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最害怕的是我国传统的，前头吊着三朵棉花球的孝帽。我戴这样的孝帽的时候是三岁半，因为我父亲死了。家里人把我抱起来，给我穿上孝衣，戴上孝帽，那白色颤动的棉花球，就像是成团成团的白色的眼泪在往下抛。因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们给我戴好那帽子后，就把我放到堂屋里。堂屋的墙壁上都挂着写满了字的白布，那就是孝联，也就是挽联。可我不懂，只看到白布上乱七八糟地画了很多东西。我的母亲也穿着一身粗麻布衣服，跪在一个长的黑盒子的后面；家里人把我放在母亲的身边。于是，我就放声大哭。我不是哭我的命运，我那时根本不会理解到这是我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的命运就要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我觉得，我只是因那气氛而哭。后来，人们就把我抱开了。但那个印象，对我是深刻的，几十年后都不能忘记。
我常想，那时候，我为什么那末痛哭，那样不安静呢？是不是我已经预感到我的不幸的生活就要从此开始了？是不是我已经预感到那个时代一一那个苦痛的时代，那个毫无希望的，满屋都是白色的，当中放一口黑棺材的时代？那就不知道了，反正那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家里人后来告诉我，那是死，是我父亲的死。
父亲死了，我母亲就完了，我们也完了，我们家的一切都完了。因此，在我有一点朦胧知识的时候，我对死，就有很深的印象。死是这样可怕的啊！
整个幼年，我就是跟着在死的边缘上挣扎的母亲生活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对死就这样的敏感。我常常要想着别人，替别人着想，我不能忘记一些悲伤的往事。比如：我想到我的一个表哥。这个表哥我没有见过；我的表嫂自然也没见过，因为表哥没结婚就死了。但是，我的表嫂还非得从娘家嫁到我舅舅家来做儿媳妇不可。母亲常常把这件事讲给我听。那时候，表哥表嫂准备结婚，家里置办的嫁妆都是大红的、锦绣的。但是，表哥病了，死了，表嫂还得嫁过来。我外祖父是一个封建文人，但他并不希望她过门来，他也感到这个日子是很难过的。但是，处在那个时代，那个封建的吃人的黑暗时代，我的表嫂还是迎亲过门来了。两家还临时赶办嫁妆，全是蓝色的，再也没有红的了。但是，表嫂过门来的那一天还是穿着红衣服，戴着凤冠霞帔。我家四姨抱着我表哥的木头灵牌，和表嫂拜堂成亲，结为夫妻。结婚仪式以后，表嫂回到洞房，脱下凤冠霞帔，摘下头饰，然后披麻戴孝，来到堂屋，跪着磕头祭灵。她哭得昏过去了。人们把她架着送回新房。就这样，她一直留在我舅舅家里，守活寡。后来，我外祖父调到云南，把她留在常德，住在她娘家。但是，在自己娘家，像她这样的妇女怎么过下去，她有什么希望呢？她有什么前途呢？她有什么愉快的事情呢？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她了。留给她的只是愁苦、眼泪和黑暗。这样，没有过一年，她死了；我母亲是很同情她的。母亲对我讲她的时候，我也非常难过，我常常想着这个结了婚，实际是未婚的不幸的年轻女性，怎样熬过她的一生。在我脑子里，这是从幼年一直陪伴我长大的第二件事情。
我母亲是一个寡妇，她也有自身痛苦的经历。她是一个学生，一个知识分子，她读了很多书。我以为她的感受，她的想像是很复杂的，又是很丰富的。但是，我母亲从来都把这一切埋在她的心底。我从没听到她讲过，也从未看到过她叹气流泪；即使有过，也很少。我母亲经常给我讲的是一些历史上功臣烈女的故事。她又把这样的书给我看。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对一些慷慨悲歌、济世忧民之士便很佩服。我看《东周列国》的时候(我现在想不起那些具体的故事了)，那里记载的许多忠君爱国的仁人义士，视死如归的故事，给我的影响很大。我佩服这样的人，喜欢这样的人，这些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最了不起的人。尽管故事很短，也很多，可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母亲最喜欢讲秋瑾，我常常倚在母亲的膝前听她对我讲秋瑾。秋瑾是我母亲最崇拜的一个。她讲她怎样参加革命、怎样为革命牺牲，我从小对这些故事知道很多。但同时，我也受到一些别的、另外的影响，一些儿女之情也会常常占据我整个的心灵，为这些事件里面的人物所牵引。
我看《红楼梦》时很早，大约是十一二岁吧。这以前我看不懂，不喜欢；十一二岁时我再读，便不一样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每次读，我都比林黛玉哭得多。林黛玉哭一次，我也跟着哭；林黛玉不哭了，我也哭；黛玉的丫环紫娟哭，我也哭。我总觉得，她那样一个柔弱女子，在强大的压迫势力下，她是毫无反抗的力量的。但她对那个社会是抱着鄙视态度的，她想反抗，却没有力量。她只好在大观园里挣扎，终是没能活下去。
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好哭的人，常常要想到别人的生、死，好像这些都和自己的生命纠结在一起似的。我的弟弟死了。姨妈边哭边说，如果是冰之死了，也要好一点，怎么会是弟弟死呢？姨妈双目失明，她没看见我就在她身边，她以为我弟弟一死，我母亲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但如果死的是我，那对我母亲的打击就不是太大，她的思想是，与其让我弟弟死，不如让我死了的好。她这全是为着我母亲着想的。可是，我听到了，就不能不想到很多很多。我甚至也认为，我是可以死的，我死了，弟弟活着要比我有用得多，有价值得多。我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前途又有什么希望呢？特别是想到我的婚姻问题，更使我感到前途渺茫。那时我被许配给我舅妈家里；而我认为世间最坏的，我最讨厌、最恨的人，就是我的舅妈。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不如死了好，可以摆脱我以后的命运，母亲也会好一点。所以，那时我常常沉浸在生不如死的这种感情里面。那时候，很多人的死都给我很深的印象，这些人的死，都使我萦回在人生不可解的问题里面。
记得，辛亥革命时，我大姨妈家里，姨父的弟弟在考棚被清兵杀死了，因为他革命。对他的死，我们家很多亲戚都感到沉痛。辛亥革命时间很短，但在我们那个小城镇里，气氛还是很紧张的。
那时，人们都要躲开那个地方，母亲准备带着我逃难。但母亲没有逃，她正在上学，她比较镇定。她不但自己不走，还把向警予和别的同学接到我舅舅家来住。那时风声、气氛都是紧张恐怖的。我的一个叔叔，又在这时突然死了。他的被害，更在我荒冷的记忆里加上血的战栗。
十月十日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我小小的心灵也卷入这大风浪中，愁苦和欢快交糅着，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这时给我深刻印象的另一件事，就是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了。以我那时的年龄和知识，对这事是无法理解的。宋教仁是桃源人，我那时在桃源学校念书，母亲在那里当教员。学校要举行追悼会，指名让，我代表同学在台上讲话。我自然是念母亲写的稿子。这稿子写得很有感情，反对袁世凯，反对袁世凯对革命者的屠杀。我念的时候，引起了全场的激动。他们的激动，使我也受到了感染。我觉得，这是我最初的，在心底埋下的一种从群众那里感染到的革命的激动。
这以后，“五四”的浪潮涌来了。我的思想跟着时代一天一天地往前走，我也参加到这些运动中来，但我的感情还是那末单纯。虽然我有愤慨的时候，也有悲哀的时候，也有参加群众游行的感受。但是，这些都还未使我从根本上发生思想上的变化。
“三一八”事件对我是很大的触动。我那时几乎没有在学校。我已经离开了我的母校，来到旧北平，大学不能进，只住在公寓里。但那时，我也跑上了街头。听说那天要到铁狮子胡同，要打卖国贼曹汝霖的家。我跟着冲进去了。我跑到屋子里，被警察赶了出来。虽说自己没有挨打，但很多同学挨打了，还有一些学生被阻留在屋里边没跑出来，后来也不晓得怎么样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队伍还往里冲，要营救那些被关在里面的人。当时，一个叫吴蔚燕的女同学，在我前面领头，喊着口号，我也跟着大喊。
再以后，刘和珍的惨死，李大钊的牺牲都震撼了我。我后来的许多年都不愿意到天安门去。解放后，我到天安门去凭吊李大钊同志就义的地方，我感到，我的心仍然颤抖不已。然而，真正刺到我心深处的，是向警予同志的牺牲。
我不到七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向警予。辛亥革命前，我母亲在常德学校时，她经常到我母亲这里来。向警予与我母亲等七个人结拜为姊妹，她们是以救国、以教育为己任的好朋友。我同这几位阿姨都很熟。我知道，在我母亲的心目中，是最推崇向警予的。我小的时候，母亲是我的榜样，是我最崇敬的人，除母亲之外，再一个就是向警予。她那时很年轻，大概只有十九岁。但是她少年老成，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人，一个革命家。我很少看到她有一般年轻女孩子们常有的活泼、娇媚、柔弱等女性的特征；我也没有看到她的泼辣。我觉得她总是温文尔雅，严肃大方。我很小就把她当做最可尊敬的人。那时，我母亲在常德女子师范的师范班，我在幼儿园。母亲放假回家了，没人来接我，我一个人留在幼儿园的时候，向警予就会来把我找着。有时，我母亲回来晚了，常常到向警予的宿舍里找到我，我总是已经睡得甜甜的了。我后来到桃源的时候，与向警予教过的一些学生相遇，我至今还能记得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就是从向警予的身边来的。后来，她的两个侄女到长沙念书，我还特意跑到第一女子学校去看她们。可以说，我从小就是在向警予的影响下生活、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