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执政者都必须要在公开、透明的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其决策结果又必须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但是现在的形是，执政者对某一项社会政策的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与社会大众所拥有的相差无几，甚至出于体制摩擦和机构延滞，其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有效­性­不见得比普通大众快多少、好多少、真多少和高多少，如果仍然停留于过去的理念模式，满足于过去的方式方法，不仅不可能执好政，还会引严重的问题，前些年的“**”疫就给我们在信息时代执政上了很深刻的一课。这也就是为什么**以来的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比较重视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缘由。

所以中国**要在信息时代执住政并且执好政，必须更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模式、创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仅要勇于在执政过程中公开、透明，更要善于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执政。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无论是现在已经实行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还是将要实行的“建立和完善党内况通报制度、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等等，都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回应。

（二）信息时代是利益诉求有条件充分表达，社会群体有可能参与事务的时代，对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出了新要求，民主执政要有新突破

尽管中国社会从宪法到各种专门法，对社会大众的政治参与都给予了充分的鼓励与保障，但大众从理论上可以参与到现实中真正能参与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一距离主要不是来自于政治的约束与限制，而是来自于手段的不足与缺乏。某一社会个体即使有很好的想法、有极其迫切的要求，但其诉求与想法如何表达出来为社会、为大众、为政治组织所知道、所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想方设法表达出来了，由于传播手段的制约，也很有可能只是为少数人、小范围所了解，很难在较大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但在以网络普及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这一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只要他愿意，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他的要求、传播他的理念、贡献他的意见，并且通过网络寻找志同道合的赞同者与支持者，形成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看似虚拟但又能实实在在在政治展中起作用的组织与团体，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行为产生影响。

这一变化从政治展角度来看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但对现实政治运行来说则是极具挑战­性­的，尤其是对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在特定技术形态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执政能力的制度保障，它包括政党内部运行体制、执政过程中的体制安排和政党与社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体制安排等等。比如，在传统社会中，能参与政治展和社会事务的主体除了政党组织之外，主要是各种类型事先登记备案的固定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及各类群众团体等，而不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更不是个体。政治参与要在既定的体制框架内，通过一套成型的程序和固定的机制进行，体制和机制的设计更多着眼于便于管理和控制，这一体制与机制有着一定的相对稳定­性­。

但是信息化的浪潮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组织的组织形式和体制机制运行模式，社会组织虚拟化、扁平化了，体制机制平等化、互动化了，临时­性­的组织和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凸现出来。在这样的况下，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就必须与时俱进，要顺应并依托信息技术，不断丰富、探索各个层面的民主的实现形式，进一步提高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比如，在政党内部要健全和完善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监督机制，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完善党内领导体制、选举制度；在执政过程中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得执政过程中的各项决策真正能深入了解民、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建立起最大限度地及时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要求、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并通过体制与制度安排予以保证；在社会层面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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