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去了南京，她给他写信，“我真高兴有你太太在那里。”这话里仿佛带了醋意。恋爱中的女人该有的情绪，原来她一样都逃不过，除非未触动真情。可是她觉得自己并不是真的妒忌。她一直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对不起那位歌女，刚过二十岁的女人，如花的年龄，还有男人贪恋的美貌。

在同样一封信里，她还说，“我还是担心我们将来怎么办。”仿佛带了些幽怨。未来不是她可以左右的，尽管她知道自己对他用情有多么深，已来不及撤回。而他对她，亦然。但情感不能确保未来，那要看老天是否成全。

他回信来，“……至于我们的婚姻，的确是麻烦。但是不愉快的事都让我来承担好了。”撕裂的疼痛，只有亲历的人才知道。他告诉她，前晚歌女独自饮酒，他去抢夺瓶子，她忽然让人心悸地望着他，疯笑道“我的父亲哪！”

这让人难以揣度的话语。张爱玲看了也觉得恐惧。可是在信里，他又安慰她，“现在都知道张爱玲是胡兰成的人了。”仿佛占领一处山头的胜利者，挥舞着象征占领的旗帜。他是恨不得将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让他们也觉得她的好，又知她素来不喜与陌生人交往，推脱了不少约请，只将她介绍给了日本朋友池田。张爱玲带了炎樱一起去见，炎樱活泼，她少语，池田当她是姐姐，当炎樱是妹妹，相处甚欢，但池田也没觉出胡兰成眼中那“异常之美”。

很少来看她的弟弟来了，带着想出口终未出口的惊疑。他大概也听说了他们的事。可是，公寓里没有他的痕迹，很­干­净。弟弟只念了两年大学就退了学，想找事做却没有门路。姑姑无意去帮他，多年未曾相跟着，仿佛已是有些生分的外人了。

她与亲戚很少往来，《传奇》里收入了一篇《花调》，影­射­她的舅舅是一个“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被舅舅看出来，气得够呛。她却是一副不管不顾的姿态，继续在《烬余集》和《私语》两篇散文中以第一人称落笔，无所顾忌地回忆自己千疮百孔的童年生活、惊心动魄的少女生活、出生入死的香港生活。那一股蓦然壮大的底气，是写作给她的，也是身边那个男人给她的。

虽然忙于恋爱，张爱玲依然保持着高产，《红玫瑰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等佳作频出。《桂》和两篇谈音乐、说图画的文章都刊发在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杂志上。杂志名取自日本俳句，“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炎樱设计的封面，竹枝竹叶满纸摇曳，有木版画的味道。张爱玲生­性­不喜与人打交道，可出名之后便免不了交际的场合。每到这时，胡兰成是不便抛头露面的，张爱玲总会叫上炎樱，这个女伴也乐意陪她前往。她与胡兰成的情事如流言星散，文学圈中已尽人皆知。以她的­性­情，自然不屑与人解释，为己辩护。有炎樱陪伴在身边，她便觉得有了一层保护的壳，自己可以缩在壳里，由着活泼外向、聪明伶俐的炎樱帮她抵挡热剑与冷枪。

战局已显出对日军不利，南京政府也难维系，胡兰成转而在对日常饮食起居和器皿衣饰的玩味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创办了《苦竹》。可这本先重文艺后重时事的杂志，并不能寄托他的政治理想，只出了四期就终止了。时局变幻难测，他尚未放弃参政效国之念想，发表了许多鼓吹日本退兵的文章，此论调在日方、在汪­精­卫政府都不讨好，他自感前路多舛，恰有朋友举荐，他遂离开南京诸事，转往汉口准备接手《大楚报》，并着手创办一个政治军事学校，于是又忙碌起来。

那一晚，张爱玲梦见了歌女，他的太太。歌女在炽烈的太阳下仰起一张深红­色­的笑脸，脸上诡异地刻满了一寸见方的卍字小浮雕，每一个都落下­阴­影，彼此重叠、衔接、连绵。她带着好奇，用手指轻轻抚摸，心想这些是不是很疼。它们仿佛古代的刺字。梦的寓意混沌不明，如同他们的未来。

他再回来，她忍不住对他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伤感了。”素常他们分离时，轻松平常仿佛他在房里，她去厨房取茶。离愁的背后，氤氲的是一腔真情。对于情感，张爱玲无法像胡兰成那般名士派头的潇洒。胡兰成曾言“有志气的男人对于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他自然将自己归为“有志气的男人”一类，以为不同凡俗的张爱玲也是“有志气”的女人。可张爱玲再大度，再超然，也走不出女人的局限。况且父爱与母爱缺失的童年、少年，积淀了太深太重的不安全感，如沉渣，时时泛起。她渴望“飞扬”，但需要安稳作底；她渴望“幸福有爱”，但需要安稳的壳来安放。

生活在那样迷离惝恍的

戏台上的辉煌里

越是需要一个着实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