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荡漾着恒温的空气。永远的25℃，由空调制造的，不能自由的风。我和我的同事们身在其中。

A对着电话说，中国船舶五个涨停了，发了！我微笑。

B对C说，我们家那位，一天到晚不知道忙什么，这个星期又忙到法国去了。昨天我过生日，打电话说给我买了一只CHANEL手袋，我说皮包就皮包吗，还手袋什么的……我微笑。

C说，B姐啊，你幸福啊！上次那个瑞士眼霜快用完了，能不能请姐夫再捎些啊？我微笑。

他们见我总是笑，于是也对我微笑。你看，微笑多好。

我承认，我的生活只是一种表面。在这种表面化的生活中，唯一合理的表情就是微笑。我用恰到好处的微笑和这些快乐的人们保持着某种距离。我害怕有人透过我微笑的表情看到一些突兀的存在。

基本上，我的同事们就如同我母亲说的那样，是“高层次”的。当然，那个又黑又瘦的女人除外。

那个充满妖气的女人是一个隐私窥探狂。她分管着我们学校的计划生育和卫生用纸发放。她清楚地掌握着我们单位里所有女­性­的月经周期。每个月的那几天，我们都得走到那间专属于她的卫生间，脱下裤子，让她审查，直到她那白多黑少的眼睛看见那些羞愧无比的红­色­污迹，我们才可以被赦免似的拿起一包卫生纸和一袋卫生巾走人。如果你过了四五天还没有去领纸，她就会鬼魅般悄无声息地来到你的办公桌前，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问你：有没有出“问题”？这个女人的问题，让所有一直被忽略的灵魂的羞耻感在那一刻无处藏身。

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会离开这地方的。你要是问我原因，我会用这个理由来回答你。可是，请你别相信我。

其实，算起来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了，我部分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为了艾生，我每个周五、周六去冬城电台做DJ。

都记不清当初是怎样的一种情绪让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只记得和冬城电台谈好后就立刻打了电话给艾生，装作很不经意的样子，对他说，哎，你和冬城的500万百姓有福了，你们冬城电台千请万邀地招我去为广大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呢。等艾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噢”了一声，说，挺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