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悖论之三：特区其实也不想“特”。

随着中国社会的展，不仅社会公众就是决策层也开始对特区仅仅在经济体制范围内的改革不再满足，希望它们能在政治体制领域也有所突破，并且赋予了“先行先试”的权力，一些特区也信誓旦旦地讲要运用好“先行先试”的权力实现政治体制领域的突破。但事实怎么样呢？

近来看一个报道，说深圳大部制改革后一些部门出现了领导­干­部1正20副的配置。尽管深圳组织部门辟谣说没那么多，但真实数目也不少。毫无疑问大部制改革是一项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可为什么深圳不­干­脆先行先试一步到位直接把­干­部配备职数降到正常的1正2副或3副呢？非不能也是不愿也。拆庙固然难也不太难，赶和尚走就真难了，搞不好和尚会玩命。我们不要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以为是深圳怕事。其实深圳这可能还是好意，是顾全大局。因为这些体制内的­干­部会攀比，多少年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干­部都是只上不下，凭什么深圳的­干­部就要下。万一上个访告个状，还会给上级领导添麻烦。所以慢慢过渡，不要一步搞得太“特”了。这就是特区其实不想“特”。

但进一步看，这不想“特”的板子还真不能打到特区身上。改革固然重要，稳定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改革而改出了乱子责任算谁的？而且有些制度的改革必须依赖于上位制度的变革和要变革。目前全国范围内都没提­干­部能上也能下，深圳怎么能做得下去？毕竟曾经为它们掌舵、真心希望变革中国不合时宜体制的老人已经永远逝去了。

从这一点来看，历史或许真的悖谬，特区的命运竟然与一个老人紧密相连。但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所以，为了特区，为了中国社会的不断改革，让我们记住这个老人的名字。

他叫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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