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军泸州

……当时，张敬尧、曹锟都来了电报，要求“讲和”。

我们军队里子弹也不多了，人牺牲掉很多了，疲乏了，就允许讲了和，蔡松坡做了四川的督军。可是有些四川的军队，因为不愿意蔡做督军，又来打，把这些部队打垮了，蔡才去做了督军。

蔡松坡因为生了肺病，在作战时，就拖得要死，三个月后去上海治疗，又到日本去医，几个月后，他就死在日本了。有些传说是日本人有意毒死了他。可惜中国一个民族英雄仅三十五岁就死了。

在这一次维护革命力量的“护国军”的阶段，革命者已经懂得做统一战线，譬如和改良主义的合作……同时，也知道了要群众（这是辛亥革命时还没懂得的事）。同时，还保持了云南的革命根据地。在那儿收容了多少革命的亡命者。就这个底子，积蓄了力量。这力量虽然小，还能终于得到了胜利。那时在四川如果蔡松坡不走，可以*得下去，革命可以成功。可是他一死，便全部又重新造了反。本来他走以后，交代给罗佩金。那时罗正当护国军的参谋长，接了事不久，那些四川军阀得了北洋军阀利诱，便来攻打滇军了，想赶走我们。这样一来，乱子就又起来了，四川也得不到太平了。打的结果，统一战线被挑拨离间分裂了。贵州军也和人家勾结好了，结果也来赶我们——这时好多人从革命的营垒而淹没到封建势力中间去。其实，四川根本不是革命根据地，而是南北军抗衡的地方。

在这期间，我带了一团人，驻扎在泸州。因为讲了和，我带了一团人进了南北两军六个月争夺的泸州。滇军声威很大，北洋军到处看着。他们马刀背起来，样子很凶，滇军也不怕，我们不驻在城里，后来他们搬走，沪州就归我们了，就驻在泸州，支队成了团。不久，我就当了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的旅长了。

在自流井、叙府①、嘉定②一带，又打了很多仗，和刘存厚打了有半年。那时四川的督军就让给刘存厚了。

注：①叙府，今宜宾。

②嘉定，今乐山。

护法战争

……世界帝国主义的大战，已延长好几年了，在国内，北方政府，由袁世凯又转到段棋瑞一流人的手里去。一九一七这一年，我们退到叙府、自流井、泸州，接着就是靖国军起来护法——段祺瑞在北京解散了国会，而掀起倒段护法的运动来了。

这时段就派了吴光新到四川来，和四川军阀一起来打滇黔军，东打西打又打跑了北军，熊克武来做了督军。本来，我们护国军时，熊是四川人，随护国军人川，发动四川旧部，因为都是同盟会的人，就帮他成立了一个师。云南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不过在那时候，我们也蠢得很，总不知道扩大革命军队，帮人家一搞就成了个师，我们却抱定了­精­兵主义，搞来搞去还是那些人。那时候如果能多多组织军队的话，那么革命前途会好些。不过实际我们一团却可抵着三四个团，可是后来人渐渐打得少了，最后只剩下五个混成旅、十个团，却打了百十个团。

熊克武当了督军以后，四川又来赶我们。他们搞成了一个大的四川联盟，转到封建集团，与滇黔军对立起来。最后一仗打得很厉害……熊克武原是滇黔军扶助起来一起­干­，结果他起来就打我们了。他以为这样驱逐滇军，是会得到四川军队的拥护而离开革命。那时大家都抱着地方的观念。我倒好像成了省­奸­，是四川人，反带着滇军来打四川，人家还很怕——实际这时还只有滇军是革命的支持者。虽然卷在军阀混战的旋涡里，却终是为了革命在打仗……结果我们把熊克武、刘湘、刘存厚、旦怒刚等都打下去了，退到保宁。

那时知道回云南是没法的，非搞出一条路来不可。我们不肯回去，大家都反对唐继尧，晓得回去一定被解散，没有饭吃，一部分要打，一部分就不要打。我们讲，革命总要在外面发展才成功，主张打。我那一个混成旅最强。他们怕，结果，他们这一师下来，我们一旅上来，就打垮了他们两个师——那时，刘伯承还在那边当连长。这样一打，打回了成都，打垮了熊克武、杨森，他们都引退到保宁（阆中）去。大家不愿再追，再打，就上成都去。吕超当了督军，但是顾品珍又不愿意，想自己做督军，不支持吕。结果，他们又从保宁来了一个反攻，我们又退向泸州，把我们的军长赵又新也打死了。四川蹲不住，不久，我们在一九二○年就退回云南去了。

先后在四川泸、叙一带有五年，不断地为了保持革命势力而同反动军队作战。幼年时的朋友吴绍伯在我在云南时，他也来了，后来就在旅里做事，现在就病死在泸州了。他还是思想很好、蛮新的一个人。

一九一九年，远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跟着这运动——同时受了国际上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在《新青年》时代，我们思想上起了大的转变。那时正苦于打仗，打来打去，却没有出路，很多从前革命的分子、同盟会的同志们都升官发财，革命没有人来搞了，实际革命也并没成功……自己对于苏联那种“不做工不吃饭”的办法很感同情。因为那时周围旧社会势力，逼得很厉害，封建的那一批想甩掉总甩不脱，天天总是官场那一套……其实单吃饭不做工，就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虫，只有“不做工不吃饭”的才摆脱得开。我和孙炳文常常谈这个问题。

在那时，除《新青年》以外，还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卢梭的《自由论》等很多革命书籍，而且在新学堂时自由、平等、义务、公德之类，已讲过，已充满了脑筋。

这次护法靖国军运动，具有充分的革命意义，一贯是反袁、反北洋军阀的。那时南北成了割据的势力，军阀混战，七八年间，革命是消沉了——同时，因为革命未能按轨道走去，革命本身与军队就变成一种官僚军阀的割据与混战。而且革命只发展在南方，北方还是压迫的。在南方也只是滇军支持。湖南失败了，湖北军垮了，四川混乱着，只靠云南做着革命的种子。

附：赠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诗文

*敬赠映空大和尚雅鉴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庚申冬，班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百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公余，尝偕友游昙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情养­性­。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洵属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罕觏。爰为俚言，以志欣慕。

映空和尚，天真烂漫，豁然其度，超然其象。世事浮云，形骸放浪，栽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砌石作床眠，抄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不管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如斯，令人想向！

*壬戌年孟春月西蜀朱德敬赠*一九二二年春，朱德在云南赠诗文给昆明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流露出对军阀混战的厌恶情绪。此信被刻成石碑存在昙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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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云南

回到云南把唐继尧赶走了，顾品珍做了督军。他们有些不高兴，我就把兵交给唐佛川，自己只想在云南休息几个月。那时，已经想出洋，不想做了，虽然感到打来打去革命没有出路，却也没有怎么悲观失望。也有一些钱，也开始把花园修得很好。还在修洋房子。云南挨近法国铁路，欧战前我就想去，只是没有钱，现在更想去了。在泸州，父亲、母亲、兄弟都从四川的大湾家里出来过。到了云南，叔叔们经常有人来，来了就给三百五百带回去。生我的父亲后来死在重庆，伯父也死在云南了。和我在云南结婚的萧菊芬也在一九一七年死了。她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在泸州时又讨了一个。我的洋房子还没修好——唐继尧打回云南来了。因为连年作战，都已疲乏……在省城结果并没打出个所以然来。唐拿些钱运动，就垮了些，又活动了些土匪，也不过三五千人。这边二三万人却没人领导，兵都不打，那些指挥者都没有信仰。唐继尧将要来的时候，又让我去当警察厅长了。可是正在这时，我的父亲死了，棺材放在那里，我就不能走，否则早就从昆明出去了。结果出不去，就成为逃亡的人了。城里当时还有一连人，就带走，送我们到金沙江、会理州，同路的人有些被捉去杀了头。我们被掩护着回到四川，从嘉定到叙府又到南溪。在云南的家被唐继尧没收了，母亲携带小孩，后来也回到四川家里去了。这一场*革命斗争，自信还是一个顽强者，但还不能摆脱封建关系而失败，最后还借着唐继尧的手将封建关系代我斩断，使我更进入了共产主义的阶段的革命。

那时鸦片烟已经吸上了瘾，一路想戒没戒了。又转到重庆，杨森正在那里当镇守使。因为是很好朋友，就在他那里住了个把星期，还一齐看了龙舟。不久就下决心，沿长江到上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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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会见孙中山

驶在长江上的航船，不管黑夜白天，“卜卜卜……”的把烟瘾抖脱了。

到上海登了岸，就到一个圣公医院，去戒烟。在那儿很舒服，住着最上等房子，一天要八两银子，也没吃些什么药，就是滋养。大约有一个星期就完全好了。出了院，在上海住不下，都说我有钱，事实上就是穷光蛋了。这个来找那个来找，简直有绑票的形式。就离开上海，往北方跑了……想到外面来的动机，主要的是寻求新革命的道路。从一九一六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国外去，后来他就由四川先到上海去了。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在四川一块儿的时候，看了一些革命的书籍。这时共产党才成立一年。一九二○年春天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国来，八月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北京、湖南、北等地也纷纷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小组。

从津浦路上，我一个人到北京去了，正逢上曹锟贿选，对于国会的印象很深，很不好。在北京到处都看了看，封建味道蛮浓厚，宣统还深居在皇宫里头，街上在初一、十五，还有穿戴着顶子褂子乘了轿子去上朝的，在什刹海还看到些中国的怪人，到处还充斥着王公大臣，街上弯腰请安的很多，中国已是破烂不堪了。在那参议院里，就豢养着一批新官僚。其实在曹锟贿选中，奔走的也还多是那些老官僚……不久，我就往北，往张家口，到绥远去了。一路见了古战场，颇生感慨。在归绥①城外，还看了昭君墓，还到­鸡­鸣山参观了新式的炭洞②，坐了那到洞里去的新式吊车。

在北京又会晤了孙炳文，不过共产党关系还未寻到。

再沿津浦路，我又回到了上海，仍然住到肇家浜路一个姓陆的名叫佛眼的广东同盟会同志的家里。我前后在上海停有个把月，中间到南京、西湖到处逛，不敢在上海久住，上海太乱，不成样子。

第二次到上海曾经遇见到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我对于孙先生的印象很好。他那时叫我回到广西的军队里去。我说要出国，他叫我去美国——这当然是他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关系。他说美国是新的国家，我却坚持要去德国，看欧洲的情形，还有那时我已认清学习*主义是我惟一的出路了。我们聚首谈了几个钟点。那时，正是孙中山刚在广东被陈炯明赶出来，滇军已经到广西，去广东打陈炯明了。所以他想拿钱叫我去打广东。结果金汉鼎去了。孙中山从前也很注意我们的队伍，因为我们总是响应他，打通电，举着革命招牌……孙炳文是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起先，孙炳文做北京的《民报》的主笔，和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熟悉，不过，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北大毕业以后，就到四川在队伍里了。他的夫人，也是北大学生。后来，孙炳文从北京到上海来，船票买好。在九月初，我们就乘“安吉尔斯号”法国邮船，从此远航开始了。

注：①归绥，今呼和浩特市。

②炭洞，即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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