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新特区，我们以成渝特区为例。***真正去协调城乡肯定意味着要把原本给城市的钱转送到农村，把已经装进城市群体腰包的钱掏出来给农民，城市能同意吗？城市中的群体能同意吗？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做蛋糕皆大欢喜，无论做的蛋糕多么小；切蛋糕左右不是，无论切的蛋糕多么大，甚至有些时候蛋糕越是大切起来矛盾越大。

我们再以两型社会特区为例。过去以环境为代价的展可以把环境成本从展收益账本上抹掉，所有参与者皆大欢喜。现在环境也要花钱了，如果扣除掉环境成本就没有了利润，这种赔本买卖还怎么做？这表面上看只是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深藏在背后的事实是打破了依靠既有展模式的一些群体本来赚大钱的饭碗，他们怎么能不跟你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新特区必须把握好制度创新中的变与不变。

正如我们前文所讲，老特区肩负有打破对社会主义僵化认识束缚和计划经济运行体制的使命，所以它的一些做法、一些制度设计与安排可以完全不考虑与当时既有制度体制的相容­性­，甚至越是对立越显示出它的意义与价值。这样的制度变革起步虽然困难但持续运行容易，我行我素就是它的成功秘诀。ww经过三十多年的变革，打破旧体制的使命已经被老特区很好地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了明日黄花，姓社姓资的争论已经列入不了权威政治话语。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展阶段。

在这样制度背景下出现的新特区会现自己面临着一种尴尬。一方面必须进行制度的变革、甚至是深层的制度变革，可另一方面又必须与现有的制度大环境相融合，必须实现与现有制度的互动，不能对立更不能生直接冲突。如果你与现有制度体系生冲突，不要指望会有什么人出来为你撑腰。

而且随着社会展的深化，体制变革会从仅仅的经济领域走向经济与政治互动，经济体制的变革会对政治体制的变革提出要求。这一点老特区回避了或者说没有正面遇到，而今天的新特区却想躲也躲不掉。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特区的名字中还有一个词叫“综合”。新特区的制度变革要从经济展、社会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和环境保护等多个经济社会领域和权力授予、权力运行、权力制约等多个政治领域同步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新特区已经没有了原来意义上的“特”了，只能是以新为特，以新成特，通过创新寻找自己的定位，通过创新证明自己的价值，通过创新体现自己的“特”。

（三）特区悖论

关于特区的“获”，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我们还可以讲更多；可同时关于特区的“惑”我们也能讲很多，甚至更多。有多少“获”就会有多少“惑”，这就是特区的悖论。

悖论之一：特区必然要不“特”。

特区本来是因为特而存在，也是为了特而产生的，可是特区却不能永远特下去，永远是特区的特区是没有意义与价值的。设立特区的本意是通过在特定范围内的试验与探索，让新的制度与体制能在更多更大范围内实行。如果一个特区的经验做法永远只能在特区内部运行而不能在更广范围内推广，这样的特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特区是试验田但不能永远成为试验田。就像当年的深圳，很多的做法与体制已经成为了今日中国社会的普遍做法与体制。所以当深圳特区不特的时候，恰是它对中国社会贡献最大的时候，特区不特完成了特区的使命，实现了特区的超越。

悖论之二：特区本就不应该“特”。

特区因为“给政策”而有了特区。这政策意味着什么，就是别人不能­干­的我可以­干­，就是违反现有规定的“特权”。可是，这种特权在需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有意义，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还能有合法­性­吗？因为这种“特”对其他非特区的地区而就是一种不公平、不平等。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特区固然是有利于特区展的，但却不利于其他地区的展。研究制度的同志都知道，在既有制度下的突破，突破本身就有着巨大的“制度红利”。甚至有些时候你什么也不用做，只要拥有了突破制度的权力，就拥有了不可限量的利益。当年为什么会孔雀东南飞，为什么会腰缠十万贯，蜂拥到深圳，据说一度从全国各省市区和各大部委涌来深圳办“窗口企业”的资金、人员接近深圳的一半还强。可是深圳人才的集聚就意味着其他地区人才的流失，深圳资金的丰裕必然伴随着其他地区资金的匮乏。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环境，人为制造的“特权”，会造成事实上的垄断，破坏市场公平，损害市场平等、效率和公平竞争秩序。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特区只能以新为特的缘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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