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团圆，没有永恒的离别。

约莫十年前，大伟才四十八岁，心脏已装了支架。我在他的广告公司办公室里，看着他苍白的脸；倾听他叙述家族的病史，他的哥哥在同样年岁时，因着同样的病况已离开人间。之后他这么告诉自己，天上有最疼爱他的父母与哥哥，地上有他最疼爱的儿子与妻子。人生向前走，是团圆；向后走，也是团圆。

孙大伟与辜家、严家子弟，都情如兄弟。这在广告界或任何圈子里都太少见。他本只是伸手向大企业讨钱的广告创意人员，虽说是才子，一般人总得恭恭敬敬。大伟却始终坚持不受广告客户的气，不爽拉倒。他家世虽平凡，却有一大家子给他无限的爱与异常耿直的家教。大伟的傲气，来自其母，他常说起自己的东北妈妈，如何跑到警察局理论吵架，查户口的问籍贯，东北籍老妈随即大嚷“大清帝国”，戒严时期警察都怕她。以大伟的­性­格，本应不容于商界，他太欢乐，太调皮，太有才气，又太有义气。许多人和他在一起，会不自觉地放下身份、放下平日的矜持，与他真心诚意地交起朋友。严凯泰13回忆，他刚推出cefiro车款之前，媒体先把他打得趴在地上，后来车子大卖又反过来将之捧为“经营之神”。孙大伟不但没加入吹捧行列，反而泼他冷水：“凯泰，你今年才三十一岁，已被捧上天，未来你还有四十、五十……人生怎么过？”

看得长，也看得远。他面对告别人生的态度，也因此特别揶揄。为辜振甫14办告别式，剪辑人生录影带时，他忍不住告诉辜家女儿怀如，“这么多人说好话，死了以后又听不见，多可惜！­干­嘛不生前说呢？”

他真是一个反差体。爱玩，但工作严谨；相信自己广告的产品，到了无聊诚信的地步。对属下平日严厉吓人，另一面却又照顾到底。

大伟火化的前一天，我鼓起勇气再走入他个人办公室，熟悉的座椅斜置，像一种平日随意的搁置，仍在等待主人的归来。大伟每天不离身的帆布书包放在椅脚一旁；满室各类物品眼花缭乱，却又不失整洁，木刻老顽童、钓鱼竿、骑车英姿照？？然后我看到墙上徐老师写给大伟的四个书法字“有你真好”，简单说明了所有人对大伟内心的感受。

大伟火化、用他美丽二姐的形容“臭皮囊”升天那一晚，我又回到熟悉的“伟太公司”，举屋人人虽穿着黑衣，却到处搁满了小菜、蒸笼包以及各式各类的酒；舍不得他离去的朋友每隔一段时间快哭时，就举杯向天上的大伟大声地吆喝。一位两个月来在医院夜夜始终守着大伟的女孩，站上小板凳大声尖叫，“今夜我们要永续经营。”其实她想说的是，“大伟我们不想让你走。”大伟身边最倚重的总经理筱俐，冷静地和大伙处理事情，忍不住时才冲进厕所大哭。两个才二十岁上下的儿子，一个贴心地为众人倒茶；一个时而站在阳台，独自沉思，时而听到大伙欢呼要­干­杯了，又冲进来加入向爸爸举杯的行列。

孙大伟一生有说不完的“典范”之事，也有说不完的“土匪”之事。李艳秋与他大学同班，回忆大伟大学时，全靠作弊，但不知为何全班都毫不埋怨地罩他。他曾“勒令”一名英文最好的同学帮他写考卷，但不准填名字；没想有一回，考题特别难，离考试截止时间只剩二十分钟了，罩他的同学还没把该抄写的考卷交给他，他一回头趁老师不注意就把同学的考卷抢过来，填上自己的名字。那一次，他英文全班最高分，当然那个罩他的同学差点不及格。孙家二姐一生习佛，追求唯美，唯独放不下顽皮又善良的弟弟。她出国时曾把花园新城附近的农庄交给孙大伟代管，等她回来时，大伟带着所有朋友哥们儿，早把她农庄里的­鸡­鸭都给杀了，自己的鱼池全吃光不打紧，连邻家的大鱼也给他全抓烤偷吃了。孙春华一面笑着说自己的弟弟是“土匪”，却很骄傲地告诉我们，大伟打从童年起，就是位耿直的小孩，每次看到电影里的­奸­臣迫害忠良，就放声大哭。

大伟昏迷时，我送了几个木刻小天使陪他；我没告诉大伟太太的是，大伟本身就是一名天使，只是太顽皮，上天惩罚他，把他扔降凡间。他的灵魂与我们这些七情六欲的俗人始终不合；人生最后十年，常为一些人事之无情而伤心。上天把天使借给有福认识他的人，如今他要收回了。作为认识他数十年的朋友，我感念上天，也想举杯向天上的大伟说，有你真好。

每次到孙大伟的公司造访，他总是几盘水果伺候，无酬提供创意，甚至扛起我难以为继的工作；等谈毕之后离去，他会陪着我下楼来，站着目送我离开。

他过世前我数度至医院探访他，小时候曾是多动儿的他，直躺躺地没有动静。从国泰医院下楼来，这一次送我的已不是大伟，而是长得和他几乎一模一样的儿子小牛。

某个星期二夜里，我们几个朋友被通知当天大伟开始脑水肿；大伟的二姐笃信密宗，她才刚离开医院，甫抵家门，远方捎来大宝法王的讯息，今夜大伟有个难关，请众人陪着他，为他祈福。我和赵少康夜里九点半到，听此讯息，也留了下来；虽然我们都不是密宗的信徒，但我们都是大伟的信徒。天下去哪儿找一个如此古道热肠，如此鬼才创意，却又浑身骨气，天不怕地不甩，不轻易向权势、向庸俗低头的人呢？

认识大伟十五年，收了他无数礼物。家里门口摆着一台捷安特脚踏车，屋后榕树上的山苏，断腿时亲手削刀的拐杖，还有一根怪鱼竿。大伟之所以成为广告界教父，不只是因为他的头脑。我记得某位曾几何时失业，如今已是大广告外商董事长的女企业家告诉我，当她失意时，大伟就拍着自己已装上支架的胸膛说，“没问题，大哥给你靠。”

我监制《±2℃》，原中天电视台团队很难一边兼顾《文茜世界周报》，一边完成超越电视界技术层次的纪录片。纪录片开始工作一个月后，人人都快崩溃，我夜里打了一个电话给大伟，他人正与老婆在北京南锣鼓巷里蹓跶，听我的求救声，二话不说，就把工作接下来。

和他开会时，我才发现他对“全球变暖”理解很有限，纯是冲着我一股热情，才点了头承担起最困难的工作。他听完我啰里巴唆的陈述，第一句就劈头问我，“你这不是帮马英九风灾解套吧？”我愣了一下，再把相关讯息告诉他，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时的权力更迭，而是地球和孩子们未来百年甚至仅三十年后的风险。聪明的大伟听完我谈哥本哈根大会的结论“关键两度”，在黑板上写下“±2℃”。然后他作出几个重大决定，这个影片是我们当代人要为下一代拍摄的，影片要让孩子们感动，要求他们的父母亲作出改变，因此应大量使用几米的Сhā画。然后拉着我到他的办公室，听一张我数个月前送给他的cd，“就是这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