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邵长水突然接到赵总队的电话，让他去协助侦破七年前发生在长滨铁路沿线的一起连环杀人案。赵五六见他接受任务时，神情不是预料中的那么兴奋和欣慰，更没有半点应有的感激之情，脸­色­也有点萎黄，好生奇怪，便问：“你小子怎么了？在云林‘疗养’，还‘疗’出真病来了？”邵长水勉强笑笑道：“没事儿。”赵五六道：“啥没事儿？你瞧瞧你那副苦瓜脸，黄不拉唧，又绿不拉唧的。”邵长水道：“真没事儿。”赵五六道：“那一堆英文字母真那么难？一点头绪都摸不着？”邵长水苦笑笑道：“还是我没本事呗。”其实最近他还“秘密”地去了一次陶里根，再一次实地考察了劳爷当时的生活、工作环境，想从中找到他编制这些密码的依据；也不止一次借着“慰问”、“安抚”的名义，秘密去劳爷家，找劳爷的遗孀了解劳爷的种种生活细节，也是想从中找到他编制这些密码的“生活依据”。但都一无所获。

“我是不是仍然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

但有效的简化途径又在哪里呢？《易经》只用了八八六十四卦便囊括尽天下万物演变的全部规律。这样的好事，还能再出现第二回吗？牛顿的那个苹果，今天还会落在了邵长水的脑袋上吗？

用慧芬的话来说，他这些日子简直是有点“神经”了。经常地，睡到半夜，突然会从床上跳起，跑到过厅里，在纸上计算着编排着。吃饭的时候，也常常嘴里裹着饭菜，人就呆在那儿了。压根儿也不懂英语的他，居然把一本崭新的英汉辞典翻查得乌漆抹黑，都不成个样子了。

但有效的简化途径究竟又在哪里呢？依然是茫茫宇宙，宇宙茫茫啊……

既然领导要他去帮着破什么连环杀人案，跳出“死胡同”去散散心，换换脑子也是好的。

那天，那起连环杀人案终于告破。两名凶犯竟然是“一担挑”。所谓“一担挑”，就是他俩的老婆是亲姐妹。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立即向全体参战人员颁发了嘉奖令。整个专案组大松一口气，狂喝一通酒，决定放假一天，让大伙回家去休整一下。天气也日见燥热，也该让大伙回家去洗洗澡，换换衣服，舒舒服服地睡上一个囫囵觉了。但邵长水却依然闲不下来。倒还不只是为了那堆“密码”。这一回主要是为了自己的老大。她一年后就要中考。这当然是件大事。许多同学的家长早就在暗中用各种方法使劲打点。老大总觉得自己的老爸没给使劲，为此嘟嘟囔囔地已经叨叨了好长时间。邵长水当然不是不想为闺女使劲，更不是不知道此界中的“常情”和“行情”。但前一阶段实在太忙，顾不过来；后来闲下来了吧，想着要去使劲了，又有那么一点“心理障碍”：总觉得直接上人家里去敲门送钱，有失身份（你瞧，还清高哩），也担心那些校长书记们是否会接受这样一种过于庸俗的“打点”方式（瞧，还在替人家­操­那份心哩）。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先找个合适的方式，联络一下感情，逐步熟识起来，再根据对方的需要和女儿学习成绩的变化，确定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去铺垫（打点）。这也算是“摸着石头过河”吧。

想了半天，确定去一家歌厅，订个“KTV包房”，请厅政治部宣传处的同志替自己从省公安文工团里请两位女歌唱演员来凑个场子。那两位女歌手在社会上还是小有点名气的，还真把校长书记都吸引来了。上了价格不菲的果盘，喝着­精­装的罐啤，唱着激|情柔曼的前苏联歌曲和“邓丽君”、“童安格”等。在一片“涛声依旧”和“红尘滚滚”之中，校长书记不断地夸奖邵长水的闺女聪明，好学。邵长水当然也就不断地指出，这是学校各级领导和老师们辛勤栽培的结果，并不断暗示，今后两位校领导和校方的相关人员在社会治安，或别的什么方面遇到啥麻烦，需要他出力的，他一定会尽力去帮着解决。然后那位书记又夸邵长水的女儿头脑灵活，手脚勤快。这简直让邵长水都不敢相信。因为女儿在家被子不叠，衣服不洗，是出了名的“小懒猫”。但那位书记却说，他闺女最近在全校为加强素质教育而举行的计算机比赛中，得了第二名。尤其在运用五笔字型输入法进行文字录入的盲打比赛中，以每分钟录入二百一十五个字码的速度，高居榜首。他当时听了，心里还真格登了一下：“五笔字型？怎么是五笔字型？”邵长水学过五笔字型的输入法。但嫌它麻烦，后来一直用的是拼音输入法。好在一直在第一线上破案，并不经常需要使用电脑录入文字。后来，到领导岗位上工作，文稿自有别人代笔，也自有人代为进行电脑录入打印。再后来到警校，文稿方面的活儿多了许多倍，经常要亲自坐在电脑前录入文字，但他还是习惯使用拼音输入法。所以，很久以来，他几乎已经把这个什么“五笔输入法”完全淡忘了。

现在突然提起五笔字型……他心里真的硬硬地梗了那么一下。

“五笔字型……怎么会是五笔字型……”

那天晚间，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为了什么，“五笔字型”这几个字，居然就那么顽固地在他头脑里时隐时现地梗结了几个小时，一直摆脱不了。他总觉得这几个字应该跟什么案子的什么细节有某种必然联系，否则自己绝对不会耿耿于此，而无法释怀。但到底跟哪个案子有关呢？乱哄哄的环境，啤酒喝多了的燥热，都让他无法静下心来细细追问。等送走那两位学校领导和女歌唱演员，再站在空旷的路灯下，让凉风那么一吹，他心里忽然一亮。想起来了。五笔字型。劳爷那个极­精­致的“红鳟鱼”小记事本。一堆密码和一份五笔字型的字根表。啊，五笔字型字根表。长时间以来，自己一直只关注了那一堆谜一样的“英文字母”，而对明白如日月星辰一般的那份“五笔字型”字根表，却没给以任何必要的关注，更没去想一想，劳爷为什么要把这个五笔字型的字根表抄在他那么珍贵的记事本上？只认为历来爱赶时髦的这位劳某人在学五笔字型输入法，而没去细细地思考一下，劳爷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个本子里，是否有某种暗示­性­？假如确有某种暗示在里头，那么他又在暗示什么？自己还真的忽视了这么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

想到这里，他的头有些胀疼起来。这是长期心理负担过重，生活不规律，严重缺觉，加上刚才又多喝了些啤酒，KTV包房里的空气又比较浑浊了一些闷热了一些噪音又过于刺耳了一些的缘故……

哦，五笔字型……五笔字型是什么？他努力地回想。模模糊糊地想起：五笔字型就是把汉字拆解成几十个字根，又让电脑键盘上的每个英文字键各代表一个或几个字根。这样，每击打一个或几个字键，就能在电脑里产生或组合出一个汉字。这就是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原义。是的是的。他的头脑突然间明晰，心情也骤然激动起来：每个字键代表一个英文字母。击打几个字键产生一个汉字。这等于是说，在五笔字型输入法的概念中，每几个英文字母或某一个英文字母都能代表一个汉字。劳爷是不是在暗示，按五笔字型输入法组合汉字的规律去读解他那些英文字母，就能解开这里包藏的全部秘密？

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是的，答案很可能就在这里。

哦，什么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是啊！！！

他浑身开始颤抖。冲到停车位前，匆忙倒出车子，还差一点剐蹭着了另一辆车。一路上他都在告诫自己，慢一点，慢一点……拐弯减速……红灯停车……注意行人……避让非机动车……但除了红灯不闯以外，几乎所有的交通法规，这一刻都让他丢在了脑后。他让车戴上警灯，启动警笛，一路上都以七八十码、甚至八九十码的速度飞驰在夜晚并不冷清的城市­干­道上。回到家，他冲进女儿的房间，一把把正在做功课的女儿拉到自己的大房间里，把正在大房间里看电视的妻子和小儿子不由分说地赶到过厅里，然后嘭地一声关上房门。把慧芬吓得不停地敲打房门，问：“咋了？又出啥事了？”他让自己稍稍喘过一口气来，告诉慧芬：“没出啥事。但我跟闺女有重要的事要谈。你别­干­扰。在外头好好看你的电视。”然后他问女儿：“你­精­通五笔字型？”女儿也被他吓得小脸青白，浑身直哆嗦，答道：“是的……那又怎么样？”开始进入青春反叛期的女儿这段日子来常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又怎么了？”“你们怎么这样？！”甚至还经常向他翻白眼儿，等等。他跟女儿吼过一两回。女儿一甩门，走了，根本没把他的吼叫放在眼里。第二天，他看到女儿把一份《青年报》搁在他床头。并用粗粗的红笔在报上圈出一篇报道《家庭暴力是造成青少年出走的重要原因》。他不明白，这时代也变得太快，当父亲的吼叫两声怎么就被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里去了？但以后，他再不冲她吼叫了……同时，他又觉得现在的媒体，他妈的太会讨好年轻人了……

那天，他压低了声音，对女儿说道：“请你帮我做件事。这件事，你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你妈妈，你弟弟。你学校里任何一个好朋友。你要对我保证。”这时的女儿想翻白眼，但翻不起来了，只是哆嗦着说：“我保证……”他接着拿出那几页从劳爷记事本上抄下来的英文字母，对女儿说：“按五笔字型输入法的规律，替我把这些英文字母翻译成汉字。”女儿说：“我功课还没做完哩。”他说：“今天的功课你别做了。”女儿说：“功课不做怎么行啊？老师愿意吗？”他说：“别管老师。今天听我的。”女儿说：“听您的，考不上重点高中，您还不得撅死我？！你这人怎么这样？”他咬了咬牙，喘着粗气说：“啥这样那样的！考不上重点高中，上不了大学，老爸养你一辈子！快替我翻译。”

按五笔字型的组字方式一对照，那些英文字母的含义便渐渐清晰起来。比如说，汉字中的“代”，用“五笔”在电脑上打，应该是敲“W”、“A”这两个键。反过来，在他的密码中，“WA”这两个英文字母，也就表示“代”字。“省长”，应该敲“I”、“T”、“T”、“A”四个键。反过来，密码中“ITTA”这四个英文字母就表示汉字中的“省长”。同理，“WAITTA”这一组字母就表示“代省长”。但女儿毕竟年龄小，反向思维的能力也较差。她可以在键盘上，用“五笔法”把汉字录入得飞快，但反过来要她按“五笔法”的英文字母组合规律去读出汉字，却慢得出奇，并且还经常卡壳。这当然也不能全怪这个才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因为，五笔输入法在组字时，有它自身非常不规范的地方，比如，“省长”这两个汉字，你既可以把它当一个词组来打，也可以把它们当成两个单字来打。当词组打，得打“ITTA”。当成两个单字打，就得打“ITH”和“TA”。但不管打“ITTA”，还是打“ITH”和“TA”，最后都能打出“省长”。而劳爷在运用五笔法编制这密码时，也不规范。有时他用前者来表示“省长”，有时，他又用后者来表示“省长”。

这在电脑上正向录入时，差别不大，无非是一个方法少输入一两个字母，另一个方法，得多输入一两个字母而已。但是，在反向判读时，就会给判读者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会引入歧途。另外，“五笔法”又规定每个字键（也就是每一个英文字母）都可代表一个汉字，比如单个的“I”代表“不”。单个的“T”，代表“和”。单个的“A”，代表“工”。那么，当邵长水的女儿看到密码中“ITTA”这些字母时，是把它解读成“不和和工”呢，还是把它解读成“省长”？这就得联系上下文的语意，做试读。试读就得花去老鼻子时间。还有一个难点在于，劳爷在书写这密码时，为了增加它的隐秘­性­，故意没加标点，更没在词和词组中间加上空格，这就给判读和选择又增添了N个可能­性­。在这种两可、三可，甚至N可中进行准确选择和判读，需要解读者具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和其他知识，还需要具有一定功底的汉语语感。但女儿毕竟只有十三岁，她既不可能具备那么些常识，也不具备老到的判读能力，更谈不上多么准确的汉语语感。（当今的少男少女，在一些省市电视台娱乐节目主持人港台腔的误导下，一张嘴便是“哇塞”、“好好看哦”。这种语调和语感，和劳爷那种高纬度地区土味儿十足的“黑土地”语调和语感，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这就得邵长水在一旁积极参与。父女俩对每一个字母都做多种组合判读，再结合上下文的语意，逐一确定。一直折腾到午夜以后，女儿再也受不了了。慧芬在过厅里抱着早已睡熟了的小儿子，倒是再也没来催问过。她当然很快就意识到，长水是在让闺女帮着解决案子中的某个难题。做会计的她，以往也有这样的经历。案子中遭遇财务方面的问题，他也常常拿来“请教”她。她还跟他开过这样的玩笑，说，以后再不能让省公安厅这么样的违反共和国劳动法，“免费榨取”、“残酷剥削”­妇­女、儿童劳动，一定要找袁厅长索讨她和孩子们该得的“­操­心费”和“知识产权费”哩。

邵长水软硬兼施，一方面拍着胸脯保证这个星期请女儿连续吃两回“麦当劳”，另一方面又“威胁”道，如果今天晚上译不出来，今年暑假就别想跟同学们一起去江滨游泳场游泳，下个月更别想从老爸这里得到一分“赞助”，去看台湾辣妹张惠妹的“高纬度个唱会”。已然困倦万分的女儿终于经不住“老家伙”物质、­精­神和威胁、利诱两手都硬的政策穿透力，超水平发挥，坚持到了最后。

译完“密码”，天已大亮。而那块真皮钥匙链上的七个字符：“GWTYOAG”，却又整整折磨了这父女俩将近四十分钟。五笔字型输入法的一般规律是最多按四下键，就能组合出一个汉字。但按一个键、两个键，或三个键，也都能组合出一个汉字。用这样的组合排列法，第一个字母“G”，可以组合成四个汉字：“一”、“列”、“歼”、“敖”。第二个字母“W”，也能组合成四个汉字或词：“人”、“作”、“八”、“叙谈”。第三个字母又可以组合成“和”、“入”、“籴”三个汉字。这样一遍一遍地试下去，这七个字符一共组合出十六个汉字或单词。按字符次序，来排列这些单字或单词，怎么也组合不出有意义的句子。从英汉辞典里也查不到“GWTYOAG”这个单词。搬出最权威的《牛津辞典》，也查不到。三十八九分钟过去了，还是一头雾水。“咋的啦？”父女俩被卡在最后一道关口前，呆那儿了。女儿的脑子整个都木了，眼皮酸涩得完全耷拉了下来，可怜兮兮地嘟囔着恳求道：“睡觉吧，爸，让我睡一会儿再来做这道题，行不？”邵长水也累了，但他毕竟是三四十岁的­精­壮汉子，从记事本上译出的文字内容，又极大地震撼了他，也激奋了他。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有关材料均已存入××银行四纬路分理处保险柜中。”这里讲的“有关材料”，很可能包括了那位开枪杀人的祝副市长所写的《我所知道的顾代省长》。这份材料也许正是外头许多人传说的那份写了而又神秘地失踪了的重要材料。祝磊被捕后，始终不肯交代他为什么要开枪杀害市政府的那位张秘书。这份材料也许会真正揭开他开枪杀人的内幕，揭开那位顾代省长和他开枪杀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把钥匙肯定是银行保险柜上的了。这七个字符里到底又藏着一个什么秘密呢？这是最后的秘密了，解开它，就能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了。他不能让它留下这么个遗憾。

……于是，去厨房里用凉水狠狠地冲了一下脑袋，回来看到女儿已经跟个大虾似的蜷曲着，闷头倒在大床上睡过去了。他不忍心再叫醒她，轻轻地为她脱去鞋子和外衣，盖上被子，自己又重新坐到这十六个汉字面前，捉摸起来。他把它们分成七组，“一列歼敖”、“人作八叙谈”、“和入籴”、“主变弈”、“为煤”、“工七”、“一”，短时间内组合出几百个词组组合，仍然组合不出有意义的句子来。真头晕了。这时他听到女儿在大床上轻轻地嘟哝着。他以为她在说梦话，紧接着又见她头发蓬乱地坐了起来，迷茫地看着他。“睡吧。睡吧……”他忙走过去安慰道。女儿却只是怔怔地看着他，似乎还在延续梦中的什么纠缠似的，机械地说道：“……那个‘O’，不是英文字母中的‘O’（喔），是阿拉伯数字中的‘零’。对不？不是‘喔’，是‘零’……咱们再试试……”啊，女儿在梦里还在进行着“破译”哩。真是块“侦查员”的好苗子。这一试，果然试出一个四位数的数字来：“一八零七”。只有这个组合是有意义的。而且这很可能表示，这就是那个存放那些秘密材料的银行保险柜的号码。

读完破解出的全文，邵长水却傻了。他无法相信，这就是老刑警劳东林不惜以自己身家­性­命和毕生前程为代价所取得的“秘密”。他说：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安全渡过这个春天。这一段时间，我发现有人一直在监视和跟踪我。过两天，我将寻找合适的机会，跟这些人充分沟通一下。希望能得到他们的理解。但是，如果我出事，那肯定是他杀。

为此，我必须声明：

一、我这几个月来的行为绝对不是个人行为。我劳东林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公安­干­警——我虽然曾经受到过不恰当的处分，因此被取消过英模称号，还被开除过党籍，但即便在那样一个不见日月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做过任何违背人民利益和法律的事情。

二、关于这几个月我的所作所为“绝对不是个人行为”这一点，余达成同志可作证。

三、经调查，可以初步认定，顾代省长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陶里根市市长期间，曾经收受远东盛唐国际贸易科技开发公司董事长饶上都巨额贿赂，并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饶从银行至少获得过五亿元的低息贷款，并助他以低于市场价十倍的价格，圈进近十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在此期间，祝磊担任陶里根市的经贸委主任，对顾的违纪行为早有所觉察，并当面向顾表示过不满，由此种下祸根，遭到一系列的报复，陷害，直至后来，被逼“开枪杀人”，酿成大罪。此中详情见祝磊本人被判死刑后在看守所里写的《我所知道的顾代省长》一文。

四、但，我又要实事求是地说，通过这几个月的深入接触和调查，对一些挺重大的问题，我好像越来越糊涂了。比如，到底应该怎么看待顾立源同志这些年的变化，到底怎么认定他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功与过，怎么认识像饶上都这样一个人称“二混混”的大企业家的历史定位问题……以及对于发生在顾立源祝磊和饶上都之间那种种无法公然曝光的事情，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我觉得就更没法去追问了。回顾这几个月来，自己在陶里根调查中的所得，我痛感，自己原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是相当片面的，有一些还可以说是相当错误的。我会把自己这些所感所得，陆续地写成书面材料。有一些已经写完了。有一些，正在写。我的这些认识希望能得到组织上的重视。

五、有关材料，均已存入××银行四纬路分理处保险柜中。

六、下列同志曾在我的调查中，给予了积极的协助，作用不可低估。请组织上尽一切可能给他们以必要的保护和关注：

×××住××市××区××××路××号

×××住×××市××区××××路×××巷×××号

×××住×××市××区××路××××巷×号

七、假如我真的遇难了，我身后惟一的请求是希望能将我的骨灰跟樊明的埋葬在一起。（樊明是劳爷的结发妻子，也即他的第一任妻子。）这一点，请泉英能给予充分谅解。（泉英为劳爷现在的妻子。）

（签名）劳东林

××××年××月××日

一小时后，邵长水着装整齐，带着刚译出的密码全文，已经站在了总队长赵五六家门前了，那时还不到七点。­阴­沉的天空灰暗得厉害。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赵总队居然已经上班走了。总队长夫人告诉他，天不亮，单位里的一个电话把他催走了。邵长水马上打电话找赵总队。赵总队说，凌晨时分省××银行出了个命案，现在他正在案发现场。一听是××银行，邵长水心里一紧，忙问，是四纬路上的那个××银行分理处吗？赵总队问，你怎么知道的？邵长水又问，是不是有人想劫走银行地下保险库里的保险柜？赵总队更愣了，说，嗨，你小子神了，不出自家门，能知天下事。你比诸葛孔明还诸葛孔明！你再给我猜猜，案犯想劫的是哪一个保险柜？“一八零七号。”邵长水斩钉截铁地答道。赵总队不说话了，而后既诧异又无奈地­干­笑了两声，又沉默了几秒钟，便下令道：“你到底还掌握了些啥情况？你是不是已经破译了劳爷的那份密码？那你马上给我赶到现场来。”

银行整个都被封锁了。到了地下保险库，邵长水才觉出，自己刚才所用的“劫走”这个词，是多么的不准确了。他从来没进过银行的地下保险库，所以也难怪他说不准。他原先印象中的“保险柜”，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见的那种长方形钢柜。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只是大小厚薄不等而已。而银行这地下库里的保险柜外形有点像中药店里的药柜，每一个都有整面墙那么大，只不过是用不锈钢做成，整个都嵌死在墙壁里，然后再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抽屉。客户分别租用这些“抽屉”。“抽屉”也用不锈钢制成。一眼看过去，整个地下库就像一个巨大的不锈钢的箱子，闪发着华丽而又­阴­冷的金属光泽。每个“钢抽屉”上都有两个锁眼，得同时Сhā入两把对应的钥匙才能开启。其中一把归银行保管，另一把由客户自己保管。没有钥匙，而且不同时Сhā入，“钢抽屉”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的。地下库不仅二十四小时有保安人员在警卫，而且二十四小时有摄像头在监控着。初步判断，有“内贼”参与了这起案子。这个“内贼”就是当晚值班的那个保安。他先切断了地下库的电源，使摄像监控设备失灵。然后带外来的作案者进入地下库。他们准备用塑胶炸药炸开“一八零七”号柜子。这时银行的值班经理从中央监控室的屏幕上已经发现地下库的监控设备和电源出了问题，便赶紧带上一个值班人员往地下室去察看，没等他们走到电梯口，便发生了爆炸。他们没敢马上往下冲，等召集来更多的值班人员一起冲下去时，嫌犯们已经逃走了。为了灭口（这可能也是他们原先就计划好的一步），这伙人临走前开枪打死了那个参与作案的内部保安人员。

“‘一八零七’号柜子里的东西呢？”邵长水忙问。

“他们没带走……”赵总队答道。

“为什么？”邵长水忙问。

“全炸成碎屑屑了，想带也带不成。”

“可惜……”

“可惜啥？你知道这柜子里藏的是啥玩意儿？”

“这柜子是劳爷租用的，很可能存放了他自己写的一些材料，还存放了他从秘密渠道搞到的别的材料，其中很可能还包括祝磊写的一份重要材料，是揭发顾代省长的……”邵长水一边说，一边把破译出来的密码全文向赵五六递去。

赵总队看完密码全文，沉吟了一下，就勘察现场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向技侦科的同志做了一番详细交代，便立即带着邵长水回到刑侦总队本部办公室。关上门，他先问了一句：“密码破译的情况，你还跟谁汇报过？”邵长水忙说：“没有。您不是要让我绝对保密吗？破译完了后，第一时间，我就赶到了您那儿。”“好。”赵五六欣慰地点了点头，马上又给厅长打了个电话，说有重要情况必须立即当面汇报。放下电话后，他让邵长水在办公室等着，自己便拿着密码全文，匆匆去了厅长那儿。半个多小时后，他从厅长那儿打来一个电话，告诉邵长水，他还得有一会儿才能回来，问邵长水吃过早饭没有。如果没吃，他靠窗那个书柜下头左边第一个抽屉里，有吃的，也有喝的，先凑合着填补填补；但别离开办公室，一定在原地等着他。邵长水拉开那抽屉看了，杂七杂八，东西还真不老少，有“太空果珍”，有即溶咖啡（那是他随同公安部组织的刑侦专家代表团访问越南时带回来的），有­精­品牛­肉­­干­、蛋黄派、瓜子、开心果，当然还有赵总队自己平时爱吃的柿饼、咸饼­干­和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少的方便面、即食米线等。邵长水知道总队有这么个“传统”，许多同志只要一加班，误了食堂开饭时间，就爱上总队长这儿来“搜刮”。年纪越大、在总队工作时间越长的同志，越跟总队长“没大没小”，上这儿也跑得越勤；除此以外，好烟好茶好酒的，但凡总队长这儿有的，他们“一概都不放过”。总队长也喜欢他们来“搜刮”，不等抽屉空起，就又贮备得满满的了。而那些年轻的同志反倒显得拘谨，很少来。邵长水今天出门时的确没顾得上吃早点。他又不爱吃甜食，便从抽屉里只拣了几块牛­肉­­干­，几片咸饼­干­，再给自己沏了杯茉莉花茶，在大沙发里宽宽松松地坐下，慢慢地一边嚼着，一边喝着，耐心地等待起来。

“拓片”被盗，以至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案，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确有那么一伙人，在不惜一切手段、一切代价意图掩盖一个秘密。首先，他们不想让人知道劳爷是被谋杀的。同时，他们又意图阻止祝磊写的“揭发材料”和劳爷的秘密调查所得公之于世。祝磊到底“揭发”了些什么重要情况？劳爷又调查到了些什么情况？为什么在调查到了顾代省长受贿渎职的事实后，却又说自己“越来越糊涂了”，反而没法准确地给这些当事人进行定­性­了……

什么逻辑？！

劳爷说他正在把自己的这些感受写下来。有的已经写完了，有的则正在写。那些写完了的部分，是否也都藏在这个银行保险柜里了？

如果真的都藏在了这个保险柜里，那就糟了。

事情一档接一档地在出着。我们总是显得那么被动。这种被动的局面，到什么时候才有望得到扭转？

看完劳爷密码的破译全文，赵五六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认真判别了一下。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感觉是，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原来一直有这样一个“三段论”在支持着赵五六的判断：劳东林去陶里根是搞“秘密调查”的。他这“秘密调查”触犯了某些人重大的既得利益。于是这些人策划并实行了对劳东林的“谋害”。因此，只要搞清劳东林在陶里根­干­了些什么，触犯了些什么人，大致上就能把“凶手”所在的范围圈定出来。他曾寄希望于劳东林在这份“密文”里能说出一些相关情况，提供凶手的线索。但现在看来，劳东林写这份材料，更多的是在向有关组织表明心迹，调查中所得到的情况和线索可能都藏到那个“一八零七”号柜子里去了。柜子被炸，材料被毁，一切又回到了零起点，需要从头来摸一遍，以便从中揣摸出到底谁有可能是凶手。所幸劳爷没忘了在“密文”里提供一份名单。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去找一下那个“余达成”，同时还得派人去找一下列在那份名单里的老同志。

余达成外号“余大头”，此人在本省也是个颇有来头的知名人物。曾当过两任公安厅长的秘书（其中一任就是李敏分他爸），后来调任公安厅政治部组织处处长。这在厅里也是一个相当要害的岗位，分管系统内党的建设和­干­部调配。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小子下一步肯定毫无疑问地会往政治部副主任这位置上腾跃的时候，他突然一个鹞子翻身，从高空扑转下来，又去给人当秘书了。这一回当然不是给厅长当秘书，而是给一个老省委书记当秘书，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你说你再去给在职的省委书记当个秘书，那还差不多。可这位老书记已然退居二线，啥实权都没了，再给他当秘书，图个啥呢？难道你还真有当秘书的“瘾”？不久，圈内的人就听说，是这位老书记指名道姓要余达成到他身边去工作的。这样大伙似乎又有点可以理解了。因为既然是老书记点着名要的，那自然是没法拒绝的，除非你完全不想求下一步的政治前程。

紧接着大伙又听说，这位老书记虽然退了下来，但中央却曾做过这么一个内部决定：在这个高纬度地域内的几个省，凡是有重大­干­部任免，都必须先征得这位老书记和另一位也曾担任过省委书记职务的老同志的首肯。而且，以这两位老书记为核心，把这几个省历届退下来的老书记老省长组成一个调研学习组，不定期地对大区内各省各方面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此调研活动，直接对中央负责。换一句话说，他们的调研所得，是可以不向当地省委报告的。这些年，几乎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大区来视察，都会上这位老书记家中看望。这就让大区内各省的现职领导对这位老同志有一点“战战兢兢”的意思了。这样，大伙对余大头的“秘书瘾”才有了一点比较真切和全面的理解。这样­干­了几年，老书记年届耄耋，虽然­精­神仍然矍铄，头脑也仍然清醒，但病患逐渐缠身，体力严重衰退，为了“对党对事业负责”，他主动打报告给中央，要求从本兼各职中“彻底退下”。

在临退之前，他将余达成“外放”，先是放到沈阳的一家军工厂当厂长，后调回省计委当副主任。当人们预料，余大头在那位老书记的扶助下，会顺着政府官员这条路线一步步往上走的时候，这家伙再一次走出了几步险棋，让大伙大跌眼镜。他按那位老书记的安排，先是放弃了省计委副主任的职务，接任省内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煤业集团总经理一职。然后作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试行单位，他带领这个煤业集团，搞投资多元组合，两年后，又搞股份制改造，完全脱离国有体制，成为省内第一家“民营”煤业大集团公司，由他出任董事长。这个煤业集团很快壮大，年纯利税达三四个亿，自有运煤车皮近一千五百个，万吨级散装运煤船两艘。自建运煤铁道近四百公里。他个人占有公司百分之十三点五的股份，依此计算，他已是超“亿万富翁”了。而此时他还不到四十五岁。就在这风光无限，人人啧羡的巅峰顶上时，他却又突然离开了这日进斗金的公司董事长职位，以一个普通成员的身份，应召参加省政府组织的中青年­干­部赴美进修学习班，为期一年，再一次做“苦修者”去了……

如果劳爷去陶里根搞秘密调查跟这位“余先生”确有关系，那么，跟那位老书记有没有关系？因为，以余先生当前的境遇来说，他本人不可能对这样的调查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即便有兴趣，以他具备的政治素养来说，绝对不可能如此冒失、鲁莽，甚至“愚蠢”到这种地步，居然亲自出马，策划、组织一个老公安­干­警去秘密调查一位在职的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他的背后还站着一位“高人”。而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判断，这位“高人”，最有可能就是那位老书记。如果，这位“高人”真就是那位老书记，那么……那么，是不是还应该这样追问一句，老书记这么做，难道会是一种“个人行为”？不会吧……如果不是“个人行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赵五六向袁崇生详细汇报了自己的这些想法。袁崇生听完后，沉吟了一下，指示道：“你这个分析还是有道理的，看来东林这档子事不简单。一定要慎重。我们工作的重点一定放在查清劳东林是怎么死的这一点上。为了闹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整明白他是怎么去的陶里根，在陶里根又接触了些什么人，跟哪些人有过什么样的往来，发生过什么矛盾。但一定要明确，我们这么­干­，不是为了要查什么代省长的问题。赵五六，我告诉你，这一点，你一定要替我把好关，不能有半点含糊。另外，抓紧时间把今天发生的这起银行爆炸和杀人案破了，尽快把嫌犯抓捕归案。事情已经报给省委和公安部了。他们都有话下来，要限期破案。”随后，袁崇生让赵五六把那份破译的密码全文留了下来。等赵五六一走，他马上亲自将它复印了两份。他原准备亲自去省委大楼，把其中一份当面呈交省委方书记，另一份则派人直接呈报中纪委。但后来，在要不要“同时”报送中纪委这一点上，袁崇生却又产生了一点犹豫和思考。他想到，由于事情涉及了本省的一位主要领导，这件事到底该如何处置，还是应该先听听省委主要领导的想法才对。公安厅毕竟是在省委省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如果省委觉得这情况应该同时报告给中纪委，他们一定会明确指示他这么办的。到那时候再呈送，也不算晚。而那样做，对于他和公安厅这一级组织来说，会显得更稳妥、更牢靠。于是，他把那分原准备直报中纪委的复印件，锁进了自己办公室那个灰绿­色­的保险箱里。

一个星期后，省委方书记打来一个电话，对袁崇生说：“那天你送过来的那份材料，我看了。”然后只问了一句：“那位老刑警的死因搞清楚了吗？家属那边没遗留什么问题吧？”就再没说啥了。

方书记是从中央“空降”来的­干­部，到省里工作时间并不长，做事讲话比较谨慎，比较注意方式方法，特别讲究团结本地同志，但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跟你做交易，是非曲直，更是丝毫不会含糊。这样一位书记，当然不会掂不出劳东林那份“密文”的分量，对此更不会掉以轻心。但他居然像当年康熙、乾隆爷似的，只在大臣们的奏折上淡淡地批了“知道了”这样三个字，便再没别的什么态度了，这又是啥意思呢？

难道，此时无声胜有声？

十一 领事馆路西口九号院

破解了密码，压在心头上的那块大石头一下卸脱，始终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下的邵长水随后便病了一场。好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病。病毒­性­感冒。高烧数日不退，却也把他折腾得够呛。所幸的是，这一病，反倒让他从心理上生理上都捞到了一次难得的“休整机会”，既暂时摆脱了“定岗定职”的烦恼，也安然自得地睡了几个囫囵觉，过了一段难得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顾老婆闺女热炕头”的悠然日子。

那天终于退烧，慧芬买了只野生甲鱼，又往里撕进几根太子参，搁了一把枸杞淮山药，炖了一小锅浓汤，让他喝下，美美地出了身汗，原本头重脚轻，关节酸涩的身体果然活泛了许多；先是在警校院子里溜达了一会儿，温暖的阳光和碧绿生青的杨树，加上轻薄的白云和高远的蓝天，让他仿佛又回到林区时代的童年，因病而变得脆弱的心灵由此却被深深打动，诱发他信步走出校门，而后搭上一辆并没有多少乘客的公交车，颠达着向市中心驰去。同样因为病后的心绪，今天的市中心在邵长水看来觉得分外亲切和恬静。公交车在市中心一座俄式大教堂门前停下，他也跟着下了车。

平时对宗教建筑从不感兴趣的他，今天面对那硕大的教堂穹顶和充满着无限意味的十字架，却也生发出一种莫名的感慨和战栗。教堂右侧对马路，是近几年兴起的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其规模之大，每日成交金额之高，进出这儿流动人口数之多，不仅为本省之首，也为邻近几个省所少见，还带动了一系列的服务­性­行业，比如餐饮、洗浴、美容、歌厅等，免不了车水马龙，脂粉飘香……一应俱全。当然也是各种交通事故和刑事案件的高发区，是附近几个派出所的工作重点所在。教堂左侧，则是解放前苏、日领事馆所在地，也是当时各省商务会馆、同乡会会馆的汇集地。巷深墙高，林­阴­匝地，似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意味。但据说，这儿一度还是青楼、酒肆、戏院林立的地方，也曾狠食过一阵“人间烟火”。

后来几经人民政府整顿改造，大规模拆建搬迁，居民成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儿才成了市中心闹中取静的一个最佳居住小区。有几家小旅馆、小诊所和小杂品店夹杂其中，也无非是幽暗的单间门面上悬着一两盏并不明亮的电灯（或一两个简洁的广告灯箱）而已。邵长水忽然想起，听女儿豆豆曾说起过，她的班主任老师好像就住在这附近，便迈开仍多少有点虚软的脚步，慢慢向巷子深处游移而去。是真想去找那位班主任老师说些什么吗？那倒也不是。完全不想去找那位老师说些什么？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此时此刻，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也许根本就不想­干­什么，就想随心所欲地走一走……是的，在这让人心烦意乱的世界上能随心所欲地走一走，真好……他一边享受着这“真好”的感觉，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四下随意张望着。走到一家小旅社门前，忽然停下了脚步。“金用旅社”？这名字好熟啊。金用？金庸？似乎在哪儿见过？他再一次四下张望，见旅社对面斑驳的砖墙上嵌钉进一块搪瓷制作的路名牌，蓝底白字，醒目地印着“领事馆路西口”几个魏碑体字。

“金用旅社？领事馆路西口？”他心一动，脑子顿时阵阵烘热起来。随即“领事馆路西口九号院齐德培”这一行字便从他脑海里闪出。这是劳爷留下的那份名单和地址中的一个。劳爷还特地在“领事馆路西口九号院”后头用括弧加以注明：（金用旅社对街）。当时邵长水在心里还默默地谑笑了一下道，这旅店老板，居然鬼得厉害，知道借金庸大名的谐音提升自己这­鸡­毛小店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脑子也真够使的。市场经济真让中国人都增加了三分机巧。劳爷在“齐德培”这名字后头也加了个括弧注明：（圣西堂本堂神父）。圣西堂，就是街面上的那个大教堂。一个神父，一个“全身心服伺天主的人”，怎么也会管起世俗间的“闲事”来，帮着劳爷去搞秘密调查了？而且看来，还不单单是一般­性­地行善帮忙，一定还在其间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劳爷绝对不会把他列到那份名单里，特别请求组织上给予相应的保护和关照。

这难道也是天主的意愿？

当时，邵长水还这么深想过。

无意中居然来到了这附近，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于是，邵长水带着十分的好奇心，不由自主地举步向九号院走过去。

这院子并没有因为有神父在这儿居住而显得格外的清静和肃穆。但当庭而立的两棵七叶桉，却显得异常的瘦高而繁茂。当然，这跟“神”的意旨并无多大关系。邵长水有兴趣看看“神父”的家到底会是什么模样。只是院子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一时间难以确定哪家才是那位“齐神父”的“寝所”。当然的，如果真想搞清楚它，这对邵长水来说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邵长水却没这么去做。今天他并不想真的去打扰这位神职人员。他只是呆呆地张望。他在想象，住在这样一个角落里的一个“本堂神父”，又能知晓多少政治？他怎么会掌握到一个身居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和代理省长高位的人的秘密，让劳爷那样一位老刑警对他发生了兴趣？难以想象一个身穿黑­色­立领长袍的宗教使者穿行在那幢幢高楼、座座别墅和一辆辆黑­色­奥迪、一个个豪华会所里，去­操­办世俗的纷争……这真是有点太离奇，也有点太蹊跷了……

就在邵长水站在略有几丝凉意的纜­乳­芟抡饷捶愣的时候，从那个连通前后院的短小回廊里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还有一男一女平和简短的对话声。邵长水忽然觉得那女子的说话声相当耳熟。再细细一掂量，觉得有点像曹楠。而且越听越像。他突然有些紧张起来。

怎么会在这儿遭遇曹楠？

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但那声音确实像。他本能地向发出声音的地方闪电般地瞟瞥了一眼，以检验自己听觉的可靠程度。一瞥之下，发出那声音的果然就是曹楠，他立即回转身，忙向堆放在纜­乳­芟碌哪且淮筠蜂窝煤块弯下腰，装着好像是在整理煤堆似的，实际上是不想让曹楠认出他来。他之所以不想让曹楠认出他，是因为一瞥之下，他还认定陪她一起走过来的那个男子，就是那位本堂神父齐德培。在此前邵长水从没见过齐神父，那男子此刻穿着便装，衣着打扮上也没表露出什么神职人员的特­色­。但凭感觉，凭他的气度和神情，凭他眉目间的那种淡定和超然，邵长水断定他应该就是那个“神父”。他想自己以后一定还会跟这位神父打交道。如果这时让他们认出他来，以为他今天是来窥探和跟踪的，会让他们，尤其会让这位齐神父从心眼儿里瞧不起他，或从此对他产生一份警戒和抗拒，给他俩今后可能会是漫长的交往平添一道重大的心理障碍。曹楠好像没认出他来，因为她跟神父的对话始终没中断，脚步也始终没中断，一直保持着原来的节律向前走着。不一会儿，他俩便走出院门去了。

又是个巧合？她怎么也来看望这位齐神父了？她怎么老是出现在这些跟劳爷之死相关的“漩涡”和“陷阱”里？她跟这件事到底有啥牵连？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在­干­什么？邵长水一边捉摸着，一边赶紧抽身离开那小院。他原本是要向大门外走去的，但转念间想到，万一神父刚才是去送曹楠的，这时他出门去，就很可能会在大门口跟正往回返的神父迎面相遇。神父就可能立即认出他这个“整理煤堆的人”根本就不是他们这院儿里的人，就会对他的身份和来历产生怀疑。（假如神父确如劳爷所说的那样，参与了陶里根的秘密调查活动，他潜意识中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敏感和防范冲动。）假如神父再把这档子事告诉曹楠，向曹楠详细描述这个“可疑分子”的外形，聪明机敏如曹楠者，是不难圈定这个“可疑分子”就是“邵助理”。万一曹楠这小丫头真有什么背景和来头，跟整个事件真有什么大的牵连，由此还可能衍生出什么一系列的变故也说不定。这样，就把整个事情闹得越发复杂了……

于是，邵长水紧走几步，上水龙头底下洗去手上的煤屑，一边甩着剩余在手上的水珠，索­性­自称煤炭公司的质检员，来入户调查近期各煤厂所售蜂窝煤的质量状况，踅身走进前院某一家，跟户主随意地聊了一会儿，等齐神父走过，这才抽身向院门外走去。

回到家，他正犹豫着要不要把今天这个事情向赵总队汇个报，电话铃响了。是赵总队打来的。他在电话里笑着问，你小子的病装够了没有？邵长水忙跺着脚说道，还说我装病？这几天烧得我满嘴都是泡。不信，您来瞧瞧！赵五六这才赶紧问，烧退了没有？邵长水说道，刚退。不敢不退啊。就这，还让人说是在装病哩。哪敢再烧下去？赵总队笑道，烧退了就好。赶紧过来一趟吧。邵长水忙问，啥事？赵总队说道，这你就别问了，赶紧过来吧。到底啥事，我也还没整明白哩。电话里也没法跟你说。

等邵长水赶到总队办公室，赵五六都没让他坐下，立即把他带到袁崇生那儿。身高马大的袁崇生拱着腰，正低头在办公桌一侧的小柜里翻找着什么，见赵五六和邵长水进屋，也只是匆匆做了个手势，让他俩随意找个地方坐下，还继续找他的东西。袁崇生的办公室足有赵五六的三个那么大。特制的老板桌也比一般使用的要大得多。高背宽扶手黑皮椅。窗台上养着七八盆极名贵的君子兰。屋子四角也放满了桶栽的观叶植物，高大葳蕤，有的都快顶到天花板了，蒲扇般大的叶子油黑油黑，让人多少有一点好像走进了热带或亚热带雨林里似的。

不一会儿，他总算把东西找见了，并把赵五六和邵长水带到里边那个小会议室里。那小会议室，是厅里专门为研究重大涉密案件设置的。没有窗户。电子屏蔽功能也特别好。安装了完备的机要通讯和放映、摄录设备。在移动通讯还没普及的年代，在这儿使用这套设备，不用出门便可跟公安部和各省公安厅直接通话，也可以跟国家安全部和各省安全厅直接通上话，当然，有一部电话机是直通省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家的；还可以和正在现场跟踪、蹲坑、围捕、勘查的办案­干­警通话，以适时组织实施和指挥相应的行动。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小型的（浓缩的）指挥中心，被全省公安­干­警誉为本省公安战线的“心脏”和“神经中枢”。一贯爱摆弄电子器械、也热衷于设备更新的袁崇生最近正跟省电视台协商，想请省台的人来帮厅里装置这样一套设备，以便今后能直接把案发和行动现场的图像也清晰地传送到这个袖珍版的“指挥中心”来，以便对行动现场实施更得心应手、更具体到位的指挥和控制。

一进这指挥中心，袁崇生就示意秘书把门关上。

厅长居然把他们带到这儿关起门来说事儿，那事儿肯定小不了。邵长水早就听说过、也神往过这个“­精­编版的指挥中心”，但真正进入，今天还是头一回。室内灯光柔和，略显得有一点暗淡和恍惚。深­色­的护墙板、深­色­的真皮沙发和深­色­的帷幕——帷幕后挂着全省和全市二千比一的分区地图。这地图，全省的，可以具体到每个村的位置。全市的，具体到每一条大马路、小胡同和主要公共建筑，了然在目，尽收眼底。置身在这儿，仿佛又融入了全省和全市的大背景之中。在这样一种难以捉摸的氛围下，邵长水稍稍感到有一点喘不过气来了。

“这么长时间没给你定岗定职，指定在背后骂娘了吧？”厅长一边把他那个任何时候都不离身的黑­色­真皮手包往身旁的一个单人沙发上一扔，同时又把自己那魁梧的身子重重地落进另一张宽大的皮沙发里，冲邵长水微笑道。

“我骂娘了吗？赵总队，没有吧？”邵长水掩饰住自己的紧张情绪，故意微笑着扭过头去问赵总队。

“嘿嘿……”赵五六却只报以默默一笑，做了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知道袁崇生这样的“开场白”只是为了调节气氛，并没有真要跟谁调侃下去的意思。果不其然，厅长很快收敛起了­唇­边的笑纹，从手包里掏出一盒软盒红中华烟，一柄窄长、并带有防风罩的高档电子打火机，吱吱地点着一支烟，狠狠地猛吸了两口后，直截了当地对赵五六和邵长水说道：“你们的工作暂时要有个调整。”

赵五六老练地看着袁崇生，静待他往下说。邵长水的心却立即格登停跳了一下。

“这个劳东林到底是咋回子事嘛……”厅长突然间冒出这么句话，让赵五六自觉意外。而邵长水听到厅长的话锋一下转向了“劳东林”，反而不那么紧张了——只要今天厅长不是为了批评他才紧急召见他俩的，这就没啥大碍。

袁厅长没马上接着往下说，只是瞟了这两位下属一眼，便一边由着那高档烟产生的烟霭在自己脸面前轻淡地飘拂游移晃动，一边垂下他那既厚重又宽大的眼睑，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是要在这沉默中斟酌，怎么往下说才更合适。

过了一会儿，他告诉赵五六和邵长水，他两天前收到一个查不到确切发件人寄来的特快邮件。（经查，邮件和邮单上填写的发件人姓名和地址全都是假的。）特快邮件里寄的是一张自行刻制的光盘。“你们自己瞧瞧吧。这个劳东林！”袁崇生指了指放在大椭圆桌那头的一张光盘说道。

赵五六和邵长水都稍稍地迟疑了一下，并没有立马去行动。他俩都不明白厅长这“闷葫芦”里到底在卖的什么“药”。看到厅长没再做进一步的解释，邵长水这才赶紧小心翼翼地去拿起那张光盘，走到一台台式电脑跟前，­操­作了起来。电脑显示器里很快便出现了从光盘里解压缩后读出的视频画面。光盘里录制的是劳东林在陶里根跟人应酬、宴客、聚会和玩乐的情景。随画面一起出现的，还有现场的声音和拍摄日期。从画面上标示出的年月日看，这是不同时间拍摄下来的。最早的，记录了劳爷刚到陶里根不久的活动场面，最晚的也有“车祸”发生前不久的。从画面的角度和画面的质量看，这是用家用DV机偷Pāi的。从劳爷在画面里的表现看，一开始他多少还有一些拘谨，坐在那儿看和听别人玩的时间更多一些；但到后来，就很自如了。尤其到最后期的一些场面，基本上都是他在主持活动，显得异常的活跃，游刃有余，火力甚旺。从内容看，有宴会场面，有在KTV包房里高歌的场面，还有在高尔夫球场挥杆儿、或跃身在高山雪场的场面，当然也有在洗浴中心接受异­性­按摩的场面……还有一回，不知在哪一个超五星宾馆里的某一个高档洗浴中心，在一个布置成热带风情的特殊单间里，完全脱光了的劳爷竟然在接受一个年轻女子的按摩……所幸那女子还穿着“工作服”——一套用蜡染布特制的短打裤褂。说它是“短打裤褂”，是因为褂子是短袖的，裤子则是那种俗称七分裤的东西，说短不短，说长也不算长。许多场面中，都有一些年轻女子陪着。光盘制作者还是很有心机的，画面中的人，除了劳爷，其他人的脸，一律都用马赛克遮去了。包括那些年轻女孩的“肖像权”也都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尊重”。

“这有什么呀？他下海了，在那儿当保安经理，当然得跟人应酬……现在不应酬，还能当经理吗？或者把话这么倒过来说，现在还有不应酬就能过得去的经理吗？”看完光盘，赵五六漫不经心地说道。

“嗨，你这个赵五六。啥叫‘这有什么呀’？劳东林脱得光溜溜的躺在一个女人面前，让她摸来摸去的，这也没什么？你现在的观念，真够可以的了。”袁厅长不满地嚷嚷着。

“问题是那个女的没祼。”

“可我们一个老刑警光着ρi股哩……”

“他已经不是刑警了。此时此刻他只是一个普通百姓。”

“他是共产党员不？”

“谁说过，党员下了班儿就不能去休闲一下放松一下？”

“谁说过党员可以出入这些场合，­祼­体接受异­性­按摩？”

“我的厅长大人，您瞧仔细了。劳东林进的是一个正规休闲场所。你看它这单间的门上安着透明的玻璃哩。再看室内灯光的亮度，没有一百瓦，也足有六七十瓦。因此它不能算一个密室。只能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按摩室。当然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中，当事人双方都没有任何越轨动作。”

“那，他就可以光着ρi股躺在一个陌生女子跟前了？”

“他并没有仰面躺着……”

“嗨嗨嗨，是仰面躺着，还是趴着躺着，这有本质区别吗？赵五六啊赵五六，你完完全全是在跟我胡搅蛮缠嘛！”

“厅长，你还看不出吗？有人从劳爷一到陶里根，就开始跟踪他，监视他。这些人存心抓他的小辫，陷害他……”

“没人逼着他进出这种场所吧？也没人逼他脱光自己衣服吧？你自己留着小辫送上门去让人抓，还说啥呢？”

“……”赵五六不作声了。

“同样的光盘，还给省委方书记、纪委曹书记寄了。”

“是吗？”

“是马，还是驴哩！”

“方书记和曹书记说啥了？”

“你想他们还能说啥？”

“厅长，如果东林去陶里根，真的像他自己申诉的那样，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而是领受了某一方面的指令去的，那么，他在那儿扮演的，就是一个‘卧底’的角­色­。既然是‘卧底’，他当然就得跟他周边那些人打成一片，得在一定程度上‘同流合污’。他跟着去唱个小曲、洗个澡、按个摩什么的，应该认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就拿这些浑球偷Pāi到的这些内容来说，东林还真没有­干­什么特别过杠杠的事。甚至还应该说，他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还是挺注意‘洁身自好’的。自控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替他跟方书记曹书记说说清楚。如果你要觉得不方便说，找个合适的时机，我去说……”

“人家省委书记纪委书记就不懂啥叫‘卧底’？还用得着你来给他们上课？还好意思说要去给方书记曹书记去讲讲！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坚持认为，劳东林是被谋杀的。可人家拿这来证明，劳东林到陶里根以后，吃喝玩乐样样火爆，也没得罪过什么人。就这么个玩意儿，人家杀得着他吗？谋杀的动机何在？”

“所谓的不得罪人，吃喝玩乐，全都是表面现象。谁卧底会卧得­鸡­飞狗跳，让周围的人个个都讨厌他的？”

“所以，咱们得赶紧闹清，劳东林辞职去陶里根的真实背景。也得拿出事实来证明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才行。不能老让对方占着主动，老这么牵着我们鼻子走。要立即调整我们的工作方针，尽快拿出阶段­性­的战果来。你回去赶紧拿个调整方案。我告诉过你，这案子，上头是要限期破案的。是不是谋杀，得尽快给个明确的说法。告诉你吧，这是方书记的原话。”

“那么，他也认为两级交管部门所做的‘车祸致死’结论是错误的？”

“他没这么说。”

“那么，撤消专案的决定是错误的了？”

“方书记也没这么说。”

回到总队办公室，赵五六从自己身后的保险柜里取出一份书面材料，扔在邵长水面前，示意他看一看。

“啥？”邵长水狐疑地问。

“让你看，你就看。多问啥？”大概是因为挨了袁崇生的一通“嗤儿”，心里有点烦，赵五六没好气儿地回答道。

邵长水这才折起身，拣起那材料，大概地溜了那么一眼，经验告诉他，这可能是一封“匿名告状信”。赵五六随后告诉他，在上头几位领导收到那些匿名邮寄来的光盘的同时，他也收到了这样一份“玩意儿”。“是吗？那您刚才怎么没跟袁厅长说呢？”邵长水问。“你噜苏啥。快看。”赵五六不想跟邵长水多解释。邵长水赶紧拿起那材料来看。它的大意跟那个光盘差不多，只不过，它是文字的。而文字虽然在形象直观上差点劲，但表意却要更为清晰明确直接。但它们总的意思，都是在说，劳爷在陶里根，并非似某些人声称的，是在搞什么“秘密调查”，而是拿着高薪，在“疯狂地享受生活”。

当然，他在那儿，在高薪的刺激下，也“疯狂”地工作着，疯狂地为拥有数亿资产的远东盛唐国际科贸集团公司的那个老总饶上都“卖命”，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为他建起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人事保卫工作制度和体系，调整了该系统数十人的工作岗位，却没让一个人下岗。他迅速取得了饶上都的绝对信任，但又绝对明智地拒绝了饶上都要把他提拔到副老总位置上的动议。他对饶上都说，一，我来集团公司的时间还短，我对公司的贡献和我­操­作公司的经验，都还不足以让我担当此要职。第二，我投身盛唐，只是要体会在另一种环境、另一种方式下活着的滋味，我想试着在这种环境这种方式下释放我在过去那种环境那种方式下释放不了的个人能量，同时，也想享受在过去那种环境和方式下，所不可能、也不敢去享受的种种生活乐趣。所以我不想让什么“副老总”似的“紧箍咒”束缚了自己。我刚从一种“紧箍咒”中脱出，不想再接受另一种“紧箍咒”。如果我现在还只有三十岁，或者四十岁，那我哭着喊着也会把这“副老总”的权杖拿下。

我拼出十年二十年去“牺牲”，还能剩个十年八年的时间去享受。但我已经是快六十的人了。我已经没有这个本钱再让自己去做什么“牺牲”和“奉献”了。几十年来，我已经做了太多的“牺牲”，太多的“奉献”，却只得到太少的“享受”和“快乐”。在余剩的那点人生时光里，我要把“享受”提升到适当重要的位置上去计量；把“获得快乐”列为我最重要的人生目标。至于“副老总”，那就算了吧。于是他在“疯狂”工作之余，“疯狂”地享受。在这几个月的时间中，你几乎可以在陶里根最豪华最时髦最昂贵最夸张的休闲娱乐场所里，看到他活跃的身影。在每一个最豪华最热闹最深夜最没有节制最奇出怪样的私人派对里，也总能听到他圆润醇厚的男中音在那里欢快地不知疲倦地荡漾着。他不仅自己“疯狂”地享受，而且也充分施加他对集团公司上层所能施加的一切影响，去改善员工的业余生活，让他们也得到相应的“享受”。所以，在不长的时间段里，无论在陶里根，还是仅仅在盛唐公司内部，他都建立了极好的口碑和人缘关系，获得“疯老头”和“好老头”的双料美称。在陶里根，在盛唐公司，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结识他，并以能够结识他，跟他有所交往而引以为胜事幸事。“你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在陶里根，谁会去杀这样一个快乐的疯老头好老头呢？”

“一份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一个形象生动的录像光盘，几乎同时送到关键部门关键人物的办公桌上。人家也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行动着哩。而且，工作还真是做得够周全够到家，也够及时的了。应该派他们来当这个反刑侦总队的总队长。”等邵长水看完这份材料后，赵五六感慨道。

“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来调整我们的工作？”邵长水心里这时却只想着怎么落实刚才厅长的指示。

“你说呢？”赵五六反问道。

“我能说个啥？当然听领导的。”邵长水诚恳地答道。

“长水啊长水，你这人啥都好，就是把自己包裹得太紧。处处设防，滴水不漏。这样不行啊……”赵五六长叹一声说道。

“我……我又咋的了……”邵长水微微红起脸，问道。

“你……”赵五六只说了个“你”字，就再没往下说。赵五六自己是一个绝对忠实于上级的“下属”，他也希望自己的下属对自己能“言听计从”；但他并不希望下属对自己一味盲从。这也不是因为他头脑里真的有多少“民主观念”，而是由于工作­性­质和经历决定的。刑事侦查这营生，可以说，不管是谁，一开始接手一个案子，都是两眼一抹黑。绝对不会因为谁警衔上的豆豆比谁多，谁的行政职务比谁高，谁就一定比谁有多少先见之明。任何一个案子的侦破都需要集体努力。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环节上的疏忽大意，懈怠麻痹，都有可能使几十、甚至几百个同志在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几年中所做的努力付诸东流。许多大案要案看起来都破得十分“偶然”。岂不知这“偶然之间”，正是这个集体的许多“不起眼的人”，在许多“不起眼的时刻”，做了许多“不起眼的努力”，才会产生这“偶然的决定­性­的一瞬间”。所以，他总是要求在他手下工作的每一个侦查员、每一个科、队长都把自己当成总队的主要领导，都能积极主动地负起该负的那一部分责任，他允许、也提倡他们大声地当面说出各自的想法，甚至跟他争吵。他最烦的就是手下的人对他说：“您说呗，您是领导。您说啥我就­干­啥呗。”这种时候，他往往会给一句这样的回答：“我让你去吃屎，你吃吗？”

今天他没这么“刺儿”邵长水。他得给邵长水稍稍留点面子。

为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和厅领导的相关指示，赵五六从总队和市局刑侦支队抽调了五位同志，让他们在第二天上午八点，准时赶到他办公室，正式成立劳东林车祸案的“复核小组”。与此同时，他又从省警校刑侦系和下边市县刑侦大队抽调了三位同志，让他们在同一时间赶到省城龙湾路八十八号报到。抽调这三位同志来“帮工”的公开理由是“抢救­性­地协助省公安系统退休老同志整写回忆录和业务工作经验总结”。而真正的原因则是，让他们来给邵长水当助手，根据袁厅长口述的十六字方针：“调整部署、加强力量、缜密侦破、加快进度”来专攻“劳东林致死”案。

为什么要成立两个组？为什么一个放在明处，另一个却要加上那么些“伪装”，放在暗处进行？原因很简单。赵五六这回是汲取了上一回专案组最后不得不被迫撤消的教训，是要拿明的那个，来保护（掩护）暗的这个。换一句话也可以这么说，是拿明的那个来吸引所有仇视者­阴­谋者捣乱者破坏者的视线和火力，以便能让暗的那个能相对从容地去完成“安放炸药”的任务，最后能“炸开”那道遮挡在事实真相面前的“顽固屏障”。

龙湾路八十八号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曾是省安全厅的一个“点儿”。所谓的“点儿”，从大面上来说，你可以理解为“工作场所”，或“接待处”。至于安全部门的人在这“点儿”上到底­干­些什么，那就不是你我应该去细问的。据说，龙湾路的这个“点儿”，曾经是用来关押和审讯被捕获的“敌特间谍”的。它当时的作用跟公安系统的“看守所”差不多。当然，它跟人们通常印象中的“看守所”就太不一样了。人们通常印象中的看守所迹近于“监狱”，但龙湾路八十八号却完全就是个花园别墅，一个有点老式，有点过时了的花园别墅。只是有一道比较高的围墙，但又没有设置高压电网。有一度，院子附近的路口上曾醒目地矗立着这样一块告示牌：“军事驻地五百米内不准停车”。但很快，这样的告示牌也被撤消了。它因此变得越发的悄没声息。院子不大，老树却不少。院子里始终静悄悄的。紧闭着的黑铁门，很少见到它开启。即便有车出入，往往也要等到后半夜时分。这使它在周边居民心中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后来由于种种外头人不可能知道的原因，“点儿”从这儿撤走了，它空关了好长一段时间。“但见风暗泣，不闻人叹息”。什么时候又交由省公安系统接管的，那外人就更不清楚了。甚至有人说，这里曾长期“软禁”过“四人帮”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干­将。也有人说这里曾集中了一批我国最优秀的导弹专家。让老美和台独分子“胆战心惊”的东风三号导弹就是在这院里设计论证的等等等等。这些，你就只能听一耳朵而已，不能完全当真了。

通知邵长水去龙湾路八十八号报到的同时，还通知他把家搬了。

“搬家？有那必要吗？”邵长水心里格登了一下，但脸面上还是微笑着问道。

“多问啥嘛。照着办吧。”赵总队挥挥手，说道。

什么叫有必要？什么叫没必要？劳东林就是突然间被人“撞”死的。下一回他们会撞谁？谁能预测得到？这叫“防患于未然”。现在是不让说“阶级斗争”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汹涌的大潮之下，在初级阶段这一切都还不那么规范的特定条件下，“钱”和“利”的斗争，会不会有日趋激烈的趋势？让我们屏住呼吸，走着瞧。十分钟后，慧芬略有些慌张地打电话来问邵长水：“厅里开来两辆大卡车，还来了一帮子人，呼呼啦啦地说是要给我们家挪挪地儿。这是咋回子事嘛，整得­鸡­飞狗跳猫上墙的！”邵长水答道：“听着，我也是才知道这档子事。别哆嗦。也别咋呼。马上按厅里的安排去做。豆豆到家了吗？好，我马上安排人去接豆豆。你管好蛋蛋就行了。”豆豆蛋蛋是他女儿儿子的小名儿。

十二 共和国骄子

夜幕刚刚降临，大屯区李家堡街道办事处门前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街上就跟开了锅似的喧腾起来。甩卖各种日用杂货的地摊儿像夏天雨后林子里那些疯长的蘑菇，霎时间便占满了小街两边所有的空地。摊主们各自点着一盏电石灯，照亮各自面前那一小片地面。这种富有原始魅力的火苗，在由人流造成的空气波动中，幽明地闪烁着晃动着，成了这“圪瘩”一大景观。

大屯区是省城著名的重工业区。省内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几家重型机械厂、轴承厂和汽轮机厂又全集中在李家堡。全省最高的烟囱、最宏伟的厂房、吨位最大的锻压机、体积最庞大的龙门刨和龙门吊、单炉容积最大的电炉、全国名气最响年龄最大的劳动模范群体……也全都出在这儿。街区里，不时有古老的蒸汽车头拉着炽热的钢锭、生铁块、焦炭和各种型号的线材、板材，在浓烟的伴随下，啸叫着穿梭往来；再加上老有三十多吨的大卡车拉着矿石和各种辅料从你身旁震颤而过。在这儿，你根本无法分清，哪个是街区，哪个是厂区。或者应该这么说：街区就在厂区里，厂区包容了整个街区。它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性­，从下面这一句话，你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多年来，人说，只要俺李家堡“一着凉”，全省当年的生产计划肯定就要“感冒发烧”，以至全国某些方面的经济指标因此也会“哆嗦几下”。为此，每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代表中，肯定都会有“李家堡人”。在那个年代里，从上到下，似乎都习惯了这样一种看法：没有“李家堡人”的参与，什么样的大会，都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但他们忽视了这里潜伏着的一个重大隐患：李家堡的辉煌是仗着“国家订货”和“国家包销”支撑着的。一旦“国家”撤出，“市场”进入，“国家”不再为你“包产包销”，几十年来隐在这些“天之骄子”深处的体制­性­弊病，便突显无遗。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它们必须瘦身，必须改制，必须低下自己“曾经高傲的头颅”，一切从零（更多的还得从负数）开始……船大难调头啊。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开始下岗，数以千计的­干­部得重新寻找生计。要知道这儿有许多家庭，三代人都在一个厂子里谋生。全家老小几十张嘴都指着一口大锅给淘换吃喝。一旦这个厂子这口大锅陷入“转制转产”或停产熄火的阵痛中，对这一类家庭的打击，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和“颠覆­性­”的。煌煌“李家堡”一时间不可避免地变得十分的“黯淡”和“冷清”了……

邵长水每一回走进这条李家堡小街，每一回看到那些夜­色­中蹲在自己的地摊前“卑怯”地吆喝着那点小生意的“工人弟兄”，他心里都会止不住地涌起一股股酸热。他知道这些人，几年前，头上很可能都还闪耀着“七级老师傅”、“科长”、“段长”、“车间技术员”或“工会小组长”、“先进生产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的光环，为了不至于发生“所有人和大船一起沉没”的险象，他们无奈地悲壮地被要求先期跳离大船，让自己沉浮在“海”中自行谋生。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因此有可能游到某个小岛上，抓住一片阳光和绿­阴­，重建自己的“多彩人生”；有的呢，兴许就可能遭受没顶之灾了……

邵长水今天是根据劳爷在“密件”里所提供的那份名单，来寻找一个叫寿泰求的人的。赵五六给他的任务是找到这份名单上所有的人，搞清他们和劳爷的关系，并进一步闹明白劳爷到底为什么要辞职下海去陶里根的“背景情况”，以及他这几个月在陶里根到底“忙活了些啥”？赵五六虽然在厅长跟前替劳东林说了不少好话，但对于他脱光了身子躺在一个陌生女子面前的场景，也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贴切的解释，并希望从中找到造成他“死亡”的真正原因。

邵长水和他那个三人小组围绕着这份名单，为完成这任务，已经忙碌了十来天了。

在复核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研究确定下一步的侦破方向时，邵长水和赵总队曾发生过矛盾。邵长水当然不会去跟赵总队吵架­干­仗，但他还是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想法。他分析道，从破译的“劳爷密件”看，重点有这样三个：一，劳爷强调如果自己出事，那一定是被谋杀的。这预测到底准确不准确？如果准确，凶手又是谁？这是明摆着一定得闹明白的。二，劳爷说“可以初步认定，顾代省长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陶里根市市长期间，曾经收受远东盛唐国际贸易科技开发公司董事长饶上都巨额贿赂，并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饶从银行至少获得过五亿元的低息贷款，并助他以低于市场价十倍的价格，圈进近十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此说，依据何在？他是否已经拿到了什么证据？如果拿到了证据，那么，这些证据现在又在何处？如果他没有拿到证据，他又是依据了什么，做出这样的结论的。这一点，按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但关于这，袁厅长有明确指示，不让去趟这“雷区”，那么，复核小组的侦查重点就得越过它。第三，劳东林在陶里根待了这几个月后，内心发生了一些让人不好理解的变化。甚至让他对“受贿”的顾立源和行贿的饶上都，对暗中跟踪监视、以至可能要加害于他的人都产生了种可以理解，并想跟他们沟通的感觉。这让人感到太奇怪了。这种事情发生在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刑警和­干­警身上还情有可原。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有些犯罪分子的确不像我们某些文艺作品和中小学政治课中描述的那么“面目可憎”、“举止粗俗”。有的甚至“风度翩翩”、“面容姣好”。有的还可以说出自某一些“正当理由”才走上犯罪的不归路的……为此，是有可能引发某种“同情”和“怜悯”的。但这样的事，发生在劳东林身上，就不可理解了。就像一个经验老到的外科大夫，绝对不可能再对从活人身体中流出的每一滴血、割下的每一块­肉­，再大惊小怪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的内心在这几个月里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到他后期在陶里根的行为了没有？如果影响到了，他为什么还认为那些人要谋害他？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到这一点上，那就是给车祸案准确定­性­：到底是不是“谋杀”，如果是，真凶又是谁……

他认为，在这三条里，重点不用多说也应该是第一、第二条。复核组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抓捕那个事发后从驾驶室“神秘失踪”的人，组织力量去重点突破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案，不妨也可以把邵家失窃列为重点。这几件事情，突破了哪一个，都有可能“扽住葫芦拽出瓢”，准确为劳爷之死定­性­，让犯罪分子归案。但从赵总队的安排来看，却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第三条上，也就是首先去闹清劳爷去陶里根的背景和他内心变化的状况。

劳爷去陶里根的背景和这几个月内心变化的情况，固然和案子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从这儿着手去破案，就像从北京去天津，却不走京津塘高速，偏要先坐火车到大连，拐回头来再坐船横跨渤海湾，直逼天津港似的，整个绕了一个大弯。有必要费那个劲吗？

这么­干­，的确有点绕。赵五六当然是清楚这一点的。实际上，他也做了两手安排：另外安排了一部分工作力量直接去侦破“车祸案”和“银行保险柜被炸案”，侦破邵长水家失窃案，而让邵长水去调查“背景”和“内心变化”。作为劳东林的老战友和老上级，他的确特别想知道这两个情况：一，东林当时到底为什么死活要辞职下海去陶里根？二，他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到底遭遇了些啥？他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对于赵五六来说，闹明白这两点，跟闹明白整个事件到底是不是一场谋杀，真凶到底是谁，是一样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更重要。

有人说，劳东林就是为了钱才死活闹着要辞职脱警服去陶里根的；有人还说，劳东林这些年熬不住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浮躁，在种种浪潮的冲击下，心态上早就有了大的变化了，到陶里根后，只不过由于“土壤”、“气候”等条件齐备，越加变本加厉，变得有一点拿捏不住自个儿了而已。他就像一个每天下午都要经受低烧潮热折磨，晚上又在淋漓盗汗中辗转惊诧的病人那样，在兴奋和喘息中昂起，却又日渐地虚弱，忐忑，最终在歇斯底里中消亡……为此，有人甚至说，他的死，很可能就是失望和绝望后的“自杀”。啥“谋杀”，啥“车祸”，全都是这个老家伙跟大伙开的最后一个“玩笑”而已。

真是这样吗？

赵五六不信。但又不能不信。

他和东林在一起工作几十年。如果追问一下，自己真的很了解这个老战友吗？还真不敢这么说。再仔细回想一下，他发现，自己跟劳东林之间不仅说不上特别深入的了解，甚至都说不上有特别密切的来往。这让赵五六确实吃了一惊。再往深处想想，也是啊，东林这家伙在单位里跟谁有过特别密切的来往和接触？真还没有；能回忆起来的，还只是一些案子上和工作上的接触和往来。这种接触和往来虽然非常频繁，但都不属于“交心”这一类的。他那矮小的身影，匆匆走进会议室，又匆匆地（总是有点“孤独”的样子）奔向案发现场……在讨论案子的会议上，有时他能一下子侃侃地谈上一两个小时，激动地冲到反对他的人面前，把唾沫星子直接“喷­射­”到人脸上。有时，却从头至尾，默不作声，最后只丢下一句：“别扯­鸡­八蛋吧，你！”转身走人。多年来，这家伙的确有些难缠，但却从来也不会“歇斯底里”，更不会向人“示弱”。后来接受他正式辞职报告的是赵五六，代表组织跟他做最后告别谈话的也是赵五六。在那场合下，劳东林虽然表现得有一点“伤感”，但仍然没显露半点的“虚弱”和“歇斯底里”，眼睛里仍然不时地闪烁着他固有的那种“自信”。

到陶里根后，一开始他还给赵五六打过几次电话；回省城来探家时，还上省厅来看望过赵五六。但很快就中断了往来。两个多月前，赵五六陪同公安部和邻近几个省主管刑事侦查的厅领导，过江去跟俄方内务部的领导商谈联合打黑事宜，路过陶里根，在市局举办的一次欢迎宴会上突然见到了劳东林。那次见面的感觉，就有一点怪，总觉得劳东林在躲着他。那次宴会，本没有劳东林啥事。市局的邀请名单中原先也没有他。后来还是赵五六想起了他，要求市局邀他作为省厅一位“退休老同志”和“刑侦方面的老前辈”出席酒会。在那回酒会上，赵五六已经觉出劳东林这家伙有些变化。他自始至终一直显得特别的寡言少语，坐在一个离主桌较远的位置上，既不主动跟人去敬酒，也不跟人交谈，甚至都不找厅里的几位老领导、老熟人碰碰杯，说说话。赵五六原想在宴会以后，再找他聊聊，问问近况的，却没料到，宴会刚宣布结束，一转眼间，他就不见了，完全是“不辞而别”。当晚给他打电话，手机也关了。后来一直到离开陶里根，赵五六再也没见上劳东林。当时，赵五六只以为那几天里劳东林可能遇到啥不顺心的事了，就没怎么太往心里去。但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显然是草率了，也肤浅了……

前一段日子，有人从陶里根回来，曾经告诉赵五六，说他们在那儿见了劳爷，说“劳爷”近来，思维变得有点不正常，说出话来，经常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经常会发生常识­性­的逻辑错误。赵五六还把这几位同志狠狠“训斥”和“挖苦”了一通。在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人们一向认为，劳爷不仅个­性­最强，思维也是最清晰、最有条理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前言不搭后语，经常会发生常识­性­的逻辑错误”？但是，现在看来，对这个“最清晰和最条理”的界定，的确要存疑了。劳爷一方面说，通过这几个月的调查“已经初步认定某某某收受了某某某的巨额贿赂”，但接下来却又说“某某某是个好同志”，“某某某在陶里根的开发中确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到底想告诉人们什么？他到底得出了什么结论？在那个光盘里，如果他仅仅看到劳爷在那儿赴宴、打高尔夫、搓麻将、洗桑拿、接受异­性­按摩……那还真如他在袁厅长面前所做的辩解那样，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但问题在于，除此以外，赵五六还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一种“东西”——尤其是在最后几个场面里，他从劳东林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痴迷”和“放浪”。这的确让他感到“惊骇”和“战栗”。（赵五六让技侦科的同志认真鉴定了这个光盘。结论是，它确实是现场摄录的，没有经过电脑制作伪造。）

看来，几个月的陶里根经历，的确让劳东林的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他的为人、习­性­、脾气……都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一些，跟他最后出事，都有关系？赵五六想整明白这一点。他想在破案的同时，搞清楚自己这个老战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陶里根到底遭遇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

于是，秘密走访那份名单里列出的十多人，自然就成了解决这“当务之急”的首选措施。这件事就交到了邵长水头上。让邵长水去做这件事，是因为比起总队里的其他同志，他对劳爷没有太多的“先入为主”的东西，在调查中也不会加入太多个人主观意愿的东西，加上他­性­格中的沉稳实诚和机敏，赵五六认为他是­干­这档子事的最合适的人选。

原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把名单上的十来个人走访一下，就可以把情况搞清楚了，接着还可以让邵长水投入到侦破“车祸”和“银行保险柜被炸”等案子的工作中，两头都不会耽误。但没想事情并没有预想的这么简单。首先是邵长水对这个任务理解得不那么深刻，接受得有点被动。这倒没成为什么大的妨碍。因为邵长水毕竟是个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比较强的同志，认识虽有不一致，但行动中，还是坚决执行，照办不误的。问题反而出在名单中的那十多个人身上。这些人完全不像劳爷在“密件”中写的那样，是能积极配合的。他们承认自己跟劳爷相识相知相交已久，承认自己是劳爷的亲密朋友。他们都钦佩劳爷的为人，不否认在自己生活的某一阶段得到过劳爷巨大的帮助和启迪，对劳爷的死都感到震惊和悲愤，感慨悲壮之情无不溢于言表。但是……只要一提到劳爷在陶里根的“秘密调查”，再提到“劳爷的死因”，提到“那起车祸”，他们又恍惚了，畏缩了，迟疑了，或慌张，或沉默，或无奈，或推托，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金蝉脱壳而抽身。无论男女，到了这关键时刻，忽然间都变得不是他们原来的那个自己了，场面上无一例外地都会出现短暂的尴尬气氛；然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毫不迟疑地都会说：“不知道。啥秘密调查？不知道。劳爷都辞职了，还调查谁？就算他调查谁，也不会跟我们说呀。要跟我们说了，那还算啥‘秘密调查’？”

如果他们根本就跟劳爷的调查不沾边，劳爷在名单里为什么要特特儿地提到他们？为什么还要恳请组织今后对这些人加以特别的保护？

劳东林这小子真的是变得玩世不恭了，临死前在给组织上开一个“最后的玩笑”？

赵五六不信。

邵长水也不信。

他们认真分析了这十来天的情况，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突破口，那就是这十来个人谈到最后，都把事情推到了两个人头上，也就是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劝说”邵长水去找找这两个人。其中一位叫齐德培，就是住在领事馆西路口的那位本堂神父。另一位就是今天邵长水要找的寿泰求。

自从那天很偶然地在领事馆路西口那个院子里发现了曹楠的身影以后，邵长水凭直觉认定，这位神父在本案中一定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发挥过非常特殊的作用。这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他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家伙”。但邵长水决定把他放到最后去接触。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神父还牵涉了另一个人：曹楠。而这个曹楠又牵涉到了一个人：李敏分。他需要拿到更多的情况后，再去攻这几个“点儿”……

至于那个“寿泰求”，并不在劳爷提供的那份名单上。邵长水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个人，所以，临行前他还向赵总队做了专门的请示。

这个寿泰求现在可以算是“李家堡人”中的一分子了，但不是在街边“撂地摊儿”的。他是近些年来被坊间广泛议论着的那个“陶里根集团”的重要成员。所谓“陶里根集团”，是指近十年来，发生在这个高纬度省的一个极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有相当一批土生土长在陶里根的年轻­干­部，迅速崛起，进入这个省的各级领导班子，成为颇为耀眼的“政治新星”，或称之为一片“星云”也可。他们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顾代省长顾立源。另一个引人瞩目的人物就是那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省会城市的副市长祝磊。他们都是陶里根人，都从陶里根起步，都跟陶里根这个城市的迅速崛起有关。在顾和祝相继被调往省里和省城工作后，当年与他们在陶里根市一起共事的那些同志也都陆续被调往省城，或省城周边的市县，在不同的岗位上，担负起了大小不等的领导责任。有人计算过，仅仅几年时间，就有近二三十名陶里根籍的­干­部被派往全省各地担负起“大小不等的领导责任”，而且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顾立源主管哪个口的工作，这些陶里根籍的­干­部会相对地集中到哪个口去。比如，他曾在省里管过工交口，这些陶里根籍的­干­部当时就相对集中地被安排到工交口工作；后来他又管过外贸金融，于是一时间在外贸金融口又会相对集中起一批陶里根籍的­干­部。在这个省的政坛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陶里根现象”，老百姓把这些会跟随顾代省长的调动而一起“游走”的陶里根籍­干­部，称之为“陶里根集团”。

当然，这里一定要再三声明的是，所谓“陶里根集团”这提法，完全是民间的口头作品，从来没有被官方，也没被任何一个理论界首肯和采纳过。不仅没有被他们首肯和采纳过，省委有关部门还曾在一次宣传口径吹风会上，特别地要求省内各媒体，一定不能公开使用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在组织上是不准确的，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在政治上则是非常有害的”。另外还要说句公道话，跟随“游走”，绝不是等于跟着到处去“吃辣的喝香的”，去当“坐地虎”和“摘桃派”。就说这个寿泰求，两年前，顾立源到省里来管工交，把他从陶里根市经贸委主任任上，调到李家堡一家厅局级的大厂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也就是说，一下子从正处级破格提升到正厅级，而且是党政一肩挑，时年才三十二岁，好像是非常“便宜”了他，风光了他。但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当时这个两万人的大厂设备陈旧，产品滞销，债务沉重，工人一年多连工资都领不到，上访不断，全厂濒临倒闭，找谁去主事，谁都不敢去揽这个烂摊子。这顶“正厅级”的乌纱帽，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落到这位寿泰求同志的脑袋上的。据说，省委组织部和省工交工委的主要领导找他谈话时，他也是不愿意接这副担子，并没有为这顶“正厅级”的乌纱帽所动。后来，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的顾立源亲自到陶里根找他谈了一整夜，才煽起了他的勇气。

你还别说，这小伙子还真有两下子，走马上任头一年就减亏七千万，第二年，也就是去年，账面上就基本实现了扭亏为盈。消息传到北京，国家发改委请前国家经贸委的两位老领导到他厂子里搞了一下调研。这两位老领导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国有厂子，曾经遗留这么多的问题，居然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扭亏为盈”了。可能吗？但这毕竟是“事实”。从去年开始，厂里的经济形势就有了根本­性­的好转。他从本厂历年下岗的一万两千名工人中回招了五千人，又替三千多名四十五岁以上的下岗老工人补办了“离退休手续”，给足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又替近两千名达不到回招条件，年龄又不够四十五岁的下岗工人寻找了生活出路。（比如向他们发放小额贷款，让他们摆摊去做小生意等。）有几百个老弱病残者暂时不必安排就业，另有几百人已自谋出路，或者不辞而别查无下落；剩下的又有六七百人被社会自然吸收。这样，他这个厂子就成了全省解决下岗问题的标杆儿单位之一。最近他正忙着联合周边几省的多家同行，筹建全国最大的一个轴承生产集团，准备跟国际同行叫板。这样一个跟顾代省长关系如此密切、个人业绩又如此突出、前程也如此看好、正满风满舵处于顺航之中的年轻­干­部，能被劳爷利用来搞他的什么“秘密调查”？他会很了解劳东林这个人？这一切捉摸起来似乎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也正是出于这种种疑虑和“不可思议”，邵长水一开始才没仓促地去找他。

寿泰求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厂里。有时一个月都不一定能回一两次家。老厂区有个小招待所，过去专门接待来厂洽谈业务的经销商。这小招待所是十来年前盖的，设施自然都非常陈旧了，整个装修还停留在当年那个地板革、印花墙纸和胶合板贴面家具的水平上。餐厅油腻的墙纸上必然沾上了不少苍蝇和蟑螂屎，绝对不能再用来接待各方的“上帝”了。这些年，这些“上帝”们的口味“水涨船高”。住不好、吃不好、玩不好，“顺便”再捎不回去一点什么土特产和“小意思”，他们是不会跟你在购销合同上签字的。寿泰求下决心在厂区外买了一块地，新盖了一个“宾馆式”的接待处。原先的这个小招待所就改作了内部员工的“培训中心”。他自己平日里就住在这培训中心的三楼。他说白天腾不出时间，于是跟邵长水约好了晚间八点见。为什么定八点？因为七点半前，他要看中央电视台那档“新闻联播”节目。这也可以说是“雷打不动”的。然后他大概得花半个小时去处理一下当天积压下来的一些杂事。别看他年轻，在行政事务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了。他知道有些事务­性­的杂事，似乎并不太重要，但一旦积攒多了，就会变得非常被动，处处掣肘。所以，他每天必安排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七点五十五分，邵长水带着他三人小组的一位女同胞，稍稍提前了一点来到培训中心楼下。寿泰求的秘书已经在门厅里等着了。别人曾特地向邵长水介绍过寿泰求的这位秘书，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这位秘书是寿泰求的“镇厂之宝”。别的你不用去追问了，只看他身上带着六七部手机，你就应该知道他有多忙，在寿泰求身边的位置有多重要了。所以也有这种说法：这家伙名为“秘书”，实为寿泰求的“总调度”、“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白宫总管”。此人姓谷，单名一个“乔”。有人问他，您那个“乔”，应该是“桥”吧？他说，是。别人再问，那为什么把“木”字旁给去了呢？他笑笑说，前些年有人替我看了一下生辰八字，说我命中多木。多木，障碍就多，磕磕绊绊就多。劝我去掉一点“木”。我捉摸着，总不能把家里那点木器家具全扔了。我愿意，我老婆还不愿意哩，于是乎只能名字上下手，那“桥”就变成了此“乔”。大伙笑道，您这么有能耐，又这么受领导信任，还信命呢？他嘿嘿一笑道，玩玩呗，玩玩呗。这年代，还有啥信不信的？

邵长水总以为寿厂长自己才三十来岁，这位“谷秘书”最多也不应超过二十七八岁。但一握手，一抬头，一询问，才知道谷秘书已经四十多了。少白头和较为粗糙、­色­素沉淀较为浓重的皮肤，再加上过于老成和世故的神情，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足足还要大个十来岁左右，说他五十来岁，都不为过。

“请稍坐会儿。”谷秘书谦和地笑着，一边轻声细语地安排邵长水和那个女同胞在门厅一厢的贵宾室坐下，一边又背过身去，从腰带上取下一部掌上电脑型的高档手机，给寿泰求通报道：“他们来了。”趁他撩起衣襟的那一瞬间，邵长水看到这小子腰间的确挂着不少部手机，没有七八部，也足有五六部，像手雷似的，足足在腰间围了一圈。况且他手里一直还攥着一部哩。随后他继续保持着那种十分谦和的神情，引领邵长水等上了三楼。

三楼整个一层都为寿总生活起居和办公所用。以楼梯口为界，往左，是他的办公区，往右，自然是生活区了。整个小招后来都重新装修过了，三楼当然也不例外。楼道虽窄，光线也不甚明亮，但两壁的护墙板却闪发着那种高档深­色­木料（胡桃木？）本有的名贵光泽。这是一种均匀、含蓄、悠远而深沉的光泽。

寿总的办公室足有一百来平米。大致上以两张桌子为中心，可将它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工作区。靠窗那边，以一张“老板桌”为中心，是寿总处理来电来文批阅材料的地方；靠里，则以一张椭圆形会议桌为中心，是他召集小型会议，找人来出谋划策的地方。紧挨着这个大办公室，有两个各有二十平米大小的房间。其中一间，便是谷秘书的办公地。另一间是“棋牌室”。年轻的寿总平生别无其他爱好，闲暇时，或实在太累时，都会找三五知己，点几样小吃，再开一箱冰啤，在这儿搬车跳马横炮，闹腾它两三个小时。棋室里，还很隐秘地“夹”进了一个里间。这件事除了谷秘书和寿总本人，恐怕就再无第三人知晓。当时装修工程进行到三楼时，谷秘书把装修公司的老板叫到附近的一个茶室里，从黑皮手包里掏出一份由他自己­精­心设计的平面图，要求老板在“棋室”里边“秘密”地再装出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屋。“这……这动静可就大了。一开始签的装修合同上可没这一项。多装出一间小屋，这在技术上是没问题的，可……可是，谷秘书啊，您……您总不能让我赔本赚吆喝吧……”老板为难地说道。“行了，你再说个数吧。”谷秘书马上打断老板的话，说道。“啥……啥数啊？”老板一时还没醒过味儿来。“你说啥数？”谷秘书平静地反问。老板这才明白，谷秘书是问，做这样的改动，得增加多少装修费用。

老板立马扳着手指合计了一下，说了个数。这位谷秘书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就应承了，只是提了一个要求，活儿­干­到这半边的时候，严格禁止任何非工程人员进出现场。这件事，谷秘书一直瞒着寿总，一直到装修结束，培训中心正式开张，寿总也正式挪到这楼上来办公的那天晚上，来祝贺参观道喜的人们纷纷散去，谷秘书把一把钥匙交到寿泰求手上。“啥钥匙？我不是跟你交代过了嘛，我不拿钥匙。早上我来，你得把门给我开好。晚上，我不走，你也别想提前回家。最后锁门的还得是你。”寿泰求略有些不高兴地数落着。谷秘书平静地应对道：“我在这儿替您做了个小屋……如果哪天您需要一个特别安静和特别安全的地方单独跟人待两个小时什么的……”“去去去，这一个楼面都我自己一个人用了，还不够安静和安全的？你别跟我玩儿这个！”寿泰求似乎并不明白自己这位秘书的用意，一把推开他掂着钥匙的手，转身就走了。

其实他在“装傻”。他怎么会不明白这位谷大秘书的“良苦”用心呢？但寿泰求是清醒的。虽然年轻，却也老到。他觉得自己整个事业仍处在刚起步的阶段。而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经济竞争，最忌的事情便是“授人于柄”，最后导致“受制于人”。不少素质和前程相当看好的人，最后“不慎”都倒在了这一点上，而后悔莫及。老谷这人虽然可靠，也稳重，但他毕竟是自己的秘书。如果连如此私秘的个人生活都由一个秘书来安排，由秘书来控制，将来就很容易出事，甚至可以说一定会出事。即便不出事，这样的把柄让人掌握了，自己这一辈子肯定也过不踏实。老谷这么做，肯定不是故意要设什么陷阱来坑害自己，但这就跟下棋一样，高手固然能看到三步五步，以至十步八步以后的变化，但，谁又能料到十五步二十步后的变化呢？马克思没料到社会主义首先会在经济落后的沙俄获胜。列宁也没料到社会主义首先又会在好胜的苏联消失。因此，­干­什么都要留有余地，一定要守住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一旦在十五步二十步以后出现了那种自己完全料想不到的变化时，自己要仍然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前瞻后顾，畏首畏尾，固然不可取，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必败无疑。

第二天，寿泰求来上班时，发现那把钥匙又在自己的“老板桌”上明晃晃地躺着了。他本想把老谷叫来狠狠数落一通的；转念一想，又何必那么小家子气呢？不理他就是了，便随意找个钉子来，把这把钥匙钉在了新装修完毕的墙壁上。老谷回头来一看，好端端的新墙上戳那么个铁橛子，心疼万分，赶紧取走钥匙，亲自去艺术品商场选了个装饰物把那个钉子眼儿给遮上了，从此以后再也不跟寿总提那“小屋”的事了。

那天晚上，邵长水带着工作组的那位女同胞一走进寿泰求办公室，自然是被它的气派所吸引，但接着就发现，室内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头。寿泰求正襟危坐地端坐在老板桌后头，那边椭圆形会议桌跟前则安排了两个速记员似的年轻人，面前摊着纸笔，好像是要把整个这次晤谈经过进行现场笔录似的。笔录不是不可以，但安排了那么些外人在场，许多话就不便说了。不能把话说透了，这样的晤谈还有啥意思？

“寿总，您看，我们能不能单独谈一谈？”简单的寒暄和介绍过后，邵长水直截了当地向寿泰求提出，希望撤走那些与此次谈话无关的人。

“今天晚上的谈话，我不仅要记录，还要录音。”寿泰求说道，并向邵长水面前的玻璃茶几上指了指。邵长水这才发现，他面前这个造形乖张的玻璃玩意儿上还真搁置了一个微形的高灵敏度的录音话筒。

“搞什么录音嘛！有这必要吗？”邵长水笑道。他脸上虽然笑着（也不能不笑啊），但心里却预感今天的谈话，即便不泡汤，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了。寿泰求这么做，明摆着是有“抵触”情绪，是不想好好跟你谈。转了这一大圈下来，各种各样不合作的模式都遇到过，倒还没见到一上来就摆开架势，又搞录音又搞笔录的，真跟审犯人似的。他这是想­干­吗呢？

“你们找我想了解啥情况？”寿泰求回避了邵长水提出的问题，看样子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

“寿总，我们还是希望能单独跟您谈。”跟邵长水同来的那位女同志再一次郑重其事地提议。

“就这样谈吧。你们找我，到底想了解啥情况？”寿泰求丝毫不肯让步。果不其然，谈话进行了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基本上没谈出任何“­干­货”。邵长水不无懊恼。但等到他们的车开出后不到十分钟，手机却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那位谷秘书，他说他要“单独”跟邵长水见一面。

“你？­干­啥？”邵长水有点不高兴地问道。他心想，你那位寿总都什么也没跟我们说，你这位秘书来掺和个啥？

“跟您说个事儿。行不？”谷秘书谦和地答道。

“到底是你想跟我说事儿，还是你们寿总想跟我说事儿？”邵长水一边减油门，打开转向灯，慢慢地把车往路边并了过去，一边问道。

“您怎么想都行。”谷秘书滑头地答道。

“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见？”邵长水迟疑了一下，又问道。

“时间，您定。地点，我定。”姓谷的那家伙毫不迟疑地这么回答，显然是有所准备的。

“我考虑一下。一会儿给你答复。”邵长水需要一点时间向赵总队报告一下这个新情况。

几分钟后，他给谷乔打回电话去，告诉他：“明天晚上，还是八点。”谷乔当即回答道：“好，明晚八点，在长安俱乐部棠棣馆。不见不散。”

十三 ­精­神幻觉

所谓的“长安俱乐部”，是省城一家著名的“私人会所”。它的­性­质和邵长水在陶里根那个柞树林里见过的“会所”基本相同，都是供人消遣休闲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所谓的“私人会所”完全实行会员制，只接待会员和由会员亲自带来的朋友。要成为它的会员，不仅要有钱（比如入会必须购置会员金卡，一般十万元起价），而且本人还要接受俱乐部的资格审查。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掏得起十万元的“阔佬”和“暴发户”都能被它吸收为会员。入会的条件是有一定限制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还要看申请入会者的社会声望和整体经济实力。跟陶里根的那个会所相比较，这个“长安俱乐部”自然更贵族化，更专业化，也更跟国际惯例接轨。金卡持有者在这儿享受的种种特殊待遇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私密­性­：它绝对为会员在这儿举行的一切活动保守秘密。所以这儿常被那些“大款”、“大腕”和“经济大鳄”们选作商务密谈或猎艳休闲的最佳场所。但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些高规格的“私人会所”绝不向会员提供异­性­消遣对象，也绝不允许卖春男女在这儿兜售自己。至于会员自己带来的异­性­或同­性­朋友，他们也是绝对不会来过问和­干­预的。在这方面，他们严格实行“三不一绝原则”（不提供、不允许、不过问和绝不­干­预），惟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尊重会员，并始终保持会所的高品位和高私密­性­。

第二天晚间八点零三分，邵长水独自一人来到俱乐部时，谷乔已经在它中式的红漆大木门前等候着了。邵长水虽然从未进过这样的会所，但他在侦破别的案子的时候，曾听说过它的种种规矩。他知道自己不能早到。如果早到了，万一对方来迟了，那自己绝对是连门都进不去的，就只能站在门外黑黢黢的街道上喝东西南北风了。因此，下午五点，他给谷乔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将在八点零三分到。希望对方能准时。

……谷乔果然守时。在他引导下，大红门悄无声息地在邵长水面前缓缓敞开。接下来，院子一重接一重，天井一个连一个。波光吞蚀月影，微风揉动涟漪。回廊煞是曲折，竹篁无比幽深。真是楼在似有似无间，灯隐将灭又明时。门额是用檀香木制作的。等邵长水看清门额上那“棠棣馆”三个瘦金体楷书字时，谷乔已经先行一步走进那门里去了。馆门是用有机玻璃做成的，门框却是地道的加拿大红松，四根粗壮的方木，上了一层又一层深棕­色­的亚光清漆，隐隐约约地凸现着那原始的木纹，使整扇门显得既厚重，又不乏现代意味。

一进门仍然是个回廊。这四周都连通着的回廊包围着一个独立的小木屋，形成屋中有屋的叠架结构。小木屋建在一个木质的平台上。待邵长水一走到这小木屋跟前，谷乔便不再往前走了，低头垂手肃立在那几级木台阶旁，恭请邵长水自己上台阶，进小屋。

他为什么不往上走了呢？难道说，今天这场谈话的实际对手并不是他？另外有个人早已在那屋里在等着我了？这时，邵长水脑子里突然一亮：这可能是寿泰求耍的又一个伎俩，增灶布疑兵，瞒天躲众人。今天实际来跟邵长水会面的不是谷乔，而是寿泰求本人。

真会是这样吗？

邵长水忙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跑上台阶，拉开小屋的日式推拉门，抬头一看，屋里盘腿坐着的果然就是那个寿泰求。

寿泰求必须把自己跟“复核组”同志的这次会见进行得十分隐秘。他很清楚，有人肯定会在密切地注视这个工作组的一举一动。这些人同样也在“关注”跟工作组有来往的人。劳爷的非正常死亡和××银行保险柜被炸、保安员被杀，就是这些人中的某一部分人的“杰作”。为自己，为厂子，他本应该回避跟邵长水的接触。他有很正当的理由去回避：他是顾代省长一手提拔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认定他是“顾代省长的人”，“陶里根集团”里最年轻有为的“要员”。他又跟祝副市长有过密切的上下级关系，至于跟劳爷之间那种老小无猜的“忘年交”情谊，更是被圈内许多人啧啧称赞的美事儿。他理所当然应该“回避”。再说他眼下正在筹建中国最大一艘“轴承生产航母”，可谓众目睽睽，又千头万绪，事关国家上百亿元的一笔资产，一丝一毫都疏忽不得，岂能容他在这时刻既分身又分心？但他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克服了种种顾虑，大胆站出来跟“复核组”的人做一次认真的接触。他觉得自己应该很认真地把一些事情跟工作组“交代”清了。当然，这样的“接触”必须做得比较隐秘才是。

……不一会儿，两名穿中式紫红团绣牡丹遍地翠旗袍的女服务员，各提着一只漆绘竹丝编的食盒，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她们送来谷秘书为寿泰求预订的晚餐。寿泰求刚开完集团董事会，就赶过来了，还没吃晚饭。

“你吃了吗？来来来，一块儿再吃一点。”寿泰求拿起一头坠有银饰物的象牙筷子时，热情地招呼邵长水。

“我吃了。您就别跟我客气了。”邵长水斜眼瞄了一眼送来的晚餐。一碟蒜蓉­干­贝，一碟挂浆卤鸭肫，一碟嵌金镶银绿豆芽，一盘酱焖肘­棒­（寿泰求是个“食­肉­动物”，每顿都不能少了­肉­，尤其晚饭这一顿），一碟芝麻辣酱金红油亮满天星。主食是一碗­鸡­丝猴头（菇）面，两个极为­精­致的天包地馒头，再加两小方北京六必居制作的玫瑰红|­乳­腐，像西餐中使用黄油那样，寿泰求拿它们专门涂抹馒头片的。（所谓“嵌金镶银”，就是用注­射­器在每一根绿豆芽中间注进蛋清，或蛋黄，再进行规范炒制。所谓“天包地”，就是一层白面裹一层玉米面而已。）另外还有一碗卤煮火烧，是特地给邵长水要的。这太让邵长水吃惊了。“卤煮火烧”是邵长水小时候最喜欢的一种吃食。那时候家里不可能经常吃­肉­。逢十休息（林场十天休息一回），跟着父亲去场部办事，如果一切顺利，父亲就会带他去场部一家老北京人开的小饭馆里吃上一碗北京风味的“卤煮火烧”。这位满口京腔的爽朗老人当年究竟是怎么“流窜”到这高纬度风雪林区来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但年幼的邵长水却只知道在那个年月里，那小饭馆的店门口立着一口大锅，锅里满满腾腾地煮着肥而不腻的大肠、口条（猪舌头）、肝儿、肺等猪下水。这些好东西是用十三种香料，加上多年的老汤，长时间煨炖出来的。那老汤里还翻滚着一个个死面饼（火烧）和整只整只的尖红­干­辣椒。只待客人坐下，那北京老头便欢快地吼叫起来，捞出那面饼和猪下水，扔到硕大的砧板上，­操­起那把锋快的鬼头刀，“嚓嚓嚓嚓”地一通切成小块，归置到大海碗里端出来，再浇上那老汤，再撒上那香菜末，开吃前再扔进一勺­干­辣子粉，绝对是这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真应了那句“过屠门而大嚼，扇嘴巴也不放”的老话了。但眼前这二位怎么会知道自己二三十年前的这点嗜好呢？他们这调查研究摸底的功夫真够专业的，也够吓人的，立马让邵长水很有些敬畏和谨慎起来。

邵长水决定不动这碗卤煮火烧，决定从一开始就不在对方圈定的“场子”里，按对方敲打的节拍“起舞”。

也许因为有过两年当兵的经历，也因为这些年见过的、吃过的好东西太多太全，所以，无论怎样­精­致的­干­点和菜肴，寿泰求都以求饱为基本目的，再没有那份兴趣、也没那个时间去慢慢跟它们纠缠，为此，不一会工夫，他便风卷残云般“享用”完了这顿价格绝对不菲的晚餐。邵长水看得出，他是经常上这儿来就餐的。对这儿的一切，他相当熟悉。

“对不起。为了能谈好谈充分，我必须这么拐个弯，让您多走这么一回了。”寿泰求打着饱嗝，端起一杯观音王乌龙茶，小小地抿了两口后，解释道。然后又问道，“您想从我这儿了解些什么？”

“您能告诉我些什么？”邵长水笑道。

“那可就太多了。”寿泰求也笑了起来。

“那就说吧。您说啥我都感兴趣。”

“那……我给您说点当前我国轴承生产所面临的困难局势和解困途径？”寿泰求挖苦道。

“可以呀。只要您有时间。”邵长水依然平静地应付着。

“还是定个调，划个范围吧，邵同志，你我的时间都有限。不允许我们乱开无轨电车。我知道你们需要我谈谈劳爷。但那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你们到底需要了解他哪些方面的情况？或者，您是否先告诉我，你们已经掌握了他哪些情况，还需要从我这儿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

看来对方想先摸一下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对不起。要是能够定调划范围，也就不用来找您谈情况了。省委主要领导非常重视这个案子的复核工作。我们觉得您也一定会配合我们做好这个工作的。”邵长水故意点了一下“省委主要领导”，以向对方明示此次谈话的重要。

寿泰求果然收敛了嘴边那一绺淡淡的微笑——那不自觉地透露出一点“居高临下”和“漫不经心”意味的微笑，略略地沉吟了一下。他这“沉吟”倒不是被对方举出的“省委主要领导”这面大旗给镇住了。邵长水不举这面“大旗”，不放这样的“大话”，他对他印象还挺好，觉得这位“公安同志”，执著，诚恳，稳重，机敏，眉目间神清气爽，真可以称得上是他多年来接触那么些公安­干­部中气质上佳的一个了。但一听他也不能免俗地用“领导”来唬人，反倒觉得这人“粗俗”了，一开始建立起来的那点敬重和亲近感，顿时减退了不少。“省委主要领导”？嘿嘿，大概您还知不道吧，作为省里国企改革重点单位的党政一把手，省内五十强、国内五百强之一的一把手，要约个时间当面跟省委书记谈个事，不敢说易如反掌，也可以说十拿九稳。真是的。这样的赌气话，寿泰求当然不会说出口去，只是在淡淡一笑中将它们从自己心中掠过，而后对邵长水说：“我个人和劳爷之间的那点关系，今天就先不去说它了。”

“不不不……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邵长水忙要求道。

“要这么说，我们得说三天三夜。这不可能。”寿泰求断然拒绝了。这让邵长水一下领略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在­操­作一件事的过程中，左右局面的决心和能力。

“劳爷死得可惜，也死得莫名其妙。”寿泰求说道，“……我不能说自己非常了解劳爷。但我敢说，现在谁都不敢说自己有多么了解他，尤其是在他老人家经历了陶里根的剧变之后……”

“剧变？你能对‘剧变’二字做一点详细的说明吗？”邵长水追问道。

“老人家在陶里根非常痛苦过……这一点很少为人所知。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他变‘疯狂’的一面，辞职啦下海啦脱警服啦，一连串的事情好像­干­得都挺疯狂的……其实他内心一直非常痛苦……”说到这里，寿泰求停顿了一下。这样的停顿，好像是为了强调他这个“痛苦说”，又好像是为了进一步描述他这个“痛苦说”而在做某种准备似的。“他当时确实很痛苦……”停顿了一会儿，他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他跟您详细谈过他内心的这种痛苦？”邵长水小心翼翼地问道。

“……”寿泰求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当时跟您说什么了？”邵长水按捺不住地问道。

“他当时跟我说得挺多。他知道，我跟顾省长他们走得比较近，一向以来也比较了解他们……”

“听您这么说，好像劳爷挺想从您那儿了解一些有关顾代省长的事情的，是这样吗？他跟您了解过顾省长哪方面的事情？”邵长水随口这么问道。但话一出口，他立刻有些后悔了，立刻意识到这样提问，太不策略，太露骨了，搞得不好，会吓住这位仕锋正健、正需要处处把自己包裹得更严实更规正，以免一着不慎而遭致前功尽弃的“年轻人”。邵长水的担心果然应验。一听邵长水立刻抓住“顾省长”这话题追问起来，寿泰求马上显得警觉起来，忙改口道：“我和劳爷之间，怎么会扯到顾省长的事呢？完全不相­干­嘛。”为了回避邵长水继续发出类似的追问，他马上拿起茶杯，装着要续水的样子，起身在包间里转圈寻找着根本也不存在的热水器。这时，一直在门外守着的谷乔，赶紧走了进来，接过寿泰求手里的茶杯，一边张罗着让服务生给续水，一边提醒寿泰求道：“一会儿还要见建设银行两位老总哩。谈得差不多了吧。”

“你别催。我记着哩。”寿泰求颇有点不耐烦地呵斥了谷乔一句。其实他这点“不耐烦”，更多的还是冲着他自己来的：他觉得自己刚才太不像话了，开谈不大一会儿，居然就亮出如此大的破绽，差一点让人把不该说的话全给勾了出来。他觉得自己有点“窝囊”，对此也感到挺“窝火”。

……在随后的谈话中，寿泰求果然谨慎了许多，不仅绝口不提“顾省长”，就连那个他主动提出的“劳爷痛苦说”，也都不愿深入往下谈了；随便扯了点他和劳爷之间的往事和趣事，就借口“还有约会”，匆匆告辞了。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赵总队已经在那小楼里等着了。

“如果劳爷在陶里根后期­精­神上真的‘很痛苦’，这里一定有名堂。要重视这个线索。”听了邵长水的汇报，赵五六加重语气分析道，“他痛苦个啥？是谁给他造成了这痛苦的？一定要搞清这些情况。得想办法从这个寿泰求那儿再掏点­干­货出来。”

“总队长，您还是让我实实在在去追凶破案吧。您说劳爷内心痛苦不痛苦，跟破案到底能有多大关系？咱们又不开心理门诊。抓住凶手才是胜利。有那个必要绕那么大的弯儿……”邵长水忐忑地申述着。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干­这档子事，就不勉强你了。”赵五六有点不高兴了。

“我不是不愿意­干­。是瞧着那头这么些案子没突破心里­干­着急……”

“谁说那头的案子没突破？”赵五六拧起眉头说道，“那边已经撬开了那个肇事车司机的嘴。那司机供认，事发当时，驾驶室里的确还有一个人。事发前，他俩的确去路边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不少的酒。但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事发那一瞬间，到底是谁把着方向盘的了。当时他头晕得厉害，手脚发软，直反胃，还想吐……只是隐隐约约记得，那个人跟他提议过，是不是让他来替他开一会儿。但据那个司机说，他说我是老司机了，这车还是俺家自个儿贷款买来跑运输的，咋能交给别人开？就算不是自家的车，司机一般都不愿意让别人来开自己的车。他说他平时喝酒，能有一斤的量。那天，他跟那人一共没喝下一瓶去。那还是个半斤装的小瓶。那天他最多也就喝了不到三两。要放在平时，三两酒，真跟玩儿闹似的，刚把酒虫勾出来而已。但那天真不行了控制不住自个儿了……”

“那家伙是不是在酒里做了手脚？”邵长水问。

“这现在就说不好了。”赵五六说道，“据那肇事司机说兴许是因为着了点凉。他说着凉的原因是因为去小酒馆之前，那人还哄着他去歌厅唱了会儿歌。那家伙还掏钱点了两个小姐陪着玩了一阵。歌厅的KTV包间里又刚撤了火，可能就是那会儿着凉的。他说他一着凉，喝酒就爱上头。是不是就是这么出的事……他说他开这么些年车，还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在部队当兵那会儿，还是个模范驾驶员……还说可以上他原先的部队去调查……”

“尽他妈的拣好听的说了！他供出那个人的姓名住处没有？”邵长水问。

“没有……他说他压根儿就不认识那家伙。半道上拦的车，说是要去南岗泡子。一开始他不让他搭车。对方死缠硬磨，还愿意掏二十元给司机做油钱。还说请他去唱歌，吃饭……有这么好的事，他就应了……”

“完全是个圈套。”邵长水说道。

“司机才不管你啥圈套不圈套，只要给好处，谁搭车都行。”赵五六说道。

“只要能认定事发当时驾驶室里确实还有另一人在，应该认为，案情就算有了一个重大突破。”邵长水说道，“从这些情况分析，这家伙应该是本地区的人。让技侦科派人根据肇事司机的口头描述，画出那家伙的人头像，发到周边地区群众中排查确认，应该能找到这家伙……”邵长水建议道。

“这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了。但也有个困难，据那肇事司机说，那家伙自始至终戴着个挺大的‘蛤蟆镜’，甚至跟小姐鬼混时，也没摘了那镜子。所以，凭着那样的画像，能否找到本人，真还不好说。”

“那肇事车扣下了吗？”

“当然。咋的？想去瞧瞧？”

“嗨，我把手伸那么长­干­吗？不在那位置，不管那闲事。”邵长水自嘲道。

这时，赵五六案头的电话响了，是劳爷的夫人朱泉英打来的，说是有个情况，不知道对破案有用没用。事发后，赵五六曾多次亲自去看望劳爷的夫人，抚慰之余，也曾对她提出，希望她能好好回忆一下，提供一些情况，以利于破案。不管哪方面的情况都行，直接、间接的，越详细越好。

放下电话，赵五六问邵长水：“这会儿有事不？要没特别大的事，跟我一块儿上泉英嫂子那儿听她说说情况，顺便也看望看望她。”邵长水自然当即应承了。

劳爷在省城熟人朋友特别多，可以说，只要他想办的事，基本上没有办不成的。但他自己至今却只住着一套很老式的两居室公寓房。事发这么长时间了，泉英好像还没能从整个事件中缓过神来。“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把事情说得清楚。这段日子记忆力减退得厉害……”她凄苦地惨笑道。

“找个好大夫来替你瞧瞧？”赵五六忙提议道。

“先说事吧。说事吧……我怕说乱了，还记了几条要点……”泉英拿出一张纸，恭恭正正地放在自己面前，同时略略红起脸，向赵五六解释道。

她对赵五六和邵长水说，要不是那个星期天的早晨，东林遇上了那个人，他绝对不会头脑发昏地吵吵着脱警服辞职去什么陶里根。“虽然这么些年来，东林对厅里一直没把他从大要案支队副支队长的位置上扶正了，觉得挺委屈，对早先的处分也挺愤愤不平的，但他确实从来也没想到过要离开刑侦总队，更别说要他脱警服去调查省上的一位什么领导。说老实话，这样的事儿，搁过去，你就是拿枪顶着他脑袋，他都不会去­干­的。有的领导老觉得他这人心特活儿，个­性­特强，特不好管教。其实太不是那么回子事了。说出来也许你们都不信，他这人内心特本分，也特胆小。事情全发生在那天。那天是个星期天，而且是难得的一个能休息半天的星期天……”

……那天早晨，劳东林骑上他那辆破自行车，上菜市场采购。他这人挺讲究生活。但凡能歇个一天半天的，他都会亲自去“备料”，­精­心掌勺，大张旗鼓地整上一桌菜，让盘子摞盘子，大碗叠大碗，约上一帮朋友，上家来热闹一通。（这帮所谓的“朋友”，还真不一定是以往的战友或总队里的同事，大多都是社会上三教九流的哥儿们或姐儿们。他平时好结交这些人。他说，当刑警的没这样一帮朋友，真来了案子，你想上线索？难死你！）你还别说，他的“小笨­鸡­炖蘑菇”，“黄金饼炒辣肠”，“鲫鱼扒豆腐”，“翠­嫩­芽炝拌”，“手撕大马哈鱼”和“肥肠排骨烧土豆”，跟那些靠“地方特­色­农家菜”营生的饭店酒家做出来的，还真有一拼。在饭桌上，他自己喝得不多，吃得也不多，但他就喜欢这份热闹，也喜欢听朋友们由衷地夸他几句。他就是这么个人。老了老了，还挺招人喜欢的。

离菜市场不远，新开张了一个古玩市场。规模不小，四五百米见长。马路两旁一个紧挨一个的，摆满了卖真假古玩的地摊儿。劳爷从不玩这些东西，但他有时候喜欢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堆里走一走。也说不上个什么原因。大概还是他那个喜欢凑热闹的脾­性­决定的吧，他总觉得在人堆里这么挤一挤，走一走，心情特别放松。有时候看到有人花几百元，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买一个灰头土脸的碗啊瓶啊小菩萨之类的玩意儿，他心中暗自替人捏一把汗，嘴里却会跟着唉呀哼哈地感慨夸赞一番。其实他真不懂古董。那天，正在那市场里游动，突然间，他看到了李敏分。他当然知道李敏分是玩古董的行家里手，赶紧上前打招呼。李敏分却一脸惊喜，颇有那种踏破铁鞋的感叹，忙把他拉到一旁，问：“你瞧见余大头了没有？他找你哩。”“余大头找我？­干­啥？”当时劳爷心里一愣。作为厅里的一个老同志，他当然很早就认识余达成，但即便是他还在厅里­干­着的时候，他俩也并没有什么公事以外的往来。再说，这个余大头离开公安厅，离开这个系统也多年了，还能有啥事要找我？他余大头以现在的身份和地位，再凭过去在公安厅的那点影响和老关系，不管办啥事儿，也用不着“屈尊”来找我劳东林啊。劳爷一边在心里犯着猜疑，一边却又不由自主地跟着李敏分走去，很快就见到了那个余大头。

余大头虽然当了一阵“亿万级的富翁”，又出国美美地镀了一回金，但那副不拘小节的“邋遢”样，却依然如故。跟劳爷见面时，他上身穿一件驼­色­的中式褂子，里头也就穿一件浅蓝­色­的纯棉衬衣；下身再穿一条深灰­色­裤子，黑布圆口“老头鞋”，板儿寸头，大脸盘，只是那副一向炯炯如灼的眼神，多年不见，已变得意外地平和而含蓄。还有个变化是，近来查出血糖高出标准不少，人急剧消瘦，口袋里老揣着让人从瑞士带回来的降血糖药片。余大头对劳爷说，我好长时间不敢过­肉­瘾了，听说中央广场西侧新开了一家“酱肘­棒­”店，味道还算不错，咱们上那儿坐坐，尝尝新？他亲自开车拉着劳爷去了中央广场。按情理说，怎么也应该把李敏分一块儿拉上。但人家真是按规矩办事，什么场合，该谁在场，不该谁在场，不论情面，只论规矩。李敏分也是个见过大场面的聪明人，当然懂得这里的规矩。他知道余大头今天通过他找劳爷，绝对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既然人家没邀请他，就说明这场合不该他掺和。不该掺和的事就不要去瞎掺和，这点素养，对于一个省公安厅的老工作人员来说，应该是早就具备的。所以，他把劳爷交到余大头手上，便开着车走了。

余大头带劳爷进了“酱肘­棒­”店二楼一个包间，要了两份那著名的“酱肘­棒­”，又要了一盘大拉皮，一碟凉拌萝卜皮，一瓶本地名酒“高粱烧”，两人就便戴上店家发的简易塑料手套，撕着啃着，边喝边聊。一开始也没说啥正经事，聊着聊着，话题不知不觉就集中到那个“11.12”（副市长开枪杀人）案上去了。小包间里只有他二人。劳爷又喝了两盅白酒，便情不自禁地慷慨激昂起来。反倒是作为主人的余大头只是含蓄地笑着听着，偶尔才Сhā上一两句话。听他那Сhā话的用意，好像也只是为了引出劳爷心里更多的议论和牢­骚­。那天两人自是谈得十分投机。但谈到最后，余大头也没挑明今天花这时间­精­力和金钱，请劳爷来搓这一顿，究竟是为了什么。劳爷回到家，喝了杯浓茶静静心，忽然觉得这里头有些蹊跷，也为自己今天说了太多的“废话”，发了太多的牢­骚­而生出些许悔意。自从早年受了那回处分，一向在“酒­色­”二字上比较谨慎的自己，今天是怎么的了？完全失态啊。而那个余大头，端着一副高深莫测的架子，又到底是在玩的哪一招呢？但仔细想想，自己也没说什么太过杠杠的话。无非就是说祝磊这么个正厅级­干­部，神经又没出毛病，应该不会平白无故地开枪杀人嘛，杀人偿命是对的，但总该把内幕给整清楚了再毙人家也不为晚，匆匆忙忙判，再急急忙忙地要把人家毙了，总让人觉得有点纳闷。真搞不明白，上头有些人为什么总要在一些重大关节问题上犯那么一点点傻……等等等等，这些牢­骚­话，全省人民都在说哩。我劳东林说两句，又怎么了？于是就把这件事丢开了，安心去睡觉。几天过去了，倒也没出什么大岔，劳爷这才彻底踏实下来，却不料到某一天的傍晚时分，又接到余大头的电话，让他马上赶到兴安宾馆去见他。

这个兴安宾馆，地处偏僻，多数人可能都不清楚，但劳爷清楚，它跟那个“龙湾路八十八号”一样，也是省安全厅的一个“点儿”。不同的是，龙湾路那边，现在不是了，而兴安宾馆却依然还是。龙湾路八十八号地处市内繁华地段，而“兴安”所处的地段却比较背静，歇山式飞檐大门楼上虽然也跟一般的宾馆似的装饰着耀眼的霓虹灯招牌，但细心的人还是可以看出，它并不像别的招牌似的，红黄蓝绿拼着命地闪烁，哭着喊着在招徕过往行人。它不。它就那样儿，静静地闪着一绺红光，默默地敞着大门，你爱来不来。还有一点它跟其他宾馆也不一样，就是任何人出入它的大门，都得出示住宿证。没有住宿证的，必须请你出示工作证和身份证。说到底，它那么“清高”，是因为它并不对外营业，它不指着那点外财生活。但它又告诉你，我这儿是个“宾馆”。

劳爷赶到兴安门前时，已经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在那儿等着他了。劳爷曾经想到过，以余大头目前的身份，或地位，到时候会有一位工作人员或秘书在大门口来接他，但没想到会是一位军人，这让他略感意外。兴安宾馆的前身是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一座“行宫”。按说它应该作为“文物”，由地方文物局接管和保护起来。其他那些有这样那样身世的建筑早就被接管了，惟有这座“行宫”它们没接得过去。因为和省安全厅经常有工作上的往来，劳爷不止一次来过这儿，对它餐厅里一位河北廊坊的大师傅做的“­肉­饼”，印象还特别深刻。兴安宾馆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原先那个“行宫”。它包括一个大型的宫殿式的四合院和两个带小院的侧厢房，还包括一片带假山亭阁九曲桥的水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处于严密的保护之中的。尤其是那个宫殿式的大四合院，据说大帅和小帅都曾来住过，现在已不对外开放了，只供贵宾，还得是身份不一般的贵宾参观。另一部分就是一幢新楼。说它“新”，只是相对那“行宫”而言，其实建起也快三十年了。只不过，前几年重新做了一次内装修，硬件方面的标准绝不次于地方上那些星级宾馆。而且每个房间都安了两部电话机，一部联线地方市话和国内国际长途，一部是安全系统内部的直通电话，以确保内部通话的绝对安全保密。还有一点也是它特殊的：不管进入新楼区，还是在“行宫”区，都无法使用手机。也就是说，它这儿，无线电的屏蔽功能特别的好。安全厅安全厅，就得安全嘛。

按说，那位年轻的军人应该领着劳爷向新楼走。但他却没把劳爷往那儿引，而是把他直接领到了“行宫区”内一个带侧厢房的小院里。这也让劳爷感到意外，又让他暗自兴奋。他知道，这两个带侧厢房的小院，在整个兴安，地位相当特殊和“神秘”。如果接待会议，这儿肯定只安排来自国家安全部或中央一级的领导。平日里，这儿则只安排“特殊”住客。

余大头怎么会住到这小院里了？难道他还拥有“安全”方面的背景？这当然不便深究。据他自己笑着向劳爷所做的解释是：省安全厅这两天正在这儿搞­干­部轮训，请他来做一次欧美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形势报告”。趁此机会，他也就在这儿休息两天。但怎么会有现役军人来做他的“扈从”呢？这一点，劳爷没有问；再问，不仅显得他劳东林有点碎嘴子，也就有点露怯了。而那位大头兄自己也没往下解释。前一阶段，他刚从美国回来时，熟人们就看到他乘坐的是一辆挂着军牌的大奥迪车，还有一位现役的军士（司机）在为他服务。没过多长时间，这辆军车和军士都不见了，又被一辆地方上的车和地方上的司机替代了。今天，劳爷又看到一位年轻的军官在他跟前走动……正常，这些事发生在“余大哥”身上，挺正常，要是没有这些非同一般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人们也许反而会觉得有点“不正常”了。

那天，余大头不再虚晃一枪，请劳爷落座，上完茶，接下来张嘴就说要“拜托”劳爷去陶里根办件事。“要你去做一次秘密调查，调查顾代省长当年在陶里根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他把“任务”交代得如此直白、简明和平淡，好像只不过让对方上菜市场买两斤­鸡­蛋似的，这话意，这口气，这神情，却让劳爷完全惊呆了，只能微微地虚张着嘴，呆呆地看着余大头，保持着绝对的沉默和心跳。要知道，在劳爷听来，这“任务”的严重­性­，其实和让他去“杀个人”差不了多少。因此，这一刻，他产生的第一感觉居然是，这个余大头莫不是“吃饱了撑的”，在跟他闹着玩哩？他完全搞不懂，早已成了“著名中青年企业家”的余大头，Сhā手这样的事，究竟在发啥神经？或者­干­脆就是踩到电门上了。

秘密去调查一个现任的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找死呢？！！

但是，环境、气氛和神情，都告诉劳爷，既没人在跟他耍着玩，也没人在这儿发神经。

“调……调查顾代省长？”他僵僵地问，舌头好像肿胀起来，嘴­唇­也­干­裂了似的，在怔怔地打量了一眼对方后，又问道，“你没吃错药吧？”

“您看呢？”大头兄淡淡一笑道。

“……”劳爷不作声了。余达成也不作声了。劳爷下意识地端起杯子，抿了两口，过了一会儿，又抿了两口，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喝啥。他还在等着这位“大头兄”突然哈哈大笑一声，然后跳起来捶他一拳说道：“哈哈，看把你吓得。跟你开玩笑的，千万别当真！”但是“大头兄”既没笑，也没跳起来，神情却变得越来越严肃了。

真事儿？

劳东林的心狂跳起来。

“要我去­干­这么一档事，啥背景？”劳爷怔怔地问。他不问别的，先问“背景”。这让余达成心中不由得暗自佩服。姜到底还是老的辣。这样的事，当然首先得把背景掂量清楚了。

“信不过我？”余大头答。

“这不是信得过信不过的事。”劳爷强作镇静，淡淡一笑道。话虽轻，理儿却重。而且不容回避。

“……”余达成只得沉默了。但过了一会儿，他却默默一笑道：“我著名的劳爷哎，您非得问这么多吗？”

“我更著名的余大哥哎，我能不问这么多吗？”劳爷不动声­色­地反问道。

“……”“余大哥”再一次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却没头没脑地冲着劳爷笑了笑，无奈地敬佩地说了句：“……你啊，果然名不虚传……”

那天谈到最后，余大头也没向劳爷透露这个“背景”，只是点着一支烟，把他那宽厚高大的上半身往那椅背上一靠，一边撸着自己那个板儿寸头，一边嘬着牙花子，说道：“拉倒吧，您就别死抠我那张底牌了。这么跟您说，其实我跟您一样，对我自己今天居然会来找您谈这么档子事，也感到无比诧异和惊骇，我甚至觉得自己都有点过了今天就不想过明天的蠢劲儿了。但我还是来了。为啥？一句话：我不得不来。我不能不来。我说到这份儿上，聪明人就应该明白了我没跟您交代的、我不能跟您交代的、您又特别想知道的那张底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对不起，我不是聪明人……”

“老哥，就别跟我谦虚了。”余达成忙做了个手势，让劳爷别急着打断他的话头，“这会儿，我虽然没法跟您亮出那应该向您亮的底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点，这件事不管­干­好­干­坏，到最后肯定有人替你担着这份责任。绝对不会把事情都推到你个人头上去的。但有两条，我也要事先跟你说明白，一，我不会跟你立任何书面字据，来保证这一点。二，在整个过程中，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们今天的谈话。否则……”

“否则又咋样？”

“否则……否则，你、我，就都不是好同志喽。”余大头半真半假地笑道，把一个特别严重的追问，淡淡地打发了。

“那……对我来说，不还是没任何保障吗？”劳爷迟疑了。

“话，我只能说到这份儿上了。你自己考虑吧。我肯定不能给你任何书面的东西。不是我姓余的不是东西，而是……”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又接着说道，“而是……而是……我只能这么做。”大头掐灭手中的烟蒂，定定地看着劳爷，话说得非常坚决。在劳爷眼里，这就是能办大事的人：当事情牵涉到一些更高层次的利害关系时，他们绝对能割舍当下，着眼未来，出快刀，使猛拳，断自身和他人的一切后路。劳东林一生都在佩服这样的人，也渴望自己有可能这样去办一两件大事。他老觉得自己离这样的人生境界总还差那么一口气、一步路，总滞留在憾恨之乡，而没能跨越过去……

“……”劳爷暗自感佩着默默地苦笑了一下，没马上对余大头的这番话做出回应。余达成也不再说话，等待了一会儿，见劳爷仍不表示态度，慢慢地又去点着一支烟，从容地说道：“那……你就再考虑考虑吧。”然后强调道：“今天我这个谈话，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带任何强迫命令，­干­还是不­干­，大主意还是你自己拿。”

“好事不找我。找我，就是这种倒霉事儿……”这时，劳爷小声地嘟哝了一句。余大头立刻笑道：“那你推荐一个，全公安厅上下，还有谁比你更合适的？”“­干­吗光公安厅啊，全省那么些人哩。”劳爷“冤屈”地又嘟哝了一句。“全省？行。你挑。谁？我们还就想找一个比您强的人哩。在哪儿呢？”余大头做出一副十分宽容的样子，大度地笑道，趁势使了一下“激将法”。而且在这里还特地用了个“我们”，暗示他此举绝非“个人行为”。

劳爷当然敏感到，余大头背后是“另有高人”的。他同时意识到这个“高人”很可能就是那个老书记。他做这样的猜测，有两个理由：一，如果是别的高层领导，为什么一定要调动这个余达成出面来做工作？这种事，政治上非常敏感，甚至还可以说有点“犯忌”，绝对出不得半点差错；因此是只能找自己的“心腹者”去做的。二，劳爷早就听说，最早发现和提拔顾立源的，就是这个老书记。当时的陶里根还只是一个小破县，由于地处中苏边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会儿，边界上摩擦不断，战事频仍，县城里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停滞不前，说它是个县城，细论其规模和面貌，还真赶不上内地的一个乡镇。一两条破旧的大街，几家冷冷清清的商店和不那么景气的饭馆。

江边上几十艘同样破旧的渔船对峙着江对岸那高耸的钢架了望塔和来回穿梭的巡逻炮艇。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那会儿的顾立源也还只是县政府办公室三个副主任中排名最后一位的副主任。一个毕业后“很不幸”地被分回家乡来谋生的大学生。当地县工商联机关里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小儿子。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那些事情，可以说，顾代省长的前程并不会比他的父亲好到哪儿去。很可能就会像他无数的前辈一样，窝在这样一个小破县城里终其一生。后来他幸运地遭遇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大事，是跟全中国十来亿人一起遭遇的，那就是“改革开放”。第二件事似乎是“小事”，但对他个人来说，又是一件大得不能再大的事情。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春风吹绿边疆大地”，一位中央主要领导来这里视察——在此以前，除了军方三总部的一些高级将领为部署自卫反击战役到陶里根县城里来住过一阵，此地还没有来过更大的领导人。那位中央主要领导，在众人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在江边走了一圈，指着依然冷清和破旧的陶里根，非常感慨地对陪同视察的省市领导说，南边我们能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深圳，北边为什么就不能把一个小县城变成另一个深圳？你们的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点？步子能不能再迈得大一点？当时主陪的就是那个老书记。他那会儿还在位。他忙答道，当然可以，就是希望中央能给我们一点政策。“政策，只要有利于改革开放，当然可以考虑的嘛。你们要什么政策？啊？”这位以爽快、豪放和激|情洋溢著称的中央主要领导回过头来问老书记。老书记虽然还是比较了解这位中央领导的，但那天还是没想到会如此泼辣爽快，当即就要跟他探讨，中央给些什么政策，就能加快陶里根的变革。一个统率全国大局的中央主要领导，这一刻在关心陶里根的前途，愿意给这么一个小破县一点政策，以利于它的发展，这可是千载万载都难逢的机会啊。

当然，他也可以说一些官话套话来搪塞，但官话套话是只能应付场面，却起不了任何实际作用。这时候如果只说些官话套话，恐怕不仅起不到实际作用，还会引起这位中央主要领导的极大反感，让他感到当地官员平庸无能。但到底要一个什么政策呢？不仅是老书记，就是陪同视察的所有的同志，事先都没做准备啊。事先没人说中央领导在视察时要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啊。再说，作为高纬度地区一个工业大省的一把手，老书记和省委领导班子里的同志正为全省那么些特大型国有企业忧虑着，­操­心着。这些大企业曾作为共和国的长子、骄子，为共和国的起步壮大造血输氧提气。但现在，它们几乎无一不面临困境，由此而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困境逼得这些“封疆大吏”，食不甘味，夜不成寐。

所以，他们一时间确实还顾不上陶里根这样的“小县城”，还来不及深入细致地思考适合这个边境小县的发展思路和特殊政策。为此，面对中央主要领导的“询问”、“追索”，老书记语塞。在场所有的大小官员也都不知所措，只知屏息静气地等待。现场气氛陡然有些紧张起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位一直在最后一排站着的年轻人，赶紧拿起一把太阳伞往前凑到中央领导跟前，一边说：“总书记，太阳光太毒了，用伞给您挡着点吧。”一边却借此机会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中央领导的视线，同时把一张小纸条悄悄塞到了老书记手里。老书记打开纸条很快扫了一眼，只见小纸条上写着三个字：“边贸权”。啊。这一点提醒得好啊。建国几十年，外贸和边贸权都是严格控制在中央手里的。外贸权和边贸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保持和保证国家高度集中统一所必须严格掌握的权力。二权高度控制在中央手里，多年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会去怀疑和挑战这个权力和政策。但是，陶里根地处边境，如果在边贸问题上给它以一定的自由度，这不就等于给它的前行增添了一副鹰的翅膀和豹子的腿脚了吗？啊，这小伙子有头脑，有魄力。老书记几乎是怀着感激和无比赏识的心情快速地去打量了一眼这个给他递纸条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顾立源……

……陶里根就是这样得到了再一次的“解放”。两个多月后，一艘满载着陶里根特产水果的铁壳船，从对岸虽然地广土肥人烟稀少、但水果仍然紧缺的兄弟邻邦处换来了满满一船我们这边紧缺的化肥。哈哈，一船水果居然换来一船化肥！赚啦！！消息传开，不异于平地一声“春雷”，成千上万个商人、菜农、果农、摊主和曾经不是商人不是菜农不是果农更不是摊主的中国人学成了商人菜农果农摊主，纷纷涌向陶里根，涌向对岸……陶里根迅速扩大、膨胀。数以十计、百计的建筑工程队开进这个县城。几乎一夜之间，存在了数十、数百年的老街老房消失了。市区以每年一平方公里、两平方公里、三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四周蔓延。“陶里根神话”和“深圳速度”一样，在那些年里深深陶醉了、也滋润着千千万万颗盼望变革、期待淘金的中国心……

在陶里根撤县建市时，省委常委讨论陶里根市市长人选，发生了一些争论。老书记拍着桌子说：“争啥争？争啥争？这市长就是那个小顾了。”从那以后，老书记一直特别关注顾立源。也可以这么说，顾立源以超寻常的速度，仅仅十来年的时间，从一个县机关的副科长变成了代省长，除了他个人的努力以外，跟这位老书记对他的特别“关注”是绝对分不开的。因此你可以设想，老书记一旦听说了这位已然进入省委领导班子的“后起之秀”涉及了什么重大案子，他能不焦心？能不采取特别措施去把事情先整个明白？然后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挽回影响，弥补损失。要知道，虽然他已经完全退下来了，但他一旦真的要想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的声音和要求还是可以“直达天听”的。而在顾立源的问题上，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这个省的六七千万老百姓负责，也要在政治上，对自己这问心无愧的一生负责……他必须知道，这个“小顾”，十多年来到底出了问题没有？但在闹清问题的实质前，他不便公开去做些什么，也不便去说些什么。但大树临风，不动也威嘛。

于是，他很有可能，委托自己过去的秘书暗中来­操­办一下这件事。

既然有这样的大背景，­干­不­干­？

劳爷问自己。最后他下了决心。

说到底，他仍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这点‘不安分’，害苦了他一生，也害他最后死在人家的车轮底下……”泉英说到最后，止不住地又哽咽起来。

……据赵五六和劳爷的妻子共同回忆，劳爷当时去陶里根，一开始并没辞职。余大头也没提出非要他辞了职来­干­这件事。这两位都人­精­儿似的，不会那么“傻”，一步就把他人和自己搁到死角里。劳爷最早上赵总队那儿去请假时是这么说的：陶里根有一家挺大的民营公司想在他退休后聘他做公司的保安经理，开出的年薪还算看得过去。他想先去探探虚实。赵总队说，别介，你现在就为退休以后的日子铺路搭桥，是不是也太超前了点？你劳大神探还担心退休后没人搭理？还非得上陶里根那大老远的地方刨食儿？他说，远不远的，反正多个机会多条路呗。深知他脾气的赵总队拗不过他，还真准了他的假，为了替他节省开支，还顺便让他捎了一点“公事”去办，以便他回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报销那点路费和住宿费。那一回，他在陶里根只待了四五天。没想到一回来就正式向总队提出辞职申请。

“为什么那回回来后就提出了辞职申请？”邵长水问。

“是啊，当时我特别纳闷。”赵五六答道。

“在陶里根的那四五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促使他下那么大的决心？”邵长水问。

“不清楚……”赵五六叹道。

“那……我再找人了解了解？”邵长水主动提议道。

“你不觉得这事没啥意思了？”赵五六打趣道。

“嗯……不管咋的，事情总不能办个半半拉就撂下吧？”邵长水支吾道。

听泉英嫂子讲述，包括跟寿泰求接触了那么两回，这一切在邵长水心中都激起了不小的浪花，使他开始重新认识“刑警”这个职业，重新定位一个成熟的当代男人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从劳爷身上他也开始感受到一种自己过去从来都没有把它当真的生活冲动。一种“人”的含义和活法。虽然这时，他还说不清自己突然间所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人文价值和现实价值，但有两点他是能说得清楚的：一，今天感受到的东西，是过去封闭在山沟沟里时感受不到的，应该把它看做是进城后的一次重大收获；二，目前虽然还说不清楚它，但它的确激动了自己。他确信，能激动自己的一定是个好东西。既然是个好东西，自己就有责任、有义务把它闹清楚整明白了。

他决定趁热打铁，找寿泰求和余达成再深入地谈一谈，却没料想分别都碰了壁。打电话约寿泰求，寿泰求怎么也不肯出来见邵长水了。

“那天，我们还没谈完哩。”邵长水在电话里这样说道。

“谈完了……谈完了……”寿泰求在电话那头这样应付道。

“您说劳爷在陶里根生活的那几个月里，一度非常痛苦，但我们今天还听到一种说法，说他为自己要去陶里根工作曾经非常兴奋过……”

“我谈的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一面之词而已。到底是痛苦，还是兴奋，还是既痛苦过，也兴奋过，还是先兴奋后痛苦，还是先痛苦后兴奋……当然以你们的调查结论为准。”

“寿总，据我们了解，劳爷去陶里根后，曾多次回省城来找您密谈……”

“你们可千万别这么说。那怎么能说是密谈呢？绝对不能说是密谈。一起随便吃顿便饭，喝喝咖啡，随意聊聊罢了。劳爷是个非常好交朋友、也非常善交朋友的人。我只是他众多朋友中一个非常普通的朋友……”

“你们曾多次在一起聊过。”

“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寿总……”

“很对不起。最近我真的非常忙。非常非常忙。非常非常非常忙……”

余达成比寿泰求要圆滑一些，没有拒绝见面，但见面后，他的态度却显见得“更加恶劣”。他对邵长水说：“是的。我曾经找过劳东林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更多的情况，现在就不必再去说了。”“劳爷被撞死了……”邵长水提醒道。余达成坐在他那高背黑皮软垫总裁椅里，沉默了一会儿，再一次斩钉截铁地重复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找过这位劳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请您跟我们谈谈，当时您找劳东林的具体目的和背景情况。”邵长水耐心地请求道。“我再说一遍，我的确找过这位劳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对不起。”余达成除了强调了“的确”二字外，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地又把他刚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邵长水一起去的一位男同志被余大头这个“傲慢”和“冷漠”激怒了，一下站了起来，蹙起眉头，大声说道：“余达成同志，据我们了解，劳东林同志是应您的指示辞职去了陶里根，才引发了后续一连串事情，最后导致了他的非正常死亡。您不觉得有这个责任协助我们尽快搞清真相，揪出元凶，而不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只想怎么撇清自己？”这个年轻的工作同志是省城郊区公安分局刑侦中队的一个中队长，平时大会小会都不爱说话。邵长水没想到在这节骨眼儿上，他居然能如此不畏“强横”，慷慨仗义。要知道，此时的余达成已是中央直属某大企业的总裁了，正经一个副省部级­干­部。当时邵长水本能的反应是要去拉这个年轻人一把，制止他当场发作，以免把局面搞僵了，以后再不好打交道。但最后他没去拉。没拉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那年轻人起身太猛，他没来得及拉住；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潜意识起了作用：在潜意识中，他也觉得这个姓余的家伙如此过河拆桥，不仗义，确实有点“欠啐”，也就由着这个年轻人跟他去发作了。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邵长水等人立即向赵总队详细汇报了情况，没想到赵五六一改往常在听汇报时那种热情专注的态度，变得沉闷而消极，等邵长水等人说完后，对已经发生的事态也不做任何分析和指示，只是低头默默地坐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其他同志都打发了，感慨似的拍了拍邵长水的肩背，站起来，一边向门外走去，一边回过头来对邵长水说道：“走啊。我请你吃夜宵去。”

十四 和顺面馆

和顺路六十六号是一家兼做苏式点心的淮扬面馆。五开间门面，一楼一底，青砖粉墙大红柱，规整气派。这里原先是省内百年老字号恒通面粉厂大老板傅有恒三姨太的私宅。这个恒通面粉和它的老板傅有恒，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省城很有些名气。一九四九年这位傅老板带着几位姨太太和姨太太生的孩子，带着全部的金银细软美钞股票，甩下大老婆和那些不动产，也甩下“饥寒交迫”的员工，跑香港去了。这些不动产后来自然也就充了公，包括这所大宅子，一律归房管所分配，做了民居。前些年，傅老板仙逝，他在海外的一个直系亲属，好像还是亲侄儿辈之类的人，回省里来做巨额投资，附带条件之一，就是要收回这座“大宅”。

那时候，对这一类事情的处理，中央还没有出台具体政策，更无法可依，谁也不敢做主，便逐级上报，捅到了省委统战部，又由省委统战部报省委常委集体画圈，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归还傅家”的决定。这个决定当时在社会上还引起过一阵不小的议论和“­骚­动”，说法无非是“胡汉三的还乡团又回来了”，“现如今，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等等等等。但事实证明，当时那个省委集体画下的这个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英明”的。它的英明，不仅在于给省里争取到了一笔巨额美元投资，而且对适时适度调整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观念、心态，启动一个必须的法理体制进程，在某种程度上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那位“侄儿”也已年届古稀，在大陆港台，以及美国等地都有生意，他自己自然是不会入住那样的老宅的。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说，这样的老宅­阴­气太重，老年人本身­阴­阳失衡，阳气虚亏，是不宜住这样的老房子的。说实话，这老宅几十年来被一二十户人家分住，早已破旧得没个样子了。老人把“回归”的老宅给了在大陆的一个亲外甥女，又给了她一大笔钱，让她把老宅重新翻修过，开了这么个非常有特­色­的“和顺面馆”。这外甥女的丈夫原本是省检察院的一个助理检察员，转业军人，后来面馆的生意渐做渐大，这位助理检察官索­性­辞了职，一心一意相妻开店，后来又成了这面馆的正式“法人”。

于是圈子里的人开玩笑说，老宅忽悠了一圈，终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那外甥女婿免不了在省城的公检法系统中有不少上级同事朋友熟人。公务上常有应酬交际。俗话说，在哪花钱不是花？肥水还是别流外人田嘛。于是他们纷纷把这些宴请挪到和顺这边来做。它虽说是“面馆”，需要的时候却同样可以做宴席。或者，话这么说更准确：对外营业，它的确只卖“面”。只有公检法系统的朋友因公因私，需要了，它才为他们专办酒席。价钱比外头的正一级餐馆还要便宜一半以上。但菜谱和菜的­色­香味绝对是照特一级餐馆的水平制订和制作的。还有一个特别让这些公检法系统里的朋友称道和放心的是，那位外甥女婿在后院­精­心装修了三个包间，专为这些公宴使用，完全和大堂隔绝。甚至人车的出入，也设了专门的通道。久而久之，这些公务员把私人间的重要会见、晤谈，都放到了这儿来举行。需要时，只须先打个电话，这边绝对能把后院其他那两个包间的生意都停了，整个后院都由您独自享用。因为有这样的保全条件，市公安局曾借助这儿，设套“密捕”过两个嚣张一时而又好吃狂赌的黑社会头目。

这个和顺面馆在省城公检法系统里如此有名，但邵长水却也还是头一回光顾。跟着赵总队一走进面馆那幽静雅致的后院，他就被那几丛青竹和一泓碧波荡漾的池水“震惊”了，禁不住大声叫道：“嗨，稀罕。稀罕……实在是稀罕……”

赵总队自然是这儿的座上常客了；说“常客”似乎还不够，应该说是“贵客”才对。从他进门那刻起，店主夫­妇­俩就赶来亲自招呼，陪伺左右。邵长水还听到那位女店主在院子里吩咐手下的人：“告诉前台，别再往后院安排客人了。”邵长水忙低声对赵总队说：“我俩也就随便吃一点夜宵，有必要让人整得那么隆重吗？”赵总队却满不在乎地朝邵长水挥了挥手，那意思是说：这你就别­操­心了，让他们­操­办去。老规矩了。他俩刚在酸枝木的仿明靠背椅上坐下，茶就紧跟着上来了。那是八十元一壶的明前毛峰。茶具也是仿大清御制的青花釉上彩万寿无疆套具，紧接着又上了四个冷碟，四个­干­果盘，都是赵总队平日里爱吃的那种酱猪蹄、扒猪脸、手撕猪肝、大料卤肥肠和无花果­干­、柿饼、油炸龙虾片等，还有一大盘出产在乌陀格拉草原上的葵花籽儿，粒儿大皮薄油多仁儿香。自然也少不了一碟剥得白润娇­嫩­的蒜瓣儿和一碟紫红鲜亮的油泼辣子。

然后，那位前助理检察官又笑嘻嘻地，仿佛取来什么宝贝似的，双手捧着一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厂的简装红星二锅头，照直走到赵总队跟前，小心翼翼地把酒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下，仿佛在展示一瓶窖藏百年的“路易十八”似的，压低了嗓门声明道：“最后两三瓶了。这可是专门为您赵总队留着的。”赵总队却说：“我­操­。八年前就听你说过这话了，你这到底是第几个‘最后两三瓶’了？你就跟我这么瞎忽悠吧。”那位前助理检察官忙抱屈地笑道：“您瞧瞧您瞧瞧，您当总队长的说话都这么不实事求是，那我们这些人就更没个活头了。我连头带尾才做了这三四年生意，您咋能在八年前就听我说过这话呢？实话跟您说吧，这可是真正的最后三瓶了。以后您就是打死我，也给您找不来这样的二锅头了。再想喝，只能给您上茅台五粮液了。”不怎么喝酒的邵长水知道，省里不少老公安都特别爱喝这“简装版的二锅头”。或者应该这么说，都特讲究这一点。现在，市面上二锅头多的是。从七八元十来元一瓶简装的，到三百多元一瓶­精­品特酿的，应有尽有。但绝对再找不到这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的简装版五十六度“红星二锅头”（一定得五十六度。六十度不行，五十度的也不行）。这样的二锅头在产地北京都很难再找得到了。而省城的那些老公安偏偏都以能搞到喝到这样一瓶二锅头为胜事，幸事，并纷纷以此为荣。真不知道这位前助理检察官是怎么搞到它们的？居然还能时不时神秘地宣布一下：“这是最后两三瓶。”

吃夜宵，还要喝酒？而且还要喝这样的烈酒？邵长水犯疑地悄悄打量了一眼赵总队，只见他已经端着那同样仿大清御制的青花釉上彩万寿无疆小酒盅，在那儿默默地抿了起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咽着这几乎跟烈火一样在烧灼人嘴­唇­和喉管的烈酒，好像在品尝什么天堂人间的甘露仙泉。好大一会儿，他都不说话，也不吃那些他爱吃的­肉­菜，只闷着头拿那乌陀格拉草原上的葵花籽下酒。这让邵长水，也让前助理检察官夫­妇­俩都觉察出，总队长今晚肯定有心事，似乎是在“借酒浇愁”哩。邵长水不摸深浅，不敢探问，也只管自己闷头喝茶吃菜。前助理检察官夫­妇­俩在一旁不尴不尬地胡乱编了几句，但见赵五六总也不搭理他俩，便赶紧抽身上外头忙他们自己的去了。不大一会儿工夫，总队长便喝得满面通红，两眼放光，热汗直顺着他粗短的脖梗往下流淌。而那瓶一斤装的烈酒，也只剩了小半瓶。

“咋光喝茶不喝酒呢？算啥嘛？！”总队长突然抬起头来责问邵长水。

邵长水一愣，忙端起酒盅­干­了一盅，赵五六却直瞠瞠地看着他，问：“你觉得劳爷死得冤不冤？”因为没想到总队长今晚还会跟他“探讨”这么敏感的话题，对此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邵长水不觉愣怔了一下。赵五六见他傻愣在那儿，便有点不高兴了，吊起眼梢批评道：“小老弟啊小老弟，别老想着你那点定岗定职的狗屁事。人都调到省厅来了，老婆娃娃的户口也都给你办妥了，还犯啥愁呢？知道你对我有意见……老大鼻子的意见……”赵五六斜起眼乜眄着邵长水，发出一声声冷笑。

“我有啥意见？我咋会对您有意见？”邵长水忙连声解释。

“你别跟我强词夺理。有意见是正常的。没意见才是不正常的……劳爷就是憋着这一肚子意见才去陶里根的……他心里不痛快……不痛快得很呐……可我没想到他去了陶里根还那么痛苦……人呐……”

这时，那位男店主推门进来，问能不能上热菜了，却没料，遭到赵总队的一顿臭训。他瞪大了眼，冲着这位男店主破口大骂道：“谁让你进来的？我跟你交代过没有，不经我允许，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随随便便往屋里闯？你知道我们是­干­啥的吗？你想偷听我们的谈话？嗯？！你活腻歪了？”吓得那位前助理检察官目瞪口呆，瞬间工夫便傻愣在那儿了。邵长水知道赵总队确实喝多了，忙冲着那店主挥挥手，让他别跟总队长计较，赶紧回避了，然后摁住死活要站起来去继续追问那店主的赵总队，哄劝道：“哎哎哎，人家是来给我们上菜的。你­干­啥呢？您这么折腾，我们还吃不吃这顿夜宵了？”

赵五六呆呆地看了邵长水一眼，这才渐渐安静下来，然后又呆呆地朝店老板离去的方向看了看，翕合了两下嘴，似乎是有话要说，但又没说得出来，呆坐下，问：“我刚才跟人耍态度了？”

邵长水笑道：“岂止是耍态度？！差一点没把人家生吞活剥了。”

“……”这时思维已然变得非常迟钝的赵五六翻了翻眼皮，努力地回想了一下，忽然说道，“那……那……那咱们该给人家道个歉……那得……得道个歉……”

邵长水笑道：“行了行了。你别再去吓唬人家了。”

赵五六着急地嚷嚷道：“­干­吗吓唬人家？我得跟人家道歉！这老板过去是咱们公检法系统的同志，在部队正经还当过侦察参谋。我们一直处得挺不错的……别……别伤了他啊……”说着，强挣起身，摇摇晃晃地就直向门外走去，逼得邵长水赶紧上前把他拽回椅子上。但赵五六还是嚷着要去找老板道歉。邵长水只得支使一直守候在门外的一位男服务生，跑步去把老板叫了来。再经过一番折腾，等老板走了，那酒劲也稍稍过去了一些，赵五六才再度平静下来。邵长水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他喝下去了，便赶紧通知老板，没上的甜点和水果统统都别上了，不由分说地把总队长拽出了这和顺面馆。等发动了车，把赵总队送回家，再回到龙湾路，已是后半夜两点时分，哪还顾得上洗脚刷牙，赶紧脱了上床，但脑子里却翻来覆去地回响着赵五六说的这些“酒话”，闪现着他“愤世嫉俗”的神情，捉摸着总队长今晚突然酒后失态的深层次原因……这一切，颠过来倒过去地纠缠着已然非常困倦的他，只是睡不着，就只能硬挺着……一直到天明时分，眼皮才渐觉沉重，脑子里也跟灌满了一盆热浆子似的，迷迷糊糊地刚有了点睡意，电话铃却突然间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他本能地一个鲤鱼打挺般蹦起，扑过去抓起电话。是赵总队从总队部办公室打来的，让他立即赶到总队部，“有话要跟你说”。

邵长水赶紧翻身下床，穿好衣服，夺门而出时，下意识地瞧了一下墙上的电钟，这时还不到凌晨五点。

……省厅大院这时自然寂静无人，邵长水急冲冲赶到总队长办公室，果不其然，他已经在那儿等着了；看那模样，也是一夜没好睡，眼泡整个儿都浮肿着，加上酒后的病态，再加上室内又没开灯，他似乎显现得越发的虚弱和憔悴。自调到刑侦总队来，邵长水还从来没见过总队长如此“颓丧”过。

“坐。”赵五六指指另一边的沙发低声说道。那边沙发前的小茶几上放着一杯已经沏好的茶，还在袅袅地冒着热气。这是总队长特有的“待客”之道：找部下谈话，事先总会替你沏好一杯茶。几十年如一日，从不疏忽。

“昨晚我出洋相了……”他有气无力地自嘲道。

“没有。咱两个还没把那一瓶二锅头喝了，能出啥洋相？”邵长水忙回答。

“我绝对喝多了……那一瓶二锅头，你就没喝几口……”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那杯茶，意思是让邵长水喝茶，然后又问道，“当着和顺老板的面，我说啥出格儿的话没有？”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没有就好……”赵五六将信将疑地看了看邵长水，低下头去，闷坐了一会儿，“昨天我心情不好，知道不？”

“我说哩，怎么突然拉我去吃夜宵，还喝那么些烈酒。”邵长水笑道。

“有些情况，昨天当着那么些同志的面，我不好说……”赵五六说着，自嘲般苦笑了一下，然后他告诉邵长水，前天有个领导——我们暂且先别去问这位领导到底是谁，反正只要他愿意的话，他是可以左右你我的命运的，突然把我找到他办公室说事儿，其实也没啥要紧事儿，东扯葫芦西扯瓢地，扯着扯着就扯到了劳爷这案子上来了，他郑重其事地“提醒”我，侦破劳爷这案子，应该“适当”地放慢侦破速度，应该“适当”地“前瞻后顾”一下。“我说放慢，不是要你们不去侦破，更不是要你们放过那些案犯。那当然是不应该的，不允许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你千万别误解了我这个‘放慢’的意思。我说这‘放慢’，是希望你一边破案，一边得关注一下另外一方面事态的发展。”然后这位领导同志又故作神秘状地问我，“我说的这个‘另外一方面的事态’指的是啥，你明白不？”我故意跟他说：“不明白，请首长明示。”对方还笑着捶了我一拳说道：“别逗了。你要不明白，那就傻死你吧！”

“他担心啥？”邵长水问。

“还不是担心将来万一上头查下来，顾代省长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我们这么­干­，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赵五六答道。

“劳爷这档子事，真得跟顾代省长牵扯上？”

“那天听泉英嫂子说事的时候，你没带耳朵去？”

“那我们就不往下查了？”

“人家并没有让你不往下查。只是希望你放慢进度。一边查着，一边得留神观察上头的态度。别闷着头傻查。”

“那位领导他代表谁？代表省委？省政府？还是代表咱公安厅党组在说这话？”

“他谁也不代表。就代表他自己。”

“那请他少扯后腿。”

“人家还真不是要扯我们后腿，也是在为我们着想哩。有些事情，确确实实不能想得那么简单。在省里办案，确实跟你过去在县里在深山沟里办案不一样……”

“那您说咋办？我们就听他的，放慢步伐？”

“唉……”赵五六苦笑着叹了口气道，“放慢？怎么个放慢法？放到什么程度才算慢？”

还有个让赵五六心烦的新情况，因为涉及厅党组内部的分歧，他还不便跟邵长水“透露”。厅党组内，近来越来越多的同志倾向于“劳爷并不是死于谋杀”，认为赵五六在这个案子上的侦查思路是有问题的。他们认为：

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在事发前的一段时间里，劳爷或公开，或私下间，对顾代省长在陶里根工作期间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这和他在“密件”中表达的观点也是相吻合的。如果凶手是因为劳爷秘密调查顾代省长，才要“杀害”他的，那么当劳爷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对顾的看法和态度时，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杀他？逻辑上完全说不通啊。

二，虽然那个肇事司机已经“供认”事发当时，驾驶室里还有另一个人在，但，现在没有任何旁证物证可以证明这一点。方向盘上，除了那个醉酒司机外，没有找到其他任何人的指纹和掌纹。档把上也找不到其他人的指纹和掌纹。你当然可以认为，凶手当时戴着手套。但这也只能是推测。没有证据就不能推定有另一人存在。肇事司机一直不承认驾驶室有另一人，后来突然改口，又承认了，很可能是为了给自己推卸责任。

三，有一些证据在表明，劳爷在陶里根后期，­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很正常的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处于一种“严重”（？）的分裂状态中，让人会产生一种“前言不搭后语”的感觉。这里的原因待查，但是，为此，对他在“密件”中所讲的“如果我出事，那肯定是他杀”这一点，和在邵长水手掌心上留下“谋杀”二字一举，都得加以特别的质疑。

四，即便从谋杀的角度去破案，我们也不能局限在陶里根寻找答案。车祸固然是发生在陶里根，但劳东林一生破了不少的案子，抓了不少的人，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都有可能对劳爷进行报复。这些人大部分服刑后，都流落到社会上去了。他们有的在陶里根，但大部分都不在陶里根。如果把侦查的范围只局限在陶里根，给人的印象还是只重视“秘密调查”这条线上的事。好像我们这个案子，是有什么政治目的似的。这样不好……

还有一种新冒出来的说法就更“邪乎”了，有人认为，劳爷是自杀的……这些同志特别看重上边的第三条看法，他们确认，在事发前的这段日子里，劳爷的­精­神状态确实有些恍惚，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处在两可之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内心特别矛盾，常常流露出一些对人生没有把握的悲观情绪。因此他们认为，也不排除那天，老人家一时糊涂，便迎着摇摇晃晃驶来的那辆卡车走了过去……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在听了赵总队关于“劳爷自杀论”的讲述后，邵长水跳了起来，大声反驳，“幸亏他出事那天，我还见过他，还跟他在一起待了那么将近一个小时，最后又是我目送他被人推进急诊室手术间的。他不想进手术间。他要我救他。那天，他的确显得有些沉重，也可以看出，他内心思虑过多，但头脑非常清醒，对问题的分析判断都十分自信和果断。啥自杀么？说这种话的人完全是在搅混水。查一查，好好查一查说这种话的人的背景。”

“别激动……别激动……案件还在侦破中，不管人家说什么话，我们都得耐下心来听嘛。不能因为被害人是我们的一个老刑警，就听不进去不同意见。”

“如果是自杀，他能在我手上写下那样两个血字么？他故意在耍我们呢，还是他的­精­神真的已经处在分裂状态？但我可以以我的人格和党­性­来担保，劳爷当时神智是清醒的，神经是正常的。如果他的死跟别人没有关系，为什么有人要上我家去盗拓片？为什么要去炸他藏材料的那个保险柜？为什么还要杀害那个保安？后续发生的这一切，又说明了啥？”

“别激动……别激动……”

“我激动个球。我就是觉得我们一个老刑警死得太冤了，一心报国保民，却落个这样的下场……”

“别说着说着就没边没沿了。报国保民，跟‘这个下场’没有必然联系！”

“­操­，反正这国家也不是我们这几个刑警家米桶里揣着的，谁爱咋整咋整去！”

“邵长水，你瞎说个啥？越说越没边了，是不？”赵五六吼了一声。

邵长水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他才不太高兴地问道：“半夜把人从床上催起来，首长到底有啥吩咐嘛？”

“下一步，你有啥想法？可别跟我说‘我听领导的’那种屁话。”赵五六说道。

“你们领导的态度当然重要。我们只不过是­干­活的……”

“行了！”赵五六立马打断了邵长水的话，逼问道，“有没有想法？到底有没有？”

“我觉得我们前一阶段工作思路总体是正确的，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绝不为风言风语所动摇。当然，这得您这样的大树给顶着才行……”

“少跟我来这一套。说实在的。”

“我现在越来越体会袁厅长制定的总方针英明无比：咱们就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别的，咱一概不碰。啥省长不省长的，咱们碰不起。人家不想让我们碰，我们就不去碰它。不碰它，我们才能把劳爷这案子继续查下去。袁厅长他妈的太有辩证法了……”

“下一步！”

“没啥下一步的，继续这样按部就班地­干­下去就行。如果说要有一点变动，就是要在搞清劳爷后期的思想状态、认识状态和­精­神状态上下更大的工夫。同时不放过车祸和银行爆炸和拓片被盗这几个案子。还有一点，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真不敢说。”

“你­操­！”

“那我可就说了？以后心里再不痛快，就别喝那二锅头了。爹妈又没给你那酒量，白遭那罪­干­吗呀？！”

“滚滚滚。管天管地，还管我喝啥酒来着？滚！”

两人说到这里，天早已大亮。办公大楼的走廊里和院子里也已经有不少人在走动了。赵五六和邵长水早已饥肠辘辘，正想下楼去找个地方吃早点，传达室值班人员打来电话，说大门口有人要找刑侦总队的负责人。

“­干­吗的？想报案？让他们找110.这儿不接受直接报案。”赵五六答道。

“他们说他们不是来报案的，就是来找您赵总队的。还说您派人去找过他们。只要一说他俩的名字，您就知道他们是谁了。”传达室的值班员答道。

“是吗？他们叫啥？”赵五六问。

“曹月芳、尹自力。”

“曹月芳……尹自力……谁啊？”赵五六慢慢地念叨了两遍这名字，突然想起这好像是劳爷留下的那份名单里的人。邵长水也马上证实了。

“这些人不是都不愿搭理我们了吗？怎么又主动找上门来呢？”赵五六和邵长水都暗自疑惑道。

两人赶紧去吃了点早点，赵五六回办公室等着，让邵长水先去传达室见一下那两人，搞清真实来意。这两人，邵长水原先都见过。这一回一见之下，邵长水却完全傻愣住了。那个“尹自力”没错，还是原先的那位；但自称是“曹月芳”的却从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变成了二十来岁的女孩。而这个女孩还不是别人，却正是区图书馆的那个曹楠，那个让他一直还在心里为她打着问号的曹楠。看到邵长水一下愣在那儿，久久地用诧异的目光打量着她，曹楠赶紧解释道：“我是曹月芳的女儿，本来我爸爸应该亲自来的。他突然重感冒了，让我替他……对不起……”

“有……有啥事吗？”邵长水问道。他一下子还不能从“曹楠就是曹月芳的女儿”这个意外中挣出，神情上自然就带着相当的戒心和疑虑。

“上一回真不好意思……”尹自力先为他们上一回对邵长水等人的不热情行为表示了歉意。

邵长水挥了挥手，表示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它了，接着问清他们今天也是为劳爷这档子事来找赵五六的，便马上跟赵五六通报了情况，得到赵的应允，把二位带到了总队长办公室。在通报情况时，因为考虑到赵总队一会儿要亲自跟曹楠打交道，犹豫再三，还是把这些日子来对曹楠的疑惑都跟赵五六说了。赵五六倒没批评他早不报告这些情况，只说了句：“这丫头还有这么一些事呢？那倒要见见。”

赵五六跟尹自力和曹楠只谈了十多分钟，送走了他俩，就把邵长水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今天你安排时间，马上去见那个叫曹月芳的老同志。”

“怎么了？又愿意跟我们谈了？”邵长水问道。

“他们认为劳爷不可能是被谋杀的……”

“是吗？”邵长水一惊。

“你马上带个人去。做好详细记录。注意态度。别把老人吓着了。”

当天下午，省城又下起了小雨。邵长水带人再次来到曹月芳老人家的时候，曹楠已经在并不宽敞的门厅里等着了。普通的公寓楼。两室一厅的单元房。说是客厅，实际上也就是个略大一点的过道而已。上一回来，邵长水就觉得这客厅的种种陈设中总有那么一股说不上来的“非汉族”味道，比如那纹饰鲜艳的旧挂毯，洁白整齐的瓷挂盘，还有那一个个大小不等的雕花镜框，还有那个特别古老敦厚的铜茶炊……现在他明白了这里的原因了——只要仔细看一看那些镜框里夹着的老照片，邵长水就发现有好几张照片上的主人公竟然都是长裙曳地的俄罗斯­妇­人和身穿燕尾服，手持文明棍的俄罗斯男人。听曹月芳老人介绍，他们都是曹楠外祖母那一系列上的亲人。认真品味，泛黄的老照片还颇带了些西伯利亚旷野上那种冷冽、执著和博大的气息……

曹月芳早年也当过几天警察，可能是因为家族中的那点“海外关系”，“文革”前就被调离了公安系统；后来改行学了一门手艺——修钟表。总以为，不管世道如何变迁，城头上变换什么样的大王旗，都不能太亏了手艺人。原想，这一辈子就凭这手艺吃饭了，却不料，挡不住他为人的厚道和正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是被上头看中，提起来当了一家钟表店的副经理，当然是负责修理部工作的副经理，一直­干­到退休。同样爱好摆弄旧钟表的劳爷可能既看中了他那点手艺，也看中了他当年的警察出身，两人多年前就成了好朋友。至于他这么个大老爷们怎么取了个娘儿们的名字，据曹楠她爷爷解释，她这父亲生下后长到两岁多，还不会说话；后来突然开口说话，既不叫“爸爸”，也不叫“妈妈”，只叫“月芳”，而且叫个不停。管什么都叫“月芳”。怎么教他，怎么利诱和威逼相加，也扭不过他这让人“惊骇”的叫声。

家里从来也没人叫“月芳”，也没人教过他这么叫过。难道这老房子里曾住过这么一个叫“月芳”的屈死女子，她的冤魂附在孩子身上了？但四下里向那些老街坊打听，却谁也记不起来有过这么一个人……这么连续叫了几个月，众人正无奈时，突然间又不叫了，正常了，“爸爸妈妈饭饭屁屁狗狗­鸡­­鸡­……”叫唤得跟常人完全一样了，全家人也就放心了。随即也就把这档子事给忘了。一直到他六岁那年，说是得替他报名上学了，取个学名吧。爷爷突然说，还是让他叫“月芳”吧。原来这么些年，爷爷一直还记着这档子事，只是没声张而已。爷爷认为，不管当时是否真有这么个屈死之冤魂附身，孩子张嘴说话发的第一个音就是这个“月芳”，应该把它看做是冥冥中的一个谕示，谕示这孩子应该叫着“月芳”度过这一生。不管这个天生的名字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祸福，都是前世注定的。就让他带着这个天生的名字，走完他一生要走的路吧。就这样，定下了这样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名字……

“上一回挺对不住你们的……”老人一上来也为上一回的失礼道歉。

“没事没事。人嘛，都一样，一回生二回熟。”邵长水宽容地笑了笑道。

“真的很对不住。当时我们的确有胆怯的地方。俗话说，不摸深浅，切勿下水。还有一句老话说，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哪是十年。是三年。您别瞎夸大。”曹楠笑着纠正道。

“是十年。”老人斩钉截铁地说道，“在别处兴许三年就够了，在中国得十年。”

“如果没啥忌讳的话，能说得详细一点吗，各位前辈究竟胆怯啥呢？”邵长水微笑着问。

“嗯……”老人迟疑了一下，没马上回答，却冲曹楠挥了挥手，意思是让她回避，他想单独跟工作组的同志谈。

曹楠显然有点不大愿意“回避”，但最终拗不过父亲的意旨，只得悻悻地上外头待着去了。

正式开谈前，邵长水向曹月芳征询道：“您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下笔录。您不忌讳吧？”

“记吧记吧。”曹月老满口答应道，“我知道这是你们的规矩，找人谈话总是要做笔录的。不过，你们到底记了一些什么下来，最后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那当然。按规定，所有的笔录都要经当事人过目，还要请当事人签字认可才行。”

“那就好。那就好。”

十五 曹月芳的第一次讲述

老尹上午回来告诉我，说他已经当面告诉赵总队长，我们认为东林不是被谋杀的。我立马就批评了他。东林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们别急着给人下结论。说老实话，我们也下不了这个结论。这是个技术­性­政策­性­政治­性­都非常强的事情。我们­干­不了。几十年来，我参加过好多次运动。既被人下过结论，也替人下过结论。我太知道下结论这事有多重要，又有多难了。有时为了结论里的一两个字，一两句话，能翻来覆去折腾好些天，磨蹭多少个来回，耽搁一两年、两三年，有的甚至十来年都做不了结论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组织结论就是政治判决书。一两个关键字眼儿，关键的一两句话，就能给你一生定了归宿。所以这是不能含糊的。但我们可以提供情况。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提供情况。当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还不一定。因为每个人的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端正态度，尽力而为。尽可能地实事求是，接近真相吧。

但前一阶段听说你们已经认定了劳爷是被谋杀的，所以我们都有点不大再敢跟你们谈了。怕谈出一些不同看法，被你们认为我们是在故意误导你们，是故意在阻碍破案。后来又听说，你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于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大胆地把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提供出来，仅供你们参考……

东林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这个结局让我非常震动，又觉得……又觉得好像挺合乎事理。我这么说，您一定会觉得我特别不近人情，不近人­性­。但今天我们谈话的基调不是定在了要“尽可能地接近真相”上吗？我这就是在“接近真相”。只要是“接近真相”，我什么都敢说。这也是我不愿意让另外什么人参加我们这次的谈话的原因。要是旁边再坐着一个人。就是我闺女坐着，我敢说东林这么死，挺合事理？我这么说。好像我盼着他这么死似的，要传出去，在众人眼里，我曹月芳都成啥人了？但这确实是我心里的一句实话。

东林一生不愿平平庸庸、凑凑合合地活着，这也决定了他的死也不会像常人那样平庸和平常：您可能也知道，最近在特别的一个小圈子里，流传一种说法，说劳爷是自杀的。这种说法立即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和嘲笑。他们认为东林绝对不可能是自杀的，就是遇到天大的坎儿，真过不去了。他也不会自杀。因为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日子过不够；遇到坏日子，他也能变着法地把它改造成好日子过，实在改造不成，他也能心安理得地（得过且过地）把它当成好日子过。几十年来，他一直千方百计地不让自己难受。在各种情况下，他的确也过得蛮开心。这是他最大的特点。这些朋友自以为非常了解他，其实不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东林在陶里根最后阶段，内心非常痛苦，非常矛盾……这些痛苦和矛盾不仅仅堆积在他外在的生活中，而且已经进入他的内心。他平生第一次遇到了这样一种既没法改造、也没法在得过且过中把它忽略过去的“痛苦”……

（邵长水Сhā话：“那么，您是不是也认为他是自杀的？”）

这个……我先不下结论。我就说事情本身，结论还是留着你们去做。

有一回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那天还真把我吓着了。他突然闯到我家……这里我稍稍地岔开去加以补充说明一下。我这儿说的这个“家”，是我在陶里根的家。我想你们一定对我的历史进行过调查。我老家在陶里根=原陶里根县县政府大院后头有个废弃的水塔，水塔上头至今还可以找到一个月白桦树皮和红松板子做成的鸟巢。这鸟巢挺大，当时是专门做来让白鹳栖息的。后来白鹳不来了，住过不少灰鹊和黑老鸹：那鸟巢就是我当年在陶里根上中学时做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陶里根拆来建去变化如此之大，城里几乎所有的老建筑全被推掉了，就是这个水塔保存了下来，那个树皮木头搭的大鸟窝也幸存了下来。与此同时，还在土地规划局对马路保留了一幢小楼。那是当年这个小县城里惟一一家老字号酒厂“曹不泉酒厂”老板的私产。小楼现在被当作陶里根城工商业方面的历史文物保存了。

曹不泉就是我父亲，曹楠她爷爷。后来我上省城来当警察，学手艺，把家也安在了省城，一直混到今天。其实我的根还是在陶里根。那儿有我老曹家好几十口人。逢年过节，全家族要聚会的话，老少四五代人，真是乌泱泱一大片。如果再加上亲戚的亲戚，亲戚的熟人，熟人的熟人，熟人的亲戚……我这么说肯定不为过：当年陶里根老城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跟我们老曹家有某种或亲或疏的关系。我回陶里根，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只要他是陶里根人，又在三十岁以上，说上三四句话，点上三四个人名，我俩准能找到共同的熟人，马上变得非常亲近起来。所以，劳爷去陶里根搞他的“秘密调查”，找我帮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也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在陶里根的这些关系，劳爷的“调查”，一开始才会进展得那么顺利，有效。但那天，他突然闯到我家。我正在泡药酒。曹家的男人每年的冬末春初，都会喝一种药酒。这药酒是按自己家祖传的方子熬制成的。按我们曹家人的说法，冬补止亏，春补止燥，冬春之际，补心肾汇交，承上启下，敞外实内。方子是现成的，但配伍的主次和药量的多少，每年都要根据不同的人在新的一年开始时脉象的变化再来酌定。所以，每每到这时候，曹家的男人只要有可能，都会回到陶里根，由我习医的三叔逐一号过脉，看过舌苔；特别叫绝的是，还要验看当天的头一泡尿，根据尿的颜­色­，尿中泡沫的多少、堆积的样式和存留时间的长短，综合起来判断他身体的状况，重新开出方子，再去泡制在新的一年里适合他喝的那种药酒。

……那天雨下得挺大。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天正值惊蛰，恰巧雷发黑长岭。当地有句民谚：“雷发黑长岭，大雨浇死人。”许多老人都看得特别清楚，那闪电就像游龙一般从黑长岭的山窝窝里直窜到半空中，然后突然发出一声巨响。天顶欲裂，大地抖动；大雨便倾盆而至。那时大约下午四点来钟，天­色­骤暗，在屋里要不开灯，几乎都看不清对面墙上挂着的字画=雨大约下了有十来分钟，那继发的雷一个接一个地从黑长岭里发出，几乎是压着各家各户的房顶劈下。大雨在黑暗中又下了个把小时，天­色­才渐渐敞亮了一些，雨势也逐渐平稳了下来。劳爷正是在这大雨将要平息又还没平息的节骨眼儿上，闯到我家来的。

……他像往常一样，自个儿开着车=那时他开的还是一辆旧的沃尔沃。他一进屋，我就觉得他哪儿有点不对头，只听到他喘得厉害，把手里的东西往边上一扔，闷头坐下，就一声不吭了。往常他上家来，第一，手里总是不会空着的。只要是上门来，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手里总要提溜着一点“礼品”。我跟他提过多次“抗

议“，那也不管用：他笑着解释道：”习惯了。习惯了。都是从小让我老父亲训练的：我们家历来都这样。你别在意。千万别在意。下一回一定改正。“可下一回，还老样儿。第二，爱咋呼。一上家来，说、学、逗、唱，整个一个活宝，瞬瞬都只听见他的嚷嚷声和笑声。所以全家人都盼他来，喜欢他来：但那天进屋后，居然蔫不出声了。我赶紧开灯，只见他脸­色­灰暗。神情呆滞，开车的他，身上却淋得跟个落汤­鸡­似的；先前老是油光锃亮的皮鞋这时也沾满了泥巴，特别可惜了那件刚买不久的黑羊绒中长大衣，这时快成了块旧毡毯，要型儿没型儿，要样儿没样儿。软不拉塌地扒在他那矮小孱弱的身体上。

“咋的了？出车祸了？”我忙问。一边扔了块­干­毛巾给他擦脸，一边向窗外看去。那辆旧沃尔沃好端端地停在我家楼前窗户跟前，车身上虽然同样沾满了泥浆水。但并没有半点磕碰的痕迹。只是让我纳闷的是，在那么大的雷暴雨中驰来，两边的车窗居然全都开着，好像故意要跟肆虐的老天爷较劲儿似的。可想而知，车里的状况一定也已然是“一塌糊涂”的了。

我知道那天他去找余达成了。那段对间他一直想找余达成汇报什么情况。到底要汇报什么，他不肯告诉我。但他跟我说了，他要找余达成。而且非找不可。不找不行了。那天，他得到消息，余达成陪北京的几位贵客过江去游览俄罗斯的那个小城。那些日子里，东林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我能感觉到，他心里憋着什么；上我家来的次数也少了；来了以后笑声话语也没从前那么多了。即便有一些，也显得有些勉强，好像只是为了不让我们扫兴，强凑出来的。有时甚至从他那略有些无奈的眼神中还能觉察出一点“白头宫女强言欢”的“凄慽”。私下里我多次探问过他，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事了。他却只说“没事”。我说：“你这‘没事’，蒙别人可以，蒙我可蒙不过去。快跟我说实话。”他苦笑笑，回答道：“真没啥。我蒙你­干­啥嘛。就算有点啥，也……也……无非是一点自寻烦恼的事情罢了。小小不然啦。让我自己在心里沤它两天就会过去的。你就别­操­这份心了。”但“两天”、“两个星期”都“沤”过去了，显见他日渐地沉闷，事情好像不仅没有过去，还越发严重了。那天原讲好由我替他约见一个会计。当时他正在核查饶上都和顾立源、祝磊三个人当年有关的一笔账。这位会计正是当年经手这笔账的知情人。劳爷找他几回，请他说说当时的实际情况，他都婉言拒绝了，连见都不肯见。后来劳爷求到我，我又托了些关系，做了某些保证，这会计才答应见一下劳爷。好不容易才说通了的事，那天他为了去找余达成，居然就放弃了。由此你就可以想见，他当时想见余达成的心情有多么的迫切。能不能跟余达成认真地谈一谈，当时对于他又有多么的重要。

按说，终于见到了一直想见的人，应该非常高兴才对啊；即便不是“非常高兴”，也不能“如丧考妣”啊！是没见着？还是见着了谈得不投机？但，不管是见没见着，还是投不投机，以劳爷的素质和自持力，无论如何也都不至于让自己沮丧到如此地步啊！

出了什么天大的事了？

我还真忐忑起来。

一开始我没敢去细问。我知道，问了，他也不会跟我说的。他这个人虽然有时也会显得非常“天真”和“率直”，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显示出老公安特有的那种城府。他不想告诉你的事情，或者他觉得不应该告诉你的事，他绝对“守口如瓶”。绝不含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那天他根本就没见着余达成。不是余达成没时间，而是他根本就不想见劳东林。而且他感到，那天余达成像躲瘟疫似的躲着他劳东林：他一开始托余达成身边的工作人员捎话给余达成，他有急事要跟他谈一下，只需要十分钟时间，但必须谈一谈。余达成居然连这可怜兮兮的十分钟时间都不给，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带话给他，有事，等他回省城再说，别在这儿给他找

麻烦。这话，东林一听就觉得别扭：回省城？省城离陶里根六七百公里，­干­嘛舍近就远呢？再说了！啥叫“别给他找麻烦”？你当时说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及时来找你：还约束我，一定要去找你，不能去找其他人。这又怎么的了。到我真吃紧，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那儿就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圣诺全当放屁了？一开始东林还认为这些话指定不是余大头的原话。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胡诌”出来的。再说，这时人家正陪北京来的客人活动，确实也脱不开身，于是他忍了忍，又在宾馆的大堂里等着了。他想，等余达成宴请完宾客，回房间去休息，路过这儿的时候，堵住他，当面再跟他约一下肯定能成：这样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等余达成等一行人酒足饭饱回到宾馆，又等余达成把那几位贵客送上电梯，等到现场只剩余达成和他身边的那个工作人员。他才从大堂的一个角落里现身，急匆匆地向余达成走去。他以为这下余达成总会热情地接见他一下。没料想，余达成一见劳东林向他走过来时，居然一扭头赶紧钻进了电梯里，还故意留下那个工作人员在电梯门口挡住劳东林，对他低声说了这样一句话：“老同志了嘛，请注意影响。”

这一下，真的是太伤害东林了。他当时就傻在那儿了。平时反应挺敏捷，脑子转得挺快的他。居然跟被人劈头盖脸浇了一盆滚烫的热浆子似的，整个儿都僵那儿了：但即便到这时候，他还是习惯­性­地往好的方面去想眼前发生的事——这就是东林啊，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悲剧啊。一事当前。总是先替人往好的方面去着想。也就是俗话说的，让人卖了。还有滋有味地替人点钱哩。他还认为，余达成之所以这么冷淡他。是因他知道劳东林这“秘密调查”太机密，不宜在公开场合公然接触。按说，像东林那样破过几百上千起案子，又在预审中跟无数嫌犯打过交道的老警察，察言观­色­、捕捉对方瞬间内心变化、从无数假象中确认对方真实的行为目的

和思想动机，绝对是他的拿手绝招。但那天他为什么偏偏就没有从余达成脸部表情、体态动作，以至眼神的恍惚中，读出他的真实用意呢？一时间怎么会显得那么的“愚痴”和“迟钝”？其实，我要给您说穿了，一点都不奇怪。当他面对一个个刑事案，一个个嫌犯时，他知道自己是在跟“坏人”、跟“敌人”在做斗争，他全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是充分被绷紧了的，每一个细胞中的能量也都是被调动起来了的。但面对余达成，这可是“自己人”，是“同志”，而且是给自己交待任务的拥有“上级”身份的“同志”啊。对这样的人，在他心里，除了“信赖”，确确实实也只有“依赖”可说了。他怎么可能想得到，这样一个人，到了关键时刻居然会刻意地躲避他，不想再跟他有所接触了呢？说白了，他怎么可能想得到，这位“上级同志”，不等他完成任务，却已经要“抛弃”他了呢？

作为接受组织教育几十年的一个老同志，打死他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啊。

困惑。难受。几天后，他执意去了一回省城，又去找余达成。他一定要见到他。但还是没见着。这回的经历让他开始有点清醒了，开始觉察出，余达成“似乎”是真的在躲着他，不想见他。他惊诧，不安。但他想不出余大头为什么要躲着他。像往常一样，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难道是自己哪方面的工作没做好，让“组织”上怀疑自己了，信不过自己了？这使他更想见到这位余达成同志了……但这一回，他稍稍地耍了点小聪明，没直接找上门去。他知道，直接找上门，很可能会被再一次挡在门外。他托了个人去找。他在省城的家里整整等了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了回音。余达成的答复是，请转告劳东林同志，以后不要再去找他了。找了，也没用，他不管这些事。再有什么问题，请他找省纪委或其他相关部门去请示报告。如果他觉得不愿再在陶里根待下去了，完全可以离开那儿。由此给他带来的不便和损失，他表示深切的歉意……

余达成的这个答复和他的态度，几乎让东林要“崩溃”了。“什么什么？他不管这些事了？再有什么问题让我去找相关部门？如果不愿待下去了，完全可以离开陶里根？他说得倒简单！扔一条狗也没那么容易！他还向我表示深切的歉意？他这是啥意思？”劳东林一下暴跳起来。“……深切的歉意……哈哈……哈哈……我为此脱警服，辞公职，可以说冒天下之大不韪，押上了整个儿的身家­性­命，只为了换他一个‘歉意’？他把我当啥了？他还真不知道我劳东林是谁呢？！！”不等那个朋友冲上来拉他，他发动着车，直奔余大头的办公大楼而去。

那天余大头正在会议室主持会议。劳东林几乎不假思索地推开上前来拦阻他的门卫和秘书。照直冲进会议室以后，他才让自己稍稍地镇静下来，强装出一丝微笑。看定了一瞬间已经完全呆愣在那儿的余大头，用十二万分的自制力。逼出那种平缓的口气，对余大头说道：“余总，能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吗？我必须跟您说几句话。

事情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太小……“

余达成忙惊醒般地去关照一位副老总，让他暂替他主持会议，并匆匆对与会者说了声：“你们继续发表意见，请继续发表意见……”就领着劳东林去了他办公室： .

“哎呀呀你这个劳大侦探啊，真还有一股造反派脾气哩！坐坐坐……”一进办公室，余大头一边打着哈哈，一边对紧随而来的秘书使了个眼­色­，让他赶紧关上里外两道门，并让他在这段时间里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他和劳东林。

“有意见了？有意见好嘛。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敞开来谈。敞开来谈。”余大头往沙发上一靠。掏出一盒据说比红中华还要昂贵的“苏烟”往劳东林面前一扔，笑道。“老陈没跟你详细转告我的解释？这小子一定把我一些关键话语给贪污了。”他说的“老陈”，就是替劳东林给余大头带话的那位朋友。

“……”真坐了下来。又到了人跟前，劳东林这时反倒不像刚才那么气愤和激动了。

“老陈告诉你没有？老书记病了。突然病倒了……”余大头点着一支烟，平静地说道。

“……”劳东林还是没做任何反应。他记得自己刚才往外冲的时候，老陈追上来是喊了一句的：“大头让我告诉你，有人病了。他现在也没法弄了……”当时他完全被中烧的怒火吞没了，就没注意听到底是谁病了，好像老陈当时也没说得特别清楚。但等他往清楚里解释时，劳东林已经冲出门，发动着了车，别人再说啥也听不清楚了。

“老书记突然病倒，而且是深度昏迷。一开始就失去了自主呼吸能力。至今还在靠Сhā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迹象。由于是突然倒下的，生前许多事都没有交代……他不交代，任何人都没法接手……您应该知道……他不交代，别人是没法接着办的，也不能接着办的……”余大头仍然用他那特别平静的语调叙述着，仿佛在叙述一场必然要到来的小雨，一团必然会消失的云朵，一片必然要盛开的油菜花和一条必然要走到尽头的土路似的……

“那么，让我去陶里根搞秘密调查，确实是老书记的意思？”劳东林趁机追问。

“我没这么说。”余大头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如果跟他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不是他让你来安排我­干­这档子事的，为什么他昏迷了，你就不能再过问了呢？别人也就没法再接着往下办了呢？”劳东林穷追不舍追问。

“……”余大头只是看着劳东林，坚不做任何解释。那意思好像在说：“这，你自己去推断吧。我就不便说得更详细了。”

“我下一步怎么办？”

“你自己决定……”

“可当初不是我自己决定要­干­这事的。”

“这我们就不要争了。你应该记得，我当时跟你说得非常明确，到底去不去陶里根做这件事，最后的大主意你自己拿。我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带任何行政命令­色­彩……”

“可你还说过，去陶里根以后，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找你，也只能来找你。”

“……”余大头又不作声了。忽然间，他显得非常为难。是的，当时他的确说过这些话。他不否认整个这档子事是他出面去找劳东林谈的。但是，他当时也是受老书记之托来办这档子事的。珊在老书记突然昏迷了，而且大夫判断。老人家可能再也不会苏醒过来了。如何处理陶里根这件事，他没留下任何话。而这件事，直接

牵涉着一位在职的代省长，可以说非同小可，他余达成当然不能自作主张地对劳东林发出下一步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的“指示”。他还不能向任何人去透露这事的“背景”，也不能向任何人再去“请示”。事情毕竟牵涉到一位卸任的老省委书记和一位现任的代省长。怎么办？这件事，轮到谁头上，谁都会采取这种“退避三舍”的做法。这是减少损失的惟一办法。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劳东林该怎么办？

据劳爷后来跟我讲，他当时一下站了起来，扯起了嗓门，对那位余达成同志吼了这么一句：“我咋办？你说！！”

他看到余达成虽然仍一动不动地坐在他那个老总椅里，脸­色­却渐渐苍白起来，眼神里明显流露出一种歉疚和无奈，一只手掌托住他那颗硕大的头颅，一只手放在桌面上。却在那里下意识地微微地战栗着。紧接着，一刹那间。劳爷好像看到他的眼眶里闪了一下湿润的光泽。（后来劳爷多次跟我讲过。他当时的确看到这个余达成眼睛里泪光闪烁了一下。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这样的人也会“泪光闪烁”，劳爷说他当时的的确确看到了余达成的眼睛里闪烁出一绺泪光。）继而，余达成的睑­色­由苍白。转向了灰暗。他整个庞大的身躯即瘫软般地萎缩在极宽大的老总椅里，又跟铅浇铸成似的那么僵硬和板滞=随后，劳爷又吼叫彀地向他问了三声：“我到底咋办？你说！”余达成还是坚执般地一声不响。劳爷只得一甩门，大步走了出去。在扭头向外走的那一瞬间，他执意地打量了这位余达成一眼，看到他无奈地闭上了眼。一动不动地保持着原样，仿佛完全死过去了一样，只有平放在桌面上的那只肥胖而又白皙的手依然在那儿微微地、微微地战栗着……

十六 曹月芳的第二次讲述

（第七颗子弹没出膛）

应该说，那天东林他是带着一股强烈的失落和绝望情绪，从余达成的办公室夺门而出的，还应该说这种失落和绝望的情绪当时让他的­精­神几乎濒临崩溃。别以为我这是在你们面前故意夸大其辞。如果你们能了解到我们这一代人对“组织”、对“同志”、对“领导”那种几乎近似“神圣”的敬重和向往，了解到东林为了去陶里根执行这回任务，内心曾经经历了一番怎么样的挣扎，就能明白那天他为什么会陷入那样一种失落和绝望之中，为什么出了余达成办公室，在那样一场雷暴雨中居然会忘了关车窗，任凭大雨那样浇淋，开着车在市内漫无目的地几乎转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

……然后，他回到陶里根，便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两三天拒不见人，也不去公司上班。他报了病假。他当时的情景，确实也跟大病了一样，脸­色­灰暗，急剧消瘦，一开始连说话的心思和力气都没有，而且还拒绝去看病，真把我们一家人都吓坏了，也急坏了。那两天里，省轻工业公司每天一个电话催我回省城。他们办了个

高级技工培训班，急等着我去开课。但东林这副模样，我怎么能一甩手就走了呢？而且还不敢跟东林的老婆和闺女说。怕她们担心，更怕事情闹大了，越发地说不清楚。于是，我让培训班的领导把我的课往后挪了挪，又坚持着在东林身旁守了两天。那天东林的情况突然好转，一直不吃东西的他，居然还喝了半碗­肉­糜粥，小半个馒头。傍晚时分，还在院子里走了走。到晚上，心急上火了好几天的我，也是累得不行了。终于能松下一口气来了，便想早一点歇着；没料想刚躺下，就听到东林从他那个房间里细细簌簌地走了出来，好像是要找我说点儿啥。在我房门前犹犹豫豫地踯躅着。我浑身乏力，强撑着下了床。打开房门=他歉疚地对我说，好些天没刮胡子了，想借用一下我的刮胡刀具。我赶紧给他准备好热水和一应用具，但他却呆坐在那儿。并没有想刮胡子的意思。“咋的了？哪儿又不舒服了？”我问=他苦笑笑。拍拍身边的沙发，对我说道：“陪我待一会儿……这两天把你一家人都折腾坏了。我这也真是的……”他一边自责，一边再一次地歉疚似的苦笑了笑。他这么一苦笑，倒让我难过起来。跟他交往这么些年，还真没看到过他如此谦和，如此自责过。“算了算了。余大头有余大头的难处，你就想开点算了……”我趁机劝了劝。“坐一会儿吧……”他再次这么请求道：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在房间里独自憋了几天后，他想找人聊聊了，想发泄发泄了=我想。这也好。索­性­让他敞开来说一说，有助于他情绪的平复和振作，便立即顺应着他说道：“你要真不想睡，我陪你上我书房去坐会儿？”书旁在院子的另一个角落里，在那儿怎么聊，都不会吵了别人的休息。他果然很痛快地跟我去了书房。果不其然，坐下没聊几句。他就开始向我诉说起当初接受任务来陶里根搞这秘密调查的背景情况来了：这些情况，他一直也没跟我细说过。我也不便向他打听。没想到今天他却主动倾诉起来。

他说，那天在兴安宾馆从余达成那儿领受了任务，他还是挺有顾虑的。当时他没有马上回家。出了兴安宾馆的大门，驾驶着支队里的那辆老“普桑”，回到市中心中央广场西南角那棵老楸树下，望着被浓重的夜­色­笼罩下渐渐冷清起来的广场和广场对面日伪时期建的那幢结实而庞大的钢筋水泥大楼，望着从大楼一旁幽静又黝暗的街口驶进驶出的汽车。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流，他问自己，都快到退休年龄了，还有这个必要去卷进这么大一档子事情里去吗？即便是“还有这个必要”。已然到了这个年龄段的自己，“还有这个可能”去跟一些人“作对”吗？他清楚。在这档子事情里，自己将要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否则像余大头那样的人也不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的神秘和谨慎。他还清楚，这样的事情，往往是个串案——它必将涉及一串人，而且还会是一串很了不得的人。为了不失去手中的既得利益，他们必将会掀起一股很大的漩涡来反击。虽然从常理来分析，余大头背后肯定是有那位高人——老书记在给撑着，但老书记本人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人们虽然对老人仍会保持一种高度的尊敬，但是，仅靠那点“尊敬”，最终是无力平复那些重大漩涡的。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学公式：在力的对抗中，总是此消彼长。这也是一个极普通的社会政治常理。而经验又告诉劳爷，像陶里根那样一个偏远的小地方，方方面面的规章制度都不那么完善，几年问如此迅速膨胀发展，这里肯定会出现一些违规的人和事。就看你想不想去查；有没有那个力量去查；什么时间去查；查到什么程度。但凡去查，可以说，一查一个准。至于问题最后会查实到哪些人头上，这就说不好了，就得查起来看了。水至清无鱼。但水太浑了，最后也得死鱼。“至清”和“太浑”间的界线到底怎么拿捏，分寸如何把握，的确无时无刻不在检验着、也考验着每一个执政者心灵的洁净度和从政的良知、勇气、智慧和技巧。现在的问题是出了一个“陶里根集团”。（这里请原谅我姑妄借用这个民间的说法。）其重要“成员”之一，省会城市的副市长，开枪杀人；又传：他的开枪杀人跟另一个主要“成员”、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现任的代省长、省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有关。而

这位现任的代省长偏偏还是这位老书记当年一手提拔起来的。老书记为此内心不安，想搞清这里的“名堂”，想派一两个可靠而有能耐的人先悄悄去趟一下这“水”，探探底细，再来决定采取什么可补救的措施。作为深爱这方土地、又曾主宰过这方土地命运的前任“封疆大吏”，他这一番的心情和用意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事儿可不是“浅尝”一下便可“辄止”得了的。你一旦把马蜂捅出了窝，那局势就不是由你一厢意愿来控制的了！他是老书记，不管事情发展到哪一步，是谁也动不了他的。而你劳东林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大要案支队的副支队长。如果被你捅出来的真是一群“马蜂”，而万一你又收拾不了它们，那么，这群“马蜂”不把你蛰死，也一定会把你蛰个半残。

­干­不­干­？

……这一夜，劳爷无法入眠。这一点，他的妻子泉英当然也是真切地感觉到了的。他几次三番地从床上坐起，又几次三番地躺下，几次三番地趿上拖鞋，悄悄地走到黑黢黢的阳台上去抽烟。泉英没问他出什么事了。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或者案子一时间上不来线索，或者已有的线索突然中断，或者在破案方向上和大多数领导的看法发生重大分歧。东林都会这么折腾自己一番。但今晚明显不一样。真是“几次三番”啊，这是很少见的，而且是久久地在阳台上发呆，显得那么的缺乏自信，眉目间又隐隐地透出一种­阴­郁的黑气，好像大祸就要临头似的。但她又不敢去发问。她倒不是怕别的什么，只是不愿意打扰了他=再说，问了又能怎样？难道还能帮他去破案不成？经验告诉她，这时刻，啥也别问，啥也别动，保持一种安静，一种常态。由着他在必须的那种思虑和推理中去折腾自己；等天快亮了。他也折腾出一点名堂来了，到那时候，赶紧给他煮一杯浓浓的咖啡（或沏一杯上好的茉莉花茶），再准备一大桶热水，让他一边慢慢地啜着咖啡（或茶）。一边透透地泡个热水澡，在“里外一起涮”的当间，彻彻底底地放松一下，比啥都强。他需要你做的，无非也就是这个。东林在妻子跟前，的确挺大男子主义的。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既然如此为难。为什么不­干­脆拒绝了这个“委派”呢？余大头说得很清楚：大主意还是你自己拿：他为什么不拒绝？这一点，圈外人可能就又有所不知了：作为一个老警官，劳爷习惯了“服从”和“执行”。在种种从上面压下来的“差使”面前，他往往难以推卸，也不会推卸。几十年来早就习惯了这样一种局面：­干­得了要­干­，­干­不了也得去­干­。另外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优秀的老刑警，对“大案要案”，他具有一种天生的和几乎可以说是无法克制的向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责任感”所使然。这种“责任感”体现在劳爷身上。有时便成了一种近似于盲目的“自负”：这事儿，除了我，还真没人­干­得了。“舍我其谁？！”他一辈子都吃亏在这“自负”上，也一直想改掉这种“自负”，但一直又改不了，同时却又暗暗地为自己能有这么点“自负”而得意……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更是深层次的了。假如他自己不说，我也是绝对分析不到那儿去的。早年他受过处分，被开除过党籍，取消过二级英模称号。虽然后来党籍恢复了，但处分留下的隐痛和震惊明显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后半生的活法。你们可能已经了解到东林的为人了。其实在受处分前，他为人的个­性­要比现在突出十倍一百倍。热情，豪放，慷慨，聪明，能­干­，好交朋友，好打抱不平，也挺任­性­。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心里有话，掖不住藏不住。用俗话说，就是这小子敢说敢当，是个真男人。当时年轻，又一帆风顺。天大的荣誉降临到自己头上，鲜花掌声，云山雾罩的，的确也让他有一点把握不住自己了。一方

面没处理好和直接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某些生活细节上也的确有一点放纵自己，交了一些不该交的朋友，包括个别行为举止不那么得体的异­性­朋友。又没认真对待领导的劝诫，跌跤是肯定随之要发生的事。但后来事情居然整到“开除党籍”和“撤消英模称号”的地步，却是他，也是许多人都万万没想到的。一下子从天堂坠落地狱。他才开始懂得“夹着尾巴做人”这句话在中国当代所拥有的必要­性­、残酷­性­和启示意义。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才重新恢复自己生活的信心，他终于又成了省十大神探之一，成了总队大要案支队的副支队长，让事业和生活重新走上了轨道。但这时的“劳东林”，肯定已经不是早年的那个“劳东林”了，早已成了深刻领会

“夹着尾巴做人”的重要­性­的“劳东林”了。厅里一直没有把他这个“副支队长”扶正这迹象，也让他时时告诫自己，这“尾巴”还得继续“夹”下去，绝不能有片刻的松懈……

从那以后，他的确学会了听话，学会了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尤其是重大问题上，他绝对不会再“自作主张”。他变得随和而谦逊。惟一还让人感到有点不舒服的是，结婚和离婚的次数稍稍多了一些。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一切都还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生的，况且有一两回还是女方首先提出要离。

这样，从四十岁，到了五十岁，又到了五十五岁……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劳东林”一定会就这样了此一生了。然后就退休，然后也会有人来返聘，或找到某个地方去继续发挥余热。却没料想最后还会“杀”出这么一个。程咬金“，要他秘密潜去陶里根做调查。一开始固然忧虑重重，但却又让他兴奋难抑。多年来自己的做人价值终于被得到充分赏识，他感到无比欣慰。其次，事情本身具有的反常规形态，也激发了在内心被他自己强行抑制多年的那种冲动和激|情。为什么不敢去再­干­这么一把呢？既然有”尾巴“，只要它不伤害别人，为什么一定要让它夹着？自己为什么不能决定自己的活法？为什么一定要看别人的眼­色­活着？

对，痛痛快快地按自己的意愿­干­它一把！

过了这个村，就可能不会再有这个店了。

­干­！！

这就是劳爷。

通过一晚上的反复思考清点。他动自己：别犹豫了，先上陶里根瞧瞧去吧。不行了，咱及时鸣锣收兵不就得了？船到桥头自会直。活人还能给尿憋死了不成？真是的！他一边这么安慰着自己，给自己找着退路，一边心里却特明白，只要自己跨出这一步去，退路就已然自动断绝了。这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只有两种前途：要么­射­中目标，死死地如愿以偿地扎中标的物，要么与标的物擦肩而过，然后在空中摇摇晃晃地耗尽最后一点力气，挣扎到最后一刻而栽倒在地，而光荣奉献：除此以外，是再不会有第三种结局，是绝不会有回头的机会和可能的……

一条悲壮人生路，既是他向往的，又是他害怕的；既是他害怕的，又是他渴求的……

这就是劳爷……

从他说的这些情况，你们就可以看出，他下决心到陶里根去搞这秘密调查，是经过了一番重大思想斗争的，是做了种种思想准备的，是设想过最坏的后果的，但就是没想到，老书记会突然病倒，会从此昏迷不醒，没想到老书记在昏迷前会没对这件事留下任何“遗言”，更没想到，余达成居然因此会这么快地就从这件事情中把他自己给择开了，并如此迅速地把劳东林给“撇弃”了……毫不迟疑地以“斩立决”之势撇弃了他劳东林……

“寒心啊……月芳，真让人寒心啊……这余大头年轻轻的，好歹已经是我们党的一个高级­干­部了。他咋能这样呢？啊？他咋能这样？”那天晚上，东林反复地这么追问我。

“唉……这有啥想不通的……咱们做个换位思考，把你换到余大头的位置上，一旦发生这样的事，你会咋­干­？你会争着去把一切事情都揽到你自己身上？事情牵扯到一个在位的代省长，你揽得了吗？谁敢揽哦？！！”我说道。

“依你说，余大头这么­干­是对的？他只能这么­干­？他必须这么­干­？他应该这么­干­？”

“那倒也不是……”

“那应该咋样？”

“也许这里头本来就没什么应该不应该那一说。”

“对他来说，没什么应该不应该这一说。那么对我呢？就该由我来承受这一切？”

“嗨……”

“他可以这样来对我，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对别人？”

“东林东林东林，你咋跟个三年级小学生似的？你跟人争啥嘛？”

“……”他不说话了，低下头去，又呆坐着了。

第二天，他就去上班了。我也赶紧回省城了。据家里人告诉我，后来他便不常去我家住了。等我去陶里根再见到他，发现他各方面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少言寡语。有时突然会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似的冷冷地看我一眼，看得你浑身不自在。后来我发觉，他这么打量人，似乎是一种下意识行为。因为，转瞬间，这种冷漠和怀疑便会被常见的随和和淡定所置换，一切又似乎显得跟往常差不多了。只是在这“差不多”中间，你又时常会感觉出一点反常，这种反常就是，他越来越频繁地用这种打量陌生人的眼光在打量你这个老朋友。这的确让你会感到不安。然后我又听说，他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也听到有人说他在参加或组织那些晚上的种种活动时，越来越“放纵”自己……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想你们一定也听说过一些了……

（说到这里，曹楠敲了敲门，要进来给父亲打针。曹月芳患糖尿病多年，现在每天要靠注­射­胰岛素维持。打完针，曹楠提醒她父亲，要不要歇一会儿再接着谈？您一气谈这么多，累了；人家一动不动地听你谈这么长时间也受不了哇。曹月芳对他女儿挥挥手道，行了行了，人家工作组同志时间挺宝贵的。要歇，等他们走了再歇吧。你要真发善心，做一点小吃的来给我们填补填补。然后，他又接着说了下去。）

据我知道，东林头一回来陶里根初步摸情况，是摸到了一些情况的，这些情况也促使他下决心在陶里根“彻底­干­一场”，也就是说，当时他是下了决心要把这位“顾代省长”和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事情整一个“水落石出”的。否则，他也不会去辞职，不会去脱警服：要让一个老警察，在他­干­到快退休的时候。脱警服辞职，谈何容易？！他是真的把这档子事当个大事来做的。他这人就是这样，要么不­干­，­干­就­干­好，­干­到底=有那么一股拼命三郎的味道。

当时有两件事是大伙特别关注的=一件就是顾代省长和远东盛唐公司老总饶上都的关系。另一件就是这位顾代省长和那位祝副市长的关系。饶上都十多年前“盲流”到陶里根。他自称是“北京人”，父亲是京城的一个­干­部。多大的­干­部？他故意说得挺含糊挺神秘：一会儿说他父亲是­干­这个的。一会儿又说是­干­那个的，最后又说是从前那个华北局什么部的副部长。但最后查明，这一切都是他随口瞎编的：但当时就是有人信。这一方面跟陶里根这小地方的人见识浅好骗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他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说一口地道的“京腔”，谈吐不俗。且又出手大方有关；特别是当有人托他到北京办某些事的时候。您还别说，真有那么几回，他还给办成了。但后来还是露了馅。北京方面来人，就一起金融诈骗事件追查他的责任，把他带走了。作为那起金融诈骗的参与者之一，他是被判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刑。后来，刑满释放，他回到陶里根，混了几天，过江去俄罗斯那边谋发展去了。这小子脑子够用。看到国内开始兴起豢养宠物之风，没要了多长时间，便打通乌克兰、莫斯科到沃申斯克的“通道”，从那儿向国内贩“欧洲名犬”，大赚了一笔。然后又雇用了一帮“打手”，“清理”并独霸了当地的名犬市场。当时有不少国人也在对岸做贩狗的生意。由于他的欺行霸市，挨了打，纷纷写信回来，向国内的有关方面告状。

由于牵涉中俄两国关系，北京方面比较重视，直接批示，希望省地县三级高度重视这事，联合俄方，打击“华裔中的黑社会势力”，为在对岸依法经商的同胞争取合法权益。在省地两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县委县政府立即调集公安、检察、工商等方面的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对岸工作。当时的顾立源还在陶里根县的县政府办公室当副科长。他被派到这个“联合打黑工作组”当副组长。也就是在那次打黑行动中，他认识了这位饶上都先生。一位是打黑的主力，一位是被打的主要对象，后来怎么成了“好朋友”？这一直是陶里根的“千古之谜”。事实是，饶上都后来在顾立源改变陶里根面貌的几件大事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比如说，顾立源协助领导争取到“边贸权”后的第一次行动：用水果换对方的化肥，运输用的那条铁驳船，就是饶上都掏钱为顾租来的。后来，顾立源开发陶里根市市中心大商城时，人人都说这个想法好，可是没有人敢掏钱来实施这个想法，又是饶上都“两肋Сhā刀”，拿出自己全部资产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进行风险开发，实践了顾立源“把陶里根变成高纬度地区的边境名城”的第二步战略构想。当然，顾为饶同样创造了让人惊羡的“致富源泉”。

陶里根人人皆知的一件事就是，饶上都曾在顾和祝的帮助下，以低于市价好多倍的价格，拿到了江边码头附近黄金地段好几百亩地皮。而后，在随之到来的陶里根开发热潮中，江边的这些地皮价又上涨了数倍和数十倍。饶老板靠抛售这些地皮赚的钱，又在市内几个热点地段开发了好几个旺销楼盘，还从市政府那里拿到了开发经济适用房的特许证，以最优惠的地价、最优惠的税收待遇、减免许多附加费用，却又获得最好的市场销售率。那个经济适用房小区开盘的头一天，几乎有上千居民和外来商户通宵达旦地排队领取购房的号牌。这一天，书写了陶里根地区房产开发销售史上空前辉煌的一页……饶上都随之成了陶里根地区头号大富商和大名人，随即也成了陶里根市的政协委员。而饶卜都当时购地所用资金，据说也都是在颐和祝的帮助下，从银行贷得的。拿陶里根老百姓的话来说。还是“共产党”替他“埋了单”，用的还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在陶里根人眼里，起家后的顾和饶、顾和祝、饶和祝之间存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人们自然要发问，银行的钱为什么都给饶老板使了，没给我使呢？为什么我去贷就贷不到那么些呢？难道就因为饶老板的胆儿比我大？不会仅仅如此吧……于是很难免的种种传说、种种猜测、种种故事段子、种种怨气……如初夏的杨絮一般，纷纷扬扬地出现在陶里根的街头巷尾。拂之不去，弃之又来。

议论归议论，陶里根的山河原野却依然是美丽的，并且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江水澄净。天空碧蓝，林木高耸，地平线总是那么清晰从容地展现在那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

至于说到顾立源和祝磊的关系，应该说是挺正常的一档子事。祝磊的许多情况跟顾立源相似：平民出身，大学毕业，“不幸”没能留到大城市圆人生美梦，只得回故乡小县城谋生，而且一开始都在县实验中学当教员……他俩走到一块儿去，似乎是必然要发生的一件事。所不同的是，顾立源为人大气，炽热，强硬。祝磊则内敛，多虑，周细。顾立源执意要从政。走仕途。在实验中学没当几天教员，就托了些人，进了县政府机关当了个办事员，而祝磊则热衷于搞教育，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一系列的变故，他也许会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教育专家。人们说。在陶里镘时期，祝磊是顾立源的“军师”和“总管”，帮着出主意。­操­办落实具体事项。当时两人在一起还是很­干­了几件让人们称道的大事。上面提到过的“用水果换化肥”，开发陶里根市市中心商城……包括大胆起用像饶上都那样有活力有魄力有经商头脑，但又犯有一点前科的­干­才，都是两人反复“密商”后制订的“方略”。

顾立源命运的一大转折是被任命为陶里根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这使他获取了一个充分施展他才­干­的平台和必要的权力。当时他希望祝磊能留在陶里根做他的副手，一起实现人生的一次“冲刺”。但祝磊还是说服了顾立源，让他到省财经学院当了一名讲师，称心如愿地做了一年多的学问，发表了几篇有关中俄边贸史方面的考据论文，又提起来当了副教授；过了一段时间，顾立源破格调省里任副省长，主管工交财贸口，急需有人“辅佐”，便不顾祝磊如何的“反对”，把他调到经贸委办公室当了副主任，从那以后，祝磊才完全脱离了教育圈，正式走上了仕途，一直到被任命为省城的副市长。应该说，祝磊的飞速提升，跟顾立源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在省城，谁都知道，祝磊是顾的人。但这样的一个“祝副市长”怎么会闹到“开枪杀人”的地步？而他的开枪杀人又怎么可能跟顾立源有关系？这我就说不太清楚了。劳爷来陶里根以后，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应该说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我也旁敲侧击地向他打探过。但他总是找些似是而非的话应付我，一直也没跟我说实情。

（邵长水Сhā话：“对不起，我得打断您一下。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怕一会儿忘了，得赶紧问一下。您上一回谈到，劳爷急着去找余达成，没遭待见，受了极大的刺激。但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您好像没怎么说清楚，就是当时劳爷到底是为了什么才那么急着去找余达成的？他当时遇到什么大问题了吗？”）

上一回我没把这问题说清楚？那我真是老糊涂了。其实我也是事后才从劳爷嘴里得知这方面的详情的。一开始，劳爷啥都不跟我说。他这人真是搞刑侦出身的，嘴特紧。一直到他从余达成那儿受了刺激，“大病”一场，才慢慢跟我说了当时的一点情况。他说他去找余达成，就是因为心里特别矛盾。一方面，随着在陶里根的调查越来越深入，得到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许多原先不了解的，现在开始有点了解了；原先只是道听途说的，现在有根有据了；原先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现在逐渐地清晰了。但是，心情却越来越不能平静，越来越矛盾。许多问题不是迎刃而解了，反而让他感到更加困惑了。

（邵长水Сhā话：“比如哪些问题？”）

比如，到底应该怎么看待顾代省长这个人？怎么去看待饶上都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怎么看待自己在陶里根所­干­的这个“任务”？这样调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到底有多大？等等吧，也就是说，他开始打根儿上起怀疑自己来陶里根的合理­性­了，开始怀疑自己当初脱警服辞职，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

（邵长水一惊，忙Сhā话：“为什么？”）

……再往深里。他又不愿说了。他说。更多的，你就甭问了，别自找那些不痛快了。再说，我也真说不太清楚。我要能把这些都说清楚了，我当时­干­吗哭着喊着非得去找余大头？

（邵长水赶紧问：“你估计，这方面的事情，他还有可能跟谁说？”）

跟谁说？有可能跟谁也不说……要说的话……我想，有可能跟这么两个人说，一个嘛。当然是那个寿泰求……

（邵长水又问：“他跟那个寿泰求的关系有那么密切？还超过了你俩？”）

那当然。我跟他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朋友。老交情而已。他刚到陶里根那会儿，人生地不熟。我给他提供住，提供吃，提供可依托的人际关系，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但他跟寿泰求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这方面的（他一边说，一边指指脑袋）。

（邵长水Сhā话：“他怎么会跟寿泰求拉扯上的？他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在一个圈子里，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啊。按说，就算是打着灯笼，拿着放大镜，这两人也不一定能照上面。”）

谁说不是呢？但这方面的情况。你真得去找寿泰求打听了。就看寿泰求愿意不愿意跟你们说真话了。人家现在是上百亿资产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总，会不会轻易卷到这样的事情中来，很难说。您看那位余达成，不就是这样吗？他们太明白了，在政治上，只要不是跟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又不是上头直接下了令的，绝对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准则。您还真不能为此去责备谁。这就是现行的游戏规则。不成文，却成气候的游戏规则。

（邵长水问：“那另一位是谁？”）

嗯……这另一位嘛……你们还是先去找找寿泰求吧。这姓寿的实在不肯说了，我再帮你们去找那“另一位”。

（邵长水笑道：“咋了？还跟我们玩留一手？”）

不是留一手，绝对不是留一手。你们千万别误会。只不过是有一点小小的不方便。完全是出于个人方面的原因，私人方面的原因。能不去找那一位，咱们还是不去找。实在不行了，再说下一步。

这里我要补充一个情况就是，东林所知道的祝磊开枪杀人的情况，最早还是我给他提供的。

（邵长水问：“您又是从哪儿搞到这方面的情况的？”）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以后一步步再向你们“交代”。我为什么一定要先把祝磊“开枪杀人”的事儿先说一下？因为这对你们了解东林当时的内心变化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当时东林听说了这情况后，受到极大的震惊，可能也加深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其实从祝磊出事以后，社会上一直在流传这样的说法：祝磊开枪杀人是出于“无奈”，是因为受到某种严重的“陷害”，堕入一种无法解脱的绝望境况下，“一时冲动”，做出的“过激行动”，完全是属于“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典型范例。实际情况大概也是如此：陶里根一家上市公司为了在融资和工程项目竞标等方面取得省里一些领导的支持，想托关系，私下里给一些领导送几十万份职工股，通通关节。这个关系托到了祝磊手里。他们之所以找祝磊，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因为他是“陶里根人”；第二，他跟顾立源的关系“特别铁”，而那时顾立源已经进入了省委常委，而且也传出将由他来接替原先的省长来主持省政府的工作；第三，他耳朵根比较软，也就是说他比较好说话，能说得动他。这也是我们陶里根这地方的人的一大特点：说它是优点也可，说它是缺点也可。陶里根人重情义。你只要好好地去求他。拿情感去打动他，他们往往会塌下心来替你去办原本不该去办的那些事。祝磊原先确实不想掺和这一类的“糗事”，他知道这种事一旦被揭发，后果会是什么。但正如别人对他的分析那样。他的耳朵根比较软，经不住来自家乡的人的一再“软磨硬泡”，他妥协了。

案发后，他万分后悔地总结道，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还是我自己的那点私心。陶里根那家上市公司老总除了“动之以情”。还使了另一招：带着市政府秘书处的一位秘书一起来找祝磊。这位年轻的秘书也是陶里根人，而且是祝磊把他从陶里根介绍到省城来的。勤慎，机敏，很快就熟悉适应了机关工作和上层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门道。他反复劝祝磊，帮这家上市公司一把=他说了不少理由=但大部分都被祝磊否了。其中有两条却把祝磊说动了。一条是。别人求您带他们引见一下省领导，顺便捎一点好处去。您不去。假如这些领导的原则­性­和党­性­真的像他们平时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那么强，那倒没什么。万一不是，消息又传到他们耳朵里。对您就很不利了。他们会暗自怪罪您堵了他们的财路，觉得您对他们不贴心，不会办事，不替他们着想，不是他们的人。当前。省委正在考察市里你们这几位副市长，确定下一任市长的继任人选=在这关毽时刻，您要得罪了某位省领导。他不仅不替您在常委会上说话。相反再说您几句坏话，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您觉得自己有可能被确定为市长人选吗？以您的年龄来计算，在这两三年里如果不能被提到副省级的市长位置上。那么您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可是关键的一步啊。这一步跨得上去，前程无量。这一步要跨不上去，不用我说，您也明白，这副市长就是您人生最后一站了。您甘心就此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吗？再说了，这殴票又不是您自己吞了。您只是起一个引见的作用。引见到领导跟前。领导还不一定会拿这股票。这样，您方方面面的人情关系都照颐了。也没做什么特别出格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祝磊沉默了。他当时真还挺感谢这位小张秘书的，觉得，只有“老乡”才会这么“知心”。他沉默，是因为他很清楚，顾立源这些年变化不小，虽然­干­事还是那么的风风火火，还是那么的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但有一点变化是让祝磊“噤若寒蝉”，又感到“触目惊心”的，那就是他绝不容忍身边的人不跟他一条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你们要不愿跟我合穿一条裤子，我­干­吗要把你们搁在我身边？”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有一点“忘乎所以”。那还是在陶里根时期，在市委书记兼市长任上，有一回祝磊从省城回陶里根找顾立源办事。当时祝磊已经担任财经学院副院长了，为建立学生毕业实习基地的事，来找顾市长、顾书记帮忙，一走进顾立源办公室，就听到他正跟某公司一位女老总在吼叫。那个女老总大概是来纠缠顾立源，想承包市政上一项灯箱广告工程，把顾立源缠烦了。顾立源冷笑着训斥道：“你说我凭什么要把这块肥­肉­送到你嘴里？你说你是跟我上过床，还是给过我别的啥好处？”那女老板忙迎合道：“顾老板，只要您有这话，这事就好办了。上床，我想就算了，我这黄脸婆别上赶着让人恶心了。别的好处，有您今天这话，我立马去办……您就甭管了。”

“行啦。”顾立源又大声吼叫起来，“上一回把爱国路到卫国路那一段街面绿化美化工程包给了你。你他妈的净捞了多少？工程还没结束，你就把你闺女送英国去了，还听说花了好几十万英镑在那儿给你那位十九岁的宝贝闺女和她的未婚夫买了幢房子。市里搞希望工程捐款，你他妈的捐了多少？我特地去查了一下，捐了一千五百元。哈哈。一千五百大元。你寒碜谁呢？打发哪个叫花子呢？‘，”那不是刚把闺女送出去，手头有点紧不是？这回我一准把你们市委几个主要领导的孩子的出国经费都承包了……“”你给我歇着去吧！“大概是看到祝磊来了，那女老板就赶紧住嘴，不再说下去了。

可顾立源却不管不顾地仍然当着祝磊的面把她训了个一溜够。等那个女老板灰溜溜地走了，祝磊笑着跟顾立源说：“你老兄咋跟人家女同志说话来着，一口一个他妈的，还说啥上床不上床的话？”顾立源却满不在乎地说道：“她也能算‘女同志’？”祝磊忙说：“嗨，嗨，那又怎么的了？按十五大­精­神，这些民企老板不都是我们的同志？你看咱们那位饶大哥……”顾立源又吼了起来：“你怎么拿她跟饶大哥比？饶大哥咋做人？上一回我让电视台和日报同时发了个号召。让全市人民施援手救助贫困山区学生，他带了个很好的头，一出手就掏了五十万。市政府大楼翻修，他又蔫不唧地掏一二百万。你现在看到的大楼里的所有的灯具，都是他掏钱买的，还不让媒体宣传。啥叫‘同志’？啥叫‘自己人’？这才是哩。咋比嘛？！告诉你祝磊，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不管他十几大还是多少大，不管他是哪种­精­神，只要是只进不出、只吞不吐的王八蛋，我肯定让他一边捎着去。”“那你也不能跟一个女人说啥上床不上床的话=她要故意掇弄你，把这话传出去，你说你一个市委书记……”“怎么了？让她上大街上嚷嚷去，说顾书记要跟她上床。你说咱陶里根有几个人能信她这鬼话？跟她上床？哈哈……你瞧她刁蛮猴子样儿，脱光了送到我跟前，我都不想瞧她一眼，还上床呢？哈哈……”祝磊说：“那你也得注意一点说话的方式方法……”他立即显得非常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很不高兴地说道：“行啦行啦，祝副院长。有啥事要求我，快说。我下边还有个挺重要的外事活动在等着哩。”

顾立源以前确实不这样。虽然­干­事风风火火，但在他血管里多多少少地总还是流淌着一些他那位小科员出身、一辈子谨小慎微的父亲的血，内心的卑微和颐虑。还是在私底下支撑着他所有那些大大咧咧的行动。但现在，早就应该消失的那种卑微固然消失了，但必要的谨慎和分寸感似乎也跟着一起不见了，几乎成了一个完全得罪不得，也冒犯不起的人了……

考虑到这些情况，祝磊最后决定替那个上市公司引见顾立源。为保险起见，他先断然拒绝了这家公司原本要给他的那二十万份职工股。同时，他认为为他们引见顾立源，比引见别的领导更保险。因为他觉得依自己对颐的了解。他是不会收受这些职工股的。因此，即便带他们去见了顾。今后也不会出什么事。又为了今后能有个人来证明自己没有拿这些股票。他让张秘书陪着，一起参与了全过程。一切似乎都盘算得非常嗣密。却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情偏偏就坏在了这个张秘书身上。顾立源果然如祝磊预料的那样，一分都没收受那些股票。但中纪委还是很快就收到了这样的揭发信，说这里有人给省领导送职工股行贿。那段时间，中纪委已经发现了几起类似的事件。少数转制中的国有大企业，为了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以增强自己克服困难的能力，纷纷拿“职工股”做行贿手段。为了遏制这股歪风，中纪委立即派人到省里来查实此事。查下来，顾立源铁证如山，一分没有收受。其他领导也基本没有收受。但这家公司的职工股账面上确实少了七十万股。哪儿去了？居然有人揭发，这七十万份职工股全落进副市长祝磊的腰包里了。而且有人证明这一点。

证明人就是参与全过程的那位小张秘书。先是市委和市纪委的主要领导和风细雨地找祝磊谈话，希望他能主动说清问题。祝磊一开始根本就没把这当一回事。他很坦然嘛。压根就是子虚乌有的嘛。在市委领导再次找他谈话后，他开始有点紧张了，但仍然认为这是能够说得清楚的。他立即给张秘书打电话，希望他出面向有关领导把事情给澄清了。但连续打了好几次，这个张秘书莫名其妙地找不见了。这时祝磊才真正有点紧张了。市委和市纪委领导第三次找他谈话时，态度已经很严肃了，话甚至说到了这个份上：“事情如果拖到非要让中纪委的同志出面来解决的话，恐怕就不大好办了。还是争取主动吧。”后来他听说，不仅是那个张秘书，就连那家公司也一口咬定，这七十万职工股是他祝磊拿走了。这时，他不仅紧张，而且开始有点慌了神。就在听说中纪委的同志要找他谈话的前一天晚上，他终于设法找到了那个张秘书，并把他带到市政府设在市郊的一个宾馆里。先是在房间里谈。后来又把他带到宾馆后院小树林中间的一个空地上谈。几乎谈到声泪俱下的地步。

七十万份职工股啊，按市值计算，相当于五六百万元人民币。这笔“黑心账”如果真的全部坐实到他祝磊头上，三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开除­干­部队伍）一移交（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的结局肯定是逃脱不了的。这样，自己一生都完了，甚至都还有可能免不了一死。“我到底怎么你了？小张，你说，你说呀，是我把你带到省城来的……我到底怎么你了？”­精­神近似崩溃了的祝磊突然掏出一支不知从何处得来的手枪，悲愤万分地追问着。“我没有……没有……”这位张秘书也突然慌张起来，他一边辩解，一边往后退缩。他那清秀的白皙的充满学生气的脸（正是这张看似充满学生气的脸。一直让祝磊误读了他的“真诚”和“勤谨”）这时表现出的全部的恐惧、哀恳和狡辩，只能激起祝磊更强烈的绝望和愤怒。这时。天­色­越发暗淡，小张突然瞅个空子，一转身就向林子稠密处逃去：祝磊一着急，慌忙中下意识地举起枪。那位张秘书见他举枪。本能地上前去夺枪。就在这一瞬间，枪声响了……

枪里一共七颗子弹，祝磊一气打出了六颗。那一刻，他太恨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了。完全控制不住突然涌出的一腔怒火。但他还是本能地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颗子弹。本来，顺理成章地，他是要用这最后一颗子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但在面对小张的尸体默默地战栗着呆站了几秒钟后，他又决定不自杀了。自己已经­干­了件大蠢事。如果在杀了小张后。再自杀。这件事就彻底以“祝磊索贿受贿，枪杀重要证人，又畏罪自杀”告终，这才叫蠢上加蠢。他不能这么做。既然已经错走了无法挽回的一步，现在，不管上苍还会给他多少在世时间，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也要搞清事情“真相”，并向世人说明这个“真相”。开枪致人死命。已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

死罪，但必须让世人知道，他。祝磊，没有贪污，没有受贿，在开枪打死这个卑鄙无耻的年轻人前。他祝磊还是一个­干­净的称职的副市长，只可惜一时问的私心杂念，让他堕入了一个万劫不可复出的陷阱，而经验和直觉又都告诉他，小张之昕以如此卑鄙地戳力诬陷他，甚至不惜置他于死地。个中一定有泵因，有背景。这里有这个年轻人本人秉­性­上的问题，一定也会有更复杂、更重大的因素搅和在里头。他要以自己耻辱地再活一段时间。促使（或“提醒”、或“恳请”）人们来帮他搞清“真相”……

听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后。东林他张大了嘴，睁大了眼睛，很长时间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傻愣愣地看着我，眼神里流露着某种怀疑的神­色­，在这种怀疑的背后甚至还流露了一些恐惧，好像这“故事”完全是我捏造出来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后来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辈子可以说看到过人世间最残暴最肮脏最无耻最贪婪最没头脑最愚笨的人。跟这些人打交道的结果，我自以为我自己的神经早都麻木了，不可能再被搅起啥波澜了。但听了你讲的这些事，我的心总是在一阵阵发酸发涩，我总在告诉自己这些事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这儿，不是真的，祝磊调到

省城来当副市长后，也曾到公安厅来给我们讲过课，圆圆脸，细细的眉毛，一副文静从容的模样儿，讲起话来慢条斯理，特别有逻辑­性­，有穿透力。这样的人怎么也会出那样的事呢？怎么会呢？“

但是，即便在得到这样一些情况后，当时他仍然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抛弃一切顾虑，“破釜沉舟”，去申请提早辞职，接手来搞那个“秘密调查”。最后促使他下这样决心的，是一次拜访：他去那位老书记家看望老人家去了。在初步了解到顾立源祝磊和饶上都的那些情况后，他越发感到事关重大，有必要当面去见见那位老书记。

老书记住在老城区的人民路上。一个从外表看绝无惊人之处的大院子。事后听东林讲，他还是托了一些关系，才跟老书记的秘书接上头，打上招呼。事先不打招呼，你是绝对没法进入这个院子的。院子正经由武警战士值勤守护。院子果然很大，但又挺简朴。三幢都呈方形的独幢别墅，分别住着三位不同时期退下来的省委书记。劳爷早就知道人民路上的这个院子，但他从来也没进去过。所以那天，在那位看上去已不太年轻的秘书带领下，走进院子，走进老书记的那幢独幢小楼时，他还真有一点点紧张和兴奋。客厅向南的那面墙整个都是用大玻璃建成的。厅里真是阳光明媚，但又多少有一点杂乱。这跟劳爷去过的许多老同志的家都有相似之处。陈设在客厅里的许多棵高大的桶栽观赏植物、大型木雕、石雕………单独看，都是好东西，甚至还挺昂贵。但放在一起就显得有点格调不统一，有点杂拌儿凑的味道。原因很简单，它们绝大部分都是别人来探视时送的。对于这些玩意儿，老人也说不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无所谓啦。送来了，就放着呗。但有两条，是死规矩。一，你别带钱来。掏钱者，滚。二，求老人办事，可以；但你别带东西，带东西者，滚。这“滚”字，可不是我给愣加上的，那真是老人的原话。老人家不高兴时，真拍桌子。真直着嗓门让人“滚”。这样的事都不止发生一两回了。您说，他都到这份儿上了，还怕谁啊？还有啥可遮遮掩掩的？

那天老人身体有点不舒服。下半身盖着一条薄毛毯，躺在一把宽大的木制摇椅里，在明晃晃的客厅里。闭目养神。劳爷给老人带了点补品。进客厅前，就悄悄地把那几盒东西交给了那个中年保姆，让她赶紧收起来。这也是人们“对付”老书记的一招。您不是讨厌人家提溜着东西来技您办事吗？得，咱提前把东西给了您家人，再“空”着手来见您还不成？现在哪有求人办事不送东西的？不提溜着一点东西，他（她）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比如在医院里，现在都折腾成这样了：大夫如果不收红包。病人都不敢上手术台去挨这一刀。不是人们生­性­下贱。更不是他们家钱真多得花不了了，喜欢给你送，实在是风气改变了人心和习俗，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嘛！

据东林后来对我说，一开始。他还真担心老书记不屑于见他（或者是没时间见他），但事先把来意跟老书记的秘书说明了，秘书却答应得很痛快：“行。您不就是咱省那个著名的十大神探之一吗？来吧。我给老书记说一下。安排个时间。老书记特别关心陶里根的情况，也挺爱跟你们公安系统的同志闲聊的。只要有人从陶里根来，他都愿意当面跟他们聊一聊。”但那天，实际上跟老书记啥也没聊上。一是，那天赶巧又去了两拨人，等那两拨人走了，老书记已经有点累了，东林自己也觉得不能再跟老人家深谈了，就拐着弯地提了一下余达成，提了一下去陶里根做些“调查研究”。但对此，老书记却没表示任何态度。只是问了问陶里根街上有一家“曹不泉酒厂”的近况，又聊了一会儿陶里根特产的“壳里红”酸果，秘书就暗示东林该起身走了：

咋回子事？老书记为什么在听到余达成和“去陶里根做调查研究”时，没半点反应？

难道说，余大头在“骗人”？

劳爷倒吸一口冷气，刚想给余大头打电话质问此事，就接到了余大头主动打过来的电话。

“你现在在哪儿？”余大头问。

“我还能在哪儿？”劳爷没好气儿地答道。

“老前辈，好好说话，别跟咬着自己舌头似的！如果你现在还在老书记跟前，那就等你离开那儿以后咱们再说……”余大头吩咐道。

“你怎么知道我刚见了老书记？”劳爷问。

“听我说。你先出门，先离开老书记那儿。老书记最近身体很不好。别吵着他了。”余大头再一次重复道。

“我已经离开那儿了。在大门外站着哩。”劳爷说道。

“那行，你开着车吗？开着？好。那你马上到兴安来。我还在那个小院里等你。”说着，几乎不容劳爷做任何反应，余达成那头就已经把手机挂了。

不多大一会儿工夫，劳爷果然赶到兴安宾馆。

“劳神探，您可真是名不虚传呐，无孔不入。您是怎么敲开老书记家的门的？”一见面，余大头就跟劳爷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以缓和一下气氛，但劳爷却没有一点心情跟他打哈哈。他当然不知道，那天他到老书记家刚“聊”上，老书记的秘书就悄悄把他来找老书记的“动向”通报给了余达成。余达成事先还真没料到劳东林竟然

会直接去找老书记。

“谈实质问题。到底是咋回子事？老书记根本不知道让我去陶里根搞调查……”劳爷却黑起脸，摆出一副警察审案时常拿的“公案”架势，冷冷地瞟瞥着余达成说道。

“我跟你说过这档子事是从老书记那儿分派下来的吗？你再回想一下，我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余达成这小子声­色­不动，淡然反问。

“那……”劳爷略略一愣。是啊，余大头从来也没说过，这事到底跟老书记有啥内在关系。

“那个啥？”余达成依然平和地反问着=

“但是……但是……”劳爷“但是”不下去了。

“你想让他跟你说啥呢？说他事先就知道这档子事？是他老人家预谋策划了这档子事？然后向你承认，是他派我去找你的？说他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同志的确想派人去秘密调查一个在职的正省部级­干­部？是吗？你想从他嘴里得到这些明确的肯定的答复，是吗？”余大头一句不饶一句地逼问着=

“可是……”劳爷这时已经明显感到自己有些“理亏…‘气短”了。

“您还想‘可是’个啥？啊？”余大头的神情渐渐严肃起来，“您想让我说您啥呢，老前辈，说您­干­了这么几十年，政治上怎么还那么幼稚？啊？”

“……”劳爷张口结舌了=是啊。这件事即便真是老书记指使的，他老人家也不会当着其他人的面来公开承认这一点啊。这里不是简单一个愿意不愿意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还牵涉到一连串更重大的组织原则和策略部署问题。自己怎么可以直接“杀”上门去，向老书记本人去“刨根问底”呢？

幼稚啊，的确幼稚。

“我的话是不是说得有些重了？”看到劳爷耷拉着个脑袋，好大一会儿都不吭声，只是在那儿怔怔地­干­坐着，余达成缓下口气，又在说些软话，往回找补了。

“没事……没事……”劳爷尴尬地笑笑道。这倒也是他的真心话。他这人就这点好，真要觉得自己错了。认错也快，一点就透。还不记仇。

“真没事？”

“嗨，能有啥事哟？！”

“那行。没别的事了吧？”

“没了……”

“那就这样吧。希望今后再不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了。那边还有几位同志在等着我，我就不留您了。”余大头说着，站起来送客了。

那天走出兴安宾馆，劳爷内心中涌动的岂止是羞愧和难堪。如果换一个人，经历了这样一场自我露怯后，又遭余达成如此这般地训斥后，也许就会知难而退，鸣金收兵了。但此人不是别人，而是劳爷。这时刻就显露出这位“劳爷”本真中那一点“与众不同”之处了，显露出劳东林之所以是“劳爷”的根本点了：我多次说过，他实质上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一个终其一生一直在想超越自己的人，一个从来也不甘心为自己“画句号”的人，一个一直也觉得自己从没有得到过公平公正待遇、一直被“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那点千古矛盾折磨得“奄奄一息”，不断强迫自己向现实妥协，却又总在“蠢蠢欲动”中“死灰复燃”的人……那天他看到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也在老人的“衰弱”中，看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平静、寂寞、威严和坚守的高度和谐，或者还应该说是体昧到了某种从未体味过的“神圣”和“神秘”。余大头的倏而出现，倏而消失，老书记的声­色­不动，在意味着什么？一块正在孕育着狂风暴雨的天空？一部一直在我们身旁隆隆运转、但却又不被多数人觉察的巨大机器？一支正在原始丛林中做殊死跋涉的特殊小分队？所有这一切都在他心里点燃了一把火，正是这把“火”，让他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也决定了他在陶里根的这段日子，不可能是过得平静的，敷衍的，

得过且过的，只是在被动地完成任务而已。实际上在陶里根的这几个月，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彻底的自我涅槃……

（邵长水问：“那么依您看来，最后他摇摇晃晃走向那辆卡车，还是想自杀？”）

我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但我真的劝你们，不要排除这一个可能­性­。换任何一个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许都不会去自杀。但劳爷是有可能的。当然，最后如果真的要下这样的结论，那一定要慎重……只要你们不怀疑我“别有用心”，我会尽可能多地向你们提供我所知道的情况。随时想起什么，就向你们报告。尽快地把东林的死因搞清楚，也可告慰在天之迷茫的亡灵。今天是不是就谈这么多？你们听累了，我也说累了……。

十七 一分寂静，半生喧嚣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冷静下来一分析，大家对曹月芳提供的这些情况都表示了相当的疑惑=听他这么一说，劳爷几乎就成了一个“偏执、多疑、焦躁又极其自恋”的人。而这个人挣扎了几十年，最终被自己一生遭遇的坎坷、理想、追求所“扭曲”，在临近退休时，个人欲望又一次恶­性­膨张，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承担了一个他无法承担的使命。在再一次遭遇了一连串无法排解的矛盾和问题以后，导致了­精­神崩溃。最终让自己走进了牛角尖里……包括劳爷自认为的那个“谋杀”。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他心态发生一连串畸变后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而他的死，则很可能是“自杀”造成的……

这怎么可能？

这个曹月芳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为此，赵五六要求邵长水尽快再技寿泰求深谈一次，以核实曹月芳谈话内容的真实­性­。并且告诉了邵长水一个新的情况：前些日子，他把劳爷的那个“红鳟鱼”记事本和邵长水破译的“密文”一并送交公安部技术鉴定中心去做了个鉴定，公安部的技术专家认可邵长水的破译。但是，他们对这份密件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这份‘遗嘱’书写的时间。间隔劳爷出事的时间，至少也应该在三四个月以上。”

“事发前三四个月，劳爷就写下了这份‘密件’？可能吗？”邵长水一愣。

“是的，据鉴定，至少也应该有三个月左右了。”

“三个月？”如果这份密件真是劳爷被撞死前三个月，或更早一些时候写的，这就说明，一，他在出事前的三四个月，和陶里根某些人的矛盾就激化了。否则他不会产生自己可能被谋害的预感。那时候，他去陶里根的时间还不太长。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感到非要写下这一类的“遗言”不可？二，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对方加害劳爷的意图拖延了三四个月才实施？三，如果这个鉴定结论是准确的，这倒有助于理解名单里的那些同志态度为什么会从劳爷所说的“热衷”于此事，变成目前的“淡漠”。也就是说，这几个月期间，在劳爷和这些同志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促使这些同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那么，现在需要追问的是，这几个月间，在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

……两天后，邵长水紧急约见寿泰求，这回，寿泰求没再找理由推拒，也没去任何一家茶馆和饭店，而是把寿泰求直接约到龙湾路八十八号来了；并婉转地向寿泰求提了个要求，希望他自己一个人来，不要带任何人。谈话前，邵长水还到省委组织部去了解了一下寿泰求的现实表现情况。据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介绍，在从陶里根调出的那么些­干­部中，历次考评，寿的综合得分都名列前茅。在“廉洁自律”方面，省纪委对他的评价也不错。

那天，寿泰求应诺只身一人来了。

也许是因为这阶段忙于筹备那个轴承集团的缘故，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为外人难以猜测的原因，比上一回见面时，寿泰求不仅瘦了，还显得有些“老”了。脸­色­、神情都不如上回那么光鲜­精­神，甚至连衬衣领子都显得不如上回的坚挺­干­净。

“我是不是瘦了？”一见面，还不等入座，寿泰求就迫不及待地这么询问。显然他对自己近期的健康状况，挺有些忧虑。

“还行吧……”邵长水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微笑道，“减肥呢？”

“减啥肥？！大夫说我血糖有点高……”寿泰求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那你可真得注点意了。吃得太好。营养过剩，活动量不够，心神过于疲劳，内分泌失调，急速消瘦……这些都是糖尿病的致病因素和典型症状。得少搓一点大盘子了。”邵长水笑道。

“您还挺懂？”寿泰求不经意地挪揄道。

“嗨，­干­我们刑侦这一行的，啥都得懂一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不懂还真不行。”

“您……过去是搞刑事侦查的？”寿泰求问。“啥叫‘过去是’？现在还是。”邵长水笑道。

“哦……”寿泰求眼睛里忽然本能地掠过一绺黯淡的神情。一般人总是认为刑警是跟刑事犯罪分子打交道的，所以让刑警找上门来谈话，总不是件好事。这使寿泰求本能地感到了一种压抑和不快。而后有一小会儿工夫！他没再作声；而后又突然抬起头来问：“今天我们怎么谈？”

“谈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您能把手机关掉一个小时吗？要不我们还真谈不痛快：”邵长水略带着一点开玩笑的口气说道。

“对不起。今天我这手机不能关。”寿泰求立即拒绝了，“我已经答应了你们今天不带秘书。所以，我的手机就不能再关了。集团那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事。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多解释……”

“那行那行：还是别影响了您那边的工作。您就随意吧。我们想了解劳爷在陶里根期间的真实情况。您跟他接触比较多。现在外头对于他的死，有三种说法，说谋杀的。说一般交通事故致死的，再就是说自杀的。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劳东林。您觉得他的死是怎么造成的？”

“我能先不对他的死定­性­吗？”

“可以可以。谈什么，怎么谈。一切都由您自己决定。”

“上一回我谈到劳爷后期内心挺痛苦的……”

“是的，谈到这儿您突然中断了谈话。”

“我有顾虑。”

“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犹豫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们把事情说说清楚。否则真的非常对不起劳爷……也对不起……对不起你们这一趟又一趟的辛苦。所以，今天你们即便不找我，这几天里我也会找你们好好地聊一聊。当然，我只能谈谈我所了解的劳东林。这里难免就会有些以偏概全，也可能会有顾头不顾尾的现象。另外，我声明一下，今天我带了个录音机。这样一个正式的谈话，我也想留个底，完全没有别的用意。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开始录音了。”这样，寿泰求很平缓地，显然又是很有准备地开始了他长篇的忆述。

“我和劳爷是好朋友。一个老警察和一个年轻的大型国有企业老总居然成了好朋友，而且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也许会让你们感到有些奇怪。但我俩的确是好朋友，而且是属于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好朋友。我不需要他替我上局子里去捞人，也不需要他托人去替我买驾本儿。他也不需要我替他在厂子里安排亲戚就业。双方都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需求。双方都不在对方身上‘寻租’。这种关系，现如今很难得。所以说，我一直挺珍惜我们之间的这点关系。先说说我俩是怎么认识的吧。其实我俩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那时候我们二分厂出了一起命案，有个老工人在上夜班的路上，被人捅死在厂外一个废弃的排水沟里。劳爷奉命来破这个案，我们就认识了。从表面上看，他跟别的刑警没啥两样，外粗内细，外冷内热，说话做事还稍稍端着一点架子，有时一张嘴还挺冲人。初一接触，的确让人不太能接受。但往深里一接触，我觉得他这人心里真有玩意儿。这个‘玩意儿’，我指两个方面。一是他业务上确实行，也就是说他手上那点活儿确买漂亮，让人不佩服都不行。就说我们二分厂那个案子，原先是市局刑侦大队的人在破。折腾了一个来月，没整出啥头绪，他们才把劳爷搬来了。那老工人被捅死后，被塞进一个蛇皮袋，丢在那排水沟里的。大伙儿一致认为发现尸体的地方不是作案的第一现场这方面我是个大外行，不懂。据当时刑侦大队的同志们说，找到第一现场，对侦破这个案子至关重要。是这样吗？”

“是这样。”邵长水答道。

“弃尸现场周围是繁杂的居民区。全是六七十年代建的工人住宅区。当年住的都是厂子里的工人。现在，居民成分就很复杂了。相当一部分都成了出租房。清一­色­预制板结构的简易楼。街道狭窄，楼群密集，人口密度极高。旁子的隔音条件相当差。因此。他们判定杀人的第一现场不可能在附近。在这样一个区域里杀人，再移尸，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组织了大量警力在方圆五公里范围内排查空房、黑出租房、违章建筑旁……真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一无所获。于是准备把排查范围再扩大到方圆十公里。但这一扩大，工作量可就得翻好多倍。这决心非常不好下。正在犯难的时候，劳爷来了。劳爷仔细研究了现场勘查记录和遗留的物件——那个装尸体的蛇皮袋和捆彝尸体的绳索。他告诉市局的同志，就在方圆五百米的范围内查吧。大概齐，能有个八九不离十。市局的同志听他这么说，太吃惊了。不敢相信，但又不敢不相信。试着去查吧。不久果然在离弃尸现场并不太远的一幢简易楼里找到了杀人现场。后来劳爷解释。他是从装尸体的蛇皮袋和那根捆绑尸体的绳索上得到启发的。他在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个蛇皮袋的拉链是坏的，袋上还有破洞；而用绳索捆挷尸体时也捆得相当草率。丢尸现场是闹中取静的地方。但握周围的居民反映，案发当天晚上，并没有听到汽车声。因此凶手移尸时使用的运输工具可能是自行车或其他的人力、畜力车。如果运用这样的运输工具。又要从较远的地方往这儿弃尸。就不可能包扎得如此草率。反过来说，他包扎得如此草率随便。是不是也可以证明他是就近扔弃的？还有一点，如果杀人现场真的在五公里或十公里以外，凶手在那么远的地方杀了人，他不往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弃尸，却要返过头来往人多眼杂的市内丢。他犯啥傻呢？他不知道扛着一大袋死人，往繁华地段走有风险？难道说。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人，活腻了。愣提溜着自己的脑袋往枪口上撞？不会吧。所以，他判断这个杀人现场离弃尸现场应该不会太远，估计下来也就几百米吧：你瞧，这事让劳爷这么一说，又简单，又明了。据说像这一类点石成金、芝麻开门的事，在他一生中比比皆是。我就敬佩这种埋头­干­实事，只要一出手就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实事求是地说，世界是靠这样的人支撑着的。

“我说他‘心里有玩意儿’的第二个理由……就有些复杂了。一时半会儿好像还有点说它不清。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现代的一些人。‘文革’时期我们出了一批‘政治动物’，这二十来年又出了一大批‘经济动物’。当年，一个劲儿地走极端，把政治强调到绝对中心的位置，把几亿人的注意力全转移到你整我、我整你上，耽误了强国富民；但反过来，如果再一次走极端，在人们的心灵中，完全用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取代一切，难道就对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群人——请你们注意，我这儿说的是‘一群人’，其实单个的人也一样，不管是谁，缺失了信仰和灵魂，­干­啥都是持久不了了的，都会形成泡沫。而只要是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灭的，只不过早点晚点罢了。我这里特别要说的是一大批‘泡沫人’。在缺失了信仰和灵魂以后，在失去了人之所以是人的根基以后，在我们周围不可避免地就产生了一批这样的‘泡沫人’。他们一个劲儿地追求浮在浪尖上涌动的那种生存感觉。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他们使这个世界显得那么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对于他们来说，这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永恒’和‘持久’，‘眼前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就是一切。他们拼命享受着眼前这个‘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除了这点‘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其他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但你仔细瞧一瞧，除了这一时间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以外，他们给这个世界并没有带来任何真东西。如果，他们只是海面上薄薄的一层，那倒也无所大碍了。但万一这‘海洋’中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都堆积的是这一类的‘泡沫’，那就可怕了……

“我说劳爷‘心里有玩意儿’，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他不是那种‘泡沫人’，他不仅不是‘泡沫人’。而且还是一个有非常根基的人、活得极认真的人。他去陶里根以后。我们曾长谈过几次。每次长谈，都让我明显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激荡和变化。这一点确确实实让我惊叹。他真是活得太认真了。也太累了。现在别说像他那年纪的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或者比我还要年轻得多的，都活碍不那么认真了，都不会把周边发生的事太当一回事了。

“我跟他第一次长谈是在他辞职去淘里根后的两三个星期。那时，天已经渐渐地冷了，陶里根那边好像都下过头一场雪了。（它那边下雪，一般要比省城这边早二十天左右。）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是想见见我，跟我聊一聊。我问他是在陶里根呢，还是在哪儿。他说他已经到省城了，是昨天到的。我说，你昨天到的，为什么今天才给我打电话？他说，昨天晚间在一家饭店里给妻子做生日来着。我说，给嫂子过生日，你不通知我。你也太不把我当自己人了。他忙解释说，昨天过生日的是池前妻，不是目前的这一位。我说，如果是前妻，那就更应该通知我了。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要见见你的那两位前妻。不少人告诉我说，你几位前妻，论人品、长相、工作能力，都相当不错，也不知道为啥，你把人家都‘甩’了。他忙说，不是我甩的。我们是友好分手的，绝对是友好分手的。你看，我们至今还相敬如宾着哩。还在一起祝贺对方的生日。我说，那就更得让我见见了：他忙说。免了免了。我说，人家这已经不是你老婆了，你免个啥呀？他还是说。免了免了。我说我一定要见。他犹豫了一会儿对我说，其实昨天过生日的那一位，你经常见到。我忙问，谁啊，我还经常见？他说。她就在你们轴承厂­干­着哩。我再问，他就死活不肯说了。我后来才‘查清’，他那位我经常能见到的前妻，原来就是我三分厂的工会主席。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他一直不告诉我她的这点身份关系，是不想增加我额外的负担。不想为难我=其实人家在厂子里于得挺不错的，根本用不着我额外的提携或照颐：

“那次他来，主要是来跟我核实有关顾代省长和祝磊的某些情况的……”

邵长水问：“他跟你说了他去陶里根的真实目的了吗？”

“说了。但说得比较隐晦。”

“明说了是去调查顾代省长问题的？”

“那倒没有。只说是去了解一些领导的情况。”

“哦……”

“……那天他说，想要请我帮他排除一个疑问。他说他在陶里根待了这么些日子，受到很大的震撼，但得到的情况，相互之问却又非常矛盾。在有些人嘴里，陶里根时期的顾代省长简直就跟一枝花一样，无比优秀，无比杰出，简直都可以称得上无与伦比了。但也有人把他说成一个凶恶的霸主，独断专行，蛮横不讲理，且又为所欲为。有人说他大有功于陶里根，是陶里根历史上最有开拓­精­神、最有作为的父母官，开创了陶里根发展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陶里根现代化进程的坚实基础。但也有人说他是陶里根历史上最会做秀、最会为自己捞政治资本、只顾树立个人政绩形象而不顾百姓死活、并给继任者留下一大堆难以弥补的财政黑洞的政客……他说他想知道我的看法，并且向我保证，我那天跟他说的任何情况，他都会替我保密。而且是绝对保密。

“当时我沉吟了一下，笑着回答他：”你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人，会相信谁的口头保证吗？‘

“他立马一本正经地说道：”我可以给你立书面保证。‘

“我又笑道：”我要你写书面保证，那我俩还能算是铁哥儿们？‘

“他马上无奈地摊开双手问：”那你说咋办？‘

“我苦笑着回答道：”咋办？今天你压根儿就不该这么来为难我。‘

“他说：”你实事求是地说，是啥样就说啥样，有啥为难的？‘

“我又苦笑着长叹一口气说道：”实事求是？说得轻巧。你这是逼我在刀尖上跳舞，在悬崖上走钢丝哩。‘

“他马上又流露出他的那种不高兴了，说道：”没人逼你­干­啥。说不说，完全由你。‘

“当然，那天我还是跟他说了我对顾这个人的看法。我跟他说，信不信由你，顾立源的确是陶里根现当代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一个最富有开拓­精­神、最有实际作为的父母官，可以说是他开创了陶里根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陶里根现代化进程的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说，他又的确是优秀的、杰出的，是萌生在我们高纬度黑土地上一朵不可多得的‘奇葩’。虽然还不能说他‘无与伦比’——因为他毕竟还年轻，只比我大六七岁。伦比不伦比，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但是，你想啊，不到四十岁，就已经走上正省部级岗位了，了不得啊。完全是一个奇迹、陶里根的一个骄傲。但我又要告诉你，他确实又是独断专行的。有时候也确实是蛮不讲理的，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以说他是‘为昕欲为’的。但绝对不能说他是一个‘凶恶的霸主’；更不能说他只是在做秀，只是在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陶里根从一个破县穷县无人问津的边境小县，变成边贸、观光旅游的重要口岸，众目睽睽之下，迅速成长为一个地级市，GDP直逼省内一些副省级大市。这些年来，可以说星光熠熠，有口皆碑……这些变化的取得。的确是他主政陶里根阶段确立和完成的：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要影响陶里根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发展道路的东西：

“那天我对劳爷说，现在很多人对陶里根时期的顾代省长有怀疑，说穿了主要是怀疑池跟远东盛唐的老总饶上都的那点关系，怀疑他和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关系。我本人就是被那些人打入‘陶里根集团’黑名单的。其实这些同志真是有所不知。他们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他们只知道顾立源是靠那个‘边贸权’事件‘发迹’的。其实发生那个‘边贸权’事件后，等中央领导一走，顾立源的日子一下变得非常窘迫和艰难，而且这种窘迫、艰难的状况持续了相当长一段对间。为什么？陶里根这地方穷，但大伙都穷惯了。悠闲惯了：多少年多少代的父母官和普通百姓，都挺认可这个‘穷’的。现在说起来这是一件挺可怕、也挺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会认可穷。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认可了这个‘穷’，所以就一直这么穷了下来。同样是因为认可了这个‘穷’，所以这穷日子还过得挺悠闲，挺‘有滋有味’的。用大伙的话来说，我们虽然穷，但也没那么些烦心事。串个门啊，上江里去打个鱼，炖上一锅汤，再拿玉米面贴上十来个饼子，从酸菜坛子里捞一大碗酸菜，等那边太阳一落山，这边全家人已经热热和和喝上了吃上了……陶里根西部山区还出一种野果子，叫‘壳里红’，酸涩酸涩，却特别提神。据说这里头还含有一种良­性­的兴奋剂成分，会让人上瘾，但不伤身体。

你看一人秋，陶里根家家户户房檐下都晾着一串串焦黄颜­色­的小果子。掰开那壳儿，里头有几瓣血红血红的果­肉­。等大雪封盖住了这个世界，几个熟人凑在火炉旁，沏上一壶酽茶，吧唧吧唧嚼着这血红血红的果­肉­，有聊没聊地聊上大半天，聊上一个冬天……一个春天……再一个冬天……聊上一辈子……上街上一走，见到的净是牙口暗红的熟人。到机关里一坐，半天也不一定有一个电话铃响。月底万一领不到工资，大伙也不用发愁，这是国家欠下的，党欠下的，都替你存着哩。无非就是存在了‘无锡（息）银行’里罢了，总有一天会发还给你的。况且也不是你一个人没领着，全都没领着哩，连县长县委书记的工资账上打的都是白条。只要山里还结着‘壳里红’，江里还蹦哒着鱼，粮袋里还剩着玉米面，大坛子里还腌着酸白菜……只要大雪没压塌了烟囱，炉子里还有最后一块柴火在熊熊燃烧，这日子咋过不是个过？咋过不都是一辈子？！但现在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年轻人，议论什么‘边贸权，问题。这’边贸权‘是你随随便便能耍的吗？闹得不好，就牵涉国格人格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你能­干­，我也能­干­，还要外交部外经贸部­干­啥？真是的！！但没过太长的时间，上头还正经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让陶里根进行边贸权下放的’试点工作‘。上头图省心。只说让你’试点‘，让你’摸着石头‘去过河。可河里的石头多了去了。到底要去摸哪块石头才能顺顺当当地过那河，他却不说了。他不说，我们咋­干­？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在边境地区工作多年，深知边境地区点点滴滴都跟外交、跟’对敌斗争‘联系着。而敬爱的周总埋说过，外交战线无小事。一旦出了这样的问题，负责任的是县委县政府领导，不是你顾立源！你说这让人’烦心不烦心‘！这段日子里，顾立源走到哪儿，背后都有人在指指戳戳。说啥的都有。

红头文件下发两三个月，县里一直按兵不动。不敢动。省里老书记再三打电话催问试点情况，还询问那个姓颐的小年轻的情况，把县里几位领导‘逼’得实在没辙了。县长把顾立源找到办公室，说，你现在出足风头了，在老书记那儿都挂上号了，你说吧，这个边贸权。咱们咋个试法？顾立源说，让我想想……县长一听就火了，说，你这会儿才开始‘想想’？早­干­吗去了？你当时给老书记递小条儿的时候咋不想好了再递？你这一递。好嘛，你出名了，把我们全逼到绝路上去了。县里研究定了，这第一笔生意你去做。你给我立军令状。成了，我替你总结经验上报；败了，你承担全部责任。谈完话，给他五千元启动资金。五个从县政府机关分流下岗的中老年­干­部，由他牵头，独立创办一个‘陶里根边贸有限公司’，去进行这个试点。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县里使的这一招，实在是太高明了。万一事情真成了，是他们与时俱进，大胆支持新生事物，启用年轻人，推进了改革；假如失败了呢！责任全在这个姓顾的小子和他的公司头上，县里的损失也就是这五千元现金，但却又借机把这个给县里捅下大娄子的‘出头椽子’给变相地开除了，还让他带走了五个下岗分流的老弱病者：那五个下岗分流的­干­部哭天抹泪地谁也不愿上顾立源那个‘边贸公司’去报到，谁也不愿跟这个‘傻小子’一起去承担这责任：拿着五千元的承诺，顾立源足足有好几晚上没法入睡。他知道自己一生的前程都维系在这一着上了。他坚信陶里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定能在自由的边贸中找到巨大的发展空间。他坚信边境贸易能把这个沉寂了千数百年的边境穷县方方面面的经济潜力激活起来。但第一笔生意到底找谁去做，拿什么去做，做什么才能真正有利可雷。他不是学经济的，也从没做过生意，再说，区区五千元。真是只能哄小孩玩玩的，真要开做，他还得去找资金。

可是县城里所有银行的领导那些日子里忽然间都‘出差’了，只要听说顾立源找他们谈贷款的事，都一律地婉拒。包括机关里的那些同事，平时都很熟，跟你谈什么都可以，只要说是谈‘边贸’。对不起，立即推托。下封口令，都不想‘沾包’，都怕被顾立源纠缠上了，以后要跟他一起来分担这个‘责任’。当时愿意走近顾立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是祝磊，另一个就是饶上都。祝磊在大学里是学经济的，分回陶里根以后，在县实验中学当教员。因为同是大学毕业后不得志而分回陶里根来的，他俩平时就有不少的接触。祝磊研究生毕业时做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试论我国高纬度地区边境贸易的现状和改革前景》，他很清楚边境两边互通有无，最需要的和能提供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第一份跟对岸进行物物交易的方案就是祝磊为顾立源策划的。而饶上都倒卖倒买所谓的名犬时攒了些钱；另外，他在对岸生意界和政府里也有一帮子熟人。他愿意把这些钱和关系，作为‘资源’都拿出来供顾立源使用，条件只有一个：将来如果赚了，请还本付息。‘如果赔了呢？’顾立源当时这样问他。‘赔了，就算我交您这么个朋友付的手续费。’饶上都这么回答。后来租船的钱，买酒和水果的钱，雇船工和搬运工的钱，在对岸疏通关系请客送礼的钱……全都是饶上都掏的。饶上都甚至还答应了顾立源这样一个极为苛刻的，不仅‘不平等’，而且还带有一定侮辱­性­的约定：整个过程中，饶上都不得向外透露他参与了这件事。也就是说，花了他的钱，还不许他对人说这钱是他的。饶上都明白顾立源这么做的原因：饶有前科，政治上有污点。如果一开始就让人知道此事有饶的参与，而且是资金的主要投入者，那么，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压力，很可能就会使这件事早早地夭折了。

“对顾立源提出的这一切，饶上都全应承了。这让顾立源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对用不用饶上都的钱，跟不跟饶上都这样的人打交道，顾立源是犹豫再三的。要把对自己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跟一个坐过一年半大牢的人‘勾搭’在一块儿，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和魄力的，且还要有一点大智慧和大决断力。对于顾立源来说，当时已是别无选择。­干­成这件事是第一位的。他太需要­干­成这样一档子事了。他哆哆嗦嗦地前瞻后顾地花了饶上都的这一大笔钱。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事情­干­成后所形成的轰动效应，居然使万分激动的陶里根人都无暇去追问顾立源当时是从谁腰包里掏出钱来运作这一切的……

“十年后，人们渐渐冷静下来，有人开始追问顾立源跟饶上都的这种种关系，也有人跟顾立源打趣道：”你小子当年胆儿够大的。刑满释放分子的钱也敢大把大把地花。‘

“顾立源冷笑笑答道：”我也不愿花刑满释放分子的钱。我也。愿意花你们这些正人君子良家­妇­女的钱：但你们这些正人君子良家­妇­女当时让我花你们的钱吗？‘

“顾立源这人讲情义；也重感情=他又看中了饶上都身上的魄力、毅力、­干­劲儿和聪明劲儿。甚至还可以说看上了他那点‘油劲儿’；虽然是个外来户，但又愿意扎根落户在陶里根。而这些年来。这样的人在陶里根越来越少了：只要有一点能耐有一点办法的。都想方设法往大中城市跑：据于以上这些因素，顾立源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设法报答这个饶上都，并有意地为他创造了许多于事的机会和条件。包括那个副市长祝磊，也包括外头盛传的所谓的‘陶里根集团’，他们和顾主源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是这么历史地形成的。就说那个‘玛里根集团’吧，主要是差不多时间跟顾立源似的从各大学毕业返回陶里根的一批年轻人。当时的这批大学生还比较‘憨’。比较‘傻’，经不住人家三说两劝地，就回家乡来改变‘一穷二白’面貌来了。在他们以后，更年轻的一拨又一拨孩子，从陶里根考出去以后。你看还有谁回陶里根的？大学毕了业，宁可在北京上海或其他大城市‘漂’着，住地下室，打临工，谋个啥自由职业的混混，也不愿回陶里根。因此当初那一批大学毕业生在当地就成了宝贝。顾立源一掌权。很自然地就把这些同龄人拢到了自己身边，委以了重任。但他也不是只用那批大学生。你看我，年龄比他们小六七岁七八岁。拿的只是电大的文凭，不论从哪方面衡量，都是一个土八路。可顾立源不照样起用了我吗？我说到这儿，劳爷马上反驳道：”这归根结底跟你是陶里根人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吧？‘我又举了饶上都的例子回驳他：“那你说他看好饶上都是因为什么？饶上都总不是羯里根人吧？所以，不能一概而论。顾立源用人，的确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和感情因素在里头，但谁当政，不用自己比较熟悉和比较亲近的人？用你是为了去做事，他不了解你，怎么敢放手让你去做事？你不亲近他，他怎么放心让你去替他做事？举贤不避亲，古已有之嘛。’

“听我说了这一大段话以后，劳爷呆在那儿，坐了好大一会儿，才低声地问道：”那么，照你这么说，顾代省长在陶里根时期，十全十美了？可我听到的反映不是这样。‘

“我问：”你还听到啥反映了？是不是说饶上都私下里给他送了两套别墅？一套在北京，一套在上海。在上海的那套，说是花了一百多万美元，还是三十年代英国人建的花园别墅。光装修就花了二百来万人民币。有鼻子有眼，说得跟真的似的。拉­鸡­八倒吧！你也不想想，像饶上都那样老练圆滑的商人，他真要给领导送个啥，能闹腾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反过来，你也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凡是闹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的，一准是口头文学，民间创造，臆想的成分不会少。倒是不少人对他后期行政­干­预，愣让银行贷给饶上都五个亿，开发那个高档别墅区，又基本上没卖出去多少。让银行背上了个大包袱，挺有意见。但这样的事情，在现阶段很难避免。真的很难避免。这样的失误绝对也不止出现在顾立源一个人身上，也不是顾立源个人的人品问题，更不是他思想境界的问题。如果真要像香港那样实行高官问责制，真去严格追究这种失误的个人责任，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就要倒一大批人，而且是从上到下、各省各地都要倒一大批人，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归结到这些高官个人头上，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因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个人身上。这里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

“‘但是，许多陶里根的老人都告诉我，顾立源在当市长前，不是这样的。原先他也挺聪明挺能­干­，但也许是因为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干­啥都还比较小心谨慎，还知道这世界上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后来……后来，整个儿就不对头了，当了市长，尤其是他任市委书记以后，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变化特别大，简直就跟换，个人似的，简直……简直……怎么说好呢？用他们的原话说，这世界上好像整个儿……整个儿就没他不可能的事了。这个反映准确不？’劳爷郑重地问道。

“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还是要劝告你，不要把这问题简单化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都是不对的。‘

“‘那么请你教教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才不至于简单化了？，劳爷挺认真地问道：

“我忙摆摆手答道：”别说什么教教啊：咱俩谁教谁啊？你要这么说，我可就无地自容了。但我觉得要是能分这样三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就会客观一些，公正一些。一，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位顾代省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请你注意群众反映中提及的一个限制­性­前提，他们说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也就是说，不少人都注意到，当他调到省里当副省长以后，情况又有好转，甚至是极大的好转：这一点是绝对不应该疏忽的。三，如果说他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确有所变化，甚至我们也承认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也承认因为这些变化，他在决策的推行过程中，酿成了某些失误=他本人固然要为这些失误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就像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的那样，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推给这些高官个人。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我这么说，绝不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担任着一定的领导工作……‘

“‘按你的意思，应该让谁来承担责任？社会？体制？这是不是太虚了？让纪检和司法部门怎么去追究社会和体制的责任，可能吗？’劳爷立即打断我的话。迟疑地反问道。

“‘当然不应该很虚化地让什么社会和体制来承担责任。’

“‘那让谁来为颐立源他们承担责任？’

“‘你……’

“‘我？让我来为他们承担责任？’

“‘还有我。’

“‘你？怎么又扯上你了？’

“‘是我们。我们这些部下、助手。普通工作人员，甚至普通民众。’

“‘你是说要由千千万万普通人来承担这些失误的责任？哈哈……’

“‘你别冷笑。我当然不是说，是我们这些人造成了这些失误。但是是我们这些人造就了这些高官们的变化，甚至还可以说促成和造就了他们的某些变态。’

“‘你再说一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造就和促成了他们的变化和变态？是这样吗？我没听错？’

“‘是的。你没听错。’我断然回答道。

“我完全没想到我这个回答竟然会让他感到如此意外和讶异。他一下愣住了，­干­­干­地咽了一口唾沫，嘴­唇­还微微地战栗了一下，但终究没发出声音。由于内心的抗拒和疑惑，眼睛迅速地睁大了，瞠瞠地打量了我好大一会儿，好像在打量一头突然张嘴会说人话的猩猩。后来他再没开口说过话，好像我的那个说法给了他挺大的打击，一时半会儿都没法从这打击中缓过神来似的。我也没再往下说。我不知道自己还应该再说些什么。我并没觉得自己刚才说了什么特别重大的话。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此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会显得那么的震惊。然后默坐了一会儿，他就匆匆告辞了。等他走了后，我独自又呆坐着想了想：劳爷的反应在证明什么？证明他一生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坎坷辛劳后，内心依然还敏感着活跃着、某些部分甚至还在鲜活地脆弱地期待着什么。也许吧……而再看看自己周围的人，虽然不一定像劳爷那样‘阅尽沧桑’，但不少人的内心往往早已麻木和世故化了。如果不和自己切身的物质利益挂上钩，他们是不会为一个形而上的议题而动真感情的。不再有激|情。不再会激动。那天，我虽然并没有整明白那一刻在劳爷内心里产生的疑惑和抗拒究竟是什么，但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稀罕的样本，一个人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居然还能拥有一个如此激荡和鲜活的灵魂。隐隐问，这让我受到一种鼓舞和激励。但也要说一句实话，这种鼓舞和激励并没在我这儿延续太长的时间。我们这种人杂事太多，需要去应酬的关系也太多，没过两三个小时，我便恢复了往日的繁忙和‘杂乱’；一两天后，就把这事完全丢在脑后了。直到个把月后，再次接到劳爷的电话，说很想再跟我谈一谈。他的声调沉闷，语速迟缓，给我的感觉好像他还沉陷在那天的‘抗拒和疑惑’中似的。这才让我隐隐约约回想起曾有过那么一次未完的谈话。

“我问他什么时候能来省城？

“他说他这会儿已经在省城了。

“我告诉他，我正忙着。你如果有别的事要办的话，先去办别的事。等办完了别的事，再约时间见面。

“他说此次是专为来跟我‘再谈一谈’的。

“我问他想谈啥？

“他说上一回没谈完呐：得接着谈啊。

“我问他上一回还有啥事没谈完？

“他有点不高兴了。他说你这人咋这样？你丢下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怎么转过脸来就忘了呢？

“我想了想，还真想不起来那天我‘丢下’过一句啥话，让他觉得如此不得了，一定要追根溯源地将它谈论到底，便问，真对不起您老人家了，我说过啥，让您如此牵挂不下？

“他说，你­操­，真是贵人好忘事儿。你说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造就了和促成了像颐立源那些高官们的变化和变态……

“我一听他居然在电话里就这么直呼其名地嚷嚷什么‘顾立源的变化、变态’，忙打断了他的话，把他约到办公室来当面谈。

“他如约赶到我办公室。他告诉我。上一回跟我谈了后，回到陶里根，就着手对我谈的那个问题认真做了番调查和思考，他现在觉得，我说的那个话，是有道理的。顾立源在陶里根任职后期思想作风上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使他变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确确实实要归结到某些普通人身上，特别是生活和工作在他身边的那些普通人身上。

“我没想到他竟然是那么一个较真的人。还特地回去做了调查，调查完了还特地来告诉我他调查的结果，就对他哈哈一笑道：”嗨，这话题完全是我们之间吃饱了喝足了在私下里闲扯淡的。你还真花那工夫去论证呢！至于吗？‘没想到。我这句话又冒犯了他。他扔开他那个随身带着的黑­色­真皮男用手包，站起来，直瞠瞠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又焦躁地来回走了几步，再次在我面前站住，说道：“闲扯淡的？你觉得你是在跟我闲扯淡？’

“‘我没说我跟你是在闲扯淡。我只说那天我说的话题是个闲扯的话题。’我忙解释。这时我的确有一点感觉到，随着在陶里根待的日子越来越长，劳爷他变得越发固执和偏激。或者说他好走极端也可以。

“‘怎么是个闲扯的话题？当代普通民众在为官者的腐败变质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话题是个闲扯淡的东西？’他略略地眯起眼睛，又略带有一点嘲讽意味地反问我。

“‘我说它是个闲扯话题，并不是说这话题本身没有意义，或者说这话题本身不重要。是说谈论它没有任何现实作用。就算把这问题弄明白了，那又能咋样？法不责众。你还能把所有这些在为官者腐败变质的过程中起了作用的普通民众都弄去”双规“了？不可能也不应该吧？为官者你手中有权。你是强者。你得把捏住自己，不能把责任推到弱势群体那边去……’我刚说到这儿，他立即打断了我的话，反驳道：”我没那个意思要“双规”和处罚普通百姓。但我觉得必须闹明白，顾立源在陶里根时期的变化是怎么形成的。‘

“你瞧，又是‘顾立源’。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么拧，那么的死­性­子，一头扎在‘顾立源有变化’、‘顾立源为什么会变’这些‘泥坑’里出不来了。”

邵长水问：“那天你们没再往下谈？”

“……怎么可能不往下谈呢？他根本就不管你感不感兴趣，一个劲儿地把自己的想法腾腾腾地往外倒，给我的感觉，他就是想倾诉。一个多年来内心压抑了许多想法的人，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就拼命往外倾诉；而且还是个患有强迫症的人，完全不管不顾对方和周边环境的反应，只顾自己倾诉。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他­精­神上有一点变化……当时还有点把我吓着了。”

邵长水问：“那天他一直没跟你谈及他到底掌握了顾代省长哪些问题？”

“没有。他一直就在跟我谈那个普通人的责任问题，都有点走火入魔的样子。他说，你别从表面上看。现如今好像大伙都在骂当官的，但一到各自的实际生活中。可以说没有谁不是在围着当官的转的，也很少有人不是去哄着当官、宠着当官、媚着当官的，同时也拼命地利用着当官的……他说，由于工作关系，他结识过好几位被公开表彰的‘反腐英雄’。这些同志的现状真是飞机上放鞭炮，响声高远，但在本单位本地区的日子，却都不太好过，有的甚至很不好过。日子好过的也有，但比较少……他还说，整个局势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广大群众也都跟着在腐败。大的大捞，小的小捞……打不完的假，查不完的伪劣商品，大小煤矿一个接着一个在爆炸，总也制止不住，就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邵长水心里略略地格登了一下。说道：“哎，他老人家怎么能这么看问题？”

“……然后他又举了个例子，问我。颐立源在陶里根被宣布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你知道不？

“我问：”啥事？‘

“他说：”这事你一定知道：“

“我说：”啥事嘛，快说，别卖关子=‘

“他说：”那天晚问许多人都上颐家去祝贺来着。‘

“我说：”嗨，我还以为是啥惊天大事哩：这又怎么了？祝贺一下，常情常理啊。犯啥党纪国法了？那天晚间我也去了。‘

“他说：”我知道你去了。在那儿一直张罗到天明，帮着沏茶递烟搬板凳的。‘

“我说：”咋的了？你觉得我们这样挺可笑？‘

“他忙说：”没有没有=‘

“我说：”那你说啥呢？‘

“他说：”那一晚上去了多少人？‘

“我说：”那没数。‘

“他说：”一直到天明都有人在他们家门厅里排队等着去作揖磕头哩。‘

“我说：”这没啥稀罕的。顾代省长打小生在陶里根，长在陶里根，他张口叫过人家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阿姨姑姑姐姐的，不计其数。你说，他这么一个土孩子，今天当了自己出生地的父母官，一把手，这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还不乐坏了？上门去道个喜，祝个贺，不应该？‘

“他说：”据我所知，那天晚上，确实去了不少你所说的这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但这一类人基本都没进得了门。一开始还进去了几个，随后市里县里乡里大大小小的头头、市属县属乡属大大小小企业的大大小小的头头和大大小小民企的大大小小的老板都蜂拥而至，各种型号各种颜­色­的轿车从他家门前的院子里，一直停到外头的大马路上，来了六七个交警在那儿维持秩序。当然要让这些“列宁同志”先进去，你所说的那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就只好在外头露天地里等着了……，

“我说：”你看，你的情报还是不准确吧。一开始确实发生了这情况，但顾立源很快就发现这些普通百姓被挡在门外，他马上让他的夫人出面去接待那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和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

“他说：”这样的祝贺和道喜差不多持续了十来天。‘

“我说：”这跟顾立源毫无关系。他既没号召、也没组织大伙这么­干­。‘

“他说：”问题就出在这儿。大伙儿主动地、上赶地、争先恐后地上门去表忠心……‘ “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什么叫表忠心？这是感情！’

“他说：”哈哈，感情？泰求啊泰求，你拍拍胸口说句良心话，那天晚间来的那些头头脑脑都是出自对新任一把手顾立源同志的感情，才上家来敲这个门的吗？你当时一直在顾立源身边待着，你是听到这些头头脑脑们对顾立源说的那些­肉­麻话的……‘

“我问他：”你又没在场，你怎么知道这些同志说了些啥­肉­麻话？‘

“他立即说：”我有调查昕得的证言证词。你想看吗？‘说着他就要从他那黑皮包里往外掏他的材料。我忙制止了他。我知道凭他的那点本事，要搞到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而那天晚上，来敲顾立源家门的那些同志中。的确有一些人说了一些非常­肉­麻、非常过分的话。有的说。顾书记，您来当这一把手，陶

里根就算是彻底有了希望了。在您手下。我这副科长，就是一直当到退休，也心甘情愿。有的说，颐书记，总算把您盼来了，我要是这会儿死了，惟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在您的领导下多工作几天，没能多伺候您几天。说这话的同志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而那年顾立源才三十多岁。他一进门，颐立源见是位老同志，忙上前去迎接。这位老同志跌跌撞撞地冲过去，忙把顾立源按住，不让他从椅子上站起，嘴里还说着：您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今天能握到您的手，看到您身子骨这么健朗，我就踏实了：您千万保重，为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保重好您的身子骨……“

邵长水吃惊地说道：“这些同志真敢说。那我也在基层待过，我们林场的人可没那么下贱。”

“……当然，话也得说回来。即便在陶里根，也不是人人都如此。但在某些圈子里、某些人群中。风气确实是这样……这个……我以前也是有感觉的……听他们说这样的话，看他们做这一号事，心里也是直发毛。比如，我们陶里根市有两位副市级的领导­干­部，对待顾立源就是这样，开个会啊。上下个台阶啊，他们都会争着上前去搀扶顾立源：尤其是在开常委会。或什么内部碰头会的时候，或者研究完工作，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看到这几位老同志总会情自不自禁地，赶上前去悄悄伸出手去搀顾一把，就像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样。而这些副市级的领导同志年龄都比顾立源要大得多。资格也要比顾老得多。几年前他们都还是顾的顶头上司，都批评过训斥过顾，但到这个份儿上，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恭恭敬敬地伸出手去搀扶顾……还有一个例子，也是那天劳爷说的，这事我也知道，说的也是被任命为陶里根市市委书记初期的一档子事。他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兼市长以后，主要的办公地就从市政府大楼挪到市委大楼去了。那天他正式去市委机关大楼上班。您也去过我们陶里根，政府大楼和市委大楼相隔也就一个街区，直线距离还不到一百米，随便走走，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但那天，市委办公室组织了二十个科级以上­干­部，统一着装，开着十辆黑壳子奥迪车去市政府大楼去接顾立源，同时又组织了市委机关大楼里所有的工作同志在大楼门前夹道欢迎。当天中午，又以工作餐的名义，在机关食堂摆了近三十桌，为顾接风。那天，因为是中午，下午还要接着上班，顾下令不许给餐桌上上酒，啤酒也不行。同志们纷纷地拿着饮料来向这位新任书记‘敬酒’。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三点……也是在那顿接风餐上，有人开始称呼顾立源为‘老板’。从那顿饭以后，市委机关大楼里的人都称呼顾为‘老板’。”

邵长水问：“这些情况劳爷知道不？”

“他全知道。有些事知道得比我还详细。那天跟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津津乐道，说得两眼放光，满脸通红。看起来他在这上面还是狠下了一些工夫的。”

邵长水问：“他花那么些时间调查这­干­吗？”

“我想他就是要证实，顾立源身上后来发生的所谓的那些‘变化’就是被这些人围出来的。”

邵长水问：“他调查这个，跟他完成去陶里根的基本任务有啥相­干­？”

“我也这么问过他，你一个老刑警，秘密接受任务了解一个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却去了解他周边的人怎么对待他的。你这不是老公公摸到儿媳­妇­被窝里，两岔了？”

邵长水问：“他咋回答你的？”

“他说，我不为什么，就是一条，了解真相。我说，你这不是扯淡吗？把一些领导­干­部发生变化的原因都归结到他周边的那些人身上，他本人就不要负责任了？他说，我没说他本人就不要负责任，但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又一个自己没法选择的圈子里。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明白吗？这一个又一个圈子紧紧地包围着你，渗透着你，催化着你……真正是一个又一个！说到这里，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让两只手在身旁展开，就像一只耷拉着翅膀、在绝望中奔跑的老公­鸡­似的，满脸涨得通红。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无奈忿恨嘲谑、以至还带一点绝望意味的光=而由于这种嘲谑和忿恨，致使他的嘴­唇­稍稍向上翘起，又略向一旁歪去。脸部的肌­肉­也在微微地抽搐着。当时真的又一次把我惊住了。‘一个又一个……完全是一个又一个。你没这种感觉？’他怔怔地重复道。在此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他会陷入这样一种­精­神困境中，仿佛不能自拔。不仅在他那儿没见过。就是在周围许许多多比他年轻、比他生动鲜活的人身上，也没见过这样一种状态=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很难再看到一个‘正常人’还会产生什么‘­精­神困境’。‘大智不愚地调侃这世界的有之，’腰缠万贯‘而时不时地幽这世界一默教导

这世界一番的也有之，但真正的思虑者已经很少了，而且越来越少。‘正常人’似乎已经不再会为­精­神上的问题、思想上的问题和信念上的问题产生巨大的困惑了。而劳爷一向以来给我的印象也是聪明、通达又随和，讲究生活又­精­于工作。老于世故但又比较慎于人事。起码在跟我的交往中我从没觉察过他内心还埋藏着（涌动着）这样一股思虑的暗流=他这种叫嚷是不是一种发泄呢？因为一生的积怨？因为偶尔的‘残缺’？那也不至于激动怨忿到这样的地步，不至于把脸涨得通红，让眼神灼热并呆滞……毕竟是一个快要退休的人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和拆不掉的桥？他的这些表现确实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也难以理解……“

邵长水问：“您的意思是，您也觉得在陶里根的那段日子里，劳爷整个的人发生了一种让人不大好理解的变化。就像他老说别人在变化一样，他自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对他的死，对他死之前所说的话、听做的事情，在做最后判断前，一定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不能像考虑正常人那样。去对待和考虑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是这样吗？我没理解错吧？”

“我也很难说得清我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一段时间来，我的心情真的非常复杂……一个老朋友，活生生的，突然不在了……死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而且头一天我俩还通过电话。第二天他就死在了汽车轱辘底下。真的让人很难想象……”

邵长水忙问：“劳爷死的前一天，您还跟他通过电话？他跟您说什么了？”

“没说啥啊。从语调、声音到谈话内容，都挺正常的。随便聊了几句家常，还问什么时间回省城，让我请他到一家新开的湘菜馆去吃毛氏红烧­肉­。”

这时，邵长水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赵总队打来的。邵长水立即对寿泰求说了声“对不起”，便上门外去接电话。赵总队关注着寿泰求这一回的谈话内容，他问邵长水，这位寿总谈出点啥名堂来了没有？邵长水压低了声音告诉赵五六，不能说一点名堂都没有，但好像跟破案都没啥直接关系。赵五六问，你没觉得他是在跟我们耍滑头吗？邵长水想了想答道，这倒没有。他这回谈的情况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在陶里根那段时间中的劳爷还是有帮助的，就是跟破案的关系稍稍远了一点。赵五六又问，他还准备谈别的吗？邵长水答道，今天好像不会再说什么了。赵五六立即说道，那这样吧，你马上把他打发了，这儿有个女孩要见你。是你约了人家？邵长水一惊，忙说，女孩！这时候我还有心约啥女孩？赵总队，您就别拿我开心了。赵五六笑道，那就是人家想约你哕？邵长水忙说，赵总队，到底咋回子事，您就快说吧。别天上地下、水里火里地瞎搅和了。赵五六依然笑笑道，嗨，谁跟你瞎搅和了？就是有个女孩急着要找你哩。就是那个曹楠……邵长水这才松一口气说，是她呀？您早说不就完了。她在总队部呢？她有啥情况要谈？我总觉得这丫头挺神的，按说这样的事，像她这么个小丫头掺和不进来，也不该她掺和。但给我的感觉她掺和得挺厉害挺直接，还老在不该她掺和不该她出现的时候她出现了，掺和进来了。赵五六笑道，你这话算说对了。你知道她今天来找你想谈什么情况吗？她想谈她父亲曹月芳和寿泰求的情况。她说劳爷的死跟这二位有关……“什么！劳爷的死跟曹月芳寿泰求有关？”邵长水一震。“所以，如果那位寿总再不想谈啥了，你赶快把他打发了。我这就派人把这位曹姑娘给你送过去，或者你开车过来接也行……”邵长水忙说：“她已经在您那儿了，您跟她谈一谈不就得了，何必再把她弄到我这儿来呢？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道手续吗！”赵五六笑道：“银行爆炸案搞出点头绪来了，我这就上厅长那儿汇报去哩。”邵长水忙问：“那案子有线索了？咋样？”赵五六高兴地答道：“你先别急。先跟这位曹姑娘谈了：晚上我们碰个头，把各方面情况都综合一下，看来事情很有进展，形势大好啊。”

邵长水原以为，跟曹楠能谈上一个来小时就很了不得了，就跟赵总队约定晚饭后赶回总队部来参加“碰头会”，汇总情况；却没料这场谈话居然整整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等他赶回总队部，已是子夜时分，“碰头会”早散了。与会的同志有的回家了，不想回家的则在值班室那个大屋里喝茶、看电视、打牌。（值班室还有个小屋。正经轮值的同志是在那个小屋里守电话，他们当然是不会参与这些余兴活动的；至多，也就偶尔地踱出屋来瞧瞧“战况”而已。）总队的两位副总队长当然不能走，他们也得等邵长水回来，和赵五六一起听他那边的情况汇报，这时也和没回家的那些同志凑在一个牌桌上“拱”着“猪”哩。一俟邵长水的身影和脚步声出现在大屋门外的走廊里，这两位副总队长立马扔掉手中的牌，一边忙摘掉自己脸上贴着的那些长短不一的窄纸条（这是对输者的“处罚”：谁输一把，谁就在自己脸上贴一张纸条）。一边冲邵长水嚷嚷道：“吃过饭了没有？咋整那么老长时间呢？赶紧上老赵那屋，都等你半天了。”赵总队在屋里听到他俩这一声吼叫。便迫不及待地迎出来，在办公室门口拦住邵长水就问：“咋样？劳爷的死能跟曹月芳和寿泰求拉扯上关系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件大事。邵长水把曹楠从总队部带走以后，赵五六立即将这个新得到的情况直接向袁厅长做了汇报：袁崇生立即指示。抓紧时间搞清这情况，有任何一点新进展，都要随时报告，而且还告诉赵五六，他今天晚上会一直守在办公室里等候这个“新情况”。

“劳爷的死真的跟曹月芳和寿泰求有关系？”未等邵长水坐定，赵五六又问。

“有关系。确实有关系。当然现在这还是曹楠这小丫头的一面之词，还得进一步调查取证核实……就说这‘有关系’，也不是那种‘杀人’和‘被杀’那样一种行为者和被行为者的关系。情况要复杂得多。这里还牵扯到究竟怎么定­性­劳爷的死这个老问题。”邵长水一边说，一边径直上赵总队的“食品库”里取出一盒双份装的葱爆牛­肉­方便面，熟练地揭去顶盖，取出调味品，哗哗地倒进开水，再把顶盖闷上，这才不无有些疲乏地坐倒在那张很旧的长沙发上，告诉几位领导，他还没吃晚饭。

一位副总队马上说：“那我给食堂打个电话，让他们值夜班的再给你弄点啥吃的？”

邵长水赶紧坐起身，冲着那位副总队长摆摆手说道：“多谢领导关心。就这牛­肉­面挺好，吃着挺滋润。我瞧那小柜里还有一瓶豆豉辣酱，一会儿，再拌点那玩意儿就齐活儿了。”

另一位副总队长笑道：“你小子倒好伺候，跟头骡子似的，有点料就能拉大磨。”

然后几位领导都不作声了，围着邵长水而坐，只听着他稀里哗啦地一个劲儿地嘬那香喷喷的葱爆牛­肉­面，只等他吃完这顿已然太晚了的晚饭，来谈曹月芳和寿泰求跟劳爷之死的关系。曹月芳和寿泰求都是劳东林特别信任的人，也都是各自工作岗位上表现相当出­色­的人，一位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他是一个勤恳的值得信任的工作者和领导者；另一位则是这个高纬度地区的工业大省轴承制造领域冉冉升起的“明星”，他的能力和人品，也是有口皆碑的。他们怎么跟劳爷的死扯上关系了呢？而且此话又出自其中一位的亲生女儿之口。她为什么会在这么重大问题上，这么个关键时刻，将自己的父亲置于“万劫不得复生”的地步？

难道他们父女之间存有什么“深仇大恨”？

难道曹月芳和寿泰求真的和劳爷之死有关系？

这时，刑侦总队的这几位领导都静静地等待着邵长水来揭开这张“底牌”。

十八 曹楠的第一次讲述

邵长水是把曹楠带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去谈的。他喜欢那个环境。天一黑，大院、老树和几幢基本没人住的老式小楼，既给人一种压迫感，又给人一种空旷感。虚拟但又无处不在的“压迫”，实在但又多少有些难以捉摸的“空旷”：游移在这两种看起来互相似乎绝对排斥的生存感觉中，邵长水却能品味到自己最熟悉的那种生命感受：打小在林区在大山沟里获得的那种生命感受：由遥远和寂静造成的“压迫”和“无助”，同样由遥远和寂静造成的那种“空旷”和“超然”。这些“压迫”和“无助”让他自卑，而那些“空旷”和“超然”却又让他对自己从未涉足过的山外那个新世界充满向往和激|情。他一直在这种自卑和向往中挣扎：他害怕，他战栗，他既想摆脱，却又怀念留恋……

带曹楠回龙湾路八十八号的一路上，他注意到曹楠神­色­戚然，也许由于紧张，她的两只手拘谨地平放在自己的膝盖头上。这种坐姿，让邵长水想起看守所里的某些犯人，他们长时间带惯了手铐一类的械具，偶尔替他们摘去械具，他们也会习惯­性­地把两只手两条腿并拢了靠近了坐在那儿：她的脸­色­略有些苍白，眼睛定定地盯着正前方。但你可以特别明显地感觉到，她的眼神空洞。她向前看，只是为了回避邵长水打量她的目光：而此刻，其实她什么也没瞧见，甚至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在她后脊背上，却不时地在掠过一阵阵轻微的战栗……不由自主地从内心进发出的那种战栗……一阵又一阵……

进了屋，捧着茶杯默坐了好一会儿，她才得以让自己稍稍镇静下来。开始讲述前，她略略撩拨了一下“流落”到自己额眉上的那几绺略显散乱的头发，认真地看了邵长水一眼，问道：“你会相信我对你说的这一切吗？”

邵长水淡淡地笑了笑道：“我惟一可能的回答是，你说真话我就相信。而跟我们说假话的人，肯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她眼神中很快掠过一绺悔意，好像在后悔自己居然会主动找上门来跟这样的人谈情况。但这种悔意跟它转瞬间到来一样，转瞬间又消逝了。只要一开始说话，她又变得很镇定很自信。也不再战栗。她那好看的瓜子脸上，那细润的皮肤上会自然地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不用靠得太近，也能从她的头发上脖梗里和衣服的缝褶间闻到一股股难以名状的清香。这让邵长水隐隐地惶惑和惶恐起来。邵长水打小有个“怪毛病”，要是喜欢上哪个女生了，就总能从她身上闻到那样一种不可名状的清香。即便对方明明没搽啥带香味的“涂料”，他也总觉得她特别的香。那时候在大山沟里，谁家会有那份闲钱给女娃买什么香脂粉饼之类的化妆品？可他就是能从她们身上闻到香味儿——只要她是他喜欢的那一个。为此闹了很多次误会，才闹明白，只有他喜欢的那一类女生（或女老师），他才会觉得她们身上发出的气息是香的。而且总是那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香味儿，让他心跳脑热浑身发胀。

今天怎么会从曹楠身上也闻出这样一种香味来了呢？

难道自己喜欢上这个小丫头了？

不会呀。自己从来也没转过这样的念头啊。再说，自己一直还在怀疑着她哩，她身上存在的那些个疑团一个都还没来得及澄清哩，哪还谈得上“喜欢”二字？

但这香味儿是明显的。而且就是那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儿”。很熟悉，又很陌生的那种……咋回子事呢？一瞬间，他还真有那么一点心慌起来，忙起身给目己沏了杯茶，把椅子往远处稍稍移了点，又打开半扇窗户，透进些傍晚的凉风，这才完全消除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在犹豫和沉吟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曹楠放下手里的茶杯，挺直了上身，用一种极坦诚率直的目光看着邵长水，开始了她的讲述。

她对邵长水说，我知道您一直在怀疑我。从那天大清早，我在李敏分主任家门前那棵白杨树下拦住你开始。您就开始怀疑我了。说起来，那天早上的事，实在也是­干­得有些莽撞。我本不该去的。但一时头脑发热，没管住自个儿，露了个大怯。后来，您大概就开始时不时地跟踪我了。那回在领事馆路西口齐神父家的小院里。其实我是看出您来了。我当场没吱声。事后也没告诉齐神父。我想我没做啥亏心事，用不着慌神。另外我觉得自己也该表现得成熟一点了。现在，许多事情已经由不得我们这一代人愿意不愿意，就把我们摆到了前沿这个位置上，逼着我们掺和进去。我希望自己能沉着冷静，少犯些一时头脑发热的毛病。当然。跟你们这些老前辈比，虽然不能说我们无知。但的确是不够老练，总还是显得稚­嫩­……

邵长水笑着问道，我很老了吗？都能算是。老前辈“了？

曹楠微微红起睑说道，我这里说的一老前辈“。是泛指的嘛。您别跟我这么较真嘛=

邵长水又笑道，不较真。不较真。请继续往下说。

曹楠脸上很快褪去了那层淡淡的红晕。低下头，稍稍地乜斜起眼，盯着那已经有一点发暗的房角。发了一会儿呆，大概是在脑海里搜索捡拾被邵长水打断的话头；过了一小会儿。她继续说道，既然你们早就开始怀疑我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你们找这个，找那个，最后找了我爸，还找了那个寿泰求。裁是没来找我。为什么？

认为我不值得你们技？如果我真的那么没有价值，那您为什么还要跟踪我？

（这时候，邵长水很想趁机把这个莫须有的“跟踪”向她解释清楚了，但见她已经完全沉浸到自己的那个“讲述者一角­色­中去了，觉得此刻还是别打断她的为好，就没在这中间Сhā上话去。）

曹楠说，其实我一直在等着你们来找我，也以为你们一定会来找我的。等了这么长时间，从初春等到暮春，这都到夏天了，既然如此，我想还是我主动些吧。不管谁找谁，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解决问题。我知道，你们会对我所说的一切，持很大的保留态度。你们不会相信我这么个“小女孩”能在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里掌握到什么重要内情。恐怕也会对我主动来谈我自己父亲的情况，持极端怀疑的态度。我怕被你们起疑，这也是我迟迟没敢来找你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被怀疑，假如得不到信任，那一切就都没意义了。

“你们会相信我说的话吗？”说到这里，她突然再一次这么问道，脸­色­再一次变得非常苍白，不安；一时间，原先就比较尖削的下巴颏变得越发的尖削，原先比较尖挺的鼻尖，这时也变得更加尖挺了。

邵长水没回答她的追问。他根据自己多年来跟一些涉案人打交道的经验，知道其中一些人长期处于焦虑、困惑、绝望和紧张的心理困境中，下意识地会产生一种自闭、自卑和多疑，以至­精­神狂躁和抑郁的现象。按民间的说法，这些人特爱钻牛角尖死胡同。如果这时你正面去反驳他，或针锋相对地跟他们较劲、抬杠——哪怕你真是为了安慰他们和矫正他们，那也只会加剧他们的这种多疑和狂躁。这时，一个平和的眼神，一杯常见的茶水，或一支廉价的香烟，甚至漫不经心地递过去一块刚烤熟的红薯，或再加上一段或长或短的沉默……也许能让人和事都得以缓解……

曹楠象征­性­地喝了口水，又捋了捋那几绺再度“流落”到额前来的黑发。邵长水这才发现，在已然二十三四度的气温下，她里边居然还穿着棉毛衫。这使他疑惑起来，不知她脸­色­的苍白是由于心情的焦虑，还是更主要的由于身体的虚弱？

“咱们先谈实质­性­问题，再来解释我和这些事、这些人的关系。行吗？”她怔怔地问。

“随你。谈什么、怎么谈，一切都随你。”邵长水温和地答道。虽然早就在区图书馆那冷清而又温馨的环境中认识了她，但从来还没跟她单独面对面地长谈过，因此从来也没有这么近地观察打量过她。（这时，那股莫名的香味又时远时近地稍稍环绕过来了。）邵长水注意到在她左眉的眉尖处，长着一颗痣，因为受到眉毛的遮蔽，不靠近了看，不容易看得出来。而在她嘴­唇­的右上角处也长着同样一颗痣。这是他早就注意到了的。他记不清古代的命相书和流传在民间的各种说法中，是怎么评价长在女人脸上的这些痣的。他只是感觉到，由于多了这样的痣，她整个的外貌都变得较为丰富和复杂了。而且还带有一种奇怪的意味。（他的这种感觉是不是也因为潜移默化受那些命相书和民间说法的影响才产生的？但邵长水自认为是坚定彻底的无神论者。从不相信这些“胡言乱语”的。）

“我不知道我爸和寿泰求跟你们胡说了些什么。我想你们也不会告诉我他们对你们说了些什么。但是有两点，是我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也是我考虑来考虑去，决定主动来技你们谈的重要原因。这两点，他们肯定不会跟你们说的：如果说穿了这两点，他们在你们面前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了。所以他们自己是不会说的。第一，他俩一定会拐弯抹角、又千方百计地让你们相信，劳叔在陶里根后期，­精­神上已经不正常：他们跟社会上某些人一样，制造这样的舆论，就是要让人相信，劳叔不可能是被人谋杀的。他们一切言行的惟一目的就是要掩盖劳叔是被人谋杀的这个事实。第二，在劳叔死之前的两三个月，他们和劳叔的关系同得非常僵。劳叔发现，他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欺骗了他……”

“什么什么，你爸和寿泰求欺骗了劳爷？”

“是的。他俩欺骗和出卖了劳叔=他俩伤透了劳叔的心。劳叔后来压根儿都不愿再见他们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出事的那天，一直没有得到过缓解和改善。”

邵长水迟疑了一下，问：“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一个情况，劳爷在他留下的一份文字材料里，特地讲到了他和你父亲的关系，而根据他在那份材料里的描述，他和你父亲的关系不仅不像你讲的那么糟糕，而且还相当地融洽和知心。”

曹楠立即回答道：“那请你们赶紧查一查他这份材料是啥时间写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这么对你说，如果劳叔在这份材料里还那么说的话，那么，我确信，这份材料一定不是他出事前写的。就在出事前的几天，我爸为了缓和他跟劳叔之间的关系，还让我替他去找过劳叔，想约在一起再把一些他所谓的‘误会’解释解释清楚。但劳叔让我转告我爸，免了。根本不存在什么误会。一切都很清楚。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再见什么面了。”

邵长水一边听曹楠讲述，一边想道：这样看来，公安部的那份技术鉴定还是准确的。劳爷的“密文”真是事发前几个月就写下的。看来，他和“密文”名单里提到的那些人的关系后来的确发生了变化。而曹楠提供的情况，看来还是靠谱的。

“劳叔去陶里根是为了调查一位省领导的问题的……”曹楠继续说道。

“看来，你还真掌握不少不该由你掌握的情况。”邵长水情不自禁地感慨了一声。

“请不要对我抱什么怀疑态度，也不要对我有什么顾虑。这样会影响到您听我叙述时的心情和认真程度。至于我怎么会掌握到这些情况的、怎么会搅和进这些人和事情中间来的……我随后会向你们一一解释清楚的。”曹楠认真地请求道，“在调查的前期，他的确得到了我父亲和寿泰求的巨大帮助。我父亲和我们曹家的情况，我父亲一定都详细跟你讲过了。只要找到我父亲，找到我们老曹家任何一个中年以上的人，你就等于找到了一部陶里根的地方史和地方志。而找到寿泰求，你们就等于找到了打开顾代省长和祝副市长，还有那个大暴发户、典型的中国当代草莽英雄饶上都发迹历程的钥匙。年轻的寿泰求曾经受到这三个人的高度信任。这三个人都特别喜欢和看重寿泰求，都争着要把寿泰求招到自己门下，甚至都想把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劳爷知道这情况不？”邵长水问。

“知道。当然知道。”

“他知道这情况，怎么还到寿泰求那儿去调查那位领导的情况？”邵长水谨慎地隐去了“顾立源”这三字。

“这就是寿泰求高明和狡猾的地方：他用一系列的假象取得了劳叔的信任，以为他是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出于公心，并坚持～种最起码的原则立场。但事实上他不是这样的人，要他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实在是难为他了。他有意无意地欺骗了劳叔，伤透了劳叔的心……”曹楠重复着这个结论，说到这里，她有些激动了，苍白的

脸颊上涌起潮红般的晕­色­：小小的鼻尖上微微地开始沁出汗珠。那些柔软而乌黑的发绺再度“流落”到她饱满的额头上来。邵长水意识到，再往下讲，可能就会接触实质­性­问题了，为了能让这个“小丫头”说得更系统更周全，他希望她能平静下来；于是拿起暖瓶往她的茶杯里续了点开水，并关切地说道：“喝口水。喝口水再说。”

“谢谢。”她一边说，一边略略欠起身。支出两根并不纤细、却匀称而白润的手指，在茶杯近旁的桌面上。轻轻地叩击了两下。这种完全世俗化的答谢动作，是邵长水司空见惯了的，对此应该是会不以为然的。但今天看到曹楠这么做。而且做得那么自然、熟练，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让他感到很有那么一点“不舒服”。他担心接下来她会像某些女孩那样再漫不经心地点上一支汁么仕女烟，大大咧咧地吞云吐雾起来：所幸没有。但谈话开始以来逐渐在增加的好感，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

“我先说说我父亲是怎么欺骗了劳叔。怎么让劳叔感到失望的。可以这么说，没有我父亲的帮助。劳叔刚到陶里根那个阶段，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就会大十倍二十倍。虽然还说不上没法立足，但起码会给他老人家凭空增加相当多的麻烦=按说，陶里根地处边境，无论从心胸，还是眼界。都应该比内地那些县城里的人更超脱一些更豁达一些：豁达是事实。但超税就谈不上了。陶里根人特别抱团儿，排外。如果有人告诉您，那地方的人豪爽，热情，大方，特讲义气，那是说，在熟人之间、朋友之间、乡党之间，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但对于陌生的外来人，他们是警惕的。甚至还会有些欺生。近十来年，由于边贸开放。大量外来人员涌入，促成了陶里根的繁荣，也给陶里根人带来实利。在‘排外’、‘忌外’这一方面，陶里根人已经有了明显的收敛和改变。正因为如此，陶里根人对那个外来的‘暴发户’饶上都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情。瞧不起他，却又暗自佩服他，害怕他，恨他。瞧不起他，当然是因为他有犯罪的前科，因为他那外来的‘流窜’的不安定的没有任何正式名分的前半生。佩服他的原因，自不用多说了。他身上拥有陶里根人特别缺少的那种火热劲儿，那种­干­起事来勇往直前不顾一切的冲劲儿，那种老子就是天下第一的狂劲儿和不­干­出点名堂绝不收兵的韧劲儿。这些劲儿，在悠闲惯了、偏僻惯了、一年的时问总有半年是在‘猫冬’，也自认落后惯了的陶里根人身上，确实是拿着放大镜找，也找不大到的。饶上都在陶里根­干­成的那几件大事，的确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在城中心建起的第一个商业城、第一家大型游乐休闲中心、第一片住宅小区、第一座人行过街天桥……以至那使陶里根闻名国内外的第一次边贸活动……都是他的‘杰作’，都留下了这个家伙的手段、踪迹、身影和吼声。有人说，没有顾立源就没有

陶里根的今天。这似乎是一条‘绝对真理’。但也有人说，没有饶上都同样不会有陶里根的今天。这似乎也是有相当道理的。最实事求是的一句话是，正因为有饶上都这一号人在这里头‘搅和’，陶里根这摊‘死水’才汹涌得有了一番比较生动和宏大的气势。而这一点，仅仅靠陶里根人自己是不大可能办得到的，‘起码还要在寂静和落寞之中徘徊更长一段时间’。至于说到害怕他的理由，那就更可以想见了。饶上都从前在界河对岸做‘名犬’买卖时，经常地，披着件貂皮领的灰鼠皮大衣，穿一双前苏联时期坦克兵的高筒皮靴，戴一顶苏哈托式的直筒卡拉卡黑羔羊皮帽，手里牵着两条足有半人多高的德国黑背狗，身后跟着两个乌兹别克保镖。那保镖手里不是攥着根­棒­球­棒­，就是挥舞着细长坚硬的高尔夫球杆，穿行在江边那无数的狗摊儿中间。只要遇见有人经营了未得他允许而经营的那种名犬，侵犯了他的市场份额和权威，他一定会砸了他们的摊儿，没收了他们的狗，并且还会在摊主们的身上留下难以磨灭、也不易忘怀的‘痕迹’。这一些当然都是以往的记忆。自从这位仁兄成了远东盛唐国际科贸集团公司的老总，成了陶里根市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成了顾立源启动和实旋‘创建新陶里根’计划最得力的伙伴后，他早把前苏联坦克兵皮靴扔了。甚至还可以这么说。现在，从饶上都嘴里听到的粗话脏话和荤话，要比从那些乡长镇长和一些作家、导演、演艺明星们嘴里能听到的还要少得多得多。佃你不要以为在必要时他就不会收拾你了。他就会宽大为怀，‘阿弥陀佛’了：那年有人在他建的那个商业城附近又建了个小商品市场，规模还不小，对他的商业城明显形成了竞争和‘威胁’。要是在五年前，他肯定就带人抡着大­棒­冲过去了=但现在他不会这么­干­了。经过一番运作，他出了个怪招，购买了那个小商品市场门前所

有公交车车站‘冠名权’，然后把这些车站全部搬离那个市场，搬到自己那个商业城的附近，直接把颐客都带到了自己的商业城里，有效地减少了小商品市场的客源。然后又运作了消防和卫生防疫等部门的领导，以该小商品市场存在严重消防和卫生隐患为由，强行让他们停业整顿，大伤了他们的元气……

“这样一个饶上都，没有颐立源的支持是肯定或不了气候的。人们有理由追问，你顾立源为什么会如此拼着命地支持这个姓饶的？陶里根银行的钱，你贷不到。我也贷不到，而他饶上都却能想贷多少就贷多少。这陶里根的几家国有银行简直就像是他饶家的私人金库似的。人们当然要追问。顾饶之间这样一种铁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劳叔到陶里根不久就听说饶上都曾给顾立源一个重达一百多克拉的钻戒。据说这钻戒还是饶上都最穷酸潦倒时，在对岸沃申斯克的一家赌场里，用他最后一笔睹资从一个非洲游客手上赢来的。这位非洲游客输掉了这枚价值连域的钻戒，同时也就输掉了他身上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返回非洲老家去的旅费也无从着落了，随后就跳进沃申斯克和陶里根之间的那条界河里，自尽了。据说，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钻戒，也就一百五六十克拉，为英国皇家所拥有。那么这枚一百多克拉的钻戒。应该也可以称得上是稀世珍品了。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中有所前定。得到这枚钻戒后，饶上都的命运果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从此以后‘蒸蒸日上’，所以他把它看作自己的‘福神’，命运之星。民间流传的说法是，当他把钻戒送给顾立源时，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这个戒指真带着啥仙气儿的话，让它留在您那儿，比留在我这儿强。留在我这儿，它也就保佑了我一个人，但留在您手上，保佑了您的发达，也就能保佑一批像我这样的人。那就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吧，我的市长同志。（那会儿，顾立源还只是陶里根的市长，没任书记。）但还有一种说法是，顾立源没要这枚戒指，当场不仅把戒指‘扔’还给了饶上都，还把饶狠狠地‘骂’了一通，说，瞧你这点出息劲儿，才­干­了多大一点儿事，就想着要保佑这保佑那的了？！给我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吧。别尽拿着这么个破戒指，给我招事儿了！‘破

……破戒指……‘饶上都一听急了，说话都有点结巴起来了，’破戒指？您知道这一百多克拉能值多少钱？换一个主，拿一百万美金来我指不定还都不溜他一眼哩。“所以我说你没多大出息哩。一百万又咋的了？‘听说顾立源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让饶上都自己在那儿闷站了好大一会儿，也没琢磨过来顾市长这一句’没出息‘到底是啥意思，是说’只拿这区区一百万来买他这个市长的好，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还是’只为了这区区一百万，有可能坏了他们今后远大的前程，太不值得‘？还是说的’他俩之间的这战斗友谊革命感情绝对不应该掺杂进钱这么个东西，不管钱多钱少，都不必要‘？

“顾立源到底拿了这戒指没有？劳叔觉得这是应该闹个明白的。

“在我父亲的帮助下，他很快闹清了，顾立源确实没拿。而且还找到了两个证人：一个是饶上都的前任助理，一个是饶上都的现任助理。饶上都这家伙非常­精­明，他每隔一两年就要更换贴身的助理。他从不让任何一个‘外人’长时间地掌握他为人做事经商的秘密。那个前任助理曾经在事发后，亲耳听饶上都对他讲过顾立凉当场是如何拒绝接受那戒指的，并且还亲眼看到饶上都把戒指重薪锁回保险柜里去了。而那位现任助理则是在最近又一次看到饶上都从那保险柜里取出过那戒指。证明它一直还由饶自己收藏着。

“还有一档子事，也是必须整明白的。那就是饶上都以低于市场价好几倍的价格，获取江边一大片土地，并取得陶里根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几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与此同时。颐立源从饶上都手上拿到两幢别墅。一幢在北京首都机场附近的一个高档别墅区里，另一幢在上海原英租界里。据说这两幢别墅的总价，折合人民币高达两三千万。而在上海的那幢完全是用美元购买的。如果说，发生在顾立源就任陶里根市市长初期的戒指事件，在民间流传时，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那么。发生在顾立源任陶里根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后期的别墅事件，几乎是众口一辞。别无他说：顾肯定拿了这别墅。饶上都还专程陪顾立源去两地看过这两幢别墅。而据一些了解内情的人说，这件事饶上都办得比较隐蔽，他知道该怎么来保护顾立源：房契上都没写颐立源的名字=据北京一些从事房屋买卖中介的人说，在北京一些早期开发的别墅区里，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鬼屋’。它们从账面上看。早已售出，也办理了人户手续，也有人定期来为之交纳物业管理费，但就是没有人来装修和居住。这些小楼从开盘售出至今一直黑灯瞎火。野草疯长，落水管生锈。锈水洇黄了邻近的墙面，墙皮也已经斑驳脱落。据说这些房主人有一些是出国走了的，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不回来，都还说不好；另有一部分就是外地的富商买来送给当地当权者的。它们之所以空置着，有的是因为这些当权者不敢来使用。有的是没等他们来使用，事情败露，人就被‘双规’法办。再没机会来使用了。

“可以这么说，劳叔就是为了查清这档子事，才想到要去饶上都的那个远东盛唐公司谋职的。以便能就近从他们内部得到在外头得不到的真实情况。

“而替劳叔跟饶上都牵线搭桥的兢是我爸。那一段时间，饶上都经常上我家来找我爸。他想说服我爸。把‘曹不泉酒厂’这块老商标牌子转让给他去经营：”酒厂这些年也不怎么景气了，您老人家也没那份­精­气神去折腾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您开个价吧，我也就算做件善事，替咱们陶里根留下一块金字老招牌。您还有啥舍不得的呢？与其让它沤在您老手上，还不如让我来让它重放光彩。‘这家伙也是因为财大气粗的缘故吧，说话就是这么自大和直率。我爸趁机就把劳叔介绍给了他。当然还不是用自家的那块金字招牌跟饶上都交换的。’转让牌号的事，容我再捉摸捉摸。不管咋说，这也是祖上留下的最后一点东西。我是折腾不了它了。我那闺女将来能折腾动它吗？怕也难。交给谁呢？我总得掂量掂量吧？先让我在您那儿安Сhā个人吧。让他代我就近考察考察您。这个劳东林是我最要好的一个老朋友。人家可是­干­了几十年的老警察，破案高手，省公安厅的神探。上您那儿­干­个保卫部经理啥的，别的我不敢吹，但我可以保您饶上都白天黑夜尽可以敞着门地放心睡您的大头觉了。‘

“有了保卫部经理这个头衔，劳叔在饶上都身边，在公司各部门走动自然就都方便多了：没用太长的时间，他就确认了饶上都有在北京上海购买别墅的行为，甚至搞到了这两处房子房产证的复印件，搞到向售楼方汇出房款的银行汇单号，搞到了饶上都陪同顾立源去北京上海看房的具体时间、行程和从上海打回来的电话记录，还搞到了那两处房子的确切地址……现在剩下最后一件事，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要确认顾立源是否已经从饶上都手上拿走了这两处房产。这也是最困难的。房产证上写的不是顾立源的名字。顾立源也没有入住。他本人没人住，家属亲戚也都没人住。他到底要没要这两处房产？从房产证上的日期推算，饶上都购买这两处房产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他从银行获取那几亿元贷款，并从顾立源手中获得那几万平米江边土地的日子。应该说，从饶上都这一方来说，买这两处房子为了获取贷款和廉价土地做打算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问题仍然在于，顾立源到底收了这点‘薄礼’没有。如果收了，捅开了这一个缺口，后续还能捅出几个‘两三千万’？那就很难说了。以饶上都这‘老光棍’（他至今没成家。当然，他身边不缺女人。但据说，在这方面他还挺严谨，从来不让乱七八糟的女人随便走近他。至于他到底是怎么解决他那男人的­性­饥渴问题，或者这家伙­干­脆就是个­性­变异，不存在什么对异­性­的饥渴问题，这我就不明细了）的豪爽大方，他对顾立源那种由衷的‘感恩戴德’之情，整出一两个、两三个‘两三千万’也不算多。但怎么确认顾立源是收受了这房子的呢？就在劳叔煞费苦心正要往下突破这难关的时候，一件让他目瞪口呆、猝不及防、晴天霹雳般的事情发生了：那几位秘密地帮助他获取这些‘情报’的员工一夜之间全都被炒了鱿鱼。

“一时间，劳叔不知道究竟哪儿出了娄子。一时间，整个盛唐公司上下都人心惶惶，不知道饶老板为什么一下子开除了这么些人，而这些被开除的人中间有一些还是老板过去极为得力的亲信。事情是明摆着的，一定是有人出卖了这些人：但一向以来，劳叔跟这几位都是单线联系着的：如果问题没出在劳叔自己身上，就不应该发生这种‘一网打尽’的悲剧。他琢磨来琢磨去，在自己身上也没琢磨出啥纰漏。而除了劳叔自己以外，惟一还知道这几位底线的，就只有我老爸了。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劳叔没回避过我老爸，而且还经常跟我老爸讨论进一步的做法。该找谁，怎么个找法，找的时候又该对哪些问题加以特别的注意……

“难道真是我老爸出卖了他们？如果是‘出卖’了，为什么只开除那些人，而没触及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劳叔呢？饶上都甚至都没找劳叔谈一谈，哪怕做一个象征­性­的警告类的谈话都没有，好像劳叔跟这几个人压根儿就没一点关系似的=这也让劳叔困惑和忐忑万分。难道这几位的被炒，是另有缘故？这样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同样是这几个人，凑在一起又­干­了一档极度冒犯饶上都的事，这样的几率的确太小太小。

“静待事态稍稍平息了一点。劳叔赶回省城来找我爸追问这事的原委。那段日子。我爸也不去陶里根了。一直‘躲’在省城的冢里，后来索­性­躲到码头街我那小屋里去了。当然，躲是躲不了的。躲得了谁，也躲不了劳叔……”

邵长水问：“大概是你向劳爷报告了你父亲的下落的吧？”

曹楠说：“凭良心说，这一回还真不是我向劳叔禀报的。但我对我父亲那一段时间里的行踪的确心存疑虑。他为什么不去陶里根了，为什么莫名其妙地要住到我那小屋里来？那天，我下了班，匆匆在街上买了些熟食，还买了点蔬菜赶回码头街。熟食是给我爸买的，他爱吃那些猪头­肉­卤猪蹄什么的。蔬菜是给我自个儿买的。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每个星期最好有一至两天吃素，这样有利于保健和减肥，也有助于保持心理平衡和­精­神健康。等我气喘吁吁地上了那‘危楼’，刚要张嘴叫门，就听到从屋里传出一阵阵压低了嗓门的咆哮声。我立即就听出那是劳叔的声音。他不断地在追问，这到底是咋回子事嘛，你吭个气啊……你当面说人话，背后却不­干­人事，到底安的啥心嘛……但不管他怎么‘凶狠’，我父亲就是不作声。这时我既不知道他俩之间到底出了啥事，又不敢擅自闯进门去自讨没趣，只得­干­­干­地站在门外，完全被这么一档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你别看劳叔这人个­性­强，但他平时在熟人中间，是以随和、幽默、好逗人乐著称的。与人相处，他很少得理不饶人，更不会把人逼到绝境。当然，你要真把他欺负狠了，真惹恼了他，那九头牛也不一定能拉得转他，就像当年，上头有人找他谈话，只要他认一下错，就可以考虑让他保留二级英模称号。他说他没错。他说，你就是摘掉我二级英模的帽子，我还是没错。你们不是一直在教育我们为人做事要实事求是么？我没错，怎么认错？我没错去认错，还能算真正的二级英模吗？找他谈话的领导一听火了，大声责问，你还以为你是二级英模？年轻气盛的他立即跳起来反问，我怎么不是二级英模？有种，你把我这称号取消了啊，你送我去劳改啊！他以为这英模称号是国家公安部颁发的，省里不能把他怎么样。却不知，过了不长一段时间，英模称号真的被取消了，虽然没‘送去劳改’，也没开除公职，但最后还是把他的党籍给开除了。

“……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跟我父亲说了很长很长一段话。我父亲仍然一声不吭；而后就听见门‘嘭’地一声被拽开了，劳叔满脸涨得通红地冲了出来，目不斜视地从我身旁跑下楼去……

“我走进屋，看见我父亲脸­色­苍白，整个人都跟瘫软了一般，萎缩在旧沙发的一角，眼神中充满了歉疚和无奈，满头花白的头发坟时显得特别蓬乱和凄怆，人也苍老了十多岁似的。后来我才得知。先是那几位中，有人绷不住了，悄悄地去饶上都跟前，把劳爷如何通过我爸找到他，秘密调查别墅事件的情况，一五一十，连汤带水地全端了出去。因为是‘单线联系’的。他当然说不出公司内部还有谁掺和了这档子事。饶上都立即找到我爸，逼问此事。他当然不能对我爸来硬的，他很坦然地对我爸说，你和那位劳先生到底想­干­啥，我没法­干­预，也不想­干­预。但我不能允许我手下出叛徒。您能帮我一点忙吗？我公司内部哪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在背后给我捅刀子？当然，我也不为难您。市场经济嘛。我更不会让您白说。上一回不是说到我想买下您家那个曹不泉的金字招牌吗？上回开价多少来着？三百万？这样，我们来赌一把玩玩。我给您十分钟考虑时间，十分钟内您要够哥儿们。告诉我实情，我在那三百万上加价五十万。如果您还犹豫，还想再考虑考虑，我可以再给您十分钟时间，还可以再加您五十万，也就是说如果您在二十分钟内能说出实情，您能多拿到一百万：当然。如果您在二十分钟里还不能做最后决定，我还可以往上加价：但是。我不会无限制加价。那你犹豫到明天早上，我就彻底破产了：我有个心理价位，能容忍到某一个程度，如果到那时候，您还不想告诉我。那么这个价位将重新跌回到起初的那三百万。再往后。你每犹豫十分钟，我就往下降五十万。一直降到零价位，游戏结束。您这块金字招牌我也不要了，咱俩之间的交情也就结束：但您信不？您不告诉我，我也能把那几个王八羔子查个底儿掉：但您可就实实在在地损失了好几百刀呐。曹大爷，几百万啊。别说对您。就是对我。也不是一笔小钱呐。说白了，我今天就是拿这几百万来买你一个开口说实话。我必须把这几个王八羔子尽快剔除出去：你自己掂量吧。

“我爸一开始并不想对他说实话。饶上都真就开始了他这‘叫价游戏’。从三百五十万……四百万……一直到四百五十万……我爸还在犹豫……这时，饶上都一下把价位跌回到三百万……然后继续往下降。每降一回，就会少拿五十万。五十万啊！我爸辛苦了一辈子，辛苦出满头的花白头发，都没挣够一个五十万！而眼前，十分钟就损失五十万啊……我爸再也受不了了，前胸后背直哆嗦，身上直冒冷汗，就在饶上都把价位落到二百万时，他受不了了，把所有的事情都跟饶上都说了……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劳叔，但他又觉得自己实在也是没有退路可走，只能如此。从那以后，劳叔再也没来找过我爸。非常奇怪的是，过了几天，他主动去找了饶上都，一副很落魄、很沮丧的样子，把事情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头上，‘请求’饶上都能免去对那几个同志的‘处罚’：这几个同志实际上并没有供出什么了不得的情况，只是说了公司买过这样两幢别墅。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别墅到底是要拿去做什么用的。他们并不认为告诉我这些情况，对他们尊敬的饶总会构成什么‘危害’，所以请再给这几个同志一个‘机会’，让他们回到原先的岗位上去；况且他们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需要这样一个岗位，这么一个‘饭碗’来养家糊口……

“饶上都斩钉截铁地回答劳叔，让那几个王八羔子回到原岗位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现在不跟你说别的。这几个王八羔子心里要真有我这个老总，在跟你说这些烂事儿前，应该先来请示我一下。他们早就该明白，是我在给他们开工资，是我在养活他们。现在知道疼了？知道没钱养家糊口了？早­干­吗去了？蒋介石当年没杀那个抗上的张学良，那还把他拘了一辈子哩。这几个王八羔子必须离开公司总部。但看在你老的面子上，我可以在我管得着的范围里，给他们再找口饭吃吃。但他们必须给我立下书面字据，必须承认，原先跟你说的那些话都是放屁的话，是造谣，污蔑。人家顾代省长正经一个国家省部级­干­部，用得着上我这儿来找住房吗？这不是在歪曲寒碜我们党我们政府，毁坏我们国家­干­部的形象，存心跟改革开放过不去吗？

“劳叔说，你把我开了不就完了？这事是我起的头，你跟他们算啥账？

“饶上都嘿嘿一笑道，劳大哥，我不是不能收拾你，也不是不敢收拾你。我现在只是不想收拾你。不收拾你，是有几条理由的。头一个，我不希望这事在社会上闹大发了。您一走，这动静就大了。全公司的人都会怀疑到我这儿真要出什么大乱子似的。上下人心浮动，我的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所以还真不能把你整走。你还得安安心心在我这儿­干­着。你愿­干­不愿­干­，都得­干­着。第二条。我瞧你还是个相当有能耐的人：再咋说。原先也是省直机关的­干­部嘛。这样的人才，在陶里根打着灯笼也找不见几个。我这人还就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你能替谁谁谁来密查我，就不能倒过来替我去堵堵这窟窿？曹月芳咋样。也算是一个老资格了吧？二百万搞定。将来我给你的好处。一定会大大超过这二百万。当然，前提是你要真心替我­干­。现在不都在学习‘三个代表’吗？你说将来谁代表中国的发展方向？谁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我？我们？还是那个都快走不动路的老书记？你­干­了这么几十年，他们给你啥了？你跟我­干­一­干­试试，看看我能给你啥？！好好想想吧，别再小事聪明大事糊涂了！别一辈子轰轰烈烈拳打脚踢到头来落一场空，还自以为能耐！

“应该说，我爸的‘背叛’，加上饶上都这一番连蒙带唬，对劳叔心理的打击特别大。头几天。他还真蔫头耷脑的，走起路来跟鸭公鸭婆似的，趿拉着腰，撇着个外八字脚。一海一侉地直晃悠，一点­精­气神都没了。听说饶上都为此还再一次把他叫到他那特豪华的办公室去‘开导’了一番=饶上都说。你这么跟家里死了爹似的，不是明摆着要告诉全公司的人，你跟那几个被开了的王八羔子是一伙的吗？晚上带你们保卫部的几个哥儿姐们去歌厅吼几嗓子去。我知道你歌唱得好，舞也跳得不错，撒开了玩儿一把。今天晚上的消费，开个票，回头我给你签单。

“据说，打那天起。劳叔就经常出入歌厅和洗浴中心。他能唱能跳能说笑话，不荤不素、雅俗共赏的黄段子张口就来，是个非常出­色­的晚会派对主持。再加上他单身一个。独自住在公司里，晚上有的是时间哄大伙玩儿。公司里谁搞聚餐、生日派对，谁办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那段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晚上都闹腾到半夜一两

点才回他那单身宿舍。随后不久，饶上都把他原先使着的那辆旧沃尔沃换成了你们后来看到的那辆崭新的奥迪A6.他就是要让全公司的人看到，公司前一段是出了一点事，但那是小事，有人猜疑是这位从省里来的保卫部经理组织一帮人跟饶总过不去，现在你们瞧瞧，到底谁跟谁过不去？谁跟谁都挺好，公司内部天下太平……

“饶上都这人就是能玩手段。玩不了手段，他能做那么大的生意吗？

“应该说，也就是在这前后差不多的时间里，劳叔悄悄回省城去找过一回那个派他来陶里根的人。我不清楚这人叫什么。劳叔在非常痛苦的时候，跟我隐隐约约地说起过这档子事。但没告诉我这人叫什么姓什么。他只说那个人也耍了他一把。他特别伤心地跟我说，那个派我来的领导突然昏迷了，没来得及留下任何话。我问他，那你不能去找别的领导？他直叹气，摇着头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不懂啊，小丫头，你不懂……我问他，我怎么不懂了？领导不都代表党和政府嘛，找这个找那个不都一样？­干­吗非得盯住一个？他苦笑笑，还是重复了那一句话：你不懂啊，小丫头，你不懂……

“那一段时期他的确显得有点灰心，也的确显得有点沮丧，但他表现出来的那一整套‘玩世不恭’的举止，给我的感觉，总好像是故意这么装给谁看的……是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邵长水忙问：“哦？你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曹楠轻轻叹了口气说：“我也说不清楚……也许……也许我总不能相信，这么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警察，­精­神上心理上会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

邵长水微笑着打趣道：“感谢你能这么信任我们警察。”

曹楠却很认真地答道：“也不是每一个警察都这么值得信任的。我爸也当过警察。”

邵长水模棱两可地说道：“你爸……”

曹楠忙接口说道：“这就不说我爸了。反正那一段，劳叔的日子不好过……”

邵长水说道：“再说说寿泰求吧：他怎么又让你那位劳叔失望的？”

曹楠这时坐直了身子，抻了抻了腰。打量了一眼窗外完全黑下来的天­色­，忽然说：“你们这儿没食堂吗？你们都吃过晚饭了？”

邵长水忙笑道：“我还真把这一茬给忘了哩。走走走，找个地方吃饭去。”

曹楠说：“你们这儿有食堂的话。咱们就在食堂里随便吃点得了，在食堂里吃还­干­净。”

一直闷头在一旁做笔录的那个女同志一边收拾着散页的笔录纸，一边笑着劝说曹楠：“难得咱邵组长大方一把，啥­干­净不­干­净的？走。马路对过那家川菜馆就不错的。麻辣都挺够味儿。”还一溜小跑，把复核组其他两位同志也一起叫上。一路嚷嚷着：“今天咱们可是托人家小美女的福了。得好好让邵组长出一把血。”

曹楠却噘起嘴说道：“谁是‘美女’？别骂人，行不行？”

那个女同志大笑道：“少见。真少见：小丫头片子还有不喜欢别人称自己美女的。美女好啊！你瞧我跟邵组长工作这么长时间，他就没想到要请我下一回馆子：我总结半天，原因就只有一个，我不是美女呗。”

邵长水略略红起睑。故意做出一副一咬牙切齿“的样子笑道：”请，今天好好请。放开你那丰硕的吐子。就好好搓吧，你！“

十九 曹楠的第二次讲述

（她使所有的人都产生了这样一种疑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

但等这一行人走出八十八号大门，曹楠却又变卦了，不想去吃晚饭了。“不会是因为叫了你一声‘小美女’，就气得连饭都不想跟我们一块儿吃了？没那么娇气吧？”那个女同志说道。“哪是？”曹楠赶紧红红脸辩解道，“人家胃不舒服……”这样，这馆子就没上成。复核组的几位同志上食堂去吃了，邵长水留下陪曹楠随便说了会儿闲话。等那位做笔录的女同志吃完了饭回来，又接着往下谈，话题自然就集中到寿泰求身上了。在重新开始谈话前，曹楠去了趟卫生间。趁她不在时，那位负责做笔录的女同志悄悄地问邵长水：“你说，她怎么会知道那么些情况？听起来，好像她全过程都参与了这些事儿似的。但实际上，小小年纪，别说全参与了，就是半参与，也不可能嘛……甚至可以这么说……”这时，从卫生间已然传出轰轰的抽水声。邵长水忙做了个噤声的动作，打断了她的话，并轻轻说道：“嘘……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讨论。”其实这也是邵长水心里正在形成的一个疑惑，是啊，如此激烈深刻地发生在父辈们内心的矛盾冲突，她怎么了解得那么详细周全？还说得绘声绘­色­，有板有眼，跟“真的”似的？

“咱们继续往下说吧。晚饭前的那一段，不知道我都说清楚了没有？”从卫生间回来，曹楠一边用一块洁白的手巾擦拭着刚洗过的手，一边略带着点不安地探问着。

“挺清楚。挺清楚。就这么说。咱们继续。”邵长水一边应和着，一边替曹楠的茶杯里续满了开水。

“谢谢。”她再次支出两根手指。在茶杯前的桌面上轻轻地叩击了两下。“该说那位寿泰求了。是吧”说到这儿，她稍稍地停顿了一下，仿佛起跑前要做些热身动作似的。“很少人知道劳叔和寿泰求之间还有这样一种密切的忘年情谊。劳叔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他羡慕寿泰求，也妒忌寿泰求。他说他从寿泰求身上重新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感受到了他曾经向往过梦想过企求过但又没能实现的那许多追求……他当然也清楚。寿泰求的事业起点比他高，工作环境工作要求也很不一样，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可比­性­。但说一句实在话，假如让劳叔年轻二三十岁，他很可能­干­得比寿泰求还欢实。时代啊……大环境啊……就是这么在决定着人的命运……”说到这儿，曹楠居然这么重重地感慨了一声，仿佛她已然是一个年迈的过来人似的。“劳叔跟寿泰求交往。除了刚才说到的怀有一种真诚的羡慕和善意的妒忌，不能说没有带一点虚荣：能跟这样一位省内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密切交在，自然也是一件可以让人感到非常愉快和自我安慰的事。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同时，也免不了带有一点好奇：想了解这些新一代的政治明星、新一代的大企业领导人到底是在怎么生活和工作的？他跟我说过多次，说起来，寿泰求也应该算是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一员，但他跟这个集团的许多人不一样。他身上有一种相当难得的‘超团体’意识。也就是说。他所傲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和这个小团体的利益。他说，中国人千百年来习惯于拘囿于小团体中，最早是受家族和宗族束缚。后来又有帮会和行会、山头和宗派……总是把个人的命运和小团体的前程粘贴连挂在一块。现如今这社会，组织团体是需要的，但不能为了雷体而团体。在团体中，又能超团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精­英。他预料。寿泰求会成为一个……甚至比顾立源还有出息的顶尖角­色­……”

“既然这样，他怎么会对寿泰求感到失望了呢？寿泰求不是一直­干­得挺好的吗？可以说蓬勃向上。方兴未艾。他正在筹建的中轴集团，不仅在中国，在整个远东都是最大最先进的一个轴承生产基地。”邵长水问道。

“他给劳叔造成的伤害和失望当然不是在这些方面。”曹楠答道。

“哦？那在哪些方面？”邵长水又问。

“你们还记得，晚饭前我说劳叔在受到我爸的伤害后，去省城找过一位我叫不上姓名的人，又被那人伤了一回心的事吗？”曹楠问道。

“记得，记得。”邵长水答道。

“那人的确让劳叔感到伤心……说伤心也许还不够确切，应该说是‘寒心’才对……按说，劳叔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社会上的种种人和事，也见识得不少了，他应该能理解那个人的心情。那个人毕竟不是平民百姓，头上还有一顶挺大不小的乌纱帽，首先要保自己这顶乌纱帽是必然的事情。但这里毕竟还有一个道义问题啊，也有一个不能见死不救的问题啊。不管怎么说，只有他最清楚，劳叔上陶里根去，到底跟那位老书记存在着一种啥关系。现在老书记昏迷了，你倒好，赶紧把自个儿择清了，但劳叔咋办呢？你总得给句话啊。这样的事，让劳叔还能去找谁呢？他已经辞职了，脱警服了，总不能再去找过去的老领导。人家也管不着你这些糗事。找现任领导？现任领导是饶上都。能找吗？他在陶里根查的就是顾立源和饶上都的不正常关系。找饶上都说这事，那不仅仅是在找揍，简直就是在找死哩！他也不能跟自己的夫人说，不能跟自己的朋友说。甚至都不能随随便便趁着酒兴在哪家的客厅里、哪个餐桌上跟人瞎嚷嚷两句，发泄发泄内心的憋闷。那几天里，他太难受了。­干­了一辈子刑警的他，也经历过许多特别为难的人生时刻，遭遇过非常棘手的案子。那些个‘为难’和‘棘手’也曾让他觉得一时间茫茫天涯不见路，但那时候只要低头一看，身边总有一群同志、战友、亲人跟自己在一起，即便是发牢­骚­骂娘也有个搭伴儿的啊。可现在……生生让人‘撇弃’在这个遥远的陶里根……他当然也可以一跺脚一咬牙，去他妈的，老子不­干­了，回省城；凭自己这张老脸，还发愁在省城找不着一个能填饱肚子的饭碗？还非得憋死在远东盛唐这棵歪脖子树上了？他还真不信这个邪！但再一想，自己能这么拍拍ρi股就走人吗？自己当初是­干­啥来的？调查虽然不能说已经整了一个八九不离十了，但也的确是抓到一些很有价值的线索了。澄清陶里根这锅汤，到底对全省人民、全国人民会有多么大的作用和意义，他劳东林管不了那么些，但眼见得这锅汤里确

实飘着那么几颗老鼠屎，还有那么一两只没烫死的贼老鼠在游动，作为一个老警察，自己能掉头转身就走吗？再说，老书记刚昏迷，自己就撂下这事开溜——这样的事，别人可以­干­，我怎么能­干­呢？

“苍天在上啊！！

“他们想欺负谁呢？

“欺负谁，也不能欺负我劳东林啊。我还就不信，这么个堂堂五尺汉子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愣找不着一个说理明事儿的地方了！还非得低着头哈着疆拍着谁才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下去了！

“他知道找寿泰求有风险：因为在许多人眼里，寿泰求也是‘陶里根集团’的人，而且，这小子跟颐立源之间的关系也是明摆着的。但是，从前一段接触下来的情况看。寿这人应该是一个明大理儿的年轻领导，知道怎么把友谊和原则、把私交和大局区分开来处置。兴许，还真的只有这小子才能帮自己出一点点子了……

“想到这里，他马上给寿泰求打了个电话，约了个时问就去省城找他了。

“那天，他准备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当初怎么会辞职去了陶里根、这段时间来在陶里根又遭遇了些什么、特别是最近以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一古脑儿向寿全盘托出=他曾预料，在听完所有这些情况后，寿泰求会被‘吓一跳’的。会有所犹豫和迟疑，会掂量一下，到底要不要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帮这么一位已然辞了职的老警察的忙；如果要帮的话，怎么帮才比较台适……劳叔甚至都想好，如果寿泰求表示为难的话，他决不勉强他。不同的人在社会这大沙盘上所处的位置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本来就不能做千篇一律的要求。他觉得，只要寿泰求能耐心地听他把情况说完，让他把该发的牢­骚­都发完，即便啥话也不说，即便最后只是咬着牙，跟他一起轻轻地骂一声‘他妈的，这些人……’以此来表示一下道义上的支持和真挚的同情，他觉得也就足够了。因为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支持和同情，他目前也不能上别人那儿去获取。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讲到那人把自己叫到兴安宾馆，隐晦地传达了老书记的想法，寿泰求突然叫了一声：”别说了，你别往下说了……‘劳叔愣了一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怔怔地打量了一眼寿泰求，只见他一下子变得十分的矛盾，十分的为难，而且还十分的不耐烦，眼神中出现了一种非常陌生的东西，那是一种猜疑，一种惊惧，一种世故，一种紧张，一种埋怨……一种把所有这些神情交杂混合而成的神情，让这个寿泰求在这一刻变得十分的疏远陌生和生硬。当时他俩是在寿泰求的办公室谈的。寿泰求立即起身上外头走廊里探视了一下，确认了门外和走廊里没有任何人在那儿’偷听‘以后，又出去把最外头那扇大门锁上，再回来关上办公室这扇门，最后回到座位上，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对劳叔说道：“不要再跟我说下去了。到此为止。记住我这一句话，你今天啥也没跟我说，我啥也没听见。’劳叔当时还不明白寿泰求说这话的真意是什么，还愣愣地说道：”你听我把事情跟你说完嘛。你帮不帮我出点子都在其次，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这档子事。说一说……‘

“‘我让你别说了就别说了！’寿泰求突然又叫了起来，‘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寿泰求极其严厉和生硬的神情和训斥一个淘气孩子的口气，再加上那高八度的音量和带有一点撕裂声的音质，让劳叔完全呆住了。寿泰求这时可能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在稍稍沉静了一会儿后，缓和地解释了一句：”跟我说这些没用。你也不该跟我说这些。这事儿……是绝对不能乱说的……对不起……‘寿泰求的口气虽然有所缓和，但劳叔仍然从他的眼底深处看到了一种极少出现过的紧张和厌烦。他立即明白了，寿泰求是不愿意跟这件事沾边儿。他可以跟他在一起议论那位顾代省长，但是如果牵涉到’查证‘，而且又不是从正规的纪检系统下来的查证，他觉得自己绝对不能沾边儿。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就为止了，那么。对劳叔的伤害和打击也。许还不会像后来发生的那么大。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当然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劳叔呆坐在那儿，惶惶地不知所措。而寿泰求似乎也不想再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来改变现场的那种尴尬。劳叔知道自己该走了。在稍稍又呆坐了一会儿后，他拿起自己的那个手包，向寿泰求告辞。寿泰求果然也就没再挽留。据劳叔后来讲。那天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寿泰求办公室门的，待他有些清醒。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大街上了。等上了自己的汽车，他又在车里杲坐了一会儿，从头至尾把刚才在寿泰求办公室里发生的那一幕。重新检视一遍，但在脑海里反复翻腾的却只有那一句话：”我让你别说了就别说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这时，劳叔的手机响了。他马上直觉到这电话可能会是寿泰求打来的。于是他启动了车，一边慢慢驶离寿泰求办公楼，一边打开手机去接这电话。电话果然是寿泰求打来的。劳叔一走。寿泰求清醒了，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混蛋’的事：自己等于是把劳叔从办公室里‘赶走’了。他的确没想到这个老警察今天竟然是来跟自己商量怎么去调查顾代省长的！自己怎么能掺和这种事？在中央没有正式表态以前。自己哪怕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都可能犯下不可逆转的错。在陶里根时。他就亲身经历过这么一档事，当时他刚从基层调到市政府办公室当副主汪。同时又让他兼任一位常务副市长的秘书。任命下达后，当时任市长的顾立源还把他找到办公室去谈了次话，问了问近来生活工作情况，然后就叮嘱了一声：”到市政府机关，要好好­干­，政治上要保持一致哦。‘寿泰求自然极其坚决和痛快地答应了。他觉得顾市长说的这’保持一致‘，就是红头文件上经常强调的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那还有啥说的？！过了几个月，他觉得自己­干­得挺勤谨。也挺顺溜。没想，有一天下班前突然接到颐立源秘书的一个电话。让他下了班。到市长办公室来一趟。他以为是顾市长召见理。下了班便匆匆去了。但办公室里却只有那位秘书一个人在。他正要询问顾市长上哪去了，那位秘书笑道，你就别找了，就咱哥儿俩随便聊聊。然后那位秘书告诉他，顾市长对他近来的工作表现非常不满意。’我……我咋的了？‘他一愣。’你咋的了？‘那位大秘书笑了笑，问道，’最近拆迁办在全市范围开了个工作会议，对不？‘’是啊。这是市长碰头会上定的。‘他忙解释。’整个会议的议程是你安排的？‘大秘书又问。’是啊，是根据市长碰头会议定的大框框，具体拟定的会议议程。‘’你怎么没安排市长到会上去讲话？“这……‘他忽然觉出问题的严重来了，忙解释道，’这……这个……这个是市长碰头会上定的。会议由分管拆迁工作的常务副市长主持并做总结讲话。没说还要请市长到会讲话。”碰头会上没说，你就不安排了？那把你放到市政府办公室去当这个副主任­干­吗使的呢？啥叫保持一致？啊？非得要让市长亲自来求你了，你才安排他去讲话？“不不不……我绝对没这个意思？‘’那你是啥意思？”我错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被调离了市政府办公室，到下边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去当厂长。如果他不是把这个濒临破产的小厂整治得有声有­色­，如果不是后来在市经贸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又非常出­色­地整治了好几个濒临破产的国有小厂，他寿泰求以后的前程就很难说了。即便这样，顾代省长至今见了他还常说他：“你这个寿泰求啊，该咋调教才行呢？你总是以你自己为主。眼里没人，可不行啊！’

“是的，这可不行。

“那天他在电话里跟劳叔解释道：”……大哥（他一直管劳叔叫大哥），你想怎么­干­，别人又让你怎么­干­，这些我都不管，但是你别跟我说那些。我要听你叨叨地说那些，我不就成了在跟你一起合谋反对现任的省领导了？你应该能体谅到我的难处……‘后来寿泰求在电话里还说了啥，劳叔压根儿就没再昕下去。他听不下去了，当时他整个人都木了。人家什么时候挂的电话、他自己又啥时候关的手机，他整个儿都想不起来了。他只知道一边听着手机里的杂杂声，一边下意识地­操­纵着汽车，木木然地差一点把车都开到人行道上了，只是车轮被马路牙子重重地硌了那么一下，才把他从那懵懂的状态中震醒，忙本能地往回打了把方向，才没闯出大祸来……

“后来他再也没找过这个寿泰求。他不责怪他们，但也不想再去‘妨碍’他们。”

说到这里曹楠停顿了一会儿。

邵长水问：“你通过这两个事例，想告诉我们什么？”

曹楠说：“就算劳叔在陶里根后期整个人的状态和心态有相当的变化，那也是由于这些重大的挫折造成的。那只是一种挫折感，绝对不是什么­精­神异常……”

邵长水接着问：“挫折感过于重大了。有没有可能造成|人的­精­神异常呢？”

曹楠一下激动起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劳叔往­精­神异常那儿想呢？你们为什么就一定不相信他是被谋杀的呢？”

邵长水说：“我们没什么一定或不一定。我们的方针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曹楠迫不及待地打断邵长水的话。站起来说道：“行了，别跟我说这些空洞的大道理了！”

邵长水诧异了。甚至是非常的诧异。定定地看了看曹楠。略带一些责备的口气说道：“怎么了。小丫头。我们没强迫谁接受什么结论。我们还没做结论哩。再说。你也不必那么害怕某一个结论。

一切都在调查核实范围之内。劳爷是我的同行、战友、前辈，你说我们能让他不明不白地冤死吗？但现在有人说他后期­精­神异常，我们也不能不听啊。也得核实。能排除的就排除。就是要排除，也得拿出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我说一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怎么就变成是‘空洞的大道理’，招你那么不痛快？我告诉你，有时候还就得说说大道理。十三亿人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哩，五千年历史，还有个台湾问题在较着劲哩，还有几千万农民吃不饱肚子哩。光说小道理行吗？光凭个人兴趣办事行吗？你这个丫头！“

曹楠不作声了。

二十 看守所里的秘密

随后，邵长水就向赵总队做了详尽的汇报。

听完邵长水的汇报，赵五六稍稍沉吟了一会儿，从身后的保险柜里取出一份笔录递给邵长水。邵长水问：“啥？”赵五六说：“你看看呗。东坝河那边送来的一份笔录。”东坝河是省城的一个街区。五年前，那儿还属于地偏人不多的近郊城乡结合部。因工作需要，刑侦总队在那儿以租代买，整了两套农家大院，跟人家签了三十年的合约，把原先的土院墙和破平房全扒了，重砌了一道两米高的红砖围墙，建了一幢三层楼的简易楼房，设了一个“工作点儿”，专办大案要案。总队内部的同志习惯称它为“东坝河分部”。这些年，东坝河建了不少中高档楼盘，已然成了省城相当繁华的一个新街区。附近的开发商多次找赵五六洽谈，愿意用高价盘下他们占据的这六七百平米地方，做统一规划，赵五六都没答应他们。“那你出个价。”他们无奈地对赵五六说道。“不是价钱问题。，‘赵五六回答他们道。”那是啥问题？“开发商们一筹莫展地问。”啥问题也没有。就是不想把所有的便宜都让你们这些人给占了。“赵五六答垣。这一段时间以来，负责侦破”车祸“和”银行保险柜被炸、保安员被杀“等几个相关案子的同志就集中在这院子里上班。

那是一份对肇事司机的讯问笔录。这家伙仍然不承认是他把看方向盘撞劳爷的，仍然说不清楚事发当时方向盘到底还是不是掌握在他手里，更说不清楚驾驶室里那神秘的“另一人”的来龙去脉。而根据他的描述，技侦科的同志画出了“另一人”的肖像。同志们拿着这画像，在事发地点附近各街区和村镇进行排查指认。也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至于银行的那个案子，原先还有点进展。查出那个被杀的保安员居然也是陶里根籍人氏。这个信息让大伙眼睛都一亮，以为这一下可以逮住一点什么了。紧接着派人上陶里根查他的社会关系，却发现他是个孤儿，在陶里根早已没了亲人。当过一年多兵。表现不好，受处分提前退伍：回到地方后，不知怎么搞的，又让他“混”进了保安队伍。据说人挺怪僻。又内向。平时一般不爱跟人交往；但前一段染上了好赌的毛病，听说是欠了一ρi股的赌债。能不能从他的那些赌友中找到一点线索？暂时还没什么头绪。

“银行被炸现场经过仔细清理。发现被炸的保险柜不止一八零七号一个。为此有同志提出。在没有充分证据坐实案犯就是冲着一八零七号柜子去之前，还不能认定这起银行保险柜被炸案和劳爷的非正常死亡案是有内在连带关系的……现在看来，一八零七号柜子也有可能是被误炸的。这两起事很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赵五六说道。

“这看法，可太有颠覆­性­了……”邵长水迟疑地说道。

“从今天曹楠提供的情况来看，劳爷后期生活和­精­神状态上所发生的那一系列‘变化’，有可能是为了争取在陶里根继续待下去，把调查工作做到底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是他的一种伪装和权宜之计。但这也有可能不是‘伪装’，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发生在他内心的某种真实变化：”赵五六慎重地分析道，“其实你们都不太了解东林，别瞧他平时总是显得那么自信，那么有能耐，那么强硬，其实他心底挺软弱的，就像咱黑土地上的某些沼泽地一样，表面上草木茂盛，底下却是一块块相当较弱的‘湿地’；加上他这人又比较情绪化，遇到一些想不通的事。就爱自己跟自己死顶牛，顶死牛，钻到死胡同里一旦出不来了，兢可能发生整个人都崩溃的现象……”

“您的意思。好像也是在说劳爷不是被谋杀的……”邵长水惊异地问，“但是……但是……劳爷确确实实在我手上写下了‘谋杀’这两个字。如果不是谋杀，他­干­吗要这么写？那些人­干­吗要冒那么大风险上我家来窃取那张拓片？他们为什么要害怕我们把这张拓片公之于世？”邵长水问。语气渐渐有些激动了。

“听说有这样一种­精­神症状，得了这病的人老是会觉得周围所有的人都要谋害他迫害他……”

“您认为劳爷有­精­神分裂症？！”邵长水一愣，大声地反问，几乎要喊叫起来。反应如此激烈，不仅让他自己感到诧异，也让赵总队感到诧异。

“冷静一点！”赵五六立即呵斥道，“现在没人下结论。都在做分析和推断。但，所有这些说法一定都要整明白，到底是，还是不是。要客观。要冷静。不能带任何框框。刚才曹楠在这问题上嚷嚷时，你怎么给她做工作的？这会儿，你自己怎么也迷糊了？”

“我可能有些不冷静……但我真的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劳爷在­精­神上出了什么毛病……如果说，有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劳爷的为人。可你们都是他的老战友，一起工作战斗了几十年。你们应该特别清楚，像他那样的同志，在­精­神上到底会不会出问题……”邵长水有些不无沮丧地说道。

“……但最近我多次问过自己，我、我们真的很了解劳爷吗？我、我们真的很了解我们自己周围的那些朋友、同志、亲人吗？我们看到他们笑，他们哭，看到他们吼叫，他们沉默。但是我们关心过他们到底为什么要笑，为什么要哭，为什么吼叫，又为什么沉默吗？我们只要他们听话，能好好­干­活儿，好好读书，别给这社会捅娄子就行；别的，我们真正关心过、了解过吗？”赵五六突然很严厉地发出一连串的责问。但从他的神情上看，这些责问似乎更多的是针对他自己的，更多的是在做一种自责，“尤其是这些年，人与人之间更谈不上什么关怀，只要能挣到钱，只要能满足某种欲望就行……”

“……”邵长水不作声了。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优点”，即便在最必要的情况下，他也不会在领导面前连续提三个以上的问题。况且这时刻，领导又发了火，又在做深刻的反思，他更是不会再去自讨没趣了。

“你马上去劳爷家走一趟，找嫂子好好地谈一谈。我们一直忽略了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他老婆、他女儿。她们应该是最了解他内心的。别跟她们谈案子，就谈为人和内心，谈谈那一些在他活着时，被我们忽略了的方面，真正把握住他最后阶段的内心走向，关于那个曹楠小丫头，你还有什么情况要补充的吗？”

“嗯……关于她……我们组里的同志都觉得，这丫头简直是太神了。以她的年龄和阅历，她不应该知道这么多事情的，也不该跟这样一群大人和老人混得那么熟，那么知根知底儿……”

“有个情况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这丫头跟顾代省长、跟判了死刑的那位祝副市长，都有来往，也‘混’得特别熟……”

“是吗？”

“大吃了一惊吧？有一回你不是告诉过我。她上李敏分家门前拦截过你吗？告诉你，她跟我们这位李前主任也相当的熟，而且不是一般的熟。”

“哦？”

“从你上一回跟我谈了她这些情况后。我觉得应该关注一下这个丫头，让人稍稍上了一点手段，大概齐地了解了一下她，好家伙，真不简单哩！说不定还是条大鱼哩！”

“大鱼？她直接掺和了这些案子？不能吧？”

“现在当然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说她掺和了案子：但说她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肯定和眼前这些个案子发生过相当的关系。这是没错的。所以，你以后在跟她接触的过程中，要特别加以小心。我估计她还会主动来找我们。这丫头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不像一般跟案子有关的人那样，躲着警察。回避警察，她不，她是主

动找上门。通过这主动接近，来影响甚至左右我们的侦破方向。“

“她企图影响和左右我们的侦破方向？您是不是有点高看了她……”

“你瞧你瞧，你还是把她看简单了吧？你是不是都有点喜欢上这丫头了？啊？据我了解，这丫头可是挺招人喜欢的。要不，她怎么能跟那么些大人物走得那么近？”

“赵总，你在说你自己吧？”邵长水脸轻微地臊热起来。他忽然间想起自己从她身上闻到的那一阵香味，为此竟然有一点自责和不安了。

第二天，邵长水带人再次找泉英嫂子谈了一回。因为事先有约，等他们赶到时，泉英和劳爷惟一的女儿小小已经在家等候着了。进屋后，跟上一回一样，邵长水还是先去劳爷的遗像前敬了三支香。灵堂至今还没有撤，灵前供奉的是劳爷一大一小两张遗像。两张遗像上的劳爷都穿着警服，大的那张是近年来照的彩照，略小一点的那张黑白照片则是早年刚被评为全国二级英模时照的，胸前还戴着那枚亮闪闪的英模章。

应该承认，年轻时的劳爷真够英俊的。

“今天我们再聊聊劳爷出事前的一些情况。非常对不起，又得让你们去回忆那些伤心的事……”

“只要对你们破案有用，让我们怎么着都行。”小小Сhā话道。这闺女也有二十来岁了，提到父亲，眼圈依然立马就泛红。这时，紧坐在继母身旁，懂事地挽着继母的胳膊，相依为命似的依偎着。

“……要谈东林的变化，我和小小仔细回想了一下。东林出事前，整个人的确有相当大的变化。他以前不爱跟我们说他外边发生的事，更不爱说对这些事的感受。谁要主动打听，闹不好了还会挨他一顿赳。但那一段，知不道为啥，他特别爱说。以前他也很少着家。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多解释，你们都应该特别能理解。但出

事前一段，他只要回省城，就很少上外头去转悠。老在家里憋着，憋得我心里都直发慌，有时就往外赶他，希望他上外头去转悠。当时我还给赵总队打过电话，请他能不能抽点空儿，找他聊一聊………“

“那会儿，赵总队特别忙，也没想到后来会出那样的事。所以，他俩一直也没聊成。”劳小补充道。

“对这一点，赵总队觉得特别遗憾，特别对不起劳支队长。”邵长水忙代总队长道了个歉，虽然赵总队并没有授权他这么做。然后他又提示般地问道，“你们还记得他跟你们说了些啥吗？那一殷时间，他心里到底有啥不痛快？在陶里根到底谁招他惹他、跟他过不去了？”

“我俩归纳了一下，那段时间。他跟我们说得最多的是这样二个方面的事情。”劳小从桌子上一个旧铅笔盒里取出一张纸条。她照着那纸条上写的，一条一条阐述着。“第一，他跟我们讲了许许多多有关顾立源和祝磊的好话……”

“讲他们的好话？啥内容的好话？”邵长水忙问。

“那可太多了……”劳小一边回想着，一边本能地看看自己的继母，那意思好像是要继母在这时帮着提醒一下似的。

“主要还是讲，他完全没想到这两个年轻­干­部在陶里根创业初期居然有那么不容易，那么有­干­劲有创意，又那么的能吃苦……总之来说，都是些好话：”泉英说道。

“……他为什么要跟你们讲顾代省长和祝磊的好话？”邵长水又问道。

“这，他就没跟我们解释了。”小小说道：

“总是有感而发的吧。”泉英解释道，“你们应该知道东林这人，是很容易被感动的。原先人家是让他去调查问题的，结果一去，听到、看到了不少好事儿，就回家来大发感慨了呗：而我们有一些年轻­干­部，当初起步时，的确是挺出­色­的。为国为民­干­了不少的名堂。您看我们学校里刚提起来的那两个年轻校长和书记，就是这样……”

“行了行了，您就别说你们学校里的那点破事儿了。咱们接着往下说。我爸说得比较多的第二方面内容是，当官真好……尤其是在下边当乡长镇长县长和县委书记。真是要啥有啥想啥来啥。”

劳小看了一眼那纸条说道：“第三……”小小又看了一眼那张纸条，继续说道，“第三，他真正能体会到这些年下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领导­干­部会出问题，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他说，真不能完全责怪他们本人。这跟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有关系的。谁到那样的环境里都得变，都有可能出问题。”

“他说‘那些个发生变化的­干­部’，是泛指的，还是有具体对象的？”邵长水敏感地问道。

“嗯……”泉英犹豫着不知是该照直说呢，还是应该有所保留。

“­干­啥嘛。都到这份儿上了，还吞吞吐吐啥么！”小小着急了，撇开纸条，呵斥了她继母一声，便对邵长水说道，“当然是有所指的。”

“指谁？”

“顾代省长呗。”

“小小！别乱说。”泉英一下脸都变­色­了。

“啥乱说？！”小小的脸也变­色­了，“邵叔叔他们来就是要搞清楚爸最后阶段的思想脉络和行为指向，搞清楚他到底得罪过哪些人，招哪些人不待见来着。这才能查出是谁谋害了他。”

“那我……我们……就更不能乱说了……”

“谁乱说了？我爸告诉我们，他在陶里根的确了解到顾代省长在那儿当头头时，曾经­干­得非常出­色­，也可以说非常杰出过，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但后来这人变了。也许在许多方面他仍然是非常优秀和非常杰出的，但在另一些方面，他的的确确变了……变得跟原先那个顾立源很不一样了……”

“小小！你给我闭嘴！你知道你在瞎说些什么吗？”泉英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没说我爸是顾代省长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