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那张餐巾纸擦了擦手，然后将它揉成一团。我不打算给徐恩打电话，因为我认为他是个卖电话卡的。

彭其发来了邮件，只有不长不短的一行：青青，我吃了十五个饺子，素的。我在来芝加哥的前一天，给彭其包了一百八十个饺子，素的，猪­肉­的，还有羊­肉­的，一样六十个，排在托盘里整整齐齐，放入冰柜。彭其见了，紧紧地抱住了我，再放开我时，他的眼圈是红的，可惜，他还是没有说出那三个字：我爱你。黄青青不擅长煎炒烹炸，只会调十二种饺子馅和包饺子，因为，彭其最爱吃饺子。

我给彭其写邮件：你为什么不爱我？你为什么不­干­脆噎死？

写完了，我关上了电脑。我没有把它发给彭其。

开学那天，严维邦把我送到了学校门口。我所在的商学院并不在偏僻的主校区，而是在市中心的一栋黑­色­玻璃楼里，我猜这大概是为了让我们这群未来的商业­精­英们可以呼吸到更浓郁的商业气息。严维邦在两天前买了一辆黑­色­的宝马，我泼他冷水，“这车不适合你。”他不解，“为什么？”

“因为你是小佛，你应该腾云驾雾。”我解释道。

“你自认为幽默吗？”严维邦似乎并不认为。

一楼的门口坐着一排­性­感的*，她们都是高年级学生，身份类似于国内的学生会人员。我挑了个棕发碧眼的，从她手中拿到了属于我的胸卡和报到文件，然后按照她的指示去了宽敞的会议厅，准备承受那一系列的致辞和介绍。

致辞开始前，我认识了一个美国男人和一个越南女孩，他们都与我同一科系。这就是胸卡的用处，它可以无言地暴露出所有者将要攻读的领域。我为此多少有点儿不自在，因为人人在看见我后都会先看我的胸——卡。美国男人麦克三十多岁，在洛赛银行的投资部工作。越南女孩比我矮了十公分不止，她和我一样，刚刚大学毕业。她的越南名字从我左耳入，右耳出，而她的英文名字是安娜。

我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前面的一个个脑袋犹如各­色­的毛球。

致辞开始后，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男人走进来，坐在了我旁边。他就是黄又青，台湾人，读MBA。

黄又青瞟着正在致辞的大胡子男人用中文问我：“他之前有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用中文回答：“全是废话。”我很高兴我可以说中文，而不是“No”。黄又青的头发很长，还有自来卷，他无名指上的戒指很粗犷。

中午，我在学校吃免费的欢迎自助餐。我的盘子里堆着小山般的意大利面和哈密瓜，杯子里的可乐几乎要溢出来。黑­色­的和白­色­的男人们都很高，在我左右穿梭，我忽然很想念黄|­色­的男人，想念彭其。我观察了安娜的盘子，其中的面条小于或等于十五根。黄又青坐在我的邻桌喝啤酒，时不时地向我举杯。

吃到一半，严维邦来了。他端着盘子找座位，我朝他挥了挥手，他就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了我的旁边。“你来揩我们商学院的油水？”我盯着严维邦盘子里的大山。严维邦没说话，笑成了一尊佛。笑佛在接了一通电话后，急急忙忙就走了，却把车钥匙遗落在了托盘的边缘下。我拿着车钥匙追下楼。笑佛对我说：“晚上有几个朋友一块吃饭，你也来吧，我来接你。”

如果，严维邦没有来揩我们商学院的油水，如果，他没有遗落他的车钥匙，又如果，我没有去和他的几个朋友一块吃饭，那么，也许我不会再见到徐恩，至少，不会这么快再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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