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搬到外国去”的话，参看本卷第83页注（2）。
（4）“引车卖浆者流”一九一九年三月林琴南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5）噫嘻吗呢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孤桐杂记》中说：“陈君（按指陈西滢）……喜作流行恶滥之白话文。致失国文风趣。……屡有佳文。愚摈弗读。读亦弗卒。即噫（原文作嘻）嘻吗呢为之障也。”
（6）关于批评与谩骂的话，可能是针对《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西林的《批评与骂人》一文而发的。
该文有如下一些议论：“批评的时候，虽可以骂人，骂人却不就是批评。
两个洋车夫相撞，车夫回过头来，你一句，我一句，那是骂人，那不是批评……我决不赞成一个人乱骂人，因而丢了自己的脸。”“讲到批评的时候免不了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不通’，‘胡说’，‘糟踏纸张笔墨’，是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在相当的情形之下，这些话是最恰当的批评”。“新近报纸上常引法国大文学家法朗士的话，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既是一个‘灵魂’，‘冒险’，还能受什么范围？”
Gentleman，英语：绅士。“精神的冒险”，也译作“灵魂的冒险”。法国作家法朗士在《文学生活》一书中说过文学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的话。
（7）这一节是模仿徐志摩的文字而给以讽刺的。参看《集外集·“音乐”？》。
（8）买一本字典胡适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的《胡说（一）》中，说“近来翻译家犯的罪过确也不少了”，他指责王统照在翻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诗《克司台凯莱的盲女》时不查字典，“捏造谬解”，“完全不通”。并说：“我常对我的翻译班学生说，‘你们宁可少进一年学堂，千万省下几个钱来买一部好字典。那是你们的真先生，终身可以跟你们跑。’”（9）青年何其多流产当时有些人把青年作者发表不够成熟的作品斥为“流产”。《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刊登江绍原《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认为由于报刊的编辑者不知选择，只要稿子，青年作者“就天天生产——生产出许多先天不足，月分不足的小家伙们。”随后徐志摩等人也发表文章应和。同年十月二日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副刊殃》一文，指责青年作者“藉副刊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属堕志”。鲁迅对这种论调的批评，可参看本书《这个与那个》第四节。
（10）开风气之先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上激烈反对白话文。胡适在《国语》周刊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发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其中说到章士钊也是很早就写过白话文的，“同是曾开风气人”。章即在《甲寅》周刊一卷八号（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答适之》，其中也说：“二十年前。吾友林少泉好谈此道。愚曾试为而不肖。十年前复为之。仍不肖。五年前又为之。更不肖。愚自是阁笔。”
这个与那个
一读经与读史
一个阔人说要读经（2），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3）那也许是确凿的罢，然而甲午战败了，——为什么独独要说“甲午”呢，是因为其时还在开学校，废读经（4）以前。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5）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6）中的两种《茅亭客话》（7），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至今还道“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罢。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看宋事，《三朝北盟汇编》（8）已经变成古董，太贵了，新排印的《宋人说部丛书》（9）却还便宜。明事呢，《野获编》（10）原也好，但也化为古董了，每部数十元；易于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11），《明季稗史汇编》（12），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13）。
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
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得着她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帐的用处就在此。
但我并不说古来如此，现在遂无可为，劝人们对于“过去”生敬畏心，以为它已经铸定了我们的运命。LeBon（14）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又据章士钊总长说，则美国的什么地方已在禁讲进化论（15）了，这实在是吓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
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
十二月八日。
二捧与挖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老，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尝“读经”的，则凡有捧的行为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火神瘟神不待言，连财神也是蛇呀刺蹳呀似的骇人的畜类；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东西，则被捧而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终于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名目忘记了，也许是《笑林广讯》（16）罢，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可就难于收拾了，无论金牛无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似乎不近情理罢，但这是我替他设想的法子罢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
（17）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
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护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18）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十二月十日。
三最先与最后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
（19）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拚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鍼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
（20）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21）的人们也一样。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四流产与断种
近来对于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流产”的恶谥，哄然应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现在相信，发明这话的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不过偶尔说一说；应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世事本来大概就这样。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22），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1）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北京《国民新报副刊》。
（2）一个阔人指章士钊。关于读经“救国”，参看本卷第131页注（11）。
（3）“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语见《论语·学而》。“说”同“悦”。
（4）开学校，废读经清政府在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后，不久就采取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办法。戊戌变法（1898）期间，光绪帝于七月六日下诏普遍设立中小学，改书院为学堂；六月二十日曾诏令在科举考试中废止八股，“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5）“钦定四库全书”清代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四库全书馆，把宫中所藏和民间所献书籍，命馆臣分别加以选择、钞录，费时十年，共选录书籍三千五百○三种，分经、史、子、集四部，即所谓“钦定四库全书”。它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存和整理文献的作用；但这也是清政府文化统制的具体措施之一，凡被认为“违碍”的书，或遭“全毁”、“抽毁”，或被加以窜改，使后来无可依据。
（6）《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共五集，计三十六种。
所收主要是掌故、说部、释道方面的书。
（7）《茅亭客话》宋代黄休复著，共十卷。内容是记录从五代到宋代真宗时（约当公元十世纪）的蜀中杂事。
（8）《三朝北盟汇编》宋代徐梦莘编，共二百五十卷。书中汇辑从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间宋、金和战的史料。
（9）《宋人说部丛书》指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宋人说部书”（都是笔记小说），夏敬观编校，共出二十余种。
（10）《野获编》即《万历野获编》，明代沈德符著，三十卷，补遗四卷。记载明代开国至神宗万历间的典章制度和街谈巷语。
（11）《明季南北略》指《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清代计六奇编。《北略》二十四卷，记载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崇祯十七年（1644）间事；《南略》十八卷，与《北略》相衔接，记至清康熙元年（1662）南明永历帝被害止。
（12）《明季稗史汇编》清代留云居士辑，共二十七卷，汇刊稗史十六种。各书所记都是明末的遗事。有都城留云居排印本。
（13）《痛史》乐天居士编，共三集。辛亥革命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汇印，收明末清初野史二十余种。
（14）LeBon勒朋（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他在《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一书中说：“欲了解种族之真义必将之同时伸长于过去与将来，死者较之生者是无限的更众多，也是较之他们更强有力。”（张公表译，商务印书馆版）参看《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15）关于美国禁讲进化论，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再疏解轋义》中说：“田芮西州Ten－nessee。尊崇耶教较笃者也。曾于州宪订明。凡学校教科书。理与圣经相牾。应行禁制。州有市曰堞塘Dayton。其小学校中。有教员曰师科布JohnThomasScopes。以进化论授于徒。州政府大怒。谓其既违教义。复触宪纲。因名捕师氏。下法官按问其罪。”后来因“念其文士。罚锾百元”。进化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的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它揭示了生物的起源、变异和发展的规律，对近代生物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16）《笑林广记》明代冯梦龙编有《广笑府》十三卷，至清代被禁止，后来书坊改编为《笑林广记》，共十二卷，编者署名游戏主人。关于金老鼠的笑话，见该书卷一（亦见《广笑府》卷二）。
（17）民元革命即辛亥革命。S城，指绍兴；都督，指王金发。
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及其有关注。王金发曾领导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号称万人，故作者戏称他“出身绿林大学”。
（18）“自求多福”语见《诗经·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意思是只要顺天命而行，则福禄自来。
（19）“不为最先，不耻最后”参看本卷第110页注（29）。
（20）“不为戎首”语出《礼记·檀弓》：“毋为戎首，不亦善乎？”据汉代郑玄注：“为兵主来攻伐曰戎首”。“不为祸始”、“不为福先”，语见《庄子·刻意》：“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
（21）“锲而不舍”语见《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雕刻的意思。
（22）宁馨儿晋宋时代俗语。《晋书·王衍传》：“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宁馨儿是“这样的孩子”的意思。宁，这样；馨，语助词。
并非闲话（三）
西滢先生这回是义形于色，在《现代评论》四十八期的《闲话》里很为被书贾擅自选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质上损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贱名也忝列于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饭之后，写一点自己的所感罢。至于捏笔的“动机”，那可大概是“不纯洁”的。（2）记得幼小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的父祖是读书的，总该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从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气，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老实说罢：我总疑心是假的。这种疑心，大约就是“不识抬举”的根苗，或者还要使写出来的东西“不纯洁”。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3）；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来被深秋的寒风一吹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4）。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实说。
那么，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虔敬的心么？答曰：有罢。即使没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心，也决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调。被挤着，还能嬉皮笑脸，游戏三昧（5）么？倘能，那简直是神仙了。
我并没有在吕纯阳（6）祖师门下投诚过。
但写出以后，却也不很爱惜羽毛，有所谓“敝帚自珍”的意思，因为，已经说过，其时已经是“便完事，管他妈的”了。
谁有心肠来管这些无聊的后事呢？所以虽然有什么选家在那里放出他那伟大的眼光，选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给他一个不管。其实，要管也无从管起的。我曾经替人代理过一回收版税的译本，打听得卖完之后，向书店去要钱，回信却道，旧经理人已经辞职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罢；我们可是不知道。这书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车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对于这等选本，私心却也有“窃以为不然”的几点，一是原本上的错字，虽然一见就明知道是错的，他也照样错下去；
二是他们每要发几句伟论，例如什么主义咧，什么意思咧之类，（7）大抵是我自己倒觉得并不这样的事。自然，批评是“精神底冒险”，批评家的精神总比作者会先一步的，但在他们的所谓死尸上，我却分明听到心搏，这真是到死也说不到一块儿，此外，倒也没有什么大怨气了。
这虽然似乎是东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实倒怕是因为我不靠卖文营生。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翻译呢，听说是自己不能创作而嫉妒别人去创作的坏心肠人所提倡的，将来文坛一进步，当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这样好主顾，常常只好尽些不知何自而来的义务。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骗来的；我实在不很擅长于先装鬼脸去吓书坊老板，然后和他接洽。我想，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
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所以我总用别的道儿谋生；至于所谓文章也者，不挤，便不做。挤了才有，则和什么高超的“烟士披离纯”（8）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也就可想而知。倘说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儿谋生，则心志一专，就会有“烟士披离纯”等类，而产生较伟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献出剥皮的狸猫罢，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头，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时时想政治活动”，简直并不很“干着种种无聊的事”（9），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教育学概论》或“高头讲章”（10）的待定稿，藏之名山（11）。而马克思的《资本论》（12），陀思妥夫斯奇的《罪与罚》（13）等，都不是啜末加（14）加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除非章士钊总长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编译馆（15）人员，以及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16）作者，于谋成事遂，睡足饭饱之余，三月炼字，半年锻句，将来会做出超伦轶群的古奥漂亮作品。总之，在我，是肚子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心平气和，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暾之谈，两可之论，也即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子，吸我的一点血，自然是给我物质上的损害无疑，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蚊子。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17）呀这些话。有一回，竟连现在为我的著作权受损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闲话》上发表出来；
（18）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干卑劣阴险的文人学士们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谣言，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物质。但这种“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无从辨别。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的说话；又因为无话可说，自己也就不大愿意做文章。有时候，甚至于连真的义形于色的公话也会觉得古怪，珍奇，于是乎而下等脾气的“不识抬举”遂告成功，或者会终于不可救药。
平心想起来，所谓“选家”这一流人物，虽然因为容易联想到明季的制艺的选家（19）的缘故，似乎使人厌闻，但现在倒是应该有几个。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去年，我曾向DF（20）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处的各种定期刊行物，仔细评量，选印几本小说集，来绍介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门之外”。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这事业，因为我是偏心的。评是非时我总觉得我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里似乎是没有所谓“公平”，在别人里我也没有看见过，然而还疑心什么地方也许有，因此就不敢做那两样东西了：法官，批评家。
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选家时，这事批评家也做得，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掬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这不但对于文字，就是女人们的名誉，我今年也看见有用了这畜生道的方法来毁坏的。古人常说“鬼蜮技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这类东西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而其实不公平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
书贾也像别的商人一样，惟利是图；他的出版或发议论的“动机”，谁也知道他“不纯洁”，决不至于和大学教授的来等量齐观的。但他们除惟利是图之外，别的倒未必有什么用意，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来没有受过更奇特而阴毒的暗箭的福人，那当然即此一点也要感到痛苦。
这也算一篇作品罢，但还是挤出来的，并非围炉煮茗时中的闲话，临了，便回上去填作题目，纪实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六期。
（2）关于版权和创作动机问题，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一种最取巧的窃盗他家的版权。……鲁迅，郁达夫，叶绍钧，落华生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出版的创作集，现在有人用什么小说选的名义，把那里的小说部分或全部摽窃了去，自然他们自己书籍的销路大受影响了。”又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的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
（3）“创作冲动”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闲话》中说：“他们有时创造的冲动来时，不工作便吃饭睡觉都不成，可是有时也懒懒的让它过去了。”又说：“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
（4）狸猫充太子这是从《宋史·李宸妃传》宋仁宗（赵祯）生母李宸妃不敢认子的故事演变而来的传说。清代石玉崑编述的公案小说《三侠五义》有这样的情节：宋真宗无子，刘、李二妃皆怀孕，刘妃为争立皇后，与太监密谋，在李妃生子时，用一只剥皮的狸猫将小孩换下来。
（5）游戏三昧佛家语。这里是无挂无碍、泰然游戏的意思。
（6）吕纯阳（798—？）即吕洞宾，名岩，号纯阳子，相传为唐末京兆（今陕西长安）人，隐居终南山。民间传说他后来得道成仙，为“八仙”之一。他游戏人间的故事如“三醉岳阳楼”、“三戏白牡丹”等在民间很流行。
（7）当时有些出版商任意编选作品牟利，编校工作往往十分粗疏，又好妄加评论。如一九二二年由鲁庄云奇编辑、小说研究社发行的《小说年鉴》，其中收有鲁迅的《兔和猫》、《鸭的喜剧》等，在评论中竟说《兔和猫》是“进化论的缩写”，对这篇小说在《晨报副刊》发表时的排校错误不仅未予改正，还添了新的错误，如将“我说不然”排成“说我不然”等。
（8）“烟士披离纯”英语Inspiration的音译，“灵感”的意思。
（9）“干着种种无聊的事”等语，也见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闲话》：“一个靠教书吃饭而时时想政治活动的人不大会是好教员，一个靠政治活动吃饭而教几点钟书的人也不大会是好教员……我每看见一般有些天才而自愿著述终身的朋友在干着种种无聊的事情，只好为著作界的损失一叹了。”
（10）“高头讲章”在经书正文上端留有较宽空白，刊印讲解文字，这些文字称为“高头讲章”。后来泛指这类格式的经书。
（11）藏之名山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12）《资本论》马克思（1818—1883）的主要著作，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共三卷。第一卷于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二、三卷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分别于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出版。
（13）陀思妥夫斯奇（[．X．BEGHESTGOPI，1821—1881）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罪与罚》是他的长篇小说，一八八六年出版。
（14）末加（Mokha）通译穆哈，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海口，著名的咖啡产地。
（15）编译馆指当时的国立编译馆，由章士钊呈请创办，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
（16）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指《现代评论》。
《猛进》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刊有署名蔚麟的通信：
“《现代评论》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又《现代评论》自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起，每期封底都整面刊登当时金城银行的广告。
（17）“打落门牙”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段祺瑞政府邀请英、美、法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企图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成立新的关税协定。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五万余人当日在天安门集会反对，主张关税自主；赴会群众曾遭到大批武装警察阻止和殴打，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次日，《社会日报》等登载不符事实的消息说：“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落门牙二”（参看《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18）参看本书《并非闲话》及其注（8）。
（19）制艺的选家明代以八股文（制艺）取士，选家就应运而生；他们的八股文选本所收的大抵都是陈腔滥调之作。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有对于选家的淋漓尽致的描写。
（20）DF指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重要成员之一。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等。他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给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编者的信中说：“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屡次和鲁迅先生谈起，想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着来翻阅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间有可取的作品，就马上为他们表扬出来，介绍给大家，可以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创作，后来以事去北京，此议就变成了水泡。”
我观北大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2）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
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3）的招牌来“作之师”（4），并且分送金款（5）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6）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7），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8），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十二月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
（2）指高仁山。参看本卷第120页注（7）。
（3）“整顿学风”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起草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由段祺瑞发布。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4）“作之师”语见《尚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5）金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因法郎贬值，坚持中国对法国的庚子赔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顾当时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意了法方的无理要求，从作为赔款抵押的中国盐税中付给债款后，收回余额一千多万元，这笔款被称为“金款”。它们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军政开支外，从中拨出一百五十万元作为教育经费，当时一些私立大学曾提出分享这笔钱，章士钊则坚持用于清理国立八校的积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6）彭允彝字静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北京大学为了反对他，曾一度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又因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也宣言反对他担任教育总长，与教育部脱离关系。所以这里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7）暗地里做总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众为要求关税自主，举行示威游行，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并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称：“幸天相我。局势顿移。所谓鸟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实那时段祺瑞并未下台，章士钊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务。
（8）章士钊当时一再压迫北京大学，如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谣言，进行威胁；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停发北大经费。
碎话
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好，今日这么说明日那么说也好。但最好是在自己的脑里想，在自己的宅子里说；或者和情人谈谈也不妨，横竖她总能以“阿呀”表示其佩服，而没有第三者与闻其事。只是，假使不自珍惜，陆续发表出来，以“领袖”“正人君子”自居，而称这些为“思想”或“公论”之类，却难免有多少老实人遭殃。自然，凡有神妙的变迁，原是反足以见学者文人们进步之神速的；况且文坛上本来就“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2），既不幸而为庸人，则给天才做一点牺牲，也正是应尽的义务。谁叫你不能研究或创作的呢？亦惟有活该吃苦而已矣！
然而，这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论宏议。从庸人一方面看起来，却不免觉得此说虽合乎理而反乎情；因为“蝼蚁尚且贪生”，也还是古之明训。所以虽然是庸人，总还想活几天，乐一点。无奈爱管闲事是他们吃苦的根苗，坐在家里好好的，却偏要出来寻导师，听公论了。学者文人们正在一日千变地进步，大家跟在他后面；他走的是小弯，你走的是大弯，他在圆心里转，你却必得在圆周上转，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数计龟卜而后知的。
什么事情都要干，干，干！那当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买了手枪，就必要深悔前非，更进而悟到救国必先求学。（3）这当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说呢，就遵谕钻进研究室去。待到有一天，你发见了一颗新彗星（4），或者知道了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5）之后，跳出来救国时，先觉者可是“杳如黄鹤”了，寻来寻去，也许会在戏园子里发见。你不要再菲薄那“小东人嗯嗯！哪，唉唉唉！”（6）罢：这是艺术。听说“人类不仅是理智的动物”，必须“种种方面有充分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呀，学者之在戏园，乃是“在感情方面求种种的美”。
（7）“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可怜。
那么，立刻看夜戏，去求种种的美去，怎么样？谁知道呢。也许学者已经出戏园，学说也跟着长进（俗称改变，非也）了。
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人论》（8）。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即如《读书和书籍》那一篇里，就说，“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但是我们的学者文人们却正需要这样的战场——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但也并非在这上面和别的强敌战斗，乃是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义”之手批“公理”之颊——说得俗一点，自己打嘴巴。作了这样的战场者，怎么还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月来，不知怎的又有几个学者文人或批评家亡魂失魄了，仿佛他们在上月底才从娘胎钻出，毫不知道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事似的。女师大学生一归她们被占的本校，就有人引以为例，说张胡子或李胡子可以“派兵送一二百学生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9）。如果这样，北大学生确应该群起而将女师大扑灭，以免张胡或李胡援例，确保母校的安全。
但我记得北大刚举行过二十七周年纪念，那建立的历史，是并非由章士钊将张胡或李胡将要率领的二百学生拖出，然后改立北大，招生三千，以掩人耳目的。这样的比附，简直是在青年的脑上打滚。夏间，则也可以称为“挑剔风潮”。但也许批评界有时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正如天才之在文坛一样的。
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为例，误以为连一点“闲话”也讲不清楚。
十二月二十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猛进》周刊第四十四期。
（2）“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据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3）这些“名言”都是胡适说的。他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一九二一年六月）《四烈士土冢上的没字碑歌》一诗中，歌颂“炸弹！炸弹！”和“干！干！干！”；但在五卅运动后，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又主张救国必先求学，企图使学生脱离爱国运动。
（4）发见了一颗新彗星这也是对胡适所说的话而发的。胡适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六日所作《论国故学》一文中曾说过：“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据《胡适文存》二集卷二）
（5）刘向（约前77—前6）、刘歆（？—23），父子二人都是汉代学者。这里说“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是讽刺当时一些毫无根据地乱下判断的考据家。
（6）这是京剧《三娘教子》中老仆薛保的唱词。“小东人”指小主人薛倚。
（7）这些都是陈西滢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闲话》中说：“人类不仅仅是理智的动物，他们在体格方面就求康健强壮，在社会方面就求同情，在感情方面就求种种的美。种种方面有充分的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
（8）《妇人论》叔本华的一篇诬蔑妇女的文章。曾由张慰慈译为中文，题为《妇女论》，载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十五日《晨报副刊》。在译文前，还有徐志摩的介绍文《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9）女师大学生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被章士钊、刘百昭雇人殴曳出校以后，即另在宗帽胡同赁屋上课，原址则由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十一月末章士钊潜逃天津，女师大学生即迁回原址。这立刻招致陈西滢的攻击，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的《闲话》里说：“女大有三百五十学生，女师大有四十余学生，无论分立或合并，学生人数过八倍多的女大断没有把较大的校舍让给女师大的道理。”他诬蔑女师大学生的回校，是“用暴力去占据”女大校舍，所以又说：“要是有一天，什么张胡子或李胡子占有了北京，他派兵送一二百学生来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他说这不过学你们教育界自己发明的方法，你们又怎样说？”
“公理”的把戏
自从去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了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以来，于是而有该校长在太平湖饭店（2）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的事；
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3），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有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禁之补习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脚乱，急挂女子大学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复（4）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长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女师大的许多教职员，——我敢特地声明：并不是全体！——
本极以章杨的措置为非，复痛学生之无辜受戮，无端失学，而校务维持会（5）之组织，遂愈加严固。我先是该校的一个讲师，于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该会的一个委员，待到女师大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而章士钊尚且百端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的。当章氏势焰熏天时，我也曾环顾这首善之区，寻求所谓“公理”“道义”之类而不得；而现在突起之所谓“教育界名流”者，那时则鸦雀无声；甚且捧献肉麻透顶的呈文（6），以歌颂功德。但这一点，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还是贪图分润金款之利（7），抑或真以他为“公理”或“道义”等类的具象的化身？但是，从章氏逃走，女师大复校以后，所谓“公理”等件，我却忽而间接地从女子大学在撷英馆宴请“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学生家长”的席上找到了。
据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报》说，则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时在那个撷英番菜馆开会。请吃饭的，去吃饭的，在中国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与我相干，虽然也令我记起杨荫榆也爱在太平湖饭店请人吃饭的旧事。但使我留心的是，从这饭局里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8），从这会又变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从这会又发出“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声势浩大，据说是“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云。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之所谓“土匪”（9），官僚名流，口吻如一，从局外人看来，不过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师大维持会员之一，又是女师大教员，人格所关，当然有抗议的权利。岂但抗议？“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状，竟至于斯，则虽报以恶声，亦不为过。但也无须如此，只要看一看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东西，就尽够了。报上和函上有名单：
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
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
燕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即周览，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现代评论》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所以当章士钊炙手可热之际，《大同晚报》曾称他们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10），虽然他们那时并没有开什么“公理”会。但他们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职员录》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据的是民国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然而从上列的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当我们说话时，高仁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箝制我辈之口。况且女师大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
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散”等语。
《顺天时报》的记者倘竟不知，可谓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乱黑白，那就有挑拨对于北大怀着恶感的人物，将那恶感蔓延于女师大之嫌，居心可谓卑劣。但我们国内战争，尚且常有日本浪人（11）从中作祟，使良民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何况一校女生和几个教员之被诬蔑。我们也只得自责国人之不争气，竟任这样的报纸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撷英馆席上演说，即云“本人决不主张北大少数人与女师大合作”，就可以证明我前言的不诬。至又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云云”，则颇有语病。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李教授兼副馆长的演说辞，报上却不载；但我想，大概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
北大教授燕树棠谓女大学生极可佩服，而对于“形同土匪破坏女大的人应以道德上之否认加之”，则竟连所谓女大教务长萧纯锦的自辩女大当日所埋伏者是听差而非流氓的启事（12）也没有见，却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个“道德”来了。那么，对于形同鬼蜮破坏女师大的人，应以什么上之否认加之呢？
“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时竟至于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西滢是曾在《现代评论》（三十八）的《闲话》里冷嘲过援助女师大的人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似乎性情或体质有点改变。而且曾经感慨过：“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现代》四十）然而现在的公理什么会上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上，却口口声声，侧重多数了（13）；似乎主张又颇有些参差，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始终如一。在《现代评论》（五十三）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嫚骂”（14），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毛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陈源。陈源不就是西滢么？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但他们究竟是聪明的，大约不独觉得“公理”歪邪，而且连自己们的“公理维持会”也很有些歪邪了罢，所以突然一变而为“女子大学后援会”了，这是的确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后来连对于自己的姓名也觉得可羞，真是“内愧于心”了？还是将人“投畀豺虎”之后，豫备归过于“某君”，免得自己负责任，受报复呢？虽然报复的事，并为“正人君子”们所反对，但究竟还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后援”者为谁的稳当，所以即使为着“道义”，而坦白的态度，也仍为他们所不取罢。因为明白地站出来，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专在背后，用暗箭的聪明人的人格。
其实，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正如我一样，到北京来骗一口饭（15），岂但“投畀豺虎”，简直是已经“投畀有北”（16）的了。这算得什么呢？以人论，我与王桐龄，李顺卿虽曾在西安点首谈话，却并不当作朋侪；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17）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又何至于会有和他们连席之意？而况于不知什么东西的杂人等辈也哉！以事论，则现在的教育界中实无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18）之流，那是当然不能免的。不幸十余年来，早见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对于有些人的口头的鸟“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
十二月十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新报副刊》。
（2）太平湖饭店应为西安饭店。参看本书《后记》。
（3）章士钊复出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的爱国运动，引起学生反对，就逃往天津暂避；六月间，他又重返教育部，于八月十九日派武装警察解散女师大。
（4）胡敦复江苏无锡人，美国留学生，曾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他在大同大学校长任内，将该校在五卅惨案后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通告，寄给章士钊主办的《甲寅》周刊发表。通告中有“许（学生）以奋学救国，决不许以废学出位救国”的话，章士钊对此嘉许说：“此语不图于今日闻之”，并称赞他办的大同大学“成绩为公私诸校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甲寅》第一卷第五号）。章士钊在解散女师大以后，便叫胡敦复担任女子大学校长。胡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就任，同年十二月去职。
（5）校务维持会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同日，该校教员及学生即行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内外一切事务。鲁迅于十三日被推举为委员。该会在女师大复校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交卸职务。
（6）肉麻透顶的呈文指女师大风潮中及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北京朝阳、民国、中国、华北、平民五所私立大学联名给段祺瑞政府的呈文。由于呈文吹捧段祺瑞政府，诬蔑学生运动，要求根本整顿教育，以消隐患，所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时评”中称颂他们“其功固不在禹下，甚冀长此保持光明严正之态度”。
（7）分润金款之利当时朝阳、民国等五所私立大学曾派代表“谒见”段祺瑞，要求分享金款；段内阁会议决定另拨三十余万元给这五所大学。金款，参看本卷第159页注（5）。
（8）“教育界公理维持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组成，旨在声援章士钊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压迫该校学生和教育界进步人士。该会成立的次日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十六日发出《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其中说：“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拦入校内，强力霸占，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又说：
“对于此次女师大非法之恢复，决不能迁就事实，予以正式之承认，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
（9）“土匪”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刘百昭在女子大学演说时，曾诬蔑反对章士钊的人为“土匪”。
（10）“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为，引起北京教育界和广大学生的反对；北京大学评议会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召集会议，通过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议案，宣布独立。但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十七人却以北大“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借口，坚决表示反对。他们向评议会提抗议书，又要求学校当局召集教务会议与评议会举行联席会议，复议此案。在几次会议上，他们或以“退席”相要挟（如胡适等），或声明无表决权（如王世杰等）；虽终未能推翻原案，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所以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说轋》一文中称赞他们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而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也称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11）日本浪人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四处流浪的武士。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幕府体制的瓦解，浪人不断增加。他们无固定职业，常受雇于人，从事各种好勇斗狠的活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常用这些人从事各种侵略活动。
（12）萧纯锦的启事，曾刊登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京报》。
女师大于十一月三十日迁回石驸马大街原址后，次日开会向各界代表报告经过情形，萧纯锦曾到场，嗾使无赖捣乱，但他在启事中却说：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听，横被威胁，迫令手书辞去教务长职权，本校学生职员见势危急，在场外大呼不得用武，即诬指为流氓，旋将全校办公处所一一封闭，驱逐职员，校务即时停顿。”
（13）陈西滢关于“多数”的议论，参看下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及其注（8）。
（14）这是陈西滢为纪念《现代评论》创刊一周年所作的《闲话》中自我吹嘘的话，见该刊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15）骗一口饭这里指教书而言。林ピ谝痪哦五年二月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北京农大校长公开信》中说：“今日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真肯为教育牺牲？大多数不外以教习为糊口之职业，而存心借此骗一口饭而已。”
（16）“投畀豺虎”、“投畀有北”都见于《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据唐代孔颖达疏：
“有北，太阴之乡，使冻杀之。”谮人，造谣的人。
（17）泰戈尔（R．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曾来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他的六十四岁生日。
（18）城狐社鼠比喻依势作恶的小人。据《晋书·谢鲲传》，王敦欲除刘隗，谢鲲说：“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意思是刘隗在皇帝身边，就像狐狸、老鼠藏身城墙和土地庙（社），要铲除它们，又怕损坏城、社。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2），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就深悔从前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幸而见了宣言，这才省悟过来了，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3）这当然要为夏间并不维持女师大而现在则出而维持“公理”的陈源教授所不解的。我虽然是女师大维持会的一个委员，但也知道别一种可解的办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边跑，维持会早该趋奉章士钊！
我也是“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4），而且爱学奴才话的，所以所说的也许是笑话。但是既经说开，索性再说几句罢：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维持会员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剩下的一个人偏不要维持便怎样？……
我想这些妙问，大概是无人能答的。这实在问得太离奇，虽是四五岁的孩子也不至于此，——我们不要小觑了孩子。
人也许能受“某种报纸的催眠”，但也因人而异，“某君”只限于“某种”；即如我，就决不受《现代评论》或“女大学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闲话》之后，便抚心自问：“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
……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那可真要连自己也奇怪起来，立刻对章士钊的木主（5）肃然起敬了。但幸而连陈源教授所据为典要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也还说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虑”。
记得“公理”时代（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说解散女师大的是章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么？自然，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6）的话还可笑。从表面上看起来，满人的话，倒还算顺理成章，不过也只能骗顺民，不能骗遗民和逆民，因为他们知道此中的底细。我不聪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骗者，因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国人。
然而“要是”女师大学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样呢？其实，“要是”章士钊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7），虽是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8）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9）。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10），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2）女大学生的宣言即下文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报》。其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
（3）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闲话》里说：“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按指《京报》）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接着就是引在这里的“发问”的话。
（4）这句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西滢所作《闲话》：“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那自然是各人的自由。”
（5）木主也叫神主，写有死者姓名当作供奉神位的木牌。因为那时章士钊已卸去教育总长职，所以这里用这个词。
（6）这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袞致明臣史可法信中的话，原作：“国家（按指清朝）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
（7）“通品”这是章士钊称赞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5页注（4）。
（8）陈西滢在《闲话》里谈到多数与少数的问题时，常表示反对多数的意见。如《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五卅惨案的《闲话》说：“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在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闲话》里，他又把“多数”说成是“群众专制”。但当女子大学学生不愿退出女师大原址而发生纷争时，他却又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
（9）指明亡以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1624—1662）、张煌言（1620—1664）、朱之瑜（1600—1682）等人。
（10）“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刘百昭至女师大校址筹设女子大学，与女师大学生发生冲突，他在当日给章士钊的呈文中诬蔑学生说：“有三四暴生。迁怒百昭为解散女师大之主使者。即实行哄拉百昭出校。当谓男女授受不亲。诸生不得如此无礼。而诸生不顾。仍哄拉如故。……同时有男子二十余人前来。……
当持各校沪案后援会名片。请百昭往会客厅谈话。……有数男子拍案叫骂。势将动武。百昭正色。告以……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诸君若以武力相加。则本人势必自卫。该男女等恃其人众。仍欲合围丛击。”
后记
本书中至少有两处，还得稍加说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话，是出于ZM君登在《京报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1）的。其时我正因为回答“青年必读书”，说“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很受着几位青年的攻击。（2）ZM君便发表了我在讲堂上口说的话，大约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给我解围。现在就钞一点在下面——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
因这几句话，又想起他所讲的一段笑话来。他似乎这样说：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3）……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4）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5）先生的“放下枪枝，拿起笔干”，更是明显的例了。’”二，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的也往往这么说。但我却并不觉得这样。记得革命以前，社会上自然还不如现在似的憎恶学生，学生也没有目下一般驯顺，单是态度，就显得桀傲，在人丛中一望可知。现在却差远了，大抵长袍大袖，温文尔雅，正如一个古之读书人。我也就在一个大学的讲堂上提起过，临末还说：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武者君登在《京报副刊》（约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温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时所说的这几句话。我因此又写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举的例，一是前几年被称为“卖国贼”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学唾骂，二是当时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正被同性的校长使男职员威胁。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过了十天，就“碰壁”；又过了十天，陈源教授就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流言”，过了半年，据《晨报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发表的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6），则“捏造事实传布流言”的倒是我了。
真是世事白云苍狗（7），不禁感慨系之矣！
又，我在《“公理”的把戏》中说杨荫榆女士“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那地点是错误的，后来知道那时的请客是西长安街的西安饭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们“碰壁”的那天，这才换了地方，“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重要问题。”请客的饭馆是那一个，和紧要关键原没有什么大相干，但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而且因此就证明了凡我所说，无一句真话，甚或至于连杨荫榆女士也本无其人，都是我凭空结撰的了。这于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赶紧订正于此，庶几“收之桑榆”（8）云。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毕记。仍在绿林书屋之东壁下。
（1）ZM的文章题为《鲁迅先生的笑话》，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通讯（复孙伏园）》。
（2）参看作者当时所写的《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
（3）楚霸王即项羽。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被刘邦围困于垓下的时候，“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随后就败退乌江，自刎而死。
（4）吴佩孚（1873—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他原是清代的秀才，在当时报刊上，常有似通非通的诗作发表，所以这里称之为“名士”。在鲁迅发表这谈话之前不久（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吴佩孚正因在奉直战争中失败，暂时隐居湖北武昌西山的庙中。（据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京报》）
（5）齐燮元（1879—1946）河北宁河人，北洋直系军阀。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他也是秀才出身。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他在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作战失败后，避居日本别府。他在那里对记者说：“不图数载之间，竟将军人生活达到止境，然予一方面犹可为文人，今后将以数年光阴费于著述之上，故特借日本之山水，抒予心气”。（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
（6）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指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所载《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之九：《西滢致志摩》。其中充满对鲁迅的诬蔑。参看《华盖集续编·不是信》。徐志摩（1897—1931），名章垿，字志摩，浙江海宁人。先后留学欧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晨报副刊》编辑，是新月派诗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时，有人称他为“诗圣”；徐志摩追随泰戈尔左右，当时也有人称徐为“诗哲”。
（7）白云苍狗唐代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变幻无常的意思。
（8）“收之桑榆”语见《后汉书·冯异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隅，指日出处；桑榆，指日落时余光照耀处。这两句话比喻起初虽有所失，但终于得到了补救。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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