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此前双方商定的计划,墓室发掘主要由吴九龙、毕宝启、蒋英炬三位省里来的考古学家负责,县里的刘心健等人员则负责排水、传递器物、维持秩序等二线工作。当一切正常运转后,于下午2点钟左右,吴九龙等发掘人员在边箱的西南角发现了一批竹简。鉴于上次被折断的教训,发掘人员找来一块大木板,由吴九龙、蒋英炬二人轻轻Сhā入竹简的下部,然后将竹简和泥水一块儿托举出来,这一看似简单的做法,有效地避免了悲剧的重演。
当竹简被托出之后,为验证真伪,蒋英炬从中间提取一枚查看。经用水冲洗,上面赫然出现了“而擒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十几个墨书隶字。
“这文字与孙膑有关,是不是我们发现了孙子兵法?”蒋英炬脱口喊了一句,众人一听,神情大振,围上前来议论纷纷:“上回刘心健抽出的那枚竹简就有孙子二字,这回又有孙子,上面的文字既有庞涓,又有孙子,那么这个孙子应该就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孙膑,如果这批竹简记载的不是孙子兵法,也当与孙膑有关,假如果真如此,则这批竹简将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学术价值。不得了,不得了啊!……”大家议论着,猜测着,一时群情激昂,干劲倍增,仅用一天时间,边箱的器物全部清理完毕。
继边箱之后,发掘人员按照考古程序接着清理内棺。经测量,内棺南北长2. 14米、宽米、高0. 62米,整个外部髹有黑漆。由于水的浸泡,漆皮大部分已脱落。发掘人员用钢钎等工具,慢慢将棺盖撬开,发现尸骨大部分已腐烂,性别难辨。尸骨腐烂的原因,据后来吴九龙考证,当与墓室四周的白膏泥遭到破坏有直接的关系。在内棺北端,发现彩绘漆奁一件,里面装有木梳、木篦及上饰草叶纹和八角连弧纹的铜镜子一面。从木枕和漆奁的方位以及尚存的几根尸骨推断,墓主的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北向,具体测量数字是方向正北偏东20度,这样的葬式为古代墓葬所常见。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在棺木的中间发现铜带钩一件,整个棺底铺有厚约3厘米的草垫,草早已烂掉,只留痕迹。由于整个棺内存放的器物比较简略,发掘工作至当日下午便告完毕。正当大家为此次发掘成果谈庆相贺之时,在同一天,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南长沙,几十名考古人员正云集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墓坑,打开了庞大厚重的棺椁,保存完好的千年女尸随之横空出世。这一偶然性的巧合,揭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又一轮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的序幕,不仅给刚刚复苏的中国文物界带来了剧烈冲击,同时也吹响了中国二十世纪“考古中兴”的号角。
由于银雀山汉墓(此时根据出土器物等初步断定为汉墓)重大考古发现被证实,前来增援的蒋英炬和其他发掘人员把棺内的器物清理完毕后,准备连夜回济南复命。临行前,征得临沂方面同意,将已经抽出的那枚记载孙子与庞涓之事的竹简一同带回,以作实物证据让领导过目。出于安全考虑,蒋英炬专门派人到医院买来一支玻璃管,将竹简装入管内后密封。随后和一同来的白云哲、魏队长乘坐临沂方面派出的汽车抵达兖州火车站,而后转火车赶赴济南。
第二天上午,已返回济南的蒋英炬把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发掘情况,分别向省博物馆和省革委会文化组领导人做了汇报。当领导们看过那枚竹简后,惊叹之余,几乎做出相同的评价:“这一汉墓出土的竹简,是山东乃至全国极其罕见、极其珍贵的重要文物,尤其在学术方面的价值不可估量。”根据蒋英炬汇报的情况,领导们比较冷静、清醒地认识到,要想使在污泥浊水的侵蚀下,几乎成为腐草的竹简得到妥善整理与保护,单凭山东方面的条件和力量很难及时有效地解决,必须立即向北京方面请示汇报,只有依靠中央的力量才能解决问题。待这个意见形成共识后,鉴于情况紧急,省委文化组和省博物馆领导人决定,由蒋英炬携带大家观看的这枚竹简迅速赴京,当面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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