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都是石破天惊
两人此别,不说死别也算生离。直到次年二月春寒料峭时方才聚首。
离开上海后,胡兰成换过好几个地方都觉无法安妥地藏身,最后在温州落下脚来。时事弄人,他只有仓惶逃亡的一条命途,无暇他顾了。
留在上海的张爱玲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心里挂念却无着无落。她没有去香港继续念大学,告诉母亲想写作,母亲在信里责她是“井底之蛙”。这责备不能改变她的主意。但在上海文学界,她的处境也变得尴尬起来。因为与胡兰成的关系,因为与《杂志》等有日伪背景杂志的关系,因为曾参加过《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与“满洲国”的电影明星李香兰同为晚会的主宾,这些都成了她被人不齿的“污点”。素来不管对物对人都喜欢干净清爽的她,对这政治上的不明不白自然不能做到完全无视,各方面的舆论攻击之激烈程度也在她的料想之外。她唯有低眉敛目,收敛了飞扬的姿态,缩回自己的壳里。
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后,制定了“惩办汉奸条例”,包括“文化汉奸”,一些曾担任过伪职的文人逃的逃,被抓的抓,也有的靠着背景改换身份,张爱玲自然担不起“文化汉奸”的大帽子,但报纸上每天都会有人揭露一些有污点的可疑人物,要求政府惩办漏网的文化汉奸,在这舆论密织的大网中,敏感的张爱玲自然感到了“惘惘”的威胁。同样受到指责的另一位女作家苏青,与她缄默的方式截然不同,在《续结婚十年》卷首《关于我——代序》中,苏青言辞激烈地反驳了那些谩骂她的人。
张爱玲选择了沉默面对,她的写作生涯也受到影响。许多报刊顾虑到社会舆论,不再刊发她的作品。一家大报的主持人曾想邀请她去编辑副刊,但委婉地要她改个名字,张爱玲觉得“换笔名是心虚的表现”而放弃。还有一家报纸本想借助她的名气吸引读者,不想她的名字一出现在报纸上,就招来谩骂声一片。张爱玲容不得衣襟上有一点污渍,哪容得被人如此泼洒脏水,她在巅峰时决然搁下了笔,大约两年时间,她没有公开发表过一行文字。直到1947年4月,她才在《大家》创刊号上发表《华丽缘——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写的是她到浙江农村小住的见闻。此篇文章被编辑注为“小说”,实为“散文”,是她千里寻夫的一段亲历。等到文章发表时,她与胡兰成的传奇已经尘埃落定,曲终人散。
久无胡兰成的消息,外界的压迫也须得自我消化,张爱玲陷落在人生的低谷。切盼之中,一位斯先生带给她一封长信,是胡兰成写来的。斯先生打趣说,一路上心里做了准备,如果遇到检查就将信吃进肚子里。见到熟悉的字体,张爱玲也有了开玩笑的心情,“这么长,真要不消化了。”信确实长,是胡兰成一贯的风格,说了别后逃亡的种种,原来正是斯先生一直在帮助他。信中还说到临别前夜,在姑姑那看到一只黑色锃亮的软塑皮包,是战后新到的美国货,他心里寻思“我也想替我妻买一只的”。长信多少慰藉了张爱玲苦楚的心。她笑着对姑姑说,“胡兰成在乡下闷得要发神经病了。”这个不甘寂寞的男子,这样的逃亡真是委屈他了。
斯先生再来时,告诉她胡兰成已经转到另一个小城去了。他原本住在五指山下的斯家老宅里,临溪的一处洋房。斯先生的母亲为他收拾出一间客房,对外只说这是张先生。可在乡下忽然多出一张陌生面孔,到底还是引起了旁人的注意,外面的风声紧起来,只好为他另谋他处。恰好家中有一位十八岁守寡的姨奶奶,人称范先生,在乡下办过桑蚕学校,见斯先生四处拜托无着,自告奋勇将胡兰成带去丽水。浓冬的清晨,两人分乘两辆黄包车,直走了三天,翻山越溪,来到一个蚕种场安住下来。后来又辗转到温州,在斯先生的丈人家住了一段时日,胡兰成自称是斯先生的表兄,名叫张嘉仪。再后来,又转落到范先生的娘家,与范先生的母亲住在一起,他称之外婆。
万般寂寞中,胡兰成写了一封信,与一位著名的学者探讨佛学,托张爱玲转寄,那人谦逊地回了信,信中说他的文写得很长,“亦不能尽解”。张爱玲将信转给胡兰成,胡兰成再有信来,竟然自嘲自己是“自取其辱”,愧对于她。张爱玲不禁想,是不是逃亡途中加深了他的自负又加重了他的自卑,两相夹击导致更深的脆弱。胡兰成本想借此机会复出,还是落了空。她在心里担心他,却又无法援手,不免辗转不安,急迫地想要见一见他的亲人。在她,是早已没什么亲人了。
她去美丽园看青芸,青芸与木材商人结婚后,她还没向他们贺过喜。她说着自己的担忧,兀自落下泪来,“我看他信上非常着急,简直没耐心。”在他面前,她从未掉过眼泪。青芸沉默一刻,安慰她,“没耐心起来没耐心,耐心起来倒也非常耐心的呀。”这话听来,似乎张爱玲对他的了解远不及这位相跟多年的侄女。斯先生再来上海,说起胡兰成的事,张爱玲又情不自禁落下泪来。他是她不能触碰的心尖上那块肉。
“想念得很吗?可以去看他一次。”斯先生轻言安慰。见过她脆弱掉泪的人实在不多。仿佛不经意地,斯先生说给她,“听他说话,倒是想念周小姐的时候多。”淡淡的一句,让她仓促得不知如何应答,收了泪强作笑容“哦”一声。她与他的情缘难道比周小姐还薄?愈发地想要当面向他问个清楚,仿佛一刻也等不下去了。没耐心的,反而是她啊!
姑姑不赞成她去寻他,但是无法阻拦她的意志,只好嘱咐她做一件加厚的蓝布棉袍,这样路上安全。颜色当然是不醒目的为好,可张爱玲偏挑了鲜艳得有些刺目的翠蓝。年底,斯先生回家,她相跟着一起去了。临行,姑姑神色黯然,“此一去,给人卖掉了我都不知道。”张爱玲只淡然一笑,“我一到就写明信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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