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理­性­的分析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ww***它不仅是当下政治评价的理论依据，更是特区走向未来的理论支持。离开了理­性­分析的政治评价就是无稽之谈，离开了理­性­分析的特区展就是无源之水。

（一）特区的“特”与“不特”

曾经一流行歌曲唱得很轻松，“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特区就出现了。

这从现象描述来说诚然不错，但却完全省略了那位老人在“什么时候画、在哪里画、画多大圈”等等一系列决策过程中上下左右的权衡与掂量。可是要想真正理解特区的前世今生，这一切又都是万万不可省略的。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伴随着**的逝去，进入了改革开放的阶段。但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那位老人，经过十年的沉默与旁观，对于改革开放大战略早已了然于胸：关起门来展是肯定不行的，用老办法走老路也是肯定展不起来的。ww开放，走向国际社会，运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经验来实现中国的改革与展。

那么这些大战略如何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呢？先在一个不引人注目又有一定区位条件的地方搞搞试点。于是南海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就被幸运地圈了起来。

圈起来的特区马上就面临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特区做什么？

这一点很清楚，就是“拿来”。不仅仅拿来外国资本，更主要的是拿来国际社会的一些成熟的经验与做法，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形成与国际社会各种微观经济运行制度的匹配，通过制度的匹配实现经济的增长。小到一些具体做法的拿来，像特区按劳动效果实行计件计量绩效工资，超额还可以有奖金（在中国社会已经数十年没有奖金概念的当时，这实在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大到一些宏观­性­制度的探索，像刺激外向型经济的汇率政策、税收政策，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制度等等。

应该说这些“拿来”确实给特区的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像当年大家津津乐道的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二个问题，特区这样做面临的阻力与风险是什么？

经过近三十年的封闭后一下子放开，不免有些不适应，不免有些笨手笨脚，被外商欺骗的事常有生。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学游泳呛几口水算得了什么。当年的特区面临最大阻力和最大风险来自意识形态的“当然之幕”。

当时的中国，有一张厚厚的意识形态“当然之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有着既定的、明确的答案。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包括领导­干­部来说，不能越雷池一步，也想不到要去越雷池一步。但特区改变了这一切，所以，特区的这些做法先遇到的就是来自意识形态的质疑。“深圳除了五星红旗的颜­色­没变，其他都变了”。就是当时最为典型但杀伤力也最大的一种说法。

但在那位老人心中，这些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这从他当年为特区起名字的深思熟虑话语中可见一斑：“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把深圳特区与当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地盘内开辟出的**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相提并论，其制度变革的苦心与决心一目了然。但是在社会与群众还没想清楚之前，在深圳特区还没有­干­出硬邦邦成绩之前也没有必要去“触犯众怒”，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所以直到1984年，深圳特区展了五年之后，他才到了深圳亮明了自己早已心中有数的态度。这就是给深圳特区的题词：“深圳的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到这个时候，那张意识形态之幕早已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争论就这样化于无形。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我们就可以深深感受到特区之“特”的沉甸甸与货真价实的含金量。这就是可以去­干­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环境背景下不允许去­干­的事，而且最高决策层还给予真实的支持。还是那位老人，明确讲过，“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这些话语虽称不上“圣旨”，但绝对一九鼎，相当于“尚方宝剑”。两年时间内，深圳从一个小县城连升三级成为了副省级城市，这种待遇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仅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了。现在有很多同志在讲当年搞特区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有被杀头的风险。此语说说可以，说过头了也就有些矫了。因为，所谓的政治风险有“尚方宝剑”撑腰也就不叫风险了。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