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必定引发民不聊生，上海市面上物价飞涨，几乎每条马路上都游荡着难民。难民急于想在这座大城市里安下身来，不得不将随身携带的金银首饰卖给银楼，以换取现钞。而担心手中货币贬值的市民又宁可出高价从银楼购进几枚金银首饰来防备不时之需。足赤金条早就不准私人买卖了，能买得起几枚18K或22K的金戒指金耳环，也让人心理上感觉到些安慰。因而这些年来，开银楼的不说发了点国难财，也至少是抓住时机赚了不少钱。相比自家银楼，老二之樟供职的永懋洋行却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这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英商洋行，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联手压得喘不过气来。

安娜的父亲此时已升迁为永懋洋行大班，苏大班不仅在上海滩很有名，就算在香港和英伦三岛也颇具知名度。然而某日苏大班进入洋行时，因为没有向门口的两名日本兵鞠躬致意，竟被日本兵一个耳光甩得爬在地上摸他的金丝边眼镜。苏大班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养成一副西方绅士派头和脾气，平日里西装笔挺从上至下不见一道皱褶，皮鞋用白手绢都擦不出黑印子。今日被两个矮脚东洋兵当众羞辱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当即就向英伦总部辞了大班职位。而身为苏大班女婿的之樟，当初是由岳丈举荐进永懋洋行的，有苏大班在，凡事都有个靠山，苏大班一走靠山自然也就倒了。即使从翁婿角度来说，苏大班辞了职，之樟得跟进，才显得出给老丈人面子，就如同看戏捧场一样。若之樟留恋这份不错的薪水呆在永懋洋行不走，不仅会让苏大班下不了台，之樟在妻子安娜跟前也交待不过去呀。

这世界上但凡让人痛快的事情，往往也会叫人付出长长久久痛苦的代价。之樟不会想到，他与永懋洋行一别，此生再也捧不上这么个稳当饭碗了。之樟回到家里，年轻轻便当起了寓公，不用再朝九晚五去洋行上班，起初的日子倒也有一种随心所欲的惬意。妻子安娜本来爱交际玩乐，生了孩子后又天天坐在南货店里观街景，早憋闷坏了。之樟辞职回来，安娜有了出门的玩伴，天天借着替丈夫散心的理由，拉之樟去看电影泡咖啡馆会朋友。丰太太此时倒不反对之樟辞去洋行饭碗，丰祥和银楼生意越做越大，光之桐一人顶着总不是长久之计。连福海生虽然忠实可靠，但毕竟是外面人，银楼不同于其它买卖，经手的东西没有不值钱的，交在外姓人手里终究不牢靠，最好由自家亲兄弟联手撑起丰祥和银楼。

之桐按母亲吩咐，每日早饭后叫上一部黄包车，带上之樟去市中心银楼学生意。之桐自己十多岁就在银楼当学徒，深知吃这碗饭顶要紧的是识货，辨别金银玉器成­色­为银楼业的基本功。比如那些苏北老太太或是黄包车夫码头工人的老婆，抖抖索索从手绢包里摸出一只桶箍戒来，你不要小看，大多倒是24K足赤金的。这些女人因为家境差，所以攒下一两枚戒指不只为了戴在手上装饰美观，而是为了保值，等儿子娶媳­妇­时也好歹有份家底传下去。桶箍戒样式简单，粗粗一个圈，24K足赤金质地较软，打成这种样式的戒指耳环最为合适。而14K或18K金大多做成嵌宝戒指，嵌宝戒指要求底托有一定的硬度，方可嵌得住宝石戒面，所以黄金中掺入了其它金属成分，不再是足赤金。一般家境较好的女人，戒指耳环都随四季衣着更换，不像那些低层­妇­女，一只戒指从十八岁戴到六十岁都没有摘下来过。

之樟在银楼后面的工场间里坐了几天，跟海生一起用药水溶金材洗银元，或者将工具台上的金银粒屑用羊毫毛笔仔细扫拢，然后放入一个小铁盒内。粒屑聚少成多，以后就用来打那种成­色­较差的嵌宝戒。这种戒指的戒面也不是什么真宝石，都是用宝石粉做的。宝石粉戒指工艺简单，连海生都会做，之桐就让之樟跟着海生学手艺。

海生因为收了老板阿弟当学徒，表面上诚惶诚恐，心里面很是得意，一个劲儿地模仿当初连福之桐二位师傅的口气，把之樟教得头脑发晕。海生先让之樟套上橡皮围裙，以避免药水溅到身上，那条围裙不知用了多少年，散发出橡皮和药水混合的气味，之樟闻了十分恶心，就把围裙扔到工场间角落里。傍晚回到家，之樟发现自己好端端一件“培罗蒙”西装，胸前沾上一片药水染成的花斑，他让安娜用湿毛巾擦了半天都擦不掉，花斑处的面料竟然出现了破洞，银楼里的药水显然带有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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