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样，经过几天几夜不分昼夜的排查搜索，国宝的找寻工作依然没有丝毫进展，搜寻工作完全陷入了瓶颈。但大家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依然在积极的进行着多方的搜寻。

几个月过去了，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忽然接到了一份报告，中国人民银行湖南分行在准备处理仓库中的废品时，发现了一些历史文物。听到这则信息，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立即派出蔡季襄等人火速赶往现场。蔡季襄一点一点仔细地排查验收着这批文物。忽然，一个堆放在墙角的大木箱映入了他的眼帘。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叫了几个同事上前，慢慢将这个木箱撬开。当这个箱子的木头盖被撬开的同时，整个木箱“刺啦”一声散落了开来，从里面稀里哗啦的滚出了好几块金属碎片。蔡季襄定睛一看，只见其中一个大块的碎片上雕刻着一个羊头。这就是失踪十余年的国宝——四羊方尊！

原来，在日军兵临至长沙的时候，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银行也确实迁避到了沅陵。可是，在一次日军的空袭中，四羊方尊被敌人的炮火震成了十几片碎片。抗战胜利后，由于回迁过于仓促，方尊被转运到了这个废品仓库。后来，这事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就这样，国宝四羊方尊失而复得，后来经过相关专家近一年时间的努力修复，终又获得了新生。1959年，伴随着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建成，四羊方尊被调往博物馆进行展出。后来，历史博物馆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院，四羊方尊便在此安家落户直至今日。

曾侯乙编钟：改写世界音乐史的稀世珍宝

在湖北随县东坡团这个并不起眼的小地方，却深藏着一件令整个世界音乐界为之惊叹的稀世国宝。这件来自2400多年前的战国古乐器，用它那清脆且富有穿透力的音节，深深打动着每一位聆听过它曼妙钟声的听众。究竟是怎样的声音能有着如此神奇的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件传奇的国宝——曾侯乙编钟。

千呼万唤中的战国古墓

编钟是钟的一种，它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为三枚一套。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个数也不断增加。古代的编钟多用于宫廷的演奏，在民间很少流传。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时，都要演奏编钟。

据有关资料显示，出土于湖北随州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编钟，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成套编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套。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

那么，这是一件怎样的神秘乐器呢？让我们走入历史的长廊，从1977年9月的一天说起……

驻扎在湖北随县东坡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因扩建厂房，雇佣了当地一些农民与他们一起开山炸石、平整土地。施工农民梁升发无意中挖到了一堆形状怪异、满身带刺的青铜器。后来，他的邻居告诉他，他挖到的这些东西很可能是一批珍贵的文物，应该值很多的钱。但这位朴实的农民并没有被金钱所惑，他知道这些宝贝是属于国家的财产，所以毅然决然地将它们交给了当地的部队机关。他的高尚情­操­也因此得到了部队领导的赞扬，并得到两套作为嘉奖。

虽然这场文物风波暂时告一段落，可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文物的真正价值，也没有进行后续的工作。直到东坡团山岗上传来神秘褐土的消息，才引起军团分管建设的领导解德敏的重视。看到这一大片与周围泥土颜­色­大相径庭的褐土，他意识到，这片土地之下，很有可能埋有古墓。于是，他立即向随县县委进行了汇报。可惜的是，县里前来的同志并不了解褐土的意义，所以此事不了了之。

直到1978年5月11日，在县文化馆副馆长王传振、省博物馆考古队队长谭维四的带领下，古墓的挖掘工作才得以正式开展。随着勘察结果的出炉，大家可以初步断定在这片褐土之下，埋藏着一个面积达到220平方米，大出马王堆6倍之多的超级大墓。

1978年5月23日，挖掘工作进入到紧张的阶段，伴随着抽水机缓慢低沉的声音，水位开始渐渐下降，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这便是后来被美国纽约大学麦克伦教授称之为“古代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

编钟出土时基本保持着下葬时的状态，分为两排，成曲尺形立放。靠西的一面长为7.48米，高为2.65米；靠南的一面长为3.35米，高为2.73米。编钟共计65件。其中，甬钟45件，铺钟1件，钮钟19件。分成三层排列，最上面的一层为钮钟，中间及下面一层为甬钟。其中，最轻的一件重为2.4千克，最重的一件重为203.6千克。编钟加木制横梁及钟架附件，总重量高达5吨，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最大青铜编钟。

震惊中外的绝世初啼

随着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人们在惊喜的同时，更多的是想听到这件在古代位列乐器之首的王者声音。可是，毕竟这件国宝已经深埋地下超过2400年，又受到了泥土与水多年的浸泡侵蚀，万一被敲击碎了该怎么办？

1978年6月28日，受到国家文物局的邀请，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黄祥鹏、王湘、李纯一等六位音乐专家专程前往随县，对出土的编钟进行考察。

经过专家们的现场测音分析，由王湘对几个保存较为完好的编钟进行试敲。没想到这一下简单的敲击，竟使得黄祥鹏专家像孩子一般高兴得忘乎所以。原来，早在1977年的时候，黄祥鹏曾到陕、甘、晋、豫四省进行了一次有关先秦音乐文物的测音调查，并发表了一篇题为的论文。他在文章中提出，先秦以前的古代乐师，就已经掌握了一钟双音的­操­作模式。这一观点的提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震动。有音乐家质疑他的调查与测音可靠­性­。这部分人认为，编钟是体鸣乐器，主要依靠板振发动声音，一个物体怎么可能发出两种不同频率的声音呢？

虽然，黄祥鹏的这篇文章被刊登，但只发表了文章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由于没有实例作为“一钟双音”的考证，便被杂志社给拿下了。现在，曾侯乙编钟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实例。那一声清脆的敲击，完全证明了黄祥鹏所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场学术的争论中，他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为编钟所进行的陆续测音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的分析确认，几位专家最终认定，全套编钟音域宽广，与现代钢琴的音域相当。如果能够将各组钟相互配合进行演奏，一定可以发出类似于交响乐的美妙声音。

1978年8月1日，考古学家、音乐学者以及炮兵宣传队的部分人员临时组建了一个演奏组。他们在炮兵大礼堂，为上千名官兵与地方群众演奏了曾侯乙编钟。当熟悉的音乐响彻整个礼堂的时候，人们被这来自2400年前的古乐器深深震撼，报以热烈的掌声。人们没有想到，古代的乐器居然能演奏出如此美妙的现代歌曲。

1979年9月20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二楼“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大厅里，编钟再次被敲响，这一次增加了世界名曲──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

集思广益复制全新编钟

曾侯乙编钟的演奏虽然美妙动听，但是鉴于编钟无与伦比的价值，国家文物局规定不能再对原件进行敲击。可是，它那绝妙的声音已传遍海内外，越来越多的人被它吸引，为它着迷。

究竟怎样才能让编钟的艺术不再失传，让更多的朋友去体会这难得的听觉盛宴呢？一个大胆的想法渐渐诞生──复制编钟。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损伤原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人们的聆听需求。

1979年3月，由湖北省博物馆牵头，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学史研究所等相关单位，成立了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组。由当时曾负责曾侯乙墓考古挖掘的工作队队长谭四维任组长并主持复制工作。

在专家们的再三斟酌下，选定了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研究所的华觉明先生提出的用现代激光技术对古代的钟体进行全息分析，分析古人的设计以及制作方法。在用激光分析吃透编钟的发音情况后，经过多番的尝试，专家们选用了溶模­精­密铸造法来复制编钟。

可以说，复制编钟发挥了各学科协作的特点，包括了考古、物理、激光、声学、历史等专家的通力合作。6个机构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多达百余人，历时四年终于复制出了第一批编钟。

迄今为止，全国共有曾侯乙全套复制编钟4座。一座在它的发现地随县，一座在湖北博物馆，一座在西安黄帝陵，还有一座则带上“种子营”称号，落户到了台湾的鸿禧美术馆。

虢季子白盘：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

传世铜器虢季子白盘与毛公鼎、散氏盘，并称为西周三大青铜器，距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说起它的身世，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台湾省第一任巡抚刘铭传。

台湾巡抚刘铭传巧获至宝

清朝同治三年，刘铭传率领着清兵与太平天国起义军进行鏖战。在攻陷了常州地区后，他住进了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府邸。

在一个风黑月高的晚上，刘铭传正在灯下挑灯夜读。忽然，窗外传来了一阵清晰的金属碰击声。由于当时天­色­已晚，这声音也就显得格外的清脆、响亮，于是，刘铭传寻声探源。他来到了马厩，发现原来是正在吃草的马的马笼头上的铜环不时地在碰撞着“马槽”弄出了铮铮的响声。

见此情形，刘铭传不由得心生好奇，他持灯俯身仔细查看，只见这个“马槽”又宽又深，透过隐隐的锈­色­依稀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些花纹。于是，他试着去推了推，可是并没有推动。按理说，正常的马槽应该没有那么重，一个成年男子足以将它推动。当下，刘铭传便觉得此物定有不凡之处，便决定待天亮后再来探寻个究竟。

等到第二天清晨，刘铭传命人将这个“马槽”清洗­干­净，这才使它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这个庞然大物，是一件长130.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重达215.5千克的青铜盘。它的样子有些像浴缸，周身有一圈突出的花纹，均匀­精­美；大铜盘的四壁外，各铸有一对衔着环的兽头；底部刻有优美工整的字迹。对铭文略有研究的刘铭传，确定这些文字是西周的铭文，可惜的是许多字他并不认识。

在认定这是一件稀世珍宝后，刘铭传派亲信将铜盘悄悄送回了他的老家，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肥西县大潜山下的刘老圩村。同时附上一封书信，信中再三叮嘱家人，要妥善收藏此物，切不可大肆张扬，以免走漏了风声。

待送走这件宝物后，刘铭传左思右想，却始终猜不出这件宝物的来历。由于前方的战事吃紧，也就暂时将这件事放到了一边。

一直到了同治十年，刘铭传卸甲归田之后，才得以腾出空闲，邀来几位熟悉古文字的名士，一起辨认铜盘上的铭文。

铜盘上共刻有111字铭文。根据铭文上的记载，周宣王十二年，虢季子白受命于宣王，率领广大的官兵赶往洛河北岸，同匈奴的祖先猃狁作战，且大获全胜。一次斩杀敌人500名，俘虏50名。宣王为了表彰虢季子白的功绩，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庆功仪式，同时还赏赐给了他马匹、彤弓、彤矢等器物，以示对他的嘉勉。为感恩宣王的厚爱，虢季子白特别铸造了此铜盘以作纪念。

虢季子白是西周宣王时期的一个诸侯，虢是他受封的姓氏，季代表着他在家族兄弟中排行第四，子在古代是一种尊敬的称呼，白则是虢季子的名字。

这些名士告诉刘铭传，以往考古所发现的那些铜盘，大部分都是圆形的，方形铜盘比较稀少，而像虢季子白盘这么大体积的长方形铜盘实为罕见，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佳品。

那么，这件佳品又是如何流落到常州太平天国的护王府中的呢？根据道光时期的中所记：虢季子白盘是清朝道光时期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后来被当时任陕西的县令徐燮所得。他离任的时候，将铜盘带回了自己的老家常州。太平天国初期，太平军占领了常州，虢季子白盘落到了陈坤书的手中，成为了护王府的宝藏。而刘铭传进驻护王府时，由于手下兵卒不识宝物，竟错把宝物当做了马槽，这才有了先前的一幕。

在弄清虢季子白盘的身世后，刘铭传真是又惊又喜，高兴的是自己竟然误打误撞寻得了如此珍贵之物；担心的是如果宝物落入到那些贪财之人的手中，怕是命运堪忧。于是，他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将此宝物保护起来。

为了更好地安放虢季子白盘，刘铭传特地在府中修建了一座­精­美的凉亭，并题名为“盘亭”，用以专门安置虢季子白盘。同时，他还写了一本，用以记载修造盘亭的经过以及铜盘的形状与铭文所述内容。在的跋文中，刘铭传写道：“寂寂青山，悠悠白云，一重阙案，百尺孤亭，事有识奇好事者如扬子云者，览而补证之，则更幸甚！”

尽管刘铭传再三告诫家人不要将此事外传，可是刘家收藏宝盘的事情还是走漏了风声。不少文人政客都慕名前来，想一睹虢季子白盘的风采。奈何刘铭传爱盘如命，一把铜锁锁住了盘亭的大门，谢绝了所有的访客。据说，连光绪皇帝的老师，大学士翁同龢都被他婉言谢绝。

乱世中子孙坚守遗志护国宝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海军被日本人扼杀在了摇篮之中。在深受奇耻大辱的同时，清政府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得知此讯的刘铭传勃然大怒，从此一病不起，并最终含恨而终。临终之前，他再三叮嘱他的子孙，虢季子白盘乃是国宝，只要刘家还有一口人在，就绝不能让宝盘流失。

刘铭传去世以后，他的子孙始终坚守着先人的遗志，守护着这个传世的铜盘。辛亥革命以后，时局动荡，各路军阀乘机而起，在得知刘家藏有家传珍宝虢季子白盘后，他们便打起了宝盘的主意。当时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就是其中一位，他以拜会刘铭传后人为名，欲重金购买宝盘，无奈被刘家第四代传人刘肃曾拒绝。见此计不成，刘镇华又对刘家人施以暴行，并进行严密监视。

就这样，刘家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四年。1937年，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很快占领了华北地区，并长驱直入伺机占领了长江沿线，合肥也危在旦夕。

这期间，曾有位美国商人听闻刘家藏有绝世宝盘的事情，欲重金收购，并答应可安排刘家所有人出国定居，但被刘家人断然回绝。刘肃曾表示，自己家并没有什么宝盘，即使有也绝不会卖给外国人，做祖先不孝的子孙，做国家、民族的败类。

就这样，秉持着一个中国人所固有的情­操­，在合肥沦陷以后，为了更好地保护好国宝虢季子白盘，刘家决定举家迁居外乡。就在刘家人走后不久，日本人就从汉­奸­的口中得知刘家藏宝的事情。他们多次来到刘家，进行了严密的搜寻，将那里里里外外全部翻遍，最终依然是一无所获。

煎熬了八年的时间，日本人终于投降了。得知此讯，刘家人高兴地返回了故土。可是，兴奋的心情还没有平复下来，又有讨要国宝的人上门了。这次来的是新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原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司令李品仙。

在对刘家人进行了一番褒奖后，李品仙终于进入正题，提出为了国宝的安全，刘家应当将虢季子白盘交给国家保管。可是，李品仙的花言巧语，并没有打动刘肃曾，他明白，这个司令与其他人一样，打的还是国宝的主意。

为了不激怒对方，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刘肃曾告诉对方，之前全家外逃时，由于宝盘太重，并没将其带走，等到回家后才发现已经遗失，不是不想上交国家，实在是有难言之隐。

听到刘肃曾无懈可击的回答，李品仙也无话可说，但是他并不相信这个理由。等到刘肃曾前脚离开家门，一位姓蓝的军长便打着保护国宝的旗号，住进了刘家。没过几天，这位军长就以贵重物品在刘家丢失为由，要刘家进行赔付。虽然，刘家人曾试图辩解，但是面对国民党的枪炮，解释是徒劳的。无奈之下，只好签下了用宝盘抵押的欠条。刘肃曾不想就这样窝囊地死去，在妻子李象绣的掩护下，以外出筹款为名逃了出来。

伴随着驻军长期驻扎在刘家所引起的舆论，李品仙只好暂时撤了兵，将查找国宝的任务交给了肥西县县长隆武功。没想到此人更加无赖，直接把县政府搬进了刘家，并且每天纠缠李象绣。虽然李象绣是个文弱的女子，却胆识过人，她暗中嘱咐丈夫不要回家。见到计谋不成功的隆武功恼羞成怒，带人将刘家所有房子的地板都撬开，并挖地三尺，却始终一无所获。

新中国刘家大义献国宝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了，刘家决定将深藏在后院槐树下的国宝虢季子白盘献给刚成立的新中国。

当年为藏宝所种下的小树，如今已成为七八米高的大树，高高地耸立在院中，静静地守护着地下的国宝。仰望着茂密的树叶，刘肃曾不由得泪流满面。今天这棵护宝有功的槐树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随着槐树的锯倒，刘家人从树根下取出了宝盘。

86年，刘家人传承四代，为了国宝虢季子白盘不落入敌人的魔爪，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但是，他们并不后悔，为了祖宗留下的东西能被更好的传承，他们无怨无悔！

1950年2月28日，文化部为刘肃曾颁发了“褒奖状”，用以表彰他的爱国之举，并决定在北京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但考虑再三，刘肃曾还是决定留在安徽老家。遵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安徽省人民政府将刘肃曾安排在了省文物厅，他的家人也由老家迁到了合肥市。1977年，刘肃曾安然离世，享年77岁。

而今，这件传世的国宝虢季子白盘被收藏于北京国家博物院中。无论是工艺水平还是历史价值，这件铜盘都拥有举世无双的地位，堪称国宝之重。

马踏飞燕：奔马与飞燕绝妙结合的青铜艺术

马踏飞燕又被称为“铜奔马”或者“马超龙雀”，是东汉时期所铸造的青铜器物，现藏甘肃省博物馆。这件铸造于两千年前的青铜骏马，造型生动，比例准确，四肢所呈现出的动势完全符合马的动作习­性­，令中外许多考古学家与艺术家叹为观止。而有关这匹青铜骏马的传奇及命名过程，我们还要回到它被发现的那一天。

备战地道中的铜奔马

1969年，正是“文革”进行最为激烈的时候，为了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号召，全国各地都在进行着防空洞的挖掘工作。

这一年的秋天，甘肃省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第13小队按照上级领导的统一安排，从雷台东南角开始作业。

9月20日，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地道挖到十多米的地方，社员们在地道侧壁发现了一堵青砖墙壁，工作队队长举起镐头就向砖墙砸去。顿时，墙壁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里面不时泛出幽幽的蓝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社员们纷纷爬进了这个大洞。他们借着手电发出的光亮，发现这里是一间用青砖砌成的墓室。在墓室的中央整齐地排列着大量的铜人、铜车、铜马等青铜器物，旁边还有一座棺床，里面放着两具尸骨。在尸骨的下方堆放着几件陶器。社员们一见这些显得异常兴奋，以为挖到了“金人”、“金马”。于是众人随手抄起几件后，便将洞口封住，并互相告诫千万不能泄露此事。

尽管如此，雷台下挖出“金人”、“金马”的消息，还是很快在生产队中传开。傍晚时分，在队长的带领下，社员们再次将洞口打开，将里面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装进了麻袋，并将这些东西悄悄地转移到了大队库房里藏了起来，打算等到事情平息后再做打算。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又在离洞口约二十米处的台基下，重新开始继续挖掘地道。而他们所挖的地道，恰巧与这座墓室的秘道形成了一个直角。不久之后，在这次所挖的地道尽头，他们又再次发现了墓室。那里堆放着大量的铜钱，还有一些陶器、铜壶、铁器等物品散置在墓室的四周。

此时，发现古墓与文物的消息再也掩藏不住了。公社书记得知后，立即下令封存墓葬的洞口，并且派出专人在现场进行监控。同时，武威县的有关领导还派人将失散的文物进行追缴。据武威县博物馆研究员党寿山回忆，当文物工作者们沿地道爬进30多米的时候，就看到右下方有一个黑洞，这里面就是一个大型的砖室墓。这个墓室里有大量的铺地钱，还有一些陶器，此外还看到了被掀翻在地的棺材板与尸骨，现场呈现出一片狼藉的景象。据此可以推断，当时墓­茓­中陪葬物品的丰富程度，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一些重要的文物已经被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党寿山等人马上请来公社与大队的领导­干­部，给13小队的­干­部做思想工作，并反复向他们说明这批文物的重要价值。经过多番的劝说，这些村民才交出了各自私藏的文物，而被藏在库房的文物也最终被交了出来。后来，这些社员还同文物工作者一起将这批文物送到了武威文庙文昌宫保管，后又被拨交至甘肃省博物馆保存。

身世显贵的神秘墓主

1969年11月3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张学正、魏怀珩前往武威县。在清理墓葬的时候，专家们发现了数个早期盗洞，至于被盗的年代，已不得而知了。

这座古墓分为前、中、后三个主墓室，墓门向东开启，从墓门到后室的总室长为19.34米。前室向东由秘道与墓道构成，秘道的右侧壁有一口古井，直径为1.2米，井深约为12.8米，它独特的人字形砌砖方式在我国考古发现中并不多见。究竟这古井是排水系统还是用来迷惑盗墓者所设计的，如今已成为一个难以解答的谜团。

铜车马武士仪仗佣与后来闻名于世的铜奔马就被陈放在墓葬前室的右耳室，其他的铜器用品都存放在墓葬中室。中室右耳室还陈设有高达5层的陶楼院与大部分陶器物品。墓葬的后室较小，是墓主人夫­妇­合葬的地方。

在已出土的12件男女铜佣背后，分别刻有“张氏婢”与“张氏奴”的字样，由此可以判断出墓葬主人姓张。而胸前有铭文的八匹铜质骏马以及四枚将军银质印则告诉我们，墓葬主人曾担任“张掖长”，同时还兼任过武威郡的“左骑千人官”。四枚将军银印则证明墓主生前曾经四次被册封为“将军”，还兼任过武威郡郡守。那些出土的铜马上都清楚地刻有“张君前夫人”与“张君后夫人”的铭文。根据记载：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而从铭文判断，这位墓主的最高身份应该是诸侯。

正因为墓主人生前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与身份，所以才能够置办如此奢华的墓葬。尽管这个墓葬曾遭到多次的盗取，仍然出土了230件珍贵的文物，尤其是99件铸造­精­美的铜车马仪仗佣。也许是盗墓者当年并不清楚青铜国宝的意义价值，才使得这些铜车马仪仗佣得以完好地保存至今，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

享誉国内外的马中极品

由于这批文物发掘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所以在被送到甘肃省文物局后，便无人问津。一直到了1971年9月中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陪同柬埔寨王国民族联合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到兰州进行访问，在休息时，一起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这才使这组东汉末年的铜马、铜车、铜佣仪仗队得以再现光芒。当时，郭沫若被这些­精­美的青铜器深深吸引，尤其是对其中一件飞跃奔驰、三足腾空、右后足踏着一只展翅做回首惊望状飞燕的铜马大为赞赏，并将它取名为“马踏飞燕”。待郭沫若回京后，这件青铜马随即被调到了北京，补充到正在故宫举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里面。铜奔马在京公展后，立刻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誉为“天下第一马”。

这匹飞奔的骏马，头小而俊朗，微微向左轻扬，作昂首嘶鸣状，头顶一撮呈流线型的鬃毛，指向彗星一般的翘尾。脖颈长而弯曲，前胸宽厚且躯体粗实，臀部浑圆，四肢修长有力。纵观此马，体型异常矫健­精­美。只见它三足腾空，只有后足践踏在一只展翅翱翔在空中的飞鸟上，而飞鸟则在惊愕之中回首注目。

这样一个独具匠心的设计，既体现了骏马奔腾的飞驰电掣，超越了飞鸟的速度，又巧妙地利用飞鸟的身躯以及展开的双翅，扩大了雕塑的着地面积，使得力学平衡原理与艺术审美价值完美地融为一体。这座塑像充分反映出了古代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以及高超的制作工艺。

如果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奔马同侧的腿是同时向一个方向腾起的。这是一种极为少见的步法，被称为“对侧步”。据说，在现代赛马场上，仍然有一些马匹可以跑出对侧步，但是概率相当低，倒是在野生动物中还是有机会欣赏到这一步伐的风采。而铜奔马对侧步的造型，也成为后人怀疑它为天马，而非现实中马匹的证据之一。

马踏飞燕以其巧妙的构思、优美的体态以及独特的造型，完美地再现了一尊宛似天马的塑像。而那表现力量美、速度美的瞬间也被永久地凝固下来，令人们产生无限的遐想。马踏飞燕代表的不仅是汉代雕塑的高超水准，更成为整个中国雕塑工艺的杰出典范。

利簋：迄今所见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利簋，国家一级文物，西周早期所铸造的青铜器。因为它是周武王时的官吏利所作，故名利簋。因它的铭文中有“珷征商”字样，所以又被后人称为“武王征商簋”。然而究竟是怎样的机缘，才使我们寻得了这件国宝呢？

挖地窖挖出的青铜珍品

1937年3月，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零口镇南罗村的几位村民在田边打井。当村民们在地上打出一个较深的洞口后，发现这里打出的水并没有出现预期中那样高高的水柱；相反，打井用的工具居然掉进这黑漆漆的深井里没了踪影。

原本想打一口可以灌溉农田的水井，可谁曾料想，不但水井没打出来，还弄丢了打井的工具，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么，这些村民的工具到底去了哪里了呢？原来，村民们在打井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地窖，这些打井的工具也全都掉进了这个地窖之中。闻讯而来的考古学家们，立即对这个地窖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过众人缜密细致的勘察，认定这个地窖是西周时期所建造的，并且从地窖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如鼎、尊、壶等青铜器151件。其中，一件铜簋的出土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轰动。

这只铜簋就是利簋，它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利簋高为28厘米，口径为22厘米，重达7.95千克。上半部呈圆形，侈口，鼓肚，两侧有两只兽形耳，兽形耳上有垂珥；下半部为方形底座，造型庄重沉稳。腹部、圈足以及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底纹。其中，腹部以冷艳怪诞的饕餮纹为主体纹样，圈足饰有夔纹。方座平面四角饰有蝉纹，方座腹部亦以饕餮纹为主体，左右配有两龙纹。簋腹内底处铸有铭文4行32字，成为此簋的最大亮点。

利簋上所篆刻的铭文使用的是大篆字体，代表了西周前期金文的典型风格。

字形扁长，均匀且规整，笔画苍劲古朴，保留了商代铭文字形的特征，给人以朴素大方的感觉，同时也彰显出自然生动的时代风貌。

祭祀中的重要礼器

簋是古代的食器，流行于中国商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饭食，相当于我们现代吃饭时所用的大碗。直到今天，我国广东地区仍有“九大簋”之说。

那么，“九大簋”指的都是什么呢？

古人认为“造化之初，九大相争。”这里的“九大”主要指的是：风、雨、雷、云、海、火、天、地、日，它们皆为万物之最。而“簋”又是可盛装5～6斤米饭的大碗。按照现在人的食量，“九大簋”可以供百余人享用。

可见，“九大簋”的意思就是指饭菜极为丰盛，为用来夸耀宴席的规格时所用。如在北京东直门附近，就有一条被称为“簋街”的地方，里面聚集了众多的饭店，供人们吃饭聚会所用。

在商周时期，“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外，在祭祀或宴享之时，又是一种重要的礼器，与鼎配套使用，供奉在神坛上用以祭祀祖先。簋的造型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无耳、二耳、四耳的。其中，商朝时期的簋大多无盖，无耳或者是二耳；西周与春秋时期的簋，则常常是带盖，二耳、四耳。并且还出现了圈足下加方座或者附有三足的簋。到了战国以后，簋就很少见到了。

通常情况下，簋以偶数出现。在西周时期，还常常与鼎配合使用，成为区别贵族等级的器物。按照周代礼制中用鼎制度的规定，只有天子才可以享用“九鼎八簋”组合的最高礼仪。诸侯为六簋七鼎，大夫为四簋五鼎，士为二簋三鼎。

这只青铜利簋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它的表面以兽面纹装饰，兽面聚­精­凝神，显得十分的森严恐怖。而兽面纹也被称作饕餮纹，这是由古人想象出来的一种神秘怪兽的图案，在商周青铜器皿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纹饰。

仔细观察这只利簋，在兽面纹两侧与圈足的部位还分别装饰有夔龙纹，并以云雷纹作为底纹。饕餮纹、夔龙纹与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同一件青铜器皿上，线条流畅且清晰，更为这只庄严且肃穆的西周利簋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青铜利簋的由来

那么，这只体现了西周早期高超铸造技巧的青铜簋，为什么会取名叫做“利簋”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商纣王。

在中国的历史上，纣王是一位有名的昏君。他在位的时候，整日沉迷于酒池­肉­林之中，荒废朝政，从来不去理会国计民生的大事，由此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就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商朝属国周国，却是如日中天，国富民强。周武王礼贤下士，任用贤能之人，且积极策划讨伐商纣的大业。然而此时的商王朝，虽然有颓败之势，但仍旧是兵力强盛，武王要想伐纣还是比较的困难。相传，军事家姜子牙率领杨戬、哪咤、雷震子等各路神仙，纷纷显露神通帮助武王征讨商纣，并在牧野与纣王展开大战，最终帮助武王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由此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

关于武王伐纣的神话故事非常多，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进行的演绎；但有关历史方面的记载却从来没有。直到利簋的出土，才打破了这一僵局。

有关专家在利簋底部的铭文中，找到了关于牧野之战的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司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短短32字，却足以证明武王与纣王交战这一史实。

铭文中，叙述了在牧野之战的当天，周武王大破商军，八天之后，周武王在军队的驻地，赏赐铜料给那些在战斗中英勇无畏的将领。其中的一份铜料，赐给了当时的有司——利。

这里的“有司”是古代的官称，得到赏赐的利感到非常荣耀，便用武王所赐的铜料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纪念的宝器。由于它的铸造者是利，所以后人称它为利簋。它见证了武王征商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又被称作“武王征商簋”。

而在利簋中所提到的甲子日，正是牧野之战的时间。专家们通过推算，将武王伐纣的年代锁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两千多年以来，许多中外学者根据各种文献及对西周历法的理解，对武王伐纣的年代形成了超过40种推论。其中，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两者前后整整相差了112年。而青铜利簋的发现，则为最终解决商周年代划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长信宫灯：汉代造灯艺术的最高水平

长信宫灯，西汉时期铸造的青铜器物，现被收藏于河北省博物馆。2010年，作为上海世界博览会展品展出。它与秦始皇陵铜马车、马踏飞燕等金属雕刻­精­品，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而享誉世界。究竟这座造型­精­美的宫灯有着怎样的身世背景，它又有何魅力会被世人赞誉为“天下第一宫灯”呢？

一语道破神秘墓主身世

1968年6月，已经75岁高龄的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于位于河北省满城县陵山的一座汉墓进行了实地勘察。在看过此墓后，他十分肯定地断定，这座墓是汉景帝之子、汉武帝庶兄，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茓­。随后，郭老又根据史料中所记载的西汉墓葬规制，结合中山靖王墓周围的环境与地形，再次对古墓进行了长时间的详细观察，最后他肯定地表示：距刘胜墓北侧120米处，是他妻子的墓室。

郭沫若是学术界泰斗级的专家，对历史、考古有着相当深厚的研究，而他能如此肯定做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有十足的把握和依据。于是，考古队员按照郭老指出的方位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发掘。果然，9月16日这天，考古队员们开启了这座墓葬的后室。

根据汉王朝同坟异葬的习俗，众人更加确信这便是刘胜妻子的墓室。随着墓中一方铜印的出土，众人在其两面的印文上，发现了“窦绾”、“窦须君”的字样，随即知晓了这位女­性­的姓名。而在随后出土的器物上，人们又发现印有“长信尚浴……今内卧”等字样。根据这些文字记载，考古队员们推测，这位女­性­可能是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的族人。

纵观此墓，它的构造与刘胜墓基本相同，都是由秘道、墓道、南北耳室、中室以及后室六个部分所构成的，整个墓­茓­的体积约为3000平方米。其巨大的规模以及宏伟的气魄，甚至都超过了刘胜墓的水平。另外，墓内还随葬着无数的珍贵器物，主要包括铜剑、弩机等武器，铜钫、铜壶、铜杯等酒器，铜人、铜豹等工艺品，铜炉、铜灯等生活用品以及大量的铜质部件。除此之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珍珠、金饼、铜钱、漆器残片、纺织器残片等。其中，窦绾的镶玉漆棺，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

世人瞩目的“中华第一灯”

在窦绾墓所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随葬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一件铜灯——长信宫灯，它也成为窦绾墓所出土的陪葬器皿中最典型的代表。

灯具的发明与我们的祖先对火的认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远古时期的照明就是从用火开始。在北京猿人的遗址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量的灰烬堆积，这说明早在50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懂得用火来照明了。

从西周时起，人们开始学会用一种易燃的材料制成火把，从而更便于照明，并将它称之为“烛”。我国现存最早的灯具出现于战国时期，如屈原的中就有“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的相关记录。这里所提及的“镫”就是后来的“灯”。但由于当时的金属非常稀少，所以大部分灯具都是由陶土做成的灯。后来，灯具又经过了不断的发展改进，逐渐流传使用开来。据相关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古代灯具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时代­性­。其中不乏一些造型­精­美，设计新颖的工艺品。而长信宫灯就是其中一件杰出的代表灯具。

长信宫灯通高为48厘米，外形是一位跪坐掌灯、恬静优雅的宫女，高度为44.5厘米，通体鎏金散发着柔和的光芒。细观这位掌灯的宫女，头上梳着高高的发髻，并且戴有方巾。她的身上穿着一件广袖内衣，外披长袍，腰束细带，衣袖宽大。宫女的上身保持平直，双膝着地，以脚尖抵地来支撑全身的平衡。右手袖口下垂，形成了此灯的灯罩；左手则向上托举着自成的灯盘，在灯盘的中心处有一根烛钎，用作Сhā拔蜡烛。同时，宫灯的灯罩可以开合，灯盘也可以旋转，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够随意转动照­射­方向与调节灯光的亮度。由于宫女的身躯与右臂都是中空的，右臂作为烟道将烛火所释出的烟，排入到她的体内，而这些烟雾再经过底层水盘的过滤后得到了充分的净化，能够有效的维持室内的清洁。

由于长信宫灯是分铸组合而成的，因此执灯宫女的头部、右臂、灯盘、灯座等部位均可随时拆卸，清洁起来也就更加的便捷。而像这样的分体铸造工艺，早在我国商朝时期就已经发明，后来又在春秋中晚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能使制品更加规格化以外，还便于创造结构复杂、气势雄伟的艺术佳品。

争论不休的身世之谜

长信宫灯上共有9处铸刻有铭文，共计65个字。这些铭文主要交代了宫灯的始作年、灯的重量、灯盘的容量等相关信息。

长信宫灯的命名，主要来自于宫灯上所铸刻的“长信尚浴”与“长信家”等铭文。不过，宫灯上还有六处提到了“阳信家”，这也使人们对宫灯的最初持有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于这位持有者的身份，各方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总的来说，可归纳为三类：其一，认为宫灯最初属于阳信家，也就是阳信侯刘揭父子；其二，认为是汉武帝姐姐阳信公主家的器物；其三，认为是属于皇太后所居住的长信宫，后来专由内者管理，到景帝七年，归于阳信公主家，最后又转归中山王后窦绾所有。在这些推论中，由于第一种观点所支持的人数较多，论据也相对充分一些，因此一般来说以此为证。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出土的带有“阳信家”铭文的铜器，除了长信宫灯外，还出土自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中的鼎、甑、钟、炉、釜等一大批­精­美的铜器制品。从它们的铭文以及制造风格与特点上来看，制作年代应属于西汉文、景、武帝时期，而且最初很可能为一家所有。

据史料记载，阳信侯刘揭在汉高祖为郎，七年后任典客，文帝元年被正式封为阳信侯，文帝十四年去世，由他的儿子刘中意继承了他的爵位，父子两代为侯时间共计29年。

而作为阳信侯的刘揭，不仅在当时荣享封侯赐金之赏，身后还被他人作为功臣的标准受到他人的推崇。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汉宣帝曾在下诏褒扬那些拥戴他的功臣时说道：“后将军赵充国、少府史乐城、大司农田延年功比典客刘揭，皆封侯益土。”因此，无论是从刘揭父子所生活的时代来看，还是从他们的身份地位来说，都与这些“阳信家”铜器制品相吻合，因此他们作为这些铜器的最初持有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后来，刘中意因为参加了“吴楚七国之乱”而被废黜了爵位，并被撤销了封地。长信宫灯这件­精­美的铜灯也被朝廷没收，并收回长信宫所有。长信宫是西汉时期长乐宫建筑群中一座著名的宫殿，是刘胜的祖母、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所居住的地方。窦太后在当时拥有非常大的权势，她与中山靖王刘胜的夫人窦绾同属于窦氏家族。因此，两人间的关系十分亲密。于是，窦太后又将长信宫灯送给了窦绾使用。就这样，宫灯转换了主人，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侯的封地，最后被窦绾带到了自己的墓葬之中。在两千多年之后，长信宫灯重现世间的时候，一切早已时过境迁。而今，作为国家级保护文物的长信宫灯，被收藏于河北省博物馆中，供世人参观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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