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清晨。

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上海市民们，惊喜地发现，一夜之间，街头巷尾刷出了许许多多“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标语：

揪出叛徒张春桥！

打倒臭名昭著的老牌叛徒文静！

文静何许人也？上海人人皆知，文静乃张春桥之妻。文静是叛徒，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至于张春桥是叛徒，小道消息亦有所传闻，甚至说某人敢以脑袋担保等等。

然而，如今用比今还大的字，写在要道通衢，众目睽睽，个个称快。

谁都明白，刷出这样的“炮打”大字标语，需要多大的勇气。因为在那年月，张春桥是上海飞扬拔扈、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用手轻轻一指，就可以把人辗得如同面粉。他的头上，闪耀着“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之类眩目的光圈。“炮打”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那还得了？！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处于“一月革命风暴”之中，张春桥尚未夺得上海的领导权，立足未稳，以复旦大学年轻学生为主，曾经掀起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Ｇao潮，被称为“一·二八事件”。不过，那一次的“炮打”，还只是低水平的，只不过向张春桥提出一连串为什么：既然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为什么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是“革命”的？既然上海文艺界“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为什么身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是“­干­净”的？……

“一·二八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张春桥残酷地镇压了那些年轻的“炮手”。

这一回“炮打张春桥”，事先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炮火比第一次要猛烈得多，被称为“四·一二事件”。真是历史的巧合：四十一年前——一九二七年，也是在四月十二日，上海人民跟独夫民贼蒋介石展开了激烈的­肉­搏……

张春桥上台以后的倒行逆施，上海人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地火在运行。张春桥如同坐在火山口上。

地火终于在“四·一二”喷发了！

上海在怒吼！

徐景贤紧急电告张春桥。

张春桥强装镇定，复电：“要沉着，不反击”，“事情过去就算了，不要压，不要整人，有些材料也不要紧。”

张春桥真的如此“虚怀若谷”？如此“大慈大悲”？

不，不，我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看到如下惊人的数字：

张春桥对曾经参与炮打张春桥的人，要搞所谓“秋风扫落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仅上海大专院校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拘捕、隔离、批斗或者作检查、写鉴定的达三千多人……

我又从档案中，查到徐景贤当年在“四·一二事件”发生后的讲话记录稿，切齿之声，跃然纸上：

四·一二事件的发生，是蓄谋已久的。去年（指一九六七年——引者注）就有一批人，把矛头指向张春桥，斗争形式虽有所改变，但更加隐蔽，而且外地也时有谣言。他们选择了张春桥开刀，正是符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四月十一日，正是在贯彻最新指示时，他们在夜里向我们发动了进攻。这不能单单看成炮打张春桥一个人，这是直接破坏了党中央伟大的战略部署……

事件发生后，春桥很关心，文元也很关心……

四·一二事件，是适应了走资派、叛徒、特务和牛鬼蛇神的利益。有人不是说，“张春桥倒了，你们也要倒。”这是反动思潮向我们反扑。这次进攻，是不折不扣的右倾翻案风，右倾分裂主义，分裂中央文革，分裂市革会，分裂革命造反派，是右倾投降。

有人说，对张春桥“吃不准”。实际上是对中央讲话“吃不准”，而对反动言论吃得很准。

现在，我们已处于掌权地位，要慎重。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复旦的右派又动了（指参加“—·二八”第一次“炮打”的复旦大学师生——引者注）。

四·一二事件，检验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立场。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是坚定的。文教系统不坚定，到现在还有人提出“为什么”。

总之，有人灰心，有人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人幸灾乐祸。要总结教训。犯错误的人，要找到错误的根源，要进行阶级分析，要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找根源——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闹独立­性­，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

好家伙，炮打张春桥，还得从那么多“主义”中“找到错误的根源”！

在“四·一二事件”中，有一颗“杀伤力”颇大的“新式炮弹”，不仅引起了上海全市的注意，而巨使张春桥颇为惊慌——揭了张春桥的疮疤！

那大字标语的内容，是前所未闻的：

“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

“打倒狄克！”

“狄克就是张春桥。打倒张春桥！”

说实在的，狄克就是张春桥，连张春桥的档案上也无此记载。张春桥也从未向人透露过这一“机密”。

是谁泄漏了这一重大“机密”？主炮手何在？

显然，这主炮手深知内情，而且必定是“长胡子”的家伙！

此人不除，乃是隐患。

一道密令自京来。张春桥要查明主炮手究竟在何方……

鲁迅当年曾痛斥“狄克”

文化革命，革尽文化。

好在鲁迅的书未在革除之列，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一起，站在各个图书馆的书架上。

忽然，许许多多人，拥进平日冷冷清清的图书馆，目光都投向《鲁迅全集》。

因为“狄克=张春桥”的大字标语，使人们记起了《鲁迅全集》，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哦，鲁迅先生仿佛抽着烟，满脸严肃的神情，在那篇《三月的租界》里，痛斥着狄克：

……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急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希忒拉（即希特勒——引者注）

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鲁迅先生提到的田军，读者们熟悉——田军就是萧军。

鲁迅先生提到的《八月的乡村》读者们也熟悉——那是萧军的长篇小说，鲁迅先生推荐它，称赞它，为它写序。

然而，惟独那个骂田军，骂《八月的乡村》，进而骂鲁迅的狄克，读者们向来不知是谁。就连《鲁迅全集》中，对狄克也未加注释。

如今，读者们忽然得知，“狄克=张春桥”。

哦，那个穿上一身军装、戴着黑框眼镜、神气活现的“中央首长”张春桥，原来就是三十年代的文坛小丑！

“狄克=张春桥”，其实，等于掀开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那很不光彩的老底。

张春桥焉能不老羞成怒？

须知，上海市多少个单位的《鲁迅全集》忽然被争借一空。好事者甚至刻印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大量散发，名曰“学习鲁迅，捍卫鲁迅”……

密告信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一二”炮打的硝烟还未曾散去。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张春桥、上海市革委会、于会泳和市文教组的S忽然都收到一封检举信，内容相同，都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寄出的。这一式四份的信，告发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炮弹来自上海图书馆！

急如星火。上海市革委会马上派人前往上海图书馆调查，写出了报告。

报告马上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微微一笑，提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句话：“应查清，但不要扩散。”

多妙，既要“查清”，又不要“扩散”，张春桥滴水不漏，把“攻”与“防”都作了安排。

五月二十二日，王承龙一接到张春桥的手谕，立即写道：“请按春桥同志批示办，抓紧！”

于是一个很不醒目的所在，成了“查清”、“抓紧”的目标。

它坐落在上海徐家汇，离那座在当时被砸去尖顶的天主教堂不过一箭之遥。它犹如陶渊明当年隐居的田庄，“门虽设而常关”。即使是大门旁那扇仅容一人通过的边门，你刚一进去，便立即自动关上。

高高的围墙里，一片草地包围着一幢上了年纪的楼房。早在爱狄密勒著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中，便曾提到它：“耶稣教教会办有一所图书馆，里面藏着好几千卷书，大部分已变成蠹虫的眠食所。没有一个人到那边去看书，也没有一个人去注意那个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原本是外国牧师的宿舍。早在李秀成攻入上海时，就曾到徐家汇天主教堂做过弥撒，也曾步入这个牧师宿舍。

后来，那里成了收藏教会图书的“藏经楼”。

罗马教皇为了搜集中国的情报资料，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纸、杂志，也存放在“藏经楼”。慢慢的，随着报纸、杂志逐年增多，那里积聚了旧中国近百年的报刊资料。藏经楼成为藏报楼、藏刊楼，成为一座珍贵的中国现代史料库。

解放后，那里被人民政府所接收，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人称“徐家汇藏书楼”。

矗立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大门口挂着陈毅市长题写的招牌，为广大市民们所熟知。然而，徐家汇藏书楼悄然站立在潜溪九路西侧，除了一块只有一本书的封面那么小的门牌号之外，没有任何招牌。它不对一般读者开放。然而，手持组织介绍信的读者们，从四面八方、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步入那扇狭窄的边门。

其实，徐家汇藏书楼所拥有的众多的发黄了的报刊，是一面清澈的历史的镜子。美即美，丑即丑，善即善，恶即恶，一切都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一字不易，一笔不改。

公安人员那敏锐的目光扫过镜子，从那些“脱离共产党声明”、“反省宣言”中，查出叛徒的真面目。文学史专家、历史学家也都从中探究历史的真实面貌。

然而，当奉特殊使命的上海市革委会的专员进入这座藏书楼，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那里记载着蓝苹当年的丑闻；

那里记录着狄克当年的劣迹；

那里刊登着《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那里甚至还有徐景贤之父——徐宗骏的《自首自白》……

除了王洪文太年轻，还不够格之外，那面历史的镜子，如实地映出了江青、张春桥当年的真实形象。

麻子怕镜子。经过初步清查，上海市革委会清档组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迅即草成《关于查封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紧急请示报告》。

确实“紧急”。再晚一步，如果让徐家汇藏书楼里的一篇篇文章变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后果不堪设想！

五月二十五日，王承龙“紧急”批转报告：“同意。请少庸同志审阅，报春桥同志审核。”

王少庸“紧急”批转：“以同意，并请徐景贤同志阅定。”

徐景贤考虑得更加周全，作了如此“紧急”批示：“同意查封徐家汇藏书楼，同时把电影局、作家协会等单位的三十年代影剧、黄|­色­刊物封存，请春桥批示。”

最后拍板的，是张春桥。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紧急”批示：“同意。”

张春桥为了掩藏狄克，也为了替同党江青、姚文元、徐景贤遮丑，开创了查封一座图书馆的空前纪录！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由上海市清档组和政宣组组成的特派小组，杀气腾腾进入幽静的徐家汇藏书楼，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查封了旧中国三十年代的全部图书报刊资料。

这些资料被搬入指定的房间，加锁，贴上封条，在查封时，就连查封专员也未敢翻开这些报章看一眼。

查封专员当众宣布了如下规定：“未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不准查阅这些资料。

书库管理人员未经同意，也不得进入书库。“

真是难得，从查封专员口中，居然说出如此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话：

“对这些材料，看一眼就是犯罪，听一句也是犯罪！”

上海图书馆的钟楼成了炮楼

手中拿着《查封徐家汇藏书楼的汇报》，张春桥的眉头舒展了，仿佛了结一桩心事。

从此，狄克那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封入“冻土层”。他的许许多多暗箭般的毒文，也不再有暴露之虞。

细思量，他又不由得双眉紧锁。死材料易禁，活口难封。那么多书库管理员，势必看过那些三十年代报刊。这些人一张口，就会发­射­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更何况那个泄露“狄克=张春桥”这一天机的主炮手，迄今隐伏，未曾抓获。

张春桥又下一道密令……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响彻上海文化广场。“工军宣队进驻上海文化系统”的盛大的“欢迎仪式”，在那里举行。

主席台上，戴着大红纸花的工、军宣队代表，慷慨激昂地发言，不断引述姚文元在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九月二十二日，一支由穿绿军装和蓝­色­工装者组成的队伍，挎着鲜红­色­的语录袋，步入上海图书馆大门。军人六名，工人二十七名。这支“领导一切”的队伍，事先接到张春桥的密令，肩负特殊使命，进驻这“敌情非常严重”的单位。

张春桥毫不含糊地说：“上海图书馆有一批很坏的人！”

不仅“坏”，而且是“很坏”；不只是一个，而已是“一批”。上海图书馆的“敌情”如此严重，张春桥这一句话就说得够清楚的了。

在上海市革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及有人用三十年代资料“炮打”他，顿时竖眉瞪口，穷凶极恶地说：“以后谁再要提这个事，我就不客气了，我是要整人的！”

果真，张春桥“不客气了”，“整人”了！

徐景贤为“整人”定下了罪名：“上海图书馆有人曾提供了三十年代资料，就是提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不言而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行反革命。

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下，“整人”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诚如一九七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所披露：“藏书楼的九名工作人员，包括工勤人员、图书馆修补工，也没有一个逃脱‘四人帮’的魔掌。甚至临时在藏书楼工作过的人、进过藏书楼的人、接触过三十年代资料的人，统统成了‘审查’对象。”

藏书楼那百年老屋里，刀光剑影闪耀，腥风血雨可闻，一时间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

“学习班”不断收进“新学员”。只进不出，挨整的人数从九人扩大到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以至五十多人！

张春桥还不解恨。他批评进驻上海图书馆的工、军宣队还太右，指派得力­干­将、市文教组头头徐海涛亲自坐镇上海图书馆，工宣队员增至三十七人，军宣队员增至九人。

大军压境，乌云欲摧藏书楼。

张春桥激将了：“‘一办’（即市文教组——引者注）的徐海涛，你好像没有一点波涛。我看你很怕。（徐海涛马上答曰：”我不怕！“）我看你怕。怕什么？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

徐海涛掀浪兴涛了。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徐海涛杀气腾腾，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

坐在台上，他的手指朝上海图书馆主楼顶上的巨钟一指，骂声咧咧：“你们上海图书馆的钟楼，不是钟楼，那是炮钟！”

这句话，顿时成了徐海涛的“名言”！

徐海涛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台上念一声，台下的打手们抓一个。

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被抓进了隔离室。

徐海涛还宣布，对这些被拘留者的家，进行“保密检查”。

多么动听的词儿——“保密检查”，其实就是抄家！抄家的重点，是收缴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防扩散材料”。惟其“防扩散”，故日“保密检查”。

以下是一部分被隔离审查者的名单及隔离期限：

费毓龙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罗良健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施龙生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六月。

任光亮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五月。

刘萱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五月。

于为刚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四月

当年，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如今，张春桥则“封书囚儒”！秦始皇焚书坑儒，为的是“禁止儒生以古非今”；张春桥封书囚儒，为的是遮盖自己的罪恶，掩人耳目。

满口马列的张春桥，到头来率由旧章，拾起封建帝王的牙慧。“藏书楼案件”，震惊上海。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把“藏书楼案件”列为上海所谓“十大反革命案件”之一，竟又增派工、军宣队二十多名。

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忽地全国上下掀起“五·一六分子”来了。

徐景贤像绕口令似的，把“藏书楼案件”提到了新的高度：“清查‘四·一二’，就是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就要清查‘四·一二’。”

如果将来不出版一部《文革辞典》的话，不用说后人将弄不清楚这些“四·一二”、“五·一六”了，就连现在三十来岁的人也不知所云。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文化系统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上，藏书楼又成了重点目标。王秀珍声­色­俱厉，大叫道：“‘五·一六’分子在藏书楼查了那么多的材料，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

无端受审，无端蒙尘，朱保炯成了第一个牺牲者。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六日，朱保炯悄然服下过量的肺结核特效药“雷米封”，自杀身亡，以死相抗。

青年工作人员袁嘉锡被逼得­精­神失常，他，只不过在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即原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引者注）“红影组”为了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录》，来借三十年代电影杂志，由他经办；他，只不过在“四·一二”炮打的时候，说过“张春桥是叛徒”、“藏书楼有张春桥的罪证”。他被定为“清查重点”。

一九七○年二月十三日，袁嘉锡被送入“学习班”；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袁嘉锡被隔离审查。

尽管他在隔离审查时­精­神失常了，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市公安局仍发出了逮捕证。

他锒铛入狱，直至一九七三年三月才被释放……

费毓龙做了一场噩梦

斗换星移。

和风吹煦的日子，我推开那扇灰­色­的边门，步入藏书楼。

院子里的水泥路，扫得­干­­干­净净。草地上绿草完葱，彩蝶翻飞。

楼下的阅览室里，日光灯通明，白发银须的教授，身穿警服的公安­干­部，戴着眼镜的中青青年学者，正在灯下翻阅那些用繁体字竖排的旧报章。照相机在咔嚓作响。复印机上的指示灯在闪烁。那些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封条，早已无影无踪。

我沿着宽大的木楼梯上楼，那里静寂无声，我在书堆里找到了费毓龙。他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英国缮本书籍。

他，文质彬彬，正襟危坐，说话慢条斯理，年近花甲。他被隔离审查达两年零七个月。旧事重提，他黯然神伤，如同做了一场噩梦……

他，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来到上海图书馆以后，一直管理科技方面的外文书籍。他懂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本来，他一向在总馆工作，跟徐家汇藏书楼毫不相­干­。

仅仅因为极为偶然的原因，他被卷进那可怕的政治漩涡。一向做人小心谨慎的他，居然也给扣上“炮打分子”的可怕罪名。

藏书楼所藏的中文旧报刊，本来根本用不着他这个英语系的毕业生去当管理员。

“文革”开始，藏书楼原来的一些老管理员靠边了。他这个既无政治问题，又无“反动言行”的人，被临时派往那里工作。他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去翻看那些三十年代的旧报刊，况且他对那些内容也毫无兴趣——当他见到年轻的工作人员翻看蓝苹剧照时，他还好心提醒他们，不要看这些，免得招惹是非。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当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大会”的时候，他感到有点异常，因为他一走进会场，刺有人跟着他。他坐下来以后，前后左右马上有人坐下来，不时用目光扫视着他。

徐海涛坐在台上，逐一念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念一个，揪一个。

突然，徐海涛念到了“费毓龙”！那几个事先坐在他旁边的人，马上把他的手臂拧到背后，按下了头，来了个“喷气式”。

他，一个“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就在当天被隔离审查。

他，单独隔离。隔离室在上海图书馆主楼的三楼。这座楼原本是旧上海跑马厅的“摇彩间”，他所住的隔离室是原先的厨房间。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二十四小时开着电灯。看守不时从门上的小孔往里窥视。冬日，冻得发抖；夏天，热得像蒸笼，坐在那里不动也出汗。

吃着食堂的剩菜。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冬天用冷水刷牙，夏天不许洗澡。尿盆在封闭的小房间前发着熏人的臭气。

他想念着妻子、父母和两个孩子。音讯全无。连通信的权利也被剥夺。

最可怕的，莫过于孤寂。面壁而坐，终日无言无语，不许与人说话，生怕“扩散”。

人乃后物之露。人有思想。思想关不住，锁不上。只要他活着，他总是在思想，想这，想那。即使是窗外一、两声鸟鸣，也会激起他思想的涟漪：“鸟儿能自由翱翔于蓝天，我连鸟也不如！”

深夜，整座大楼死一般的寂静，世界像凝固了似的。忽然，响起了脚步声，那是看守来提审同楼的审查对象。他这一层楼里，关押了好多个“炮打”者。声声脚步，由近而远，迈过一级一级楼梯。声声入耳，又在他的思想中产生恐惧的感觉；仿佛每一步都是从他的身上踩过。

他过度的敏感，过分的慎微，天长日久，他竞产生幻觉、幻听。他常常觉得母亲在耳边亲切呼唤他，待他答允了一声，母亲忽地消失，不知去向。他又觉是有人朝他走来，可是，始终站在他的前面原地踏步，总是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他一伸手，幻影倏然而逝，无从寻觅。

他明白，他的神经开始错乱了。为了打破过度的寂寞，他开始背《实践论》，一句一句地背，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背书上。可是，毕竟无法终日背书。放下书来，那种可怕的孤寂感，又袭上心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一次又一次提审他。他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他被调往藏书楼，管理报刊成了他的工作。人家要借什么，他按照借书单，把报刊借给读者。仅仅如此而已。可是，当那些读者成了“炮手”，专案组一查借书单，是经他的手借出去的，就把他押进了隔离室。因为提供“炮打”材料也是“炮打”！然而，他，能坦白什么？能交代什么？

他无法交代，便被认为态度顽固，受到斥骂。仿佛只有他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分子”，这才是“老实”，这才是“坦白”。

他发高烧，额头滚烫，不得不上医院。可是，在医院里他的后边一直有两个看守紧紧盯着，人们对他投来鄙夷的目光，似匕首，如利剑，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从此，他发誓不去医院，任凭高烧折磨着自己。

他，终于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他还吞下了在地上找到的轴承里的钢珠。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赶紧离开这恫瘝至深、鬼哭神嚎的世界。

然而，他欲死不成。他被看守发现了，送入医院灌肠……

他又挨斗受批。

他气糊涂了。在一份交代里，把“向毛主席请罪”的“向”字漏了，成了“毛主席请罪”！可是，他竟没有发觉，把交代交上去了。

幸亏一位工宣队员，是心眼挺好的老师傅。师傅看了他的交代，没有声张，叫他赶快补上个“向”宇。就这样，使他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怪不得徐海涛骂有的工宣队员“太右”。然而，被派去整人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心情抑郁是癌症的引发剂和催化剂。在费毓龙关押期间，父亲以泪洗面，死于肺癌。

临终之际，还在病床上不断呼唤着费毓龙的小名：“丽生啊，丽生啊……”

费毓龙的弟弟毕业于南开大学，在洛阳部队工作。当时患风湿­性­关节炎，住院治疗，得知哥哥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弟弟变得­精­神恍惚，在病床旁摔了一交，严重脑震荡，遽然而逝。

可是，费毓龙在隔离室内与世隔绝，一点也不知道父亲、弟弟离世的消息。

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关押审查，实在查不出费毓龙的“四·一二罪行”和“五·一六罪行”。他被定为“一般工作错误”，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日获释。

直到这时，他才得知父亲和弟弟受到牵连，早已不在人间。他失声痛哭，两天水米不沾牙……

噩梦醒来，他已是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人了。心脏变形，呈套鞋形。高血压，医生给他开长病假，组织上也多方照料他。

可是，他却把病假单塞在衣袋里，忙于上班，他要追回那白白耗费了的十年时光。

如今，他正埋头于整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大量外文珍本图书。这些书大都是当年那些传教士携来中国的。他­精­通多国外语，非常适合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他从堆积如山的外文旧书中，发现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所依据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版本，一百年前传教士所著《徐家汇孤儿院》缮本，一七○六年出版的雅尔兰·义迭思所著《使华三年历程记》，一六八二年巴黎出版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的《天主教在华传教情况公开信》等等。他如鱼入水，探骗得珠，在一片深海中寻找宝贝。

虽然“文革”给他留下了一身病和辛酸的回忆，但今日他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他用两句话，概括今昔：

在“文革”中，盘旋于他的脑子的是“士可杀不可辱”；如今，他常常想到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因为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要报知遇之恩。

这就是他，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士”的心声。

主炮手人安在？

费毓龙只是偶然涉足藏书楼，横遭飞祸，被隔绝人世于斗室之中。他显然并不是“四·一二”的主炮手。

主炮手安在？

我问费毓龙。他却面有难­色­，说道：“你不见得能够找到他！”

奇怪，天底下哪有找不到的人？何况此人住在上海，怎么会找不到？

费毓龙劝我，欲访此人，一定要请上海图书馆党总支助一臂之力。

我来到了党总支办公室。书记陈雷、副书记狄华，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情况：他叫葛正慧。揭露“狄克=张春桥”的，就是他。在“藏书楼案件”中，受迫害最深的，也是他……

档案上清楚地记载：经王维国、徐景贤批准，上海市公安局于一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逮捕葛正慧。经五年零两个月的监禁，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获释。

如今，为什么难以找到他呢？

两位书记告诉我其中的缘由：葛正慧已经退休，不来上班，在图书馆里找不到他；他一人独居，又几乎不在家。他外出何处，谁也不知道；即使他在家，他从不在家中会客。如不事先去信预约，他不接待的。他的脾气确实有点怪癖。但是，他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大家都体谅他的心境。如果他一旦愿意接待你，他非常热情的……

狄华同志把葛正慧的住址告诉了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一见。我不忘狄华的叮嘱，在信中写明，他的通讯处是狄华告知的……

信寄出以后，好几天不见回音。

我决定上他家去拜访。

他住在上海市区一幢三层楼房里。我是在早上八点到达的，邻居们告诉我，他已经外出，往往夜深方归。

他的房间在三楼。从外面望过去，有一扇窗斜开着。一只猫蜷伏在窗口，窗台上放着好几盆花。

老邻居们告诉我，葛正慧住在那里好多年了。本来，他跟母亲一起住。一九六二年，母亲去世之后，他一直独居。他的生活很简单，买点面包、罐头，炒盆青菜，如此而已。

来了客人，一向在楼下弄堂或公用灶间里谈话。即使是市统战部来人，也如此。

来访者写信预约，他答应了，到了预定时间，才能在楼下见到他。邻居们把他的邮件，或者放在灶间，或者从房间的缝里塞进。

邻居们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中上海图书馆造反派来抄家，他的书真多，装了一卡车！

过了五年多，邻居们终于又见到他。他变得几乎叫人认不出来了，双眼深凹，骨瘦如柴，沉默寡言，独进独出。偶然，他说过一两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果真被他说中了，人民翻身了，“四人帮”垮台了！

邻居们都说，他很有学问，埋头看书、写作。夜深了，他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我从他家回来，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信。我知道，只有他答应与我长谈，我才有可能了解这位当年“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