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的夏天，我在上海，又见着向警予。她又给我讲了许多她的故事，这些故事使我非常感动。

一次，她讲到她从法国回到广东上码头时的情景。当时女子剪头发的人很少，特别是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剪头发的便被认为是革命党。她那时一进码头，就被一群入围着看，说她是女革命党，还在背后指指点点。她是怎么对待的呢？我常想，如果是我，我一定会生气的，会赶快离开那地方。可是，她却停步站下来，宣传­妇­女是跟男子一样的，男女应平等，­妇­女要解放。我那时常想，为什么她想的或做的和我不一样呢？为什么她所拥有的天下是那末宽广呢？为什么她当时没感到害羞或生气呢？为什么她想到要向人群宣传呢？

那时，我住在上海慕尔鸣路。我觉得很奇怪，她和蔡和森两个人住一间房子，但简直不像屋子里面有人。我从来没听到他们在屋子里面的谈话声和笑声，进门一看，他们常常都在读书。她的一些很平常、很简单的事，在我都觉得是很了不起的，她是我们女­性­里面最了不起的一个。当然，她有很多事迹，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当时，我没有读过她的文章，而且，也不容易读得懂。后来，我听说万恶的国民党把她捆到湖北一码头杀害了。这就像砍掉我的头一样。为什么他们把这样的人杀了呢？为什么这样一个­妇­女，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却被杀了呢？

后来，我听说她是在汉口法国租界被捕的。她在法庭上，也像当年在广东码头上一样，侃侃而谈，宣传一定要打倒军阀，一定要革命，中国方有前途。她讲到世界问题时说，法国也有革命的传统，法国应该支援中国的革命……那些法国大使馆的人都承认她是个人才，想不把她引渡给国民党，想把这个人留下来。但后来还是引渡给国民党，国民党刽子手们不经审讯，很快就把她押到一码头，不是枪毙，而是砍头，这在我心里留下惨痛的印象。

后来，我又听说在我的家乡，一个比我年轻的小姑娘，才十四五岁，跟着队伍参加过几次游行，就因为她的头发剪得太短了，像个男孩子，也被官府抓去杀掉了。这种接二连三的血淋淋的事件使我经常感到愁闷、痛苦和愤恨。我想，我是向警予的学生，我应该跟着向警予闹革命去，但我却没去。我想，我听说的那个比我年轻的小姑娘，我应该是走在她前面的，我应该是带着她的，但是，她却先我而牺牲了。我实在痛苦。这些曾使我消沉，使我痛苦，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从一九二二年离开湖南，跑出来已经五年了，从上海到北京，我始终没有找到一条真正的道路。五年来，总有一些复杂的幻想，在我的脑海里翻来倒去，但却一无所成。`

这时，愁闷、痛苦，终于迫使我拿起笔，我要写文章，我的文章不是直接反对国民党的，也不是直截了当地骂了谁，但我写的是那个时代我熟悉的、我理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我写了几篇，并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但后来，我觉得老是这样写是不行的，因此，我参加了左联。讲到这里，我不能不讲到也频的牺牲。当也频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当我们参加左联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革命者会有牺牲的一天。但我们想，既然参加革命就不能顾自己个人的生死安危，就应该有向警予、李大钊那样视死如归的­精­神。那时，我没有读到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也没有读到一些烈士临刑时发出的“砍头如同风吹帽”这样的千古名句。但是，我们也有那种感情，那种气概。

这时候，中华民族处在最黑暗最紧急的关头，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依靠共产党。但共产党在那时候是最受压迫的，全国城乡处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在上海，过一两个月就得搬家；出门走路，处处都得留心身后有没有人跟踪。我们当然预料不到哪一天会死，我们当然希望在革命奋斗中，有更愉快的、有意义的、幸福的生活。所以，那时生活很困苦，受压迫，但我们­精­神上是很愉快的。正如也频写的《光明在我们前面》，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是指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人民的希望。一切个人的希望，个人的理想，个人感情的享受，都只能在这个大前提下才能成为现实。

但是，也频的被害一下就把我们年轻有为的、充满希望的生活前途掐断了。也频是一个最纯洁的人，最勇敢的人。他很可怜，只活了二十多岁。他在黑暗中寻找自己生活的道路，寻找生活的意义。刚刚寻找到了，可一只罪恶的手，把他掐死了。这给予我的悲痛是不能想像的，没有经验过来的人是不容易想像的，那真像是千万把铁爪在抓你的心，揉搓你的灵魂，撕裂你的血­肉­。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我在外面已经跑了七八年了，但独立生活的能力是很差的。这时，我真正感觉到：生，实在是难啊！

生是难的，可是死又是不能死的。我怎么能死呢？我上有老母，下有幼子，怎么能够死呢？我死了，他们将怎么办呢？但是，活着，我拿什么来养他们呢？以前，母亲可以津贴我们，那是我母亲有职业的时候。大革命失败后母亲没有工作了，不能再津贴我们了。我们两个在外面写文章糊口，维持生活。可现在呢？我母亲需要供养，她已经不容易生活了。而我的孩子又怎么办呢？我拿什么去养活他们呢？我能卖身吗？我能随便处置自己来为着生活吗？生，实在是难；死，也不应该。生就是要活下去，在困难中想办法活下去，只能这样。我一个人下决心，怎么样也得活下去，我不能不把我的孩子送到母亲那里，别无他处。那时，胡也频家很想要这个孩子，但他们家也是负担不起。但他是胡也频的儿子，他应该继承革命。他不是封建家族里的一个传宗接代的人，但谁能够把我的儿子抚养长大呢？在目前，只有我母亲能负起这个责任。所以，我把儿子送回湖南，独自一人回到上海，踏着也频的血迹继续冲上前去。好在那时在乡下，我母亲有个好朋友，她能够稍微帮助我母亲一些。我只偶然给孩子寄点吃的、穿的，就算可以了。我就这样坚持下来了。这次重大的打击，对我以后的生活是个关口，这一关，我终于闯过来了。

我留在上海编辑左联的机关刊物，做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我明白上海是白­色­恐怖严重的地方，许多同志牺牲在这里。我随时得准备着，说不上哪一天我也会走上也频走过的路。果然，这一天来到了。我被绑架的时候，我对于死是早有准备的。因为我投身革命不是一天一时，不是盲目投机赶时髦，不想从这里捞到什么，我明明知道这里面充满了危险，胡也频和许多同志惨死的例子，就摆在我的面前。我如果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我完全可以避凶趋吉，不参加，不入党。我可以找个教员当，我可以自己只写点不痛不痒的文章。有朋友劝我不要再陷下去了，有人同情我，愿意帮助我卖稿子。但是，不能那样，我从小几十年来一直都在那样一种感情下熏陶着，我在­精­神上已经受过许多的磨炼，特别是在也频惨遭杀戮的面前，我不能那样做。于是，我就留在上海。我可能随时会出事的，这是难以预料的。所以，我在刚被捕时就想过，随你们怎么办，顶多不就是那一下，我们走在前面的、牺牲的烈士已经很多了；现在仍关在监牢里的我们的人，还有不少，不止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很坦然，没有什么太多的恐怖。

但我自己感觉到死神每天都在我的周围，因为我是落在杀人如麻的国民党刽子手们的手里，他们在我以前已经杀过无数的人，用各种手段杀了不少人。这些刽子手们在杀人的时候，脸­色­一点儿都不变，却津津有味，认为是很有趣味，很了不起的事情。那时我常想，可能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时，猝然会有一群人向我扑来，用刀，用枪，或者用毒药把我毒死；用绳子把我勒死；他们还可以肢解我的尸体，这在他们是平常的事。对这些，我是有­精­神准备的。但这不是说我就是愿意死、我想死。相反，我是想怎样才能不死。因为，我要找着我的朋友，找着我的同志，找着人民，告诉他们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背叛他们的。我被关在笼子里的时候，总是焦急地想着这个问题，每当深更半夜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看着那长着青苔的石板，我会想到，我将像胡也频一样，他被埋在龙华一个没有人去的、没有人知道的院落里，我也许就会葬身在这夜晚映着月光的长着青苔的一块石板底下。

是啊，人每天在这里经受熬煎。我落在魔掌里，我没有办法脱离。而且我知道，敌人在造谣，散布卑贱下流的谎言，把我声名搞臭，让我在社会上无脸见人，无法苟活，而且永世休想翻身。这时，我的确想过，死可能比生好一点，死总可以说明自己。这个世界上一下没有我了，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社会上一下也不知道我是怎样死的。但是，历史终能知道我是死了的，死在南京，死在国民党的囚禁中。我这样想的时候，我便认为我只有一死，才是为党做了最后的一点贡献。

我是死过的，我是死过了的人。这死的经验在我后来的一生中，都不曾忘记。那种­精­神上的压抑，­肉­体上的痛苦，都不能使我忘怀，我将在《魍魎世界》那本回忆录中，向读者描述这事情。但是后来，时间隔久了，我慢慢地体会出来了，我还是不应该死。死，可以说明我的不屈，但不能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世，不能把我心里的历程告诉人们。因此，我想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但是，我要活下去，不是向敌人乞怜，更不是向敌人屈膝。我不能有一点点损害党的形象的罪过，也不能有一点点丧失共产党员忠贞气节的行为。我苦心积虑，如履薄冰，又像在走钢丝，钻火圈。我追求，我顽强地坚持住，我总算活出来了……是活过来了，使我继续为党工作了五十年。五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变好了，人民也更可爱了。未来的世界多么美好，人类将多么幸福，一切都使人留恋。倘有可能，我还要活着，还要工作下去……

一九八五年七月至九月口述于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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