，这都是你的过错。”北鞬支听罢唯唯而去。部将们对班超说：“都护怎么不杀了他呢？”班超答道：“这非你们所知，此人在焉耆国的权力，甚至比国王还大，要是现在杀了他，焉耆国必然对我们严加防范，据险而守，那么我们要进焉耆王城就不容易了。”
焉耆王得知北鞬支被班超严厉斥责，不敢怠慢，亲自率众大臣前往尉犁国迎接班超，并且献上奇珍异宝。班超有自己的打算，暂时没有为难焉耆王。
焉耆王返回国内，越发惶惶不安。当时进入焉耆国主通道，途中有一座桥梁，称为苇桥，乃是险要之地，焉耆王下令将此桥梁毁断，企图阻止班超的军队进入焉耆国内。但这个小动作，没并有起到什么效果，班超大军绕道而行，迂回进入焉耆国境。到了七月，班超已经抵达距离焉耆王城只有二十里的沼泽地带。
焉耆王发现班超即将兵临城下，十分恐慌，准备放弃王城，退到山区进行抵抗。焉耆国的左侯元孟是亲汉派，他曾在作为人质在洛阳居住过一段时间，得知焉耆王的计划后，便派人去给班超通风报信，说国王想逃跑了。
班超听了来者的通报后，突然目露凶光，厉声喝道：“你好大胆，竟然敢散播谣言，来人啊，拖下去，砍了。”来使战战兢兢，连呼冤枉，说是左侯元孟吩咐前来的，班超不容分说，把手一挥，拖下去了，不一会儿功夫，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落地。
这是班超狡诈之处。
班超在兵营中召集诸国王参加会议。此时的焉耆国王、尉犁国王、焉耆左将军北鞬支等人见班超杀死告密者，心中觉得有几分踏实，便前往参加会议。焉耆宰相腹久谏道：“大王不可去啊，班超这个人狡诈得很，去了怕没有好结果。”焉耆王等不听，腹久叹了一口气，与其他十六名官员一起逃跑了，危须国王也惧怕被诛，也逃跑了。
果然不出腹久所料，班超乃是设下鸿门宴，等到大会召开时，班超坐在首座，诸国王坐下座，班超扫视众王，愤怒地说：“危须国王怎么没有到位？焉耆宰相腹久等人为什么逃跑了？”
焉耆王听到此话，涌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预感很快成为噩梦了。
班超叱令卫兵将焉耆王、尉犁王、北鞬支等人拿下，理由呢？这些国家当年策划发动战争，攻杀西域都护陈睦。
其实真正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前任焉耆王，并不是现在这位。对班超来说，这并不重要。这是国仇，国仇必报，既然前任国王死了，就以现任国王抵命，这是当时的社会观念，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观念，是春秋大义，《春秋公羊传》说的：“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最后焉耆王等人被押解到当年的西域都护府处死，班超隆重祭奠前西域都护陈睦。
焉耆王、尉犁王被诱杀，焉耆、尉犁、危须这三个国家的叛乱随即发生，班超率七万大军迅速扫平，击杀五千余人，其余一万五千人悉数投降。
至此，西域五十余国，悉数归附东汉政府。
班超经过二十年的苦斗，终于实现他年轻时立下的誓言，他的功业，早已远远超越了傅介子，与张骞可并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由于班超在西域的辉煌成就，被汉和帝晋封为“定远侯”，果然如相士所说，封侯于万里之外。班定远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奇，永载史册，成为后世中国军人的楷模。
班超的伟大，不仅在于开拓西域，而且还在于他在张骞之后，又一次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
公元97年（和帝永元九年），班超派遗部下甘英出使大秦、条支。
此时的班超已经六十五岁，年迈力衰，军政务缠身，他无法自己出行，只好将此事交付年轻力壮的甘英。甘英此行收获极大，他是继张骞之外又一位杰出的探险家，他从西域出发，一直到达地中海沿岸。史书上没有记载甘英具体的出行线路，不过从《后汉书》的“西域传”中大致推断，甘英可能是从现在新疆南部出发，经克什米尔，往西南折向巴基斯坦，然后穿过伊朗高原进入西亚，最后抵达地中海的东岸。
条支大约是在西亚的地中海沿岸（叙利亚一带），在此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到达如此远的地方，出西域到条支，大约需要行二百日的时间，此路途之艰辛，可想而知。甘英每到一地，必详细地记录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并且收集中原所看不到的奇珍异物，他所获得的西方的知识，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人。
当甘英行至地中海岸时，他却犯下一个大错。
甘英身负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的使命，他找到了安息的船家。船家告诉甘英：“大海广阔无边，如果遇到顺风，三个月就可以到达罗马了，如果遇到逆风，也有可能要花上两年的时间，所以凡是出海者，一般要携带上三年的粮食。在海上行船，容易令人思念家乡亲人，而且也很危险，常有人死于海上。”
地中海处西风带，向西航行，更多的情况会遇到逆风的情况，甘英望洋兴叹，心里打起退堂鼓，最后他放弃了前往罗马的打算。
如果甘英毅然前往罗马，那么在他到达罗马时，很可能遇上罗马雄才伟略的皇帝图拉真（98年即位），图拉真的年代正是罗马帝国疆域最为辽阔的时代，罗马帝国与大汉帝国矗立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两侧，而且有着同样伟大的文明。甘英并不知道他丧失了一个沟通东西方的机会，否则他将成为与张骞一样伟大的人物。
即便如此，甘英仍然是那个时代走得最远的中国人，他在旅程中对各国的纪录保存在《后汉书》的“西域传”中，为古代中国人开拓眼界仍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近世学者王国维曾写诗赞扬甘英的功绩：“西域纵横尽万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这里王国维认为甘英所到达的西海是指黑海。
长年的征战与繁忙的政务，使班超的身体每况愈下，岁月不饶人，转眼到了永元十二年（100年），班超已经六十九岁了。落叶归根，班超愈发思念家乡和亲人，班超的哥哥班固因为窦宪事件而遭到株连，在八年前（92年）死于监狱中，家乡的亲人只剩下他的妹妹班昭。而班超最疼爱的小儿子班勇到现在还没有踏入中土一步，班超很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能与儿子一起返回家乡，返回自己离开数十年的祖国。
班超提笔写了一份奏疏说：“蛮夷风俗，畏壮侮老。如今我已经垂垂老矣，牙齿也快掉光了，常恐年迈力衰，忽然倒下，孤魂不得回到家乡。我没有想能回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我已经年老多病，冒死胡言乱语，谨派儿子班勇随西域奉献贡物的人马回到中国，在我有生之年，让班勇能看到自己的祖国。”
但是班超的上疏却如石沉大海，将近三年过去了，没有回音。
班超的妹妹班昭，给皇帝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
“臣妾的胞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幸得以微功蒙皇上的重赏，天恩殊绝。班超初出西域时，怀着为国捐躯的志向，希冀建立微薄的功业，报效大汉。时遇陈睦之变，西域交通隔绝，班超孤身转侧绝域，晓喻诸国，率领其兵众，每有攻战，辄身先士卒，身被刀箭之伤，不避死亡，幸赖陛下神灵，得以延命沙漠，至今三十年了。骨肉生离，不复相识。当年追随班超的吏士，现在都已经去世，班超年龄最大，今年七十岁了，病痛缠身，头发苍白，双手麻木，耳目不明，要扶杖方可行走。即便想竭尽其力，以报答天恩，迫于老迈，也是有心无力。蛮夷之性，畏壮侮老，班超生死只在旦暮之间，如果久无人顶替，恐怕夷人会有奸邪逆乱之心。而朝廷的公卿士大夫，不肯远虑，一旦暴乱发生，班超力不能从心，上则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则弃忠臣竭力之用，这不可不令人心痛。班超在万里之外，归心似箭，引颈而盼，至今三年，却音讯全无。
臣妾听说古代十五从军，六十而还，也还有退休不任职的休闲时间。因为陛下以孝治天下，况班超身列侯伯之位，故敢冒死为之求情，乞求让班超安度余年。一旦班超生还，西域没有突然变故的担忧，国家便没有劳师远征之虑。班超曾写信与臣妾诀别，恐没有机会再见一面。臣妾着实伤感班超以壮年为国竭忠尽孝于沙漠，而在疲老之时便捐身死于旷野之中，诚可哀怜。如果朝廷置之不理，班超去世后一旦西域有变，希望班家能因为象赵母、卫姬一样因事先请罪而蒙宽赦。臣妾愚昧不知大义，触犯忌讳，陛下勿责。”
班昭既晓之以情，又动之于理，这封信终于打动了汉和帝。
永元十四年（102年），班超踏上了归乡之途。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未干。”整整三十年啊，班超已经年过七十，他一身病痛，特别是胸肋处，时常疼痛难忍（心脏病？）。这一年的八月，班超回到了洛阳，洛阳依旧繁华，歌舞升平，与西域的贫穷与荒凉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忽然觉得人生是如此的短暂，似乎三十年前在车师奇袭匈奴使团的故事，就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可见。
曾经指挥过金微山战役的将领任尚被指定了新一任的西域都护，任尚前来拜访班超，希望得到班超的指点。任尚谦虚地请教说：“阁下在外国呆了三十余年，在下有幸继承你的位置，任务艰巨，我所考虑的或有不周到之处，愿意聆听阁下的教诲。”
班超点点头，对任尚说：“老夫年老了，智力大不如从前，阁下多次为国家担当重任，班超岂敢与阁下相比。实在不得不说的话，就说几句愚昧的话了。屯居在塞外的中国士兵，大多不是孝子贤孙，而是因犯了罪而发配到那里的；而塞外蛮夷，与鸟兽一样，桀骜难驯，容易败事。阁下性格严厉而急躁，水至清则无鱼，察政如果不得要领，就容易丧失人心，所以不宜严苛，而应该要宽松简易，对于小过错不要计较，总揽大纲、把握全局就行了。”
任尚毕恭毕敬地听着，见班超不再往下说了，问道：“就这些啊？”班超点点头，任尚露出了一丝失望的表情，向班超辞行。班超见任尚远去的背影，轻轻叹一口气，他想起老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任尚回去后，对自己的亲信说：“我还道班君有什么奇谋妙策，今天一听，真是太平常了。”说罢又摇摇头。
汉和帝召见班超，拜为射声校尉，但此时班超已经病情加重了，和帝时不时派人前来探望班超，并赐予医药，即便如此，班超的生命之火已经微弱到一阵风就可以吹灭了。
九月，班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距离他回家仅仅一个月。
班超不仅是东汉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他几乎仅凭个人的勇气与智慧，降服西域五十余个国家，如此伟业，空前绝后。不独中国历史，举诸世界历史，奋斗于异域，而卒能成大业的，能与班超比肩者，亦不过凤毛麟角罢了，英国的克莱武与哈斯丁斯勉强可以入选，笔者浅陋，试分析之。
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为英国历史上最杰出之冒险家与军人，1751年，克莱武以五百人的英印部队（英军三百人），坚守亚科特，面对一万人的印法军队（法军一百五十人），赖其神勇表现，顶住压力，使英军最终夺得第二次卡尔纳蒂克战争之胜利。1757年之普拉西战役，复以三千人之微弱兵力（八百名英军，二千二百名印军），对抗七万人的孟加拉土邦军队，凭借分化瓦解敌军内部之谋略，土邦军队多数退出战斗，克莱武以不足四十名士兵战死之微小代价，赢得会战之胜利。此役乃是印度近代史划时代的战役，印度沦于英人之手，实由此役始。
克莱武之后，有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哈斯丁斯于1772到1785年任孟加拉总督，为英国扩张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无论武功上与政治上均卓有成绩，1775年到1782年，英发动马拉塔战争，旷日持久，屡受挫折，赖哈斯丁斯之力，最后反败为胜。此家伙本为东印度公司职员，任总督期内，大力支持鸦片贸易，中国受鸦片这荼毒，与此人关系颇深。哈斯丁斯善于利用印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此正班超之手腕。
以史论史，班超之功业，超过克莱武与哈斯丁斯远矣。
班超、克莱武、哈斯丁斯颇有共同之处：英勇善断、足智多谋，充满冒险精神，富有军事、外交及政治才华，一手擎天，独撑大局。当克莱武经营印度，其背后之对手乃是强大的法国，班超经营西域，其背后之对手乃是强大的匈奴，此背景有相似之处。然而克莱武、哈斯丁斯之前，英国在印度有相当的根基，东印度公司已在印度立足百余年，不纯为商业公司，实半武装之机构。而班超入西域时，西域五十余年，无汉一兵一卒，一官一吏，其可凭借之资源，较克莱武、哈斯丁斯可谓少之又少。在西域奋斗的三十年间，班超得到政府的支援是少得可怜，最多时也仅有二千名的士兵，既没有军事上的强大后援，也没有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所有一切，都凭他个人的才能解决。故知班超奋斗之艰辛，实远逾克、哈二人。班超以三十年时间，乃竟全功，而克、哈二人，有奠基之功，然英国独占印度，实又耗近百年之时间。
班超的成功固然有强大汉帝国为后盾，然而其个人奋斗功不可没。首先是他杰出的外交才能。他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即信用，又狡诈，对可以信任的人是有义气的，就使他在最艰难的时候，选择了留在西域；他对背叛者以及敢犯汉强者，是狡诈的，所以诱杀疏勒王忠与焉耆王。班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既可以判断全局的形势，又善于洞悉人性的弱点，他充分利用这种人性的弱点，恩威并施；他勇敢过人，无视生死，但不是一介莽夫，在车师杀匈奴使者，在于阗杀大巫师，在疏勒擒国王等，不仅是斗勇，也是斗智，这个智就是抓住对手的弱点所在，一击中的，迫使对手别无选择。西域国家不仅多，而且充满矛盾，班超在这些矛盾中游刃有余，借力使力，以夷制夷，即便身陷危险之中，每每能化险为夷。
另一方面，班超的军事才华对他西域事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攻陷莎车之役是班超军事生涯的代表作，在敌方援军两倍于己的情况下，他大胆采用疑兵之计，先设计假情报，利用敌军求胜心切心理，调动敌方援军主力分兵，在成功分散敌军注意力之后，突然速迅回师，二打莎车，一举端掉莎车国，剑走偏锋，以险取胜。如果说莎车是个弱国，那么面对中亚最强大的贵霜帝国七万大军的进攻时，班超则将孙子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抓住敌军人数众多，补给困难这一弱点，坚壁清野，切断贵霜军队向其他国家借粮的通道，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此正所谓“上兵伐谋”也。
班超同时给后人留下两笔巨大遗产。其一乃是西域，西域的功业，始于张骞，成于班超，后二千年，虽经离离合合，最终入中国版图，饮水思源，此非张骞、班超之功么？其二乃是精神遗产，这便是班超的冒险、开拓之精神，虽薄冰必履之，虽深渊必涉之，虽艰难必行之，虽险境必闯之。梁任公言班定远：“于戏，斯真千古之快男儿，斯真世界之大英雄！”知有班超，便知我历史之光荣，知我不逊于欧人，知我足以自尊，足以自豪，足以自强。此非班定远之遗产么？
【四、得之甚难，失之甚易】
新上任的西域都护任尚并非浪得虚名之辈，他的军事才能是可圈可点的。
金微山战役（91年，和帝永元三年）是任尚的成名之战，他与耿夔指挥汉军千里跃进，深入阿尔泰山，一举歼灭北匈奴残余力量，经此重创，北匈奴再无力与汉帝国抗衡，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战役。
永元五年（93年），因窦宪被诛，北匈奴降王於除鞬叛变，身为窦宪的亲信，任尚害怕遭株连，便自告奋勇，请缨出战，立功赎罪，与将兵长史王辅联手出击，击斩於除鞬。
一年后（94年），归降汉室的北匈奴部众二十万人叛变，时任护乌桓校尉的任尚率领鲜卑、乌桓骑兵，在满夷谷截击北匈奴部众，大破叛军，击杀一万七千余人，立下赫赫战功。
任尚指挥的这三次战役，都是针对北匈奴发动的，作为匈奴人的克星，任尚的威名，远扬于西域诸国。汉和帝考虑让任尚出任西域都护，并不是没有道理。然而深谙西域事务的班超，却发现了任尚性格上的弱点：严厉而暴躁。这种性格，对付桀骜难驯的西域胡人，不引起冲突与矛盾才怪呢。果不其然，任尚终于坏事了。
任尚在西域都护的位置上只呆了四年（102～106）。
在这段时间里，朝廷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永元十七年（105年），汉和帝刘肇去世，时年仅二十七岁。东汉皇帝有个特点，大多比较短命，汉明帝去世时是四十八岁，汉章帝是三十一岁，而汉和帝只有二十七岁，后来的皇帝短命的更多了。刘肇的去世，对东汉帝国的霸业是一大损失，虽然他在汉朝的皇帝中不是很有名，但他的才能还是比较杰出的。从刘肇十四年诛杀窦宪来看，其权谋与魄力，绝对不亚于后来清代的康熙，可惜英年早逝。
汉和帝时代的武功，主要有如下几项：第一，东汉帝国彻底击败北匈奴，终结了三百年汉匈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第二，班超完成了降服西域五十国的历史伟业，并重置西域都护；第三，平定迷吾、迷唐的羌乱（后述）。
刘肇的短命给国家留下巨大的后患，继承皇位的是仅出生一百天的刘隆。还在襁褓中的婴儿不用说只是象征性的摆设，权力落入汉和帝刘肇的夫人，昔日的皇后，今天的皇太后邓绥之手。刘隆是一个不知皇帝为何物的皇帝，因为一年后，不到两周岁的他就夭折了，还啥事都不懂。
邓太后只得另觅皇帝的人选，她选择了清河王刘庆之子刘祜继承大统，刘祜这一年十三岁，这就是汉安帝。邓太后临朝听政，这位聪明、勤政、富于权谋却颇有人情味的女人，虽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但还是小心翼翼地使帝国之舟缓慢地前往。
然而，就在汉安帝即位后的第二个月，西域的叛乱终于暴发了。原来安帝时代，并不那么平安无事。
任尚到了西域之后，显然没有把班超的规劝当一回事，他性情急躁，政令严苛，使西域诸国的国君惶惶不安，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国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并最终汇集成一股浩浩荡荡的反叛之潮。
公元106年九月，西域多个国家密谋联合起来，袭杀西域都护任尚。此时的任尚正驻扎在疏勒国，他可能还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耗费那么多的心血，西域的局势却恶化到这种程度。班超三十年苦心经营的西域，一朝之间便面目全非。唉，任尚也称得上为汉军名将，只是其才能见识，与班超相比，不啻为天壤之别，班超的事业乃是从无所凭恃的真空中搭起高耸的楼阁，而任尚很快让楼阁轰然崩塌。
任尚所在的疏勒国遭到西域诸国的围攻，形势非常危急，他一边指挥疏勒的守军奋勇抵抗西域联军的进攻，一边紧急上书朝廷，请求援助。
朝廷接到任尚的急报后，十分震惊，急调西域副校尉梁慬率军入西域增援。
这仍然是一个英雄的时代，班超之后，梁慬横空而出。
这梁慬是什么人呢？
梁慬是北地弋居人，他的父亲梁讽，曾是窦宪的部下。公元89年，窦宪、耿秉北伐匈奴，梁讽担任军中司马一职，汉军大破北匈奴后，北匈奴单于远遁，窦宪派梁讽前往会见北匈奴单于，劝他投降（事见前文）。后来梁讽因事得罪窦宪，窦宪这个人心胸狭窄，睚眦之怨必报，便诬陷梁讽，梁讽受髡刑发配武威，武威太守在窦宪的授意下杀死梁讽。
窦宪集团覆灭后，汉和帝为梁讽平反，并征召其儿子梁慬为郎中。
梁慬生于军人之家，从小便勇气超群，慷慨有义气，渴望建功立业。担任郎中后，梁慬对这种官吏生涯很不满足，他想效力于军队，出征沙场。永元六年（94年）时，由于投降汉帝国的北匈奴部众二十万人叛逃，东汉政府任命光禄勋邓鸿为车骑将军，率军前往平乱，梁慬自靠奋勇，投到邓鸿麾下，以军司马的身份参加了平叛战争。
车骑将军邓鸿率左右羽林军、北军五校、郡国弓箭手以及边境部队共计数万人出征，当时匈奴叛军正围攻牧师城，得知邓鸿率汉军主力前来增援，不敢恋战，向北部的满夷谷撤退，准备撤向塞外大漠地区。邓鸿率军追击，梁慬对邓鸿说：“叛军向满夷谷撤退，人数虽然众多，但是只是乌合之众，现在我们应该急进满夷谷，与任尚兵团分兵合进，钳击叛军，截断其退路，必可以大获全胜。”
然而邓鸿着实是平庸之才，他见匈奴叛军有二十万之众，心存畏惧，不敢大胆出击，而是保守地尾追敌军，在大城塞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役，这是梁慬第一次参加战斗，他初露锋芒，勇冠三军，此役共歼灭了匈奴叛军四千余人。而任尚指挥的另一路部队，则大胆突进到满夷谷，歼灭匈奴叛军一万七千人。
此役之后，邓鸿因坐失良机，被下狱处死，而梁慬则因为英勇善战，声名鹊起。
汉和帝去世后第二年（延平元年，106年），朝廷考虑到西域形势逐日恶化，遂任命梁慬为西域副校尉，前往西域，协助西域都护任尚管理诸国事务。
然而，这个任命来得为时过晚了。
梁慬动身出发，刚刚过了黄河，就传来消息：西域诸国已经发生叛乱，联军将西域都护任尚围困于疏勒。朝廷命令梁慬率领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的羌人及南匈奴的骑兵共计五千余人，火速入西域，以解疏勒之围。
可是梁慬刚入西域，就接到疏勒城的最新消息，原来任尚果然骁勇，在援军尚未赶到时，就凭借疏勒劣势的兵力，挫败了叛军的进攻，西域联军已经解围而去，疏勒转危为安。
梁慬的援军就停止前进，便率军驻扎在西域的东部。西域的巨变，令东汉政府大为恼怒，认为任尚管理不力，下令征还任尚，改派骑都尉段禧为西域都护，赵博为骑都尉，梁慬仍担任西域副校尉。西域都护府设在龟兹国的它乾城（班超担任西域都护后，将都护府设在此），它乾城是一座小城，在班超时代，因为西域局势稳定，班超只需要一座小城便可以号令西域，可是现在诸国叛变，这座城池显得过于脆弱了，于是梁慬对西域都护段禧说：“它乾城太小，而且很不坚固，如果遇到叛军的攻击，是很难守住的，我看不如占据龟兹王城。”
此时的龟兹国王仍然未叛变汉帝国，但是龟兹国的大臣中，很多人想摆脱东汉的控制，暗流涌动。梁慬入见龟兹国王白霸（白霸曾作为人质在洛阳呆过，后由班超废了原国王尤利多，改立白霸为国王，所以白霸基本上是亲汉政权），他能言善辩，说得天花乱坠，最后说服龟兹王，允许他率军进入龟兹王城，共同保卫。龟兹王的部下极力反对梁慬进城，但龟兹王不听。
梁慬入龟兹王城后，马上派人紧急将段禧、赵博的军队也迎入城内，梁慬的部队有五千名骑兵，段、赵的军队有三、四千人，总计有八、九千人马。
此时龟兹国归附汉室十五年（91年～106年），当年龟兹是因为其靠山北匈奴已经被汉军彻底击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向班超投降的，在龟兹的贵族中，仍有不少人是当年与班超多次交手的将领，这些人并不见得是心甘情愿投降的。
梁慬率汉军大量涌入龟兹王城，这不能不使龟兹的贵族们感到震惊，因为龟兹乃是西域大国，也是强国，即使班超也没有让汉军进驻王城，这乃是出于对龟兹人自治的尊重。龟兹国的将领们宣布脱离国王，联合姑墨、温宿等国的军队，共计数万人，对龟兹王城发动进攻。
敌众我寡，怎么办？
梁慬力主出击，只有主动出击才能稳定军心。
羌人与南匈奴人都以剽悍而著称，也是梁慬军队的主力。梁慬率领五千名羌胡骑兵出城迎战，他沉着勇敢，身先士卒，西域诸国对匈奴骑兵一向有畏惧之心，虽然在人数上居于优势，然而在心理上已是先输一着。
梁慬兵团一阵冲杀，旗开得胜，战场上留下西域联军累累的尸骨，多国联军一见形势不妙，狼狈而逃。然而龟兹王城之围并未解，在整顿兵马之后，联军再度兵临城下，仗着人多势众，将王城团团围住。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段禧、赵博、梁慬等人分守龟兹王城，顶住西域联军一波波的进攻，双方你来我往打了好几个月，这场战斗逐渐变成一场僵持战，最后龟兹叛军及姑墨、温宿联军精疲力竭，粮草用尽，被迫败走。
梁慬抓住机会，果断下令出城追击，叛军全无斗志，梁慬奋勇冲进叛军阵中，万夫莫挡，气势如虹，叛军无不惊骇，夺路而逃。羌胡骑兵乘势一阵掩杀，叛军大败，尸体堆积如山，被斩杀的人数超过一万人，另有数千人被俘，并缴获骆驼牲畜数万头，其余的部队全部退出龟兹。
此役赖梁慬一手擎天，力挽狂澜，终于使龟兹局势转危为安。梁慬乃是东汉名将之一，在《后汉书》中，把班超与梁慬合为一传，能与班定远比肩而行，此乃梁慬之最大荣誉。
然而此次辉煌的胜利，很快被朝廷的庸臣们所葬送。
在梁慬守卫龟兹期间，由于叛军攻势凶猛，西域都护段禧发往朝廷的信件，往往不能到达，朝廷对西域的形势深表担忧。此时，一些久居京城的公卿士大夫又站出来，声称西域路途遥远，叛乱此起彼伏，劳师远征，耗费的资金不计其数，应当要放弃西域。
第二年（107年），朝廷决定放弃西域，召西域都护段禧、副校尉梁慬、骑都尉赵博以及驻守伊吾卢、柳中的屯垦兵团，全部撤回国内。此时距离班超去世仅仅五年，班超三十年奋斗的成果，仅用五年的时间便毁于一旦！
东汉朝廷派骑都尉王弘率军西行，迎接段禧、赵博、梁慬等，然而却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件事情最终导致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骑都尉王弘征调金城、陇西、汉阳等郡的羌人骑兵数千人，参加西迎西域都护的行动。征调令下得十分仓促，各郡的政府因为时间紧急，对羌人催促得很紧。居住在这些郡中的羌人，都是属归降汉室的羌部落，平时被官吏与豪强作为苦役之用，生活得十分艰辛，与地方政府官员十分不信任，结果在羌人中，谣言四起，大家纷传郡政府之所以要派他们去西域，是为了去那里的不毛之地进行屯垦，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出于酒泉之后，被征调的羌人，纷纷半路逃跑。
各郡政府发兵对逃跑的羌人进行截杀，甚至血洗羌人部落。如此一来，羌人各部落纷纷反抗，很快局势便失控了，最后演变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羌战是东汉史中最复杂、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几乎与东汉帝国的命运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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