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寻常的接火

1966年春夏之交，他还在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没有想到十年动乱的祸水就要冲到院子里来了。

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刚刚度过了五十三周岁的生日，他患病也有十年了。身体还很虚弱，十年严霜已经铺天盖地地打了下来。

在机关，他是第一个被查封“四旧”的人。首当其冲的，是他那些书。他怎么也想不到，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这场运动，会把书作为革命对象。运动到来之前，他还按照平时习惯，给自己的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写些“题识”之类的话。在《金陵琐事》这本中的书皮上，他写了这样几句话：“此等书不知何年所购置，盖当时影印本出，未得，想知其内容，买来翻翻。整理书橱，见其褴褛，装以粗纸，寒伧如故。1966年，时已五十四岁（此指虚岁——引者）。忆鼓捣旧书残籍，自十四岁起，则此种生涯，已四十年。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长进无尺寸可谈，愧当如何？”①没有等他明白过来，他已被叫到机关，参加“学习”了。

实际上，那不是学习，那是一连串毫无­精­神准备的不寻常的接火。

家人预感到他那些书不妙，值孩子舅父在津，便把线装书抱到后屋，前屋书橱装新书，都罩上白纸。这样一来，反而“欲盖弥彰”，不过两天，机关的“文革会”就派来红卫兵，将所有书橱加上了封条。内弟深知孙犁爱书，怕他­精­神上受不了，等他“学习”回来，特别对他进行安慰。其实，当时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尚且未卜，孙犁已顾不上这些了。

再后，造反派将后屋隔断，每天都能听出有人在那里捆绑旧书。随之又来前屋抄书，孙犁的小女儿在场，她还不满二十岁，以也是红卫兵小将的资格问：“鲁迅的书，我可以留下吗？”

“可以。”

“高尔基的呢？”

“不行。”

于是，“高尔基”被捆走，“鲁迅”得以留下。领头的是一个水管工人，他的答对，在当时情况下，孙犁认为满有水平。

当时孙犁有十书柜书，全部被抄，其中有多部被列为“珍贵二等”。妻子知道书是他的­性­命，非常难过。看看他的脸­色­，又很冷漠，她奇怪了，还以为他临事不惊，心胸宽阔。

问他，他只说：“书是小事。”就不说什么了。

孙犁的家被抄多次，其中一次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这次殃及文字稿件。他们走后，家里人又自抄一次，这样的文字差不多绝迹了。

这已经是冬天，室内暖气被拆毁，一天黎明，正在生病的妻子，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亲朋的照片，投进了火炉。她不识字，她凭感觉知道，这些带字的东西在目前会招祸，便照圣人“敬惜字纸”的规矩，使之乘火升天。

但他的一些信件却在另外的地方保存下来。那是1959年以后几年间写给冉淮舟的信。当时孙犁正在养病，要出几种书，冉淮舟帮助他做了许多抄录、编排和校对方面的工作，其中主要是对于《风云初记》的结尾、《白洋淀之曲》的编辑、《文学短论》的选择、《文艺学习》的补充等等方面的协助。那些信件，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写的。孙犁说：“淮舟写给我的信，在1966年以前，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是我当时感到：我身体很坏，恐怕活不长久了。”①至于他写给冉淮舟的信，在1966年以后，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按照常规，它们也早该丢失或被销毁了。当历尽劫难，冉淮舟把这些信件抄录成册，做为礼物送给他时，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些信和孙犁送给他的书，都存在保定他爱人那里，武斗期间，这位同样是孙犁作品的热心读者，不顾家中其它财物，背着这些书和信逃反，以致因过度劳累而流产。显然，如果冉淮舟当时也把这些信件退还孙犁，那肯定是只字不存了。冉淮舟曾把自己搜集到的孙犁旧作一束交孙犁保存，结果就是如此。

他的《风云初记》，也曾一度成为珍本：“所有底本，今全不知去向，出版社再版，亦苦无依据”，他请冉淮舟代觅一册，结果，也是冉将自己保存的作者签名题赠的书，回赠给他，使他“展读之下，如于隔世，再见故人。”①冉淮舟是高阳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时代就是孙犁作品的研究者，除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有关论著外，在孙犁作品的搜集、辑佚和整理方面，也做出了可观的成绩。

在反复的抄家中，孙犁的画也受到了损失：1961年，黄胄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挂在房间里，上面是一个维吾尔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

1962年，我又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了三头骆驼，一头是近景，两头是远景，题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1966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妇­孺皆知。家里人把画摘下来了。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胄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大怒，到处搜索。搜到一张画，展开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画有了！”其实，那不是毛驴，而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三头骆驼牵走了，三匹小毛驴仍留在家中。①

他参加“学习”，大约在1966年夏秋之交。当时，形势日益紧迫，他和报社中层以上的­干­部，被集中到一处大院。这处大院旧名“张园”，系清末张之洞部下张彪营建，在现代史上颇有些名气：溥仪出宫后，曾有一段时间移居此处，1931年又从这里潜往东北，去当伪满“执政”（后称“皇帝”）。1924年，孙中山应邀北上，和北洋军阀谈判，也在这里住过。大楼富丽堂皇，有一间“皇帝”的卧室，全用团龙黄缎裱过，倒确实提醒着人们注意那现代史上的复辟事件。

这里现在就是战场——大批判的战场。被批判、被斗争的，正是从前在真的战场上和国内外敌人进行过斗争的人们。孙犁不愿意回忆“文革”中那些丑恶的事件，那时是，“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噬了飞鸟”②。但是，有一些镜头还是在他笔下出现了：“有一次批斗大会，被斗者站立一排，都低头弯腰，我因为有病，被允许低头坐在地上。不知谁出的主意，把摄影记者叫了来，要给我们摄影留念。立着的还好办，到我面前，我想要坏。还好，摄影记者把机子放在地上，镜头朝上，一次完成任务。第二天见报，当然是造反小报，我的形象还很清楚。”③这是痛定思痛，不免以幽默出之，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要糟。上面这个镜头，在他的《芸斋小说》里是这样展开的：不久，我被揪到机关学习，一进大门，就看到他正在张贴一幅从房顶一直拖到地下的，斗大墨笔字大标语，上面写着：“老爷太太们，少爷少­奶­­奶­们，把你们手里的金银财宝，首饰金条，都献出来吧！”

那时我还不知道造反头头一说，但就在这天晚上，要开批斗大会。他是这个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把我们关在三楼一间会议室里，这叫“候审”。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等候不可知的命运。

我因为应付今天晚上的灾难，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棉衣。

他推门进来了。我抬头一望，简直认不出来了。

他头戴水獭皮帽，身穿呢面貂成大衣，都是崭新的；他像舞台上出将一样的站在门口，一手握着门把，威风凛凛地盯了我一眼，露出了一丝微笑。我自觉现在是不能和这些新贵对视的，赶紧低下头。他仍在望着我，我想他是在打量我这一身狼狈不堪的服装吧。

“出来！”他对着我喊，“你站排头！”

我们鱼贯地走出来，在楼道里排队，我是排头，这是内定了的。别的“牛鬼蛇神”，还在你推我让，表示谦虚，不争名次，结果又被大喝一声，才站好了。

然后是一个“牛鬼蛇神”，配备上两个红卫兵，把胳膊挟持住，就像舞台上行刑一样，推搡着跑步进入了会场。然后是百般棱辱。

我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当天夜里，触电自杀，未遂。①

这个造反派头头，为什么如此对孙犁“垂青”？其中还有一段原委。

一般认为，孙犁谨言慎行，­性­格平和。但这只是一种现象，一个方面。他其实很直，感情也容易激动，临事常常不计后果。他明白自己这个“弱点”，常常提醒自己注意，结果还是一再事后懊悔。为此，他在“文革”后期，曾为自己写下类似座右铭的句子。

戒行之方为寡言，戒言之方为少虑。

祸事之发展，应及时堵塞之，且堵且开，必成大患，当深思之，当深戒之。②这样看来，他是谨言慎行了；但这谨言慎行的自我约束­性­措施，恰是不那么谨言慎行的结果。

且说在“文革”之前，他就遇上这么一件事：在一个严寒的晚上，他忽然想洗个澡，因为有病，不愿到街上去洗，就到本机关的大楼里来了。路过传达室的时候，有个穿一身灰布旧棉衣的中年人在值班。他悠闲地抽着旱烟，上下打量着孙犁。孙犁这天穿一件从来不大穿的皮大衣，还戴一顶皮帽——这些，都是有了些稿费才添制的，他原来也穿过那一身灰布棉衣，都是进城时统一发的。现在，他注意到中年人在看他，便问：“同志，今天有热水吗？”

“没有。”中年人回答得很冷淡，只有眼睛里的那一丝嘲笑带着热意。

孙犁正要转身走去，他却大声说：“听说你们写了稿子，在报上登了有钱，出了书还有钱？”“是的。”孙犁平静地回答。

“改成戏有钱，改成电影还有钱？”

“是的。”还是那么平静。孙犁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以为他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他那时常遇到这样的人），就脱口说了一句：“你也写吧。”

不料这一句使对方神­色­大变，一句话也不说了。他自知失言，便赶快逃走，心想，对方会以为是挖苦他。继而转念：现在不是提倡工农兵写作吗？不是不识字也能写诗、写小说吗？对方也许会明白过来，那样就不会得罪他了。

人，自然是得罪了；没有等到十年，他——“君子”就来报仇了。

而且，在有些批判大会上，是按字论罪。如《风云初记》，“当时批判者持去，并不检阅内容，只于大会发言时，宣布书名，即告有罪。且重字数，字数多者罪愈重。以其字多则钱多，钱多则为资产阶级。以此激起群众之‘义愤’，作为‘阶级斗争’之手段。”①在运动中，“老同志”的表现也很不一样。就在挨斗的那些日子里，他私下里向一位老友进言：以后不要再做炮弹。这位老友向他解释：“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

他对这解释很不满意，只好报以沉默，同时在心里做出了回答：“我不知道，我如果掉在水里，会怎样做。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

从此，他就再不给这位老友提意见了。

一天下午，管他们的一个小个子，通知孙犁有“外调”。这是他第一次接待外调，被接待的，竟是60年代他去北京看病时，侯金镜常常派来接待他的一位女同志。这女同志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爽朗，热情，步伐沉稳，在沉思中偶而把头一扬，浓密整齐的黑发便向旁边摆开，秀丽的面孔，瞬间显得严肃起来……孙犁麻烦她好多回了，早就希望能在天津招待她，却没想到竟是在这样的场合。

他向传达室走去，很远就望见一位女同志靠在大门旁的墙壁上，正在观望着他。他很快就认出了她。

她风尘仆仆，显得削瘦了些；看见孙犁走近，就转身往传达室走。孙犁看见，那步伐已经不像从前的样子了。至于孙犁在她眼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孙犁顾不得去想。

传达室里间有一张破桌，他们对面坐下来。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男同志。

没有相互的寒暄和问候，调查就开始了：她低着头，打开笔记本，用一只手托着脸，好像还怕我认出来。

他们调查的是侯。问我在和侯谈话的时候，侯说过哪些反党的话。我说，他没有说过反党的话，他为什么要反党呢？

不知是为什么情绪所激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竟然慷慨激昂起来。在以后，我才体会到：如果不是她对我客气，人家会立刻叫我站起来，甚至会进行武斗……

现在，她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把本子一合，望望那个男的，轻声对我说：“那么，你回去吧。”①下午在楼房的过道里，他们又遇到一次，谁也没有说话。但孙犁仍然感激她，他想：当着别人的面，能这样宽恕地对待他，大概还记得他的不健康吧？

不久，他又接待了一次外调，来人是歌舞团的女演员，只有十七八岁，不只生得漂亮，声音也动听，对孙犁很是客气。她调查的是方纪。自然，她从孙犁那里了解到的，只能是方的革命经历。两人谈了很久，分别的时候，他竟恋恋不舍，禁不住问：

“你下午还来吗？”

他自己也觉得这问题有些奇怪，后来，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那些年月，我失去自由，处于荆天棘地之中，转身防有鬼伺，投足常遇蛇伤……深深有感于人与人关系的恶劣变化，所以，即使遇到一个歌舞演员的宽厚，也就像在沙漠跋涉中，遇到一处清泉，在噩梦缠绕时，听到一声­鸡­唱。感激之情，就非同一般了。”①

­干­校的故事

几个月以后，他来到天津郊区的­干­校，先是种地，锄头，铁铲、小推车……一应俱全，而且都是新的。后来又盖房，砖瓦、洋灰、木料……也挺充足。只是孙犁有病，身上的力气是有限的，和他同来的，也大都不是壮劳力。但孙犁喜欢劳动，过了一段时间，他能一顿吃两个窝窝头了。消息传到市文教书记那里，她大笑起来。她和孙犁在延安时认识，当时关系不错，还做过邻居。

­干­校办得很不起­色­，渐渐地，工具和材料被附近农民拿走大半，还流传谚语：“五七­干­校是个宝，我们缺什么就到里边找。”

他在这里，也接待过一次外调：两个穿军服的非军人，调查田间的材料。因为他抄着手站着，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结果，手被抓破，不得不到医务室包扎。

刚到­干­校的时候，大棚还没有修好，他被分到一间小棚里住。一天，他都睡下了，有一个原来要好、平时也很尊重他的同事进来说：“我把镰刀和绳子，放在你床铺下面。”孙犁以为他劳动回来晚了，先去吃饭，就同意了。次日早晨，“群众专政室”的头头照例集合人们训话。这个头头是个典型的天津青皮，惯会无事生非。这天，他先是批判孙犁，孙犁正在低头听他大放厥词的时候，那位同事忽然说：“刚才，我从他床铺下，找到一把镰刀和一条绳子。”孙犁这一气非同小可，一改平日委靡不振之状，大喝道：“那是你昨天晚上放下的！”

他没有说话。头头威风地冲孙犁前进一步，但马上又退回去了。

当时排队的有几十人，不少人对孙犁的非凡气概为之一惊，称快一时。

孙犁知道，在那时，镰刀和绳子会被看作自杀或暴动的凶器，如不当场揭发，后果是很危险的。所以，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会有那种气压“群小”的表现。

他在­干­校呆了一年多。这是一段困难的日子；但是，在一个作家的眼睛里，困难的日子也是生活。因此，在若­干­年以后，他这段生活终于以“芸斋小说”的形式，再现于人们面前，下面我们就介绍两则，以飨读者。

其一：《女相士》①。

1966年他被集中“学习”后，一时像掉进深渊，大惑不解，连一同学习的是些什么人，也很少注意。被集中来的人越来越多，新来的还要亮亮相。有一天，造反头头审问一个新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什么阶级？”

“我是自由职业者。”答话的是个女人。他没有心情看一看这位新来的同伴，只是低着头。

过了些天，“反动”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头头又追问新来的女人，她忽然说：“我是反动文人，和孙芸夫①一样！”

他这才抬起头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这人有五十多岁，身材修整，还很秀气，年轻时肯定很漂亮。他看她时，瞅见那双架着银丝边眼镜的眼睛，也正注视着他。他马上感到，她看人的方法和眼睛里流露的光，有一点巫气或妖气。

她叫杨秀玉，湖南长沙市人，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解放前以相面出名且致富，在长沙自盖起两座洋楼。这个条件，足有资格进学习班了。

冬季，他们进了­干­校，修缮一间车棚当宿舍，在宿舍门前的场地上，为市里的一个屠宰场代养了二百头牛。他们每天头顶星星起床，为牲口添草料、清粪尿，夜晚星星出来，才能回屋。中间，“芸夫”调到铡草棚工作，贮存大白菜下来后，又被调到菜窖。

杨秀玉和另一位女同志也在菜窖工作。芸夫知道，来这里工作是对他的照顾，因为不只活儿轻，也可避避风雪。不知是谁动了怜悯之心，派他和两个女的­干­这差事：每天一垛垛地倒腾白菜，抱进抱出，使之通风，有时就摘摘烂菜叶子——

说实在的，在那种日子里，我是遑遑不可终日的，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只想到一个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例如在铡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如果不是割断草绳，而是割断我的脖颈，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

在菜窖里工作，也比较安全。所谓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革命工人、儿童对我们的侮辱，恫吓，或投掷砖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名”、“身份”，过去的级别、薪金数目，造反者已经早给公布于众了。

在菜窖里，算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可以暂时喘喘气了。

他渐渐和杨秀玉熟识起来，认为她也不坏。相而虽系骗人，但系受骗者自愿，较之傍虎吃食、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上谋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这样一想，他有时就跟她说个话儿。对另一个同志就小心一些，因为她是菜窖负责人。在她出窖后，他们才能畅谈。“我那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我请这位女相士，谈谈她的生活和经历。”她答应了，下面就是她的经历：“相面是我家祖传，父亲早死，我年幼未得传授，母亲给请了一位师傅，年老昏庸。不久就抗战了，我随母亲、舅舅逃到衡阳。那时我才十三岁，母亲急着挣钱，叫到街上吆喝着找生意，我不愿意去，求母亲给一元钱，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间房，门口贴了一张条子。整整一个上午，没来一个人，我忍着饥饿，焦急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到了下午，忽然进来一位，相了一面，给了我三元大洋，从此就出了名。“然后到贵州、桂林、成都，每到一处，在报上登个广告，第二天就门庭若市，一面五元。那时兵荒马乱，多数人背井离乡，都想藉占卜，问问个人平安、家人消息，赶上这么个机会，不发财也得发财，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积下很多金条了。

“在衡阳，我幸亏没到街上去喝卖，那会大减身价，起步不好，一辈子也成不了名。你们作家，不也是这样吗？”

他没想到她能活学活用，一下子联系到他的职业，稍稍一愣，随即苦笑起来。

他们的谈笑，被菜窖负责人听到了。她很不满意，夜晚回到宿舍，问杨秀玉：“你和孙某，在菜窖里谈什么？”

“谈些闲话。”

“谈闲话？为什么我一进去，你们就不谈了？有什么背人的事？我看你和他，关系不正常！”

两人吵开了，事情传出，有些人又察觉到什么“新动向”。好在那时主要注意政治动向，对这类事没有深究，也许是不大相信吧：

像我们这些人，平白无辜遭到这种奇异事变，不死去已经算是忍辱苟活，­精­神和生活的摧残，女的必然断了经，男的也一定失去了­性­。虽有妙龄少女，横陈于前，尚不能勃然兴起，况与半百老­妇­，效桑间陌上之乐、谈情说爱于­阴­暗潮湿之菜窖中乎。不可能也。

事情平安过去了。又有一天，他实在烦闷极了，忽然异想天开，问杨秀玉：

“你给我相个面好吗？”

“好。”她过去揭开菜窖的草帘子，“你站到这里来！”

从外面透进来一线阳光。他慢腾腾走过去，并没改那副潦倒、萎靡之状；而且像是有些犯愁，眉毛锁得更紧了些。

她认真端详着他的面孔，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似的。“你的眉和眼距离太近，这主忧伤！”她说。

“是，”他显得高兴起来，像是遇到知己，眉毛也舒展了些，“我有幽忧之疾。”

“你的声音好。”她说，“有流水之音，这主女孩子多，而且聪明。”

“对，我有一男三女。”他回答，“女孩子功课比男孩子好。”“你眼上的白圈，实在不好。”她摇摇头，叹了口气，“我和你第一次见面，就注意到了。这叫破相。长了这个，如果你当时没死，一定有亲人亡故了。”

“是这样。我母亲就在那一年去世了，我也得了一场大病。不过，那都过去了，无关紧要了。大相士，你相相我目前的生死存亡大关吧。我们的情况，会有好转吗？”

“4月份。”她肯定地说，“4月份会有好消息。”

外面传来脚步声，她赶紧向他示意。负责人走进来，他们正面对白菜垛工作。

果然，入夏后他们的境遇逐渐好起来，8月份他算得到“解放”，回到了家里。

孙犁给我们讲完了上面的故事以后，用古人的口吻评点说：“杨氏之术，何其神也！其日常亦有所调查研究乎？于时事现状，亦有所推测判断乎？盖善于积累见闻，理论联系实际者矣！‘四人帮’灭绝人­性­，使忠诚善良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生活前途，丧失信念；使宵小不逞之徒，天良绝灭，邪念丛生。十年动乱，较之八年抗战，人心之浮动不安，彷徨无主，为更甚矣。惜未允许其张榜坐堂，以售其技。不然所得相金，何止盖两座洋楼哉！”

其二：《高跋能手》。

孙犁用下面一段文字，给我们叙述了他的第二个关于­干­校生活的故事：

­干­校的组织系统，我不太详细知道。具体到我们这个棚子，则上有“群众专政室”，由一个造反组织的小头头负责。有棚长，也属于牛鬼蛇神，但是被造反组织谅解和信任的人。一任此职，离“解放”也就不远了。日常是率领全棚人劳动，有的分菜时掌勺，视亲近疏远，上下其手。

棚是由一个柴草棚和车棚改造的，里面放了三排铺板，共住三十多个人。每人的铺位一尺有余，翻身是困难的。好在是冬天，大家挤着暖和一些。

我睡在一个角落里，一边是机关的民校教师，据说出身是“大海盗”；另一边是一个老头，是刻字工人。因为字模刻得好，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因此现在成了“资本家”。

故事就是讲他的。他叫李槐，会刻字模，却不大会写字，有一次签字画押，丢了槐字的木旁，从此人们叫他李鬼。李槐既是工人出身，造反的工人们对他还是讲个情面；但惟其是工人，变成“资本家”就更有教育意义，因此批判的次数也就更多。

“开了一年作坊，雇了一个徒弟，赚了三百元钱，就解放了。这就是罪，这就是罪……”每次批判，他都是这几句话，大家也都听烦了。

但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到过日本，见过天皇。这一来，问题严重了：里通外国。他有多年的心脏病，不久就病倒，不能起床……

夜晚，牛棚里有两个一百度的无罩大灯泡，通宵不灭；两只大洋铁桶，放在门口处，大家你来我往，撒尿声也是通宵不断。本来可以叫人们到棚外小便去，并不是怕你感冒，而是担心你逃走。每夜，总有几个“牛鬼蛇神”，坐在被窝口上看小说，不睡觉，那也是奉命值夜的。这些人都和造反者接近，也可以说是“改造”得比较好的。

李槐有病，夜里总是翻身、坐起，哼咳叹气，我劳动一天，疲劳得很，不得安睡，只好掉头到里面，顶着墙睡去。而墙上正好又有一个洞，对着我的头顶，不断地往里吹风。我只好团了一个空烟盒，把它塞住。

无奈他身边的李槐安静不下来。忽然，李槐坐起来，乱摸身下铺的稻草。这很使他恐怖，他听老人说过，人之将死，常要摸炕席和衣边的。

“你觉得怎样？心里难过吗？”他爬起来，小声问着。

对方不说话，忽然举起一根草棍，在他眼前一晃，问：“你说这是什么草？”

这一举动，吓得他出了一声冷汗。第二天，他也病了，发高烧。经医生验实，棚长允许休息一天，并交给他一个任务：照顾李槐。

当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又进行了一次独家采访。这天天气很好，顺南窗­射­进一线阳光，看看也很舒服。他给李槐倒了一杯水，话匣子就打开了：“……你给我说说，你是哪一年到日本去的？”“就是日本人占着天津那些年。”李槐艰难地坐了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过去我常和人们念叨。我从小好踩高跷，学徒的时候，天津春节有花会，我那时年轻，好耍把，很出了点名。日本天皇过生日，要调花会去献艺，就把我找去了。”“你看见天皇了吗？”

“看见了。不过离得很远，天皇穿的是黑衣服，天皇还赏给我们每人一身新衣服。”

李槐说着兴奋起来，原来闭着的眼也睁开了。

“我们扮的是水漫金山，我演老渔翁。是和扮青蛇的那个小媳­妇­耍，我一个跟头……”

他说着就往铺下面爬。我忙说：“你­干­什么？你的病好了吗？”

“没关系。”他说着下到地上，两排铺板之间，有一尺多宽，只容一个人走路，他站在那里拿好了一个姿势。他说：

“我在青蛇面前，一个跟斗过去，踩着三尺高跷呀，再翻过来，随手抱起一条大鲤鱼，­干­净利索，面不改­色­，日本人一片喝采声！”

他在那里直直站着，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前面。眼睛里放­射­出一种奇异多彩的光芒，光芒里饱含青春、热情、得意和自负，充满荣誉之感。

我怕他真的要翻跟斗，赶紧把他扶到铺上去。过了不到两天，他就死去了。

孙犁讲完了他的故事，照例以“芸斋主人”的身份评点说：“当时所谓罪名，多夸张不实之词，兹不论。文化交流，当在和平共处两国平等互惠之时。国破家亡，远洋奔赴，献艺敌酋，乃可耻之行也。然此事在彼幼年之期，自亦可谅之。而李槐至死不悟，仍引以为光荣，盖老年胡涂人也。可为崇洋媚外者戒。及其重病垂危之时，偶一念及艺事，竟如此奋发蹈厉，至不顾身命，岂其好艺之心至死未衰耶。”上面，我们照搬了两则“芸斋小说”。我们以为，即使作者和读者都不把它们看作严格的传记材料，其中仍然有着作者的身世经历在，至于作者的音容面貌、待人接物等等，征之于他本人，我们以为是十分相符的。

悼亡

从­干­校回到家中，正在临近他被解放之际，他的妻子却去世了。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引起心脏疾病，1970年4月15日去世。

家庭变故，个人遭遇……种种不幸，接踵而来，他的悲伤忧痛是无法形容的。

妻子患病已有十来年，1965年2月住过一次医院。那些天，他正修整一部叫做《明清藏书家尺牍》的书，在给它包上书皮的时候，他写上了这几句话：……时妻病入医院，心情颇痛。京中寄此残书来，每晚修整数页，十余日方毕。年过五旬，入此情景，以前梦中，无此遭际。雨水节时有所感：青春远离，曾无怨言，携幼奉老，时值乱年。亲友无憾，邻间无间。晚年相随，我­性­不柔，­操­持家务，一如初娶。知足乐命，安于淡素。1965年2月19日晚①

这位农村­妇­女，本来身体很好。闹日本的时候，家境越来越糟，孙犁又不在家，她除侍奉公婆，还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春冬两闲，一早一晚，织织纺纺，从不稍歇。到了集日，自己去卖线卖布，贴补家用。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差不多有六七十斤重——走三里路，到子文镇集上去卖，从不对家里人叫一声苦。

她一共生下两男三女，都是自己在战争年月，一手拉扯着成长。我们前面说过，农村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又赶上抗战，他们十二岁的长子孙普，竟以盲肠炎夭折。不论哪个孩子生病、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她以为这样可以减轻孩子的痛苦。在她生前，孙犁曾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没有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儿女们颔首动容，相顾唯唯。多事之秋，没想到她1965年住院，1966年就赶上了“文革”。这年冬天，孙犁处境越来越坏。他每天“开会”，妻子怕他冷，给他做了一件大棉袄。不管回来有多晚，妻子总是一人坐在灯下等他，安排他吃饭、休息。见他茶饭无心、愁眉不展，就想着法儿劝慰他，但又怕说错了话，惹他生气，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你得想开一点呀，这不也是运动吗，你经过的运动还少吗？总会过去的。你没见土改吗，当时也闹得很凶，我不是也过来了吗？”

孙犁承认她是乐天派。抗战时，有一天敌人进了村，全村人都跑了。她正坐月子，走不了。一个日本兵进了她的屋，她横下了心，死死盯着他，日本兵竟转身走了。事后，她笑着对孙犁说：

“日本人很讲卫生吧，他大概是闻不了我那屋里的气味吧！”

她也经历了土改。孙家是富农，老区的土改，开始时搞得很左。当时拆房、牵牛，她都满不在乎，出来进去时还对拆房的人说：“你慢些扔砖呀，等我过去，可别砸着我。”到搬她的嫁妆时，这才哭起来。孙犁说：“那时，虽然做得也有些过分，但确是一场革命。我在外面工作，虽然也受一点影响，究竟还是革命­干­部呀。”“现在，你就不是革命­干­部了吗？”这本来不是个问题，这位纯朴的农村­妇­女，却直直地望着丈夫，问得那么认真。显然，这并非不信任丈夫，而是对那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孙犁当然也了解妻子，他就顺着她的思路回答下去：“我看很玄了，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这回好像是要算总帐，目标就是老­干­部和有文化的人。他们把我们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了。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跟踪我，监视我。你们在家里说话，也要小心，我怕有人也在监视你们。地下室可能有人在偷听。”

“你不要疑神疑鬼吧，哪能有那种事呢？”这回她却不信丈夫说的话了，而且有些怪他多疑。

“你快去睡觉吧。”孙犁也不愿再谈下去，只说：“你看着吧，他们要把老­干­部全部逼疯、逼死！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咱老家的农民，这地方是个码头，什么样的人都有的，什么事也­干­得出来。”

妻子眨眨眼，似乎有所领悟；但终于还是不懂，只好叹口气，到里屋睡觉去了。

事实给她上了课。随着抄家——她记得，她的家前前后后抄了六次——随着周围的人对她的歧视，随着她出门买粮、买菜受到的打击，随着丈夫处境的日益恶化，加以不断听说有人自杀，她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头了。

灾难还在进一步发展。一天下午，孙犁正在机关大楼扫地，来了一个人，通知他几天内搬家。他回到家来，才知道是勒令马上搬家，一名造反者监临，多名“牛鬼蛇神”“帮忙”，家里早已乱作一团，晚饭都没吃。本来就够逼命的了，妻子又出了件岔子：她怕再抄家，把一些日用钱藏在破烂堆里，小女儿不知道，全给倒出去了，好不容易才找回来。

他们在多伦道这座大院已经住了十几年了，现在要搬到佟楼一间小南房里。三间屋子里的东西，胡乱搬些家具、衣物，装满一卡车，晚上十一点才到了那里。进了房子，有人正在和西邻的隔山墙上，凿开一个大洞。而且，没有等他们把东西安置一下，就把屋里唯一的小灯泡摘走了。他们来得急惶惶的，没有带灯泡来。

妻子伤心了，凑在孙犁耳边问：“人家为什么要在墙上凿个洞呢？”

“那是要监视我，不然，你还不相信呢。”他说。

这回她相信了，至少在今天夜里，她知道自己已完全落入黑暗里，除了那个­阴­森森的洞，露出一点幽幽的光——只是连这点光，也更证明着她确确实实是生活在黑暗里。

一卡车的家当，小屋里摆不下的，全堆在院里，任人偷窃践踏。她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她的心紧紧地收缩着，就是在白天，眼前也难免阵阵发黑。

没有等她看见光明，甚至也没有看见丈夫的“解放”，她就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老实说，对于妻子的去世，孙犁­精­神上有所准备。即使这样，他的悲痛仍是难言的，虽然他当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请两个老朋友帮忙，草草办了丧事。四十年的恩爱夫妻，一朝成为隔世之别，他感到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孤独。尤其在静下来的时候，如烟往事，就像过电影似的，就像一记记有形的鞭子似的，在他眼前晃动着，在他的心上抽打着。许多令人留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许多幸福的时光，竟是当它们失去时才知道怀念它、珍惜它。尽管在当时的劫难中，他说自己已经“心如木石”，但是，当受到这一失去亲人的打击后，那颗心又被重新“激活”，又能感觉到过去和当前的一切人间的炎凉了。

确切些说，他的悲伤，不是一次闪电的袭击，而是一种持续而深沉的哀痛。

在妻子故去五年之后，即1975年4月14日，他在一则“书衣文录”上写着：“忆明日为亡妻忌日，泉壤永隔，已五年矣。余衰病如此，不堪回首之思矣。”①同年12月30日，他又在另一则“书衣文录”上写着：“此册系亡者伴我，于和平路古旧门市部购得。自我病后，她伴我至公园，至古董店、书店，顺我之素好，期有助我病速愈。当我疗养期间，她只身数度往返小汤山、青岛。她系农村家庭­妇­女，并不识字，幼年教养，婚后感情，有以致之。我于她有惭德。呜呼！死别已五载，偶有梦中之会，无只字悼亡之言，情思两竭，亡者当谅我乎！”②

又过了七年，悼亡文字也有了，这就是那篇《亡人逸事》③。里边说，他的一位老朋友、老邻居，好多次建议他写写“大嫂”。在这位老朋友看来，“大嫂”实在待他太好、对他帮助太大了：

“她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可以看出，你曾多次借用她的形象，写进你的小说。至于语言，你自己承认，她是你的第二源泉。当然，她瞑目之时，冰连地接，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此，别人也不会作此要求。但目前情况不同，文章一事，除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讳，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孙犁点头称是，但一直拖着没写——……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我衰年多病，实在不愿再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因此，选择一些不太使人感伤的断片，记述如上。已散见于其他文字中者，不再重复。就是这样的文字，我也写不下去了。

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

“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她闭上眼睛了，作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章，就这样结束了。

悼亡后的幻觉

妻子去世不久，他被宣布“解放”了。

渐渐地，处境也有了些好的转化。在原来的住所，又给他加了一间住房，光线也好了些。特别是，陆续发还了一些书籍器物，晚上他也可以看看书了，睡得也好一些了。

朋友们很关心他的生活问题。五十七岁的人，还十分需要一位生活中的伴侣。何况人也“解放”了，也有条件谈谈这个问题了。

北京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搭了桥，他和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起信来。这位朋友是部队作家，他们在晋察冀山地时曾一起工作，建立了融洽的战友关系。女同志姓张，比孙犁年轻十六岁。

这是一条“热线”：从1970年10月起，至1972年4月，孙犁每天一信，或两天一信，或一天两信，至1971年8月，光孙犁寄出的信，已达一百一十二封。这些信后来由他装订成册，共有五册，如果出版，该是一本很厚的“两地书”吧。

这就证明，他在身心方面并没有老，还很有“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