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停战了。日军的飞机疯狂地轰炸仓库山峡、湾仔山峡、歌赋山、扯旗山、西高山的英军阵地，英军终于扛不住，无条件投降了。圣诞节第二天，日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骑着战马的日本军人，斜挎军刀，趾高气扬地行进在香港的马路上。

分到各救护站、防空站的学生陆续回来了。无家可归的外埠学生被集中到一家医院的男生宿舍，有大锅饭吃。有人来找张爱玲，一个与她在学业上竞争过的男生，他告诉她，学校注册处的人升起了大火，在烧毁文件记录，趁着日本兵还没有开过来。

她靠在玻璃门边，抱紧了胳臂。仿佛看着自己三年的过往被活跃的光焰舔噬着，却无能为力。她一直很努力，以为靠这努力可以证明自己。可是，战争来了，如同过往的又一次重演——在巅峰直坠谷底。大火仿佛一只粗暴的手，抹去了她努力的一切痕迹。心里纵有千般不情愿，也是没奈何。

炎樱回来了，说一个救护站的女侨生女扮男装剪短了发，穿上了男式衣裤，拿着扫帚扫院子时，一个日本兵走过来，她慌得赶紧逃进屋去，站在楼上的窗口前作势要跳，日本兵方才作罢。这样的危险似乎时时存在着，于她们女生是惘惘的威胁。

宿舍附近也有日本兵出没了，他们坐在大礼堂里的钢琴前，用一只手榴弹“咚咚咚”地弹琴。还有两个坐到炎樱和张爱玲的房间床上，自顾自地谈话说笑，坐了一会也就走了。负责管理学生的一位医生带着日本官员来宿舍视察过了。食堂里每天可以领到一盘黄豆拌罐头牛­肉­饭。夜里听得见有卡车开进来，运来的是黑市卖出的米粮罐头，据说是英政府存粮里拨出来的。

她和炎樱去银行取钱，光线­阴­暗的大堂里，瓷砖地面上赫然有一大堆一大堆的屎，是日本兵的“杰作”。空气污浊。黄铜栅栏的后面，行员们一个个坐得齐整，长衬衣袖子上勒一条松紧带，将袖口提高了便于工作。生活处在无序与有序之间。她的存折上还有十三块钱，她想全部取出来，买船票需要钱，炎樱叫她在折子上留两块，买船票不够的话她借钱给她。可是她全部取­干­净了，如此乱世，留有何益？

走出来，人行道上躺着一具尸体，胳臂、腿规矩地并在身侧，衣服鞋袜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仿佛在提醒人们战事刚刚过去没有多久，硝烟还没散尽。炎樱提醒她“不要看”，于是别过头去。天上还有飞机掠过，仰着头去看，是欣赏而不是担忧了，知道再没有炸弹落下来。冬天的树单薄瘦削，可自来水管里流出了清水，电灯光也明亮了许多。生活又重新属于“我们”了。

开始还有些不习惯，仿佛节奏又一次被打乱了。渐渐明白过来，这不是错觉，不是梦，于是衍生为狂喜，庆幸自己劫后余生，逃离了万恶的战时。

张爱玲和炎樱满大街地寻找冰淇淋和­唇­膏，仿佛这些是对苦难十八天最好的慰藉。她们撞开每一家吃食店的门，大声问有没有冰淇淋，唯一一家回答说有，但要等到次日下午。于是，两个人步行了十多里路，在第二天下午再次来到这家店，捧着一盘全是冰碴的昂贵的冰淇淋，吃得“咯吱咯吱”响，这声音激起心里爽快而明朗的一股欢乐。

大街上到处是摊子。卖药材、胭脂、衣服、窗帘、玻璃器皿、呢绒布的摊子，都一起冒了出来。学生们结伴进城，在这无所事事的日子逛街成了每天的功课。手里并没有钱，不过是饱饱眼福。似乎看到那些五光十­色­、五花八门的东西，才能证明生活真的恢复了常态。

中环后街上，斜斜的石板路上散着许多布摊子，摊子前挤挤络络的人。一匹匹的桃红配葱绿土布被人举起来，衬着净蓝的天空。炎樱兴头十足地帮她还价，疑心土布会掉­色­，蘸了唾沫在布的一角使劲搓揉。摊贩也不做声。张爱玲发现了一种广东土布，刺眼的玫瑰红底子上，绿叶衬着粉红花朵，渲染了渐变的­阴­影，有种炫异的美。

“吃”的重要被一场战事空前地放大了，似乎这才是生活中最要紧的事。没有汽油供应的汽车店都改成了吃食店，绸缎铺、药房里也卖起了蛋糕，人们立在小摊前吃热乎乎的油煎萝卜饼，聚在宿舍里聊的全是吃。街上每隔几步就是一个衣冠楚楚的人蹲在小风火炉前，炸一种脆硬的小黄饼。似乎一场战争过后，所有职业的人都改行做了饼师。

母亲的朋友来看她，带来一包腐竹。她托他们打听车票的消息，这香港是待不得了。听说马来亚也沦陷了，母亲从新加坡寄了信来，看日期寄出已有些时日了，也不知她现在何处。收到姑姑的信，依然是在极薄的粉红拷贝纸上，娟秀的蓝­色­字，多是办公室里省下来的打印纸，大小不等，质地脆硬，语句平淡，可惯用感叹号，一个一个仿佛夸张的眼神。兵荒马乱年月，张爱玲只盼着回上海，尽管那里也没有真正的家，可毕竟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即便有什么不测，回到那里总是心安。

好像坐在硬板凳上打了个盹，感觉很不舒服，在心里抱怨着，可还是没奈何地顺受了，竟也慢慢地盹着，做了一个似长似短、若有若无的梦。醒来，发现一切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