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不认我这个娘了。”她向兆禄哭诉道。

兆禄蛮不在乎，他指着在地上嬉闹的三个孩子说：“只要你愿意生养，要多少我们有多少。”

兆禄的蛮力象他旺盛的­性­欲一样，丝毫没有因年龄的增加而有一丝衰退。他和花住进园屋子的第三年，瓜园已和其它地块一样碱得只长荆条疙瘩了。他于是学着社员们的样子，将数十亩的瓜园全部改造成了稻田，并挖出了一条引水沟渠。这项繁重的工作都是他自己­干­的，整整用坏了二十多张上好铁锨和十辆小推车。

数十亩稻子的收入使这个特殊的家庭丰衣足食。虽然他们的住所离蛤蟆湾子村仅隔几百米，但他们已与村人毫无联系。

不久前的一天，公社­妇­女主任刘兰青发现了这个单­干­户。她以公社­干­部的身份去过兆禄家，惊讶的不仅是这个家庭毫无集体观念，男女主人甚至还不知道政府已开始计划生育。花腼着圆圆的大肚子接待她，两个看上只差了一岁的孩子光着ρi股在稻田时里戏水。

刘兰青将这一情况及时向公社党委、革委作了汇报。两天后，她再次出现在数十亩稻田边的两间小屋前时，身后跟着三名穿着军装的公社­干­部。刘兰青耐心地向男主人讲解政府的政策和公社的决定，但是不等她说完，兆禄已按捺不住了。

“你的意思是说，要把我这几十亩稻田归公？”兆禄冷冷地质问对方。

“是啊。”刘兰香没注意到兆禄的强烈反应，“还有，我今天还要正式通知你，你们生下这个孩子就不能再生了，政府的生育政策是最好生一个，最多生两个，按政策你们肚子的第三个已经不允许生了。”

兆禄被对方的话逗笑了。起初他以为一口一个“政府”的女人只是在打几十亩稻田的主意，没想到连生孩子的事也要管，他回答­妇­女主任说，地，你们也要不走，那是俺用铁锨和小推车改造过来的，至于生孩子那是自己家的事，谁不管不着。

刘兰香没想到粗大汉如此顽固透顶。她向兆禄发出警告：和政府作对没什么好下场。

“政府算个球？！”浑身的血液一时在兆禄的身体里沸腾起来，他把刘兰青的警告当成了对自己的公开挑衅，指着前屋蓄满清水的水缸，“政府就象这个瓷缸。”没容大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已双手把水缸举了起来，在水花飞溅中，兆禄将水缸摔成了瓦砾。

事后，刘兰青才明白蛤蟆湾子大队支部书记鲍文化不肯与她一起执行公社“两委”决定的原因。她暗自庆幸没象鲍文化那样被扔出那个是非之地。花却为此担心了好一阵子，试图劝男人不再要孩子了。可就在她生下老三的两个月后，在与兆禄不分昼夜如饥似渴的男欢女乐中，明白无误地感觉到，又有一个生命被种在了身体里。“生不生孩子得听老天爷的安排。”兆禄已把刘兰青不允许他们再生孩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此时，蛤蟆湾子村人和整个河父海母之地所有村的居民一样，全都陷入了计划生育带来的恐慌里。恐慌首先来自对“结扎”一词真实含意的理解。这个新鲜的名词村人最先是从宣传计划生育的公社­干­部那里听来的，很快，村里几名­妇­女便成了这一名词的实践者。

她们全是村里已生下两个孩子的党员，显然是听从组织安排，为全村­妇­女做个样子的。她们胸前挂朵大红花被拖拉机拉往公社医院，仿佛是去完成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她们回村后向每一个探视者讲“结扎”的好处，说只要结了扎，夫妻间即使一夜做三次也保证不会再有怀孕和生孩子的麻烦。

当其他女人问“受不受罪”时，她们异口同声，说那只不过是动一个再小没有的手术，和蚊子叮一口没啥两样。

但是，这几名­妇­女说话时有气无力，一连十多天下不了炕。“结扎”一时成了村人议论最热的话题，这一新名词很容易被理解为“截闸”，不让女人生孩子就象把沟渠中涌动不息的水流截住。可很快，在结过扎的鲍文化妻子牛俊英和周婶发生争吵的一场对骂中，所有人对这个词才彻底理解，“结扎”只不过是被割、被阉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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