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大方鼎：现存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
司母戊大方鼎距今已有3200年的历史，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现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个历经岁月变迁及战火洗礼的传世国宝，从发现、出土一直到收为国有，七十余年来演绎出一个又一个的传奇：出土挖掘时，七八个小伙子都无法将它拖出地面；搬运过程中，险些遭遇被肢解的厄运；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它逃脱了被带走的厄运……这一切的一切，都为这件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www@
小山村惊现神秘宝鼎
1939年3月的一天，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村民吴希增像往常一样，用探竿进行着寻宝。自从河南省安阳县发现了甲骨以来，这里的盗墓之风十分猖獗。加之考古学界确认，这里是史书上所记载的殷墟遗址，则更使这里成为了盗掘者的“圣地”。
预期早早收工回家的吴希增，准备做最后一次搜索，不想这次探竿竟碰到了一个硬物。原本坚硬无比的铁探竿，此时居然卷了刃。望着探头上的青色铜锈，吴希增意识到，这次也许挖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这个令他振奋的消息，促使他开足马力放手一拼。不少村民闻讯也赶来帮忙。当挖掘工作进行到约地下10米深处时，“哐啷”一声清脆的敲击声，突然传到众人的耳畔。众人定睛一看，一个满是青锈的巨大青铜器映入人们眼帘。由于它实在太大了，七八个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都抬不动它，其他村民见状只好沿着它的边缘继续挖。许久之后，这个巨大的铜鼎才在众人面前呈现出它的完整姿态。众人见它大得足以去做马槽，因此称呼它为“马槽鼎”。
按照惯例，鼎应该都是双耳的，可这个大家伙却不知什么缘故，出土时就只有一只立耳。村民们在泥土中搜寻了很长的时间，始终没有找到另外的一只立耳。因此，有人便猜测也许是在被埋入地下之前，这座鼎的另一只立耳就已经被破坏掉了，所以很难再寻找到它的影踪。
鉴于眼前的这尊巨鼎实在是太大了，普通的人力无法将它拖出地面，所以，有人建议将这尊鼎锯开，分成几个部分，再进行搬运。于是，村民们便着手实施起来，他们从家里找来钢锯，开始分割方尊。可是由于铜鼎的硬度过高，众人锯了很长的时间，才锯出了一条裂缝。眼看这绝世的精品就要遭受灾难性的破坏，在这危急时刻，有人对这一肢解行为提出了异议：“如果这东西被锯碎了，没有人要可怎么办？这好东西不能毁在咱们的手里呀！”众人一听，觉得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便纷纷停下了手。
可是，如果不肢解这尊方鼎，那么怎么才能把它弄出来呢？正当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好方法，那便是用回填土的方法，将这个大方鼎抬出来。于是，五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先抬起大方鼎的一条腿，这时其他的人便开始往下面填土，等到将土全部填满后，再去抬方鼎的另外一条腿，依次反复，直到将四条腿底部的土全部填满。就这样，众人整整用了三个晚上，才将这个“大家伙”从地底下弄出来。
惊世宝鼎的坎坷经历
稀世珍宝——大方鼎在小屯村出土的消息，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迅速蔓延开来。1939年4月中旬，北平著名的古董商人萧寅卿闻讯而至。在与吴希增秘密联系后，他表示愿意支付20万现大洋买下这尊宝鼎。然而，就在交易将要完成之时，同样得到消息的日本宪兵队，想将宝鼎夺到手。为此，他们三番五次派人到村里进行侦查，妄想套取宝鼎的藏匿地点。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为了不让宝鼎落入日本人手中，吴希增只好将它重新埋藏于地下，静静等待出售的时机。但是，生性狡诈多疑的日本兵怎么可能放过到嘴的肥肉，为了得到这件稀世珍宝，他们用尽了一切手段。日本人荷枪实弹地闯进村子，并下令将全村上下严密包围。他们还强迫村民们挖开藏宝的大坑，可是坑内除了泥土，半点珍宝的影子都没有。恼羞成怒的日本兵，将村民聚拢到了一起，在四周架设起机关枪。他们威胁道：“如果不交出珍宝，那么全村老少就别想看到明天的太阳。”
大方鼎出土于中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怎么能轻易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中！绝对不能将大方鼎交出去，这是每一个村民的心声。但是，面对如此强硬的敌人，怎样才能既保住大伙的性命，又守住祖宗留下的宝物呢？就在这紧急的关头，机智的村民想出了应对之法。他们拿出一些小件的青铜器以及陶罐，将前来搜查的日本兵搪塞过去，暂时避开了一劫。而这件稀世珍宝，早已由村民事先将它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并重新进行了填埋。至此，大方鼎在这场浩劫中才免于落入日本人的魔爪。
直到1946年4月，抗战胜利以后，大方鼎才被重新挖掘出来。由此，大方鼎的秘密，终于被彻底公开了，并随即被安阳县政府收缴。
而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也得到了消息，并派出了专员将这个“大家伙”转运到了南京，作为献给蒋介石的寿礼。在观赏完大方鼎后，蒋介石不由得为之感慨，但他并没有将这件稀世珍宝据为己有，而是下令将大方鼎交给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珍藏。
1948年5月29日，这件稀世珍宝——司母戊大方鼎首次在南京与公众见面，获得了强烈的反响。
1949年春天，国民党政府在由大陆撤离台湾时，带走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现存铭文最多的青铜器毛公鼎，但是司母戊大方鼎却被留了下来。这是为什么呢？直到1996年国家博物院研究员李先登先生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参观访问时，这个疑团才得以被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怡道破。原来，司母戊大方鼎实在是太重、太大了，如果带离必须要使用起重机才行，可是当时时间仓促、战况紧急，根本没有时间去找起重机，以至于未将大方鼎运走。
直到1959年，司母戊大方鼎从南京运送到北京，珍藏到新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中。时至今日，司母戊大方鼎已成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天迎来数以万计的游人。
宝鼎上的神秘纹饰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李先登先生多年从事青铜器的研究，尤其对司母戊大方鼎更是有着颇深的研究。他曾表示，司母戊鼎的珍贵，不仅仅因为它的大，更多的是它精美的花纹图案。这些图案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与令人为之赞叹的象征意义。
司母戊大方鼎，是商代后期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造的器皿。由于在鼎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故由此得名“司母戊大方鼎”。此鼎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饰美观庄重。鼎整体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4厘米，重约832.84千克。
方尊上出现的纹饰，主要是饕餮纹与虎噬纹。其中，饕餮纹又叫做兽面纹，它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是经过一定程度上的综合、夸张的艺术处理，进而所创造出的一种神秘的形象。据中记载：饕餮是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食人的凶兽。另中所载：饕餮是古代时期一个凶残的氏族部落。在商周时期，工匠们将饕餮纹装饰在青铜礼器上，以求该器物达到威严庄重的效果。
虎噬纹装饰在大方鼎的两耳外侧，虎的性情凶猛，乃百兽之王。故在人们的心目中，虎又是威武勇猛的代表。细看大方鼎上的虎噬纹，使人感到不寒而栗。左右两只相对的斑斓猛虎，大张虎口共同衔着一个人头，场景让人感到极其震撼。但如果你仔细地观察便会发现，那个被双虎含在口中的人头，并没有恐惧的神态。这两只猛虎也并不是要真的去食人，反而是以一种守护者的姿态在保护着他，因此，虎口中的人面容上显露出一种平静的神情。
这种不符合正常逻辑的图案，实际上与当时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相关研究者认为，大方鼎是祭祀礼器，而巫师则是祭祀人。那么，那颗被含在口中的人头，很有可能是巫师本人，而那只凶猛的老虎也不过是正常祭祀中的一个道具而已。而这种虎噬人的图案，也不单单出现在大方鼎上，在商周时期其他的青铜器上也曾有发现。如安徽出土的龙虎尊及一些流落于日本、法国等国家的猛虎食人卣上，都发现过类似图案。
毛公鼎：中国铭文最长的古代青铜器
毛公鼎与大盂鼎、大克鼎，被誉为晚清时期的“海内三宝”。其中，大盂鼎收藏于北京，大克鼎收藏于上海。唯独这件毛公鼎，翻越了海峡，落脚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究竟这件中国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是怎样翻越海峡，落脚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呢？毛公鼎与它的收藏者之间，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走近毛公鼎，掀开它那神秘的面纱……
传奇宝鼎的辗转经历
道光二十三年，即1843年，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岐山的庄白村。在它出土后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先后与它的三任收藏主人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坎坷历程。
毛公鼎出土的消息被公布后，它立即被北京最大的古董铺永和斋苏兆年兄弟给收购了，这便是宝鼎的第一任收藏者。这兄弟二人认为，这宝鼎必定是价值连城，难免生变，便偷偷将宝鼎秘密收藏在了西安，然后两人只身返回了北京。也许，你会问这兄弟二人如何断定出这宝鼎是非凡物呢？作为北京最大的古董店掌柜，他们什么好东西没见过，怎会钟情于一尊青铜鼎？
其实原因有三：首先是毛公鼎的年份够久远，距今有超过2800年的历史；其次便是宝鼎的品相极佳，出土时无破无损；最后，要说的就是它内腹部所镌刻的铭文了，共有32行，499个字，极为罕见。按照当时青铜古器的估价标准，抛开质地、古旧程度不算，单看这铭文，可以说是一字一价，是可以按照铭文的字数向上加价的，有时一个字可以加到一两黄金之多。由此可见，毛公鼎的珍贵程度。
当苏氏兄弟成功收购毛公鼎的消息传回北京后，很多达官贵人闻讯前来高价收购毛公鼎，但都被苏氏兄弟回绝了。
为何商贾出身的苏氏兄弟，能够无视大笔的钱财，执意将毛公鼎留于手中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也就是毛公鼎的第二位收藏者陈介祺。
陈介祺是晚清时期颇具盛名的金石收藏大家，他爱宝如命，恨不得能够将天下所有的珍宝都纳入旗下。所以，当得知毛公鼎出世的消息后，其激动程度可想而知。可是，他却没有在第一时间一掷千金，将毛公鼎揽入怀中。这位与苏氏兄弟关系良好的陈介祺，天天都能见到宝鼎，却只是静静地在一旁守候。
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收藏大家按捺住心中的澎湃，不得不苦守在宝贝一旁呢？这要从陈介祺的家世说起……
陈介祺祖籍山东潍坊，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19岁时金榜题名，以进士的身份成为了翰林院编修。他以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金石文物的收集过程中。在青铜器、印玺造像等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由他所收集的汉代铜印多达6000方，号称万印，并且为之专门修建了收藏印玺所用的万印楼。而且，他还编著了、等书。同时，他还与当时著名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云等人交往甚密，几人经常在一起考辨古物、研究古文字，是名副其实的当代著名金石文字学家。
在毛公鼎出土的前后时期，陈介祺还专门收购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鸿宝重器“天王簋”。而这也为他后来成功收购毛公鼎埋下了伏笔。原来，正是毛公鼎的第一任主人苏氏兄弟，将“天王簋”卖给了陈介祺。而陈介祺与苏氏兄弟十分投缘，因此相互交往便频繁起来，渐渐超出了一般买家与卖家的生意往来。因此，苏式兄弟便答应陈介祺，只要以后收到了好的古董，一定最先拿给陈介祺，让他在第一时间内优先挑选，并且只要是陈介祺看中的，他们绝不会再让第二个买家过目。
所以，当毛公鼎出土的消息公布后，苏氏兄弟便在第一时间拿着宝鼎，赶到了陈介祺的府中，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喜讯告诉他，并且邀他一同前去观赏、收购宝鼎。可是，爱宝如命的陈介祺此时却一反常态，面对如此令人心动的消息，却只是淡淡地摇摇头，客气地回绝了。他告诉苏氏兄弟，现在他既不想看鼎，也不能去收购。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一向是爱宝如命的陈介祺甘愿放弃此珍宝呢？原来，陈介祺是一位孝子，一直以来恪守其父的训导。他的父亲陈伟棠，曾担任过道光朝中的礼部尚书、工部尚书以及兵部尚书，他深谙人生沉浮的秘诀与青铜宝鼎的分量。他担心儿子收藏的青铜古玩过于罕见，会引来同僚的猜忌，招来不必要的祸端。为此，他坚决反对这次儿子以重金购买毛公鼎的行为。由于父亲的严格限制，陈介祺只好眼睁睁看着毛公鼎近在咫尺，却不能拥有。
而这苏氏兄弟，也实为诚实守信之人，在得知陈介祺爱宝心切，却苦于资金不足，无法购买的情况后，便答应先等一等。而这一等就是整整九年，一直到了咸丰二年，陈介祺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开始独掌家业之时，才终将毛公鼎购入手中。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收藏了30年，也静静陪着他走过了最后的日子。直到他的孙子陈孝笙接手家业后，才打破了这一格局。陈孝笙违背祖训，涉足商业。为了扩大商业规模，他将算盘打到了毛公鼎的身上。宣统二年，他不顾家人的反对，以万两白银的价格将毛公鼎卖给了端方，并准备接受对方许诺的湖北省银元局局长的委任状。
可得到毛公鼎的端方，根本不打算兑现委任状，早早跑到四川上任去了。愤怒不已的陈孝笙拿着端方留下的凭证，去找都督府理论，却被告知凭证上印的不过是个废章，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上当受骗的陈孝笙悔不当初，从此一病不起。
而端方也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到手的宝鼎，就在共和革命中被砍了头。后来，随着端家的没落，毛公鼎被抵押在了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胜银行，后被转卖给了苏皖的一个古董商人。
落叶归根台湾行
后来，毛公鼎几经周转，最后来到在北洋政府担任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的手中。但好景不长，上海的英国人与日本人也得到了这个消息，由此，毛公鼎新一轮的争抢活动拉开了帷幕。
抗战爆发以后，日寇占领了苏皖一带，他们到处寻觅宝鼎的下落，弄得百姓怨声载道。他们甚至找到了曾经出售毛公鼎的那个古董店，后查明发现购买者使用的是假名字。而这个神秘的买家就是叶恭绰。
面对日寇的严加搜查，上海是待不下去了，叶恭绰决定举家迁至香港避难。仓促间，他将宝鼎与其他一些珍贵的古玩藏到了上海的寓所里，与毛公鼎一起被留下的还有一位至死不愿离开上海的姨太太。
到了香港以后，叶恭绰每天都担心着毛公鼎的安危，生怕这个珍贵的国宝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便到处托人打听上海那边的情况。后来得知，日寇并没有怀疑到叶家身上。
可谁曾料想，那位留守的姨太太居然有了外遇，利欲熏心的姨太太，准备伙同她的情夫谋夺叶家的财产。而情夫在得知毛公鼎的消息后，打算将这一秘密透露给日本人。
毛公鼎的安危再一次受到了威胁。得知此消息的叶恭绰万分焦急，他立刻发电报到昆明，让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侄子叶公超迅速赶到香港商量对策。面对这一棘手情况，叔侄两人连夜商讨，决议就算付出一切代价，也绝对不能让这珍贵的国宝落入到日本人的手中。
次日，叶公超只身一人返回上海，准备将毛公鼎重新藏匿起来。确认到宝鼎的平安后，叶公超非常庆幸，连忙将其转移到了家中一个更为隐秘可靠的地点。可是就在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日本人却闯了进来。他们强迫叶公超交出毛公鼎，但是却被他断然回绝。
面对始终不肯透露宝鼎下落的叶公超，日本人终于露出了凶残的本色。他们无端逮捕了叶公超，并对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酷刑。面对敌人残酷的拷打折磨，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叶公超顶住了重压，在向敌人谄媚与恪守国人良知的选择中，叶公超毅然选择了后者。身体的摧残没有压垮这个血性的汉子，面对敌人的七次大刑，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狡猾的日本人见从叶公超嘴里问不出什么，便转换方向从叶恭绰那里下手。他们将叶公超锒铛入狱的消息传到了香港，叶公超每一次受刑时的惨状都被传到了叶恭绰的耳中。一面是自己的亲侄子，一面是举世的国宝，究竟怎样才能两者兼得呢？叶恭绰心急如焚，每天都承受着痛苦的折磨。终于，天无绝人之路，他想出了一个真假国宝的妙计。叶恭绰联系了几个可靠的朋友，仿制了一个足以乱真的铜鼎，交给了日本宪兵队。
没想到，日本人真的上了当，他们拿到假造的铜鼎后，非常喜爱，不时地摸摸、敲敲，不时地听听它的声音。他们在听到铜鼎也是金声玉韵后，终于将九死一生的叶公超放了出来。
但是，日本人并未就此放心，他们怀疑铜鼎有诈，却又拿不出证据，只好让人秘密监视叶公超。这种监视一直到了1941年夏天，狡猾的日本人对假鼎仍没发现破绽，才逐渐放松了监视。趁此机会，叶公超以声东击西之计，将毛公鼎运出上海，秘密带到香港，交到了叶恭绰的手上。可是，几个月后日本占领了香港，在拒绝出任日伪交通总长之职后，叶恭绰从此便终日在日本人的监控中。
为了将毛公鼎带回大陆，叶家人委托一位德国朋友帮忙将毛公鼎成功运回上海。为了确保毛公鼎的安全和自己的生计，叶恭绰将宝鼎卖给了上海实业家陈咏仁。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陈咏仁将宝鼎捐献给了国家。1948年，毛公鼎随国民党政府越过海峡，定居到了宝岛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妇好鸮尊：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1976年的春天，一座沉睡三千年的神秘古墓被河南省考古队唤醒。随着大量文物的陆续出土，这座保存极为完整的商代墓葬，震惊了整个考古学界。妇好鸮尊——这对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尊，以它精美的造型与高超的工艺水平，分别被国家博物院和河南省博物院所收藏，并成为河南省博物院的九大镇院宝器之一。
保存完好的千年古墓
1975年，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西北的一片高地因为比四周农田高出许多，因此便被列入平整土地的计划当中。而这一行为，引来了当时许多文物专家的反对，为首的就是一位女性考古学家郑振香。
这些专家认为这片高地上，很有可能存在着古墓。经过相关部门的申请批准，1976年春天，河南省考古队开始对这片土地进行重点发掘。在女考古队长郑振香的带领下，发掘工作连续进行了几个月的时间。起初，坑里出现了夯土，这说明这里极有可能真的存在古墓。
可是当发掘工作进展到5月16日、在探竿探到6.5米处时，坑道发生了走水事件。坑底里到底是地下水还是古墓？一时间，所有人变得犹豫起来，不知是否要继续进行挖掘。在这个紧要时刻，郑振香并没有放弃希望，停止钻探。她找来抽水机将坑道里的水进行清除，继续着手挖掘工作。就这样，发掘的探竿依旧进行着作业。忽然，下探的探竿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无法继续下杵。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说明这个下探的底层间是有空洞的。但究竟是不是墓茓，有的话是否还存有文物，一切都要等到探竿上来才会得到答案。
当探竿缓慢升起、带来满铲的红漆皮之时，所有人都雀跃了。这说明这块冒水的地下，确实藏有一座大墓。随着挖掘工作的展开，这座保存极为完整的墓葬陆续出土了1928件文物。其中包括4面铜镜，4件铜钺，130件青铜兵器。除了一对以司母辛大方尊为首的200余件青铜礼器外，还有15种共计156件酒器。另外还有来自新疆等地的玉器755件，来自海南等地的海贝7000余枚，各色珠宝制品47件，同时还有各种陶器、石器、象牙器等制品。这也是我国商代玉石器出土最多、最集中的墓茓。
巾帼英雄的传奇身世
随着大量文物的陆续出土，墓主人的身份引来考古学界的关注。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能够在死后享此殊荣，拥有如此奢华的墓葬？最终，人们将焦点汇聚在一位三千年前的女将军身上，她便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
专家们发现，在这次出土的105件青铜器物中，都铭刻了“妇好”或者“好”的字样，这使他们联想到1936年在殷墟所发现的上万甲骨片。这些甲骨大多出自商王武丁时期，所记载的内容主要是商王就国家大事所进行的占卜祈祷。在这些文字中，除了商王武丁的名字外，还有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有多达200余块甲骨记录了她的事迹，而这个人便是妇好。
根据大量的卜辞与铭文证明，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三个法定配偶之一，武丁对她也是十分的宠爱。如卜辞：贞翌庚寅妇好娩。讲的就是妇好怀上了武丁的子嗣，武丁对这个孩子的出生非常地期待，他迫切地想知道这个孩子究竟是男是女，为此专门进行了占卜。
通过有关专家对甲骨文的破译，我们得知妇好中的“妇”并不是她的姓氏，她的父姓是一个亚形中画凹形的标志。当她嫁给武丁，成为了他的妻子之后，武丁赏赐给了她非常丰厚的封地以及士兵。在她的封地上，她得到了“好”这个氏名，所以被尊称为妇好或者是后妇好。妇好的庙号为辛，商王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或者是“后母辛”。
虽然妇好是武丁的妻子，但绝非一般的后宫佳丽，她是一位身兼皇后、祭祀、将军、诸侯等多重身份的伟大女性。作为一位地位至高的祭祀，她经常主持商王朝重大的祭祀活动。她既会用酒，也会用火，同时还会斩杀俘虏、牲畜。作为一位骁勇善战的将军，妇好协助她的夫君征战四方，开疆拓土。凭借着杰出的军事才能，她曾先后打败了土方族、夷国、巴军，为商王朝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作为一位富甲天下的诸侯，她拥有自己的封地与属民，独立掌管着经济与农事，并且按时向商王缴纳贡品。
在我国的历史上，很少有女性能够像妇好一样身兼数职，并且在各领域均有所成就。所以，商王对这位难得的妻子非常敬爱。每当妇好单独征战，胜利凯旋的时候，商王便会亲自出城迎接，有一次竟一直迎出来80多公里。妇好去世后，为了能够随时守候着她，武丁将她下葬在自己日常处理军机事务的宫殿下方，并多次率子孙对她进行祭祀。每逢国家有重大战事，武丁都要对妇好举行大规模的祭祀，祈求她能在天上保佑自己。同时，武丁还将妇好的幽魂先后许给了大甲、成汤、祖乙三位商朝的伟大君王，希望他们能够共同守候妇好。
造型生动的鸮形酒尊
20世纪，为了支持国家博物馆的建设，这只出土于河南省殷墟妇好墓中的鸮尊被送到了北京。
尊在古代是盛酒的器皿。根据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资料，这种器物最早出现于龙山文化时期，在河南省永城王油坊的遗址中曾发现有陶大口尊的残片。在此后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中，均有大量器皿的出土，由此可见尊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件颇具代表性的重要器物。不过，此时期的尊主要以陶制为主。铜制尊最早见于商代，其主要形制有圆尊、方尊以及异型鸟兽尊等。到了商朝中晚期后，鸟兽尊则较为常见，种类也更为繁多。如羊尊、象尊、鸮尊、牛尊等。
这只鸮尊，原器为一对，铸造于商朝后期。通高为45.9厘米，口长为16.4厘米，盖高为13.4厘米，重达16.7千克，尊口内侧刻有铭文“妇好”两字。整尊以一只宽喙高冠、圆目竖耳的猫头鹰作为原型，呈站立鸮形，双足与尾部构成了三个支点，头后则为器口。
仔细观察这只以猫头鹰为原型的鸮尊，只见它宽嘴突眼，高冠小耳，头部略微张扬，双翅敛羽，挺胸直立。粗壮有力的双足，四爪着地，与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了一个平面，颇有几分大将之风。在鸮首的后部，有一个半圆形的盖子，盖上所装饰的花纹以立鸟、龙形钮为主。尊的表面也布满了花纹，显得精美且富丽。鸮的喙与胸颈部位装饰有蝉纹，颈部后面装饰有兽面纹，高冠外侧则装饰着羽纹，内侧装饰着倒夔纹。此外，鸮的翅膀前端装饰有三角形的长蛇一条，蛇身紧盘且在上面饰有对角雷纹，背后鋬下还有展翅飞翔的鸮纹。
妇好鸮尊的造型健壮雄厚，给人以典雅凝重之感。器身生动写实，纹饰精细繁复，纹样主次分明，色调层次变化明显，为商代后期的青铜精品。同时，对研究商朝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及铸造工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越王勾践剑：千古不锈的青铜宝剑
1965年的一次偶然挖掘，出土了一件令世人瞩目的稀世珍品——越王勾践剑。究竟是什么样的铸造技术，使得这把宝剑能够千年不锈，一下便可划破20几张复印纸？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追寻这把千年不锈的神奇宝剑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偶然的挖掘却有惊天的发现
1965年的冬天，湖北省政府决定在荆州地区漳河水库，修造渠道工程，引水灌溉现在的马山、八达岭、川店等乡镇的部分农田。由于这里自古以来就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期还是楚国国都郢的所在地，因此，按照有关规定，相关的文物部门要对水渠流经的地区进行初步的勘察工作。
当考古工作者来到水渠的第二干道流经地时，发现了呈黄、紫、褐混合色的土壤，旧称“五花土”。经过进一步的考察鉴定后发现，原来这一带有大中型墓葬25座，小型墓葬至少30座。这便是后来的“涪陵楚墓”墓葬群。
从1965年10月中旬一直到次年的元月中旬，考古队根据“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政策方针，对其中的八座墓葬进行了挖掘清理。这也是首次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对湖北省境内的楚墓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挖掘活动。此次挖掘共出土文物超过2000件，其中包括了一柄寒光闪闪的青铜古剑。
1965年12月的一个傍晚，当工作人员在发掘一号楚墓时，考古人员在墓主人的内棺中，发现了一把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宝剑。从剑鞘上来看，这柄宝剑显得并不起眼。但当队员们将宝剑从剑鞘中拔出的那一瞬间，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这柄宝剑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4.6厘米，剑首外翻卷作圆箍形，内侧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圆箍最细处宛若发丝般大小。剑柄上缠着丝绳并且刻有三道戒箍。剑向外突出，剑身上布满了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的正面镶有蓝色的琉璃，后面则镶嵌着绿松石。剑身上纵横交错着一道道神秘而美丽的黑色菱形纹饰，为这柄宝剑更增添了几分威武肃穆之感。仿佛古代传说中的神兵利器一般，即使是在午夜也会散发出幽幽的寒光，不由地使人心惊胆战。
神秘主人的绝世宝剑
这柄宝剑的出土，引来了许多专家对宝剑主人身份的猜测。究竟是怎样一位神秘的主人，竟然在死后也将它放在手边形影不离。面对着眼前这柄沉睡了千年的传世古剑，专家们没有任何研究资料，只能希望由它自身来解开这位神秘主人的身世谜团。
通常很多出土的宝剑都会在剑格处，刻上宝剑主人的名字。剑格也被叫做护手，指的是剑身与剑柄之间呈椭圆形的部分。于是，众人赶忙在此进行查看，果然在宝剑剑身正面近格处，刻有两行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乍用剑。”全文共八个字。不过在这八个字中，有六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出现过。因此，专家们随即在现场进行了解读。它们是“越王”、“自乍”、“用剑”。
虽然，大部分的字已经被解读，但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字，却让这些专家们疑惑不已。这两个人们从未见过的鸟篆铭文，究竟代表了谁的名字？春秋时期，越国自允常从公元前510年称王起，历经勾践、鹿郢、不寿、朱勾、翳、无疆等九位君主。而这里的越王，指的又是其中的哪一位呢？一时间，所有的专家犯了难。
1965年年底，授命主持宝剑研究工作的方壮猷教授将附有宝剑的照片寄给了郭沫若、唐兰、于省吾等全国十几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就这样，破解剑主人身份之谜的研究工作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展开了。
次年1月5日，方教授接到了唐兰的信件。唐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理事。他认为，宝剑的主人就是历史上颇富传奇色彩的越王勾践。为什么唐兰会做出这样的推论呢？原来，他先用铭文把代表越王“勾践”的这两个难认的字推出了一个很奇怪但很像名字的字——“鸠浅”，而“鸠浅”正是“勾践”两字的通假字。后来，经各地专家的多方交流，最终一致同意了唐兰的观点。至此，宝剑主人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破解。
传奇国君的传奇宝剑
公元前494年，吴越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争。吴王夫差一举将越王勾践的部队击败，勾践被迫向吴国称臣。在吴王的胁迫下，勾践在吴国的宫廷中做了3年的苦役，每天都在他人的嘲讽侮辱中度过。
从堂堂的一国之主一下沦为亡国之奴，勾践心里十分难过和不服。回到越国后，他发誓一定要重振自己的国家。为了时刻警示自己，他每天睡觉都躺在硬柴上，还将一块苦胆悬挂在座位之旁，以此来激励自己。有时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要吃一滴胆汁，并大声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在吴国受到的屈辱。
同时，在身边的谋士范蠡与文种等人的协助下，勾践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复仇准备。为了一雪前耻，勾践准备向吴国发起进攻。在这漫漫复仇之路上，他又准备用怎样的兵器来应对吴国的铁骑呢？
原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应对连年不断的征战，都在不断地制造并改进武器装备。而地处于长江下游的吴国与越国，由于陆地水网纵横，不利于车战的进行，因此在战争中主要以步战与近战为主。而青铜剑也就成为最常用、最有效的作战工具。
相传在浙闽边境，有位叫欧冶子的铸剑大师。在听说了越王勾践复仇救国的计划后，对他的妻子说：“我虽然年迈不可上阵杀敌，但是却可以铸剑救国！”于是，他与妻子便在家中搭起了寮棚，筑起大锅，开始铸剑。
可是，这铸剑的过程并不顺利，铸出的剑不是太软就是太脆，为此，欧冶子非常苦恼。转眼便到了中秋佳节，连饮三杯水酒的欧冶子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朦胧中，忽然一位白发鹤颜的老者出现在了云端深处，他高声对欧冶子说道：“你为国铸剑，当到秦溪山麓去，那里有龙水为你淬火，宝石供你磨砺。”正当欧冶子想上前细作询问，却忽然被惊醒，原来是在不知不觉间从床上跌落下来。
按照这位老者的指点，他将信将疑地上了路。当他来到秦溪山的时候，只见山顶两棵千年古树下，井然有序地列着七口水井，布局很像夜空中的北斗七星。于是，他就在这里结炉砌灶，铸起剑来。当第一把剑铸成之后，天空忽然狂风四起，转眼太阳便被乌云遮住。只见七条金龙，从井中飞出，不断盘旋在宝剑周围，依次将所含井水喷向宝剑，之后便消失于空中。不一会儿天空重新放晴，回过神来的欧冶子举起宝剑向身旁的一座巨石劈去，一声巨响过后，石头竟被轻易地劈成了两半。
后来，欧冶子先后为勾践铸造了湛泸、胜邪、巨阙、鱼肠、纯钧等五把名剑，并且将铸剑技术也一并传授给了越国。根据中的记载，欧冶子所铸造的剑削铁如泥，风吹断发。不但外观精美绝伦，而且具有很强的实战能力。
也正是凭借着精良的兵器，从公元前482年起，勾践正式对吴国宣战，并在公元前473年，一举将吴国击败，吴王夫差兵败自杀。
而这柄在江陵楚墓中发现的越王勾践剑，据相关专家分析，与古籍中所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相似，很有可能便是欧冶子为越王所铸造的五把名剑之一。
让世界震惊的青铜铸造技术
几千年过去了，越王勾践剑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当考古工作人员从剑鞘中拔出宝剑时，发现这柄剑居然没有任何的锈迹，仍旧如新的一般。
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专家回忆，曾有一位工作人员不小心将手臂碰在了剑上，当时就被划破一道深口，鲜血立即顺着手臂流了下来。后来，专家们对宝剑进行了相关测试。在桌子上平铺20多层的纸张，结果宝剑轻轻一划，这些纸便十分轻松的被分成了两份。
专家们又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科学测验，据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青铜合金主要是由铜、锡以及少量的铁、镍、铝、硫所组成的，并且每种金属在合金中都占有严格的配比数量。如：剑脊处含铜较多，这能使剑的韧性更好且不容易折断；刀刃处含锡较高，这样可以使剑的硬度更大且非常锋利；花纹处含硫较高，因为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能够更好的保持花纹的艳丽。
虽然是同一把宝剑，可是剑的不同部位却有着不同的金属配比的铸造工艺，这种工艺被称为“复合金属工艺”。这种剑身与剑刃硬度完全不同的宝剑，可以说是古代铜剑的巅峰代表，而越王勾践剑就是运用这种工艺所铸造的复合剑中的代表。
复合金属工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而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除此之外，勾践剑在楚墓出土时，是Сhā在木制的剑套里面，而墓葬又长期地深埋在地下，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的主要原因。
而今，像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著名学府的科学家们还在对越王勾践剑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专家学者表示：通过越王勾践剑，我们惊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卓越制作工艺，这种工艺即使是到了现在也不容易仿制。
四羊方尊：现存商代最大的方尊
四羊方尊是商朝末年所铸造的青铜重器，国家一级文物。但是，这件传世的国宝在战乱中竟险些遗失，并且有十余年的时间彻底失去了踪影。究竟是谁令国宝失而复得，使它得以在世人面前尽展璀璨的光辉呢？这一切还要从它的离奇身世说起……
国宝历经乱世的曲折命运
1938年的春天，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的村民姜景舒兄弟，像往常一样，拿起锄头来到后山去挖种在山上的红薯。挖着挖着，锄头突然碰到了一块硬物。兄弟二人忽然想起去年两人也是在这个地方挖到过这个“硬东西”。没想到，时隔一年又再次挖到了这个东西，于是兄弟二人决定清除掉这块碍事的“石头”。可不曾想，这第一锄头刚抡下去，“嘭”的一声，竟从土里飞出一块约10厘米长，8厘米宽的青铜片来。细观这块铜片，一面是新茬儿，另一面的铜锈上面隐约能看到一些图案的纹路。见此情况，兄弟二人决定继续开挖，想弄清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这样，这件沉睡在地下三千余年的国宝终于显露出了它美丽的真身。
虽然，姜氏兄弟发现了国宝，可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找到的这件器物有着怎样的价值，只是隐约觉得地里出来的这个宝贝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在再三查看没有遗漏后，兄弟二人便用绳子绑了一绑，用锄头扛着方尊，往家中走去。
当时天色已晚，可是巨大的方尊还是引起了一些路人的注意。在那个年代，靠古董发家的生意人非常多，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就是一位。当挖出方尊的消息传到他的店里的时候，他赶紧拿着大洋，带着伙计，连夜赶到了姜氏兄弟家中，用400块大洋购得这件国宝，又连夜将方尊运回黄材镇自己的家中。而后，这位老板又秘密联系了长沙市内西牌楼怡丰祥牛皮商号的店主赵佑湘，并告诉他自己手里有一个难得一见的好东西，一定要带够钱。这位赵佑湘名义上虽然做着牛皮生意，实际上私下经营的却是倒卖古董的行当。
当得知有这样一件宝贝的时候，他赶忙奔到万利山货号。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他赶到万利山货号之时，迎接他的却是紧闭的大门，以及门上两道白色的大封条。
万利山货号居然已经被查封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样一家店铺被封了门面？这又是否与四羊方尊相关呢？原来，20世纪30年代，湖南省境内大量文物被盗掘出土而惊世骇目，因此，保护文物受到政府高度重视；而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文物不得擅自挖掘、出口、走私的法律条文，此次查封店铺的正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
不过，查封的原因却与四羊方尊没有一点的关系。说来也巧，湖南省政府之前在长沙缴获了一批准备走私海外的文物，这其中经万利山货号老板之手倒出的就有两件。看到店铺被查封，赵佑湘不敢久留，便在附近找了个地方住了下来，并开始四处打探万利山货号的消息。不久，有人给他带来个看货的口讯。原来邀他看货的正是万利山货号老板。早在湖南省政府来查封店铺之前，他便带着四羊方尊躲了起来。
当赵佑湘看到四羊方尊的真身之时，不由得兴奋起来，他知道自己这次遇到的是一件真正的宝物，绝对会物超所值。可是，当他从屋内走出来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卖家要整整8000大洋，可是他从长沙只带来了5000大洋。赵佑湘明白，对于这件惊世的宝贝来说，8000大洋绝对不贵。可是，他一时间也凑不齐这个数目。毕竟是时间不等人，万一被别人捷足先登了，那岂不是更加麻烦。多番商讨下，卖家答应给三天时间，让他回去筹钱。可是，这么短的时间，有谁能够这么快把钱借给自己呢？
正当赵佑湘为钱一筹莫展的时候，家中来了三个人。这三人都是长沙古董行的大玩家，为首的是古董商杨克昌。四人一拍即合，决定一起联合收购四羊方尊。虽然当时古董行里很少出现联合收购的情况，可是面对如此珍贵的瑰宝，众人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四人连忙赶到黄材镇，可谁知价钱又涨到了10000大洋，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二话没说，立即掏钱买下了四羊方尊。随后，他们将四羊方尊偷偷运到了靖港镇某商号内寄存。
四人打发走了下人，决定商量一下，让人去联系买家。毕竟多在手一天，就多一分风险。可是四人谁都不愿先行离开，因为谁都知道，古董圈里没有真正的朋友。谁都怕一旦走了，其他几人会联合起来甩掉自己。于是，四人决定抓阄来选出那个联系买家的人。于是，杨克昌获得了这个“幸运”机会。
杨克昌一出门就觉得事有不妥，于是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又悄悄回到院子里，正巧在窗下听到三人的密谋。这几个人果然是想甩了自己，将四羊方尊转移走。杨克昌想，既然知道了他们的打算，回屋再与这些人理论，恐怕更是凶多吉少。于是他翻墙而出，直奔长沙县政府去告发了赵佑湘等人。
当长沙县政府得到四羊方尊的信息后，立即派出国民党长沙县保安特务队前往靖港，收缴四羊方尊。可是，当他们冲进商号的时候，放置宝鼎的屋内早已是空无一人，只剩下了一张桌子以及铺在上面的一块绸布。在这块绸布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四羊方尊底座所留下的印痕。
从杨克昌翻墙而出一直到特务队的破门，只有短短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三个人是怎样将重达几十千克的四羊方尊悄无声息地转移出去的呢？况且，在接到杨克昌的报告后，特务们早已将这里团团包围，他们又怎么可能在众人的眼皮底下离奇消失呢？
反复搜查无果的特务队，见实在找不到宝贝，随即放话说，如果找不到方尊，那只好将杨克昌带回县政府，按提供假情报论处。可是，桌子上的绸缎印上明明还显露着四羊方尊曾存放在这里的印记，怎么能说是提供假情报呢？可是，多番的搜查确实又没有发现宝鼎的下落。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属实，杨克昌恳请特务们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让他去后院查看一下。这一次，他仔细搜索，终于在后院的草地上发现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印记。因为刚下过雨，所以很容易辨认。眼前的这个印记，无论是大小还是形状，都与绸布上的一模一样。很快，按照杨克昌所发现的地点，特务们在后院石凳旁的秘密地窖里发现了四羊方尊，并且当场将赵佑湘等三人一并抓获。
后来，四羊方尊被上缴到了当时的湖南省政府手中。当年的等媒体纷纷报道。一时间，四羊方尊名声大震。
虽然，表面上四羊方尊已经牢牢地掌握到了国民政府手中，可是当时正处战乱时期，日本人的军队步步紧逼。就在四羊方尊刚被送到湖南省银行的时候，长沙沦陷了！而这件稀世的国宝，才刚一展露真容，就卷入到了战争之中，从而失去了影踪，再也无人知晓它的下落。
喜迎盛世方尊再现光辉
“尊”是一种古代盛酒器，一般为圆形、鼓腹、侈口。在商代，羊通祥，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显示了青铜礼器的至尊。它高达58.3厘米，重近34.5千克，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代表着商代晚期青铜器的最高水平。
由此可见，四羊方尊在我国商代考古史上有着怎样的历史价值。但由于连年的战乱，这件珍贵的国宝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被人们再度重视，并努力查找它的下落。说起这件事，还得感谢一个人，他便是周恩来总理。
1952年，中南文化部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奉命派人到长沙，去寻找四羊方尊的下落。
周恩来总理为何会下达这样的指示呢？原来，早在1938年的时候，周恩来与叶剑英等一起在长沙领导抗战工作，而四羊方尊从出土到截获，曾经轰动三湘。据说，这次的调查活动就是周总理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来追查的。
但是，四羊方尊已经失踪了十多个年头，查找起来谈何容易。唯一的线索，便是当时长沙沦陷时，四羊方尊可能是随湖南省银行一起迁到沅陵去了。
而当工作组赶往沅陵的时候，却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原来，那里的房屋早已被炮火炸得支离破碎，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工作组只好一边走访当地的群众及相关部门，一边在这些废墟上搜寻线索。尽管工作组进行了多番的查找，可是始终一无所获。
虽然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但是同志们并没有放弃寻找国宝的决心。他们在彻底清理废墟的同时，又开始了更加全面细致的地毯式搜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