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自己一直没有做声。我把没有受伤的左手放到头上，摸到烧焦的残发和新生的头发纠缠在一起，就像农家茅舍顶上的一团乱草。我将五指Сhā进发中，一下一下地梳理起来。每梳理一下，都有泪水从我的盲目中滴出来。我至今认为我不是为毁容而悲哀，我是因为发根处发出的疼痛太过钻心而哭泣。然后，我拿手掌顺着额头向下抚摸，我摸到的全是凹凸不平的姜瘢，就像是被一群饥饿的蚂蚁啃咬过的石头。所有的水分都被烤­干­了，鼻子瘪了，嘴­唇­豁了，耳朵烧得仅剩蚕豆大的两个小点。只有我的左脸的局部，还有整个的左掌还如往日一般­嫩­滑和湿润；正是左手在触摸我脸颊时的感受传到心里，使我发出一次次的­干­呕。我右掌上的皮­肉­烧化后粘在骨头上，使它变得像一支粗糙的雀爪。

“可怜的孩子，”德吕翁说。

但我发现自己竟然十分平静。我说，“神父，我活下来了……我真幸运呢。”

“哦，你是活下来了……”德吕翁欲言又止。我想他的意思是要说，你活下来了，可又有甚么意思呢，真是生不如死啊。

他斟酌着词句，很无力地安慰我，“我可怜的孩子，相信我，人活着，总是比我们自己设想的要差许多……”

我大概是笑了一下罢，我说，“神父，相信我，我会快乐的。”

我记住那一年我是十六岁，失去了光明和花容。我说出我会快乐时，就好像我早已经过深思熟虑。户外就是一个与往昔不同的帝国和她的人民，但我暂时还不打算出门散步或是远足。院门和触眼的黑暗把我执意地留在往事中，我常常想起父皇来，我以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已经死去了。我能够证实的只是，他已经“大行”了，我永远也看不见他了。

如果父皇确实没有死去，我想他是不会离开北京城的。他一定就隐身在距紫禁城不远的某个僻静的院落，甚至，就在紫禁城千门万户的某个不为人知的阁楼里，起居，呼吸，吐纳，活着，一天接着下一天。如果他的过去并没有欢乐，那他现在就无须感受到痛苦；如果他的过去是欢乐的，那他今天就有了充裕的时间可以去缅怀和追思。但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父皇的心事。我虽然是父皇的女儿，我的想法却可能最为幼稚。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视线所及的范围超不过从木樨地到紫禁城的距离。而父皇的目光从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应该看得到帝国最遥远最动荡的疆界了。

天启七年，父皇登基，而按德吕尔?德吕翁的夷历，是救世主耶稣降临后的1627年。父皇的实足年龄，尚不到一十七岁，而他面对的却是怎样一个动荡之秋啊，尚未入主中土的清军正在山海关外猛攻朝鲜、宁远、锦州。率先捅天的王二虽已被杀，却已有饥民步他的后尘，铤而走险，在八方酝酿着起事……然而，父皇却似乎表现得无所事事，他的年龄正在风月少年的好时光，而他的长相也清秀得像一位佼好的女子。也许他已和心腹谋士在帷幄中做过种种策划，但他第一次走出深宫的旅行，却是对木樨地这处帝国秘境的拜访。父皇就是这样一个人，谁也不清楚他游移的眼光在看向何处，他的心思正想着何事，他伸出的双手将落在甚么地方。那一天，在木樨令人晕眩的气息里，父皇伸出双手，把床上用背脊对着他的那个女人翻了过来。

零九

天启七年的秋天，从内阁大学士到十字街头烧饼铺的吃客，都在用压低的嗓音，谈论着一个人的命运和前途。这个人位居朝中太监的首席，门下豢养着雅称“五虎”、“五狗”、“十彪”的打手，他们出入大内的身影，会使六部二品的尚书和苍髯白发的将军都感到不寒而栗。这个人总督着皇家的秘密机构东西两厂和锦衣卫的一切事宜，效忠于他的各­色­官吏们山呼他为“九千九百九十岁”，同时在大明帝国的江南塞北为他修建了九十九座宏伟的祠堂，使他能够在生前即享受到死后的尊荣。但是，如今他权倾天下的地位，因为天启皇帝的驾崩而受到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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