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群和贾樟柯、崔明亮一样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人，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不像更长一辈的人那样沉重，也不像稍后一辈的人那样轻薄。他们最纯洁、最易塑的青春年月是和这个社会最激荡的变革一起完成的，他们的生命旅程注定是飘忽莫测无法确定的。他们飘摇的青春也许只是一个站台，一个美丽的凝固的中途的点。可以确定的是，每个在此逗留的人或早或晚都会登上开往别处的班车，而乘坐什么交通工具？什么时候出发？开往何处？这些没有谁可以确定。以后繁荣路上，也许永远不会再有那些喧哗的歌声了。贾樟柯回过头来，为自己，也为他们留下了一些符号化的声音，纪念那在歌声中飘摇的青春。

看完片子后，我忽然记起屠格涅夫曾经引用过的一个斯堪的那维亚寓言：冬天，一个皇帝和他的士兵一起在屋里围着火炉烤火，一只小鸟飞了进来，又飞了出去。皇帝说：“这只小鸟和人生在世一样，从黑暗中来，又向黑暗飞去，温暖与光明，对它来说是短暂的，没有意义的。”一个最老的士兵说：“陛下，就是在黑暗中，小鸟也不会迷失方向的，它会找到自己的归宿。”

2005年9月6日

地铁站入口处有一对呣子乞丐。那女子匍匐在地，只是磕头祷告，每次有人走近便唆使两三岁的男孩端着塑料碗上前讨要。那男孩也不说话，就是铁了心似的围着人转，浅而决然的眼神有时会让人陡生惊惧之心。等要到了钱回到那女人身边，男孩还是不发一言，只是怔怔看你，在女人廉价的颂扬声中一抽一抽地吸着鼻涕。你会以为他是哑巴，其实不是。有一天，我听见他叫那女人：“妈妈。”

在渊声巷，遇见过一个拉着板车的瘦小男子。板车上一床破被褥盖的想是他的妻子，蒙着头，露一簇污发，下面耷拉着一双穿灰袜的脚。这男子穿土黄|­色­夹克，执一搪瓷缸，用某地很难听懂的方言向两边的小商小贩乞讨，不光讨钱，还讨到了够几天口粮的水果、煎饼、包子。看上去他不是一个职业乞丐，许是为了治妻子的病，用尽了所有的钱财，因为要继续医病或归乡，才不得不这样讨一步走一步。

为了方便和艾生约会，我在冬城租了一间房子，在儿童医院附近。楼下三步远就是一个地下招待所，大概一个床位每天收10块钱，听说长住可打8折。每次进出的时候，总能看见几个神态疲倦的父母抱着或哭或睡的孩子往来于医院与招待所之间。那些大人总是焦黄着脸，连躲自行车时都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似乎已耗­干­了所有力气，再多一丁点事情也承受不起了。印象最深的一个小孩大概五六岁，每次都穿那件白纱手套线织的毛衣，硬黄硬黄的。本应是活蹦乱跳的年纪，可我从没见他走过路，都是由他爸爸抱着。男孩特别能哭，杀猪似的嚎哭着不肯见医生，本来就皴得红萝卜丝似的脸颊被泪水冲开一道道白­色­的轨迹，让人惊讶里面盐分的含量。他总是哭，哭得他爸爸没有办法，只有打他，恐吓他不许再哭，可越打越哭得厉害，便有旁边的老婆婆站出来相劝。劝也没用，他爸爸一副铁石心肠的模样，再狠打孩子一ρi股，连抱带夹地把他带去医院。

一天中连遇三个乞丐和病儿，心情­阴­郁下来。

想想那些在夜总会挥金如土的款爷、老总，真需要有对身边的乞丐、病儿视而不见的本领，才能保有玩乐的欢娱和酒­色­的甜蜜。庆幸的是我的心并未完全麻木，还会有沉痛，还会掏出口袋里不多的毛票零钱放到那一个个等待的碗里，还会拿出刚从超市买来的烤肠送给眼巴巴流口水的小病号。很多时候，面对这一切，我恨不得将这些乞丐、病儿从眼前全部抹去，虚造一个清净祥和的世界。我恨不得人间只有葱茏茁壮的少年，别要凄凉无助的晚景和童年。我恨不得世界再没有苦难和贫穷，我的父母兄弟、我的爱人朋友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清楚，仅是这样想根本不会说明自己有多高尚，而是再次印证了我内心的虚弱。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