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天过去了。我终于等来了他的信。
信中说：
我因高血压多年，说话时间一长，血压即升高，就头眩。馆内我不常去，现抽暇参加编辑会刊《图书馆杂志》，有时出去组稿、看稿、就诊（坐“四人帮”黑狱多年的后遗症，病较多）往往不在家。
我准备送一些参考材料给你，以便你写作。但我手头的一些剪报已散失了，这几天我到亲友处寻索。
读罢来信，我甚为欣慰。虽然我未见其人，却已见到一颗赤诚的心。他的回信晚了些日子，是因为他在帮助我寻找写作资料。
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他挂号寄来的一大包剪报，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波澜壮阔的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我个人因扩散“狄克”而受的迫害，是渺不足道的，不能算是怒潮中的一朵浪花，只是一点泡沫而已。上海在反四人帮斗争中有无数同志受到比我更严重的迫害，甚至牺牲生命（这都有待于你向各方面拜访）。我在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并无贡献可言（因为不是我把四人帮抓了，而是四人帮把我抓了）。
威廉·夏伊勒（WilliamL.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你一定早看过。他曾翻阅了纽伦堡审讯纳粹战犯时所集中的数十万件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相当大的部分，才写成此书。书前他引录了桑塔亚那的一句话：“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由“四人帮”一九七六年垮台至今，已十年了，曾为四人帮主巢的上海尚未出版过那样的巨著。倘无文字留鉴，人们是容易“忘掉过去”的，后代也难吸取教训。此历史著作之所以功德无量也。在党中央明确要求“彻底否定文革”的今天，我预祝你写作成功。
全部剪报和报纸，是我赠送你参考的，不要归还。
在信中，他还写明了他准备到我家长谈的时间。
看了他的信，我的目光投向案头的三厚册蓝色封面《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也早已读了这部巨著，引为写作《浩劫》的借镜。找们的见解，竟如此不谋而合！
我期待着见到这位劫后余生、外冷内热的老人。
他因研究笔名学查出“狄克”是谁。
暮霜降临。
我徜徉在公共汽车站附近，注视着每一个从跟前走过的行人。
一个头发谢顶、戴着眼镜的老人，双脚边走边拖，发出声。尽管我从未见过葛正慧，但是根据邻居们所说的特征，我猜想是他，上前问道：“你姓葛？”
果真是他！
我领着他，来到我家。他前庭开阔，头发灰白，热忱而健谈。他生于二四年，屈指数来已六十有二。浓重的浙江宁波口音。
他一口气谈到将近深夜十二点。未能谈完，过一星期他又来了两次。他花费很多时间向我介绍上海人民反四人帮的斗争。经我再三恳求，他才谈及了自己所遭受的迫害，他对“狄克”的研究……
“文革”前，他担任上海市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副主任。虽然他不在徐家汇藏书楼工作，但常常去那里查阅资料。
他早在五十年代初，便查证了“狄克一张春桥”这一公案。
他怎么会研究起张春桥的笔名来的呢？
其实，这纯属于他的工作职责范围。他在书目参考部工作，就要研究书目，而研究书目，则必须研究作者；研究作者，则必须研究作者的笔名。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以笔名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究竟是谁写的。
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笔名学”。
笔名，看似简单，其中学问颇深：隐士、战士和暗奸，都爱用笔名。
隐士与世无争，只求发表作品，却不愿让读者知道作者是谁，于是取个笔名，隐去真名实姓。
战士要冲锋陷阵，把投枪和匕首掷向敌人。为了迷惑敌人，保护自己，也用笔名。
暗奸当然对笔名有着特殊的“爱好”，射冷箭，放暗枪，是他们的看家本事。这种勾当本来就见不得人，于是笔名便成了他们的隐身术。暗奸们往往有许多笔名，甚至写一文章化一个笔名。他们的笔名，真是弃之如敝展，极难考证。
当然，细细探究起来，种种作者还有种种缘由采用笔名。
葛正慧做了三千多张卡片，查明了许多作者的笔名，张春桥，只不过是他所研究的众多的作者中的一个。
一天，他在细阅上海千秋出版社编辑部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这是一本只有一百六十四页的小册子，很不起眼。
读到该书第一○四至一○五页，忽地眼前一亮。哦，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狄克”是谁。
鉴于这段文字是“狄克=张春桥”的铁证，又从未向外透露，故引述于下。
这一节的标题是《鲁迅逝世一月田军在墓前焚烧〈作家〉〈冲流〉》；读者诸君，鲁迅先生死后我们已陆续报告了你们很多趣事了。现在再报告一点。那是关于田军的。
你们一定知道，在去年秋问市上有一本长篇小说出售，书名是《八月的乡村》。那著者就是田军，书前边，有鲁迅先生一篇长序，于是这本书很快的销行，田军这名字也很快的给一般人知道了。
《八月的乡村》是奴隶丛书之二，第一册是叶紫的《丰收》，于是许多人就说日军是叶紫。其实，田军是哈尔滨的一个青年，道地的东北作家也。《八月的乡村》也是东北被压迫的民众和义勇军的描写。
《八月的乡村》虽则并不写得十分好，但是田军是东北人，见闻较切，比之一般未离上海一步而大写东北如何如何的人要高明得多，所以“老头子”（指鲁迅——引者注）
一看就很激赏，作序印行。
《八月的乡村》因为鲁迅一序而销路甚佳，田军一举成名，那么，他对于鲁迅先生的感激是当然的。
记得《八月的乡村》行世之时，有人对他略有批评，像张春桥之类，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快，作《三月的租界》一交给与极尖刻的讽刺外，更在《出关的关》中，有一节话也射着他：
“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受批评家的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
鲁迅先生在《三月的租界》里批判的是狄克，《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说《三月的租界》批判的是张春桥，不言而喻：狄克=张春桥！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当时张春桥不过二十岁，文坛小卒而已，谁也不会预料到他后来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书上的记载，当是可靠的。
于是，葛正慧的作者笔名卡片，又多了一张，写明“狄克=张春桥”，并注明了这一考证出于何书。
葛正慧写这张卡片，是在一九五三年。其时，张春桥为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华东分社副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处长。
《小晨报》出了张春桥的丑
老作家魏金枝是上海图书馆的常客，跟葛正慧相熟。
葛正慧知道魏金枝当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与鲁迅、柔石有所交往，熟悉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便把自己的发现，悄悄告诉了他。
魏金枝的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惊讶的神色却问道：“你怎么会知道狄克是张春桥？”
“我是从一本书上查到的。”葛正慧说出了他的依据。
不料，魏金枝抚掌笑道：“狄克是张春桥，这个秘密我早就知道了。其实，张春桥还用过另一个笔名，批评过《八月的乡村》，跟鲁迅唱对台戏，你查出来了吗？”
“没有。他还用过什么笔名？”
“水晶！”
如此说来，魏金枝深知张春桥的底细。葛正慧赶紧跟他细细攀谈，方知其中的来龙去脉……
说实在的，张春桥也罢，狄克也罢，水晶也罢，在三十年代不过是无名鼠辈而已。
上海的“四马路”（今福州路），是书店、出版社荟集之地，人称“文化街”。一九二四年，二十一岁的姚蓬子从浙江诸暨来到四马路，成为老板张静庐的光华书局里的一名编辑，从此走上上海文坛。十一年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岁的张春桥从山东济南来到上海四马路三二五号“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充当一名校对员。真巧，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也是张静庐！
张静庐是一位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出版商。一九二四年，他第一回办出版社，创立光华书局，招来了姚蓬子。出版界也是个风大浪高的所在。他时沉时浮，在荆棘丛中前进，几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到了一九三五年，书的销路不畅，他办起了上海杂志公司，既发行上海各种杂志，也自己印些刊物和书。他租下了四马路上的“红屋”——三二五号原世界书局发行所旧址，挂起上海杂志公司招牌，招来了张春桥。不久，他从校对员成为助理编辑。
一九三五年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气。销路尚可的只有三种：第一是教科书。学生要上学，上学要买教科书。教科书总是有销路的；第二是把古书加以标点，翻印，叫做“标点书”。这类“标点书”销路也不错；第三便是杂志。
张静庐也印起“标点书”来了。从一九三五年九月起，他聘请阿英、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每周出版一种的速度，开始印行。
阿英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出版的《书报展望》一卷三期上，写了《杂谈翻印古书》一文，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
一九三五年过去了。若果有人问：“这一年出版界主要的现象是什么？”那将谁也会回答，是“翻印古书”。把那些价值高昂，以及不经见的旧书重行排印，使穷困的学人能以少数的经济，获得许多在研究上必要的书，未始不是一件有利的事。但使此种事实，成为出版界的主要现象时，则无论如何解释，总是一种反常的行为……
十八岁的张春桥，不知天高地厚，不问问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居然也去标点古书，想拿点“标点费”。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小晨报》发表了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张春桥的不学无术，这是一篇迄今鲜为人知的文章，现全文转录于下，以飨读者，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年张春桥在上海滩上胡混的卑劣形象。
是年也：旧书走运，“珍本”出头。
可恨“珍本”之类的东西，古文人忒煞作怪，不标不点，未免要使今人多费一番手脚。在这里，施蛰存，阿英，以至章衣萍等等人便做到了一笔好生意。
至于这篇文章的标题上的那位姓张的，也许诸君还不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不能算做什么“作家”；不过，因为他曾经在《太白》之类的杂志上发表过散文，而又做过一任上海杂志公司的助理编辑，与所谓“作家”们略有交往，便也自命为作家，而且还自视为“前进的作家”了。——在文坛之边上，这种“自得其乐”的人是很多的，对于张春桥，自亦不足怪了。
但，笑话来了！不知怎么一来，这位自命“前进新作家”的张春桥也居然标点起旧书来，在上海杂志公司的珍本丛书项下也当了一名标点员：他所担任的工作，是一部《柳亭诗话》和五本《金瓶梅词话》。
于是，张先生用他在《太白》上写速写的方法“速标”起《柳亭诗话》来。可是，说也笑话，他对于中国的诗实在懂得太少了。他只知道诗有五言七言，而不知一道还有四言以至长短句。而且，对于诗话的摘选诗句，有时不一定尽录全章而常常仅提一联或一句，他也不懂。于是，他当然有点感觉到困难。幸而，张先生毕竟是聪明的。他相信为诗总是诗，非五言一定七言，非以四句为一绝即一定以八句为一律。假如违犯这个规条，那就决不是我张春桥自己不懂而一定是《柳亭诗话》的古本印错了。根据这个定例，他就把《柳亭诗话》里的四言诗硬派作五言或七言来标点；而把诗话里所同时列举的不同的诗篇里的诗句也硬用了引号（“”）而硬派作一首诗。——在这样的方法之下，《柳亭诗话》总算标点成功了。
可是，问题是有的。当他有一次碰到了一首长短句的古风诗而发现用五言也读不通，用七言也点不够的时候，他就断定了《柳亭诗话》的原本是大错误了。于是，他就在原书上批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符号”而附了一封信给张静庐老板说：“原书有误，请注意。”当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拿）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语，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既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词话）》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自然，张先生会得光火起来的。他决不怪自己的错误，而以一种“前进的”姿态向张静庐老板和施蛰存先生开起火来，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上海杂志公司，大意是说，“标点古书，实系市侩行为，欺骗读者，贻害大众，尤非浅鲜，且该项珍本乃由施某编辑，更令人不齿，早知如此，我亦不愿加入矣……”云云。
张老板一看此信，不禁哈哈大笑，却幽默地说道：“原来标点得不错，那么‘欺骗读者’和‘贻害大众’之罪或者还可以减少一些。如果像张春桥那样的乱标乱点，那才十足的‘欺骗读者’‘贻害大众’了呢！”
可是，张静庐的损失毕竟也不少，重新叫人标点过，已经煞费力量了，（因为事先不察，已经付排部分）而等到《柳亭诗话》印出的时候，张老板又发现张春桥的乱标误点的遗迹还有不少未能全勘正，因此害他吃了《国闻周报》一刀；而且对于读者，毕竟也非常抱憾呢。（听说，现在这部《柳亭诗话》下集已由施蛰存重校付印，以免再蹈覆辙也。）
这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把“前进的作家”张春桥的浅薄、倨傲以及“阿Q”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如果要追溯“炮打张春桥”的历史的话，这恐怕要算是第一炮了！只是十八岁的张春桥一无权二无势，不然，他必定会置炮手“岂以”于死地而后快。
张春桥标点的古书，如同张静庐所言：“变成城楼上打鼓，不通，不通，又不通！”
为此，《国闻简报》曾发表文章，批评上海杂志公司乱标古书。“岂以”这才在《小晨报》上发表文章，拆穿内幕：责任不在张静庐、施蛰存、阿英身上，乃是张春桥在“歪批三国”！
“华蒂社”的中坚
张春桥此人，小小年纪，倒有一番不凡的来历。
张春桥乃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家住巨野县城城隍庙前街张宅——一那是张家祖辈留下的二十二间房子。
张春桥的曾祖父叫张在文，祖父叫张协中，父亲叫张开益，都跟县衙门有点瓜葛：
张在文是巨野县衙状班“老总”，后来任征收田赋的“八柜柜书”；张协中袭任了“八柜柜书”。从清朝进入民国之后，他任国民党政府巨野县政府钱粮征收处主任。后来，又当过日伪维持会主任，于一九四八年病死。
张开益，字晋青，生于一八九九年，毕业于山东省立医专，曾任山东高唐县邮政局长，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少校军医、河南省烟酒统机支局主任、山东省会公安局栖流所长。
日伪时期任济南警察局卫生科庶务主任、山东保安三团军医主任。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济南市政府戒烟院院长、济南市卫生处处长。解放后在济南市公安医院工作。自一九五三年起，因患高血压，病休，到上海住在张春桥家。
张家有土地八十五亩九分，全部出租，按六至七成出租。张家的房屋也出租。直至一九五五年，张开益还收房租。
在张春桥的笔下，他的父亲却成了这样的形象：
父：小职员。（张春桥一九三九年填写《人员登记表》。）
我的父亲，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当了三等邮政局长。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张春桥一九四四年写的《反省自传》。）
父亲一代是医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国民党——日伪——国民党机关作医生。（张春桥一九五二年填写《党员登记表》。）
本来，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这是自己所无法选择的。在填表的时候，如实地写，也就可以了。张春桥却不，像变戏法似的，他不时变动着自己的家庭出身：
我刚到延安填表时，在出身栏中，我写了中农。应填城市小资产阶级。（张春桥一九四四年写的《反省自传》。）
家庭经济情况，如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靠薪金维持。（张春桥一九五二年填的《党员登记表》。）
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张春桥一九七三年填写的中共十大《代表名册》。）
张春桥的小名叫善宝，为张家长子。他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母亲叫宋蕙卿。弟弟们都叫“张×桥”，依次为张秋桥、张铁桥、张济桥、张月桥。妹妹叫张佩瑛，死于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当时为上海某医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宋惠卿生于一八九六年。
一九七七年，她得悉儿子张春桥身陷囹圄，在绝望之中，于四月一日自杀于上海。
关于张家当年的生活状况，我在关于张佩瑛的一大堆卷宗中，见到某人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所写的关于张佩瑛家的材料。当时，张春桥尚未显赫。这份关于张佩瑛的材料，写得相当真实；
张佩瑛家里很有钱，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搞卫生方面的，是一个处长。她家有自备的洋车。张佩瑛有时就用洋车上下班。因为我的家到办公地方去，要经过她的家，所以我也曾去她的家。她家有佣人。
张佩瑛长得很漂亮，家中有钱，所以她当时打扮得很特殊，像上海小姐，穿的是玻璃皮鞋、玻璃丝袜、玻璃大褂，所以有人叫她为玻璃小姐……
另一个人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写的材料，这样谈及解放前的张佩瑛：
我们在一个科工作。当时对此人的看法是，非常爱出风头，大家公认的“玻璃小姐”。生活作风很成问题，成天爱打扮，似个交际花，素日常与有钱有势之流接近。究竟哪一个是她的知己朋友，也很难使人知道，因为见谁也能谈情说爱，一块下饭馆、看电影。据她自己在闲谈中讲，在空军俱乐部跳过舞，跳得腿酸。……在马路碰到时，很少是自己，身旁总有另一异性的人。也有很多的反映说是“张佩瑛好刷（耍）弄男人”……
当年的张春桥，也是个交际广泛、四处活动的人物。小小年纪，已经参与了种种政治活动。
一九三一年，十四岁的张春桥随父亲来到济南。翌年，入济南正谊中学（今济南市第十七中学）。
一九三三年，年仅十六岁的张春桥，就已经非同凡响，踏上了政治舞台。迄今，还可从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月刊七月号所登《济南》消息中，查到十六岁时张春桥的“足迹”：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的人。
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这里提到的马蜂，亦即马吉峰。一九三四年天津的《当代文学》一卷五期所载《济南通讯》，署名露石，内中写道：
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兴盛过，曾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
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关于这个“华蒂社”，其首领李树慈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曾作过如下交代：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
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日是秦启荣、黄僖棠。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耳，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杜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章参加“华蒂社”。……
十六岁的张春桥舞文弄墨，在《华蒂》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银铃》（偶然的巧合：姚文元之父姚蓬于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也叫《银铃》）。在第二集《华蒂》月刊上，发表了小说《秋》。
可以说，张春桥很早就显露了他的特点：在政治和文学的双重轨道上运行。
一个“文坛恶少”
张春桥这位“前进的作家”，曾干过密探勾当，是颇为出人意料的。
尖腮、瘦削、不苟言笑、戴一副近视眼镜，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济南正谊中学校长徐伯噗事隔几十年，仍记得当年的学生张春桥的形象。他作如下回忆：
一九三二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
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会、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污辱师长”为借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孳，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党分子为名义，逮捕了程鸣汉，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
许多与张春桥共事过的人，对张春桥的评价只有一个字“阴！”十六岁的张春桥，就已经够“阴”的了！
一九三四年夏，十七岁的张春桥从正谊中学毕业之后，秃笔一支，混迹于济南文坛。
他自命为“前进的作家”，口气却不小，脑袋刚刚伸出蛋壳，就已日空一切。这时，他已对施蛰存、老舍阳臧克家发动进攻了。
看看这位十七岁“作家”的口气，是何等咄咄逼人：
他批判了施蛰存——“等到施蛰存底编辑下《现代》杂志出版后，捧出来了个戴望舒。从此，你也意象派，我也象征主义地在各处出现着：整个的诗坛是他们底领域，每个文艺杂志底诗里是他们的伙伴。……也许施蛰存会摆出面孔说叫‘孩子家你懂啥’！可怜，中国底读者有几个懂的呢？”（张春桥《另一个问题》，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日报》。）
他骂起了老舍——“《民国日报》出副刊，老舍写发刊词，更十足表现其无聊，日前友人访于其家，谈话之间颇露出昏头昏脑来，因为他是没有个性的，有也只是糊涂，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对于军人或政治人员演讲也颇得欢迎。”（张春桥《济南文艺界简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华日报》。）
他斥责了臧克家，还捎带着批评了郭沫若——“以《烙印》那册诗集而成名的青春诗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经算是颇为沉默了……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课于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曾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写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而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常这样作的。他的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使人多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张春桥《关于臧克家》，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小小张春桥，真乃一只文坛刺猖。两年之后，他斗胆攻击鲁迅，其实不足为怪——他早已不把老舍、郭沫若等放在眼里，自然也就以为鲁迅不足为道了。这个“狄克”之狂，初入文坛，就充分显示出来了，十足的“文坛恶少”！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副刊编者在发表张春桥的《关于臧克家》一文时，同时发表了编者致张春桥的短函，规劝张春桥不要“开口骂人”。编者的信，写得颇为巧妙，甚至可以说是在那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之前，第一次非正式地“炮打张春桥”：春桥先生：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因为空函，不好意思寄给你，所以未复。大家都还年青，锅里不碰见，碗里也会碰见的，决不敢因为你隔得远，就欺你。个中情形，说来话长，也不便说，一句话，在不景气的都市里，很难因为招牌堂堂就独景气。我自己也写文章，也投稿，也被人欺，不过因为在编这点不成器的东西，不敢开口骂人耳。
编者拐弯抹角地奉劝这只“刺猖”，不要刺人。可是，张春桥怎么听得进去呢？
在“文革”中，上海不是冒出个“狂妄大队”吗？倘若追根溯源的话，那“老祖宗”便是张春桥。
眼高手低的“前进的作家”
征东讨西，挑三剔四，张春桥对老舍、郭沫若等都不大入眼。那么，他自己在写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张春桥仿佛最偏爱诗。他的攻击的火力，常常集中于诗人，不光是郭沫若、臧克家、戴望舒，就连徐迟、杨骚、李金发，都在一九三四年挨过张春桥的棍子。
张春桥也写诗。且看张春桥的诗，是些什么样的货色？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新诗歌》二卷二期上，有一首张春桥的“大作”，题为《失业的人》，全文如下；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
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
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啊，还是
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得好，
你爹死后你怎者：
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
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难道这才是诗？！这才是张春桥所鼓吹的“大众的，社会的，有着力”的诗？！
张春桥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文学季刊》一卷四期上，还发表过一首《俺们的春天》。在这位“诗人”笔下的工人，竟是这样的形象：
先走的便是俺们，半睡的，
滑过了柏油路：像
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
大家刚扔下破席棚，
不住地打开记忆的窗，
上面记着孩子苍白的脸，
和又要鼓肚的妻。
也有昨夜的温存，
也有模糊的悲痛。
还有年青的伙计们：
“猫还叫春呢，咱们
是活灵灵的人！“
接着就是一阵评论：
哪个女工漂亮，
哪个才结了婚。
他以为，写上了“俺们”、“咱们”，就算是“大众的”；他以为，写上了“杀的杀，砍的砍”，就算是“能鼓动斗争的热情”；他以为，写上了“猫还叫春呢”，就算是“工人的语言”……
这位“前进的作家”，什么都要写——只要能够用铅字印出来就行。
他写了“关于相声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相声》一文，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中华日报》，胡诌什么：“小市民层需要麻醉，大众得不到适宜的娱乐的现阶段，谁说相声不能够存在呢？”
他对“汉字拉丁化”，也要说上几句，写了《关于拉丁中文的》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华日报》。明明声称自己“既不知道言语学底高深理论（浅的也知道得极微），又没有多量的时间来研究”，却要轧一脚，写篇文章。
当著名的剧作家熊佛西来到济南，当地的话剧界在贡院墙根山东省立民教馆的图书馆里举行茶话会，表示欢迎。张春桥尽管与话剧界不相干，也钻了进去，拿出本子起劲地记，翌日，挥就一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发表于南京的《中央日报》戏剧副刊。
张春桥还在关于济南文艺界的报道中，不断提到他自己。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的《中华日报》上，张春桥写的《济南文艺界简报》，这样谈及他自己：“现在有人像孙任生、肖寄语、张春桥、黎曼、马蜂等想再集中出一月刊，以打破最近沉寂状况，或有希望。”
该报八月七日，又载了张春桥的《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其中“表扬”了他自己：
“《国民日报》副刊《燕语》，编者狄景襄、马蜂、张春桥，内容——比较说还算好点的，有时也提出些问题来讨论，为济南文艺界可注意刊物之一，其历史亦较久。”
那时候，张春桥的文章均署真名，所以倒还容易查找。
十七岁的张春桥，四处钻营，已有着相当大的活动能量。难怪他日后成了中国文坛上一匹害群之马，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阴谋家——他早就是个祸根，诚如江青把上海电影界闹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过二十一岁；姚文元在上海成为批胡风的“英雄”，也只二十四岁。
崔万秋其人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的四马路上，出现张春桥瘦削的身影。十八岁的他，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月薪三十元。
上海杂志公司是上海文坛的窗口，上海各杂志的汇聚之处，校对之余，张春桥投稿于上海各报纸、杂志。
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张春桥来上海还不到一个月，《大晚报》就登出署名“张春桥”的《行之端》一文。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又登出了署名张春桥的《土枪射手》一文，回忆他那“死得很苦”的二舅。
紧接着，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大晚报》副刊《火炬》，刊出张春桥的《我控诉》，文末署明的写作日期，为“七月二十一日午”……
此后，攻击鲁迅先生的“狄克”公案，也就发生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
欲写清楚“狄克”公案的来龙去脉，不可不写一写这一公案的幕后“导演”——
《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主编崔万秋。指使“狄克”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向鲁迅射来冷箭的，便是崔万秋其人。
《大晚报》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的。创办人为张竹平。起初，它仰仗国民党政学系的津贴来维持。到了一九三四年，改换门庭，拜倒在国民党政府的“财神爷”孔祥熙脚下。崔万秋坐镇副刊《火炬》，主持笔政。
崔万秋此人，有着明暗双重奏。
明里，他是《火炬》副刊主编，人所皆知。
他也喜欢动动笔头，写写散文，发表小说，算是个作家——而且还算是个左倾作家。
他活跃于上海文坛，广交作家，出入于文学阵营之中。每当上海文艺界的进步作家们发表宣言、声明，在签名者的名单中，往往可以找到“崔万秋”三个字。
至于他暗中的身份，他的不可告人的地下活动，他与张春桥的秘密来往，直到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他才终于“显影”……
崔万秋与姚蓬子同庆——生于一九○三年，比张春桥大十四岁。他与张春桥有着同乡之谊。张春桥在来到上海之前，是否认识崔万秋，不得而知；但是，张春桥一到上海，便与崔万秋结为“知己”，却是确确实实的。
沈醉在他所写的《我这三十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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