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

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

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仿佛一样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战争让人洞悉了生命的脆弱质地。这一群还没走出象牙塔的年轻人，也算尝过了苦，见过了死，神­色­间不自觉地多了凝重与伤感。

在战争面前，生活的繁枝杂花显得那么轻飘，不可依靠。在重回生活轨道之后，幸存者不禁直奔两大“要义”而去：饮食，男女。这才是最踏实的生活内容。

吃的欲望被空前放大，情感的依赖­性­也空前强烈。港大还未复课，外埠的学生被困在广阔无边的无聊中，除了买菜、烧菜，就只有调情了。一个爱画画的男生，抱怨自己现在画出的线条没有以前有力，因为他握惯画笔的手，不得不在战争中握起了锅铲，在油锅里翻滚茄子。男生频繁地出入女生宿舍，躺在突击发展的女朋友床上大玩纸牌，直到深夜也不肯离去。次日一早，女生还没梦醒，男生又出现在了床头，只为两人可以缩在床上纠缠一番。张爱玲经常听见隔壁某间寝室传来娇憨的女声，“不行！不嘛！不，我不！”听得满心惊诧，感叹连连。

医院院长想到战争的“后遗症”之一——私生子的可能，心里忐忑，一天无意中瞅见一个女学生抱着长形包裹急匆匆走出宿舍，样子极其可疑，以为自己的担忧千真万确地成了事实。不想一查，那包裹是女生做工赚得的米，想拿出去换钱，又担心外面治安混乱遭人抢劫，便将米袋装扮成襁褓中的婴儿。一场误会而已，但震骇的余韵却难散去——这八十多个死里逃生的年轻男女，就像一个个隐形炸弹，随时有“轰”一声炸开的危险。

稍微积极的姿态是结婚。报纸上每天登满了结婚广告，急惶惶结婚的学生不少。剩下的更多­精­力无处发泄的学生们，便伸出无聊的手指在脏污的玻璃上涂鸦，涂抹下“家，甜蜜的家”之类的字眼。

一部分学生被派到“大学堂临时医院”做临时看护。十多个沉默而焦躁的病人，挤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散发出成分复杂的臭味。多数病人是在战争中中流弹的穷苦人，也有趁火打劫者在追捕中受了伤的，形形­色­­色­，俨然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富有的肺病患者，雇了另一个病人为他服务，那病人穿着粗大醒目的病号服上街去采买东西，被院长知道，气得将两人都撵了出去。一个病人不知是否手痒，还是心理变态，偷了绷带、手术刀、病号服藏在床单底下，不幸被人发现，自然也是被撵出了医院。上面发下米来，医院就让还可活动、百无聊赖的病人拈出里面的小石子、稗子，借以打发无聊的时光。更多的时候，病人们木然地或躺或坐，因为缺少枕头，有人将床推到柱子边，头折靠在柱子上，每天看着太阳升起落下，等着吃每天两顿、一­干­一稀的红米饭。他们没有什么好关注的，只有执著于自己的伤口，看到新鲜长出的­嫩­­肉­，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欣慰的生气。

餐室的玻璃为防空糊上的纸条，不见了大半，但还残留着白而不规则的残渍和残条。夜晚，残条被风吹动，在玻璃上映出一抹抹鬼魅的影子。

一群缺乏职业­精­神的看护，冷漠地轮流值守。夜班时间格外长，通常有十个小时。事情倒是不多，病人拉屎拉尿自有打杂的人去处理，她们只需大叫一声，“二十三号要屎乒”，然后躲在屏风后面去看自己的书。一个尻骨蚀烂的病人，散发出让人恶心的臭味，因为痒痛难忍而痛苦到了极点，表情相当诡异，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嘴巴半咧开来，倒像是按捺不住地一抽一抽在微笑。他整夜地呻唤不停，“姑娘啊！姑娘啊！”那颤抖而悠长的声音，仿佛一根柔韧而黏糊糊的丝线，纠缠着人的耳膜。夜夜如此，已经叫得人完全丢失了同情心。每到张爱玲值班的时候，她绝不肯站起来走近去安慰他，将视线硬埋在书页上，可是无法忽略那声音，它纠缠着耳膜，让人生烦。一屋子的病人都被叫醒了，耐不住那份凄惨，齐声叫“姑娘”，她这才没奈何地站起来，沉着脸站到他的床前，“要什么？”他呻吟般地吐出，“水。”厨房里并没有水，她生硬而狠心地告诉他，转身走开，由着身后那悠长而颤抖的声音继续黏黏糊糊地缠绕上来，叹息一般的呻唤，无休无止，“姑娘啊！——姑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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