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中国社会似乎一切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改革本身。其实，改革在改变社会的同时也必须改变自己。

（一）不忘记改革，但必须直面改革

我们都在追求好的改革，这实在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其实改革只有适宜的改革，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适应了当时的社会诉求，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对代价的认可与容忍。这样的改革在当时的社会就会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好的改革。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不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乃至到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登场，其改革理念的着眼点就是承认并鼓励社会成员追求利益，并把这作为改革的动力。这一选择是明智的，也是有效的。

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所有进步及其成果都是对它最好的辩护与论证。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三倍之多的年均9。8%经济增长率，在世界舞台上位居第二的经济总量，将近全球外汇储备一半的2万多亿美元，更不用说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实现小康的这一事实。

但以利益为导向的改革，其理念绝非完美，其结果甚至难说正义。

社会中的成员总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区位，这是客观事实。但社会成员不同的起点、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必然导致追求利益过程中绩效的不同。邓小平当年特别强调先富起来是要以“劳动和合法经营”。中国社会这些年改革过程中不是没有靠“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个案，但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致富的恐怕不少。

比如，通过权力获取利益就成为了一种最为通行的方式。

在制度尚不完善的中国社会，权力是追求利益最有效也最强大的手段。于是，握有权力者运用权力获得利益，没有权力者通过接近权力、依附权力、结盟权力从而也获得权力辐­射­的收益。中国社会改革中出现的民营经济无疑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也是最体现市场经济本­性­的群体，可是“红顶商人”，“不找市场找市长”的权力寻租行为把他们的这种进步意义完全淹没了。固然他们是可能获得了财富的积累，但失去的恐怕更多，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中国社会的改革。

改革初衷是通过激活力做大蛋糕以使得大家可以多分一点。这种想法不仅当初看一点错也没有，现在来看也很理­性­甚至很科学。但问题是后来，一些群体现，无需去费心尽力做大什么，只要掌握了分配的权力，在原有的蛋糕上多切一大块，同样很大、甚至更大。于是，当追求利益的行为恶­性­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利益的侵占，出现一系列悖谬的现象：快速的城市化，出现了“失地农民”，是农民但已经没有了土地；快速的城市建设，造就了“农民工”，­干­的已经是工人的活，但身份依然是农民；快速的旧城改造，被拆迁户越来越走向城市的边缘，补偿款在原居住地买不到一半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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