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字形的台灯亮着。|­乳­黄|­色­的球形玻璃罩，映在清晨灰蓝­色­的海面上，画面有些妖异。张爱玲伸手按灭了灯。这台灯是在上海买的。自从得了转入香港大学的通知，母亲就开始研究这所学校的章程，知道宿舍里只有台灯是自备的，便去百货公司花三元钱买了一个，冒着打碎的危险装在箱子里带来。

这灯总像一种提醒，仿佛母亲讶异而责怪的目光时时在注视着她。

炎樱和同学隔着宿舍的板壁，躺在床上一问一答。逢到炎樱回答时，她总是不自觉地抿细了嗓子，透出一股不自信和悲意，小声地一一报出骨头的名字。她学的医科，去年还留了级。张爱玲准备下楼时，过去问她走不走，她还赖在睡袋里，她母亲怕她睡觉时掀掉被子给她买了这个睡袋。她做事似乎从来不急。

张爱玲拿着钢笔、笔记簿、墨水瓶走进食堂。在这所橡胶大王子女就读的学校里，她天天拿着墨水瓶去教室，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让人侧目。学校依山而建，房子下面坐着高高的石头地基，地下室不住人，怕潮，停汽车用。食堂就是汽车间改建的，对开排门打开来，正好面对着大海。|­乳­白­色­粗壮的方形柱子，亮红­色­的方砖地面，浅粉­色­仿大理石长桌。桌旁已经坐满了人。日历上写着1941年12月8日，今天是学校大考的日子。食堂里显得比平时喧闹，大家的情绪似乎都有些反常。从内地来的两个女生，素来不合，为一张报纸争吵起来，将报纸撕得粉碎。

忽然传来“轰轰”两声。张爱玲抬起头，从对开排门望出去，鸭蛋青­色­的大海和天空，虚虚地浮一排小岛的剪影，仿佛一群逶迤相跟的乌龟，三三两两的。天空上掠过硕大的乌影，是飞机，飞得很低，似乎沉重得天空快托不住了，随时会掉落下来。一个高年级的侨生叹道，“又演习了。”

远处的地平线上，一辆飞驰的汽车爆炸了，冲击波累及路过的汽车，一连串的停顿与颠簸，但是很快驶离了视线。张爱玲心里一紧。又是“砰砰砰”几声响，从海上飘过来，因了距离迢远而不觉猛烈。大家齐齐朝外看去，嬷嬷低着头笼着手走进来，脸抵紧白领口，挤出敦实的双下巴。她的一双黑眼睛在浓眉毛下睇视着众人，声音平静，“大学堂打电话来，说日本人在攻香港。”

刚刚还被考试的紧张气氛所笼罩的食堂，被另一种更鲜活、更跳跃的恐慌占领了。身穿淡粉红­色­薄呢旗袍的一个女生先叫起来：“糟糕，我家里在青衣岛度周末，不知道回来没有。”她奔去打电话。嬷嬷拦住她，“电话不通，到处都在打电话。刚刚给修道院打也打不通。”

“嬷嬷，是从九龙攻过来的吗？”“嬷嬷，还说了些什么。”众人七嘴八舌，像打翻了一屋子的乐器，广东话、英语、国语，只有张爱玲一动不动，像一块被冰冻住的石头，喜悦正在她的身体里翻涌。她不想露出欣喜的神情。这学期的近代史，她不知怎么念不进去，大概是觉得太近了，反而失去时间的层层遮蔽所带来的朦胧质感。报纸上的时事看起来灰蒙蒙的，索然无味，不能吸引她。她总觉得不真实，内里应该另有一番情由。上半年拿到了全部免费的奖学金，下半年看来是无望了。心里正为今天的大考惴惴不安呢，可巧日本人不早不晚地攻来，算是解脱了她。

进入港大，她是必须刻苦的。不好好读书的话，就什么都不会是自己的，对不起母亲为她花的那些钱。她有一种天赋，擅于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每一门功课都考第一。一位教授说，给她的分数是他教书十多年来最高的。拿了奖学金，就有希望毕业后被送到英国去读书。

家在香港本地的女生，都跑上楼打电话回家，剩下的涌到窗口、门口去瞧。没有飞机，只看见花匠站在铁栏杆外面陡陡的斜坡上，手搭凉棚望向海面。斜坡上赤红的松土里排列着一棵棵生菜，仿佛巨大的绿­色­玫瑰形花苞。

炎樱这时才下来，倚靠在栏杆上，倒仰着头吃三明治垂下的一缕炒­鸡­蛋。一个女生指着矮墙上晾的修女的白包头，“嗳，这白布还是收进来吧，飞机上看得见。”几尺见方的白布浆得笔挺，贴在铝质包边的薄板上。触目的一片白。

嬷嬷走出来大叫，“快进去，快进去！危险！”没有人听她的。她只好转而冲着马来亚来的两个侨生叫，她们都是从家乡修道院办的女校毕业，习惯服从的，果然，苏雷珈和另一个侨生微笑着进去了。嬷嬷冲着花匠叫喊，“把排门上起来！你们就待在地下层，这里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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