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我十七岁人生第一次长大，学习如何搁下悲伤，忘却痛苦，并感念爱你的人。我美丽的母亲，虽然严厉并实在偏心，但比起张爱玲那个鬼留洋号称摩登的新女­性­娘，实在伟大太多。

而我在张爱玲的人生世界，一方面看到她二十四岁得意地“成名趁早”，接着又在字里行间书写爱与死、真与假、财富与亲情、地位与虚矫。她的家世太好，但钱从父亲那一辈，早已逐步匮乏了。她对自己先祖的虚荣与不屑，并存于文章之中，“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血液里，等我死的时代，再死一次。”先祖是诅咒，时间是压力，历史是无情的火车，轰隆轰隆开过去，人生即被碾碎。

我的十七岁不只没有张爱玲的悲凉，相反，时间轰隆轰隆把我带进一段比一段­精­彩的时代。我虽没赶上西方一九六八狂飙的年代，却赶上蒋介石死去的年代。虽然二十二岁起参加党外运动，吃了不少苦头，包括被镇暴部队打得满身是伤；为林宅血案发传单，一名老兵将我从台北火车站陆桥推下了楼，差点断了脖子；办杂志常被查禁没收、生活有时甚至拮据至五千元房租都交不出来……但随着我逐年逐月成长，蒋经国带着台湾经济起飞，一九六八年民进党正式成立，一九八七年台湾解除戒严。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日子不是一天比一天匮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有希望；这是我们那一代的幸福。我们常常一伙吆喝三十个人，就举行街头示威。有一回为了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远东百货公司请南非白人选美小姐站台，我们第一天到板桥远东抗议，挨了警察棍­棒­痛揍；第二天，我火大决定戏弄“警总”12，把他们当道具。从邱义仁家刻意串通好打电话，撂话隔日“不聚不散，再战远东”；聚会地点就在台中许荣淑服务处。果不其然，隔天我们都在家里睡大觉，窃听电话的人却通报台中“警总”，先是在远东百货重兵布署数百人，几小时等不到半个人影，气得冲入许荣淑服务处。那一年我二十四岁，差一点得意地扮起罗贯中，把自己描述成当代诸葛亮。

一九九五年我出国九年半再回台北，年岁已是三十七。当时关于我的衣装、爱情、诽闻报道特别多，持续了五年之久。我气归气，但正如十七岁时我已得知的真相；有一天，当我老去，我会怀念这一切。果不其然，现在我已五十三，谁来讨论我这半百女人的腿、“事业线”与胸部大小？没叫我“苏珊大婶”已是客气了！

故事并不就此打住；四十岁那一年，我面临了人生另一道考验。一九九八年几位我熟识的企业家，分别向我投诉陈水扁如何利用市府权力，以消防检查为名，接着变相勒索进行献金劝募。我第一回不敢置信，第二回摆明告诉他们，民进党中央对于这位如日中天的明星，无能为力。直至一位新党市议员，白纸黑字于议会公布陈水扁的基金会募款名册，我的人生被投下了极大震撼；证据就在我的眼前，名单里包含几位向我投诉的企业家而且金额完全“­精­准”一致。当时我已四十岁，人生在权力与理想之间面临重大的抉择。事情终究无法光滑无痕迹地度过，半年后我终于离开自己投入二十年青春的政党。我离开时看着身后关闭的党部电梯门，起初是漠然；走到大街上，才渐渐觉得眼泪的需要，至少为自己无悔但也不会再出现的青春哭一哭吧。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人很少的马路上，哭给自己看。

也是那一刻，我再度告诉自己，至少我是忠于自己的；因为十七岁时，“我已知道真相”。

从十七岁起，我对自己的人生只有一个终极愿望。当一切的约会皆结束，我必须赴宴于生下来就亏欠上天的那一场约会时；合眼片刻，我不觉这一趟人生惭愧。

至今，愿望不变。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12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简称。——编者注

二○一一年，年底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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