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曾告诉我，外公是颗不安定的种子；有时掉落土里，长出了根，就成了大树；有时随风飘扬，去了连自己都忘记来路的地方，就此归落天涯。

外公生于一九○五年，日本明治时代后期。“二二八”事件，是他人生的分水岭。之前，他以生为中国人为荣，之后以中国人为耻；之前，他的生命充满了勇气，之后他活于恐惧之中。“二二八”事件时，他才四十三岁，但事件闯入了他的生命，彻底改变了我的外公，也等于提早结束了他的人生。爱发议论的他，从此不言不语；呼朋引伴的他，落寞晚年。连断气的那一刻，都是孤伶一人，没有亲人相伴，头点下，合眼，终结一个不幸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生。

外公的家世太好，以致他过度浪漫，不知世道险恶。台中自由路的老家，连楼梯木作都是福州师傅讲究打造的。外婆常感慨，他一生没有钱的概念，甚至忘却自己有妻小这回事。

一九○五年出生的孩子，长到十五岁，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他先依父亲指示，表面上买了船票到日本进修，没多久即想尽办法从日本再搭船到上海，投奔祖国修读中文学校。我的外公，正如同一个时代的赖和、杨逵2，不甘屈身于日本殖民地下当二等公民。二十岁的他，不仅毫不迟疑地投身祖国，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富有的盐商爸爸，知晓此事，发一份假讣闻电报，内容简单无比：“爸爸死了，回家奔丧。”外公匆忙收拾行李，边搭着船边哭着下跪，望向台中故乡的方位。直到抵达基隆码头，见到来接他的长工，才知晓这是父亲制造的骗局。

我与外公并不亲，他在我四岁时，一人孤独地坐在椅子上，气绝身亡。从“二二八”发生，蒋介石派廿一师至台开始屠杀，外公避躲南投山区。至身亡断气，时间约莫长达十四年。这十四年里，他最好的朋友杨逵入狱火烧岛；他最疼爱的七弟，因着他的关系，担任谢雪红秘书，不过二十一岁的男孩，永别了父母家乡，逃至大陆，终身音讯渺茫。外公躲过了一时屠杀浩劫，却躲不过终生的自责与悲怆。晚年的外公夜里哭喊弟弟的名字，有时则像发了疯，大叫“有人要抓我”。白天他逃不过心灵的煎熬，经常大赌，赌到家里数十万现金，只剩不到一万。

我的外婆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无法理解大时代的残酷。目睹家道一夕之间崩落，人生第一次愤怒地高声责骂不负责任的丈夫。外公就在外婆的骂声中肺病发作，吐了满身的血，血喷满地，染红了这个家庭从此不祥之路。自此外公一个人住在客厅隔出的小屋里，美其名曰避免传染家人，实则是整个家对他的回避。

在一个占地两百坪3的日本式大宅子里，窗外看不到的不幸之事一一发生。接着我出生、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年幼开始有记忆之事，便是外公弯曲的背影。我出生的时候，外公帮我取了一个原名“陈文雪”，我弟弟出生时也是他取名“陈文逵”，一个纪念他最敬重的女士谢雪红，一个纪念他坐牢的好友杨逵。我的妈妈虽是外公最疼爱的女儿，却因从小家境太好，初高中已坐名车上学，没一丁点父亲左派的遗传；嫌弃“文雪”像“菜市场”的俗名，便从翻译的外国小说《小­妇­人》里找了一个“茜”字；可惜此字看起来虽然时髦，但真念对的人少极。小时候，老师总念错我的名字，成了“陈文西”，更土！

外公虽过世，我仍活在他的影子里。我在他留下的樟木大书桌上写功课，磨老砚台；或躲桌脚下，啃读张爱玲的小说。有时会听到关于外公的闲言闲语，外婆从不说清。阿姨们曾说晚年外公曾拿菜刀警告他的女儿，“谁嫁给外省人，不如把她剁给猪吃了。”但外婆又说，他像神经病，老爱秀没人听得懂的上海腔国语。在我家收藏古董的和室空间里，有一只宋朝的青瓷碗，另有一只日本大漆器盒里装着来自大陆的银制小盘、贝壳小鱼、铜器古董，还有小时候我无法分辨好坏的卷轴国画。外公独占的书房有中文书籍，中文杂志；墙上挂着一幅李石樵的人像画，现在若留着，大概值数千万吧。外婆说，李石樵每喊穷，外公就买他一张画，来家里的客人谁喜欢了，就送谁。

杨逵晚年遇着我，听说我是何集璧的外孙女，高兴地抓着我的手，说当年外公与朋友创办台湾第一本文学杂志《台湾文艺》时，外公力排众议坚持非找杨逵当总编辑不可；外公为此特地上山找着了砍柴的杨逵。杨逵说，没有我的外公，就没有《送报夫》这些小说的发表。

外公好友中，还有一位着名的医师作家赖和。他们共同在《台湾文艺》发表文章，外公天赋稍差，只写随笔，笔名“何光天”。我说外公文笔不够好，少了朋友们的文采，杨逵却替外公开脱，说他中、日文兼着学，坏了底子。

外公死了之后，我们家便无人从政。这是一个尝尽政治冷暖的家庭，直到我二十岁参加党外运动。疼爱我的二舅从美国飞回来怒责我，问我要走上外公的后路吗？我陆续辞去律师事务所及《中国时报》主编工作，为林义雄太太等助选，一毛钱收入都没有。母亲痛责我，我回答她，“钱不重要”；结果除夕，我每吃一口­肉­，每夹一道菜，妈妈就讽刺，“你不是说钱不重要吗？若不是钱，这些食物从哪里来？”第二天，妈妈上班，我找来搬运公司，收拾私人衣物，离开我与母亲仅缘分不到五年的家；从此将近半年，断绝母女关系。直至妈妈找了我的好同学徐履冰，上山看我住在一个十坪大的小套房，妈妈大哭，只说：“我不是赶你走，我只恨你为什么参加党外，你不怕被关，像你外公一样毁了你的一生吗？”

一九八六年我出国读书，全家从此才松了口气；一九九五年，我再回国从政，台湾已走上民主之路，再也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理念付出坐牢或失业的代价；我的家人才与我和解，然后渐渐以我为荣。

在外公的家长大，他的人生一直是我追寻的答案。我博士论文原主题即是研究“二二八”屠杀，从“二二八”、南京大屠杀、左宗棠屠城、纳粹大屠杀，接着以­色­列杀巴勒斯坦人？？我的研究原本从恨开始，却在宽恕中结束。当我阅读越多历史时，我发现屠杀是一个多么容易不断循环的悲剧；屠杀是历史上国族统治者为统治利益创造杀人借口的手段，历史上层出不穷，根本无关族群。

我在外公所遗留的人生悲剧中，从此竟与他走上不同的路，我不愿步他后尘，从一个民族主义，逃向另一个族群主义。

于是，瞬间，我竟成了另一颗无法落根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