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泉英一下冲到劳小面前，大声叫道，“你给我出去！出去！你要是不出去，我就不谈了。”这个温文娴静、向来颇能忍辱负重的中学女教员，在关键时刻关键场合还是显出了她“为人师表”的决心和坚守“原则立场”的本­色­。她知道邵长水他们是代表公安厅方面来找她谈话的。她知道他们是在侦破东林这个案子。她知道自己应该讲真话。她知道讲真话的人到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她知道，即便因为说真话遭遇什么坎坷，根据为人的一贯道德守则和社会法规，她仍应该不顾一切地向着代表组织而来的邵长水他们说出真话。几十年来，她也是这样去做的，也是这样教导着自己一拨又一拨的学生们的。但是……但是……但是……今天面对着东林的遗像，眼看着那些花圈上的黄白­色­掬花一天天枯萎，这屋子里再也不可能响起东林那坚实而轻快的脚步声……她觉得要自己说出真话竟然是那么的艰难。过去每每遇到这样重大的事情，总有东林为她拿主意，总有东林出头露面去处置。俗话说，天塌下来有大个儿扛着。现在“大个儿”不在了：她心里一下空了。她知道这空档是永远也填补不上了。她恍惚=她不知所措。她害怕……她哆嗦……她知道，东林的死跟这个家以外的那个社会、跟那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异和动荡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她不是怕死。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一切。她不知道哪一天会有怎样的一辆卡车，一双同样罪恶的手在门外等着她和小小……

……足足有几十秒钟的时间，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和同样倔强不肯退让的小小面对面地僵持着：后来还是邵长水他们把小小拽出了屋子。泉英才颓然跌坐在椅子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无比歉疚地对邵长水他们说：“太对不住你们了：让你们见笑了……”

“没事没事……”邵长水忙安慰道：

“泉嫂，您不必害怕，有话只管照直说，厅里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您一家人的安全：”跟邵长水一起来的那位女同志也上前来安慰道。

“我不是害怕……不……不是害怕……”泉英站起来勉强地笑道，但连日的悲痛，寝食失常，再加上刚才那突然的爆发，使早已处于心力交瘁中的她再也支撑不住了。摇晃了两下就倒下了。邵长水等赶紧把小小叫进屋，几个人一通忙乱，把泉英送到附近的医院，经过大夫仔细检查，说是并无大碍。只是悲哀过度所致。回到家，把泉英安顿着躺下，从家里翻出些红枣枸杞银耳之类的补品，赶紧给炖上，又嘱咐了小小不要再跟她顶嘴，并留了电话号码，一旦情况有变，让小小赶紧通报。

但没料想的是，邵长水等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不久，就接到小小的电话，说是要跟工作组的同志“谈谈”。

“还是先照顾好你母亲，别让她再增加思想负担……”邵长水在电话里劝说道。

“是我继母让我来找你们的。”小小在电话里答道，“她觉得刚才挺对不住你们的。耽误了你们这么重要的事，实在不好意思。”她告诉邵长水，她已经在八十八号传达室里了，“我在用手机跟你们通话哩。”

小小告诉邵长水，他们从劳家走后，她继母冷静地想了想，把小小叫到床前，先检查了自己刚才的态度，然后就让小小立刻去找“工作组同志”，把被她中断了的这场谈话“赶紧继续进行下去”。她对小小说：“你想说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吧。我想，这也是你父亲希望我们做的。当然，你要慎重。因为我们提供的任何一点情况，都可能影响工作组下一步的工作，影响到他们能否准确破解你父亲之死的谜团。事关重大。至于别的……我想，只要我们自己实话实说，别的……别的……暂且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继母真是个好人……”邵长水感慨道。

“是的……”小小眼圈略略地红了，“一会儿，她还会亲自来找你们谈的。她说有些情况我不一定知道，她也不想让我知道。所以，她要单独找你们谈。”

“那敢情好。不过你继母她身体这么虚弱，还是我们上家去跟她谈。”邵长水忙应道，并小心翼翼地问道，“刚才在你家时，你说到你父亲在事发前经常会跟你们谈到顾代省长……”一边问，一边注意着小小神情的变化，惟恐问话不当，把她给吓住了。

“是的，他特别感慨，一方面确实感到顾立源很优秀，很突出；感慨在陶里根那样的小地方能涌现一个像顾立源那样优秀的领导人材，确实是件百年不遇的好事；同时他又感慨在陶里根那地方当官，要不变也很难……”

“为什么？”邵长水发现小小很愿意把谈话深入进行下去，便赶紧问道。

“他说，在陶里根那地方当官，那才真正是‘味道好极了’。那味道好到能让你忘了自己到底是谁，用一句能用的俗话来说，就是能让你完全找不到北。到后来。你要不变都难。我父亲说，在那种环境下，把谁放在那儿，放到那样的位置上。都得变，只不过是变名变少、量变还是质变的问题而已……”

“他详细跟你们讲了顾代省长在那段时问里到底发生了哪此变化没有？”见小小并不回避顾立源这个敏感话题，邵长水便又试探着从这方面追问了一下=

“那倒没有……”小小立即回答道，但叉赶紧解释，“不是我不愿跟您说，他真没有跟我们详细讲这方面的情况。您要知道，他­干­了一辈子的公安工作，特别讲究什么内外有别、不该说的绝对不说……那段时间里，他在家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已经让我和继母特别吃惊了……”

也许是看到邵长水不无有些失望，小小便忙补充道：“有一句话，他跟我们讲过多遍……”

“是吗？哪句话？”邵长水果然马上打起­精­神追问。

“他说，陶里根这地方就是格涩，别瞧淘里根偏僻遥远，它还真是个出人才的地方，但也是个毁人材的地方……”

“比如说……”

“比如说，陶里根那地方的人太会伺候领导了。就拿电视台来说吧，在顾立源以前，有一任市委书记是陕西人，电视台就老播秦腔。后来有一任书记是江苏人，电视台就老播锡剧，有一任书记是福建人，电视台就改播高甲戏。整个把电视台变成市委书记个人爱好的点播站了。到顾立源上任。池们得知顾立源在大学里还是校内一个诗社的成员，一度曾热衷过诗歌朗诵，于是在综艺栏目中，不断安排诗歌散文音画配=文化系统也在各区县各街道各学校各社区组织诗歌朗诵小组。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陶里根市内拥有的诗歌朗诵团体，数量之多。活动经费之充足，演出之频繁，绝对能比全省的总和还要多：而听着那鸟语一般的锡剧和高甲戏和酸不溜丢的诗朗诵，陶里根市民居然没人提出任何异议。就那么忍受了。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他不忍受。又能咋的？再比如说，顾立源在兼任市委书记和市长以后，太忙，市委常委中居然就有同志主动提出，‘为了保证顾书记有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去运作大事，以后讨论研究一般问题的常委会议，就不必牵扯他的­精­力了。我们几位研究商量一下，初步做个决定，再向他做个汇报，再由他最后拍板就行了’。久而久之，顾立源推翻市委常委会决议的事就经常发生了。书记凌驾在常委会之上的事，在陶里根就成为‘正常现象’了。其实，最早，这不是顾立源自己要求的。当然，因为你是一把手，你可以拒绝和反对。但，一把手也是人啊！谁经得住周围的人年年月月日日地在自己耳边说，你行的，你可以这样的，你应该这样的……谁经得住周围的人都在向他低头、向他‘下跪’？在我们社会中，没有一个法条是在强硬地保障和保护下级和普通民众可以对当官的说‘不’字的。没这样的保护和保障，谁敢说不字？谁又敢不下跪？一个当权者，听不到不字，而眼前的人膝盖和脖梗又都那么软。这种情况延续一年可以，两年可以，十年八年下去，他怎么不发生根本的变化？怎么不会认为自己就是奥林匹斯山顶上那个法力无比的天神，是可以‘无所不为’的呢？他说，一旦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可以‘无所不为’的以后，离‘为所欲为’就只有一步之差了……”

说到这里，劳小停顿了一会儿，好像在整理自己的思路似的，然后她又接着说道：“我爸说，在陶里根这种现象很普遍，有些特权不是领导们原先就伸手要的，而是大伙主动给的。越给越多，越给他就越想要……到后来，顾立源偶尔地出席一次常委会，常委们都会起立欢迎。顾立源当众批评常委，能说出这样的话：”你自己瞧瞧，这是人­干­的事吗？‘在陶里根这已经成了一个’习俗‘，一个’传统‘，在党政机关里是这样，在一些民营企业里，甚至可以更加地变本加厉。那些私营老板在自己的企业里绝对实行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管理方法。

就拿我爸所在的远东盛唐来说，大小会议室全挂着老板饶上都的大幅肖像，就像当年挂马恩列斯毛的肖像一样。饶上都自己都看不过去，三番五次要求手下的人把他的大幅肖像撤换下来，但撤了好几年，一直撤不下来。在盛唐公司，不管大会小会，您去听听，所谓开会，实际上只是饶上都一个人在说，别人在听在记。我爸还给我们举了个例子，那是说他自己的事。他说，那天，刚宣布他担任保卫部经理，到中午，他正在收拾自己的办公桌。就有人轻轻地敲敲他办公室的门，然后探进个脑袋来微笑着轻轻问：“劳经理，还没吃吧？我替您打饭去？‘吃完饭。很自然地有人就把他的碗筷拿去洗了。上面没规定你必须替经理打饭，更没有规定你必须替经理洗碗，有些规定甚至还反对这么做，但是在陶里根，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只要你刚当上个组长，马上就会有人来’伺候‘你。在那些民营公司里，你瞧那些员工看老板的眼神，完完全全是木然的绝对顺从的和毫无自我意识的……党的­干­部还有党在管，可谁来监管和约束这些民企老板。谁来约束他们中肆意侵犯员工利益的行为呢？当下有人想站出来说说这些老板，而有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权威还大声叫嚷。你们这样会损害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可是他们想过没有。这样下去，久而久之会发生什么？啥事都怕久而久之啊……是的。钱是挣了，楼是盖了，高速公路绿地也是比从前多了，小汽车开得呜呜的，久而久之下去会怎么样呢……”

说到这里，劳小又停顿了一会儿。

“你父亲还跟你们说些别的什么吗？”邵长水问。

“在一段时问里，他翻来覆去地就跟我们说这些……”小小答道。

“你不觉得……他这样……这样……有些不正常吗？为什么老说同样的话？”邵长水谨慎地试探着。

“我觉得他很正常。”也许小小听说了外头关于他父亲事发前­精­神有些不正常的传闻，她对这样的说法就特别敏感，也特别反感，反应也特别激烈，“他是­性­情中人，要关注起某件事，就会比一般人更投入。那些人红嘴白牙瞎编我父亲­精­神不正常，那绝对是在造谣污蔑！他任何时候都很清醒=我了解他。他比我们许多人都清醒。”她满脸涨得通红，两眼灼灼地闪烁着湿润的光。邵长水当然不敢再就“正常不正常的问题”跟翅掰扯下去了。没等跟小小谈完，传达室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个中年­妇­女要找“邵组长”。

“不会是我妈吧？”小小忙叫道。

邵长水赶紧上大门口去看，果然是泉英嫂子。

“您瞧，说好我们上您那儿去听您谈哩。怎么就跑来了呢？‘’邵长水赶紧把她迎进办公室。然后，劳小又稍稍地坐了会儿，就知趣地告辞了。

“小小说的情况，对你们有用吗？”泉英问道。

“有用。有用。你们说的任何情况，我们都有用。”邵长水忙应道。

“我不想让小小掺和我这谈话，是不想伤她的心。东林在他这个女儿心中所占的位置太重要了。有些话，从别人嘴里可以说出来，但不能从我嘴里说出来。她要知道我也在说同样的话，她会非常非常接受不了的……”泉英说着，眼圈又红了。

“没事。您大胆说，不管您说啥，我们都一定给您保密。您喝口水，慢慢说。”邵长水忙安慰道。

泉英接过邵长水递给她的茶杯，却没有立马去喝，只是低垂着头，默坐了一会儿，而后才慢慢地说了起来；但她一张嘴说话，就让邵长水大吃了一惊，因为她也认为劳爷在出事前，­精­神上出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她说得很慢，但却说得很清楚，说得很肯定。这让邵长水感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一时间他屏息静气，只觉得自己呼吸都有些困难了。心跳加剧。毕竟她是劳爷的妻子，是最了解他内心状况的人，也是最爱护他的人。况且她又是一个中学教员，受过高等教育，知道什么是­精­神异常和心理变态。她说出的话，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有权威­性­的，也是不容置疑的。

泉英说那一阶段劳爷失眠得厉害，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头疼……他还会长久地独自闷坐在一个角落里落泪……他会不断问泉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继续在陶里根待下去，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些情况小小不知道？”邵长水问。

“小小真的不知道这些情况。在白天，或者在小小面前，东林他还是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的。”

后来在分析汇总情况时，有一位副总队长却不同意泉英的这种看法。他分析道：“如果东林他能在小小在场的时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就说明他在­精­神上没出啥大问题=最多也就算个神经衰弱之类的事。真的要犯了­精­神异常症。是不可能自我控制的。那就跟真正喝醉了酒的人老以为自己没喝醉。是一样的道理。”

赵五六没参与这个“神经衰弱”和“­精­神异常”的讨论，他只是追问：“劳爷最早感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那是啥时候的事？你问了吗？”

“问了。”邵长水答道，“泉英嫂子说。她最早听劳爷说到这话，大概是事发前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那是他在余达成、曹爷和寿泰求那儿连续受挫以后的事喽？”

“是的。也是他在陶里根故意放肆吃喝玩乐的时候……”

“在陶里根，他显得那样的放肆和放纵。可是一回省城的家，到了深夜，他却又显得那么的痛苦和矛盾，还明显感到了威胁和恐惧……”一位副总队长感慨道。

“你有没有问嫂子。在这个时间段里。劳爷跟什么可疑的人接触过？或者有什么可疑的人去找过劳爷？”一位副总队长问。

“我问了。”邵长水答道，“嫂子说，也没见他跟什么可疑的人来往。劳爷一向是好交朋友的=但这段时间。只要一到家，就很少出去串门、应酬。”

“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一个神父来找过劳爷？”赵总队突然这么问道。

“有……”邵长水答道，心里却格愣了一下。据泉英嫂子回忆，这一段时间里，确有个神父来技过劳爷。但这情况他还没汇报，总队长怎么就追问起它来了呢？难道，总队长扶另外什么渠道也掌握了这情况？“泉英嫂子说。这件事让她还挺糟心的。因为后来的一段时问里，不知道咋整的，劳爷总找来不少天主教的书，经常一个人在那儿有看没看地翻看着，还经常傻傻地在那儿发呆……嫂子说她瞧着他那模样，心里都直发毛，真怕他走火人魔，钻了牛角尖，再也出不来了……”

“天主教基督教都是正经教门，一般情况下不会让人走火人魔的。”赵总队随口这么解释了一下，又问道，“那神父都跟劳爷说些啥了？”

“嫂子说，这，她不知道。那神父每回一来，劳爷就把他拽进房间里屋，关上门，单独跟他说悄悄话，从来不让她旁听。”邵长水说道。

“你马上再去找一下泉英嫂子，让她看看这张照片。”赵总队边说边掏出一张照片，递给邵长水，“让她指认一下，上她家去找劳爷的是不是就是照片上的这一位？”

邵长水接过照片来一看，照片上的这位神父留着挺大一部胡子，不是他意料中的那个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齐德培神父。但后来经泉英认定，那段时间里上她家来找劳爷的，就是这位大胡子神父。

“要不要马上去找找这位大胡子神父？”邵长水请示道。

“先别着急，一会儿我带你去见个人。”赵总队神秘兮兮地微笑道。因为龙湾路八十八号小食堂的­肉­饼做得“一级­棒­”，每回上这儿来，只要临近饭口，赵总队总会留下来吃这­肉­饼。那天也一样。中午时分，他让小食堂那个白案师傅替他烙了两张又软又香的­肉­饼，又熬了一大碗稀稀的苞米碴子粥，剥两头紫皮蒜，来一碟拌了辣酱的米醋，别的啥也没要，喝着嚼着，稀里哗啦吃了个透心舒服，痛快。而后上办公室，拼凑起三把靠背椅，拿一摞学习资料当枕头，呼呼地睡了四十来分钟，开上车，把邵长水带回省厅大院。进了他的办公室，按老规矩，先给邵长水沏了杯茶，又给自己那个大茶杯续满水。

“让我见谁？人呢？”办公室里并没有别人。邵长水迟疑地问。

“急啥嘛。八十八号那个做­肉­饼的小伙子手艺不错。听说是河北香河人，正宗出­肉­饼的地儿。咱们想法子把他弄到咱总队来，让他专为咱们做­肉­饼。咋样？”总队长兴致勃勃地说道。

“这……”邵长水又迟疑了一下，说道。“这还不简单，只要您总队长一声令下，调谁不成啊？”

“这小伙子跟我说过好几回了。他挺想当刑警。咱们用这个名义把他调来，以后咱总队搬出大院。独立门户，总得另起炉灶单开伙，就让他在我们的小食堂里掌白案。”

“那敢情好。”邵长水说道。

“那就这样说定了，把他调来先搁在你们大要案支队当个普通警员。等正式成立总队小食堂了。再让他归位。”赵总队正有滋有味地做着“­肉­饼憧憬”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跟对方说了句：“人安置好了？行。你们在二号楼里等我一会儿。”就挂了电话，赶紧对邵长水说：“让你见的人已经到位了。”

“啥叫到位？搞得那么神秘=您到底要让我见谁啊？”邵长水问。

“你猜。”

“我的总队长，您就饶了我吧。”

“让你见个神父。”

“大胡子？”

“不对。”

“齐德培？”

“算你小子脑瓜子够用：还有个人。猜。”

“那还用猜？其中一个如果是齐德培的话，那另一个肯定就是那小丫头曹楠了。”

“好好好，脑瓜子真够用的。”

“您这会儿把他们请到这儿。想谈冶？”

“请？我可不是请他们来的。说‘抓’吧。有点不准确，也不符合法律手续：可说‘请’。的确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带’吧。我让人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了。”

“出啥事了？”邵长水略微地一愣。

“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一段。我一直捉摸着曹楠这丫头绝对不是一盏省油灯，安排人盯着她。嗨。还真盯出点名堂来了。”

“哦？”

“跟你说实话，我从来就不信像东林这么一个老刑警，一个老同志，会跟某些人说的那样，遭遇一些坎坷，一些想不通的事，就会窝窝囊囊地整出啥心理异常­精­神崩溃的名堂来了。你以为他是大学校园里那些只会玩自我的白面书生呢？他把一些东西藏到了银行保险柜里。如果他­精­神崩溃了，能这么­干­？从爆炸现场找到了一些纸屑屑，从这些纸屑屑上残余的个别字迹来看，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祝磊所写的材料，那份在看守所里突然失踪了的材料。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份材料是怎么落到劳爷手中去的。这份材料里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炸保险柜的犯罪分子又是怎么知道这个保险柜里藏着这份材料的？这起事件跟劳爷之死又有什么关系？”

“原先上头不是不让碰别的问题，只让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吗？”邵长水问。

“不把这些事整明白了，能闹得清劳爷之死的真相吗？”赵五六反问道。

“那……”邵长水噎了一口唾沫，问道。

“那啥那呢？”赵五六反问道，“我们碰啥别的问题了？我们还是在查劳爷是咋死的。”

邵长水迟疑了一下，还是追问了一句：“上头能允许我们这么往深里查吗？”

“他没说让，但也没说不让。只给了个大原则：只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别去碰这以外的问题。从各方面的情况看，现在应该这么说：后阶段，劳爷用自己生活上的‘放纵’来做掩护，使自己周围一下激化起来的矛盾渐渐得到平息。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劳爷真的是堕落了，或者­精­神崩溃了，他不应该被害。那些人­干­吗还要杀害一个已经自我堕落和崩溃了的人？这说明，那些人后来也发现劳爷在‘蒙骗’他们。还有一个推断就是，他们突然之间发现劳爷还在搞秘密调查，并且帮着转移了祝磊的那份材料，并且把它藏了起来。他们很可能正式或非正式地跟劳爷下过‘最后通牒’。但劳爷没答理他们。他们才最后下了这毒手=我们不想知道祝磊在他的那份材料里到底揭发了谁的什么问题。但我们必须搞清楚劳爷在这档子事情里到底扮演了个啥角­色­。这个角­色­对他的最后死亡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您派人去查了？”

“那当然。”

“查出啥结果来了？”

“问遍了看守所所有相关的同志。都问不出名堂。他们只肯定祝磊写过一份很长的材料，但写完后。再要找它，就突然找不见了。他们证明，劳爷没有到看守所去接触过祝磊。他想接触，也不可能让他接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他也没去。他一个老警察，当然是懂这里的规定的。既然池没去过看守所，也没接触过祝磊，那么这份材料七搞八搞地最后是怎么落到他劳东林手里去的呢？这里总得有个通道啊：总不能跟变魔术似的，吹一口气，就从看守所挪到他劳东林那儿去。但看守所的同志一口咬定，这个阶段从来也没有一个外人进入过祝磊住的号子……只发现了一个人……一个神父……”

“一个神父？”邵长水差一点又大声叫了起来。

“是，一个神父。”

“神父怎么进了看守所？”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再追问。才知道，这是祝磊提出的要求。他想在就刑前，找一个神父探讨一下生和死的问题，以求得心灵最后的安抚。”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么个高学历的副市长转而寻找宗教的心灵庇护了？可能吗？”

“倒也不是不可能：现在这些中青年领导­干­部，包括你我这样的在内，并没有像老一代那样。经历持别严格的、甚至可以说都有些残酷的政治磨炼和现实汰选。有些人的并迁真的只在某些上层领导的一念之间，就会发生极大的起落。为此，某些年轻­干­部的信仰根底，­精­神寄托都比较浮泛。很容易动摇和转移，甚至都很相信天命。他们中间，请算命师替自己算命，预测前程，禳解灾祸的，大有人在。而这样的事情在各地都可以说并不稀罕。我还听说过这样一档子事，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省电视台每年春节晚会上都有一个黑黑胖胖的中年汉子，穿着红西服，坐在贵宾席上。每回晚会都会给他好几个特写镜头。据说这黑胖子就是省内一个特别著名的星相大师，是省电视台台长的好朋友，常在一些省市领导的家中出入，为他们测算官运。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当看守所的领导听祝磊说，想找个神父来谈谈，也都没觉得有啥不正常。立即把他的要求报告给市监狱局。监狱局领导觉得这事太重大。不敢做决定，又往上报到市里。最后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市领导批示，鉴于祝磊的特殊身份，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后来祝磊就点名要圣西堂的神父到看守所来跟他谈话……”

“圣西堂的神父？齐德培？”

“对，就是那个齐德培。”

“他过去跟齐有过接触吗？”

“经了解，出事前，他从来没跟这位齐神父有过接触。”

“那他从哪里知道这个齐德培的？为什么一定要点着名地要他？这里一定有鬼！”

“作为一个前副市长，虽然不信教，没接触过宗教界人士，但他还是有可能知道市内几个大教堂里的主要神职人员的。但点着名地要某一个人，这无论如何是有一点让人起疑的。后来我亲自又去看守所做了一番了解，又发现了一点儿破绽。”

“哦？”

“我了解到，他这个要求是突然之间提出的。提出以前，没有一点要‘皈依宗教’的迹象，甚至都没有跟同一号子的人谈论过什么宗教问题。但有一天他突然就提出了这个要求。”

“在这一天前，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我就向曾跟他同一号子里的服刑人员和看守所里的管教法警了解，在这一天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开始他们也说不出啥来，觉得那几天里一切都很正常，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无意间谈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说那天之前，祝磊见过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追查，那个律师当天跟祝磊到底谈了些什么。我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个法警。他说详细的记不住了，但大概的印象，他俩都在谈上诉的事，祝磊还问了一下家人的情况。祝磊跟他的妻子关系并不是太好！但他非常喜欢、也很为自己那个即将中考的儿子担忧。除此以外好像并没有谈什么不该谈的内容。我马上调来当天当时的电子眼监视录像带，一开始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我反复看，一点一点地在慢放中过滤每一个镜头和画面，终于发现，有一个瞬间，那个律师突然低下头，用极低的声音说了句什么。因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他说的那句话没能录下来。肯定是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从画面上看，祝磊听得特别聚­精­会神，而且还有一种欣喜和惊诧的神情从他睑上一掠而过。我复制了一盘这录像带，让总队技术科的同志对这一段画面的音像做了放大的技术处理和分析，原来十分低沉和模糊的声音中。隐隐约约地能听出‘神父’两个音来，然后又读他们的­唇­语，基本上能读出‘齐德培’三个字……”

“啊，这太关键了！”邵长水兴奋地叫道：

“是啊，我立即找到这位律师。不等我放录像，只是把录像带往他面前一撂，他就什么都招认了。确实是他提示祝磊，向看守所方面提出要求，见神父齐德培。这是他目前惟一既可以见到、在见的过程中又可能不会受到太严密监视的外人。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律师也没那么‘方便’。也就是说，即便是律师，要想从祝磊那儿带出什么东西，目标也太大了。”

“哦，他们是通过神父把那份材料带出来的？”

“是的。神父去见祝磊，总要带圣经去。再带些说教的书籍和材料。虽然他进出号子也要接受检查：但对这样一类极少在看守所出现的人物，又是神职人员。又是领导特批的人，年轻的法警们很自然地有一种恭敬的心理，检查了一两回，没发现啥问题，以后的检查就随意多了，而材料就是这样被夹带出来的。”

“律师为什么要他把材料夹带出来？”

“这事的根子当然不在律师身上。当然是有人去找到这位律师，让他给祝磊递这个信息，做这样的安排的。”

“谁？曹楠？”邵长水的心又格愣了一下。

“对，就是这个小丫头。”

“我的天呐，她在这件事情中卷得那么深？为什么？”

“是啊，是得认认真真问一个为什么了。所以最近我才对她上了些手段嘛，就是要搞清她在这个案子中到底在扮演着一个啥样的角­色­。前两天眼线报告，她和那个齐德培可能要‘出逃’……”

“出逃？”

“我只是借用这个词儿而已，准确一点地说，应该是‘出走’。小丫头很机敏，可能感觉出些什么来了，想拉着那位齐神父一起上外头去躲一躲。今天在火车站，让我给截住了。”

“您……用啥理由截的人家？”

“要存心找茬儿截，还不好办？反正人已经‘请’回来了。你先跟他俩去谈一谈。到需要时，我再出面。这是那个律师的交待材料，你先看一看，心里有个数，然后就去跟他们谈。”

一个小时后，邵长水就已经坐在圣西堂后院那排神职人员使用的“办公室”里了。那是一溜坐北朝南、一明四暗、五开间的青砖大瓦房。房前还带一溜两米宽的纜­乳­堋Ｂ樘跏铺砌的台阶前，盛开着洁白的圣­棒­花。

齐德培和曹楠都在办公室里等着。

“如果可以的话，请上我住处去谈？”齐神父脸­色­有些灰暗，神情有些委顿沮丧，不等邵长水坐稳了，就提出这样的请求。他当然不希望在自己“办公”的地方接受警方的“讯问”。在车站检票口，听那个检票员说他们的车票有些问题，让他俩上办公室去澄清一下问题时，齐神父还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曹楠却意识到他们已经被警方盯上了。小丫头立即低声地对齐神父说了声：“一会儿不管发生啥，您把事情都往我身上推。”到了车站办公室，赵五六派去的警员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们了，对他俩说：“有点事情想跟你俩谈一谈，能不能跟我们走一趟？”齐神父还想问：“到底是什么事？”曹楠却已经很平静地站起来准备跟那两位警员走了。让他们意外的是，警车居然没把他俩带往警局，而是把他俩一直送回了圣西堂。而且还没有一直开到教堂门口。而是在离教堂还有五六十米处，就把他俩放下了。其中的一位警员对他俩说：一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前，请不要离开神父的办公室：我们希望能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来进行这次谈话。希望你们能体会到我们的用心，更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头一回有幸乘坐警车的齐神父此时已经紧张和难过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是曹楠。平静地说了声”谢谢“，就拉着神父下了车。走出一二十米了，他俩回头看了看。那辆警车还停在那儿，似乎是在”监视“他俩：回到齐德培的办公室，神父刚想张口问什么，曹楠忙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一边抬起头四下仔细打量，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窃听装置似的，然后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了这么两句话递给神父：”别紧张，有我哩。事情的根子都在我这儿。您只管实事求是地说就行了。“

……仍然是那个领事馆路西口的九号院。小院依然那么静谧，洁净。齐神父住的是一个大套间。外间足有二十多平米，既是他的书房，又兼做了客厅。东窗下陈放着一张很大的书桌。一尊耶稣受难的红木雕像。一部电脑：里间肯定是卧室了。通卧室的门上挂着一幅用细白布做衬底绣制的门帘：门帘没绣圣像，大部分地方都留白了，只在一只角上绣了一只当下极为流行的“流氓兔”。一见之下，邵长水就觉得这样的门帘眼熟。肯定自己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但当时不知咋搞的。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了。一直到跟齐神父谈完话，走出这院门，回头再打量这个近年来被翻修一新了的院子，才想起。在嘻杂的码头街，在曹楠住的那个房间的房门上，见到过完全一样的白布门帘，完全一样的“小流氓兔”……

“事情都是我让齐神父­干­的。有啥话。找我说。”一坐下，曹楠就这样宣称道。但光跟我装大个儿不行。得有实际行动。“长水淡淡地笑了笑道。

“­阴­谋策划从看守所死刑犯那里秘密转移材料”，光凭这一点，就已经触犯了法律，要拘要捕并不是不可以的。对这一点，曹楠自然是清楚的。这时，她的脸­色­已经渐渐地灰白下来，已经充分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了。

“怎么谈？”邵长水问。

“这事……主要责任在我……我……我来谈……”曹楠怔怔地看着邵长水，说道。

“材料是你们交给劳爷的？”

“是的。”

“你们又怎么知道祝磊那儿写了这样一份材料？”

“嗯……”曹楠犹豫了。

“你不是要装大个儿吗？怎么一接触到实质问题就又往回缩了？”

“请允许我仔细想一想。”

“这有啥可想的？实事求是地说，不就行了？”

“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好好梳理一下前前后后的这些事情。能跟你们有个全盘托出。如果你们还相信我的话。请给我一两天时间……”

“一两天时间？别让我们再上海南岛去找你哦！”

“这哪会……”曹楠脸略略地红了红。

“祝磊写的那份材料，你们都看过了？”

“嗯……”曹楠迟疑地瞟了齐德培一眼，答道，“看了……”

“再谈的时候，能跟我们回忆一下那份材料的详细内容吗？”

“尽量回忆吧。但不太可能回忆全了。”曹楠答道。

“请你也帮着回忆一下。”邵长水转身又对齐德培说道。

“材料取回来，他连包都没打开就交给了我。他根本就没看。”曹楠急急地抢白了一句。

“……”邵长水疑惑地看了看曹楠，又看了看齐德培，只见他略有些慌忙地点了点头说道：“是的，我当场连包都没打开，就交给了曹楠姑娘。”

“那天，我一直在这屋里等着他。”曹楠说道。

“材料后来又怎么转到劳爷手里去了呢？”邵长水问。

“是我送去的。”曹楠答道。

“是当天就送去的？”

“不是……隔了一天吧……”

“你让一个大胡子替你送的？”

“……”曹楠一愣，忙红起脸，点点头说道，“是的……是的……哦，你们连这都知道了，那还问啥？”

“问，并不表明我们没有掌握实情=这也是对你们认错程度和改错决心的一个考察和考验。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据说上帝是特别宽宏大度的，他用他的宽容来救赎众人的灵魂。但是法律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管的不仅仅是灵魂：它要建立公认的秩序。这就需要严肃和严谨，一视同仁：我可以给你们一两天时间，但不能再跟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

“不会。绝对不会。”曹楠立刻保证道：

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便衣穿着的侦查员，把邵长水叫出去，低声说了句什么，又交给邵长水一样什么东西。一会儿，邵长水回到屋里，把一张旧报纸放到曹楠面前。指着曹楠在旧报纸上给齐德培写的那两句话，很平静地对说曹楠说道：“记住，不要跟我们玩任何小动作。法律的忍耐和宽容度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扔下那张报纸就走了。

二十一 曹楠的第三次讲述

第三天上午，曹楠如约来到龙湾路八十八号。为了给曹楠一点真正的­精­神压力，邵长水经请示赵总队批准，从各个方面都认真做了些准备。首先把谈话的地点从“复核组”所在的二号楼挪到了五号楼。八十八号院里一共有四幢小楼，但不知道怎么会出来这么一个“五号楼”的序列号。是因为当初行管部门把属下其他院子的小楼放在一起统一编号的缘故？这已经没人说得清了。五号楼的外形和内部格局，和二号楼完全一致，只是因近来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去使用，显得格外的空阔和清静。邵长水派人按“预审室”的模样把客厅重新收拾了一下，设置了“主审官”和“书记员”的位置。把曹楠的位置安在屋子的正当间，让她前后左右都不着边，产生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当然，跟真正的“预审室”不同，这儿“被告”所坐的那个椅子，并没有用铆钉固定在地面上，也没附加任何限制她活动的装置。邵长水觉得，即便是这样，也能给她一个明确的警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可不能再稀里马哈了。

曹楠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一走进这大厅，她就略略地哆嗦了一下，等到跚跚地被人引导到那把椅子上坐下，就觉得相当的不自在了，本能地、无助地去打量了一下已经在正前方那排桌子后就坐的两位“书记员”，又回头去看了看另一位男工作人员——就是这位男工作人员“引导”她到正当间落座的。而现在他则静静地坐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而在场的这几位，包括那个男工作人员，不仅对她求助般的目光都不做任何反应，甚至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她深吸了一口气，略略地有点心慌起来了。一会儿，邵长水大步走了进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起立迎候。她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站了起来。

“曹楠，我希望你今天能说实话。”邵长水走到自己的位置前，一边整理着桌子上那些纸张铅笔和其他的小摆设，一边故意把声音放低哑了，庄重地功诫道。

“那当然……”曹楠立即答应。

“那就谈吧。”

“行。”曹楠木木地答道。

“你知道从看守所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罪犯那儿把材料转移出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一接触到实际问题，邵长水的语气立即显得非常生硬和冷淡。

“我……”她想解释。但她的眼眶突然湿润起来，突然间一股酸涩和寒伧的感觉止不住地从心底涌出。她为自己居然“沦落”到这样一种困境而不由自主地难过起来。

沉默。些微的哽咽。

邵长水没紧着催促。他等待着她从慌乱和不知所措中恢复平静。看来，所有这些安排和设置，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她的心理防线在一点点崩塌。

昨天晚间，邵长水已经和那位齐神父长谈了一次。那是晚饭后时分，突然接到齐神父打来的电话，说是愿意“好好地和政府方面的人谈一谈”，而且“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东西要交给政府方面”。邵长水立即带人赶到领事馆西口郡个九号小院。

他万万没想到，齐神父要交给他的竟然会是祝磊写的那材料的复印件。齐德培说，他从看守所里挺专手务转移出来后，当即就把它交给了曹楠。但几天后，曹楠又给了他这样一份复印件，嘱咐他。好好保管，说不定以后还要派上大早场。齐神父一边说，一边转身去身后一个专座上取下一个十字架。这时，邵长水才注意到，在神父的这个书房兼客厅里，收集、陈放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用各种材质做成的十字架。而他取下的那个，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最粗犷简约有力的一个，未加任何雕饰，就是用两根涂了柏油（或烤焦了）的矿坑木或铁道枕木钉成的，显现着一种原始的质朴威严博大和崇高，同时也意味着生存的全部重负和艰困。

齐神父先把那个笨重粗大的十字架依靠在自己的膝头上，再把它翻转过来。邵长水看到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暗钮。神父揿了一下那个暗钮，“咔嗒”一声，那根纵向方柱的下部居然弹开了一扇小门。小门里边是一个凹坑。神父从那凹坑里取出一摞A5复印纸的散页。完成所有这些动作，对于体不虚力不弱、年事也不算高的齐神父来说，应该是毫不费劲的，但是，当他把那些A5复印纸好端端地整理齐了，安放到邵长水面前时，他竟然咻咻地喘息着，额头上同时油津津地渗出了一片细小的汗珠。

显然，此刻他内心处于极度紧张之中。

“请……请您……请您给我打个收条……”最后神父还提出了这么个要求。

接下来，邵长水就无心再跟神父多谈了。他要赶紧回去向赵总队报告这件事。祝磊的材料里到底能提供多少破案线索？这是邵长水这一刻最关注的。邵长水大概齐地向神父了解了他是怎么从看守所里把这材料转移出来的过程，然后对他简要地进行了一番守法教育，并告诫他这一段日子不要远行，不要离开省城。如果要离开，事先一定要打招呼，要得到批准，就赶紧回省厅去汇报了。当然，在走之前，他还向神父提了这么几个问题：

一，材料是怎么到劳爷手中去的？

神父说，他不知道。

二，是谁让他去看守所转移这份材料的。

他犹豫了好大一会儿说，是曹楠。

三，曹楠又怎么知道关押中的祝磊有东西要转移出来呢？

神父说，是祝磊托他的辩护律师把这样的口讯带给曹楠的。那时候只有辩护律师还能见得到祝磊。由于律师的目标太大，很难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东西转移出来。最后才不得不想到了“神父”这一招。

据说这个点子还是劳爷想出来的。

律师为什么会去找劳爷“出点子”呢？

据说，一开始祝磊是让律师去找曹楠的。曹楠又去找了劳爷。

祝磊怎么会那么信赖曹楠？他俩又是怎么相识的？他俩之问到底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神父就说不清了。

昨天晚上邵长水最后向神父提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祝磊的，也是他个人一直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祝磊最后是否真的表态要“皈依”天主？齐神父说，其实他一直也没傲这样明确的表态。倒是跟我探讨了一个有关教义方面的很重要的问题。祝磊问过我，耶稣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教会方面到底有什么理论？神父说，当时要在看守所那样的环境下，详尽透彻地讨论这个宗教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提出者又是一个即将终结自己生命的人，这又给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最适合的气氛和条件：超脱和超然。因为一个看重自己灵魂质量的人。在生死之交时，总是比无数还在俗世中沉湎的俗人要更容易接受绝对真理，也更能接近和理解人生的本质。所以。神父当时就跟他引用了奥古斯丁的一段话……邵长水问。奥古斯丁是谁？神父说。简单地说吧。他是我们天主教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理论家。一千五六百年前的人了，他的理论影响了在他以后产生的昕有基罾教的教派和哲学。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既是上帝。又是人；在万世之前是上帝，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人……总是上帝和人之间惟一的中保（中介？），只有通过他。人间的罪孽才能得到赦免。神父告诉祝磊：“耶稣基督之死，是这种赦免的基础。也就是说，他用他的死，换来了世间罪孽得以赦免的可能……”他听了后，就呆住了。一动不动地看着神父。足足呆坐了有一两分钟……邵长水淡然一笑道：“怎么？他还真把自己比作耶稣基督了？还想用自己的‘死’去赦免谁呢？”神父忙说：“没有没有。他当然不会这么狂妄和幼稚。但我的那句话对他的确有触动。他脸­色­一下变得极其灰白，眼眶里甚至都涌满了泪水，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了这么一句话：是啊……人世间的许许多多的‘明白’也都是要用‘死’才能换得的……”

祝磊的这句话，还真让邵长水“沉重”了一整夜。

有了齐神父提供的这些情况，邵长水觉得今天“拿下”这个小丫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了。

“先说说，你带着那位齐神父准备往哪儿跑？”，等曹楠稍稍平静了一点，邵长水便问道。

“不是跑……一只是想去避一下风头……”曹楠略略地红起脸答道。

“那还不就是‘跑’？”邵长水反驳道。

“……”曹楠又红了红脸，惶惶地看了看邵长水，没再说话。

“你知道你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吗？”

“知道……”

“知道，还不说实话？”

“我一定说实话……”

“你很敬重你劳叔，对不？”

“是的。”

“你希望我们尽快澄清劳叔之死的谜吗？”

“当然……”

“如果你劳叔是被人谋杀的，你当然也不想成为谋害者的帮凶。对不？”

“那是那是。”

“可你为什么还向我们隐瞒关键­性­的重要情节？”

“没……没有啊……”

“没有？”

“真……真没有……”

“我要举出这样的例子来，咋办？”

“我受罚。严厉的惩罚。”

“好。这是你自己说的：我先问你。你们搞到祝磊写的那份材料后，又­干­了些啥？”

“没再­干­啥了呀。我马上把材料交给了劳叔。他把它藏到银行保险柜去了。”

“你确认你自己再没­干­啥了？”

“没有……真没­干­啥了……”

“你想听听齐神父向我们交代问题的录音吗？”

“齐……齐神父？”

“你再看看这是啥？”邵长水从一个卷宗里掏出一摞那材料的复印件，把它举了起来，对着曹楠用力地晃了晃，说道，“需要我请书记员把它拿到你面前来仔细鉴别一下吗？”

“……”曹楠的脸­色­一下灰白了=

“如果你真心实意地帮着我们破案。为汁么不主动向我们提供祝磊写的这个材料？”

“……”曹楠怔怔地看着邵长水。一动不动地呆坐着。

“还有，那天早晨，你突然出现在李敏分家门前的白杨林里，警告我在向李前主任汇报时一定要有所保留……”

“那天……我没在警告您……我只是想……只是想劝告您……”她结结巴巴地辩解道。

“不要跟我抠字眼儿：警告也罢。劝告也罢。你怎么知道那天一大早我会赶回省城来向李前主任汇报的？这事儿，除了我自己，李前主任和我们刑侦总队的主要领导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时间、地点都那么­精­准。你筒直跟那位搞到德军进攻苏联、日军进攻珍珠港情报的战略间漂一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啊？！你为什么对李前主任有那样一种戒备心理，但又一直跟他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你那么敬重劳叔。但在他突然死去后，却又长期隐瞒着对破案有重要意义的这份材料。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想­干­啥？小小年纪，想在这样的事情上跟我们玩游戏？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我没在跟谁玩游戏……没有……”她哆嗦着，低声地喃喃着，眼泪在眼眶里亮亮地滚动着。

“今天我们不谈了。”邵长水突然站了起来，“你这个态度，我们没法谈。今天你也别回去了，就留在这儿，好好地想一想。啥时候真正想通了，真正愿意跟我们开诚布公地交流了，我们啥时候再谈。我们不是拘押你。这一点要跟你说明白。我们不这么做，不等于不可以这么做。就凭你组织人从看守所死刑犯那儿转移材料

这一件事，我们就完全可以刑拘你。我们没这么做，这对你，对我们，都意味着什么，你应该能想明白。我想，你也应该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宽恕的机会不会总是留给那些存心跟政府跟法律对抗的人的。“

随后，曹楠被带到楼上一个空房间里。那天她没吃午饭。饭送到她被“软禁”的那个房间里以后，她说她不想吃，心里难受。她一直躺在那张空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地，到傍晚时分，她坐起来，呆想了一会儿，说她可以谈了，愿意“真正开诚布公”地谈了。邵长水让伙房里单给她做了碗西红柿­鸡­蛋面条，然后几乎一直谈到天明。

谈话还是在那个布置成“预审室”的大厅里进行的。强光灯把大厅某些部分照得惨白。但某些部分却依然隐没在黑暗中。她首先声明，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谁“玩游戏”，更不是在存心“耍弄谁”。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但她的错，的确不是存心的；那错里，更多的包含着无奈和不知所措。就是到现在这会儿工夫，在许多

事情上，她仍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她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很长一段时间来，她其实一直是凭着一种直觉和内心的召唤在做这些事。她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有一些是反常规的，有一些甚至是很“危险”的，但却扛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种声音、那种涌动的召唤和激励……而在理­性­的层面上，她真的没有认真去想过，到底该不该这样去做，做了以后，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什么样的后果。

在“发表”了这样一通开场白以后，她问：“我想从头一点点说起，可以吗？”

邵长水说道：“只要是实话，只要跟案子有关，怎么说，说什么，你自己决定。”

她点点头，忙说，那我就从头说起。先说我和李前主任、劳叔他们这些前辈和领导的关系。你们一定知道我是他们的好朋友，但不一定知道我还是祝副市长和顾代省长的好朋友。李前主任和劳叔经常到图书馆来找资料。因此，我们认识得比较早。祝副市长是李前主任介绍我认识的。他经常开一些书单来，让我找齐了给他送到他办公室去。一开始，送完书，他就让我走了。后来总要留我在他那儿聊一聊。他和李前主任一样，家庭生活不太美满。李前主任的妻子和儿子都下海做生意去了：在那片白杨林里，在那幢老式的木刻楞大屋里，撇下了他自己一个人。他需要一个女儿那样的小辈来陪伴他，满足他做父亲和做男人的心理。在这一点上，祝副市长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困境”：祝副市长的妻子是他大学里的同学，至今还在一个学术机构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听说是搞什么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个非常有个­性­有主见、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烈的女学者：妻子不太赞成他从政。她认为中国在今后一百年内，缺的不是官僚，而是真正能产生思想并有勇气表达自己思想的学者。中国需要一批真正的脑袋。但她也不­干­预他的选择；当然，说实话，她想­干­预也­干­预不了=于是两人相敬如宾，各­干­各的。有个儿子，非常聪明好学。却不幸得了先天­性­进行­性­肌­肉­萎缩症。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全身的肌­肉­将逐渐萎缩，最后导致多器官衰竭而终：这是一种迄今为止都无法医治的疾病。大夫的判定是，活不过十八岁。儿子的不幸加重了原先就笼罩在他家庭上空的那块­阴­影：也正是为了不让儿子的心灵和生存信念遭受更大的打击，争取让他活过十八岁。夫­妇­俩才维持至今没离婚。说老实话，他是第一个“发现”并公开说基我身上有一种清淡的香味的人：后来祝副市长经常带我去参加他们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聚会。那样。我又认识了顾代省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陶里根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哩；不久。就调到省里来当副省长了。顾代省长后来还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我是他的福星，给他带来了“好运”，所以他要把我“收编”为他的­干­女儿。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他的情况，你们应该更了解。在调到省里来以前，他真是一个啥事都敢­干­、啥话都敢说、在陶里根绝对是老子天下独一份儿的人。但自从调到省里以后，尤其是当了代省长以后，可以说，他好像整个儿都换了个人似的，方方面面都收敛了，慎重了，当然也不会去­干­那种“收编”哪个女孩为自己的“­干­女儿”那一类事了……

下面，我将着重说说劳叔和我。当然，还会涉及那几位。特别是跟案子有关系的，涉及谁，我再连带着说说谁的事。到那时候，我会再说得详细一点儿。

……劳叔出事，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消息是李前主任告诉我的。事后我才知道，您给他打完电话，他随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了这情况。他知道，在我心里，劳叔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是真把劳叔当“父亲”来对待的。他也清楚，许多前辈和领导对我都不错，但是真正把我当“女儿”来看待和交往的，也只有劳叔。在电话里，他还告诉我，您将在第二天一早赶回省城向他汇报情况。他之所以要告诉我这个，是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在那天的上午，要由我陪他去医院检查身体。这样，我就得知了您向他汇报的准确时间和地点，才会那么准时准点地赶到那片白杨里去等候您。这里并没有别的机巧。

听到劳叔出事，我当然心如刀绞。那晚，我差一点要连夜赶到陶里根去探个虚实。我不相信劳叔会出事。他这一生曾多次跟死亡擦肩而过。他这人乐于、也­精­心于处置自己的生活。我绝对不相信，像他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就这样“轻易”地离开这个他无比热爱的人世。一时找不到去陶里根的车，是我当晚没成行的重要原因。当然，如果我一定要找，我还是可以找得到的，我可以强令一些朋友，开着他们的私家车，把我送到陶里根。但我最后没下那样的决心，就是因为经过再三权衡，我觉得我必须留下。比起赶紧去探望一下已然出事了的劳叔，我觉得更重要的恐怕应该是怎么保证他在陶里根所做的那件“伟大”的事情能有一个合乎他愿望的结局。对不起，这里，我用了“伟大”这个字眼儿来界定劳叔在陶里根的行为，以后，我会向你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也就是说，当时我觉得，阻止您向李敏分汇报——如果阻止不了，也得向您及时发出警报，让您在向他汇报时有所保留。这是比任何一件事都要重要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您从陶里根、从劳叔那儿到底带回了一些什么情况，我也并不太清楚您当初到底又是带了个什么样的具体任务去陶里根见劳叔的，但我觉得。您代表省厅组织去看他，劳叔一定会极其认真地对待您的：我知道，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劳叔一直感到很孤独。他不止一次向我讲过他的这种“痛苦”。多少年来，他虽然有时在单位里表现得很“孤傲”，很“不驯服”，很“特立独行”，让一些领导总觉得他是个刺儿头，不敢、也不愿意重用他。其实他这人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一生都“在组织”，“在集体”。从他的内心来说，他特别看重这个。组织“和”集体“。也就是说，他既像当代的许多年轻人那样。非常讲究”自我“，追求着一种”自我“，但他又特别看重”集体“和”组织“，尤其在”计较“着这个”组织“和”集体“对待他的态度。这是他一生做人最大的矛盾所在，也是他始终更改和泯灭不去的”人生烙印“。因此，组织上一旦派人去看他，他一定会十分的兴奋和激动。虽然表面上他仍会表现出某种矜持，或冷漠，但实际上他会是感激的。所以，我相信在出事的最后一刻，如果他明显预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再活下去了，他会跟您说一些他不能跟其他人说、也没来得及跟任何人说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我觉得恰恰是不能让李敏分知道的。

“为什么？”邵长水问，“劳爷的死，跟这位李前主任有关系？”

“那倒不是……”曹楠迟迟疑疑地答道。她的迟疑让邵长水觉得，这里头可能还隐着什么难言之隐。

“那是什么问题？”邵长水又问。

“……”曹楠又迟疑了一下，深深垃吸了口气，这才又往下说道，“他从来就没支持过劳叔。一直对劳叔去陶里根的行为表示不理解，甚至觉得他这么­干­，特别幼稚。特别的不成熟……”

“这很正常，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赞或蒡爷这么­干­的。包括我们机关里的那些同志，都对劳爷的做法表示不理解。我想他们都不会同意你把劳爷去陶里根的行为说成是一个什么‘伟大’的行为。”邵长水说道。

“所以你们……”

“我们怎么？”

“没怎么……”

“所以我们跟李敏分都是一路货。是吗？那天晚问还发生了什么事？我相信你不会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大清老早地赶到李敏分家来堵我的。”

“是的，那天晚上我还跟李敏分大吵了一场。”

“你跟他­干­仗了？”

“是的。狠狠地­干­了一仗。”

“为什么？”

“您老说我大清老早地赶到那儿去堵您，其实不是……您见到我的时候，我脸­色­是不是特别难看？”

“是的……”

“那天，我根本就不是赶过去的，­干­脆就是在那白杨林里待了大半夜。”

“怎么回事？”

“那天，李敏分给我打完电话后，我就去他那儿了。当时我的确非常难过。我没法独自待在码头街那个小屋里，我急着找车想去陶里根。他把我狠狠骂了一通。他说你去­干­吗？添乱呢？我冲他大声喊叫，说在劳叔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没能帮他一把。现在劳叔死了，让人谋害了，我要去看他。他也冲我喊叫道，你怎么知道他是被谋害的？别乱说一气。你给我冷静一点。现在人都已经死了，哭有啥用？喊叫又有啥用？然后他就把劳叔狠狠数落了一通，说他压根儿就不该去陶里根出这个风头。说他的死，压根儿就不可能是谋杀。他说我其实并不了解劳爷。他说他总想跟别人不一样。磕磕绊绊过了这一生，一直都没真正吸取教训。因为没能充分实现他自己的这种‘不一样’的追求，到后期，他内心都有些变态了。所以，很难说得准，他这个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听他这么说，我完全忍受不了了，就跟他­干­了起来……后来他索­性­说我也是个变态。我就跑了出来……”

“然后……然后……你就一晚上没回码头街？”

“是的……我走到大街上……然后又回到白杨林里……回到白杨林里，然后又走到大街上……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去敲李敏分家的门，想告诉李敏分，劳叔肯定是被人谋杀的。在他被害以前，我们没能制止这样的谋杀，没能从根本上帮助他。现在他死了，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救救更多像劳叔一样的人……但是每每走到李敏分家门前，我伸不出手去再敲他的门=我害怕再看到他说劳叔内心变态时的那种眼神，害怕再看到他说我也是个变态时，眼睛中包含着的那种轻蔑。”

“你就这样在外头整整转了大半夜？”

“是的……”

“……你可真是劳爷忠心耿耿的好‘闺女’。有你这么个好‘闺女’，他老人家死也闭得上眼了。”

“可那又有啥用呢？”

“好，我们既然已经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么我想直截了当地问一句，为什么你会那么肯定地认为劳爷是被谋杀的？你拿到什么证据没有？”

“没有。”

“那你做出这样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劳叔在事发前一个多月。就对我说过。他说，假如有一天他在陶里根突然出事，那一定是被谋杀的……”

“他说了理由了吗？”

“没有。”

“你也没追问他？”

“我问了。”

“他怎么回答你的？”

“他说，你不该知道得太多。知道得越多。对你越没好处。”

“你就没再往下问了？”

“他都这么说了，我还问啥？”

“可是……你应该知道，在出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在陶里根已经停止所谓的调查活动了……对谁也构不成威胁了……”

“是的，他跟我谈过这一点。他说他必须要转向了，否则在陶里根就待不下去了。”

“他没转向前，人家都没谋害他；转向后，为什么还要谋害他呢？”

“这大概就跟我有关了……”

“怎么又跟你扯上了？”

“后来我如果不把祝副市长写的那份材料交给劳叔，他就不会出这样的事。”

“你的意思说，那些人害他，是因为他藏着祝磊的那份材料？”

“是的。劳叔跟我说过，材料转到他手上后，有人匿名给他打过电话，威胁他，让他把材料交给他们。”

“那些人怎么会知道这份材料到了他手上的呢？当时不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这档子事吗？”

“是的……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这些家伙怎么会知道材料转到了劳叔手上的呢？想得我都快疯了。头疼得跟要爆炸似的，一下子吃三四片止痛片都止不住……”

“你跟另外的谁说过这事儿没有？”

“你想，我能到处去乱说吗？”

“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曹楠把头低了下去，脸上同时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恍惚不定的神情。

“你一定跟谁说起过这档子事……对不？”

“真的很难想象……”

“不管是能‘想象’，还是不能‘想象’，请你实话实说地告诉我们真相。”

“有一回……有一回……很偶然的情况下，我跟李前主任说过这档子事。”

“你不是已经跟他大吵了一场吗？怎么又跟他扯这个？”

“不，那还是大吵前的事：当时劳叔还没出事哩。对于李敏分，其实我一直是挺尊重他，也挺信任他的，如果说，在我心里，我一直把劳叔当父亲一样来看待，那么，这位李前主任在我心里，一直是我走出校门后所遇到的、也是我久久敬奉的第一位人生老师。我认识他的时候，才十八九岁，完全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小女孩。心里充满着自我憧憬，而且也只存着这些自我憧憬=而这位李前主任，既是­干­部世家，又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且博学多闻，涉世又深，难得的是心地善良，还很会办事。在省城拥有一个相当广泛而又可靠的人际关系网。他的成熟、从容和丰富的阅历，还有他能如此平等地对待我这样的小辈，就必然让我觉得他这人充满了魅力。再加上这些年，人际关系中真诚的成分越来越少。机巧和利益的成分却相对在增加。这种变化往往会给一些像我这样刚进入这社会的女孩造成许多的茫然和惶惑。在这个坎节儿上。如果能遇到这样一位大男人，他不仅体贴大度、又在跟你近距离的接触时还能懂得自律，你当然会把他奉为‘老师’。而且还暗自感到欣慰和幸运，甚至还会产生一种‘成就感’：请你们别嘲笑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错觉的产生，很可能跟人们常说的那种女孩一般都摆脱不了的依赖­性­和虚荣心有关……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去李敏分家。

我喜欢听他谈天说地。我也感到，有我在那儿，正如他后来经常对我说的那样：“他那个萧瑟的白杨林和沉闷的木刻楞大屋就有了太阳和月亮，就显得异常的生动和温暖。‘这一点，其实也让我挺有成就感的。他不太会说笑话。但他却有许多难得的回忆。关于他自己、他父亲、他妻子、他的白杨林、他收藏的那许许多多古董和书籍，特别是关于他的这个工作圈子、他那些上级下级战友哥儿们姐儿们……他只是很少说到缝的儿子。也很少说到他的母亲。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很少提及他的母亲。但能让我非常明显感觉到的是，他总在刻意地回避谈及他的儿子。他结婚早，相对他的年龄，他不该有那么大的一个儿子，但他偏偏就有了。儿子的­性­格像他妈。用李敏分自己的话说，这儿子从小就不拢他。人家的儿子是小时候不喜欢父亲，到大了都会比较尊重父亲。但他这个儿子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为止，都跟他不亲。不仅谈不上亲近，甚至都谈不上接近。’啥原因？不会不是您亲生的吧？‘有一回我还跟他开过这样的玩笑。’照你这么说，他是隔壁张木匠的种了？可我们家隔壁就没住过张木匠啊！‘他笑着这么回答我。但接下来，我就发现他的神情会很快变黯淡了。

儿子对他有意的疏远和‘蔑视’，的确是他心里永远的一块痛。正因为这样，他常常会呆呆地看着我，突如其来地说上一句：“我真羡慕你爸。他只生女儿，而没生儿子。”那我爸还羡慕您哩，只生儿子，没生女儿。‘我就这么笑着反驳他。然后他就叹口气，摇着头，再不说什么了……他那缺少亲情的生活，也使我越发地’可怜‘他，越发地愿意去接近他。“说到这里，曹楠稍稍停顿了一下，小小地啜了口茶，然后又说道，”吵过那一架后，虽然还常见面，但我的确有一段时间就没再去他家了。后来还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约我到他家好好聊聊。他想听我弹弹钢琴。其实我的钢琴弹得并不好，只是在五六岁的时候让爹妈逼着学过几年，后来也就放弃了。当然，弹个小曲什么的，还是可以的。有一回我弹琴的时候，突然感到他在我身后贴着我，离我很近很近，都能让我强烈感觉到从他身体上发出来的那一种男人的炽热和气息。而且他的那只同样炽热的大手，一动不动地放在我瘦弱的肩头上。以前他有时也会偶尔地拉拉我的手，摸摸我的脸，或者开玩笑似的搂我一下，但从来没有像这一回那样，让我震动和战栗。当时大概因为我正在键盘上跳动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停顿了一下，而且整个人都变得僵直了，不知所措了，让他感觉到了我内心那种异常的反应，他的手也颤抖了一下，随即他的身体便离开了我，然后又顺势把手收了回去。当时如果我顺势往他身上靠那么一下，我想事情会出现另一种走向的。然后我就找了个借口，很快离开了他家。也许是让他感觉到我不喜欢这样过分的亲昵，以后再没有’碰‘过我。这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尴尬。有时我还故意跟他’撒撒娇‘，拉着他的手说点什么。但他再也没有那样接触过我。

“……有一回我俩就这样默默相对坐着，看到他故意疏远我的样子，我真的有一点过意不去，总想告诉他一点什么事儿，表示我对他的信任。后来我就跟他说了这份材料的事……”

“他当时有什么反应？”邵长水问。

“他当时整个儿都愣那儿了，都不相信我说的是真事儿。直到我一点一点把事情的全过程说清楚后，他才信了。”

“那么，有可能是他把消息透出的吗？”这时，邵长水忽然想到拓片在自己家失窃，关系人中好像也涉及这位李前主任，便这么问道。

“我不愿意这么想……”

“现在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要搞清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一直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直到那天劳叔出事，晚间和他大吵以后，我突然觉得，劳叔的死跟这件事很可能是有关系的……”

“那我一开始问你李敏分跟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关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没关系？”

“……”她歉疚地低下头去，没有正面来回答这个“为什么”，过了一小会儿才又补充道，“这也是我第二天一早要拦住您，希望您在向他汇报时要有所保留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担心您把一些真实情况连锅端给他了，说不好还会……闹出什么更大的事来……”

“你可真行，南京到北京，绕出这么一大圈儿去，才说到这么个实质­性­问题上。”

“对不起……”她又惶惶地道了个歉。

二十二 仙客来

谈完，又让曹楠把讯问笔录逐字逐句地校看了一遍，签字认可，并让她在所有那些涂抹删改过的地方一一按上手印，以证明这些涂改也是经过了她本人审定认可的，并非他人后来妄作。办完所有这一切，已然是后半夜时分了；安排组里的一位女同志带曹楠去休息，邵长水自己则匆匆回到二号楼，立即给赵总队打电话，要求连夜汇报。邵长水这时的确有些激动。如果曹楠关于李敏分的那些话，全是事实话，那么，整个案件很可能就从这儿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性­了。赵五六在电话里对邵长水说：“那你就赶快过来吧，我这儿正好也有些新情况要告诉你。”等赶回总队部，汇报完毕，让邵长水感到意外的是，赵五六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那份激动和兴奋，反而沉吟了一下，这样反问邵长水道：“你觉得曹楠这小丫头说的能是实话吗？”

赵总队这么反问，却让邵长水感到意外，便在略略一愣之后，赶紧问：“咋的了？您那儿关于她，又拿到了啥新情况？”

赵五六蔫不吱声地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卷宗，往邵长水跟前一扔，说道：“你自己瞧。”

邵长水拣起卷宗袋，掏出里头的“囊”一看，却是从齐神父那儿取回的那份祝磊写的材料，便迟迟疑疑地问：“您不是让技侦科的同志去做鉴定了吗？鉴定出啥问题了？”

“鉴定出啥问题？鉴定出大问题了。鉴定结果，这是个赝品，假招子，伪劣产品，经人改写过的。压根儿就不是从原件上复印下来的。”赵五六说道。

“伪……伪造的赝品？”邵长水震惊了。忙说，“可从这份复印件看，它可全是祝磊亲笔手书的……”

“是手书，但不是祝磊亲笔：是有人模仿祝磊的笔迹，伪造的。”

邵长水又一愣，说道：“这可能吗？模仿一个人的笔迹，写个三五个十来个字，签个名，伪造个借条收条什么的，还有可能；这可是好几千字哩。把一个人的好几千个字都模仿下来，没有三五年的工夫，恐怕不行吧？可这份材料从祝磊那儿转移出来，到交到我们手里，一共才多长时间？如果说，有人在三年之前就知道祝磊要杀

人，就开始下功夫模仿他的笔迹，伪造他三年后才开始写的一份长达几千字的材料，这也确实太有点‘天方夜谭’了吧？“

“人工模仿几千字的笔迹。当然很困难。但是现在国际上已经编制出这样的软件。国内坊间也已经发现有了盗版了。现在通过一台高­性­能高配置的电脑模仿他人笔迹做伪，并不是一档子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更不是只有在‘天方夜谭’里才讲得出的事情。”

“他们为什么要藏起原件？他们通过伪造，想掩盖什么？误导什么？他们的动机何在？”邵长水怔怔地问道。

“是啊，这正是我们下一步要搞清的。”赵五六说道，“到底是谁整了这鬼名堂？曹楠，还是那个齐神父？或者中间还经过了一些别人的手？但神父先生交出来的这份材料肯定是伪造的。”然后赵五六又告诉邵长水，他已经找那位齐神父谈过了。齐德培一口否认是他伪造了这份材料。听说自己交出来的这份是“伪造”的，他显得很吃惊，完全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一再强调曹楠让他保管的就是这一份。他藏起它以后，一直到交给我们的那一刻为止，再也没动过它。他说可以对着上帝发誓，以他母亲的名义发誓。他说他没任何必要动它嘛：他说他甚至都没仔细地看过它。从参与这件事的那一刻起，他一直很不安，一直很后悔，一直不想再碰它……他曾多次要求曹楠尽快把这份材料取走。曹楠也答应过他尽快把它取走的……没想到。最终还是出事了……

“那他跟曹楠‘出走’、‘逃跑’又是怎么一回事？”

“他不承认这是‘出走’，更不承认他想跟曹楠一起‘出走’。他说他是个神职人员，而且是个虔诚忠实的神职人员，即便要出走，也不会拽着一个女孩一块儿走……他说他只是送曹楠到省城远郊一座乡村教堂去住两天……曹楠想找个特别清静的地方休息一下。他就给她介绍了这个地方。送她过去，安顿好了，他马上就要回来的。为此，他随身只带了一个小包，包里就带了一套换洗的内衣裤和简单的洗漱用品，连应该带的刮胡子刀具都没带，就足以证明了他既不是‘出走’，更不是‘外逃’。”

“但曹楠承认是想出去躲躲风头。”

“看来这女孩不简单。很不简单。”

“要不要马上再去接触她一下？”

“别急。先别急。先别打草惊蛇了。”赵五六说道，“再观察她两天。如果真是她伪造了这份材料，总是有目的有原因的，她总是想­干­点啥的，暂时把她内控起来，严密监视她，瞧瞧她还有多少把戏要跟我们玩。”

然后他们又分析研究了一下李敏分的情况。这件事当然让他们非常为难。先后两件事都牵扯到了这位李大官人，但又都没有确凿不移的证据能坐实什么。如果说，曹楠的“揭发”是正确的，凶手确实是因为得知劳爷拿到了祝磊写的材料才起意要“杀他灭口”，而他们又是从李敏分的嘴里得知材料转移到劳爷那儿去的，那么这事就相当相当严重了。不管李敏分这么于的主观动机究竟是什么，都说明李敏分已经卷进了这个案子里，成了“凶手的同谋”。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李敏分为什么要向杀害劳爷的人提供情况？为什么？！如果说，曹楠在这一档子事上没说真话，是在“栽赃陷害”李敏分，那么走漏拓片下落的事，又怎么说呢？那档子事好像也牵扯到了李敏分。那可不是曹楠“栽赃”的。

要不要向厅里的主要领导汇报此事？

也许主要领导掌握更多的内部情况，能更准确、更快速地做出他们目前还做不出来的判断？

但如果主要领导要总队这边先拿个判断­性­的意见出来，又该怎么说？

现在他们的确还没法做什么判断。

于是，赵五六决定暂且不向袁厅长报告。看看能不能再掌握到一点能说明问题的情况后再说：拓片的事。牵扯到了焦副厅长。这事更得慎重了。真得慎之又慎，慎之又慎啊：

赵五六又告诉邵长水，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案，倒是有了一些进展。从案犯仓促间落在现场的一根雷管和对所使用炸药成分的化验确定，这两样东西都来自陶里根西南部产煤区。但那里大山深重，数以百计的小煤窑星罗棋布。这炸药和雷管到底出自哪一个小煤窑的哪位保管员之手，还得经过一番极其艰苦和­精­细的排查工作才能见到眉目。所幸的是，经查。那位被杀的保安也是来自那片山区。凶手和保安之间很有可能就是老乡，由此才挂上了钩，里应外合，内外勾结，做下了此案。那么凶手的炸药和雷管极有可能就出自他们家所在村镇附近的小煤窑中。在进一步彻查被害保安的人际关系的同时。对他们家所在村镇附近的小煤窑也集中力量进行排查：虽然已经大大缩小了排查范围，但在那山洼洼里，仍然散落着数十个小煤窑：工作量仍然是巨大的。整个侦破工作只能说迈出了一小步，虽然是“可喜”的一小步。

然后，赵五六带着邵长水又驱车到东坝河，他告诉邵长水，这边的同志昨天抓获了那个事发后逃逸的“驾驶室里另一人”，经过一天一夜的突审，这家伙一口咬定，他搭车只为了图方便，肇事没有故意，而事后的逃逸也只是因为害怕。

“你在基层待的时间长，直接经手的案子不少，跟这些狡诈的亡命徒打交道也多：你来审审，看能不能撬开这家伙的嘴。”赵五六说道。

“嗨，我那点山旮旯里的经验算个啥嘛！”邵长水谦虚了一句。但他说的也是心里话。你想啊。要说破案。在全省，还有谁能和省厅刑侦总队和这位总队长比得了的？他知道。这是总队长在寻找机会考察他能耐哩。

到了东坝河分部，赵五六和邵长水在分部同志的引领下，直接去了预审室。在进预审室前，邵长水大致上了解了抓捕这家伙和这十几个小时来对他预审的进展情况。快走到预审室门口了，只见在这儿蹲点负责“卡车肇事案”的那位副总队长迎面向他们匆匆走来。

“二位二位，咱们先去办公室待会儿。情况有变啊。咱们说说情况去。”快人快语的副总队长把二位带到办公室。他说，这家伙几分钟前倒是开始接触实质­性­问题，但说的满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回事。他说，也是倒霉鬼催的，偏偏这辆破车轧死了你们一个老警察，偏偏我又在这车上。你说我从陶里根城边儿去南岗泡子，就是打个出租蹦字儿，也就百十来元钱，我这是­干­吗呀，省这百十来元惹这一身­骚­？我还­操­纵着这车故意去撞死一个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老警察？我真活腻味了？！按说我都不该跟你们再扯啥­鸡­八蛋的。抓吧，到时我看你们咋个放我？！不过，你们这地方的伙食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我还是别跟你们置这气了，把自己知道的赶紧跟你们抖落净了，该­干­吗­干­吗去。你们不是要查这老警察是咋死的吗？我跟你们这么说，趁早别在我和那个司机身上瞎耽误工夫了。好好去查查你们这位老警察吧。我可以拿我脑袋担保这事：那天，那老警察确实是想自杀来着。车祸发生那会儿，他跟喝醉酒了似的，摇摇晃晃直冲着车头走来，我们躲了两回，都没躲得了。当然，当时车速也是有点快。但各位哥儿们爷们都应该知道，一个人如果存心要死，那就是派阎罗小鬼来拽也是没法拽得回来的。轰，一下，就这么撞上了。你说我跟在一块儿起啥哄？倒的啥霉……

“现在的情况是，这二人——司机跟他，同时变口供，一口咬定劳爷是自杀。他们当时没法躲。”副总队长说道。

“你们让他俩串供了？”赵五六立即显出不高兴的神情。

“看来好像串了供了……”副总队长歉疚地应道。

“咋整的嘛！”赵五六哼哼了一声。现场立即寂静起来。

“这是我们的责任。但应该说，我们的防范工作还是做得满到位的。”大要案支队的一位副支队长、东坝河这个复核组的具体负责人，忙替副总队长把责任揽了过去。

“你怎么看这档子事？”赵五六突然回过头来问邵长水。

邵长水知道赵总队开始考察他了。他平静地、故弄玄虚地回答道：“串供好啊。串供好。”

“你扯啥淡呢？说正经的。”心里正烦着的赵总队呵斥了一声。

“我说的就是正经话。你们想。那家伙不傻。他当然明白，如果让我们把真相整透彻了，他绝对是死路一条。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是死抗到底。而且形势对他是有利的。事发当时，驾驶室里只有他和那个司机。那个司机当然也明白，不管事发时，方向盘掌握在谁的手里，只有把这起车祸往无故意的方向去引，对他才是最有利的。所以在可以预想的时间段里，这两人一定会结成最牢固的攻守同盟来对付我们。你还别说。如果他们不再做些什么，就这么死扛着，摆出一副死猪不怕烫的架势，我们还真有点不大好整。这案子指不定会拖到猴年马月哩。现在好，他们串供了，有所动作了。只要他们一动作，就必定会漏出破绽，有破绽，我们就有机可趁。他们串供确实造成了我们暂时的困难，却同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战略突破的可能……”

“战略突破口在哪里？”赵五六追问道。

“在目前看守这么严密的情况下，没有幕后指使和幕前同案，这二位是绝对串不了供的。因此。他们一串供，就把这幕后指使和幕前同案暴露了出来。好啊。那就将计就计，顺藤摸瓜呗。先捣黄龙府，再杀他一个回马枪……”邵长水娓娓道来。

“咋个捣黄龙府。又咋个杀回马枪。说点实际的。”赵五六又一次呵斥道，但语气中显然已带上的许多赞许的成分。他这人就是这样，只要你把活儿­干­得漂亮。他就会不加掩饰地表示他对你的赞赏。就会重用你。宽容你。这也是不少同志挺愿意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能让我先接触一下那个家伙。再来说别的吗？”邵长水笑道。

“钱拿得不多。名堂还不少呐！”赵五六一边也笑道，一边却已经站了起来，向外走去了。表示他赞成邵长水的提议和请求，先去接触一下那个家伙。

凌晨三点来钟，他们结束了在东坝河的这次案情汇总和分析会，几位领导就开着车，去和顺面馆吃夜宵。刚在后院的包间里坐定，赵五六的手机响了。是总队值班员打来的，说是圣西堂的神父齐德培报告，曹楠有可能要自杀。

“曹楠那丫头她又玩啥呢？”赵五六立即拨通了齐德培的电话，问。

齐神父说，曹楠刚给他打了个电话，情绪非常低落，说了许多感伤的话，话里还带着诀别的意思，好像有那么一点想自杀的意思。

“你是神父，好好开导开导她……”赵五六说道。他还是有点不相信，曹楠竟然会自杀。

“她让我转告你们，她绝对没有动过祝磊的材料。她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但是她肯定没有动过这材料。她可以用死来证明这一点……”齐神父说道。

“她知道我们又找你谈过话了？”赵五六问。

“从您那儿回来后，我就打电话给她了……”齐神父答道。

“我不是告诉你，暂时别对任何人说，我们又找你谈过话了？”赵五六有点急了。

“是啊，我原来也不想给她打电话的……可是……可是……我想知道到底是谁在那几天里动了那份材料……因为我确实没动……”齐神父吞吞吐吐地说道。

“行了！”赵五六立即打断齐神父的话，问，“曹楠这会儿在哪呢？”

“可能……可能……她已经从你们那个龙湾路八十八号回到她自己那个屋子里去了吧……”

“我不是已经安排好了，让她在八十八号院里住下，怎么又让她回码头街了呢？”邵长水疑惑道。

不一会儿，赵五六带着邵长水就赶到了码头街。齐德培已先他们一步赶到，正在急促地敲着曹楠房间的门。

“她肯定在屋里？”赵五六问。

“在……刚才我还跟她通了话。让她别­干­傻事。我告诉她，上帝创造的生命不只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没权随便处置它……”

“得得得！”赵五六喝断了神父的。说教“，上前敲了两下门，叫道，”曹楠，我是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赵总队长。你开门。听见没有？我再说一遍，请你开门。“

门里头没半点反应。

这时，有邻居被吵醒。不时从他们家的窗户里探出头来窥视，见一帮人在曹楠房门前“凶神恶煞”似的叫门，好像在玩命讨债，便都不敢声张，有的索­性­赶紧把窗户关了。缩回黑暗里去了。赵五六又叫了一回门，见里头还是没回应。便示意了邵长水一下。邵长水抬起右腿，一脚踹去，那老旧的门板便应声倒塌。几个人忙冲进屋去，摸着灯绳，拉亮灯；只见曹楠头冲外，斜躺在床上，左手软沓沓地垂落在床沿外。从左手腕上滴下的血已然在床前的地板上流成了一大片。

“快给武警总队医院打电话。叫救护车：一赵五六一边吩咐邵长水，一边上前一把抱起曹楠就向楼下跑去。省厅没有自己的医院，遇到这一类情况。他们总是把当事人送生武警总队医院，特殊”看护“起来。

总队的大夫说。如果再晚送去一二十分钟，这丫头就“真没救了”。

曹楠慢慢苏醒过来后，第一句话问的是，她是不是已经“被捕”了？如果已经被捕了，她有话要说。

赵五六说，如果只有“正式被捕”。你才肯说实话的话，那我现在就去办理正式逮捕你的手续。

曹楠惊喜道，那……那我现在还没被捕？

赵五六说。如果你老不跟我们说实话，老­干­这种没名堂的事，那可就难说了。

曹楠又抽噎地说道，你们为……为……为什么要救我呢？

赵五六直直有点酸疼的腰说道，为什么？理由太多了。最起码的一条是，你还没跟我们说实话哩。

曹楠闭上了眼，默默地背过身去，流起眼泪来；而且越哭越伤心，不一会儿，整个人都抽搐起来，差一点又休克过去。经大夫抢救，又给了点镇静药，到天亮时分，她沉沉睡去。邵长水从龙湾路八十八号叫来一位女工作人员守候她，再三关照，要寸步不离；而后他自己和赵总队便回总队部歇着去了。大约到上午十点半光景，那位女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曹楠醒了，坚持要见总队的领导，“有话要说”。这时，赵五六也已经起来了，洗了把脸，正要召集全总队科、队一级领导，听取面上的工作汇报，就让邵长水去医院跟曹楠谈。到中午时分，邵长水打回电话，说已经谈完了。

赵五六忙问，小丫头的伤口咋样？

邵长水答道，还行吧。

赵五六又问，谈出点情况来了没有？

邵长水稍稍静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道，谈出点情况来了。

赵五六又问，谈出点情况来了，你叹啥气呢？

邵长水说，她交代，伪造和改写材料的人，是劳爷。

赵五六一震。劳爷？怎么会是劳爷呢？！他老人家­干­吗要伪造和改写祝磊的材料？

曹楠说，材料从看守所转移出来后，她在第一时间里，就把东西交给了劳爷。这件事，实际上一直是劳爷在帮着策划和安排的。得到律师从看守所带出来的口讯，说祝磊要她设法帮着把材料从看守所转移出去，她掂掂分量，知道自己­干­不了这样的事，就赶紧去找了劳爷。劳爷知道她跟祝磊等人有来往。祝磊出事的那会儿，劳爷还警告过她。他告诉曹楠，这件事的内幕一定非常复杂，否则，像祝磊那样的人绝对不会“开枪杀人”。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也闹不清楚。他让她立马中断和祝磊圈子里所有人的来往，“就像从不回头的风一样，赶紧悄悄地从那林子里消失。”劳爷说话，有时还挺带一点诗意。他要求她。不仅要撤出那个圈子，而且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都不要再提及自己过去跟祝磊的那点关系。正因为劳爷过去说过这样的话。那天她还挺担心，劳爷会不会来Сhā手这档子事。但那天挺出乎他意外的是，劳爷听完了她的请求，居然啥话也没说，只是怔怔地看着她，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家伙真鬼。他那么多老关系都不找，偏找你。可他这一招真是个高招。他知道你目标小。谁都不会防你。也知道你鬼机灵，人缘又好，一定会替他技人来办这事。”当时曹楠还忐忑地说道：“您要觉得我不该办这事，我就去跟传话的律师说……”“别别别……先别去回绝。先别回绝……”劳爷赶紧劝阻，同时，眼睛中却闪烁出一段时间以来很少再出现过的那种狡黠和兴奋，好像突然打了一剂强心针似的。

没人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突然兴奋起来。

是因为，祝磊的这份材料使他有可能把被迫中断了的秘密调查又继续下去，因而又燃起了一种强烈的生命诉求和事业冲动？

不知道。

是因为，他终于又逮到一个绝好的机会去“报复”和“回击”那些始终不明白他、不希望他、也一直在竭力阻挠他去做一些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的人？

不知道。

还是因为觉得整个事情终于按照自己原先设想的步骤在一步步实现了？

可能吧……但也没法确定……

反正接下来的事情都是他安排的。曹楠只是“遵照执行”而已。当然，“条件”是，一，不要对任何人说随参与了这件事；二，转移出来的材料，要先交给他看一看，

曹楠答应了，也“遵照执行”了。原件交给劳爷两天后，劳爷还来的是一份复印件。他说。原件已经存到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去了。为了“万无一失”。他又复印了一份。交她保管。她当时心里稍有一点别扭。但觉得，原件由劳爷保管。这互该是最保险的，就没想得更多。她为了“万无一失”，又把那份“复印”件复印了一份，让齐德培也代为保存一份。一开始，她原以为，劳爷会尽快设法把祝磊的这材料交到有关部门去，让它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但过了一些日子，却见劳爷并没动静。又过了些日子，还不见有动静。她有些忍不住了，悄悄地打了个电话去问劳爷，到底准备拿这材料做啥打算？却不料劳爷还挺有些不耐烦地“呲”了她一句，说：“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事儿，能在电话里说吗？”劳爷对她从来都没这么不耐烦过。这让她特别难过，也有点伤心，同时她也着急。她当然也知道，秘密地从看守所“犯人”手里往外转移东西，是一种违犯法行为。况且这“犯人”还是个死刑犯。事情败露，当事人绝对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如果及时把转移出来的东西上交给有关部门，也许能使他们这种“违法行为”多多少少取得一些合法­性­，减轻一点“罪责”。再说，祝副市长之所以要把它转移出来，一定有他重要的意图。千辛万苦地转移出来，结果又压在了我们手中，不能实现祝副市长的意图。这不是“事与愿违”，“暴殄天物”了吗？

而交出去，只是举手之劳的事，为什么劳爷拖着不办呢？

难道是材料的内容过于敏感、重大，使得他不敢往外交了？

于是，她取出密藏着的那份材料，认真地读了一下。她还一直没认真读过它。只是那天齐神父从看守所回来，将它交给她时，曾粗略地翻看了一下。但这回细读，却让她大吃一惊，因为这一回细读的，和那一回粗略地翻看的，完全不一样，大相径庭。上一回虽然只是粗略地翻了那么一翻，并没有读完，读的时候心情又过于紧张，就没记住多少事实和情节，但对祝磊行文中不由自主地流露的那种哀之切、痛之深，欲罢不能、要说又止的委婉凄切和遣词造句的清丽­精­到，以及偶发议论时观点的准确和简明……都给她留下极深刻印象。再看这复印件，只是笔迹有些像，而文字、文风和文气上，完全丢失了原有的那些特点。就好像有一比，同样一扇屏风，一个出自宫廷御匠之手，一个完全是草野粗民之作。当时她还怕是自己记忆出了问题，便命令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回忆。越回忆，越觉得复印件有问题，这才肯定下来，它是个“伪作”。为什么要伪造祝磊的材料？怎么可以伪造这样的东西？她觉得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必须的“理由”，都不应该伪造这份材料。它毕竟是一个人生命最后的表述，也是他对这世界最后的陈述。是对，还是错，是好，是坏，都应该让他（它）保持原样，直接面对历史和人世。劳爷应该是懂得这个道理的。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他既然做了，一定有他的道理。

那么，他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她马上向图书馆领导请了假，晚上，带着那份复印件，坐上“夕发朝至”列车，直奔陶里根而去。她不是去听劳爷的解释的。她不想听任何解释。她只要求劳爷做一件事：把“原件”拿出来对照一下，并希望他尽快把原件交出去。那天，劳爷穿着笔挺的派立斯西服，在那座会所里忙着为饶上都接待来自八方的贵客。中午，他委托他保卫部的一位公关小姐陪她去江边的一家水上餐厅吃全鱼餐。下午，还是由这位小姐陪她去市内著名的“俄罗斯一条街”购物。五点钟光景，他开着他那辆崭新的大奥迪到她住的宾馆来，给她送来一张当晚回省城的火车票，还说了三点意见：“一，你带着这样的材料到处乱走，是非常危险的：二，陶里根绝对隔墙有耳。在这里谈这事，就更加危险：一两天之内他要回省城办事。到那时候，他再约她见面谈=三，原件他存放在省城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了。你要‘对照’。也只能回省城去才能办到。”

他说的是“一两天之岳”。但两天后，他没回省城；又等了两天，只等来他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这一段日子，公司这边进了些新人，老板委托他对他们进行“上岗前的职业道德培训”，所以近来特别忙，脱不开身：原先回省城办事的那个计划也不得不顺延了。但他一定会回去向她澄清这件事的。只是请她稍稍再等两天。又过了几天，一个中午，她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说已经到省城了。当天晚上。他把曹楠接到和顺面馆。还是在后院要了个包间，而且是靠西边的那个。那个包问于扰更少。包间的后身紧邻着一道三米高的砖墙：包间门前栽着一片高大稠密的竹林。而这个包间跟另外那两个包间之间还隔着一个不小的椭圆形金鱼池和几方瘦漏奇透的假太湖石，独占着一片小天地。只待坐定，点完菜，上完茶，劳爷就主动说道：“是的，你没看错，交给你的复印件，都是经我改写过的。”

“为什么？”曹楠放下茶杯，直冲冲地追问。

“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祝副市长和他的家人……”劳爷答道。

“原件现在在哪里？”曹楠再问。

“我不能告诉你。”劳爷平静地答道。

“你不是说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去了吗？”

“你别追问。”

“连我也不能告诉？”曹楠有一点点急了。

“不能。”劳爷依然是那么平静。决然。

“原因。我想知道原因。这件事，我是要对祝副市长负责的。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么信任我。我又那么信任您。我们总不能拿一份压根儿就跟祝副市长没啥关系的假材料去蒙骗人、蒙骗这世界吧？”

“……”劳爷不作声了。

“如果您是因为担心将来要和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承担法律责任才这么做的话，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把责任推给任何人。只要你把原件原封不动地还给我就行了。”曹楠“大义凛然‘’地说道。

“你要再说这种伤人的话，我今天就不跟你谈了。从今往后再也不跟你谈了。”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的劳爷突然这么说道。很气愤。很坚决。曹楠知道他说到是能做到的。他娶过四个老婆，生过一个女儿。他知道怎么对付女人和女孩。

“……”曹楠心里格登了一下后，知趣地不作声了。

由于激忿，劳爷那双白净的手整个儿都在微微战栗，并且下意识地在拨弄着他左手无名指上那颗巨大的金溜子。一会儿把它褪下，一会儿又把它戴上。最后把它收进随身带着的一个深棕­色­鹿皮小口袋里，那小口袋里还装着他常用的那支烟嘴。短小，­精­致，光洁。他吸烟，但又不想让自己的手指被熏黄。在没有时兴过滤嘴的那个年代里，他就开始用烟嘴。所以熟人们常说，他有一副近似外科大夫钢琴家的手=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他手巧，能­干­，另一方面也是说他在手的“维护”、“爱护”方面，可以和那些外科大夫和钢琴家媲美。至于那个金溜子，作为一个老警察，他自然是没戴这个玩意儿的习惯。从来也不戴。也不爱戴。打心底里就反感这种黄灿灿的饰物。他觉得它们俗、怯：尤其是那一号暴发户，弄一块黄铜疙瘩似的大号金溜子箍在粗大的手指头上，真是不堪人目。但到陶里根后，饶上都劝他几回：跟某些生意人打交道，你还非得有这一些“俗、怯、油”的套路，否则他们不认你，从感情上也不接受你，甚至还会“瞧不起你”。他们就好这一口。所以，该跟他们装孙子时，你就得装孙子；该跟他们装大爷时。就得装大爷。逼着他去弄了这么个玩意儿戴上。但只要不是在跟那样的生意人打交道，他就会赶紧地摘下它，特别是在跟过去的老熟人，或“自己人”在一起时，他是一定会摘下它的。这样，既不让朋友们“倒了牙根儿”，也让自己的心情得以踏实松快一会儿。所以，你也可以从他在你面前摘不摘这颗金溜子上看出。他心目里是不是把你当作“老朋友”或“自己人”，又是怎么在评价和定位你的？要说劳爷这人，其实在他家的客厅里，常年地供养着一种叫“仙客来”的花。这是一种特别普通。但又挺有特点的草本花。一般都是种植在小盆里。虽然是小盆，但顶不住他养得多：请您设想一下，一个客厅里摆放着二三十盆这样的仙客来，绿的青翠。粉的娇滴，云霓般错落铺陈，那会是一副什么阵势和架子？

二十三 劳爷的第一次讲述

（也是他最后一次讲述）

那天闷坐了一刻，劳爷还是对曹楠讲述了他为什么要“改写”祝磊这份材料的原由。他说，拿到材料后，他迫不及待，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它的。那一瞬间由于过分的期待和焦急，在他打开这份材料的外包装时，两只手一直是抖着的，心也都快要跳出喉管了。

这一切逼得他都完全喘不上气儿来。

祝磊这份材料的标题是《我所知道的顾代省长和饶大老板》。它着重讲了祝磊自己和顾立源之间，从相识相知到龃龉对立，关系发展的一个全过程，也重点讲述了这位顾代省长和那位声名显赫的饶大老板之间关系的发展史；还着重分析了这两个大人物之所以能在陶里根这块土地上产生和壮大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地缘的因素”，也描述了这二人­性­格变异发展的历史。由于祝磊认识他俩时，他们仨都还是个“白丁”，可以说他们是捆绑在一起成长起来的。所以，他的分析不仅中肯而到位，同时也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细节”。比如，他讲到，当年上头真的把开放边贸权的试点放在陶里根以后，当时县委领导心里是完全没有底儿的，立马把顾立源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把事情全推给他去应对，除了给五千元启动资金，连个单独的办公室都不给，电话都是跟别的办公室合用的。那天晚上，顾立源上祝磊宿舍里叹苦经，叹着叹着还呜呜地哭了一鼻子。谁能想象后来一个电话就能让银行贷出五六个亿，一张白条就能给投资商批出几百上千亩地的顾立源，当年为了那点委屈还在祝磊面前哭过鼻子。并真该地请求过祝磊给他帮助……祝磊讲了顾饶二人的“功绩”。也客观地陈述了他俩“免不了”给陶里根带来的损失和造成的弊病。实事求是谈了他和顾之间的矛盾，他自己的不足……虽然不能把这份东西简简单单地当一份“检举揭发材料”来看——祝磊写这份材料时。也许他的心并不在“检举揭发”上，而只是在做诀别人世前的“总结和回顾”，但是从中确确实实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可以进一步开掘的问题线索，比如，材料里讲到了顾立源以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给国有商业银行领导打电话、写白条，为一些老板做担缲鍪贷款。再比如饶上都为顾立源购买那两幢小别墅的问题……等等。都为进一步查证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佐证。

但那天，据劳爷自己讲，他热血沸腾地读完以后，很奇怪，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说不上自己心里涌集的是一骰啥滋味，是像中药店柜台上的那块擦桌布，苦涩辛辣咸。五味杂陈？还是像在夜半观渔火，默坐许久，而茫茫然惘惘然？不知身将何去何从……

居然说不清。

奇怪。

“……你知道，那一段时问，我一直处于我人生的最低谷中，即便在当初被取消二级英模称号，被开除党籍的时候，我都没这么无所适从过。余达成、寿泰求和你父亲的突然变卦，给我的打击，在­精­神上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不像在年轻那时候。虽然被取消二级英模称号，让我一下从声名鹊起的云端堕入万夫所指的深渊，那日子从表面上看，似乎更难过，其实不然。那时，我毕竟年轻，我也承认自己不成熟。因为年轻，来日方长。我觉得自己付得起这个代价。况且对自己犯的那个错误。我还有我自己的看法。是的，我一度确实是太骄傲了，是有些目中无人。我得罪了不少不能得罪的领导，在某些纪律和生活细节方面。我也确实是不够注意，交朋友太宽泛，太无节制。当时我的名声太响。三教九流，男男女女们一齐涌了过来。

我确实有些晕头转向。但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在大问题上我没有出格。尤其是我没给工怍莆来重大危害和损失。我的错误尚属于可以处分也可以不处分、或不必处分得那么严重的两可之间。但直接领导我的那一些同志，决定给我处分，并给了最重的处分，我知道这和我跟他们个人之问的恩怨有关，跟我自己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有关。个人恩怨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可以改变和消退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可以学得善于起来。我年轻。我有的是时间。我有能力，我还能做出新的工作成绩来证明我的一切。况且当时还有不少同志，包括许多领导，都是同情我的，他们在暗中安慰我，鼓励我，帮助我，即便是那几位下决心要狠狠教训我一下的领导，也没有采取彻底抛弃我的态度。最起码还给我工作的机会，用他们的话说‘将功补过’，‘在哪儿跌倒，还在哪儿爬起来’。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要让我­干­活儿，我就有未来’。但这一回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从表面上，事情好像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我的生活一切照常。但我人生的心理防线却彻底垮塌了。这一回到陶里根去，我觉得自己是考虑得非常周到缜密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方方面面的安排部署都是经过再三考虑，也可以说做到了滴水不漏。我完全有把握做一件我一生中最想做，而又始终没能做成的大事，破一个不是随便哪一个刑侦高手都能破得了的大案，在自己的一生中写下最经典最­精­彩的一笔。然后，带着满身的伤疤。‘光荣谢幕’。

这里所讲的‘做一件我一生中最想做，而又始终没能做成的大事’，还不单单指要去破一个从来也没破过的大案。不是的。更主要的是要补足我一生的一个遗憾。我回顾我这一生，做的事情不能说少了，但是，这些事几乎都是在瞧着别人的脸­色­的情况下做的。当然，回过头去说，人类处于当下这个历史阶段，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是姓资的，还是姓社的，都免不了，有人活着主要是在摆脸­色­给别人瞧，而有的人，或者说，更多的人只能瞧着琢磨着别人的脸­色­在活着。这跟当官不当官有权没权当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现如今情况还不尽然是这样。一个看自行车的或社区保安，按说是绝对的下层小人物了吧，但他同样拿着看自行车和守护社区这点‘权’对人吆五喝六。记者大夫教员评论家按说也不是官吧，但你跟他们中的某一部分人打交道，不给额外的好处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活这一辈子。你得处处低头才行？这让人太难受了。

我一直想­干­一档子这样的事：它能让我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去­干­。我原以为，去陶里根能实现这个愿望。我以为在那儿不可能再出现任筒的意外来打破我这个设想。但是我错了。最后证明，活了将近六十年。我还是不成熟，非常不成熟。所有那些我应该想到的变异，应该防备的事情，我仍然没有想到，没有防备。我被最值得信任的人抛弃了。最可怕的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第一，我的年龄摆在这儿，第二，为了到陶里根来­干­这件事，我选择了退休，我脱掉了本不该脱的警服。第三，最可怕的还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警惕我。出了这事以后，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周围的各­色­人等，都知道我到陶里根是来‘秘密查问题’的，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就像是打量一头受了伤、但又在街上蹈达的狮子。他们只知道狮子是要吃人的，而他们偏偏又都是‘人’，以为我会‘吃’他们。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一头‘狮子’只吃坏人，而且还必须是法律认定的‘坏人’。饶上都的高明之处就是，他不公开跟我对抗。他依然趁用我。甚至继续给我优渥的待遇。但让我在人群中孤立。没有人们的接近和支持，我将一事无成——在这种情况下。我继续留在离里根，除了做他挣钱的工具外，我将一事无成。这家伙特别明白。

现在已经不像十多年前了，你不能再指望人们听说你在反腐败就一拥而上，高呼万岁。绝对没这样的事了。反腐败战略推行了十多年。决心不能说不大，战果也不能说不‘辉煌’，上自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省长省委书记，下至科长主任、村长乡长。每年少说也要抓个几千几万。但由于许多根本问题没得到解决。腐败的现象不能说更严重了，也应该说依然很严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普通人从寄希望于反腐败，转向也跟着能捞就捞。从行政权力腐败。蔓延向行业腐败。各行各业堵不住的乱收费。教师、大夫、知识分子的腐败，还有那压不下来的药价，一个一个，都是明显的例子。人们心里这么想：既然你反不掉腐败，与其看着大家公有的财产让这些少数蛀虫吞吃了，还不如让我们也来‘吞一点’。他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地捞，我们没那么大能耐，也没那么大的可能，捞个几百几千地贴补贴补家用，总比全掉进他们嘴里要来得划算吧？为了实现‘大家都捞一点’的‘理想’，现在不少人都挺反感本单位出现什么‘反腐败积极分子’，反感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闹得大家都不得安宁’的人。这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好几位省内著名的反腐败英雄。他们都是省纪委系统公开表彰的模范人物。但是接触下来，这些人在本单位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好日子过的。不是‘晚景凄凉’，就是眼下特别‘孤立’。

“而再看看那些已然被关被杀的‘腐败分子’的经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他们几乎全是被他们周围的人‘制造’出来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一开始并没有那么狂妄，也没那么贪婪，甚至有的还比较清廉勤政。但他们只要一走上领导岗位，几乎所有的人都向他们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几乎所有的人在他们面前一下就丢弃了（仿佛是自动丢弃似的）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几乎所有人在他们面前都变得只会说‘对对对’，‘是是是’。有许多案例证明，某些贪官挪用占有公款几百万几千万，在过程中只要有一个会计、出纳、财务科长或副科长，或其他某一个当事人，在其中一个环节上说一声不字，这几百几千万就不会‘流失’。但无一例外地，是几乎没有一个下属在他们应该说不字时，说出规章制度赋予他们可以说的这个‘不’字。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都点头哈腰事权贵，都不敢来说一个应该说的‘不’字？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怎么才能让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都敢在当官的面前说‘不’字？这是另一个相当重要的、不能不追究的问题。我现在要说的是，所有的人都不说‘不’字，于是就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分子。这个‘不’字光靠纪检委系统的人说，是不行的，是不够的。

“我没系统地学过历史。只是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涉猎过一些相关资料。几千年来，我们都说封建社会腐败。其实你翻开史料好好捉摸一下，那些被我们用‘专制独裁和腐败’一言以蔽之的历朝历代，都曾下过很大的力气推行反腐败工作。决心之大，刑罚之重，手段之狠毒，都不是我们这些当代人所能想象，甚至是能接受的。比如，谁要贪赃枉法，不仅要杀你个人的头，还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那真是要杀一个断子绝孙。天昏地暗鬼哭狼嚎啊。杀你本人的时候，也不是一刀就解决问题。得从大腿内侧开始下刀，一点一点地‘剐’，一块一块地‘割’，不剐满三千刀，就让你死了，刽子手还得负‘刑事责任’。药料下得如此之猛。他们制住腐败了吗？没有。为什么？在陶里根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想这个‘为什么’。有时真让我想得头疼。恶心。

“我们都‘向往’腐败。我们都‘羡慕’腐败。我们屈服在腐败分子的­淫­威跟前。腐败在我们的怂恿下。退让下，滋养供奉下产生和成长。实际上是我们在‘制造’着腐败。

“……我们下很大的力气在抓有问题的‘顾立源’和‘饶上都’，但你怎么扛得住人们在不断地制造。一批批地制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制造。而且是不动声­色­地、有意无意地、如水银泻地、春风催生野草般地在自己和他人身上制造着=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怎么对付那些有问题的‘顾立源’、‘饶上都’。那好办。抓。十个八个、一千一万地抓，有多少抓多少：就像我们说惯了的那样，‘涉及谁就坚决查处谁’：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对付那数也数不清的‘制造者’或怂恿者、保护者……你有办法吗？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一介布衣，平头百姓。

“也许我们还做了些事情。但是，有用吗？

“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所做的这些有用吗？”

说到这儿，劳爷脸上出现了一种特别古怪的神情，这神情常常出现在那种特别固执，甚至固执到偏执的人的脸上。他们的目光呆滞，但又极其坚定热烈。曹楠说，那一刻。妲恍惚觉得都有一点不认识眼前这个劳叔了，心里陡然地有些害怕起来。

这时，邵长水问道，你说这么多，还是没说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对祝磊的材料进行作假和伪造啊？

曹楠说，当时我也没怎么整明白。后来才明白，他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无效劳动。既然是无效劳动，那就不必要这么较真了。不必为此去付出巨大的、以至拿自己的一生做代价来付出。他觉得，如果原封不动地把祝副市长写的这材料交出去，很可能对祝副市长自己、对我都会产生极坏的副作用，就要让我们拿出自己的一生来作为代价……

邵长水问，有那么严重吗？再说，祝磊已经判了死刑了。他还什么一生不一生的？

曹楠说，他觉得，凭他的经验，祝副市长的问题，会有一个反复。不会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把他给毙了。也就是说，他还有改判的可能。只要争取到死缓，他不仅能保住­性­命，而且今后还有走出监狱，重回社会生活的希望。但要是原封不动地把他的这份材料交上去，这种可能和这种希望很可能会破灭。

邵长水问，为什么？

曹楠说，劳叔觉得，祝副市长的这份材料从大面上说，是在“回顾和总结”，算不上是一份“检举揭发”材料。但是，他的原材料中还是提供了不少的线索，可以让人们据此进一步去发掘和查实顾代省长和饶上都的问题。如果问题仅限于顾和饶，那可能还好办一些。实际上很可能会延伸到其他一些人身上。这个“其他一些人”，就很不好说了。如果他们知道，祝磊正在把更多的人牵扯进这个案子，你想他们会坐以待毙吗？这样，祝磊就死定了。而像我这样，被动地卷进了这档子事情来的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了一些情况的人，他们恐怕也不会放过。

邵长水说，劳爷这样判断形势，是不是也实在有点过于悲观了。我们这个社会毕竟还是阳光明媚，好人当道。

曹楠说，他从来也不否认你说的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从总的方面来说，的确是阳光明媚，好人当道。但是在某一个角落里，某一个局部中，阳光全都照到了吗？您看，他自己后来不就是被谋害了吗？他出事的那一刻，阳光呢？好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邵长水说，所以他想修改祝磊的那份材料？

曹楠说，是的。他觉得让祝磊在材料里做些批评和自我批评，发一些人人皆知而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感慨，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已经对任何人都不会再构成威胁了。也不想再“威胁”什么人了，这样，也许他还真能再活一回。

邵长水问曹楠，你觉得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曹楠说，在跟我接触的这么些年中。他这人有一点特别让人放心，就是实诚。心里有什么，他嘴上就说什么。所以，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如果说，这就是劳爷的真实想法，如果说。那个阶段，他从­精­神上确实已经“认输”了，不想再继续自己从前的努力。真的已经“沉湎”在“吃喝玩乐”之中，已经死心塌地地“投靠”了饶老板，压根儿就无心于什么“秘密调查”，而且整个人都变碍有一点儿神经质，应该说对任何人都已经构不成威胁了。那么。“谋害”一说，又从何而来？他已经无“害”于人，人又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难道置他于死地的，真的只是一场无任何加害意图的交通事故而已？

邵长水拿这些疑问去请教赵总队：赵五六却没咋声。过了一会儿，只是说，你跟曹楠的谈话。有录音吗？邵长水说，有。赵五六说，把录音留下，我想仔细听听。

那天晚上，曹楠也没回码头街的住所。出于安全考虑，并征得大夫同意，邵长水把她接到龙湾路八十八号。离开医院时，还配足了必要的消炎、止血、止痛、镇静药和相应的药棉、绷带；在空空荡荡的五号楼里给她安排了一个单间。这么做。也希望她有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静下心来再仔细地想一想。看看还能提供什么情况不。安排好这一切后，他就回二号楼自己的宿舍里去了。他心里略有些不安：赵总队要再听听谈话录音，难道他从刚才的汇报里感觉出什么他邵长水没感觉出的蛛丝马迹了？

二十四 回顾

回到宿舍，略事洗漱，邵长水便和衣把自己放倒在了床上，合上眼，稍稍镇静一下自己，让呼吸匀和下来，然后又坐起，重新翻开记事本，把跟曹楠的谈话内容，逐一回忆了一遍。他忽然想起，跟她谈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没问一下，祝磊那份材料的原件到底哪去了？还没整明白在保险柜里被炸掉的那份，究竟是不是那原件。

他赶紧打通五号楼的电话，告诉曹楠先别忙着休息，他还有个挺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来补充问一下；说罢，匆匆往五号楼赶去。

曹楠当然不会马上休息。经过这样一番谈话，就是木头人，一时半会儿也无法平静。况且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手腕上的伤口比在医院“抢救”时那会儿，一胀一胀地跳疼得更加厉害了。也许那会儿只想着死，疼就完全被忽略了。也许大夫当时用了麻药或止痛的药，而几个小时过后，这些作用于神经的玩意儿，逐一在失效。

也许八十八号这儿的环境，那死一般的寂静，能使最麻木的人也可以充分感觉到自己身体上每一点最微弱的疼痛……她低声呻吟了几下，辗转换个睡姿，还是忍受不住，便开开灯，查看了一下伤口处的包扎。刚想探过右手，去拿水和止痛片，门外就有人进来了。她以为是邵长水，便索­性­披上衣服坐起。但进来的是复核组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她被安排在隔壁房间休息，目的还是为了照顾和看护曹楠。

“疼吗？”那女工作人员递过药片和水，轻声地问道。

“真对不起，闹得你们都没法好好休息。”曹楠诚恳地说道。

“年纪轻轻的，­干­啥不行。非得走那绝路”女工作人员跟大姐或大嫂似的，温存地啐嗔道。

“……”曹楠红红眼圈，低下头去。

“快把药吃了。躺下吧。”女工作人员说着，就要替曹楠把披在肩膀头上的衣服给去了。

“一会儿邵助理还要来说事哩。”曹楠忙解释道。不知道为什么，她总习惯称邵长水为“邵助理”。也许看他的年龄和气质，应该是担当“助理”那个角­色­？

“没事。他来归他来，你就躺着。出那么多血，不好好歇着，怎么行？吃一堑长一智啊。流点血，长点记­性­。你不想想，你要真出事了，最受不了的是谁？还不是你爹妈？！”女工作人员提到“爹妈”，眼睛略略湿润起来。

“……”曹楠再次低下头去。

“躺下吧。快躺下吧。有啥事。叫我。啊？自己别瞎动。”女工作人员替曹楠掖好被角，拧弱了有调节光线强弱功能的台灯，便径直回她自己的房间去了。她也想到，一会儿邵组长还要来，留一点灯光，比较适宜。

没等脚步声完全从房门口远去。曹蒲便又慢慢睁开了眼睛。疼痛，加上稍微的头晕，口­干­舌燥，使她觉得还是稍稍坐起来一点为好，同时又喝了口水，润润又有点苦涩的喉咙，挣扎着把外衣穿好，并设法把伤了的左手垫得高一些——这也是刚才那位“大嫂”教她的，抬高受伤部位，免得血往那儿淤积！能暂时减轻伤处胀疼。

不知是此方法的功效，还是刚吃下的那两片止痛药的作用，或者还是因为同时使用了这两种方法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暗示作用，伤处果然不像刚才那样火辣辣地疼了。执疼到不太疼，这种感觉真好。但这一刻的恍惚间，她再次感觉到冰凉的刀口切割到手腕上的那一阵麻酥酥的痉挛，再次看到自己在拿起刀片前，在屋子里不知所措地近似疯狂的张望。那种绝望和恐惧，多义的绝望和恐惧，非常混乱的恐惧和绝望……

事情当然还是由齐神父的那个电话引起的。齐神父并不知道“改写”和“伪造”的事，但她是知道的。那天，劳叔跟她谈完后，她心情非常古怪，说沉重，不太够；说压抑，也不太全面；说害怕，似乎仍嫌单一了些……她不愿意相信劳叔因为对他自己和周围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了，才要向这世界说“假话”的，而且还要“强使”即将被处决的祝副市长在临死前也“奉献”出一份“假话”。

难道人只能这样活？他们的今天，就是她的未来？

接受委托，把一个人，一个曾被自己“无比”钦羡和敬仰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话，从“死的牢笼”带往“鲜活的人间”——这使命让她惶惑，却也让她激动万分。替一个活在最艰难之中的人做一件他最想做的事，而且又充满着风险——二十岁刚出头的她为此而激动、战栗。她一直为自己能跟这些富有阅历，并且充满生命活力的长者交往而感到荣幸。（有没有虚荣的成分？也许吧。）图书馆是一个收藏历史的地方，哪怕是最新出版的书，它本身和它的讲述，都是属于过去时的。即便它讲述的是对未来和未知的预测和猜想，当这些预测和猜想形成文字和书籍，被送进图书馆来以后，它一定也就成为了“以往”和“已知”。更新的预测和猜想，对更广漠的未知的探索，一定已经或正在萌发和产生了。站在图书室的柜台里，注视着柜台外来借书还书的人，她知道自己其实是站在历史和现实、已知和未知的交界线上。她把历史递给现实，她让现实倾听历史。但她知道，自己却是浅薄的、苍白的、柔弱的，甚至在许多时候还是茫然的。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让她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感到“茫然”。她寻找成熟、成就，寻找力量……为此，她结识了李敏分、劳东林，结识了祝磊，以至顾立源……书，是他们之间的媒介。他们从她这儿找到了书。她要在他们这些拥有现实的长者身上去寻找对她来说依然还是比较遥远的“现实”。他们都对她很好——虽然各有各的好法，但有幸的是他们都不曾妄图“伤害”她。（是来不及，还是不敢，还是压根儿就不愿意伤害她？她没细想过。）跟他们交往，总有一种异样的陌生、紧张、兴奋和忐忑，同时也存在着一种隔阂和拘谨。其实她并不想完全破除这种“隔阂和拘谨”。反倒是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她时时感觉到有那种破除这“隔阂和拘谨”的冲动。

第一次见顾立源，就让她感到特别不习惯。是祝磊带她去见顾立源的。那会儿，他还没调省里来。也就是后来所有人都说他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个时候——还在陶里根当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时候。“这就是你说的那‘闺女’？那，是不是该叫我大伯？”他嚷嚷着，用力地握着她的小手。标准的国字脸，浓眉，吐字十分清晰的男中音嗓门，狡黠而活跃的目光。宽阔的前额和稍嫌稀少的头发。肩头披着那件“著名”的黑大衣，不时地习惯­性­地耸耸头，以使大衣不会从肩头上掉落下去。不管上哪儿身后也总是跟着一个或两个秘书、随从之类的人。一转身，一投足，他那双永远擦得明光锃亮的扁头皮鞋总在闪烁着经典的光彩……所有这一切都使年轻的曹楠产生了特殊的困惑，他怎么不像平时在报纸和电视里常常看到的那市委书记和市长啊？他怎么更像印象中的老板、经理？而让她更为“出奇”的是顾立源接下来说的那句话：“我是不是得给一点见面礼啊。”他大声笑道。

这句话刚说完，他那位秘书立即从随身带着的黑皮包里数出一千元现金递给曹楠。当时给曹楠的感觉，自己就像是个上这屋里来搞直销的女孩，众目睽睽之下，可怜兮兮地正等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拿多少？”对钱的多少似乎有非常准确的敏感度的顾立源，在瞟了一眼那些票子后，立刻很不高兴地瞪了秘书一眼，训斥道，“你在打发谁呢？”秘书苍白起脸，忙又数出一千元。顾立源更不高兴了。大声呵斥：“你抠抠索索地在丢谁脸呢？花你钱了？快掏！”秘书吓得赶紧再去黑包皮里掏钱。但在包里摸索了一下后，那只手好像是粘在了包里似的。迟迟也拔不出来了。在场的人，包括顾立源自己都明白，包里肯定没现金了。秘书又不敢明明白白说出这个可能会让顾立源更加恼火的情况。顾立源一时间也有点尴尬：这时。聪明的祝磊出来救场了。他微笑着走过来，从那两摞现金里馒条斯理地抽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递到曹楠手上，说道：“颐伯伯的心意你明白了就行了。他是想给得越多越好。但多到什么份儿上才是个头呢？多就是少，少也就是多。惟少才能多，惟多才知少=没有少，也就不会去多。没有多，也就不会去少。少者，多所倚。多者，少所趋。好了好了。多多又少少，少少又多多。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这‘多’和‘少’，就是这个世界所有人为之苦恼的向往的矛盾的挣扎的根本。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上来吧。回到这最少、也是最伟大的起点上。拿着吧，闺女，顾伯伯希望你能在这‘一’的基础上，演绎出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幸福未来的百、千、万来。”随后他把其余的一千九百元又放回到那个黑皮包里了。

事后，曹楠困惑地问李敏分：“您不是一直特别推崇陶里根的这位顾书记的吗？我怎么看都觉得他就是一个俗人。对不起，我甚至都觉得他有一点‘恶俗’。你瞧他那霸道劲儿，加上那件在肩膀头上晃唧晃唧的黑大衣，那两个一时也不离身的跟屁虫，还有让他那些跟屁虫替他往外掏钱时那股老子天下第一的蛮气，啥市委书记么，整个儿一个黑老大嘛。”李敏分笑道：“没错，在陶里根市委市政府机关里，上上下下都叫他‘老大’。”曹楠皱起眉头问：“这样好吗？”李敏分笑道：“这有什么嘛。‘老大’这个称呼本身并不具备什么褒贬­性­。渔民把渔船上掌舵的人称作为‘船老大’，是褒耶，贬耶？我们汉族人把家中长子也称作‘老大’，是褒耶，贬耶……”曹楠特别忌讳别人不把她当“汉人”，于是立即抢过话头说：“你们汉族人？别跟我说这个！”李敏分忙挥挥手笑道：“咱们汉人。咱们汉人。对不？”然后他又解释道：“顾立源从本质上看就是一条咱们北方的豪爽汉子，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一个特别耍得开，又特别收得拢的人。你现在看到的，无非只是他表面上的一些东西。一些很浅层次的东西。”“他深层次还能有啥？我真的很怀疑……”曹楠皱起她那好看的小尖鼻子，哼哼道。“那你可大错特错了。”难得激动的李敏分这时却激动了，立刻站起来大声叫道，“这是一个深浅难以捉摸、前程也让人无法估量的人。难以捉摸，无法估量。难以捉摸，无法估量啊。”他毫不吝啬地倾情重复了两遍。

后来，曹楠在不断接触顾立源的过程中，才真正体会到了李敏分当初所说的这“难以捉摸”和“无法估量”八个字的含义。这里有令她“生厌”的东西，也确有让她“难以捉摸，无法估量”的东西。那一回见面后不久，颐立源到省城来参加省委扩大会。前边说过，按这两年的惯例，只要顾立源一到省城。那些先行调到省城来工作的陶里根籍­干­部都会找个好地方，“聚一聚”，让他“高兴高兴”，“放松放松”，同时也让他们自己“高兴高兴”，“放松放松”。自从祝磊调任省财经学院副院长后，这样的聚会一般都由他牵头组织。参加聚会的常常还会有在省城做生意的一些陶里根籍的老板。当然，能有幸参加这样的聚会，一定是有相当实力的大老板。一来，这些陶里根籍的老板平时和这些陶里根籍的领导­干­部们的确也是处得相当不错的朋友、哥儿们；再者。有这些老板参加，聚会无论花销多大，也就有人埋单了。所以。潜意识中，大家也愿意有这样的老板参加。这些老板当然根本不在乎这一点花销。都争着埋单，争着做东。

那回曹楠也参加了：是祝磊把她带去的。这是曹楠第二次见顾立源。顾立源还是那样的咋咋呼呼。但可以看得出，他见到曹楠，非常高兴，主动过来拉曹楠的手。亲自安排她坐在他身旁的贵客位置上。说话的时候还老拉着她的手不放。有时­干­脆搂着她的肩，把脑袋贴过来。几乎要挨着她的脸颉了，仔细倾听她的低声细语。（曹楠是心慌，不自在，才不敢大声说话的。但这样一来，却闹得她越发心慌，越发的不自在。还有一点反感。）但很快，她得以稍稍地安心了：原因是。她发现，昕有在场的人都没把这当一回什么事。没人用异样的眼光去看着他俩。难道他们都认为这么接触是很正常的？可再问一问，这么接触。又有什么不正常的呢？这一群人，年龄大约都在四十至五十之间。均为阅尽当下人世沧桑的中年男子，还有什么场面是他们“读”不懂、或“读”不了的？他们都是顾一手提拔和扶携的，顾把他们视为心腹。他们视顾为知己。况且，曹楠后来发现，顾书记注视她的眼神里有一种让她非常意外、甚至让她多少还有一点感动的东西。那是一种很直率的探询，很平等的交流，他把那一帮人完全撇在了一旁。只是在低声地跟她探讨一个“心理学”问题：“心理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正常能力的发挥？“心理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会不会产生“心理问题”？为什么长久以来，心理问题在我们这儿总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们这种超稳定结构的社会体制，对人的心理病态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呢，还是相反，仅仅是在起着掩饰和推波助澜的作用？等等等等。开始，她还能回答一二，到后来，完全听他一个人在那儿絮絮地论述了。她也回答不上来了，他也不容她Сhā嘴了。听得出来，他对这个问题，是读了一点书的，也做了些思考的，但也仅此而已……

在他跟她谈论“心理学”问题的时候，别人也在三三两两地谈论着他们各自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平时也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像今天似的，凑到一块儿来的。一旦凑到一块儿了，总是会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的信息要交换，有很多的事情要相互“拜托”，也有某些以往的误会要澄清，甚至有一些“秘密协议”得赶在这样的机会里赶紧在口头上“草签”了。这时候，顾书记往往会突然停下跟曹楠之间的激|情论述，突然Сhā到其他人的谈论中去，针对他们正争得不可开交的某一件事，或狠狠地把其中的某一位批评一通，或为他们做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或发出一些严厉的警告，然后又回过头来接着和曹楠论述他的“心理学问题”。这的确让曹楠非常吃惊和佩服。他那么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始终在掌控着局面，即便在这么一个很具体的微观场面中，他也绝不“放之任之”。是责任感所使？还是­精­力特别旺盛所使？还是权力欲过于强烈所使？还是他太把这些同志当自己人了，所以他们的一切，他都想­干­预，都想帮助，都想指点，才做得如此无所顾忌？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任何场合下都这么无所顾忌的。这顿饭吃到一半时，又来了两位陶里根籍的女老板，是姐妹俩？还是妯娌俩？还是俩老同学？这就说她们不清了。反正她俩一来就嚷嚷，今天这顿饭，由她们埋单，然后请各位上春光剧场看二人转。位子都订好了，是三十元一位的贵宾席。据说在剧场里演出的是铁岭赵本山那圪瘩最好的二人转剧团。然后就闹着非要跟顾书记敬酒。“能喝一斤的喝八两，这样的­干­部欠培养。能喝八两的喝一斤，这样的­干­部党高兴。”“你喝仨，我喝仨，咱俩花好月圆一窝发。”“一窝发、一窝发……”其中一位女老板一边接茬往下说笑着，一边一歪身就要往颐立源褪上坐去。顾立源却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一侧身，躲过了那“一歪”。并用手扶了那位年轻的女老板一把，笑着连声说道：“喝多了，你喝多了。”那位女老板把眼一瞪，“哗”地往自己手上那个玻璃杯里倒了大半杯五粮液，足有三两多吧，一口就­干­掉了，然后小牙一咬。小眼一瞪，发着狠劲儿说道，“今儿个在顾书记跟前，谁……谁……谁也不许……不……不许说自己喝多了。谁说自己喝多了，就罚一瓶吹。”所谓的“一瓶吹”，就是一手拿着一瓶白酒，一手叉着腰，嘴对着瓶口，一仰头一气喝完一整瓶。那形状酷似“吹号”，所以“美”其名目“一瓶吹”。“好。喝酒就得这么­干­脆。”顾立源赞许道。让一直伺候在一旁的服务生给自己的玻璃杯里也倒了有大半杯的五粮液，并一口­干­了。还倒扣过杯子，向在场的各位亮了亮杯底。赢得一片掌声。但后来曹楠发现，不管这两位女老板如何地来跟顾“套近乎”，顾总是不温不火地跟她们保持着三分距离，总是习惯­性­地把手都背到自己的身后，后来其中的一位实在疯闹得太不像话了，两位男老板不得不把她架了出去。其中一位是介绍她俩来的。事后挺不好意思地向顾道歉。顾却十分宽容地挥挥手。什么批评的话都没说，还简单地问了问她俩企业的情况，知道她俩还在艰难起步之中，便请那位男老板转告她俩，有啥困难，可给他秘书打电话：还说，这两人将来一定能办成一点儿事，就是路子有点野。得攒着点劲儿、留点后路才行。

后来，曹楠跟祝磊也谈过自己对顾立源的印象。祝磊让她别在背后瞎议论领导，同时也说了一些李敏分说过的话，比如：你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不可以只凭这些很浅层次的东西去判定一个人，更不可以据此去判别一位领导同志。人是一种很复杂的生命现象，非此即彼不对，非黑即白也不对。当领导的也一样。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他们最大的难处是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自己。他们得遵从多方面的需要而不断改变+不断重新塑造他（她）自己。能够不断改变自己、不断重新塑造自己的，就是成功者。反之，就很难说了。所以，你们在场面上看到的，常常不是他们真正的自己。而他们真正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有时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也常常被许多人忽略，有时甚至被他们自己所忽略、遗忘，甚至“丢弃”。“您也是这样？”曹楠好奇地问道。“你说呢？”祝磊不置可否地反问道。“您也是当官的，而且官也不小。但我觉得您在人前人后，变化不大嘛。”曹楠想了想，说道。“是吗？”祝磊仍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漫不经心地反问道。后来，相识得更熟了，她才从祝磊和李敏分那儿得知，顾立源这些年的确有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市长后的两三年里，变化最大。他原先为人也豪爽，办事说话也­干­脆利落，脾气也有点急，而且聪明，点子多。人说他“眼睛一眨一个点子，一转身一个点子，一个坏笑一个点子”。但，很明显的区别是，那会儿极少看到他在公众场合发脾气。基本上不会逮谁训（骂）谁。而现在，这几乎已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这里当然也得说一说顾立源和祝磊的区别。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来，曹楠所关注的一件大事。祝磊每过上一段时间，总会打个电话把曹楠叫到家里，或别的什么聚会场所去，“聊上一聊”，问问工作、生活情况。顾立源却很少这么做。在这方面，顾要显得谨慎得多。在曹楠的记忆里，好像顾书记从来也没有单单为了要见她而主动打电话来叫她的。顾在陶里根任职时，曹楠还能见他多些——因为有那样的聚会。自从曹楠认识了顾以后，每一回这样的聚会，祝磊总会叫上曹楠。一见曹楠，顾总会显得特别高兴，拉着手，搂着肩膀，低声说上一些玄而又玄的话题。他喜欢称呼她“我们的小朋友”、“早熟的小朋友”、“眼睛会说话的小朋友”、“脸­色­苍白的小朋友”，有时还会称她“­阴­沉的小朋友”。但也就仅此而已。从来没有发生过为了要见曹楠而特地由他自己出面来约她的事情。但看得出，他是愿意见到她的。这一点，任何一个女孩，即便秉­性­不是那么灵捷敏感，第六感不是那么发达，也是能清楚地判读出来的。

有一回聚会结束前，祝磊先走了。那回。李敏分又没去。（李敏分不是陶里根籍人氏。但他喜欢帮着张罗这一类的事。他跟祝磊关系特别好。所以，这样的聚会也常常能有他的身影在场。）以往聚会结束，不是由李敏分开车送曹楠回家，就是由祝磊的车送。那天顾立源说，我送。其他人就不作声了。上车时，顾立源让曹楠到后边来坐在他身旁：曹楠犹豫了一下说道，我还是坐前边吧，可以给司机师傅指个路。“坐这边来。要你指啥路嘛？你说个路名就行了。保证错不了。坐过来坐过来。”他招招手，强求道。事实证明，顾立源的司机对省城大街小巷的熟悉绝对不亚于省委大院里的任何一个司机师傅。他的司机对省城的熟悉，不仅仅是因为要经常送他到省里来开会办事。另外，还有一些特殊关系特殊事情需要特办的时候，不宜或不必由他本人出面时，也是由他的秘书坐着他的车，有时­干­脆就由司机师傅一人带着要送的礼物东西和材料，独自前往省城把事办了。这样的事，在过年过节的前夕，特别多。那时候，顾立源手里还掌握着一份省委省政府机关部门处以上­干­部和中央各大媒体驻省记者站记者的生日日期明细表。每逢如此“佳日”，他都会委托司机，代表“陶里根人民和党政机关的同志们”，带去一片真诚的祝福和“微薄”的一点心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司机甚至比省委大院小车队的师傅还要熟悉这个城市。因为，那些师傅真还不一定知道省委省政府大楼上每一个处级­干­部和每一位中央驻省记者的家门是朝什么方向开的。

说实话，那天曹楠坐进暗暗的车后座。坐到顾立源的身旁，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忐忑的：这位在众人面前都毫无顾忌地喜欢拉着她的手说话的顾书记。在这个窄小私密、又完全由他掌控的空间里，进一步会做出什么“夸张”的举动。真的很难预测。曹楠有过类似被男同事和男领导的某种“夸张举动”­骚­扰的遭遇。他们在跟你说事时，装作漫不经心、特别随和的样子，说着笑着，那只“咸猪爪”就会伸到你腿上按两下，抓一把。或拍拍你的脑袋，有的甚至还会摸摸你的脸颊，捏捏你的鼻子：对于某些人，她会毫不留情地拨开他们那只“咸猪爪”；对于另一些人，她不会去“拨”，但会躲一下；有的，则会狠狠地瞪他们一眼；对个别“老油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既不知道尊重别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的家伙，在他凑过来又摸又拍时，她既不躲，也不拨，她会用她穿着硬底中跟皮鞋的脚突然朝对方的脚面上狠狠地跺上一脚。等对方疼得既不敢哇哇乱叫，又不得不哎哟哟直吸冷气时，她会不动声­色­地问：“还有啥要说的？我听着哩。”……但是对待这位顾书记，她的心情却挺有点复杂。他身上的确有让她感到“讨厌”的一面，但随着了解的深入，她知道他在陶里根也确实受到不少人的“敬重”和“崇拜”。三五年内，他的确让陶里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她知道自己是在很真实地接触一个在真真正正“创造着一个地区开拓史”和“改变着某个地区历史走向”的人。也就是说，最起码，今后人们在书写《陶里根当代史》的时候，只要抱着秉笔直书的态度，是不能回避这个人的。否则，这部《陶里根当代史》就会出现几页或十几页的空白。随着了解的深入，她也渐渐地感觉到了，这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些很“俗气”、很“浅薄”、很“外露”、让她很不喜欢的东西，有一些确系他天­性­中原有的，但多数是在后来一点点的变异膨胀中，不知不觉地吸附到（依附到？）他身上去的。就像一艘万吨巨轮长途跋涉后，原先光滑的船身和船底，总是会沾满坚硬而庞杂的贝壳类吸附生物。它们把你当成了自己繁殖和繁荣的最佳平台，全然不管你原定的航程有多么遥远和艰难曲折。再加上你又缺乏自卫的心理准备和自洁的外部机制，那么这艘航船越走越沉重、越走越吃力是肯定的了，有朝一日终将搁浅或倾覆，也是指日可待的……

在此同时，曹楠从这位顾立源身上还感受到了一种在别人身上少见的执著和顽强。你可以说他主观，武断。但他所说的所做的却总有几处是你所想不到的，或者是想到了又不敢付诸行动的，或者是付诸行动后又不能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的，或者坚持到成功后又无心去积小功为大功的……比起他周边的人，他总是显得那么的生动。咄咄逼人。似乎不可一世。却又处处脚踏实地。他在陶里根能拍着桌子骂哑了所有的市委常委，独自强行拍板决定一项数亿元的投资项目。事后证明，他那一回的“强横决定”是“英明正确”的；他又能亲自跑到老城区的后横街去，亲自摇着三角小红旗，吹着哨子，指挥两台功率强大的推土机把几个钉子户推平了。这就是顾立源。

他身上确有某种东西深深打动着曹楠。这“东西”，到底是个啥？很长时间，曹楠自己也说不清。但它肯定不是职位和级别那一类的玩意儿。在比较了祝磊的幽雅从容。李敏分的机智热情，以及其他各种曾让她注目过的那些大男人后。她确实感觉到，在这位顾立源先生身上，有一种为他们所都不具备、或不太具备的东西，一种她心目中的优秀男人应该必备，但相当多的优秀男人偏偏都没备，或备了又并不充分的东西=它是什么？应该是属于生命力那一类范畴里的东西=再具体的。她就说不清楚了。她只能感觉到它，就像一架正在浓雾中强行起飞的大力神运输机一样，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它的移动。而这种存在和移动的模糊感偏偏又是突破­性­的，偏偏是那么的强烈，无法抗拒……

所以，那天她第一次搭乘“顾书记”的专车回家，又得单独和“顾书记”同在后排就座，她是忐忑的。不安的。她怕真会闹出啥特别的不愉快来，那一向以来就让她感到错综复杂难以把握的“高大形象”崩溃于一旦，是她万万不愿它发生的事。但又不愿在这短暂的时刻中，啥事也不发生=如果这个“刨造过一个地区的开拓史”和“改变过某个地区历史走向”的人。一路上只是稀松平常地跟自己打几声哈哈，而后就无事人一样，把自己当一件东西那样送到家门口，应付差事似的敲敲车窗玻璃告个别。那也是自己万万不愿它发生的事。

那么，你究竟愿意他怎么对待你？

不知道。

上车的时候，她的确有点心慌：

今儿个慌啥呢？

车刚启动的那一阵子，这位年轻的书记大人似乎没去在意自己身旁还坐着一位客人，而且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客人。他完全放松下自己，脸上也卸去了刚才在众人面前必须要有的微笑，显得略有些疲乏，半闭着眼。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车里当然不会开灯。两人就这么在黑暗中默默地坐着。那一对刻，曹楠还真有些尴尬和不快。后来，突然听到书记大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能不能把你的手包放到座位上？人也放松一点。这里没人要抢你的这个包。”慌慌的一瞥之间，她看到，他说这话时，眼睛仍半闭着，人仍仰靠在柔软的车座靠背上，甚至连头都没有向她这边转过来一点。

经他这么一说，她才发觉，自己上车后。一直非常紧张地靠车门那边坐着，而且一直把小皮包紧紧地搂抱在怀里。她脸一红，赶紧把包“扔”下。这一“扔”，不料用力过大，包滚到了地上，滚到了顾书记的脚下。因为它紧挨着顾书记的脚，让她觉得不便立马弯腰去捡，正在无比尴尬和再三迟疑之际，顾书记却已经把包给她捡了起来，同时也没忽略了帮着抹去包上那点根本也不存在的灰尘。

“谢谢……”接过包时，她再一次涨红了脸。书记而后就询问了些有关她家常生活的问题，比如，“你住在那儿多久了？…‘那是谁的房子？”“那儿每月租金多少？”“有没有拆迁的可能？…’你家里有下岗的吗？”“每月除了那点死工资外，省文化系统还能给你们一点额外的补贴吗？”听曹楠回答这些问题时，眼睛虽然不再是半闭着的了，但还是不看着曹楠，只是偶尔地会回过头来深深地打量一下曹楠；只是在问到“最近社会上流传些啥新的顺口溜和政治笑话”时，他完全把身子转了过来，不仅聚­精­会神，而且饶有兴味地看着曹楠，等着她回答。谈下来，曹楠发现，她知道的顺口溜和政治笑话，远不如他多。而且他能用地道的东北、河南和四川“龟儿子”方言，抑扬顿挫地念那些顺口溜和讲述那些政治笑话，产生奇佳的现场效果，让她不仅笑出了眼泪，还笑疼了肚子，笑得直喘不上气。但他不笑，只是很平静很温和地说着，就像在说春风春雨日落日出一样。车快到码头街了，他不说话了，而且突然问了一句：“你有啥事要我办的吗？”或者说是习惯­性­地随口问了这么一句。他这么问，真的可以说是“习惯­性­”的。这些年，无数人找他，接近他，绕来绕去，说天道地，到最后无非就是“求”他办事。所以，他习惯了，只要来人，简单寒暄后，不等对方开口，就先主动问这么一句：“你有什么事要我办吗？”如果没有，再谈别的事。如果有，就赶紧谈“要办的事”。这样省去许多宝贵的时间。这对于他来说，已经像一般人见面问“吃了吗”一样，常规化了套路化了，并没有半点见外和居高临下的含意。但这句话在曹楠听来，却挺不舒服的。她觉得，对方把她放在了社会上那些女孩的位置上。好像她们来接近领导，都是“有求”于他。在这一瞬间，她觉得有一点别扭，甚至隐隐地觉得受到了某种“伤害”……

当然，当时她不可能做出别的反应，只是微微笑了笑，摇着头说：“没有啊。没有什么事要求您书记大人办啊。”

“真没事？”他还不信。

“没有啊。真没有。”她答道。这时的微笑已经使脸颊上的肌­肉­感到有一点僵硬了。但还得保持着。

车很快到了码头街，停在大杂院过街门洞前。也许没有想到曹楠这么样一个出­色­的女孩怎么会住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大杂院里，他透过车窗仔细看了看那灰暗肮赃的街面房子，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正待要下车的曹楠，迟疑了一下，又问了句：“你……真没事要我办？”言下之意，好像是：只能住在这样一种老房子里的女孩，会没事要我办？曹楠没再出声回答，只是默默地笑了笑，就下车去了。等她都快走进那个在路灯下看起来非常黝暗的过街门洞了，顾立源的那辆奥迪车还没启动。好像到这时候，顾还不信她真的住在这里，非得等着看个究竟似的。一直等到曹楠进了院子，踏上那架直通三楼去的摇摇晃晃的木楼梯后。奥迪车才不甘心似的开走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曹楠都没再去见这位“顾领导”。顾立源当然不会主动打电话来找曹楠。不久。顾调到了省里。又过了一段时间，祝也离开了省财经学院。调任省城的副市长。后来，她只是听说，升任副省长后的颐立源。尤其是后来当了代省长后，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办事虽然依然还是那样的雷厉风行，­干­脆利索，但显然要谨慎和稳重得多了……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她当然不会知道得那么清楚，也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清楚。祝磊当上副市长后。变化倒并不大，只是忙得厉害，但他还是很愿意抽一点空。找个清静的地方，跟这个“­干­女儿”待上一会儿。他跟曹稽相处时。从来不像顾立源似的，会不由自主

地做出一些“过于亲切”的举动。他总是不远不近地坐在小丫头的对面，饶有兴趣地听着她那好听的女中音的发声。（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他想跟曹楠待上一会儿，真的只是想听听她清脆的声音，看看她可爱的笑容，至于她到底在说些什么，笑些什么，对于他完全不重要。但他要比顾立源更懂得这样一种自视较高的女孩的心理。他不会去告诉她，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而根本不在乎你到底在说什么。）

有一回，曹楠去看祝磊，无意中撞见顾立源和祝磊在吵架，吵架后不太长时间，就发生了那起祝磊开枪杀人事件，给她心灵蒙上了极沉重的­阴­影……

当时，她已经感觉祝磊和顾立源之间似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关系已然不像从前那么融洽。这让她感到困惑。因为顾立源到省里工作以后，几乎跟所有的人关系都有很大的改善：人们过去都怕他，现在觉得，他人变得平和了，许多事情拿到他那儿，都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了。惟独以前跟他相处得最为体己的祝磊却跟他疏远了。当然，他俩之间的这种“疏远”并不是一般人能感觉得出来的。但曹楠却能明显地感觉到。有一回，她无意间跟祝磊谈起，最近常有人在议论“顾副省长”调到省里来以后所发生的变化，想听听他的看法。祝磊对此却显得相当的不耐烦。祝磊在曹楠面前，是很少表现出“不耐烦”的。因为祝磊的“不耐烦”，曹楠特别忐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再去看望他。她不是生气了，而是不想（不敢？）再去惹祝副市长不高兴。后来还是祝磊先给她打了电话，先是说，他夫人去澳洲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了；又说这些日子他重感冒了，带病坚持工作了两天。今天实在抗不住了，休息在家。问她，能不能去看望他一下。“病了？咋整的嘛！吃药了吗？我马上就过去。”她惊诧万分地放下电话，打了个出租，就过去了。出租车是不允许进他们那个家属院的。下了车，在传达室办完登记会客手续，急匆匆地往里走去。

院子很大。这里曾是一个很重要的航空研究机构所在地。中苏边境紧张时刻，研究所撤离，这里变成了某主力野战军总部的驻地。边境气氛缓和以后，大批野战部队撤走：研究所又没回迁，院子便空关了一阵。后来由市里接管。研究所时期在院里为中外专家建了些小楼。祝磊调任副市长后。当然要为他解决住房问题。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试探着问祝磊，愿意不愿意上“航空所”院里去住。那儿地方大，但就是远一点。房子也旧了一点。不少市领导宁可等着新房子，也不愿意上那儿去“将就”。没想到，祝磊挺痛快，去。­干­吗不去？再远，总不会有陶里根远吧？这样，他就带了个好头。以后，陆陆续续又有一些市级领导，包括一些退下来的副省级­干­部，住进了这个院落：其实这儿幽静=开阔。四处散布着一些百年大树。后山不远。空气清新：生活嘛，只要有省市一级的领导来住，自有人赶紧来张罗这方面的事，完全不用犯愁。机关事务管理处的同志原先还想着要为祝磊把小楼重新装修一下，被祝磊拒绝了，只是全部粉刷了一下。因为有些边边角角上还残留着什么“打倒苏修美帝走资派”之类的标语。太煞风景。

由于院子大，又是步行，那天曹楠还带了一罐事先炖好的野生菌汤，记忆中，好像走了挺长时间。待走到那幢小楼前，忽然发现，已经有人“抢”在她之前来看望祝磊了。那是一辆黑壳的大奥迪车，车牌号是熟悉的，司机也是认识的。是顾立源来了。

她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见到顾立源了。那时，圈子里的人都在传，顾立源很快要“扶正”，升任省长了：她好几次想打个电话去，表示一下祝贺，顺便跟他开个玩笑，说一些诸如“官越做越大了，怎么朋友越来越少啦”之类的话。但。每一回犹豫半天，拿起电话，还是又放下了。不想去麻烦一个快要升官的长者。但这会儿，骤然间看到那熟悉的车号和车身。她还是有些激动的；悄悄地跟司机打了个招呼，又做了个手势。询问副省长和副市长都在屋里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便加快步子向小楼走去。小楼的大门果然是虚开着的。在门厅里放下手中的东西。套上塑料做的鞋套，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门前，刚要伸手去敲门，就听到从门里传出一阵阵激烈的争吵声。一开始她以为屋里除了顾、祝，还会有另外一个（些）人在。因为在她的印象中，假如只有顾和祝两人，是绝对不可能吵架的。她多次见到过顾和祝同在一个场合时的情景。他俩总是相处得十分和谐。当然这种和谐是以顾为主导，祝做配合、协调。他俩主辅分明，相得益彰。即便在什么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也总是以祝的忍让和保持沉默，而维护了现场所必须的那种和谐和一致。

……但在门外稍稍“侦听”了一会儿，她惊愕地发现，客厅里并无他人，争吵的正是顾和祝两位。这下，她完全愣怔住了，甚至都不敢去敲门了。就这样在客厅门外，呆站了好大一会儿。更让她感到意外的是，虽然听不明白他俩到底在吵个啥，但是，两人中，嗓门扯得更大、语调更为激烈、滔滔不绝地说得更多的不是顾立源，而是平日在众人面前总是显得温良谦让低调的祝磊。这又是为什么？她整个儿都被弄糊涂了。她听到他俩不断地提到“陶里根”，提到“盛唐公司”，提到“饶上都”。她不时听到顾立源在用嘲讽和挖苦的口吻，重复着这样一句话：“这太可笑了……简直太笑了……”每一回重复，都会引来祝磊的一阵极其慷慨激昂的长篇反驳。由于祝磊反驳时语速超常地快，语气超常地激烈，说的那些事情又是她完全陌生的，所以，能让她捕捉到的语句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一些了：“陶里根”、“盛唐”和“饶上都”……还有就是祝磊不断地在使用“我们”和“他们”这个复数的指称代词：“我们”怎么怎么，“他们”又怎么怎么……其实，如果她要能静下心来细听一下的话，谈话内容大部分还是能够听个八九不离十的。毕竟只有一门之隔嘛。小楼里又比较安静。他俩的嗓门儿又那么大。但是，当时她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她平生头一回接触到这样的场面：一个省里的主要领导和一个市里的主要领导，面对面地跟两个撕破了脸面的中学生似的在那儿扯着嗓门­干­仗。完全匪夷所思……

她知道自己不该在门外这样“偷听”下去，但又不情愿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她知道自己既不该、也没法去过问他二人之间的任何矛盾和分歧。但冲天海啸再嚣张，也总有退潮的那一刻。作为他俩共同的“小朋友”，别的事做不了，适时地给他俩火辣辣的“伤口”上敷上一小块清凉的敷料，让跳疼的伤痛稍稍得以舒缓；再递上一小杯同样清凉的饮料，润润他们焦躁的喉咙，总是可以办得到的，也是应该办的吧？于是在稍稍地迟疑了一下之后，她提溜起那个汤罐和一网兜水果，踮起脚尖轻轻地上了楼梯。在楼梯的一个拐角平台处，悄悄坐了下来。二十多分钟后，客厅里的争吵声终于中止了，而且是突然之间停息的。兢像是晚间从空中俯瞰一个千万人的大城市，突然遭遇雷击，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似的，所有的亮点，瞬间从视界里消失了一样。这样静静地过了几分钟，客厅的门响了，顾立源独自走了出来，并立刻上车走了：祝磊连送都没出来送一下。而后，小楼里就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等曹楠走进客厅的时候。祝磊依旧一动不动地依靠在沙发里，脸­色­灰暗，眼睛木木地盯着落地窗外那几盆呵护得并不­精­心的铁树。整个人就像是水泥浇铸的一毁，只是给强行套上了一身活人穿的衣装而已。就这样足足呆了有十来分钟，对于在一旁肃然呆立着的曹楠，则完全不给一点“惠颐”=完全视而不见。一开始，曹楠还以为祝磊没觉察到她进屋来了哩：又过了一会儿，当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时，他突然打了个战。沙发里跳起，对曹楠说：“咱们晚上吃什么？我是一点都不饿。但你总得吃点啥啊……”

那天，她在那儿待到很晚：她总希望祝磊能主动跟她说说，刚才为什么要跟颐立源吵嘴­干­仗。他不说，她不便问。但祝磊始终就像啥事都没发生似的，把他夫人从澳洲寄回的照片，一一展示给曹楠看。也许是病后虚弱的缘故。也许是刚才那一阵的余波还在暗中搅扰他的心境，曹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拿照片的手在微微地颤抖着，神情中多少带着些心不在焉的成分。曹楠知道他这时极需要独自一人待一会儿。要沉下心来想一想自己跟“副省长”发生的这场尖锐冲突，但又碍于曹捕是自己叫来的，不便马上将她打发了。他这是在痛苦地“敷衍”着自己哩。她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她替他盛出一碗汤。把剩余的那些都放进冰箱里，然后大略地为他收拾了一下屋子，便告辞了。

祝磊果然没表示一点挽留的意思。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祝磊。中间差不多隔了有半年时间吧。那时，顾立源已经担任了“代省长”。然后就发生了祝磊开枪杀人的事情……

事情发生后，曹楠震惊万分。好几天都转不过弯来。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一场噩梦。一种直觉在告诉她，祝这一回的犯事，应该跟那天他和顾在小楼里­干­的那一“仗”，存在着某种蹊跷的联系。为此，她曾去找过一回顾立源。

那天，她先给顾立源打了个电话，使用的还是顾当副省长那会儿留给她的一个手机号码。她一直没怎么用过它，甚至可以说，一次都没用过它。那天，手机里传出顾立源的声音时，曹楠紧张激动得都有一点战栗了。更没有想到的是，顾代省长居然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就答应了她“见一面”的请求。

他俩是在代省长办公室见的面。

那天，他俩其实也没说多少话。不仅是因为曹楠有一点拘谨，也不仅是因为顾立源有些疲惫和沉重，更主要的大概还因为顾立源在当了代省长以后，发生了为众人称道的那种种变化：谨慎了，稳重了，但也没有了在基层工作时的生动和随意。不再生动，不再随意，这对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来说，是必要的，是有“修养”的表现。但要把他当“人”来交往，可能就会觉得缺失了一种十分重要的东西。也许正因为这一点，那天，曹楠觉得他显得有些生分。他已经忘了自己当初怎么会把这么“机密”的一个手机号给了眼前这个“小丫头”的。

“找我，有啥事吗？”他疲惫地笑笑，并温婉地问道。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您？省长同志……”曹楠不无有点紧张，但她还是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打趣道。

“可以。当然可以。”顾立源笑了笑，应道。然后，保持着那个必须的笑容，不再说什么了。似乎还是在等着曹楠说出到底是为了啥事，才来找他的。

“您大概都把我忘了吧？”曹楠略有些难堪地问道。

“曹楠。没说错吧？”顾立源不动声­色­地点出她的姓名。顾立源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只要他想记住的事情，他能记得很快很多，也记得很牢。

“我曾经还有个身份。您记得吗”曹楠这时渐渐放松了下来。但她知道，此处不是让你闲嗑牙花胡扯支的地方，时机也不对，得赶紧切人正题。

“请说。”顾立源果然已经显得有一点不耐烦了，随手去办公桌上翻了一下待批阅的文件，脸上却还竭力保持着那点微笑。如果不是因为站在面前的是个年轻女孩、而且还是个气质较为清纯的女孩，他很可能已经很­干­脆地要请她走人了。他哪有这样的时间来陪一个无所事事的年轻孩子闲扯？！

“我还是祝副市长、祝磊的­干­女儿。”曹楠很快说道。

“……”一听曹楠提到“祝磊”二字。颐立源脸上的那笑纹立刻颤动了一下，并僵持住了。同时在他瘦惫的眼神中，立刻又添加了一丝警觉。当然，不管是那“颤动”。还是“僵持”，或是“警觉”，都只在顾立源的神情中持续了极短的一个瞬间。而后，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您过去跟我说过。今后我要遇到汁么想不开的事，解决不了的生活难题。可以随时来找您：”曹楠缓缓地提醒道。

“是吗？”顾立源再一次不明所以地笑了笑，眼睛中也再一次闪出了一丝警觉的光泽。

“关于祝副市长他出的那档子事……”曹楠刚低声地说了这么半句话，顾立源立即坐直了身子。毫不迟瑟地打断了她的话头，整个人的神情也变得相当严肃起来。他这么告诫道：“这档子事司法部门已经介入。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再Сhā手过问了。只能静候结论。”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祝副市长到底出了什么事？您比我们谁都更了解他。他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去开枪杀人？怎么可能……”曹楠不甘心地问道。

“我说过了，司法部门已经介入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应该再Сhā手过问。”他再一次打断曹楠的话。然后就听见他问，“还有事吗？”这明显在表示，“你可以走了”。

她站了起来。

告辞。

往外走。一步……两步……三步……她忽然感到自己快要被一种巨大的、从来也没经受过的失望击垮了。是的，他说得全对：司法介入，静候结论，任何人都不得再随便Сhā手，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对。但是……但是……对于这一切，他怎么能说得那么冷静（冷峻、冷酷）呢？好像在说一块跟他毫无关系的烂木头似的。谁都知道祝磊曾是他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同事，最忠实的部下和最起作用的左臂右膀。你可以不跟我透露祝磊犯事的内情，但一起来感叹惋惜一下都不行吗？当了“代省长”，就必须如此迅速地“划清界线”？如此的“原则”和“坚定”？快走到门口时，她都感到有点窒息，喘不上气来，头脑因为一时间的缺氧和缺血，也有一点晕眩起来。地板开始有一点晃动了。她本能地伸出手去扶了一下门框，又本能地回过头去看了一眼。为什么要回过头去？回过头去又想­干­什么？不知道……完全是本能在驱动，习惯在使然。但随后在这回头一瞥之间，所看到的，却让她大为吃惊，还让她实实地为之心颤了好长一段时间。她看到顾立源呆呆地站在办公桌的一头，眼睛直直地望着她的背影，脸­色­灰暗，神情惨淡，眼光虽然仍在闪烁，但闪烁的却是一种让曹楠无法忘却的愧疚和为难……当他发现曹楠突然回过头来看他了，便立即掉转视线，低下头去，同时又迅即拧转身去，拿背去对着曹楠了……

原来他是在克制着自己的一份情感。他是不得不如此的——这是她当时那一刹那问得出的惟一结论……

是的，他有他的难处。的确不能要求他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在个人情感的表达方式和程度上“恣所欲为”——这是她在走出省政府大楼时，再一次回过头来寻找顾立源办公室的窗口时产生的又一个想法，并以此想法来安抚自己突然剧烈疼痛起来的心灵……

但他为什么会表示出一种“愧疚”？为什么在那一瞬间，脸­色­竟然会如此的“灰暗”？是因为办公室里光线不足，还是这一阶段刚调任代省长，工作过于繁重？

不知道……

走出省政府大楼，她几乎没有做任何辱留，穿越了它那挺有现代建筑意味的中心广场。快速向大门口走去：从下楼的那一刻起，她就下定了决心，不再上这儿来了。起码不会仅仅为了看望这位姓顾的领导，再进入这个广场，进入这幢大楼。她曾经很偶然地进入了他们的圈子，甚至十分接近过他们。但仔细想起来，这也就像我们这个渺小的星球曾比较接近过某一颗拖着美丽的长尾巴的彗星。所谓的“接近”只是相对而言，它毕竞还是会呼啸着远离我们而去。同样的，“代省长”、“副市长”毕竟离一个“年轻的图书馆管理员”太远太远。就像我们无论再怎么接近那颗美丽的彗星，宇宙生存发展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之间仍然要保持相当的距离。若即若离，是宇宙万物相处的基本规律。又何况远没有摆脱“自私”和“弱­肉­强食”的噩梦纠缠的人类呢？！走出省政府大院那巍峨的大铁门时，她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为自己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而感到无比轻松。要不是后来发生了另一件事，曹楠也就这样慢慢地从顾、祝这两人沉重的“­阴­霾”之下超脱出去。就像高纬度地区的人常说的那样：该­干­吗­干­吗去了。

……事情就发生在祝磊一审被判处死刑以后。有一天，曹楠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有点低沉。他说他想跟曹楠见一面。商量一点儿事。曹楠问他是谁，他迟疑了一下说，我是你一个熟人的朋友。曹楠马上问，哪个熟人？他又迟疑了一下回答道，能见面再说吗？曹楠又问，我认识您吗？对方回答得很老实，不认识。曹楠立即说，我既然不认识您，您又不肯告诉我那熟人是谁。我怎么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跟您见面？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事情挺重要。非常希望你抽点时间来见我一下。我不是不愿意告诉你那位熟人是谁。我担心，现在就说了，你有可能就不愿意出来见我了。但我必须见你一面。这样吧，如果可以的话，你这会儿到你们图书馆传达室来一下，我当面告诉你是谁委托我来找你的。在你们单位传达室里，你总不用担心会出什么意外吧？曹楠考虑了一下，又问了一句，你能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当听到对方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说，我是个律师。曹楠的心腾地停跳了一下。她立即猜到了可能是谁委托这人来找自己的了，慌忙收拾了一下办公桌，赶紧向传达室跑去。

来人果然是祝磊的律师。他当然知道传达室里安有监控的摄像镜头。他背对着摄像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祝磊”两个字，交给曹楠，等她看清楚了，又马上把纸条收了回去。“他让你来找我­干­啥？”曹楠强抑住心脏的狂跳，小声地问。“能另找个时间认真谈一谈吗？”律师的声音虽然也压得很低，内心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但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散淡的神情，仿佛只是在跟曹楠议论窗外的天气似的。曹楠一点都没犹豫，当即应承了下来。那天下班后，她就直接去了律师约定的一个茶室。在茶室里，律师向她转告了祝磊那个关于把他在监所写的材料安全转移出去的请求……

曹楠当然知道这么­干­是要冒风险的，这个风险就是犯法。但她又安慰自己，自己这么­干­是为了“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她相信，祝磊在这时刻想说的话，一定是真话，一定有助于把某个真相大白于天下。她就像众人一样，都直觉到这档子事里一定隐藏着什么幽灵似的“谜”，扑朔迷离，若隐若现，甚至稍纵即逝。如果能借助“阿拉丁神灯”的威力，将真相露布，这一点“风险”当然是值得冒的，这一点“过错”终究也是会被原谅的。一度，她甚至为自己能有幸被选中来参与这样的冒险，而隐隐地激动不已，兴奋不已，当然也忐忑不已。由于这一段时间来，她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所以，后来一旦遭遇那一连串突发事件，一连串重大挫折，她本来就不能算十分坚强的­精­神防线就“顺理成章”地垮塌了……

给她第一个重大打击的是劳叔。很长一段时间，她并不知道劳叔突然辞职去陶里根到底是为了什么。但她相信，他一定是接受了什么“秘密任务”。能不惜代价地去­干­一件自己特别想­干­的事，而且是在快到六十岁的时候，她觉得劳叔“特伟大”。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能够埋头去死磕一件事的，真不太多。中国男子足球就最能说明这一点了。这一帮被丰厚的薪酬供奉着的年轻男子，假如上半场赢了，肯定就开始洋洋得意。开始忽悠，然后就一次又一次遭遇“黑­色­三分钟”，以败北告终：假如上半场就输了，你很少能看到绝地反击的悲壮场面。中国男子足球，不是输在技术和体力上，而是输在没有真正的男子­精­神上。输在像容志行、高丰文、郝海东、范志毅、李铁那样的真男儿太少了=这也是曹楠在生活中总是想去接触一些“大男人”的原因吧。为此，她钦佩劳叔。所以，一旦听到劳叔突然也泄气似的说出这一切都“没用”的话，确实让她很伤心。这些年来，她周边无数的人都放弃了，或本来就鄙视“理想主义”。

她在同事和亲朋好友们中间，素常也是以嘲弄和挖苦“理想主义者”为乐的，也常常跟池们一趁表现出对此不屑一顾的洒脱，但在潜意识中，在本能的层面上，她又常常把自己的目光投注和停留在那些能执著从事的异­性­身上。“执著从事”者，也就是上边说到的“埋头死磕”者：他们不一定就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不一定裁能执著从事，去死磕一件事。但是这样的人却常常让她的一颗女孩心怦然而动。大概这也是女孩们通常所理解和要求的“男子汉气概”之一吧。但今天劳叔居然也说“所有的这一切努力。都没用”。“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什么”，居然改写了祝磊“最后的话”。他在­精­神上“投降”了。这让她已然觉得伤心之至。最后他还是被“谋害”了。如果说，杀一个执著从事的对抗者，还算一个“壮举”。那么连一个已经明确表示要“投降”的人都不放过，那算个啥？那段时同，劳叔经常从陶里根打电话来告诫她，方方面面要多加小心。她说，您已经把祝副市长的那份材料改得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了。还怕啥呢？劳叔说，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你还是多加小心为好=结果。老谋深算的他，却先倒下了……然后是李敏分的恍惚……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然后是齐神父的“背叛”……然后是省公安对自己的反复“审讯”……是的，现在还没逮捕自己。但是从他们嘴里不是已经多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要逮捕她。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补办个手续就行……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让自己实在无法理解的事情呢？为什么在学校里，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告诉我们那么多的光明，并总是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我们这一生肯定能在光明中前行；把我们推出学校后，却让我们自己单独去面对现实中的疑惑和不解？为什么不在学校里电视上报纸上做出同样的努力去告诉年轻人，我们的现实存在着疑惑和不解，同时又能经常和他们讨论怎么去对待现实中的这些疑惑和不解？听说，省电视台还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为了让更多的人思想保持一致，情绪保持稳定，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反腐败的电视剧和涉及社会黑暗面的涉案警匪片。真是不可思议，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自欺欺人？还表现得如此“弱不禁风”？还使用行政手段­干­预文艺创作？！！

当齐神父跟邵长水谈完话回来，立即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把那份材料交出去以后，她一下呆住了。当时的感觉只有一个：“最后的审判日”到了。但那时，她还没想到要离开这世界，只是不知道该跟谁去说说心里的恐慌和郁闷。劳叔不在了。祝磊也已经抱憾地离世了。顾，她是绝对不会再去找的了。还有谁？父亲？老师？图书馆的领导？他们就更不是谈这种层次问题的人。她想到了李敏分，想起了很多回小雨梨花下，傍晚幽窗前……虽然他不是个十分有主见的男人。实事求是地说，他为人并没有坏心，就像这世界上无数没有坏心也没有特别大的决心去做大好事的男人一样。“制造”他们，让他们最后定型的，只是环境、机遇。他们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仔细想想，他从没有伤害过她。也许能跟他谈谈？她拨通了白杨深处的电话。这是她在给齐神父打电话前，拨出的最后一个电话。李敏分在家，在修理一把多年前从古旧市场淘买来的一把硬木藤椅。好些年已经决心洗手不玩古董的他，近来因为家藏一匹唐三彩马被一个行家鉴定为晚唐时的“真品”，而再度激发了他收藏和把玩的热情。这时谁要上家里来看到他，一定会认为看到的只是一个修旧货的老工匠——戴着老花镜和深蓝­色­的袖套，穿着皮围裙，脚边放着斧凿锯刨一整套工具，手指头和指甲缝里都沾满了腥臭的骡皮胶。李敏分一边接电话，还一边歪过头去悉心地打量着那把只修了一半的椅子。最近也有人拿着一张早已发黄的照片来告诉他，这把椅子很可能是从当年关东军侵华总部流失出来的“珍品”。

应该说，李敏分的这个电话最后促使曹楠下决心去拿起了刀片。曹楠向他诉说了自己的那样一种心情。说自己原想能从“你们这些长者和前辈们身上找到自己人生起步的­精­神依托，想得到一点‘借力’，但是……”曹楠刚说到这儿，李敏分抱歉地、但又略带一点讥讽地对她说道：“小楠，能容我技一个别的时间来再跟你探讨这些人生哲理，行不？我这儿手头有个急活儿……”‘难道说修理您的那些老古董，比跟我探讨这些人生哲理还重要？“曹楠说道。她听出他在”人生哲理“这四个字上所附加的讥讽意味来了。”你……你怎么知道我在修理老古董？“李敏分换了一只手拿电话，并把整个身子都转了过来，去面对电话机，大声说道。”你们这些小年轻啊，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世界上除了你们的事，好像就再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了：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样下去，你一定吃大亏。“”……“曹楠不作声了，李敏分也不作声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问：”你还在听着吗？“曹楠答道：”我听着。“李敏分说道：”你说你希望这些长者和前辈还要怎么对待你？你怎么老是那么天真？你们要’依据‘，你们要’借力‘，这愿望不错：但你把他们当作谁了？幼儿园里的阿姨？中学校里的教师？还是大学校园里的政治辅导员？他们喜欢你，是因为他们在处理种种繁复沉重的人事纠葛和经济事务之余，需要一个短暂的清静的歇息。

他们需要你这种清纯和单一来消解中和稀释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繁杂和沉重’，你的‘清纯和单一’恰好是这样一种最美妙的‘消解’、‘稀释’的中和剂。你难道从来也没想过。那么多女孩都想接近这些同志，都想进入他们的圈子。为什么偏偏让你进入了。让你接近了？这些话，我本不应该跟你挑明了的。我也不想替他们来说些啥。但我发觉小丫头你近来好像有点不大对头。说话傲事，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有时说出话来，还挺刻薄的。这就不好了嘛。你要失去了原先的那点‘清纯和单一’，这些长辈还会喜欢你吗？还能放心地来让你接近他们吗？谁愿意身边搁一个尖酸刻薄的刁蛮婆子？即便再年轻，再漂亮，也不行啊。嗯？你在听我说吗？“”……“曹楠没回答。”小楠，我问你呐。“李敏分又问了一遍。”……“曹楠还是没回答。等李敏分再问时，那边”咔嗒“一声，却把电话挂了。李敏分还以为”小丫头“犯倔劲了，无奈地苦笑了笑，挂了电话，又去修理他那把”珍品椅子“去了。

应该说，李敏分的这一番话有一点说过头了。这个阅历不浅的大男人可能也是带着情绪在跟“小丫头”说话，想借此刺激和教训一下这个“小丫头”，压压她的“傲气”。如果要放在往常，曹楠也许还能掂出对方话里哪些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哪些是蓄意夸张和歪曲的。但这时她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一阵最细微的风也能让她跌落下去。而李敏分的这一番话恰恰就起到了这阵风的作用。虽然他的原意绝对没有想把她怎么样。如果当时他不急于修理那把椅子，兴许还不会说那么多刻薄的过头话。就像曹楠对他的评估那样，李敏分本不是个不容人的人。

他们只希望我清纯和单一。只把我的“清纯单一”当作一个在繁忙和沉重中能帮助他们稍稍消解和中和那些繁忙、沉重的点缀物。就像某些当官的，在宴席上，常常喜欢叫一些歌星影星或艺校的女学员来陪着吃饭喝酒一样，我就是那饭桌上助兴的“星”？没有人真正想帮助我，真正能帮助我。我倒是也想清纯单一下去。但据此，能清纯和单一得了吗？笑话……

然后她终于下决心给齐神父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放下电话后，她想了很多方法，怎么死才不丢人不痛苦。她原是想小试一下的。于是拿起了刀片。没想这是一把老头牌的双面刮胡刀片。是谁留在这儿的，她已经想不起来了。总之是男人的用品吧。冰冰凉，麻酥酥。就那么一下，几乎没怎么用力，洁白细­嫩­的皮肤就张裂开了。这时她才看到，也才知道，年轻人的血一旦不受皮肤和血管壁的阻碍而往外喷流时，是同样可以做到很汹涌，很澎湃，很不可阻挡的……

二十五 一连串问题奔涌般地聚集到心头

随后的两天里，邵长水一步都没外出，把自己死死地关在龙湾路八十八号里，强迫自己静下心，认真回顾和总结了一下这个阶段的工作。

有成效吗？他问自己。

当然不能说没成效。但成效很大吗？好像又不能这么说——仍然没拿到确凿的证据可以为劳爷的死进行定­性­，仍然没整明白劳爷在陶里根的“秘密调查”中到底搞到了什么“情报”。真正可以落实下来的只有这一点：在陶里根生活的后期，他的确非常痛苦，也搞清了造成他这痛苦的原因。但是，这对破案又有多大的意义，能起多么关键的作用呢？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看大不出来。终于知道劳爷由于颓丧而改写了祝磊的材料，这应算做是一个重大收获。但他和赵五六都不相信劳爷因此会把原件销毁了。如果没销毁，那么原件现在在哪儿？他确信。劳爷的死跟这个“原件”有直接的关系。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杀害劳爷的人获知了祝磊的原件落到了劳爷手中，在向劳爷百般索要原件而不得的情况下，恼羞成怒，便杀害了劳爷……邵长水还觉得，曹楠这小丫头“至死”仍向他们隐瞒着什么。直觉告诉他。曹楠应该是知道原件的下落的。即便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后来也一定是有所知晓；即便知晓得不是一那么详尽确切，她也应该知道一个大概的去向……

事到如今，邵长水觉得必须加大力度，尽快侦破“车祸”和“爆炸杀人”等案子了，同时要组织力量寻找那个“原件”。他觉得现在已经不能再回避这么一个根本问题：劳爷到底掌握了顾立源、饶上都的什么问题，才使得某些人惶恐不安，而非杀他不可？不了解事件的这个大背景，就没法真正探摸到这个案子深处隐藏的东西。必须明白，这起案子绝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刑事案。甚至可以说，查清劳爷死亡之谜，只是开启了通往这迷宫中心的无数扇神秘大门中的一扇而已。只是一出大戏中一个“序幕”而已。

同时，邵长水还发觉，这段时间以来，自己本身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不怎么惦记那个曾把自己困扰得要死要活的“定岗定职”问题了。因此，整个人就轻松多了。是因为惦记也没用，所以才不惦记了？还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中太投入，陷得太深，因而从心理上已经把自己完全当作省厅一员的缘故？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其实原因可以不必深究，可喜的是心态终于平和从容了。

古人说，得失自在须臾间，人生难得一从容。

……下午三点多钟，邵长水正在考虑怎么把自己对下一步工作的设想写成一个书面的东西给总队领导报上去，接到了总队秘书打来的电话，让他“放下手里一切事情，立马赶到总队部去‘报到’。”

“啥叫放下‘一切’事情？为什么要用‘报到’这个说法？”经历过多次重大人事调动、在这方面一向不迟钝的邵长水，放下电话，心里猛地一震，当即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又要有变动了。他没追问，也没露声­色­，很平静地对组里的其他同志告诉了一声：“总队让我马上去一下。晚饭我就不回来吃了。”走以前，他又去五号楼看了看曹楠。她一边在那儿养伤，一边在按邵长水的要求，把那天口头“交代”的事情写成书面的材料。

赶到总队部，赵总队不在。去厅长那儿开紧急会议去了。厅长那儿的“紧急会议”，可就太没谱了。有时三五分钟、一二十分钟，下达一道命令布置一个紧急任务就会结束；有时也会连续开上三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为了贯彻和部署省政法委或公安部的重大工作安排，为了研究和处理一起突发的重大事故或案子，通宵开会，天亮后立即分头驱车下基层第一线去落实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等那个年轻的秘书给邵长水沏完茶，他在赵总队办公室外间的沙发上已经安心坐下。准备打持久战了。好在，等候也是休息。老刑警都会这样“科学地”合理利用时间。所幸，这一回，厅长那儿的会议没开得太长。个把小时后。赵总队就回来了。行­色­

匆匆。招呼邵长水跟他一起进了里间，立即把门关上，一边从身后一个纸板箱里拿起一把香蕉扔给邵长水。一边自己也剥了根，三口两口地把它全填进嘴里后，感慨地对邵长水说道：“谁他妈的发明这理论，说吃水果可以帮助戒烟。我看这结局肯定是跟说钓鱼的那个相声里说的那样，糖饼也吃了，鱼还是没钓着。”

这些日子他正为戒烟，“痛苦”万分着哩。

邵长水不爱吃香蕉。再说他心里悬着那“报到”的事，就更没那份心思陪着总队长去吃那不酸不甜又粘不唧唧的玩意儿。

“快吃。快吃。”赵五六又替自己剥了一根，嘴里鼓鼓囊囊地一边嚼着，一边笑着催促道，“一会儿那些蝗虫们来了，可就没你的份儿了。”赵五六所说的“蝗虫”，是指总队里的那些侦查员。以前说过，他们爱上这儿来“抄家”、“抠底儿”、“打牙祭”。

总队长连吃了三四根香蕉。打了个饱嗝。去里屋他独用的小卫生问洗了洗手，又擦了把睑，这才消消停停地坐下，啜了口茶，告诉邵长水，西南某省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团伙袭警抢枪抢劫杀人案。事发后，案犯携枪逃窜。公安部已向全国发出通缉令，同时调集力量，支援某省，限期破案。“刚才向厅里几位领导汇报了一下，决定调你去参战。厅党组同时还决定，马上给你解决定岗定职的问题，正式任命你为咱总队大要案支队的支队长。我说你得请客啊。双喜临门。”赵五六高兴地嚷嚷道。说实话。参加公安部组织的全国会战，对任何一个刑警来说，都是一次极难得的机会。而且绝对不是每一个刑警都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的。通过这样的参与，既可以“积累经验，增长见识”，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可以“扩大交往，建立上层联系”，可以让公安部的同志和领导知道在数以百万计的公安队伍中。还有你这么个人存在。而这一点对自己今后的发展绝对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得此机会，容易吗？！

按说此时此刻，邵长水应该非常高兴，应该非常激动才对。即便根据需要，能极其老练地控制住自己内心的这份激动和兴奋，也应该立即做如下表态，一，感谢领导信任；二，决不辜负期望，努力参战，一定给省厅和省厅领导增光添彩；三，还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事项，请具体指示……同时又解决了定岗定职的问题，如愿以偿地把自己安排到大要案支队的支队长位置上了。这双喜，对谁都真不能说是小喜，而是大喜啊。所以，总队长才会嚷嚷着让他“请客”哩。邵长水也是高兴的。总算把岗位定了。拿慧芬的话来说，最起码这一家人后半生的去向也有个着落了。想到这里，邵长水心里免不了温热地涌动了一下。但也就仅此而已。他没怎么激动

起来，而且随即还表现出相当的一种犹豫，踌躇，举棋不定。这让赵五六非常不理解，甚至都有一点不高兴。

“咋回子事？家里有啥困难，离不开？不至于吧？”赵五六皱起眉头问。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手下这些侦查员和­干­部在接受任务时的犹豫和迟疑。

“不是。不是。”邵长水忙否认。

“那咋的啦？是嫌这个支队长的级别太低？”赵五六又追问，并挖苦道，“不会是看上了我这把总队长的交椅了？”

“您说啥呢？”邵长水红起脸，忙说道。

“那你咋的了？”

“劳……劳爷这案子咋弄？”邵长水吞吞吐吐地问道。

“撂下。”赵五六以他向来的果断口气说道。

“撂下？九十九拜都拜了，只剩下这最后一哆嗦，咋能撂下？”邵长水忙说道。

“让你撂下，不是说别人也都不去做了。”赵总队断然说道。

“那是，那是。”邵长水又略略红了红脸，忙找补了一句道。然后就沉默了。还能说什么呢？地球本来离了谁都会继续转动下去。

但是……

但是什么呢？

“马上去组织部把正式调动手续办了。”赵五六又吩咐了一声。

“是。”邵长水忙应道。

“请客！”

“当然。那当然。”

“别忘了去厅领导那儿好好谢谢。几位厅党组成员那儿得全拜到了。千万别落了谁！”

“那当然。那当然。”

但是在走出总队长办公室门的时候，邵长水他还是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迟滞和沉重，并且带有一种明显的教疚感。

对谁歉疚？

对劳爷。

是的，他忽然感到自己挺对不起劳东林这位老同志，对不起这位个­性­“格涩”而又总充满着生活激|情的刑偾老前辈的。自己没能在走以前，把笼罩在他死亡之谜上空的那层厚厚的­阴­霾给廓清了，替他把个中的“冤情”给伸张了。他的确觉得自己有点“不够意思”，离去的脚步也必然有些过分的沉重=他绝对不是不相信留下的同志破不了这个案。有赵总队率领着，有刑侦总队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他深信，用不着等他从西南某省参战回来，他们就会把这案破了。问题是，这件事应该在自己手里给了结的，但却没能了结。以前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大案。忙乎了许多时间，结果不了了之。这很正常。没有一个刑警队长敢拍着胸脯说，他能百分之

一百地把案都破了，就像没有一个大夫敢吹牛。他能包治每一个病人一样。但是每一个有职业良知的大夫都应该在治不好的病人面前感到一种歉疚，而一个真正优秀的刑警也都一定会在那些没能及时侦破的案子面前产生不可抑制的焦虑才是……

实际上，那天他根本没有时间“请客”。甚至都没有时间逐个地上厅领导跟前去表示“感谢”。他只是去看了一下袁厅长。袁厅长还不在。连他的秘书也不在。站在厅长办公室门前，他犹豫了一小会儿就走了；然后就跟赵总队一起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召集复核组全体成员，由赵总队宣布了邵长水离去的消息和对新组长的任命。然后邵长水就去收拾自己的东西；然后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去最后看望一下曹楠？犹豫的结果，他最后还是没去。他认为，既然总队长已经宣布了新任组长，下一步怎么做曹楠的工作，怎么处置她和那个齐神父，新组长会有他的安排。这时再去看望“当事人”，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说任何话，都会有“­干­预”后任工作之嫌。也许新任的组长并不会跟他计较这些，但自己还是应多加些注意为好……至于小丫头养伤和生活方面的事，似乎更用不着他来­操­这个心了……

但他还是借口到五号楼去转了一下，大声地在曹楠的房间门外，对那个负责监护曹楠的女工作人员说了些告别的话。他希望曹楠听到后，能主动走出房间来跟他告别。但不知道为什么，曹楠房间里并无响动。他又不好意思向那个女工作人员打听，曹楠这时是否还在她房间里。于是在门外的走廊里，不尴不尬地稍稍等了那么一小会儿，见她的房问里仍没有一点动静，就只得悻悻地走了。

邵长水当晚回家去住了。第二天一早，总队派车把他直接拉到机场。他这个新任命的大要案支队的支队长，都没来得及跟自己支队里的全体同志见个面，就急急地、却又带着极大的遗憾和留恋，赶往北京报到去了。

西南那边的事情办得还挺顺利。二十多天后，线索就出现了。然后他奉命带着一支由三个县的公安­干­警和武警组织起来的队伍，挺进大山的一个山沟沟里，追捕五名持枪逃犯中的一名逃犯。在这陡峭而又丛林密布的大山沟里，地毯式搜索了四五天后，有一天，步话机中突然传来赵五六的声音。进山的这段日子，手机信号全部断绝。上下之间的通讯联络，行动指挥，全靠这种老式的步话机。而这种老式的步话机，功率和功能自然都是相当有限的。他没法想象赵总队的声音怎么会出现在这步话机的频道上。当时给他的惊喜，不啻于久困于大海上的水手突然问发现了灯塔微弱的亮光和海岸线绵长的黑影一样。他嘶哑着嗓门，欣喜地喊叫道：“赵总队，是您吗？我­操­！您咋上这儿来了？您现在在哪儿呢？”

“报告邵副总，我离你不远哩。可惜没时问来向你汇报工作了。你怎么样？听说­干­得不错。”赵总队开着玩笑，询问道。但他称邵长水为“邵副总（指挥）”，却不是开玩笑=由于邵长水在这起恶­性­大案的前期侦破中出­色­的工作，当指挥部决定收网，抓捕这几名罪大恶极的袭警杀人犯时，他就被任命为追捕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并具体负责指挥其中一个方面的行动。

“哎呀，赵总队啊，我可是太想你们了：太想了。太想了。您来­干­啥呢？还有谁跟您一起来了？你们能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咱们能见个面吗？整点小酒喝喝？哎呀，我真的是太想你们了。”邵长水兴奋地嚷着。

“大伙也挺惦记你的。但这回是见不成了。我们一会儿就回咱省里去了……”赵五六也嚷嚷道。

“您那么着急于吗呢？好不容易都走出这么远来了，在这儿多歇两天怕啥呢？”邵长水恳求道。

“行了。步话机上不能多说了。我只想告诉你，劳爷那案子基本上水落石出了，现在也正在收网。你就放心把这儿的任务完成好。”赵总队嚷道。

“是吗？那太好了……”邵长水听说。劳爷那案子基本上水落石出了，现在也在收网了“，一边本能地嚷了声一太好了”，一边心里却又不由自主地涌出一殴酸酸涩涩的滋味。他这“酸涩”，并非是出自“眼红”和“嫉妒”，主要还是因为“自责”和。惭愧“——自己­干­了那么长时间，都没能让案子”水落石出“，自己离开不到一个月，留在家里的那些同志却把案给破了，这多少让人有点难受。

他们究竟是怎么破了这案的？劳爷又到底是怎么死的？最终是否牵扯到顾立源和饶上都这两位大人物了？在破案和收网的过程中，没伤着总队的同志们吧？等等等等……一连串问题奔涌般地聚集到心头，整个人再度翻江倒海般地不平静起来。

那个逃犯最终在一户山民家屋后的山洞里被抓获。抓获前，还发生了短时间的枪战。最后那家伙吓坏了，大声叫喊着：“别打了别打了。我不是主犯我不是主犯。我缴枪……”也许是因为连轴转，好几个夜晚都没好好睡觉，整个追捕过程中都没出一点事的邵长水，抓住逃犯，带着队伍班师凯旋时，实在是困得不行了，眼一闭，脚一软，从一个六七米高的陡坡上滚了下去。好在那地方长着一人多高的斑茅草，没怎么磕伤，但身上却蹭破了几处皮，又被锋利的斑茅草叶子拉了不少道血口子，也算是有惊无大险地唱了一场圆满的收官戏。回到指挥部，上县医院做了x光检查，确认了骨头没什么妨碍，便做了外敷处理，怕感染，又吃了点消炎药。待做过阶段­性­结案总结，总指挥要给他两天假，歇一歇，还准备派辆车给他，四处去转转，看看这儿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和大西南壮丽山川。邵长水笑着回答说：“在山沟沟里转了这么些日子，风土人情，壮丽山川，都体会够了。如果可以的话，您多给我两天假，让我回省里走一趟……”“想老婆了？”总指挥笑道。“对，想老婆了。”邵长水也笑道。总指挥还真给了四天假，让人买了张飞机票，把他送上了飞机。

邵长水上飞机前，给赵五六打了个电话。下了飞机，先给慧芬打了个电话，然后直接驱车就去了刑侦总队，找到赵总队问劳爷那案子的详细情况。

“去去去，一点规矩都没有。出外都快一个月了！先回家，上慧芬那儿报到了再说。”赵五六一边把邵长水往外赶，一边笑道。

“我都‘请示’过了，得到人家同意才上您这儿来的。快说吧。说吧说吧。别折磨人了。”邵长水“哀求”道，“要不这样，咱们上和顺面馆去，弄点酒，边喝边聊？我也好长时间没喝个痛快了。”

“还和顺呢？”赵五六大声笑道。

“咋了？”邵长水一愣，“那店关张了？”

“关张？哈哈……假如只是关张，那还真便宜了那小子！”赵总队说到这儿，卖了个关子，没接着往下讲，却起身带邵长水去大要案支队的屋子里转了转，也算是非正式地向支队的同志宣布了他这个“支队长”的任命。再回到总队长办公室的里间，这才关上门，给邵长水把这将近一个月来侦破劳爷案的情况做了个详细的诉说。

“劳爷这案子现在可以确认是谋杀。”赵五六一上来就这么说道。

“案子是从什么地方突破的？”邵长水急切地问道。对于劳爷是被谋杀的，他从来也没动摇过。现在他想知道的是，这案子到底是在哪儿得到突破的？

“突破口在一双鞋子上，没想到吧？还有一处，那才叫绝哩，就是在和顺面馆的那个老板身上。”赵五六说道。

“鞋子？和顺面馆的老板？”邵长水一愣，忙追问。

“对，就在一双鞋子，还就是在那个面馆老板身上。”

在邵长水去大西南参加那场会战之前，赵五六心里就已经基本确定了要从这两个方向突破整个案子。原先他是不想放邵长水走的，不放的原因倒还不在于离了邵长水就破不了这案，更主要的还是为邵长水和整个刑侦总队的工作考虑。这个案子毕竟是邵长水调省厅以后经营的头一个案子。头一个案子就这么复杂和重大，如果能让他从头至尾地经营下来，积累必要的经验，这对他今后当好这个“大要案支队长”是非常有利的“上岗前培训”。而一个大要案支队长是否称职，­干­得是否漂亮，对于整个刑侦总队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但后来，考虑再三，还是放池走了=一是因为部里的任务，厅党组又做了决定；再者，那也是一个锻炼和考察­干­部的机会，最后还是决定把邵长水“贡献”了出去。为了让邵长水走得安心，他一方面建议厅党组立即给邵长水定岗定职，另一方面就没再跟邵长水探讨这个“突破点”的问题了。他不想让邵长水带着许多未了的负担去大西南。他知道邵长水走得并不。痛快“，他丢不下劳爷这个案子。而公安部组织的这次会战，也是个硬仗，必须保证邵长水全神贯注地投入，让他能塌下心来去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就不能折腾得他更不痛快。

放走邵长水后，赵五六对整个案情做了一次细致的分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劳爷是被谋杀的，还是自杀的，还是纯粹死于一起酒后驾驶的交通事故，我一度确实是有疑惑的。许多迹象表明，劳爷在陶里根的后期，产生过‘恍惚’和‘茫然’，也好像产生过、某种程度的‘自暴自弃’。当时，我自以为也是了解东林的为人的。我认为他个­性­较强，一辈子好胜自负，总想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能向世人证明一点什么，并为此不惜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但这么做了以后，一旦再遭遇特别重大的挫折，是绝对有可能自暴自弃，钻进牛角尖出不来的。你要知道，他在陶里根面对的不是什么普通刑事犯罪问题，再加上他又不是带着一个集体去的，更没有组织在背后撑腰。猛然间被余达成‘抛弃’后，他的处境、他的心情都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事情轮到谁头上都不是好扛的。而他又是一个过于聪明的人，聪明到十分敏感的程度，他当然能明白自己那会儿的处境。我理解他当时的痛苦，理解他的想不通。因此我认为他当时是想逃避的，但多年来的好胜又不允许自己逃避。在这种内心极度矛盾的情况下，我至今仍然认为，他的­精­神一度确实面临过崩溃的危险。当然，问题是，他是否真的崩溃了，真的寻求逃避了；然后由于逃避不成和内心的自责而是否真的绝望了。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有助于我们给劳爷一系列重大行为定基调。”

为此，他派邵长水坐镇八十八号，着重查清劳爷的内心状态。而邵长水在八十八号的工作，出­色­地澄清了这一点，让赵五六看到：劳东林是好样的，他痛苦过，但没颓丧。他极其矛盾过，但没沉沦。他想逃避过，但最后扛住了这样一种­精­神的下滑。他个­性­的确较强，又好胜自负，但邵长水的调查让赵五六充分看到这个人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者。相反，还是一个少有的理想主义者。而对于这一点，赵五六和他共事这么多年，都看得不是那么清楚。在这一点上，劳东林的确比队伍中的许多人都强。也许正因为拥有了这样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当初他才会出乎常人的想象，去接受那样一个“任务”到陶里根去……而这在今天，在大多数人身上，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以后，在赵五六心里就彻底排除了劳东林是自己迎着那辆卡车走过去想结束自己生命的猜想。说他是自杀，在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更不懂得他这个人，而在另一些人就可能是蓄意在混淆视听，故意误导侦破方向。认清这一点以后，在赵五六心中，下一步的主要问题当然就得搞清卡车撞向劳爷，到底是主观故意。还是无主观故意？而焦点自然也就集中在那个出事后从驾驶室里跑掉了的家伙身上。司机喝得烂醉，完全记不起来出事的那一刻方向盘是否被别人掌握过。在方向盘上也找不到那个家伙的指纹和掌纹。他以为这样就能逃避法律和良心的惩罚……

赵五六反复寻找事发当时的目击证人。终于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有人见证，卡车向受害者撞去时，车速突然加快。撞倒受害人后，车子又往后倒了一下，才停下。这说明。车子是在受控的情况下撞向劳爷的，而且此刻控制车子的那个人还有意识地踩了一下油门，让车子加速。这一脚油门明显是有。加害意图“的。那么这一脚油门究竟是谁踩的？因为在讯问中，司机和那个”逃逸者“都不承认踩过油门。尤其是那个”逃逸者“，缝说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车前头轰地巨响了一下，车就停了。他发现司机整个都僵呆了。自己忙跳下车，去看看到底撞着了啥。一看被撞的是个人，就吓得赶紧跑了。

从那“一脚油门”上得到启示。赵五六立即对一直被封存着的那辆肇事车进行了极周密的勘查。终于从油门踏板上采集到一些沙粒和泥样。而后又从那个逃逸者的家里搜出了那双事发当时穿的旧鞋。从鞋底上也找到了残留的那一点沙粒和泥样。对这两份沙粒和泥样的成分化验，发现在油门踏板上的有一部分东西的成分跟“逃逸者”鞋底上的是完全一样的：这莸无可辩驳地证实，在行车途中，很可能就是在出事的那一刹那。这家伙确确实实曾经踩了油门一脚。

“这不可能。这不是DNA你们别拿这来蒙我。我不吃这一套。”那家伙一开始还假冒懂行，大声嘲笑刑侦人员。后来，赵五六告诉他，是的，这泥样的确不是DNA，但是泥土中混杂的花粉粒子成分也是独特的，甚至可以经数十百年而不变。它同样可以告诉我们你去过哪里，在哪儿留下了你真实的轨迹。在法律上它是可以作为呈堂证据的。他愣住了，过了好大一会儿，又强辩道：“我当时发现车子摇摇晃晃向路边一个人撞去，想替他踩刹车来着，可能没踩着刹车，踩到油门上去了。”

赵五六问他：“你会开车吗？”

他吞吞吐吐地回答：“不会……就是会，那么紧张的一刻，也有可能踩错。”

赵五六又问了他一声：“你到底会不会开车？”一边问，一边把调查所获得的他的驾照复印本扔在了他面前。

他这才傻了，慢慢答道：“我会……”

经过详细的摸查，当时赵五六已经知道这个周姓的“逃逸者”是饶上都座车专职司机的一个远房亲戚，自身也是一个老司机。

“你是一个老司机了，还分不清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赵五六问。

“着急慌忙地就踩错了呗。”他狡辩道。

“你说你一慌，踩刹车踩了油门。但是为什么在离合器踏板上也找到了你鞋底上的东西。总不能说为了踩刹车，一脚错踩到离合器踏板上去了吧？那也太离谱了吧？你的腿那也伸得太长了吧？”赵五六挖苦道。

“这……”那家伙张口结舌了。

“我们在刹车踏板上同样找到了你鞋底上的那点东西。这又说明什么？”赵五六再问。

“……”他完全没话可说了。额头上开始冒汗了。

“为什么？为什么在三个踏板上都找到了你鞋底上的东西？”赵五六追着问。

“……”他把头低了下去，脸­色­越来越苍白。

他当然没法再回答。事实是，有人早就把劳爷的行踪告诉了他。他算定了这一刻劳爷会从附近一家咖啡馆里出来。他就拉着喝醉酒的司机发动着了车。当卡车迎着劳爷缓缓开出，快接近时，他掏出手帕，捂住自己的手，­操­控住方向盘，同时又去踩了一脚油门，让车快速向劳爷撞去。撞倒以后，他下意识地又猛踩了一脚刹车，接着又踩离合器，换成倒档，把车向后倒了几米，这才停下车，弃车而去。

事情到这儿，本来是可以打开一个缺口。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的；但那家伙却一口咬定自己踩错了踏板。与“事故”无关，当然也绝口不交代相关内情。案子一度无奈又搁下了。

“那和顺面馆老板又是咋回事？”邵长水问。

“你别急。那家伙虽然还想赖，但到这个份儿上，我心里踏实多了。不想认账？你不想认就不认了？有那好事？”赵五六嘿嘿冷笑道。司法改革后，即便是“零口供”。只要证据确凿，形成可信的证据链，法庭同样可以对犯罪行为进行最后认定。

联系拓片被盗、保险柜被炸和劳爷被杀，这三件事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消息泄露。盗拓片的怎么会知道它藏在邵长水家？炸保险柜的怎么知道祝磊的材料藏进了银行保险柜？特别是，劳爷为了保护自己，一度在陶里根已经装得非常的“洒脱”了，只知替饶上都卖命地­干­活儿，除此以外就是。吃喝玩乐“。都在这么样地”瞎混“了，这些人为什么还要杀他？惟一的解释就是他们还是摸到了劳爷的底牌。那么劳爷这张底牌又是怎么透露到那些人那儿去的呢？

“说老实话，一开始就是打死我也不会怀疑到和顺面馆的老板那儿去。准确点说，是那个老板娘：完全是八竿子挨不着边儿的事嘛。”赵五六慢慢地说道，‘’那几天里。我也非常苦恼。你可能没怎么注意。那会儿，我消失过两天=我在咱省厅招待所里找了个小房间，关起门来，把这几档子事的昕有文字、影像和声音材料都翻来覆去地看，翻来覆去地听。曹楠这小丫头几次都提到李敏分。但我就是不相信李敏分会是那个‘家贼’。也许我对我们自己的同志有些偏心。但我这个偏心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我们队伍里这些年的确出了一些变质分子。但是要让一个同志这样去出卖自己的同志，置他们于死地。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卖。肇事，这已经不仅仅是什么变质的问题了，甚至都不仅仅是帮凶的问题，就是穷凶极恶，就是恶贯满盈。无论如何我不相信这就是李敏分。

这个李敏分，这些年­精­神上有些衰退，身体上有病，都是个原因，还可能失去了应有的那点生活激|情和必须坚持的理念，可能也是一大问题。但从根儿上说，他是个挺正的人，还应该说是比较软弱的人。他跟当下许多男人一样，表面‘嚣张’，‘强硬’，其实骨子里挺软弱。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大老爷们的一大通病。缺少的就是像劳爷那样在关键时刻能豁得出自己的人。况且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做了这些事。当然，要排除李敏分，总得有另一个‘里通外’的家伙。要不然，这些完全由内部掌握的消息怎么走漏到犯罪分子那儿去的呢？在仔细摸查了又摸查了以后，突然一个非常熟悉又常常被我们忽略了的名字跳了出来，那就是和顺面馆。特别是在反复听了曹楠跟你谈话的录音后，我注意到，她和劳爷之间那次倾心的谈话就是安排在和顺面馆的。我的心当时就重重地格愣了一下。是啊，那会儿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劳爷玩的那套变脸手法。在此前，在此后，劳爷再也没有跟人袒露过自己的意图。就这一回。他连我这样的老朋友都没来透露嘛。那么他的变脸意图到底是谁泄露给杀他的人的呢？难道是曹楠？曹楠是个不得了的丫头。

别瞧她面面的，蔫蔫的，但她骨子里隐着一股子硬气，也就是说，在关键时刻，她是特别能豁得出自己去的。她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正是她身上的这点气质，让不少大老爷们都喜欢接近她。我派人一直在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没发现她跟什么团伙有来往。再说她有可能出卖任何人，但绝对不可能出卖劳爷。不仅仅是她没有任何理由出卖劳爷，而是在情感上她不会出卖他。这丫头一直特别欣赏劳爷身上那点­性­情，那点超脱，那点执著和非理­性­的理­性­。为此，她把他当作­精­神上的父亲。我没有理由去怀疑她。这样，我扒拉来扒拉去，最后发现一点，就是所有这些相关人士谈他们的机密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先后都去了同一个地方：和顺面馆。他们，也包括我，都把和顺面馆当作说‘悄悄话’的最可靠的地方……特别是我忽然想起，那天你夫人向我报告了拓片情况，我向焦副厅长和李敏分谈这情况时，恰恰也是约他们上和顺面馆去吃宵夜来着……所有这些事，一件件，一桩桩全都跟和顺钩挂上了。当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以后，我便‘盯’上了这个面馆。不久我就发现面馆的老板娘和饶上都有一腿子，而且来往还相当密切，相当亲密……我们都曾疑惑过，这个千万亿万富翁，居然守得住金身，至今不娶，他怎么就那么耐得住寂寞？原来他的‘感情寄托’全搁在了这儿。这真叫是牙疼的遇上卖豆腐的了，看巧需要这一口。

“事后查清，饶上都上省里来开会时，听人说过和顺面馆的手擀面特有嚼头，老板娘也特有看头，属于那种看一眼，没啥；再看一眼还是没啥，看第三眼就莫名其妙让你心动的女人。她确实长得不打眼，只是外表比较端庄，但眼睛特会说话，尤其在她想跟你说话，愿意跟你说话的时候，她那一对也许就可以算是‘丹凤眼’的眼睛就特别‘勾人’。饶上都需要那种不仅眼睛能跟他对话，而且心灵也能跟他对话的女人。作为陶里根和省里数得着的有钱人，异­性­的‘­肉­体’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神秘可言。只要甩出十万八万、三五十万，你说他什么样的‘­肉­体一买不到’？而十万八万、三五十万，现在对于他来说又算得了个啥？据说有一回，有朋友约他上某军营去打枪，同时还约了两位拍过两三部电影的三流女星。路上遭遇车祸，女星开的那辆六十万元的凌志车让一辆拉煤的大卡车撞出去二十来米。好在人没怎么伤着，但车给磕碰得有点不像样了。六十万呐，又是新买不久的。年轻的女星自然心疼，再加上惊吓，当场就失态地哇哇大哭，怎么劝也不管用。饶上都上前说了一句：”没事没事。这车修好了搁我公司里使吧。我给你再买一辆。‘

后来人问他：“她跟你啥关系呢？你要替她掏那六十万！‘他把眼睛一瞪，说道：”啥关系？朋友的朋友，在这以前我都没见过她……你说啥关系？’人说：“你没见过她。还替她掏这六十万？‘他说：”你没听她当时哭得那惨劲儿吗？嗨，朋友的朋友嘛，不就是六十万吗？’你听他说话的口气：“朋友的朋友嘛，不就是六十万吗？‘别的不说，他只要把这六十万甩出去，你说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会不会有人立即’接招响应‘？答案应该是明摆着的。所以，’­肉­体‘对他来说，早已不成问题。但要真找到一个’心灵对得上话‘的女人还真不容易。得有一点阅历，得懂一点经济（生意经），得有一点头脑，比较聪明，但又不能个­性­太强了，主观意图不能太明显，双方还得有一点真感情……最好长得有一点像邓丽君，这里顺便说一句，饶还是个邓丽君歌迷。而所有这一些，和顺面馆的那位女老板偏偏都挺符合。尤其长相，也是那么一个’甜蜜蜜‘可爱的小圆脸。去了三五次后，他把这位女老板叫到包间里，就直截了当地对人家说，我喜欢你，想跟你交往。那女老板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感觉他是当真的，不想跟他再纠缠下去，转身就走。他却微微一笑道，你今天要不把话给我整明白了就走，从明天开始，我每天都派我公司的人上你这儿来请你上我那儿做客。她冷冷一笑道，你想整臭我？饶说，没那个意思。她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不知道，请赐教。她说，那行，明天我请公检法来些哥儿们，给你’赐教‘。他笑道，公检法？哈哈。哈哈哈哈……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扰民，四不坑蒙拐骗。我只不过请你去做客，同时还可以请你的老公一起去。他公检法，又怎么了？你信不？我现在打电话请省里一位领导上这儿来陪我喝茶。我让他三点到，他绝对不会三点零一分到。

想试试不？哈哈……当时她都快气疯了，一跺脚喊道，你，臭流氓！他却笑道，对，我是流氓。但我不臭。我只是要跟你交往。我明人不说暗话，我不想破坏你家庭，我也承受不起这份责任。但我喜欢你。我身边缺少这么一份感觉。只要你答应跟我交往，我保证不做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我们都是生意人，因此，我们都按生意场上的规矩办事。我给你准备一笔一千万的资金……她不等他说完，就又叫道，你想买我？臭流氓！他微微一笑道，我已经提醒过你一回，你可以叫我‘流氓’，但不要加‘臭’字。至于说到买的问题，您不想想，按目前的市价，如果我真要买一个女人，需要花一千万吗？她愣住了，不作声了。他接着又说，这一千万是对你的支持。你只能用它来扩展你的生意，但不能挪作他用。每笔支出前，你得向我说明具体用处。也就是说你得在我这儿‘立项’。但我不问结果。也就是说它是一笔专款，支持你进一步发达。我希望你将来能还本，但不必付息。我相信任何一家银行都不会对你这么优惠。既然要还本，这里就谈不上买不买和卖不卖的问题。请你既不要用这样的字眼儿来污辱我，也不要用它来污辱你自己。跟你实说了，如果你真是一个能买得到的女人，就是脱光了躺在那儿，我都不会瞧一眼。这样的女人我不稀罕，也不缺这样的女人。女老板的脸一下涨得通红，连声叫道，流氓流氓流氓！！他却平静地站起来要走了。他最后对她说道，认真考虑一下吧。我会像爱护我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你的名誉和家庭，更爱护你的前程。我需要的只是你能跟我交往，而且是真心的交往。

“据查，和顺面馆后院和后院里的那几个包间，就是用饶上都的这笔钱扩充和装修起来的。

“这位女老板和那位饶老板后来到底交往到什么程度，我就不细说了。一直到某一天，这位饶老板突然把女老板约到省政协礼堂属下的颐和餐厅雅座间里，一边把一包特地为她从美国买回来的药递了给她——她老公得了糖尿病，这药在美国也要算是专治这病的最好的药；一边低声告诉她，最近一个时期，请她帮忙留意一下省公安厅的一些人的谈话内容。她问他，为什么要注意省公安厅的一些同志的谈话内容。他说，具体的你就别问了，反正我有用。她就照办了。我们秘密讯问她的时候，一开始她还不承认。我把某一次她和饶上都秘密交往时的现场录音放给她听了，她才服软了，这才把她报告过的内容详细地交代了。这里头就包括了那拓片的下落，祝磊所写的材料的下落。楚也报告了劳爷和曹楠那次谈话的内容……”

“可是……这里还有个问题，她向饶上都报告了这些情况，并不等于饶上都就一定会去策划并唆使一些人去­干­后来发生的那一系列坏事，更不等于就是他策划实施了对劳爷的谋杀。这些还是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来坐实才行。”邵长水担心地分析道。

“是的。按无罪推定的原则，我们还不能认定饶上都参与或策划了后来的那些犯罪行为。但从我们侦破工作的角度来说，拿到这些情况当然是很有用的，最起码我们可以初步认定这个饶上都先生跟后来发生的这一系列的犯罪事件是可能有某种联系的。这也就坚定了我们继续向这个方向去突破的信心和决心。当时我们寄希望于那个姓周的家伙能开口说话。我们一方面加大了对他的工作力度，同时也加强了对他的‘保护’力度。特别是搞清楚这个姓周的家伙是饶上都专车司机的远房亲戚，我们觉得这里头就更有戏了。我原以为他还能扛一段时间，但不久，这个姓周的家伙就开口了。我们告诉他，如果你不交代出你幕后的指使人，那么这起杀人案的全部刑事责任就会落到你一个人头上，你扛得起吗？你爹妈给了你几颗脑袋来扛这样的事？他终于扛不下去了，但最后交代出来的‘幕后指使人’却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专车司机，而是远东盛唐的一个部门经理。当然，这个部门经理也是饶上都身边的一个铁杆儿，跟那个专车司机多少也有一点远亲关系。你还别说，饶上都这家伙用人还是有他独特的一套办法的。他绝对不安排自己的亲戚到公司来挣这份钱。他有个亲舅舅想上公司来‘要一口饭吃’。他对亲舅舅说：”我给你一百万。你爱­干­吗­干­吗去，就是不能上我公司来裹乱。‘他用这一点向全公司上下表明自己’一心为公（司）‘的决心，但是他却允许、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提倡下属介绍他们的亲戚到公司来当员工。但有一条，你必须对你介绍来的亲戚负全责。也就是说，一旦你介绍来的亲戚出事儿，你得负连坐的责任。他用这封建的连坐法，这表面温柔的一刀，使不少人在他手下­干­得’死心塌地‘。

“这姓周的家伙交代，那亲戚给了他两万元，答应事成后再给他三万元。整个‘酒后代驾撞人’的计划，也是他这位亲戚、那个部门经理事先设计好的。由于姓周的拖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交代出这档子事，等我们去缉捕那个部门经理时，他早已‘失踪’了。公司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家属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们在省内发了通缉令，又通过公安部，向全国发了协查令。最后才获知，这位‘部门经理’在陶里根熟人的帮助下，从口岸潜逃到俄罗斯那边去了。在对岸改名换姓，拿出一大笔钱，已经做起了木材生意，而且跟那边房东大娘的女儿‘玛申卡’好上了，不仅给心上人‘玛申卡’买了辆二手的本田轿车，还给准岳母买了一枚挺贵重的绿宝石戒指和白金项链。看来，他事先是傲了预案的，是有相当的准备的。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的分析，在这位‘部门经理’背后一定还有一只更大的黑手。没有那样一只更大的黑手替他支撑着谋划着，只凭这个部门经理本身，他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经济实力在对岸迅速站住脚。

“这只黑手是谁？

“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到了饶上都：

“但是没有证据，这仍然等于是一句瞎话。

“所以，一定得把这个部门经理抓捕归案，才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

“但这件事儿办得还真有点累：现在人毕竟在人家那边待着哩。这牵涉对方的国家主权问题。你不能带枪去，也不能在人家那儿出头露面抓人。也不能行使侦查权：一切都得跟人家协商，得由人家出面。也就是说，你所有那些想办的事，都得事先得到人家的批准，由人家出面去办，或由他们带你去办。应该说，对岸内务部的‘达伐里希’（同志）们还是挺热情挺支持的。可人家有人家办事的规矩。比如，人家从来不加班加点。只要到了下班时间，肯定走人，一分钟都不会耽搁：只要下班铃一响，哪怕是正在做预审，或者正在外头蹲坑守候，对不起。都会立刻起身回家……这样，本来在我们这边一天就能办得的事，在那边往往就得花三天或五天才办下来。不管咋样，总算办妥了为抓捕所必备的一切手续，也制订了抓捕的方案，部署好了抓捕力量，只是没想到最后一刻，还是出了一点差错：正是这点差错，却让我们这一阶段在对岸全部的努力全付诸东流：那一天，我们派去的同志准备等这位‘部门经理’从外边装运木材回来，先由他们内务部的人设法把玛申卡引开，再由我们的人上前去铐住他。

但我们派去的同志还是过于乐观了，把事情想简单了，没有全程派人去监护那个‘部门经理’，更没想到‘杀人灭口’这出老戏还会演到对岸那个陌生的舞台上。就在这家伙装上一车圆木，往回开到离城边两公里的一个拐弯处，据说是连车带人都让人‘劫’了。事后发现，车被扔在离事发地点几百米外的路旁，人却在一旁的小树林里躺着，被发现时，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随身带的钱包不见了（据我们判断，凶手拿去钱包，可能是为了掩盖其杀人的真正意图），左胸处有一个由零点三八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造成的枪击伤。一枪击中心脏毙命。凶手（们？）显然是个老手，做事老辣，且­干­净利索。对岸内务部的一位‘达伐里希’女翻译安慰我们的同志道：“遗憾遗憾。不过你们也别太难过了。这样的事嘛（她指华裔商人或被劫，或被杀），在我们这里，每年都会发生一两起。这回你们虽然没抓住活的，但总的来说，也可以了，成绩不错。没让他逃走嘛。他再也不能去做坏事情了嘛。上帝替你们彻底惩罚了他嘛。结果是一样的。‘女翻译长得高大挺拔，走起路来，很有点英武之气，说话不苟言笑，但语气还是温婉而有分寸的，看得出，具备相当丰富的外事经验，据说当年也曾是一个相当­精­良的’克格勃‘，和陶里根公安局的许多同志关系都处得不错。她当然不知道，我们需要这位’部门经理‘活着，需要他嘴里的那点口供，需要知道跟他相连着的那根黑线——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条黑线的话，它的终点到底在谁那儿……

“但很可惜，案子目前只进行到这一步，后续的线索全都中断了……”

说到这里，赵五六叹了一口气，端起茶杯刚想喝，却发现今天没给邵长水准备茶，便起身要去沏茶，但让邵长水拦住。邵长水自己去沏了茶回来，安慰赵五六道：“案子还是有了很大进展。起码能认定劳爷是被谋杀的，光这一点，就足以告慰劳爷九泉之下屈死的冤魂了……”邵长水原想是安慰一下越说心情越沉重的赵总队的，没料自己也说得感伤，反而一时间有些不知再说些什么才好，竞怔怔地沉默起来。

过了一会儿，邵长水问：“和顺面馆的那个女老板呢？放了吧？”

赵五六说道：“那当然。我们就没有刑拘过她嘛。怎么拘人家？凭啥拘人家嘛。拘好拘，放就不好放了嘛。当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们是‘秘密’把人家‘请’我们这儿来谈话的。最后还跟她搞了个‘约法三章’：一，要求她不向饶上都透露任何一点今天谈话的情况。第二，要求她完全不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和规律。第三，完全按原样出现在饶上都面前：如果能做到这几点，我们也保证为她保守她的那些‘隐私’。她当时显得很紧张，不断地问我们，饶上都是不是跟劳警官的死有关系。我们当然不可能正面去回答她。我只是告诉她，你必须坚信，我们找你谈话，不是在闹着玩。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们那生意红火的和顺面馆，你应该好好地配合我们工作。北京市一座老监狱，所在地的地名就叫‘半步桥’，这很有点哲理。因为真理和谬误，天堂和地狱，实际上往往都只差这么半步。错这么一点儿。回头都来不及。”

邵长水问：“她咋表态？”

赵五六说：“她是聪明人，还能咋表态？”

邵长水又问：“饶上都没任何感觉？这家伙可油着哩。”

赵五六说：“最起码从表面上看，到目前为止，他还没表现出什么异常。”

邵长水沉吟了一下，问：“曹楠和齐神父咋样了？没让他们为那材料的事负什么责任吧？包括那个律师。”

赵五六说：“暂时还没有。整个案子还没有彻底明朗嘛。估计齐神父和那个律师不会再有啥事：但曹楠这丫头，真还说不好。”

这时，邵长水忽然想起一件事，忙问道：“对了，祝磊写的那个原件有下落了吗？”

赵五六说：“我就怀疑它还在曹楠手上：前一阶段，一方面忙着跟对岸内务部打交道，一方面又考虑到她两方面的伤都需要一点时间来平复，就没再去接触她……”

邵长水忙问：“两方面的伤？除了手藐上的那个伤，她还有啥伤？”

赵五六笑道：“­精­神上呗。”

邵长水忙应道：“那是那是。”

赵五六默坐了一会儿，突然这么说道：“中纪委最近又派人来了。”

邵长水迟疑了一下，应道：“是吗？”

赵五六很沉重地说道：“这是第三回了……”

邵长水又“哦哦”了两下，就没再说什么。他知道上头这是针对“顾立源”而来的。但他对这事还能再说啥呢？就是说了，他知道赵总队也不会正面回应他的。顾立源毕竟还在位。而“来人”也并不表示他一定有问题。这一类事，在省直机关，向来都是特别敏感的问题，也是个被大家视为雷区的禁地。同仁们这一向都变得十分谨慎，风声鹤唳的，很有些左顾右盼的意味。

“东林还是有点太天真了……”赵五六突然没头没尾地这么感慨了一句。

“……”这一回邵长水完全没有回应。他只是垂下眼睑默坐着，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表示反对。按习惯，他是应该“应承”一下的，赞同不赞同，说一声“是的是的”，并无什么大的妨碍。一向以来，他也都是这么做的。许多人也都会这么随着领导的话应承一下。这是通例了。但今天邵长水却保持了沉默。这一段日子以来，这个“东林”的问题，这个“劳爷”的事情，确实使他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对这位“劳爷”的态度，从敬而不解，到敬而有所解。有一度，他也曾像赵总队一样，觉得老人家有点“过于天真”。但近来，尤其出了一趟远差再回来，重新感受身边的一切，他发现自己的内心已然在悄悄地发生一种变化。他不能简单地用“成熟”或“蜕变”来界定这种变化。也不能用“更为内向”或“更加深沉”来描述它的趋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进入三十岁后，他似乎不再为什么事而感动。他觉得应该感动和激动的事情，自己基本上都经历了，剩余下来的，只有一件事需要自己去做了，那就是好好­干­，埋头­干­，不要也不必再东张西望了。但最近他发现自己，“不对头了”，居然重新开发了这个“感动”的功能……重新有了许多的“感受”……他忽然发现，“劳爷”是非常值得自己感动的。为什么？一时他还说不清……也许……劳爷是有一点太天真……但是，当人和人类完全失去了他们最后一点的“天真”以后，他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没有？按说，邵长水从小就属于那一类最听话、最不天真、最成熟的“孩子”。忽然要为劳爷的天真辩护起来，他自己难免都有点惶惑。说不清。而能说得清的大概也就是这一点：细细想来。自己真的挺为劳爷的“天真”而感动……

他当然不会公开地在总队长面前去伸张这一点，不会让总队长感到难堪。他适当地保持了沉默。但他清楚，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

听完赵总队讲述的第二天，他就返回会战指挥部去了。走以前，他带着慧芬，带着两个孩子。去劳爷家看望了泉英嫂子和小小。泉英嫂子和小小还留他们在家吃了顿饭。等他结束了那边的会战，回到省里，劳爷这案子又有了突破。这突破还真来得有点“偶然”。那个“部门经理”在对岸被杀后，这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正式去了个公函，“请求”对方协助缉拿元凶。我们不相信这位“部门经理”真的是被什么小偷蟊贼杀害的。但凶手毕竟在人家的土地上。人家也答应我们继续追查。但到底能使出多大的劲来帮我们追查，又能追查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就只能等待，听天由命了。万万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有了结果。这真是老天爷在帮忙。对岸因为要搞几年一度的地方苏维埃选举，内务部为保证选举的正常进行，净化选举环境，对各种各样的刑事犯罪活动集中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打击。就在这次打击活动中，应了我们的一句老话，叫“搂草兼打兔子”，挖出了一个黑社会团伙。这团伙的头目是从中亚地区某国“盲流”到此地的一个中年人。在交代他一系列的“罪行”时，捎带说到了这么一档子事：曾有人出钱，让他们帮着处死过一个做木材生意的“基达耶”——中国人。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内务部刑侦局局长达维多夫的注意。他很快把这情况通报给了他的“好朋友”陶里根市公安局局长。陶里根市公安局的局长立即又向省厅傲了报告：在核对了时间地点后，确证了被他“处死”的那个中国木材商人就是那位“部门经理”。赵五六亲自赶到对岸，在对方内务部的协助下，审讯了那个中亚“盲流”来的案犯，终于搞清了那个出钱买凶杀人灭口的人就是饶上都的专车司机。

一个专职司机也许会过得比较宽裕，但他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的钱来“买凶杀人”？

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到，在他背后一定还有一只“黑手”。

但在审讯中，这位专职司机把所有的事都揽到了他一个人身上。买凶杀害那个“部门经理”的是他，通过这个“部门经理”买通那个远房亲戚杀害劳爷的也是他，派人去邵长水家盗窃那张拓片的同样是他，密谋策划炸银行杀那个保安的，都是他……

问他为什么？

他说从姓劳的这“老×样子”一到公司，“他们”就看出他不是什么好来头，是存心来跟饶总作对的，存心要让他们大伙没好日子过。他说，在公司里，想收拾这个姓劳的“老×样子”的人，远不止他一个。“他们”不懂，这“老×样子”管那么多闲事，­干­吗？自以为当了几天警察，穿了几天老虎皮，就没人收拾得了他了？他说，­操­，这世界不就是你捞我捞大伙一起捞吗？没捞你口袋里的，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吗？

问他，你怎么知道那拓片藏在邵家？

他说，我听说的。

问他，你听谁说的。

他说，忘了。

问他，你怎么知道银行保险柜里藏着那份材料？

他说，我听说的。

问他，你听谁说的？

他说，忘了。

问他，你炸那份材料­干­吗？

他说，好玩呗。

问他，好玩，还要杀那个保安？

他说，我不杀他，他就会供出我。他不死，我就得死。我想活，他就得死。

问他，那么些重要的内部情况你全都是。听说“来的。你说你这话能让人信吗？

他说，信不信由你。说不说在我。

问他，你不是挺想活的吗？你采取这样一种对抗态度，你觉得自己还活得成吗？你不想再见你老婆孩子了？你孩子今年中考。你这当父亲的不想为他负责到底了？

他浑身一震，嘴翕张了一下，似乎一下给问噎住了，没出得来声儿。脸­色­也顿时灰暗了下来，但立刻又转成暗红，一边咻咻地出着粗气，一边惶惶地打量了一下审讯他的赵总队，看了看在一旁坐着的邵长水，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慢慢地说了一句：“活不成就不活了呗，咋办？死我一个也是死，死两个也是死。那又何必呢？”

问他，啥叫“死两个也是死”？你说的。两个“，除了你自己以外，那一个是谁？

他不回答，只是恨恨地看着赵五六和邵长水，过好大一会儿，才冒出这么一句，咬牙切齿地说道：­操­，全是那个“老×样子”捣的乱，全是他在搅局……­操­……

几个月后，大概是因为得到他的孩子已经顺利考上省重点中学的消息了，觉得自己的死已经不会更严重地影响孩子的前程了，他声称头疼，要求去看守所卫生室“求医”=在两名管教看押的情况下，掰开五楼窗户上一根锈蚀的铁栏杆。纵身而下。他死后，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份遗书：是写给他妻子和孩子的。他说他熬不下去了。早晚也是个死。所以他不想再熬下去了。他在遗书上写道：“……今后我相信会有好人来照颐你俩的生活的。这一点我不发愁。愁的就是孩子今后千万别再走你爸的老路，活一辈子都没有独立地­干­出自己一份事业。一辈子都得依附别人……”“孩子，你一定要记住，你爸就死在这一点上了……你千万千万别再学你爸了……千万千万要创出自己一份事业……”

在这个“专职司机”死后的一个星期，赵五六把邵长水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通知他，劳爷这案子准备结案。

“结案？不往下查了？”邵长水惊讶地问道。

“先告一个段落吧。”赵五六闷闷地说道。

“背后的事……”

“没什么‘背后的事’了。”

“咋回事？”邵长水愣愣地问道。

“……”赵五六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卷宗，郑重其事地放在邵长水面前，对他说道，“你先看看这个，然后再说。”

邵长水拿起卷宗，摸了摸，手里的感觉告诉他。里边装的是一份材料，便问：“啥？”

赵五六告诉他：“祝磊材料的原件。是原件的复印件。原件已经送有关部门了。”

“原件的复印件？原件是从谁那儿搞到的？”邵长水忙问。

“曹楠。”

“果然是这丫头藏起来了？！”

“应该说，它一直藏在劳爷自己那儿。他锁到银行保险柜里的那份也是伪造的。”

“他那么­干­，是为了转移别人的视线，掩护这份原件？”

“是的。”

“那怎么又转到曹楠手上了呢？”

“你到陶里根去找他的当天，他特快邮递给曹楠的。”

“当时为什么不交给我？”

“他那会儿已经发觉有人时刻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担心原件交到你手上，他们会马上伤了你。”

“那他去邮局寄特快邮件，人家不会盯上他？”

“他当然不会那么傻。在这件事情上，曹月老帮了个大忙。他把东西交给了曹月老，只说是给他女儿寄的一本书，让他代办一下。他就去寄了。”

“那曹楠为什么到现在才交出来？”

“这也是劳爷安排的。”

“他怎么安排的？”

“你先看看这原件吧。看完了，我们再聊聊……再聊聊……”

赵五六长叹了口气说道。

二十六 站在灵魂的入口和出口

祝磊在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没有半点要为自己开脱的想法。他“深知自己罪不可赦”。他后悔自己因“一时冲动”而走上这条“不归路”。但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一时冲动”，并非偶然。“事情是因我经受不住‘仕途升迁的诱惑’而起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热衷于仕途生涯的人。我多年来向往学术研究，醉心于教书育人。我不擅长于在人与人之间搞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可以说十分‘厌恶’这种关系学。但不能因此就说，我走上仕途完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中国进行历史­性­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去­操­作这场改革。一大批知识分子因此进入政界掌权，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是时代进步的需要，也是千百年来中国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传统的新版照排。事情本身，应该说是应运而发，得尽天下之先机。问题在于，进入政界、手握大权以后，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必要的清醒。按说，我们都是有知识有教养有头脑的一代新人。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读过老版的《资治通鉴》，但我们这些人毕竟还是谙熟新世纪的‘通鉴’的。结果，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还是在‘清醒’这个老城门楼前溃败了下来。这是否说明，‘知识’并不一定就等于‘清醒’；要做到清醒，的确还需要‘知识’以外的许多条件来做保障……”

“要说清楚我的犯罪原因，就不能不说到那起‘侵吞职工股事件’。我要郑重地申明，这个事件肯定是个圈套。被我枪杀的那个张秘书，也肯定是让人利用来对我设套的一个‘工具’。那个设套的人非常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素有韧­性­，可以忍受任何委屈和煎熬；同时他们也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平时很少发脾气的人，一旦发起脾气，就不可收拾，就可能­干­出一些很难想象的事情来。因此，他们认为，不管我采取哪种方式来应对他们这个‘圈套’，结局都只会有利于他们。如果我默默地咽下他们给我设下的这颗苦果，我自然就会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自动从他（们）视野中完全消失，不再成为他（们）的一个障碍和阻力=假如我冲动发作起来，大概也会把自己毁灭了。他（们）可能没想到，我竟然会使用如此激烈的方式来处理这档子事。现在想起来。我的确不该由着自己情绪的驱使，如此愚蠢地钻了他们的这个圈套……”

“他（们）为什么要设套来害我呢？我希望我能尽可能地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说清楚。”

……祝磊说，在职工股事件发生的两个多月前，顾立源曾经突然上他家“造访”过。那天，他俩大吵了一场=（这大概就是被曹楠撞见的那一回。）前边已经说过，顾立源自调省里工作以后，为人和行为方式突然间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依祝磊分析，他的这种改变并非是“做秀”，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颐立源在陶里根后期，权力太大，再加上他身边的绝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一个敢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的。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他可以在陶里根说一切他想说的话，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祝磊写道：“当时他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祝磊，­干­到这个份上。咱俩也就到顶了。咱们就在陶里根好好‘造’吧。当时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还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后来把他调到省里，以他的年龄和当时达到的级别，他意识到‘副省长’可能还不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步。他还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时，面对全省这样一副几千万人的重担，面对中央对自己更直接的领导和监督，他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调整自己。于是在他身上就产生了我们许多同志都感觉得到的那种‘变化’。变化之一，就是跟原先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同志，只要不是工作必须的，就不再来往。只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和我的往来要稍多一些，但那也严格保持在工作层面上……”

……所以，那天顾立源突然说要上家里来看他，祝磊的直觉，一定是出什么事了。果不其然，那天顾立源一进屋，未及坐稳，先问，家里就你自己吗？祝磊答，是的。说着，转身想赶紧替顾立源烧水沏茶，因为家里现有的开水还是隔夜的，而顾立源好喝茶，这方面还挺讲究。在陶里根当市长前，喝花茶，三毛钱一两的，大粗梗儿，够劲儿就行。后来喝乌龙。再后来，听一些从南方来陶里根投资的老板说，真茶客都讲究喝绿茶。包括红楼梦里那些大家闺秀、公子哥儿们，品来品去的，一定也都得是绿茶。他又改喝了绿茶。到省里后，经常接待外商，听说又改喝了红茶。而且还非得要加柠檬，只是仍然不习惯加糖。但不管喝什么样的茶，沏茶用的水一定得是新煮的。如果是用来沏新绿茶用的，那水温还不能太高了，七十度足矣。特别讲究的是，还不能直接用手去抓取茶叶。沏茶前杯子和茶壶必须预热。贮存茶叶走气、或混入其他气味儿，更是大忌。至于用隔夜的开水去沏茶也会让人扫兴至极等等等等。祝磊了解他的一切癖好，所以才会提出要为他去新煮一壶水。“不用。我一会儿就得走。”顾立源摆了摆手说道。“那你喝啥？”祝磊若有所失地问，好像为此而喝不好茶的是他自己似的。“不用。我说不用就不用。”顾立源指着自己对面的那张旧沙发，对祝磊强调道。意思是让祝磊赶紧坐下，别再跟他哕嗦茶的事了。于是祝磊只得勉强坐下了。

“老饶最近来找过你没有？”顾立源问。他说的“老饶”，就是饶上都。

“没有。”祝磊平静地答道，并反问，“怎么了？”

“嗯‘…一”顾立源沉吟了一下说道，“他最近可能会来找你。”

听说饶上都最近会来找自己，祝磊刚才那种“出事了”的预感，便一下变得实在起来。

“……我对民营企业家并没有成见。”祝磊在材料中这样自我辩解道，“……不仅不抱任何成见，而且对民企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有足够的认识的=我主管省城经济工作的那个时期，是该市有史以来民营经济规模效益最好的一个阶段。但是，正因为我主管过一段经济工作，跟许多民营企业家打过交道，它也使我深切感觉到，如何建立起一批相应的法规，并依法管理好这支充满生气、蕴藏着无限生机、肩负着历史变革重任的队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老板已然充斥我们社会各层面的各个角落。他们已经成为中国这块大陆上举足轻重的一支经济力量，也即将会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是这块大陆上最能吃苦的人，最富有的人，最活跃的人，但又是最不受人管、生活最奢华、最善变、欺诈工人和黑暗腐败的事情­干­得最多的一批人。我曾派人到一些建立党和工会组织的民营企业里去做过明察暗访。那些企业里的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或党支部书记，站在他们的老板面前。说得不好听一点，几乎跟儿子站在老子面前一样，少有不唯唯诺诺的=至于那些明目张胆地拒绝建立党团工会组织的老板就更不用说了：打开近十年各地纪检委、反贪局的反贪档案，你一定能发现。每十起党政­干­部犯下的大要案中，足有七八起会跟某些老板有关=这也难怪，在当今的中国，谁能一下就拿出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万理金来购买权力为自己服务？只有一种人，那就是这些老板和包工头=党政­干­部一批又一批血淋淋地倒下，这只是结果=这些人也是罪有应得。社会机构当然也需要从结果上去堵：但是。自古以来有个规律也是铁打一般的不可违背的：不去清源。哪来的河清有日？！！

“饶上都在陶里根的开发初期。的确有功。而且还应该说是有大功的。那时许多条条框框都还没破除。不少公家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观念落后，­精­神惰­性­更强。你没法指望他们协同你去做一些开创­性­的大事。在那个时期。一批像浇上都郡祥，来自民间，有冲劲、无约束，甚至可以说身上还有点野­性­、少数的还犯有前科和种种‘劣迹’的人，不管不顾，拳打脚踢。冲禁区。越雷池，办成了一批在一般人看来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而对于顾立源，祝磊写道：“……我一直特别感慨这一点：上帝太眷顾我们这位顾代省长了。他真是一块天生当领导的料。他真是拥有这方面全部的天赋。上帝太宠爱他了。”“他永远不会停止他向前的脚步。他永远走在被领导者的前头。他永远让你受到鼓舞，受到激励和指引。但在陶里根的后期，我却极其痛苦地发现，他变了。就像他调任副省长后，人们感觉到他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变化似乎是发生得那么突兀，但确又是那么的自然……”

祝磊举了个例子：当时，饶上都做了个二十万平米的房地产开发规划。其中四分之一搞经济适用房，其余的一半建高档低密度板楼，另一半用来建别墅区，也就是后来邵长水奉命去陶里根找劳爷谈话，在那片柞树林前所看到的那些出售率和人住率都很低的独幢别墅群。他俩都觉得，要充分估计到国内中产阶层的形成，以及迅速增多的富商富豪们的需求，他们一定会考虑购置度假、休闲用的“第二套”或“第三套”住宅。对别墅的需求肯定会是今后十年二十年的一个新的销售热点。祝磊当时不是不支持顾立源和饶上都的这个“宏伟构想”。陶里根因边贸起家后，旅游业发展也极快。GDP几乎每年都以百分之三四十的幅度提升。短短几年，它的经济实力在全省地级市中便进入前三，并一直稳定在这个“第一集团”行列中。顾立源想把房地产业搞起来，做成陶里根一个新的支柱­性­产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对改变和改善城市面貌、市民生活和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大安定团结的力度……可以说能收到一举多得、一石数鸟的功效。但祝磊认为，对陶里根这些年的“迅猛发展”一定要有一个冷静的预测，它的发展，虽然是“迅猛”的，但毕竟是在低起点、低水平的基础上“迅猛”着。陶里根不是北京上海，也不是杭州深圳。一定要考虑到，你建那么多高档板楼和独幢别墅，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富人到你陶里根来购房定居。本市的居民的确是比从前富了，但富裕程度和消费心理准备，是否已经足以把他们引到这些高档楼盘跟前来，下这样一个买房的决心？如果不能，这笔烂账就很难收拾。

“那你说怎么弄？”顾立源很不高兴地瞥了祝磊一眼，冷冷地问道。

“我还是上一回在市委召开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说的那八个字，打好基础，适度扩张……”祝磊答道。

“在会上你跟我打官腔：在这儿你还跟我打官腔？至于吗？！”顾立源已经非常不耐烦了。

“我在会上没跟谁打官腔，在这儿也没跟谁打官腔。再说，我即便要打官腔，也不能在你面前打啊。正如你说的，至于吗？”祝磊婉转地解释道，“我说的这八个字，也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经过我们经贸委研究室几位老同志集体讨论后得出的看法……”

“别跟我提你们研究室那几个老家伙。他们懂啥？嗯？”

“……”祝磊心里格登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听到顾立源用这样的口气说到经贸委研究室的那几位老同志老专家。他心里很别扭。但又不敢再说什么。怕说了什么，顾立源会更不高兴。但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件事关系实在太重大。他作为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主要的经济幕僚，有这个责任提醒一些什么。听不听是他们的事，说不说，那就是自己的责任了。

“饶老板搞这么大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资金一定会从银行方面贷……”祝磊尽量把语气放平和了说道：但刚才说了个开头，顾立源就打断了他的话：顾立源说道：“这事不用你­操­心。”

“他至少要五个亿吧？”

“我说了，这方面的事，不用你­操­心。”顾立源再一次生硬地打断了祝磊的话。他现在经常打断别人的说话，甚至不止一回两回地发生过这样的事：很不耐烦地把正向他汇报工作的部门领导一下“赶出”了他办公室。

“好。那我就不­操­这个心了：”祝磊淡淡地苦笑了一下。

如果换另一个人，顾立源很可能会跳起来。狠狠地训斥对方一通。但因为是祝磊，他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不满和怒气。他知道这件事­干­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他希望得到支持。尤其希望得到祝磊的支持。他知道祝磊有时候考虑问题比自己更周细。但这时候他不希望听到反面的意见。他需要支持。需要援手。

“……老大（陶里根后期，机关里的同志和领导班子里的同志都这么称呼顾立源），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帕斯卡尔，他死的时候，跟你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大，也就三十八九岁。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灵魂有两个人口，一个是理智，一个是意志……”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祝磊缓缓地说道。他本来可以不再说什么了。如果他不再说什么，那天也就不会跟顾立源“­干­”起来了。事态也就不会急剧“恶化”，也就会像从前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以所有其他的人保持沉默，服从顾立源的意见来结局。但祝磊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和顾立源之间毕竟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无论如何也应把自己该说的、已经想到的危险­性­告诉他。尽责在己，成事在天。宁让天下人负我，也别让我负天下人——此刻，一种异常悲天悯人的感觉突然袭上祝磊的心头，让他暗自哽咽了一下。但他刚说出这半句话来，聪明绝顶的顾立源立即反问道：“啥意思？你觉得我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我是一个灵魂残缺不全的人？”

“立源……”祝磊忙准备解释。他预料要出大事了，心跳急速地加快。

“嘿嘿……”顾立源出乎意料地没有暴跳起来，只是冷笑了两下，默默地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祝磊，沉吟着说道，“你不用担心，饶老板对你构不成威胁。人家不想取代你到市政府机关来谋这一官半职。你也不必事事处处地在人家要走的路上设置这些不必要的绊马索……”

“顾立源同志！”祝磊的脸­色­一下变得极其苍白了。社会上有过这样的传闻，说顾书记要起用一批“老板”来从政，特别是要起用饶老板来主管市经贸方面的工作。对于这些传闻，祝磊当然不信。起用一些素质好的“老板”来从政，他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大概也是种种必然会出现的社会趋势中的一种。但短期内，要起用“大批”的“老板”来取代现有的政府官员执政，这恐怕是非常不可能，也是非常不现实的事。起码在十年二十年内，还不可能。或者说，还不会这么­干­。前些年，为了认可发展一些极优秀的“老板”入党，党内就有人吵吵了好大一阵。再让大批“老板”来执政，无论从时机或条件上来看，都还远未成熟。再说，当代的这些“老板”，大部分人对入党和当官真感兴趣吗？恐怕未必=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挣到足够多的钱，以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儿孙能过到足够富足的生活，大概还是他们惟一的人生目标。至于让饶上都来取代他祝磊，那更是无稽之谈了。对这种说法。他都不屑一顾。但今天这话居然从顾立源嘴中说出，还把它说成是他反对饶上都的房地产扩张计划的主要动因，这简直就是在侮辱他嘛。完全是在践踏他的人格嘛。

祝磊一下站了起来，脸­色­瞬间从苍白涨到通红。但几秒钟后，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希望这是颐立源气急之下的一个“口误”。在反复权衡后，他结结巴巴地只是问了这么一句：“你觉得我祝磊是这样的人吗？”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最清楚！”顾立源居然毫无收回原话的意思。

“那你­干­脆下令把我撤了算了嘛！”祝磊真受不了了。

“你以为陶里根离了你就真的不行了吗？祝磊，你在威胁谁呢？啊？你还有点样子吗？”顾立源竟然叫喊了起来：

“我应该有点样子，那么别人就不应该也有点样子了吗？”祝磊终于扯直了嗓门跟顾立源对嚷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早就应该跟他这么“吼”一嗓门的了：实在是憋得太久太久了：自己实在是沉默得太久太久了：没有人不让你嚷嚷啊，自己为什么要沉默，而且沉默得如此之久呢？骤然间，深感委屈的祝磊，眼眶居然湿润了起来。

“你……”很长时间还没遭遇过别人在自己面前如此“吼叫”过的顾立源，一下惊呆了。他愕愣了，转身就走出客厅去了……

应该说正是因为这一次“吵嘴”，才使得祝磊萌生了离开陶里根的想法。后来他就去了省财经学院重执教鞭去了。说句真心话，离开陶里根，离开顾立源，祝磊内心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随之而来，还伴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败感。但是，他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在“失落”和“失败”中，他真的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离开陶里根的那天，顾立源来送行了，还派他那辆大奥迪，专程送祝磊去省城。他没说什么。他也没说什么。两人都没再说什么。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顾立源还笑着说了句：“想咱陶里根的蘑菇了，捎个话，我让人给你送。要多少送多少。”祝磊也笑着答道：“行行行。我要是在财经学院讲台上混不下去了，就上大街上开个餐馆，专卖咱陶里根的蘑菇炖小­鸡­。”但奥迪车走很远很远了，整个陶里根都消失在那条清新明晰的地平线下时，祝磊的心却还在战栗。

顾立源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他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啊，怎么会保持不了那么一点必要的清醒？他怎么会答应饶老板去动用银行五个亿的贷款去做一个基本不可能有足够回报的房地产项目？他亲口答应为饶老板做贷款的担保，甚至还亲笔给银行行长写了这么一张便条。如果没有这张便条，后来的事情对顾立源也许会好办一些。但正因为有了这张便条，这笔五亿元的贷款就成了埋在顾立源脚下的一颗定时炸弹了……

这颗“定时炸弹”一直“闷”着，到顾立源去年被任命为代省长的时候，它终于开始倒计时了……正因为它的倒计时，才迫使那天顾立源匆匆赶到祝磊家去看望祝磊。饶上都用五亿元贷款建起的豫望小区，正如祝磊预料的那样，售出情况相当不理想。事后查清，饶上都并没有拿全部贷得的款项来建房。如果他认真建了，­精­心建了，楼盘的销售情况会好得多。特别是那些别墅，会吸引周边几个省的富商和富豪们来这儿购置他们的“第二套”、“第三套”住宅。这儿毕竟有绝妙的蓝天白云和黑土地，有诗画一般的白桦林，有金子一般纯净的空气，有去俄罗斯旅游的极大方便……但饶上都“挪用”了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去做别的事情。楼盘建得不甚理想，销售情况也很不理想。几家银行原先碍着“顾书记”“顾副省长”“顾代省长”的名分，对盛唐总还让着三分，到这时也开始警觉和着急起来，毕竟是五个亿啊，不断上门来追讨债务。最近甚至给顾立源打了电话，不仅希望“顾代省长”帮着出面做做饶老板的工作，也提到了那张便条。人家银行方面一直把它当作重要的担保凭证，收藏在保险柜里……

中央早就有规定，各地党政领导不得为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做担保。对国有企业不行，对民营的当然就更不行了。中央说不行，他怎么就还敢“行”呢？是的，那还是他在陶里根后期最不清醒时­干­的事情。陶里根离北京的确也比较远。但再远再不清醒，你总能整明白自己和中央的那点关系吧？

“……在这里，我真的不知道该责备谁。不知道仅仅是责备和怨恨，会不会起到警示后人的作用：”祝磊痛心地写道。

随后的一两年问，顾立源又建起两三个。高新科技园区“。陶里根再一次发生”巨变“：城区迅速扩大：这时，他收到了调任副省长的命令。但他知道，饶上都那五亿元的贷款仍然是一个能让他致命的”暗疾“。离开陶里根时，他找饶上都长谈过一次，要他停止多方扩张兼并，集中­精­力经营好旗下现有的那些企业，设法把账还上；又分别找各银行行长谈了一次。名义上是了解盛唐公司还贷的情况，实质上还是希望这些行长同志链把当初的那些担保便条替他”撤消“了。这档子事，他明里暗里，跟这些行长同志说过多次。但行长们也是用”太极云手“的招式在应付着他，哼哼哈哈地既不拒绝，也不答应，一直拖了下来=这一回他想利用自己去省里任职的机会，对这些行长同志稍稍施加一些压力，让他们替他把这事办了；并暗示，如果为他办了这事，他绝不会忘记这些行长同志。果然，身为”副省长“再出来说话，就是比。市领导”要强。行长们在稍稍犹豫后，便答应了，并立即去保险柜里取出那些担保的便条，纷纷将它还给了顾立源=顾立源因此大松了一口气，卸下人生最大一个包袱，离开陶里根，意得志满地去省城赴任。但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些行长同志，早把他来银行要求撤去便条的整个过程都在暗中拍摄了下来，并且将那些便条也都复印留了底。毕竟是五个亿。谁的脑袋能扛得起五个亿这一笔账？作为银行行长，他们当然是算得清这个算法的。复印件在法律程序上虽然不能算作直接证据，但它们作为间接证据还是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的，特别是已构成证据链的情况下，它们的加入，还是有重大“杀伤力”的。

顾立源在就任副省长后，对自己在陶里根那一段的工作和生活，认真进行了反思。这反思，应该说从那天他带着那张便条，走出银行大门，长长地吐出那一口担惊受怕的气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甚至还想到过，留着这张便条，用镜框把它装裱起来，悬挂在新居的客厅中央，“警钟长鸣”，让自己“永志不忘”。当然，这仅仅是想想而已，便条还是立即就被销毁了。他不会留着这个“祸根”。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的确让他严重地感到，自己必须反思和反省了，也下决心要当一个清醒的省级­干­部。

“……他到省里以后，出乎我的意料，竞很快主动来找我谈他的反思所得，谈得既沉重又诚恳，让我感动了好长一段日子……”

祝磊在材料中这样写道。

这反思和反省的结果，前边已经多次提到过，也就是大家伙都感觉得到的，顾立源到省里以后，变了，变得谨慎，细心，宽容，周到。

“现在重新回到我枪杀张秘书事件发生前两个多月的那天。那天，已经当上了代省长的顾立源突然打来电话，说要见我，而且要到我家里来见我。那天我感冒了，感冒得很重，正在市政府那个比较偏僻的新宿舍区家中休息着……”祝磊在材料中再一次这么写道。

……那天，顾立源的确有点着急了。他是独身一人去的祝磊家。虽然还是披着他那件黑呢大衣，头发却显得有点零乱，连鬓胡也没修得那么­干­净。

头天晚上，他在省城最豪华的五星级宾馆主持了一个高纬度地区开发利用能源的联席会议。与会的是该地区几个省的省长和主管副省长。这些年，能源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扯皮拉筋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因此，每年都需要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协调解决该地区各省之间产生的能源矛盾：会议由各省省长轮流做东。今年轮到了顾立源。省长们都很忙。这样的会。约定只开一天。有事没事，当天都得结束。所以，有时就会开得很晚。那天散会时，已经到晚上十点多钟了。招呼了各省领导去吃夜宵，他匆匆离去，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家五星级宾馆。上那儿会见饶上都。这位饶总已经在那儿一个豪华套间里等了他整整一天了。

最近银行似乎是听说了些什么，不仅在还贷问题上对盛唐加紧了催促，还传出话来，可能要对这笔巨额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当时签下的贷款合同，给了银行方面这样的监管权。）这几年，银行对盛唐方面能否按时还贷早已存有疑虑：他们不断派人去公司催促，同时也不时“请求”顾立源能帮着做做饶总的工作。这“帮着做做工作”的含义，当然首先就是希望能督促饶上都早点还钱。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顾立源作为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能设法“指导”饶上都，改善公司经营管理状况，迅速改变目前这种多头出击、摊子铺得过大、经营管理又比较粗放，效益低下的局面。假如羊儿身上压根儿就不长毛，你又上哪儿期待着去剪那该剪的毛呢？银行方面是真心希望这只羊能多长几根毛的。顾立源跟饶上都谈过很多次，也派一些专家权威去盛唐帮着做过经营管理方面的“咨询”。但根本的一条，饶上都始终隐瞒着“抽逃资金”炒期货这件事。漏洞不堵，整个公司的状况怎么可能有大的起­色­？而饶上都原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足够的冲劲。敢于面对别人不敢面对的禁区，他以勇闯禁区为乐=他病态似的喜欢听那舞着柴禾棍打进“瓷器店”以后必然要发出的那一片稀里哗啦的碎片声。他尤其喜欢听那同时从街边响起的喝彩声和詈骂声：但是他却缺乏必要的耐心，也不善于通过一砖一瓦的努力。建起一家“新瓷器店”来赢得更高层次的掌声和喝彩声。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抽逃资金炒期货”的事不胫而走，促使银行方面加紧了“催逼”和“核查”行动。这使饶上都决定要认真技顾立源谈一谈。

饶上都这两年老多了，虽然脸­色­依然红润。但每每说上两三句话，总要深深地喘上一口。有人说他这是“装”的，因为他发脾气训斥手下那些经理和部长时，常常能连续不停地骂上一二十分钟，而不待歇一口气。但他们哪里得知，训斥完了以后，他一定会感到胸闷难耐，人也像是要瘫了似的。这样发一次脾气，他会难受两三天。这些年，体重急速增加，腰围持续扩张。房间里汽车里的空气总让他觉得不够用。不少五十岁前的嗜好，突然间都变得淡然乏味了。比如从前他特别喜欢看二人转，可是现在他听着那些打情骂俏的“荤口”，瞧着那些忸怩作态的“表演”，就觉得坐不住。他不是不再喜欢那些带­色­的笑话和民间的“荤口”，而是嫌他们太吵闹了，嫌他们有点没完没了地在那儿糟践他们自己，为了博得别人的喝彩，宁愿不把自己当人。这会让他想起当年的那个自己。但他还是保留了两样“爱好”。一是吃“杀猪菜”，一是住宾馆。隔三差五，他一定得上那“杀猪菜”馆子，要上一盘店家自制的血肠，再要上一盘“手把排”，再来一盘“辣炒肥肠”，要一小瓶二两装的二锅头，就着瓶口，慢慢喝，慢慢嚼，慢慢瞧着来来往往的吃客，看看他们，再比比自己，再瞧瞧停在店门外自己那辆大奔，他总会得意兮兮地冷笑一下，在心里发出一声这样的责问：“小样儿的，挡得住我吗？”自己到底在责问谁？他也说不清楚。只是常常想这样大声责问一下，冲着窗外大喊一声：“小样儿的，挡得住我吗？”另外，隔三差五地他得住一回宾馆。有事没事，他都喜欢住到非常高级的宾馆里去清静一下，享受一下。越是高级的宾馆、会所，越是能维护这些住店人在私密方面的要求。他知道不管自己现在多么有钱，这社会上仍然会有一些人打心底里是瞧不起他的。包括那些低声下气来求他赞助的客户，穷学生，包括那些热情非凡地来找他去投资的区长乡长县长和市长。（说实话，这些当­干­部的，倒是有不少人不再瞧不起他了。但他又常常地有一点瞧不起他们。）无论是谁们瞧得起谁，还是谁又瞧不起谁们，现在都开始有点让他感到心烦了，心累了，而这时最好的解脱，是躲进一个高级宾馆和会所里，隐居个一天两天。只有在那样的环境里，谁也不问你过去是谁，现在又是谁，只要你掏得起那一晚上五百美元或一千美元的房钱就行。

……今天他找顾立源，是希望顾能帮他在省城找到一笔款子付银行的利息，以此来稳住陶里根的那两家银行。最近铜在期货市场行情看涨，他又“赌”了一把3607号铜的期货。这一把如果能赢，当然还不足以让自己彻底翻身，彻底扭转这两年在资金问题上被动尴尬的局面，但是拿它去付那拖欠了一年多的银行贷款利息，补上维持那个旅游城营业开支所需的那点资金缺口，还是足够了。

这样他可以喘过一口气来。是的，近来，他时时感到胸中的这口“气”喘得越来越费劲了……

他知道顾立源会帮他忙的。有那五亿元的一笔账，还有那些便条，有这两档子事，这位从前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现在的代省长，已经跟他完全栓在了一根绳上，不会不帮他，也不能不帮他。如果他垮了，银行真的跟他翻了脸，他顾代省长最后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当时他很担心顾立源不肯出头来帮他借那五亿元。他压根儿就没想到，顾立源不仅豪爽地应承了，最后居然还愿意亲笔写下一张张便条，让他去找银行方面的人解决这五亿元的贷款问题。他当时真被顾立源的豪爽热情感动了，但又暗自惊讶于对方的粗疏和大意。这样的事，在眼下，换一百个人。特别是那种头上有乌纱帽的人，是谁也不肯­干­的。他当时感动于颐立源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但又诧异于对方居然如此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在越来越推崇法律观念，法律体制也越来越完备的中国，一张有你亲笔签字的便条，是足以把一个人卷进一个无底深渊去的，也足以把一个人吊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多多少少有一点。愧对顾立源“，不该就这样把他扯了进来的。这一手有点太狠：但有时他又想，这能完全怪罪于我吗？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那样。万事成败变迁，起着主要作用的还是内因：石头再加温，也是孵不出小­鸡­来的。

在顾立源被任命为陶里根市委书记的一年内。饶上都没有去找过他。他知道那段时间，顾忙得不得了。（陶里根日报》头版二条上几乎天天有他的消息。（头条当然是报道中央领导的活动，或转发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那年的年三十晚上，他去看望顾立源。他知道每年的三十夜，顾立源都会去慰问边境口岸值班的海关工作人员和边防战士，也会去看望那些异想天开地留在陶里根的雪窝窝里过年的少数旅游者。他在顾家门口一直等到凌晨三点，才见到已颇有些醉意的顾立源归来。

“你……你……你这是­干­……­干­啥呢？吓我一大跳……走走走……上……上屋里坐……坐会儿……我那里还有瓶真正的茅台……我……我……我告诉你，外头那些茅台，没……没几瓶是真家伙……你……你品品我那一瓶……我就剩这一瓶了……跟你这么说吧，你信不？过了这个村，你……你还真……真找不着那个店了哩……”说这些话的时候，顾立源的舌头还真有点嫌短了。

进了家门，顾立源让夫人给饶上都沏上茶来，自己去卫生间用凉水狠狠地冲了冲脑袋，又喝下去大半杯苹果醋，再拿湿毛巾捂住自己的脸，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酒意才基本消去了一些，再回到客厅里来，就不再提那瓶“真正的茅台”了。

“深更半夜地，守在我家门前黑影地里，准备打劫呢？”顾立源往饶上都对面的沙发上一坐，嘿嘿笑道。

“茅台呢？怎么跟天桥小把式似的，光说不练？不舍得？不舍得，明天我给送二十瓶真正的茅台来。”饶上都也笑道。

“啥茅台？你都喘成那样，还茅台呢！不要命了？我早让你把酒戒了，你不听。到那一天，让大夫来给你下最后通牒，你就哭吧。喝口茶吧。我这茶可是好茶。台湾极品乌龙。”

“行了，我也不喝你的酒，也不喝你的茶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都散了场了。你也该休息了。赶紧跟你说个事吧。咱俩结交这么一场，可以这么说，没有你顾书记，就不会有我饶某人的今天……”

“打住。打住。”敏感的顾立源自打酒醒那一刻，就意识到今天晚上这位饶老板借口“拜年”深更半夜“杀”上门来，是要有所“作为”的，所以立刻下了封口令，“别大年三十的让我不痛快。”

“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饶上都那天也有点倔，不软不硬地反问了一句。

“……”按顾立源过去的脾气，是绝对不可能再允许饶上都说下去的。但当时也是怪，听饶上都这么一说，颐立源居然不作声了。是酒起了作用，还是感情起了作用。或是这两者都起了作用？至今仍然是个谜。

“知恩必报，这是人之常情……”饶上都刚说了这句话，顾立源又想站起来去打断他的话。饶上都却立即傲了个非常坚决的手势，让他“稍安勿躁”，并立即把自己的口袋一个个都翻出底来，表示自己没有带任何贵重礼物，更没带一分现金。

顾立源慢慢地又坐了下去。两人随即都默默地坐了会儿。

“但此恩，今生我必须报。不报。我就不是饶上都。当然我不会害您，更不能害您。这么跟您说吧，我在北京上海替你各买了一幢别墅。现在正在装修。这房子，我现在不会给你。你现在也用不着它。等你完全退下来了，没人理睬了。一月就剩一两千、两三千那点­干­工资了，只等着老­干­部处忙里忙外组织你们这些老头老太去集体逛北京故宫颐和园的时侯，你要愿意带着孙子孙女去北京上海度晚年，我想你总也该有个落脚的地方吧？你替我支撑了前半生，我替你后半生找个落脚的地儿，过分吗？你现在是市委书记，拿我一分钱都是受贿。到那时。你啥也不是了。你也替我办不成任何事了。你就是拿我一百幢别墅，那也只是个交情往来。共产党再严格，总不能让两个普通人不讲一点交情吧？”饶上都说得相当激动和诚恳。

“唉，算了算了，说这些­干­吗，饶老板……”顾立源感慨万千地挥了挥手，叹口气说道。

“他没拒绝……”当时饶上都心里还一格愣，一边这么想的同时，他已经站了起来，说道：“这事就这样了：我走了。您赶紧歇着吧。”

那天，顾立源的确没有明确拒绝：过了几个月，他接到饶上都的一个电话，说上海的房子已经装修完了。有空，趁出差的机会，想请他顺便去瞧瞧，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让装修队再返返工。顾立源在电话里只应了句：“你真逗，还当真了呢？”仍然没有明确拒绝。当时，他的确有过那样的想法：在陶里根能顺利­干­完两届，万一提不上去，自己还不到五十，或者找个闲职­干­­干­，或者下海。到那时候，“总该有个落脚的地方吧？”饶上都的这句话的确隐隐地、却深深地触动了他……

又过了几个月，他去上海参加全国中小城市市长会议。报到后。刚进房间，就接到饶上都的电话。他也到了上海，而且就住在他们所住宾馆旁边的一个宾馆里。“会议咋安排的？抽点时间，我陪您去看看那幢房子吧？”会议只开了一天半。临离开上海的那天下午，他跟饶上都去看了一下那幢别墅。三百二十平方米。外带一个一百五十平方米的花园。车库，狗屋，一应俱全。三层大开间。户内还装置了独用的电梯——考虑到七八十岁以后，腿脚不便利时，仍能上下自如。又过了两个月，他又在饶上都的陪同下，去北京看了看那边的一幢别墅。二百八十平方米。外带一百六十平方米的花园。地处温榆河边。特点是整个小区里拥有一百多棵树龄在八十年以上的老树。房地产商说，你用什么建筑材料，请什么外国设计家设计，想啥怪招，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可以用钱换得来的。惟有我这一百多棵老树，你是用什么也换不来的。有了这百多棵老树，你会感到你和大自然融合了，你会觉得你和历史在共存，你会拥有一种别人不可能拥有的生命厚度和广度，你的人生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延伸……那年的年三十晚上，他去完成了慰问和看望的任务回到家，妻子告诉他，饶老板刚才来过了。他说他还得去看望别的领导，就不等你了。也没说啥，在我们家门前跟孩子似的放了两串鞭炮，留下一个大信袋，嘻嘻哈哈地就走了。听说饶上都留下一个大信袋，顾立源有点不高兴了，瞪起大眼说道：“他留啥信袋？信袋里装了啥玩意儿？我跟你怎么交代的？谁上家来，都不许收人的东西。”妻子说：“那信袋里没啥玩意儿，就两串钥匙。钥匙也值得你那么着急上火吗？那上头没镀金，也没镀银。他给你钥匙­干­吗？是你办公室门上的，还是他办公室门上的？”“谁知道呢。我去瞧瞧。”顾立源随口应付了这么一句，进屋就把那两串沉甸甸的钥匙收了起来。他当然明白，这就是那两幢别墅大门上的钥匙。

现在再回过头说说那天顾立源和祝磊两人“­干­仗”的事情。顾立源那天上祝磊家，是希望祝磊能动用一下他那“常务副市长‘’的影响力，在省城为饶上都拆到一点”头寸“。以渡过眼前的难关。这也是饶上都的意思。他觉得颐立源作为代省长，从表面上看起来，影响力似乎要比”常务副市长“更大，但是。官场上的事，往往是”现官不如现管“。顾立源要在省里拆到头寸。还必须得通过主管金融财政的副省长，或其他主管官员才能办得成。但顾立源任职省府的时间并不长，况且还戴着”代理“的帽子。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都不如由祝磊出面，直接在省城去办这件事来得顺当。因为祝磊在省城主管的就是金融、工交、财贸，正所谓”现官不如现管“，他正管着哩。

没想到的是，那天，他却遭到了祝磊的婉拒。祝磊在材料里是这样讲述这件事的：“……其实那天我并没有正面拒绝他，不仅没正面拒绝，还说了一些诸如‘我尽量给想想办法吧，万一银行那头不行，我再试试别的路子’一类的话。说实话，我也不敢当面拒绝他。虽然顾调到省里后，为人做事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在陶里根后期形成的那种‘一个人说了算’的做派。但我清楚，在关键时刻、在重大问题上。在本质上，他是变不了的。他是不会允许别人来妨碍他，来做他的主的。我深信，所有有过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同意我下面这个说法：凡是尝到过‘绝对权力，滋味的人，终生都会想念它。轻易也是不会自动放弃它的。以顾立源的经验和聪明，他当然一下就掂量出。我当时说的那番话，有许多搪塞和应付他的成分，他当然要不高兴。但，当时我们并没有上’开吵‘。我们毕竟都是有相当政治历练的人，毕竟也是多年来关系相当密切的老乡、朋友和上下级。尤其是我，说我是他一手提拨起来的，绝非过辞。我当然更不能动不动地就跟他’开吵，。那么­干­，于情于理于礼，于场面上的规矩。也都通不过！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

……那天，两人勉勉强强地又聊了一会儿，祝磊见顾立源的脸­色­不像刚才那么尴尬和灰暗了，便劝说道：“老大，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顾立源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道：“别跟我来这一套。成熟不成熟，你就说你的吧。”祝磊低下头沉吟了一会儿，鼓了鼓气，说道：“我是绝对支持发展民营企业这个政策的。但是，我觉得对待民营企业和这些所谓的企业家们，也得遵照优胜劣汰的规则，让这些老板在历史进程中接受时间的汰选。真正优秀的，让他们强大起来，实在不行的，不能与时俱进的，就该淘汰一批……”说到这里，祝磊他发现顾立源的脸­色­又开始灰暗起来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往下说了，就赶紧收住了话头。他当时还真有点想不通。自己说的这些，并不是什么特别前卫、特别先锋的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生常谈”，也是顾代省长平时经常放在嘴头上来教育别人时说过的话。为什么到这会儿，他自己就完全听不进去了呢？当时祝磊也想到过这一点：难道顾和饶之间真的存在着什么非比寻常的私谊，或……或“猫腻”？但这念头也只是像电光石火似的，一闪而过。他想的更多的是，顾这个人啊，太讲义气，太放不下老朋友之间的那点感情，太把老朋友的事当一回事……

话说到这儿，本来是要结束了。因为顾立源突然收拾起他的烟盒和打火机，一声不吭地板起脸，都起身往外走了。祝磊有些发慌了，忙叫了声“顾省长……”并紧随着顾立源，亦步亦趋地往外走；走到外头的门厅里了，他又赶紧说了一句，“我没说就不给饶总想办法了嘛。”语调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点哀恳的味道了。

顾立源站住了。脸­色­虽然依旧是那样的峻急，但如果这时祝磊更聪明一点，继续说两句顾爱听的话，先把他太太平平地打发走了，这“头寸”到底该不该去整、到底上哪儿去整、又能整多少……完全是可以“另说”的嘛。先答应下来，然后再慢慢地推托；先答应下来，然后再寻找机会推辞；先答应下来，然后……然后，转过脸来就装糊涂，用一句“是吗，我当时答应过你吗？你听错了吧？”来不认这个账。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可是经常发生的。这就叫“周旋”。没有“周旋”和“妥协”，就构不成千百年来全部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技巧，也就造就不了全部历史生活的光怪陆离和诡谲绚丽。这一点，不管是祝磊，还是顾立源其实都是懂得很透彻的。但有时就是做不到。接下来，祝磊居然慌慌张张地、同时也是很不得体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当前，中央正在通过金融工委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中纪委也把金融行业的问题列为今明两年工作的重点……要搞到这么大一笔头寸，恐怕是有相当的难受的……”他完全是善意地提醒顾立源，但顾立源立即转过身来很严厉地给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我要你去顶风作案，祝副市长？”祝磊忙否认。可已经来不及了。顾立源就那样站在门厅里，指手画脚、劈头盖脸地一通臭训……让曹楠听到的，就是顾立源这一阵的吼叫声。

祝磊当时真的非常委屈。也非常惊骇。他从来没有看到顾立源在自己面前如此失态过。事后，祝磊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所以，都不敢主动给顾立源打电话。大约一个星期后，顾立源给祝磊主动打来了一个电话，就那天他的“态度问题”，主动向祝磊道了歉，并且收回了要他为饶上都去搞“头寸”的那一番话。没再多说别的，甚至都没容祝磊也说上两句“道教”的话，就很客气地挂断了电话。对方的“客气”和“淡漠”。让祝磊更加地不知所措，越发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他后来主动托人给顾和顾的秘书捎话，要去看望顾，去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和心情，但颐都以种种理由，很客气地一一拒绝了。这让祝磊更加寝食不安。应该说，这也是后来促使他答应那位张秘书，帮着去送“职工股”的一个重大诱因——自己跟省委常委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关系搞碍如此僵，如果再不设法做点什么事去补救，将来想递补为市长。那就真的是难上加难了……

能说是“一念之差”吗？人们常常用这四个字来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开脱（或减轻）责任。但又不想想。这“一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造成全部灾祸的这“一念”，难道也纯属偶然的“一念之间”吗？祝磊材料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是对张秘书设套“陷害”他这件事所做的一点分析。他的结论非常简单明了，他认为这件事，就是饶上都策划指使的。他的理由有三。一，这位小张秘书和饶上都有表亲关系。他的表姐，曾跟饶上都相好多年。二，事发后（这个“事”，是指张秘书劝说他带着陶里根那家铝业公司某位老总去给某省委领导送职工股，而并非指他开枪杀害张秘书），祝磊利用自己还在常务副市长位置上这个条件，曾让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侦查科的同志调出事发前后那几天张秘书的移动通讯和固话通讯记录，发现就在这两三天里，他和饶上都联络十分频繁。三，枪击案发生当日，他找张秘书谈话。他希望这个年轻人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一颗赤心全对苍天，为他作证，他只是为陶里根那家铝业公司的那位老总“引见”了省里的那位领导。

在整个过程中，他连那职工股票据是什么样的都没见过一眼，更别说得到了它们。这一点，小张秘书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在全过程中，一直跟他在一起。这件事本来还可以由铝业公司的这位老总出面来作证，但不幸的是，在纪检委的领导找这位老总谈话时，他“突发心脏病”而“暴毙”了。而据查，这位老总突发心脏病的前一天晚上，饶上都曾找这位老总长谈过几小时。“枪击事件发生前的一个多小时，我的情绪已经变得空前的不稳定。”祝磊在材料中这样写道，“头一天我曾打电话给那位省领导，想先请他出来替我说说话，以证明，那天我只是起了个引见的作用，带着那个铝业公司老总见到了他以后，我和张秘书就知趣地离开了他的家。

那笔数额达七十多万份的职工股，一直是由那个老总拿着的。最后它的去向、下落，我不可能知道。因为确确实实的，我和张秘书当时已经离开了现场。但是，让我非常震惊的是，那位省领导居然一口否认了此事。还说，那天根本就没有见到过我。我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电话了。从下午到晚上，我发了疯似的连续给他打了一二十个电话，他都不接。其实我并没有那个意思，要他承认那天是他从那个老总手里拿走了那七十多万份原始职工股。当时我不在现场，我和张秘书已经离开了他家。我没亲眼见到的事，绝对不会乱说。我只是请他证明，当时我没参与其事。我只是一个‘引见人’，一个不该去引见的‘引见人’。但他就是不接我的电话。我当时真的有点发慌了。

七十多万份原始职工股，上市后的市值将高达四五百万元人民币。稍稍炒作一下的话，还可能达到八九百万，甚至上千万。况且它又是职工股，原本是应该由广大职工享有的。侵吞职工股，就是侵吞职工的活命钱，更是罪加三等，民愤难平。如果我不能证明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清白的话，仅仅这一笔账，这一件事，无论在­肉­体上、­精­神上，还是政治上，我都将‘死无葬身之地’。而让我更感到绝望的是这位省领导。他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良师益友，也许在个­性­的呈现上我不能完全赞同和接受他的某些表达方式，但在人生理念、事业价值观的确定和追求等根本问题上，他一直是我永远不可企及而又一直在努力追赶的标杆儿。我怎么能想象，他会在这样一件简单明了而又­性­命攸关的大事上，会‘蓄意’地把我扔进这无底深渊。所以，当张秘书也坚称他不能证明我在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接触过那些股票的票据时。我的­精­神真的是崩溃了，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才酿成了后来的惨剧的发生……而那位省领导是谁，大概不用我再细说了。他就是我们的代省长顾立源同志……“

二十七 雪花非花

（也许，我们可以就此结束这场高纬度上的叙事了？）

当然，仅仅凭祝磊说的那几条理由和他自己的那些感觉，是没法确认整个这起“职工股案”到底是怎么一回子事的，更没法坐实这“圈套”的始作俑者就是饶上都，特别不可能就此说明顾立源也参与了对祝磊的“陷害”。

看完这份原件的复印件，邵长水呆坐了好大一会儿。仔细品评，祝磊写这份材料的本意似乎并不是在要揭发谁，更不是要把谁置之于死地。实际上它并没有提供太多惊心动魄的线索。人们值得为了这样的一份材料而去杀人，或被杀吗？它无非刻画了一颗良心在挣扎中的战栗而已。是的，雪花不是花，但她还将久远地被称作雪“花”。她还会努力地去争取，要让自己和所有的同伴都在诗意中继续存在……

后来查清，祝磊确系自杀。不管最高院最终是否会对他进行改判，他觉得他自己是不能再原谅自己的了。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已经“死去”。也应该死去。与其让某一个监狱用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来慢慢地执行他这个心理上和政治上的“死刑”，还不如像那雪花一样，快快地坠落大地，快快地融化了事。于是他就利用求医时，年轻法警的一时疏忽和对他的信任，纵身从窗户里扑了出去。偏偏窗户底下事先搁置了这么一块石头，让人平添了许多悬疑……

邵长水拿着这份原件的复印件回到赵总队的办公室，赵总队还在等着他。

“看完了？”赵五六问。

“看完了。”邵长水把材料递还给赵总队=

“再让你看样东西。”赵五六说着。拿出一份今天刚到的报纸。省里最重要的一份日报，省委机关报：

邵长水接过报纸，从第一版翻到最后一皈，没觉得有什么异样；便疑询地看了看赵总队，好像是在问，您让我看啥呀？

赵五六收起这份报纸其他那些页面。只留下第一版到第四版的那一页，对邵长水说道：“你再仔细瞧瞧。”

他再次从头至尾地翻看了一遍。只是这一遍翻看得更加认真和仔细。当从第四版上重又回到第一版上来的时候，他似乎感觉出一点什么来了。他忙凑近了第一版上刊发的两张照片和两条消息，仔细地搜寻起来。一张照片上拍的是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接见省十大杰出青年的合影：另一张照片是省委召开第××次扩大会议的现场主席台的照片。接见本省十大杰出青年，这样的事年年都有，但不会让省委和省政府全体领导都出面。今年却似乎全出面了，但感觉上似乎缺了一个人。省委扩大会议，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当然都得参加，但似乎也少了一个人。

“看出点名堂来了吗？”赵五六闷闷地问。

“……”就在这一瞬间，邵长水忽然发现，这两张照片上缺少的是同一个人：顾立源：作为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和代省长，这两个场合他都应该出现啊。没出现，为什么？出国了？上外地开会去了？还是怎么了？省委机关报在同一天的同一版面上同时刊发同样缺少了这位主要领导的照片。一定是想说明什么、告知什么……

“顾立源怎么了？”他忙问：

“他被‘双规’了：”赵五六答道。

“‘双规’？啥时候的事情？”邵长水急问。

“前天晚上：中纪委来了一位副书记。加上省里的几位主要领导，集体找他谈的话，谈完后，中纪委连夜就把他带走了。”

“为什么要‘双规’他？”

“多余问的。”

“……”邵长水愣了一愣，再想想，是的，自己这个问题问得完全多余。

“你再看看第三版上的这一则消息。”赵五六翻开报纸，指着右上角的一则消息对邵长水说道。

这是豆腐­干­儿大的一则经济新闻。报道本省一些著名民营企业家学习座谈“三个代表”思想的动态。消息里不仅点了饶上都的名字，还用两行多的文字，转述了他在座谈会上发表的一个观点。座谈会是昨天下午在省委老交际处宾馆召开的。陶里根好几位民营企业家都应邀出席了这个座谈会。但在消息中直接被点名并被引用了发言内容的，却只有饶上都一个人。看来他还是个学习方面的标杆儿人物。

“……”邵长水看完这则新闻，心里不知为什么，有些堵得慌，想问些什么，却又怕再让赵总队用一句“多余问的”给堵回来。如果说顾立源是因为了那两幢别墅的问题被“双规”的，那送别墅的人为什么还在作为“学习三个代表”的典型被表彰着呢？

“谁说雪花不是花？”赵总队忽然无甚来由地这么感慨了一声。他居然把这句话用在了这儿，说着，还淡淡地苦笑了一下。邵长水却依然保持了沉默。这时候，他突然又把报纸翻到第一版上，再次去看了看那两张已经没有了顾立源的照片。全省数千万老百姓，今天能有几个人会注意到这位代省长已经从省报第一版上消失了呢？更有几人能从这“消失”里觉察和品味出本省政治局势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动呢？连那十杰青年们好像都没觉察到。他们的笑容依然是那么灿烂。而没有了顾立源的省委扩大会议的会场依然是那么的庄严肃穆，依然是那么的稳重而静谧，依然在显示着一种权威和决心，一种自信和平和。

“谁说雪花不是花……”邵长水在心里突然也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无意间这么重复了一下，心里忽然觉得松快多了，“哦，这真是一句多义、多矢量的话。”

“还有件事，厅党组决定下个星期为劳爷举行一个追悼会。追悼会的具备筹备工作，就由你们支队来­操­办。要简朴，但又要隆重。”

“是。要简朴，又要隆重：”邵长水答道。

“追悼会前一天，厅党组全体领导同志会一起去劳爷家看望泉英嫂子和小小。你提前去帮着嫂子傲些准备。”

“是。”

“刚才你木呆呆地看着报纸在发啥愣哩？”赵五六问。

“没事……没事……”邵长水赶紧掩饰道：但他心里的确“挤”着一个大疙瘩。这个“大疙瘩”甚至让他有些喘不上气来：还是上面说到的那个看法，如果只查接受别墅的。而对送别墅的人听之任之，既不公平，不合法理，也不利于“河清有日”。你在下游忙着清淤，但对上游输入的泥沙却置若罔闻。不采取得力的措施加以制止，这样下去，“河清”还能“有日”吗？近年来，十起腐败大案，起码有七八起，背后都有这样的老板在作祟。他们拿钱买掌权者的良心和忠诚。有人为这些民企老板辩护说。他们这么做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目前体制上对民营企业不公平。没有提供和国企同等的待遇。他们举步维艰，不如此就不可能发展自己的企业，不能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如果这样的说法是合理的话，那么腐败分子也有同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啊：我工作这么辛苦，为国家的发展（包括民企的发展）做了那么大的贡献。而我的月工资却只有一两千、两三千元，有的甚至更少：“革命”几十年。月收入还不及自己刚大学毕业、在外资或合资企业工作的儿女=而我只要点点头，签个字，那些老板就可以从中赚上几十、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我从他们那儿拿一点“辛苦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我拿的又不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是那些“老板们”的钱。他们的钱不拿白不拿嘛。在渡过了艰难的原始积累阶段后。现在已经出现一大批千万亿万富翁。让他们在必要时。拿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收购”一个、或几个当权者的“良心”和“忠诚”。应该说已经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而要让一个月收入只有几千元的官员在几十万几百万的现金面前真正做到眼不红、心不跳、气不喘，完全不动摇，的确需要百炼成金的道行和根底。而我们现在这些一茬又一茬的官员，又有多少像当初战争年代或建国初期的­干­部那样，经历过严格的（近似严酷的）政治磨炼和世界观信念的检验呢？如果我们对那种“收购行为”不加以足够的重视和有效打击，可以这么说，中国将永无宁静和­干­净之日。而平心而论，在中国，从个人的­操­守和品行方面来说，哪一个阶层、哪一个人群最不受监管？答案是肯定的，就是这些“老板们”……

顾立源被“双规”了。而饶上都却成了学习的“典范”。听说，陶里根市已经将他的个人“事迹”，作为下一届省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材料，报送了上来。陶里根市市委、市政府和人大常委将他作为下一届省人大候选人的主要依据是，他对全市GDP和税收的增长所做的突出贡献……

这就是现实。

还说什么呢？

邵长水苦笑笑。

另外，这些话，跟赵五六说，又有啥用呢？多吃土豆多放屁，多发牢­骚­多生气。说了，还不是在跟自己过不去？！让自个儿心疼半天，­干­啥嘛？算了吧！

“嗨，你这个人，有话就说呗，憋在肚子里还想生豆芽哩？”赵五六见邵长水只是一味苦笑，便追问。

“没事。没事。”邵长水赶紧再笑笑，忙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就向门外走去。赵五六还想问一点什么——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有些不好受，也正想跟邵长水说说哩。不料，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厅长袁崇生打来的，让赵五六火速赶到他那儿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咱俩一会儿再找时间聊。”赵五六丢下这么句话，便匆匆向袁厅长那儿赶去了。不料，半个多小时后，邵长水也接到一个“火烧火燎”的电话，是赵五六打来的，让他同样“火速”赶到袁厅长那儿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啥会议？”邵长水心怦怦地跳着，问道。

“问啥问？！赶紧！”赵五六以他惯有的果断，命令道。

奉命随后赶到的，不止邵长水一人。待邵长水赶到，袁厅长那不算小的办公室里已经坐满了相关人员=气氛还真有点紧张。几分钟后，邵长水就闹明白了，和顺面馆的那位老板娘终于交待了幕后的全部事实。拓片被盗、银行保险柜被炸。都和远东盛唐的这位老总饶上都有关。或者说，这两件事都是他直接“策划”的。至于谋害劳东林和在炸银行保险柜的过程中又把保安杀了，是不是跟这位老总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待查：他之所以要盗和炸银行保险柜，销毁祝磊的那份材料，据那位老板娘说，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护顾立源和他手下的那些人。根据已经掌握到的这些情况，也为了彻底查清事实，厅里决定对饶上都采取行动，立即刑拘他。为了保持远东盛唐这个企业的稳定和下一步的发展，已经和省检察院和陶里根市的有关部门联系好了，组成联合工作组，在刑拘饶上都的同时，进驻远东盛唐：刑拘和审讯饶上都的任务就交给了赵五六和邵长水。

刑拘饶上都，当然得采取“密捕”的方式：回到总队部，赵五六向总队其他几个领导传达了刚才这个紧急会议的内容，紧接着认真研究了一下“密捕”的方式，对此做了周到的部署，确定了行动开始的时间和具体步骤。各位领导按照各自分工接受的任务，分头去做进一步的安排和部署，办公室里一下又只剩下了赵五六和邵长水两人。邵长水本来也应该立即去安排落实分给他的那一摊任务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的他。特别想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说不清，道不明，这一下，他心里感到特别的空。又特别的轻松。赵五六也有这样的感觉，堵在心里的一团乱麻一下子出空了，轻松是轻松了，但却又感到一种猛然问暂时技不着落脚之地的感觉。想说点啥，可又不知道该说点啥……

两人就这样默坐了会儿，赵五六突然说道：“劳爷追悼会和泉英嫂子那儿的事，你就别管了，我让办公室派个人去­操­办。”

邵长水却坚持道：“不必了。这两件事，还是我去办。劳爷是我大要案支队的前任领导。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两档子事，都该着我去办。交给谁去办了，我还真不放心哩。”

“行。那就还是你去办吧。”赵五六挺高兴邵长水能这么重视这两件事。

“您还有啥话要我带给泉嫂的？”邵长水想了想，问道。

“……”赵五六沉吟了会儿。这些日子，他常去看望泉英和小小。该说的，该做的，都说了，也都做了。泉英是个识大体明大理的女人，是能把个人的痛和伤深深埋在自己心底的女人，真是咱们公安­干­警的好家属。赵五六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还说啥呢？反正明后天厅党组成员一起去看望她的时候，我也要去的。你今天就跟她说，这个刑侦总队永远是她和小小的家。今后不管发生啥事，她和小小都可以来找我这个总队长。就是我不当这个总队长了，她和小小也可以来找我们这个刑侦总队。她们家的事，我们一定管到底。”说着，赵五六眼圈有一点发红了。

“是……”邵长水心里也一阵酸涩，顿时觉得眼眶里一阵湿热，便把头低了下去。

“哦，还有一件事。最近不少同志都有这样的反映，说你小子自从接任大要案支队的支队长以后，在许多方面……许多方面，不知道是有意还无意的，都在模仿劳爷，有这么回事吗？”

“是吗？”邵长水脸忙红起，都有点口吃了，“模……模仿？怎么会呢？”

“倒不是说你穿着打扮说话语调上模仿，是说你在办事方式方法上越来越像劳爷。不像你刚来那会儿那么拘谨、那么的讲分寸感，有点像劳爷了，大大咧咧的，办事也火辣起来。”

“是吗？是吗？”邵长水脸大红，辩解道，“嗨，我哪能学到人家劳爷那水平？他手上那点活儿也不是谁想模仿就模仿得到的！”

“慢慢来……慢慢来吧……”赵五六感慨道，然后又故意叮嘱道，“别的都应该学，你可别学人家离三次婚，又结四次。别让慧芬老找我这个总队长来告状­干­仗！”

“您说啥呢？”邵长水忙笑道。

然后两人就分别去忙各自的去了：吃罢午饭，邵长水想小歇一会儿，传达室那儿打来电话说是有个女同志找。邵长水问传达室的同志，那女同志是哪儿的，姓啥？

传达室的同志回答说，是区图书馆的，姓曹。

曹楠？

邵长水赶紧从支队办公室的沙发上跳起。他知道，对曹楠和那个齐神父的问题，后来是决定不予追究：因为他们保存了祝磊的材料，同时又考虑到他们的“作案动机”并非是“危害社会”；而后来的态度也还能算是配合我方人员的：故给予申斥教育，以观后效。

这时候，曹楠又来找，是为什么？

他匆匆赶到大门口的传达室里：

中午的传达室，不像平时那样，总挤着许多上访的人和来联系工作的人。这会儿显得空落。

“对不起，打扰您午休了。”曹楠一见邵长水。忙起立。

“没事没事。”邵长水一边说。一边傲了个手势，请曹楠坐下，“怎么样，你的事了结了吧？”

曹楠红着脸，点了点头，说道：“谢谢你们的宽大和爱护……”

“一定要引以为戒哦。法律是不能轻易越界的：记住，下不为例啊。”邵长水微笑道。

“是的。是的。”曹楠忙点头说道。“我来转交一样东西。听说您被正式任命为大要案支队的支队长了……。‘

“嗨，都是老早的事了。”邵长水笑道：

“可我今天才知道。”曹楠一边说。一边从手包里取出一个小小的雕花匣子递给邵长水。

“啥玩意儿？”邵长水见她往外掏出如此­精­美的东西，便一下迟疑起来，问。

“是劳叔让我给您的。”曹楠回答道。

“劳爷？”听说是劳爷给的，邵长水这才伸手去接过匣子，打开匣盖，一看，里头放着一支黑白水晶做的烟嘴。匣子里原先应该是陈放两支烟嘴的。现在空着一个位置，只陈放了一支。

“烟嘴？啥意思？”邵长水不无有些诧异地问。

“最后一次见到劳叔时，他给我这个匣子。他说，他在陶里根万一出事，让我把它转交给接他的班、继任大要案支队支队长的人。”

“为什么？”

“他没说。我想是为了留个纪念吧。他多次跟我说过，对自己当初辞职，脱警服，心里还是挺后悔的……”

“是的是的……”

“那您就留着它吧……别忘了他……”

“谢谢。”

“谢我­干­啥？要是我们都能别忘了他老人家就行了……”曹楠忽然有些难过起来。

“我想我们都不会忘记他的。”邵长水感慨地说道，“你回区图书馆了？工作没问题吧？”

“我不回那儿了……”曹楠淡淡说道。

“咋的了？那儿不接纳你了？”邵长水忙问。

“不是的……我自己辞职了……”曹楠说道。

“辞职？­干­吗？”

“我想读书。”

“读书？好啊。上哪去读？”

“我想去读神学院。”

“读神学院？当修女？不会吧？”邵长水一惊。

“当修女，那倒不一定。但我想再学一点别的……”

“是齐神父的意思？”邵长水忙问。

“这跟齐神父没关系。他怎么能做得了我的主呢？”曹楠淡淡地笑了笑，但语气却十分的坚决。

“你家里能同意吗？”

“这跟家里也没有任何关系。”说这话时，她的语气更坚决了。

“哦……”邵长水长长地“哦”了一声。不知道再往下应该跟她说什么。

“谢谢你们……”这时，曹楠站了起来，向邵长水伸出手，好像是要告别的意思，突然间却又谢了一声。

“谢……谢我们？­干­啥？”邵长水有点被动地也跟着站了起来，握住曹楠白净松软的手，勉强地笑着问道。

“谢谢你们破了劳叔这案子=谢谢你们没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谢谢你们……”说着。她有点哽咽了。在用力地握了一下邵长水的手以后，赶紧从邵长水的手里抽回自己的手，匆匆转过身，出了传达室那木门，向马路对面走去。这时。邵长水才发现。在马路对面停着一辆旧的捷达车，车里有个中年的男子坐在驾驶位置上等着曹楠。曹楠上车后，车子便立即开走了。

二00五年五月七日

十一点五十分二稿

六月二十三日三稿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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