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民主的“可能”依赖于民主的一些基础性条件的具备及其对民主实践风险的可控制。***比如说民主的实现一定要建立在对民主主体权利的保障基础上,没有权利就没有民主;又比如,知识、能力、心态相对高素质的民主主体可能更有利于民主展的平稳与持续,没有理性也就没有民主;还比如,民主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效率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处置不当而自伤自毙的先例是有很多的。
那么,就中国社会来说,无论是民主的权利保障还是民主的主体培育,乃至于民主的成本收益核算,党内民主都具有相对成熟的条件。
从权利保障的角度看。权利保障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实实在在的制度与措施安排。而权利的保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论就权利的深度广度,还是权利群体的包容范围都是逐步扩大的。尽管我们不提倡这样想,但以中国社会政治展现实条件和展的阶段性特征而,近8000万**员的权利保障比中国社会13亿多公民权利保障有事实上的真实与落实。
从基本素质角度看。推进民主活动的成员的素质直接决定民主的质量与可能。具有一定知识、一定信仰、一定理性的成员对于民主展是有利的,对民主推动也是有力的。无论是中国**的实现**的纲领宗旨,还是中国**强有力的稳固执政地位,对社会精英——无论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还是文化精英——都是有着强烈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因此,中国**现有的近8000万成员是13亿多中国民众中的精英,这同样不是一个感判断,而是事实判断。
从民主成本收益的角度看,由于民主实践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可控是可行的前提。目前我们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判断,无论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概括,还是“矛盾凸现期”的描述,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社会快速展和深刻转型的阶段,不应该也承受不住民主通常意义上容易引的社会不稳定、冲突和动荡的代价,哪怕这种不稳定、冲突和动荡是很短暂的。而党内民主可以比较好地既扬民主之长,又避民主之短。中国**的高度组织纪律性与政治要求,使得民主既因各尽其能充满活力而又不至于因冲突而失控;既积累了民主展的经验,又为社会民主开辟了道路。
所以,中国**在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这一判断,并不是随意之词,而是对民主展规律以及中国国的深刻把握和清醒认识。
我们相信一些同志对于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真诚期待与迫切呼唤,但由于中国现实的国展和民主展的自身规律,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种可能,这就是党内民主没有动静而社会民主能生机勃勃。所谓先导,所谓“示范和带动”,其潜台词无论就逻辑关系而,还是就时间关系而,都是指党内民主要先于社会民主的。加之中国**的执政地位,更是决定了党内民主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因此,如果说我们真正关注中国社会民主的推进,就一定要从关注并推动中国**党内民主开始。
当然,我们也承认,毕竟党内民主的直接效果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增强活力,为进一步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奠定党内基础。说到底只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宏大系统工程中的“党的领导”这一个环节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措施。把它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或者说切入点是可以的,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内容,就容易在实践中产生误导,对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不利的。
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是通过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理论上讲,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完全应该统一而且也是可以统一的,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在中国社会的崇高威望,党的领导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客观上处于主导地位;而人民当家作主则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加之对“群众运动”历史教训的汲取,事实上很难到位;依法治国尚有待于法律体系的健全和法制意识的深入而逐渐挥作用。统一并不等于同一,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并不是谁代替谁,事实上不论谁代替谁对当代中国政治展都是很不利的。这就需要有一个对三者准确定位的问题。“党的领导”体现在哪些方面,“人民当家作主”表现为什么,“依法治国”又是什么。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就曾有过“和同之辩”,宫、商、角、徵、羽,是音乐中的五种音调,一曲优美的音乐需要五音各得其所,任何一种音调缺失或过剩都会破坏音乐的和谐。并且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理想的政治秩序应该是“和而不同”。对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来说,每一部分的充分展是其他部分得以展的条件,在实践中要真正做到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