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到了政治上的肯定，尝到了展的甜头，也引了模仿与效仿，国内其他地区纷纷提出了开放的要求。于是从1984年开始，逐渐地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到1993年，全国对外开放地带的总面积已达50万平方公里，包括339个县市，3。2亿人口。后面这些地区虽然没有用特区之名，也或多或少享有特区之实，各种政策、制度的优惠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

当出现这么多特区的时候，特区就开始不“特”了。

这是必然，这也是当然。

（二）新特区的以“新”为“特”

特区不特了，但特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又增加了不少。而且我们这里所讲的“特区”并不是指那些开放城市与地区（因为它们虽有特区之实但毕竟没有特区之名，正如那位老人所“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而是真正的特区。ww

中国社会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新世纪最近几年以来，先后批复了一系列有名有实的“特区”。从上海浦东新区到天津滨海新区，再到重庆成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沈阳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等，而且据说待增加的名单还有一长串。

但很有意味的是，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批准者、各个特区入围者还是社会的评论者、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在“特区”前加了一个字，一个“新”字。但是这个“新”却不是指时间意义上的新，而是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与意味。

因为虽然都叫特区，但是“新特区”与过去的“特区”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先，新老特区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

当年老特区建立时不仅要达到什么目的是明确的，就连如何去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也是心中有数的。只是要­干­的事在当年尚缺少意识形态的支持，尚未形成共识，所以要只­干­不说。或者换句话说，当年特区的最大含金量在于决策层允许你去­干­当时社会制度和中央文件还不允许­干­的事。

而新特区，要解决的问题固然是清楚的，目的也是明确的，可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却没有现成的。既不可能照抄照搬，也不可能因循守旧，必须靠自己去创新，去探索，去真正走出一条新路。

比如，成渝特区要解决城乡协调展的问题，再不能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二元展老路了，可是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如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不是只靠文件中表表态就行，决心再大，态度再坚决，总得要有真办法。但办法是什么，到目前来说，中国社会不知道，国际社会好像也不见得明白。

又比如，武汉长株潭特区要解决和谐展、可持续展的问题，再不能走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子，可是如何既能展又节约资源、既能展又不破坏环境，做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同样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同样要靠创新去趟出一条新路子。

再比如，沈阳工业化实验区则必须对老工业基地如何实现新型工业化破题。既要更加工业化、深度工业化，又要避免国际社会所出现过的老工业区的展怪圈，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次，新特区没有了意识形态的羁绊，却不得不与利益生正面冲突。

当年特区面临的是意识形态之争，不涉及具体的利益纠葛，虽然有理论上的政治风险，却没有现实中的直接对手。而新特区固然没有了政治的风险，却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更为现实、更为刚­性­的利益冲突。

抽象的政治只会把你打翻在地，现实的利益却会与你玩命。说深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会也不可能亲自来找深圳麻烦。不同政治主张派别之间的斗争都会拿深圳来说事，却不需要深圳自己赤膊上阵。所以，深圳只需要埋头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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