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对于张春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也在这一年，张春桥跃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话还是要从一九五七年暮秋说起。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他一次又一次跟张春桥在那里苦苦思索着：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柯庆施的报告的基调应该是什么呢？

自从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彰，这一回，柯庆施当然又想露一手。

负责起草报告的张春桥，细细倾听着柯庆施的“北京消息”：毛泽东对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虽然当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的。看来，毛泽东所侧重的是“反对保守主义”……

摸准最高领袖的思想，对于何庆施来说，是“紧跟”的前提。张春桥终于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思想，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站立了几小时，吃力地念完长篇报告。这篇报告稿飞快地送到毛泽东手中。那时候，毛泽东又住在杭州西子湖畔。

“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

毛泽东正在思索着怎样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这股劲头作为东风，在一九五八年来个大跃进，而柯庆施的报告恰恰符合了在西子湖畔沉思着的毛泽东的心意。

领袖的思想，立即化为《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的元旦社论。社论的题目只有四个字：《乘风破浪》！

当时的毛泽东，所赞赏的只是柯庆施，他并不知道有那么个叫张春桥的人，参与这篇报告的起草。

这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会上，柯庆施又一次给毛泽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显示了他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党的“八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反感。

三月十日，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问题不在于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

毛泽东讲话之后，柯庆施便在会上发言。他除了同样批评“反冒进”，吹嘘要“乘风破浪”之外，还进了一段“名言”：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柯庆施的这段“名言”，随着成都会议向全党传达，竟传遍四面八方。于是，何庆施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

柯庆施深得毛泽东的器重——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就在沉溺于歌功颂德，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

这年五月，柯庆施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年十月，柯庆施被选为上海市市长——继陈毅之后，成为解放以来第二任上海市市长。于是，柯庆施兼上海党政首脑于一身，声望倍增。再没有人敢叫他“柯怪”、“烂板凳”、“柯大鼻于”了，也不大叫“庆施同志”了。就从这个时候起，并不老的柯庆施，被人们恭恭敬敬地称为“何老”——其实，当时他不过五十六岁而已！

自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更多了。每一回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柯庆施总带来“最新最高指示”。张春桥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这时候，张春桥的公开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人们暗地里对他的称呼是“不管部部长”！

子曰：“四十而不惑”。四十一岁的张春桥，比十九岁的狄克要老练多了。他把晚上的时间，几乎都花费在研究小本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言论上—一虽然这些话是经柯庆施“中转”才传到他的耳中，毕竟是反映了领袖的最新思想。

从反反复复的揣摩之中，蓦地，张春桥发觉：毛泽东对于红军时期的供给制颇为欣赏和怀念，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了当年的供给制，而对于八级工资制造成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常有非议……

张春桥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数易其稿，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题曰：《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这是一篇非同凡响的重头文章。自然，再不会写“吴松”，也不会署“常轨”，而是签上“张春桥”大名。

此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第六期上发表。那时懈放》创刊不久；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为总编辑；柯庆施立即效仿，在上海办了《解放》半月刊，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创刊。

柯庆施嘱，每期《解放》杂志，都寄送毛泽东。因此，张春桥的文章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刊于《解放》六期上，不多日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一看文章的标题，毛泽东就发生了兴趣。他一口气读完，觉得此文甚合自己的心意，但有些提法又过于偏颇。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张春桥”。

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否说得活一些。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复函吴冷西，全文如下：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引者注：即编者按）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问，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发表了。张春桥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这一天，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当柯庆施告诉他，按语是毛泽东写的，张春桥受宠若惊了。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他，那一天晚上在家里多喝了几盅，兴奋得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踱着。他把毛泽东的按语，一字不漏地全背了下来。他在反复回味着，“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领袖的一连串赞语，怎不使张春桥兴奋不已？他意识到，从此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张春桥”三个字！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是张春桥苦苦奋斗多年才终于一鸣惊人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张春桥思想”的核心。直至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又再一次重申了他的“成名作”的基本观点。

欲知张春桥其人，不可不读他的“成名作”。现把他的“成名作”摘录于下：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岗山根据地到后来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岗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了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帐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

“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

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引者注：指鲁迅《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派头来了。有的于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问工作，一致为杜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张春桥的这篇“成名作”是一篇奇文，集中地体现了他对“凡事‘左’三分”的座右铭。

本来，“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马克思所确立的分配原则。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如此。张春桥偏要高呼“大锅饭万岁”。其实，一九五八年夏天，正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

倾错误严重泛滥之时。张春桥的文章，正是这股“左”的思潮的产物。

就在张春桥的“成名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的第六天——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和张春桥坐专机飞往河南郑州，前往卫星公社调查。对于张春桥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了。

毛泽东写给陈伯达的信，全文如下：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什一日刘子厚同志（引者注：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

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天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

李友九（引者注：当时《红旗》杂志编辑）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文件批示中，提到张春桥的大名——显然，那是因为张春桥的“成名作”给他留下了印象。

消息飞快地从郑州传到上海，张春桥的声望猛然看涨了。须知，陈伯达当年有着“理论家”的美誉，号称“中共第一支笔”，资历比张春桥深得多，而毛泽东在批示中，居然把张春桥与陈伯达相提并论，这怎不意味着张春桥颇受领袖偏爱？

于是，张春桥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于是张春桥摆出了一副党的理论家的架势。不过，理论权威，起码也得有几本著作……

说来惭愧。这位“理论家”虽说属于早熟型的，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他不过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在山东《民国日报》的《中学生之部》副刊，发表了《春雨之夜》。这是他的“Chu女作”。二十多年来，不论是在济南，在上海，在延安，在晋察冀，他的笔没有停过，写了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各种文章，可是，他的书，少得可怜：

据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上海《社会日报》报道，《华北事变演义卜一书的第三部《宋哲元在天津》，由张天翼、陈白尘、聂绀弩、张春桥四人执笔，当时正在写作之中。可是，后来并未见到出版。即使出版，他也只是占第三部的四个作者之一，何况并非“理论著作”；

一九三八年，他在延安倒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为《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不过七十八页，而且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是别人写的，算不上“大作”；一九五四年一月，他访问苏联，写了一本小册子《访苏见闻杂记》，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不过，这只是本新闻通讯集，井不是“理论著作”。

怎么办呢？

他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的那些“棍子”文章，诸如《质问彭文应》、《杂谈帽子》、《看大字报有感》之类，凑足三十三篇，取名（今朝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一七八页而已。

到了一九六○年，他又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让大字报流芳百世》、《大跃进的风格》、《东风颂》、《“穷­棒­子”­精­神》之类杂文，四十篇，编成《龙华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一八二页。

至“文革”开始，张春桥的著作，也就是这么三、四本小书罢了。

他是个摇羽毛扇的角­色­。他擅长于在幕后出点子——特别是在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之后。由他­操­纵的“金棍子”，在台前飞舞，征东讨西，打南扫北。此“金棍子”，便是姚文元。

扶植“棍子”姚文元

走笔至此，该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姚文元其人了。虽然笔者另有一部长篇《姚氏父子》，专写姚文元及其父亲姚蓬子。但写张春桥，不能不在此扼要写一下他的“亲密伙伴”姚文元。

姚文元之父姚蓬子，浙江诸暨人，生于一九○六年。一九二四年，他来到上海“四马路”——文化街，当编辑，写诗，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一九二七年，由潘汉年作为介绍人，姚蓬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被举为执委兼总务部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特科联络，在潘汉年领导之下，从事秘密工作。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姚蓬子在天津做河北省交通员时，被国民党逮捕，押往南京。他在狱中叛变，成为叛徒，并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从此，他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充当文化特务。后来，又开设作家书屋，成为老板。

姚蓬子有一子一女。儿子姚文元，女儿姚文华。

姚文元于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姚文元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科二年级甲班读书时，经同班同学崔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庐湾区团委宣传部宣传于事，住在机关集体宿舍里。

无巧不成书。庐湾区团委的集体宿舍在上海香山路二号，而张春桥的家在香山路九号，相距不过几十米！

受父亲姚蓬子影响，姚文元从小就做着作家梦。咫尺之内，一箭之遥，住着堂堂的《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姚文元便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是姚蓬子之子，也就打他的主意。因为当年张春桥也混迹于上海“四马路”，对于姚蓬子的劣迹一清二楚。他知道姚文元有“辫子”可捏在他的手心里，况且姚文元也“左”得可爱，这样的人，任凭本事再大，也翻不出他的手掌。于是，张、姚之间很早就有来往。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开展之后，由于作家书屋出过胡风的书，姚蓬子与胡风有过许多来往，被作为“胡风分子”嫌疑逮捕，押往北京。姚文元呢，因写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虽尚未交给出版社，但也受到牵连，陷入困境。在危急之际，张春桥帮助了姚文元：姚文元仗着自己“­精­熟”胡风思想，来了个“反戈一击”，批起胡风来了。张春桥以《解放日报》为之撑腰，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起，短短十天之内，连发姚文元的四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凤英雄”。这可以说是张姚第一回合作。

张姚的第二回合作，是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当张春桥从何庆施那里得悉要“反击右派”的消息，立即转告姚文元。姚文元急急地赶写了《录以备考》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

当时天天在注意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非常赞赏，嘱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在头版转载，还配发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于是，《录以备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年纪比张春桥小十四岁，由张春桥扶植起来的“新秀”姚文元，反而比张春桥更早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从此，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为张春桥的打手——犹如当年的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张春桥要写什么批判文章，往往由他动口，姚文元动笔。点子，张春桥出；文章，姚文元写。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当《解放》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经张春桥提议，柯庆施点名，姚文元调入这家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姚文元更加起劲地挥舞棍子，批冯雪峰，攻丁玲，轰巴金，斥艾青……一时间威震中国文坛。张春桥呢，乐得让姚文元冲锋陷阵，出头露面，他充当幕后导演。正因为这样，姚文元的文章连篇累牍，而张春桥只有那两册杂文集而已。

当《解放》半月刊停刊之后，张春桥安排姚文元到《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是，他又关照《解放日报》领导，不要让姚文元陷于编务，文艺部可由副主任李家健具体负责，姚文元要“超脱”，以便能抽出时间多写点文章。

这样，姚文元不断地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他的文章被看成“有来头”的文章——来自何庆施，来自张春桥。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在报纸上，姚文元出面，比我们方便。”

上有柯庆施作为靠山，下有姚文元作为棍子，张春桥不可一世，正欲称霸于上海文艺界，却遇上了一个敌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非除之而后快……

­干­掉陈其五

陈其五年长张春桥三岁，是个“老宣传”，与张春桥旗鼓相当。

瘦削，文弱，看上去陈其五连走路的步子都很慢，但是一旦走上讲台，他就显示出宣传部长的本­色­：思路清楚，讲话富有逻辑……

其实，他不姓陈，名字也不叫其五。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有个非常活跃的人物，名叫“刘毓珩”。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

一九三八年二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刘少奇的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刘少奇提醒他，“国民党对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么好呢？”他问。

“你母亲姓什么？”刘少奇问道。

“姓陈。”

“那就取一个封建一点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这样，刘少奇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以后，“陈其五”叫开来了，以致他的真名刘毓珩几乎很少为人所知。就连他的子女，也都姓陈。（陈小蒙便是他的次子。一九八六年二月，因强Jian、流氓罪在上海被判处死刑，轰动海内外。那时，陈其五已去世。自然父是父，子是子，不能混为一谈。）

在解放前，陈其五历任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当杜幸明部队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章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则是陈其五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当陈毅率第三野战军攻下大上海时，陈其五也参加了战斗。

上海一解放，陈其五便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军事接管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部长……

陈其五在上海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各界，有着颇高的声望。而他的政治见解又恰恰与张春桥涵然不同，很自然的，他成了张春桥的劲敌。

张、陈面和心不和已久。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至十六日的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期间，矛盾尖锐化了。

会议之前两个月——三月二日至二十六日，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三月二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三月六日，陈毅亦作长篇讲话，声言“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提出应“脱帽加冕”。

柯庆施对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持异议，不许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传达，而陈其五却上台传达了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于是，代表们对上海文艺界的“左”

的倾向，大加声讨。特别是巴金，毫不客气地把“姚棍子”批了一通。巴金尖锐地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去，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

巴金把“姚棍子”称为是“专门看风问、摸‘行情’的‘批评家’”，声言他“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

巴金讲毕，全场爆发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掌声，充分表达了作家们对于“姚棍子”的愤怒。陈其正走过去，紧紧握着巴金的手，激动地淌下热泪。

陈其五是个直­性­子的人。当场，他对巴金的讲话，大加赞赏，说道：“巴金的讲话，有充沛的革命感情，充满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心，使我感动得流泪！”

打在姚文元身上，痛在张春桥心里。张春桥咬牙切齿道：“陈其五，你等着吧，非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整人要有机会；机会终于来临。四个月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提醒人们，队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何庆施从北京开会回来，要在上海寻找阶级斗争的“靶子”，“谋士”张春桥马上把整陈其五的材料，摊在何庆施面前。于是，张春桥便借助于“阶级斗争”，要除掉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一九六二年冬天，上海奇寒。陈其五步入上海思想工作会议会场时，只觉得有点冷，却没想到张春桥在会上对他发动了突然袭击。一时间，他一下子成了上海“阶级斗争”的靶子。他，中箭落马了……

张春桥大胜，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不久，张春桥召开上海宣传系统党员大会。他以部长的身份，宣讲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撤消陈其五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又过了几个月，­干­脆，开除了陈其五的党籍！

从此，陈其五被逐出上海，“发配”到江苏扬州，在江苏农学院当个教务处副处长。

陈其五的老战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向党中央反映意见。无奈，张春桥依仗着何庆施，已有恃无恐了。张春桥双臂交叉在胸前，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不管你北京南京，将军无帅，就是要叫你陈其五永世不得翻身！”

在扬州，陈其五写下了悲愤满腔的六言诗：

冷落门前车马，

新桑碧柳低垂。

莫道幽居寂莫，

举头可望青天。

在“文革”中，陈其五备受苦难，是可想而知的。张春桥整人，非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九六八年，趁着“打击右倾翻案风”，张春桥提醒人们：“陈其五并不是死老虎！”

于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文汇报》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两大版的长文《陈其五在为谁翻案？》，又把陈其五批了一通。这篇文章一开头，那口气便咄咄逼人：

陈其五何许人也？旧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死党，霸占上海思想、文化领导岗位多年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道道地地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就在柯庆施同志亲自主持下对他进行了批判，并且罢了他的官，撤了他的职，把他开除出党。

某些天真的人们一听，会说：啊！原来是一只“死老虎”。不对！陈其五不是死老虎，而是一条虽已落水却总想重新爬上岸来咬人的疯狗。他被革命人民揪出之后，非但从来没有任何低头认罪的表示，而且随时都在准备翻案，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时刻准备突然在某一个早上向革命人民猛扑过来，咬人，吃人。为了表示这种反革命的决心，他特地从一具也曾被罢过官的封建僵尸于谦那要挖来了一首黑诗，疯狂地叫嚣：“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一个多么死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啊……

这篇经过张春桥亲自审定的长文，例举了陈其五的种种“反动言论”。今日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倒正是证明了陈其五的“反动言论”全然没错。悉照原文摘录­干­下：

他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胡说什么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声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扬“分田到户”……

他猖狂地叫嚣“胡风问题现在尚未定案”，扬言要“把宣传系统下放在农村的右派分子，都调上来工作”，真是起劲得很哪！

文章当然不忘陈其五对“姚棍子”的那些批评，要清算这笔账：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对反革命的文艺黑线、黑纲，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为了这一点，陈其五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一九六二年，便达到了高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专门痛打你们这一小撮死硬的阶级敌人。

如此看来，“棍子”之称，连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承认，只不过要加“革命”两字，成为“革命的棍子”！这种“大批判”文章，今日看来，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文章提及了张春桥，用了这样的词句：“一直坚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战斗的张春桥同志”。张为姚之后台，讲得最明白不过了。

文章也谈到，打倒陈其五是颇为不易的，“用陈其五自己的话来说，他所以敢于如此猖狂地进行反扑，就是因为‘上面还有人同情我’，‘下面还有群众基础’”。

文章开列了为陈其五“翻案”的“上面的人”的名单：刘少奇、陈毅、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江渭清，说他们“一直对抗柯庆施同志的指示”。文章特别提及，“陈丕显就曾经偷偷地召见陈其五，要他‘再回到党内’，‘两三年不行就四五年、七八年’。”

张春桥能够面对那么多“上面的人”，打倒了陈其五，足见他在一九六二年已经具备相当大的能量。

自从去除了陈其五这个“心腹大患”，张春桥独揽上海的思想、文化领导大权了。

此后不久，张春桥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到了一九六五年，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