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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我永远记得那个傍晚。因为一道出口在天­色­渐­阴­渐沉之际为我敞现，生命自此有异。

当时还在台湾，我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正逢周五，可以从宿舍回家过周末，我照例得从学校搭车去逛西门町一带的书店和唱片行，用有限的零用钱在一本小说与一卷录音带之间犹豫踌躇。那天我买了一卷Bruce Springsteen的《Born in the USA》，是彼时美国最畅销的专辑，然后才满心期待地赶车回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平常挤得跟罐头似的巴士竟然有不少空位，免了一个多小时罚站摇晃之苦。我迫不及待拆开那卷录音带的包装胶纸，再贪婪阅读盒子里那其实不大看得懂的附赠歌词小纸片。在且停且行、摆动剧烈的昏暗车厢中，专注猜测每一首歌要说的故事的涵义。

忽然邻座有人和我打招呼：“嗨！你正在看什么？”我吓了一跳，立刻从远方的新泽西回到现实的台北。原来是位很帅气的大哥哥，他说自己是个大学生，很爱听音乐，所以好奇我这小弟弟何以如此用心于一卷录音带。

他拿了我的带子一看，再笑了笑说：“不错，虽然Bruce Springsteen是个了不起的摇滚歌手，但你听过他以前的东西吗？”然后他就开始上课了，课堂里有许多我闻所未闻的人物，稀奇古怪的理论，以及充满­色­彩的历史，仿佛是一个武侠小说的江湖，比如一首二十多分钟长的摇滚乐，一个让吉他着火的狂人，一名躲在各种电子仪器背后制造宇宙之叹息的隐士。最神奇的是到了最后，他竟然说：“可惜，Bruce Springsteen堕落了，居然在这张新专辑里加进了舞曲，那还算做摇滚吗？”然后他在下车之前赶紧抄了一张小纸条给我，里面有他所谓的“入门经典”，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用心去听。

堕落？音乐也有堕落这回事吗？什么叫做堕落的音乐？为什么一个摇滚好汉开始玩舞曲就叫做堕落呢？再看看他那张字迹清秀的“秘籍”，上面有Pink Floyd， Emerson， Lake & Palmer， Yes, Led Zeppelin， The Doors， Jimi Hendrix和Brian Eno这几个陌生的名字；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高人了吧？

自此之后，我按图索骥，越摸越远，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超脱凡俗的世界，就像《纳尼亚传奇》里面那个神奇的衣橱，又像《哈利波特》里火车站上那个看不见的月台；只要一走进去，我就能逃离身边这可厌而庸俗的现实，得到自由。

所谓自由，首先是跟人家不一样。当其他台湾同学都在听香港过来的谭咏麟、张国荣以及梅艳芳，并且不厌其烦地央求我教他们粤语发音时，我拥有一个真正的自我是他们所不识的。

赤­祼­点讲，比起你们，我比较不堕落。

然后我又想起了电影。虽然我不再泡电影院久矣，总是为了省事躲懒在家看碟，但我实在很怀念那段日子：几乎掏尽所有零用去排香港电影节票房的队，然后一天连赶五场戏，中间出来就用口袋里仅余的硬币换面包­干­啃。听起来辛苦，忆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真有一种幸福充盈全身的舒畅。为什么？因为自由。

电影学者游静曾经写过一段十分美妙的话，大意是进电影院看戏是要有勇气的。她真是说得再好也没有了，请想想看，我们和一群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坐在同一个漆黑的房子里，目睹银幕上种种惊心动魄的场面。那些场面或许叫我们汗流浃背，或许令我们不住泪下，甚至让我们的脸从耳根开始一片赤红。虽然看不见，但邻居渐趋沉重的呼吸，身体上散发出的异样氛围，难道我们会感觉不到吗？

自序（2）

世间最残酷的景观，人心最深沉的秘密，如此赤­祼­坦呈，我竟然就在公众之中看见了。没有遥控器，我调节不了画面的行进方式与速度，声响的大小和高低；我就这样被动无助地夹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任由电影挑动摆布，不由自主地大笑或者痛哭，回忆以及暇想。

走进戏院，岂能不要勇气？

但是不用害怕，因为有某些独特、用心而神秀的电影作者，他们竟敢撕破日常琐事所掩盖修饰的真实，把命运的无常，上帝的退隐，承诺之背叛，欲望之­阴­暗，全都大胆地拍了出来，交给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游静还说：“人家都敢拍了，我们又有什么好怕呢？”是的，我还怕什么呢？看电影，尤其是好电影，原是一种在众人中认出自己本来面目的英勇行动。所以，许多影评人才会如此珍惜“真实”。“真实”不是技法上的“写实”(很多时候，“写实”恰恰才是说谎的最好方法)，而是电影作者敢于认真对待自己，敢于以“真面目”示人，甚至敢于面对人之存在的一种质地。

因此，看电影于我就和听音乐一样，是少年时代追求自由的手段。拒斥庸俗，一开始或许还是为了在同学之间树起不凡的自我感觉，但它其实更是为了逃离庸俗的宰制，离开“成|人社会”的无聊和谎言，离开森严的学校体制，离开社会和国家对你的期盼跟定位。

很自然地，少年时代的我完全无法接受任何流行而热门的音乐和电影，更无法忍受电视上那些虚假的俗华与面具的美丽(真是报应，我今天竟以此为业)。音乐与电影绝对不是娱乐，它们怎能是娱乐呢？有人问过讨厌文化工业以至一切娱乐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你平常有什么消遣？”一向严肃的阿多诺简单而冷峻地回答：“我从不消遣。我用对待工作的同等态度去对待音乐。”诚然，聆听勋伯格确实是该比工作还认真。

可是我总不能只听勋伯格，只看布列松吧？生活在媒体环境之中，我们被迫接受大量噪音的包围，并且以噪音为沟通人我的工具。假如我也去看王晶，假如我也去听张学友，我会告诉自己，那只是为了和大众沟通而已(比方说，学会对一个女孩唱歌)。万一我在那些熟烂的曲调中得到吟唱的乐趣，在港产闹剧跟前笑得人仰马翻，我会忍不住自责，恍如一个修行者在犯禁的行为里感到愉悦，乃是一种“罪疚的享乐”。尤其在我开始写评论之后，更是极其扭曲地以挞伐流行文化为己任，似乎这种鞭打自己的动作可以减轻那种罪恶感。

也许是受到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多年之后，我才渐渐缓释这种正邪不两立，雅俗要分明的心结，试着在自己对周星驰的喜好里找出合乎道德的依据。更妙的是，这种依据竟然还可以用繁复的理论与晦涩的术语去表述，因此显得更为庄严。怪的是，在这个转向之后，我竟然也逐渐失去了写作乐评、影评以至于所有艺术评论的动力。当初推动我写作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呢？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