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来增援！”

同时他却宣布了独立反正，讲了几句话。

在团里，立刻就把一切旧有的连排长赶掉了。有些好的让他们去办伙食，坏的就捉掉。我就同我们那个连长对换了一下，因为他人还不坏，他就当了司务长，等进了城打仗，他还是偷偷跑掉。在夜间九点钟打进了城。

本来在骑兵团里我们运动的工作做得不好，李经羲准备拿他防御我们，我们却有炮，因为炮兵团在我们一边，也有一些同志，团长不肯­干­，营长要­干­，就­干­了，多阔气，两个团起来进城。骑兵团模模糊糊接到命令来堵着城门口。可是他们上头也没给他们清楚的任务，他们也不知道要堵什么，我们部队一开到，那边喊着问：

“­干­什么？”

“打野­操­的——不要打枪！”我们喊。

我们这样一喊，后来他们过来几个人询问。我们说：“反正了！不要打！”

骑兵团长便拖了一部分队伍跑掉，其余都跟着我们来了。从城里面，讲武堂一部还没毕业的同学来开了城门，我们就进了城。这时天还没有亮，四面城墙都被我们占领了，正在围攻府衙门。他们集结一部部队，已退到城中间的五华山上去。因为我事先已与卫队通好，有联系，所以我去打制台府。只一冲，卫队就交枪了。制台也跑了，不见了。我们进去，搞到很多贵重的东西。那时我们新军还是讲纪律，城里秩序很好。四处响着枪声，我们在府里架了枪，谁知我们架在城墙上的炮以为还没攻下总督衙门，就吊起炮“轰轰”的两三炮，我们正在里头，把自己人打死了三个——慢慢镇定了人心。但是五华山和军械库还没有打开，便把炮拉去，几炮把墙打倒，进去。这时已是次日十二点。有了子弹，大家都高兴，觉得没有问题了。一直打到晚上，炮打五华山，把那个师长钟麟同打死了，山也打下来了。

这时，靳云鹏（是李经羲的总参议）装扮一个抬轿子的逃掉了。多数的军官被捉起来了，如藩台这些人。不过中间有些与我们通声气的，就没捉。只是不见制台李经羲，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把他找到。因为他平常对于蔡松坡还好，蔡这时保护他，叫出来好好地讲，第三四天就送他到和安南交界的地方，放他走了。昆明攻城，一共是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就大致完结了。还有些散兵，还*，第三天完全清楚了。我们死的只是十几人。杀了些可恨的军官，骑兵跑了一些，慢慢又收回来了。

因为资粮不够，因为还有些老资格，我参加了这次打仗，我又去当排长了。这时云南的各类组织都焕然一新了。立刻组织了都督府，蔡锷当了都督，李根源当了军政部长。省城昆明虽已肃清，但是在云南还有散在各地的巡防军，即刻出兵去解决。就在省城反正的时候，在大理、临安①两地的两个新军团，也同时反正了，搞乱了一些，跑了一些。因为纪律不好，还发现了抢劫的事情，很多商家给抢掉了。临安很混乱，在大理就好些——都是第一次。这震撼了全国而突破几世纪封建重压的第一次革命运动，在云南就是这样胜利的完成了。

注：①蔡松坡，即蔡锷。

注：①八月十八日和九月九日，都是农历。

注：①临安，今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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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援川

革命的热潮滂沱在各处。当我们云南起义胜利的完成了——为了要增援武汉起义，保卫云南，四川、贵州，便成为革命必争之地了。同时清政府也想以抢夺四川为进击云南革命势力的准备，端方便由湖北溯江而上，进入四川。这时滇军编成八个营两个梯团，出发去援助四川，去和总督赵尔丰打仗。

那时军队纪律蛮好。我还是当排长，蛮能­干­，差不多连司号长带连长的职务，都是我自己在搞。因为那些人都是新的，不会当。我们是学生出身，兵也搞得好。就这样从东川、昭通、叙府打进了四川，到处都很被人家欢迎。我们当排长，老百姓看着就很威风，可是我们又担心人家害怕，就到处给人家讲好话。人家还是说我们纪律好。第一就是不打老百姓，吃东西要给钱……天天在出发，天天在走路，很远六七十里一走就到。人身体很健壮。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画一张地图，布置宿舍营地，感到很有趣。晚上查哨。那时候兵也算好带，可是你要没有一点本事，他就会欺负你。旁人带不下，我们就行。兵说不打人好，就好得要命。我们也觉得带兵有味道，一路走还唱点军歌。一直到四川，沿途就没打什么仗。那些队伍一打就跑了。从前老百姓管军队里的人都叫“老总”、“老爷”，现在我们一来就改做“先生”，到处都是如此叫。到处巡防军跑掉，老百姓便来欢迎。碰上少数土匪，一打就垮了。我们就占领了叙府，转向去打自流井。在自流井有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资州有端方的一个团，结果那一营被缴了枪，这儿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到自流井后，即升当连长。一当了连长就更行了，更阔气，道台、县长这些人都来拜望你，不得下台。那时，自己预先还没感觉到，老百姓对于“革命”都有着那么好的兴趣。我们这一营，四个连，都蛮强。自流井一打开，端方被他部下杀掉，由湖北带来的团却又到重庆，向汉口自动回去了。

在成都，十月间赵尔丰就不得不让位给咨议局，但是却搞得稀烂，很多人只是打着革命的招牌，而没有实际做出什么。我们想由自流井去收拾这个局面，但又遭到他们拒绝——里面有些人也还是从云南跑过去的，像刘存厚他们就是。四川就这样由清朝统治转到这些一抓到地位就忘掉革命的人们手里去了。一下庞杂地组织了五个师。那当然是没有底子的。当时又因为云南内部发生了土匪兵变的事——如果那时，我们能好好把队伍整理一下，顺长江下武汉，则革命可以大大成功，更应该紧紧抓住四川军队，把稳，对武汉、江西都可有收获，变成有力的新政府。而当时只想成功了，没有事，就回到云南去。李协和（李烈钧）从成都来，我们以一排人给他，他就下了武汉，又添了十几个人，结果拿到了江西，可是我们就因为没有大计划，即没有去武汉，而坐失了控制赣皖等地发展革命势力的可能，回转云南了。

实际革命没有一个计划是不会成功的。可是大家都嘴唱着“成功”，以为不得了了，四川也就没搞得好……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二年）二三月间，在自流井过了年后，就开拔回云南了。到达云南，已是四五月间了。到四川这一转，在我个人也变得经历不少，出长江未成，回云南创造了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前途。

滇南边界游击战

从做士兵运动到带兵，起义带着军队把敌人搞掉，一切都是归自己管的。在叙府、自流井都是这样——在这一时期里，云南军队系统还没有乱，军官换了革命者、同情者。云南的起义，一般说搞得还很好。纪律也维持着，军队没有乱，军阀给赶掉了，政府也加以改造。不过那时云南相当穷，军队回来也没有办法发饷。蔡松坡是很节俭的，所以一般军官也节省，营长以上的官一律是六十元，整个云南的军官都是这样。所以省下来的钱很多，用来多养活一点军队。县知事旧的一套取消了，不是要做官的人去做，而是叫学生来做，是很好的事情。改造了县政，很好。他们每月三百五百块顶多了，一切开消都在内。当时财政收支还是统一，结果够吃穿了。蔡松坡­干­了两年，很好。主要的就是能够搞出一个廉洁的政府来，军队真正看做是国家的军队。由四川回来后，有些退伍的，补充了些新的军官，重新又练了两个师，是将七零八落的改一改，只两个师，不管在政治、财政上都好。任用私人的事是很少的。把清朝那一套都改掉了。革命后在全中国还没有哪一处能这样真正创立了一些基础，开办了银行，生产事业也办得较为宽广。另外一路唐继尧带的那个梯团，也顺利地占了贵州。贵州云南毗连，不过原来也归另一制台管，现在把他们这一伙人赶走，仍然归云南管了，形成云、贵两省的巩固局面。

我们沿江一转回来，大概剩下了百八十块钱。我就用它买了一匹马——那时我倒是四十八元薪金，守纪律，不敢敲丁税，也拒绝人家的送礼……回来的时候，那匹马却一路给生病的士兵骑。还是自己走路。回来以后还是当连长，训练新兵两个月，手续搞清楚了，就被调到讲武堂做学生队长去了。

讲武堂有五个区队，每队百十人。这时我教的学生中有去年未毕业的，原来本是一班的同学，现在又来教他们了。一面教军事，一面打野外，一面还要管理。有些学生是到过南京、上海，革命过来的，不大容易管。到民国二年，我在这里约十一个多月。这一年学术上大有进步，因为学生调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军事学等都重新温习了一回。

一九一三年，我又调出来，到原来那一团里去当营长了。

头一年在当区队长的时候，在云南讨了一个老婆，是省城人，是半自由结合的。她叫萧菊芳，是高等小学生，一个新的人物。那时讲武堂的军纪很严，限定只有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三可以请假，这还是限于有家属的人呢。

就在当营长的这一年，由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妥协，袁世凯团聚了封建势力来打革命党了，解散了国会，而成了分裂现象。云南为了援助革命的力量而出师去配合长江作战。这一次我没有出发，只剩下两个营管理整个云南全省。我们练兵过了几个月，在临安（今建水）、蒙自、个旧一带云南边境上，打那些造反的野蛮强悍的蛮子。那一带瘴气很大，土匪多，从这中间练了些本事。唐佛川（唐继尧）那时是在我们一块的，只这两个营，天天打，又是乌烟瘴气，天天到处都是枪声。在打枪上蛮子凶得很。营盘墙垒得高高的，步哨不敢放在门外头，出去就会被杀掉。一面说服，一面打，经过了两年。那边就是热带，很不好进。生病的多得很，原来在这里的一营人，只剩下两个连。我们去了却没什么死人。把土匪也搞平息了——真的做了些事情。那地方是那样宽广，包括了几个府，十几个县，两个营都把它拿下来了。这时我由营长当了团副、团长，而带着这两个营，做了两年长期的游击战。

护国讨袁之役

在表面，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不久开始了与反革命的妥协了。

那时，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妥协，让去了南京，我们感觉是“不大好”。各方面都是可以打的，同时，新势力并未很大的完成，旧势力本来在那儿崩溃，可是只想快成功，拉拢拉拢。一妥协，旧势力反占了优势，而新势力站不起来了。另外，在新的力量中间也发生着一种腐化。民国二年，大家都想做官、搞钱，不去搞军队了。革命，终究过不了封建势力这一关，而且处处用旧势力，用官僚，认为不应该破格用人，新的人多不敢用，整个的政策就是一种妥协，同时也不知道巩固革命的根据地。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就趁势一刀，把革命势力打退，清朝旧势力复了元。袁世凯在一九一三年解散了国会，解散了国民党——准备着把时代拉向后退，恢复帝制。在这一种低潮下，很多革命党人，从各处跑到云南、贵州——在这儿形成一个革命的根据地。但这时旧的势力占据着各处，如南京的张勋，广州的庞济光，四川的陈宦，湖南的汤乡铭，势力都很大。在云南，当唐继尧从贵州回来，就日趋于腐化了，把过去蔡松坡的作风，一下子改变了，政治也搞成自己的了，私人也还搞了一批军队，一天天朝着蜕化方面走。袁世凯收买过他，也不大注意到他，袁世凯他自己以为皇帝可做了。但是当时云南的革命者却非­干­不可，便开始布置。蔡松坡在北京时，袁世凯十分注意他，终于逃回来，就又来领导了二次的云南起义。

在蒙自、个旧时的一团人，我已经带了很久，打了好多次仗，兵都好，打熟了，­干­部整齐，也多，也听话。但是这一年，调回来以后，唐继尧另外换了一个团长，让我去又弄一个新的团。那个换去的团长，却是一个急躁的人，全无战争经验，后来在泸州给张敬尧打破了。我在后面带着的新团，连夜赶才赶上。重新收拾了旧有的这一团队伍，马上继续作战，是四川纳溪有名的战役。

那时候已有点名气。蔡松坡当军长，我就带了两个团，当第三支队长。打了几个月，顶住了北洋军阀曹锟、张敬尧的号称十万大皇军，给了很大的锻炼。后来剩下这六个团打得真好，由腊月打到次一年的五月，袁世凯死。我们只有六千人，抵着敌人十几万，打得很苦。那时，就是专靠打游击战，专靠民众拥护，不完全阵地战。在整个中国打出了名。每当一条战线要垮的时候，我到了就支持住了。有一次只带了两个连，有炮步兵连，敌人总进攻，我只在山顶上带了两连的新兵，几乎被捉，结果以一千发的炮弹，打退他们。那时指挥员的威信是需要的，­干­部多是在讲武堂里练出来的，有了信心，便支持着。敌人也不凶，张敬尧的队伍算是最­精­锐的，气焰很盛，我们还是把他打垮了。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

护国军这一次战役，它所负有重要的意义是不下于辛亥（革命）的。而今历史上却不注意。当时两湖、两广、北方，可以说都是袁世凯的势力。袁做了皇帝，民国被取消，洪宪元年做了半年。护国军则不足三师，云南两个，贵州一个，而起义，就把袁全国军队打垮了，实际就是东拉西扯，给拉垮了。可见革命的潜在势力还是极大。

起初（一九一六），在四川与冯玉祥十六混成旅打，陈宦那时带进四川的有四个旅。我们先打。只用两个团就打垮了他四个旅。在泸州有一次恶战，把衣服帽子都打烂，马也打死，只我没有受伤——打仗只要胆子很大，又沉着。我一次没有带过伤，是怪事情，而且每次总在子弹­射­程范围以内呢？

此次战役是曹锟做大元帅，征滇军总司令张敬尧做先锋，打来了。张那时很骄傲，上奏折，劝把败将处死，满以为自己可以一战而胜……这消息却被别人晓得了。这些人就向我们通声气，不打仗，假如我们要子弹，他们还可以供给。所以五六两团才得集中力量，一起打泸州的张敬尧，那一下却把他打下去了。刘存厚起初也响应了我们，把曹锟也打得差不多了。四川督军陈宦，袁世凯最亲信的人，也响应我们而独立了。

每一次总是垮了再来。

队伍少，只能抽出一二连来冲锋，曾经在一座棉花山坡上守了四五十日，不下火线，结果很困苦地拉下来，安全地撤退，赶了一天路到永宁河的山地里面。那外面就是扬子江边，隔了三四天，我们就反攻，一个夜袭，把敌人还是打败了。那些北军纪律很不好，拿老百姓的大蚊罩子挂在战场里，拖了许多女人去睡觉。我们打来，他们也不晓得，一下子杀死了敌人很多，都是赤条条的，他们就溃退了。

还有一次，被敌人围着，敌人又有炮，我们的一个团只剩下六个连，攻进山窠里一间小小的房子。在里面，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个炮弹打来，房中间的人都打死了，我只溅了一身泥巴。围上来的敌人有十几个营，结果他们自己的炮反而打垮了自己的军队。四川的地形也很怪，是盆地，有小山坡、树木、田地，交叠错综的，还有很多沟沟。我们爬进沟沟去，不出来，炮也打不着，后来等到夜里就冲出来了。白天我们到下边田里去，兵士们装做下去捉鱼，其实是把稻田中的水放­干­了，预备晚间好走。这样到山地里又去守了两个多月……袁世凯就在一九一六年因为护国运动的展开，迫使他不得不在三月里下令撤消了帝制。不久他死了，护国军就算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