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的事情终于提上了日程。但是儿女们反对，并且免不了啧有烦言。他不听。到后来，索性消极对抗：高卧床上，不起来，“破罐子破摔了”——他说。
他胜利了，结了婚。女同志在外省工作，不能进入天津。又是那位搭桥的老朋友建议，先调到孙犁的家乡安平县。随后，他们回到故乡。
在县招待所受了一些气：他的介绍信开的是“记者”，她的介绍信开的是“五七战士”。管招待所的一个主任模样的中年女人，神气活现，这两个名称，她都陌生。而且孙犁经过几年折腾，又一直劳动，穿着也不讲究，简直像个邋遢的农民，加之一路风尘，更透着几分晦气。张同志虽然年轻一些，也一直下放农村劳动，衣服很不入时。中年女人睥睨着他们，不只态度轻蔑，而且犯了疑心。
“我是你们的老乡，我就是本县人。”按照乡俗——亲不亲，故乡人，孙犁递过去表示友好的橄榄枝。
“现在谈不上这个！”中年女人冷冷地说。
“那我们到街上去找旅馆吧！”孙犁也火了。
“去吧！”中年女人断然说。
“我们先打一个电话。”还是张同志机灵，她抓起了手摇电话机。他们来时，带了老朋友给县领导的介绍信。电话打通了，中年女人也通了。他们终于住下来。
因为有老朋友的信，一位副县长接见他们，答应安排张的工作。
办完了该办的事，孙犁带张同志去参观抗日烈士纪念碑。费了好大劲，才在一片沼泽之地找到，而且只残留一座主碑，别的都埋在泥里了。他不免感慨世事沧桑，人物皆非；但仍指着主碑正面的“英风永续”四个大字，对张介绍说，是当年县委书记让他写的。他这样说的时候，自然有些自豪；但张好像没有注意去看，只催他抓紧时间，快回东辽城去。
后来，张同志并没有到安平县去工作，报社帮助她在天津和平区文化馆安排了工作。这样，他们就在天津生活了几年时间。他们的日子过得怎样？还是读读他的《幻觉》①吧，虽然这又是一篇“芸斋小说”。
他似乎部分地采用了《红楼梦》的笔意，所谓“幻觉”，是说他也做了一场梦。在梦中，也就是在幻觉中，一位女同志推门进来，走进了他的生活：“你感到孤独吗？”
“是的。”他据实回答。
“你应该到群众中去呀！”
“我刚从群众中回来，这些年，我一直在群众中间，不能也不敢稍离。”
“他们可能不了解你，不知道你的价值。我是知道你的价值的。”
“我价值几何？”他有些自嘲了。
“你有多少稿费？”
“还有七、八千元。”
“不对，你应该有三万。”她准确无误地说出这个数字，使他大吃一惊，认为她是一个仙人，能未卜先知：“正如你所说，我原来有三万元稿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说我是资本家，说五个工人才能养活我一个作家，我为了保全身命，把其中的大部分，上交了国库。其实也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反而证实了我的罪名。这些事已经过去，可是使我疑惑不解的是，阁下为什么知道得这般清楚，你在银行工作吗？”
她笑了：
“这很简单，根据国家稿费标准，再根据你的作品的字数和印数，是很好推算出来的。上交国库，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你选择的时机不好，不然是可以得到表扬的。现有多少无关，我想和你在一起生活。”
我望之若仙人，敬之如神人，受宠若惊，浑身战栗，不知所措。
“不要激动，我知道你的性格。”她做了一个温柔的动作。共同生活以后，他发现：“这位女同志，不只相貌出众，花钱也出众，我一个月的工资，到她手中，几天就花完了。我有些担忧了，言语之间，也就不太协调了。”
有一天，她又提出了问题：“你能毁家纾难吗？”
“不能。”
“你能杀富济贫吗？”
“不能。那只有在农民起义当中才可以做，平日是犯法的。”
“你曾经舍身救人吗？”
“没有。不过，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也没有害过人。”“你使我失望。”她叹了口气。
我内疚得很，感到：我目前所遇到的，不仅是个仙人，而且是个侠女！小子何才何德，竟一举而兼得之！
后来冷静一想，这些事她也不一定做得到吧？如果她曾经舍身救过人，她早已经是个烈士，被追认为党员了……
但我毕竟在她的豪言壮语下屈服了。我有很多小说，她有很多朋友，她的朋友们都喜欢看小说，于是我屋里的小说，都不见了。我有很多字帖，她的朋友好书法，于是，我的字帖又不见了。
后来，她又指着他的四木箱三希堂法帖说：“老楚好写字，把这个送给他！”
“咳呀！”他为难了，“听说这东西，现在很值钱呢，日本人用一台彩色电视机，还换不去呢！真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呢！”“你呢呢嘛？吝啬！”
吝啬？这两个字，他很想不通；事实是，他屋里的东西越来越少了，钱包越来越空了。不过，他尽量反躬自省：……我可能是有些小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的态度，越来越烦琐起来，特别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举例说罢，一件衣服，穿得掉色了，也不愿换件新的。一双鞋子，穿了将近五年，还左右缝补。吃饭时，掉一个米粒，要拣起来放在嘴里，才觉心安。朋友来的书信，有多余的白纸，要裁下来留用。墨水瓶剩一点点墨水，还侧过来侧过去地用笔抽吸。此非大丈夫之所为，几近于穷措大之举动。
又回想，所读近代史资料，一个北洋小军阀的军需官，当着客人的面，接连不断把只吸了几口的三炮台香烟，掷于地下。而我在吸低劣纸烟时，尚留恋不到三分长的烟头，为陈大悲的小说所耻笑。如此等等，恭聆仙人的玉责，不亦宜乎！
但又一转念：军需官之大方，并非他从老家带来，乃是克扣战士的军饷。仙人刚到此地时，夜晚同我散步，掉了五分硬币，也在马路上寻觅半天，并未见大方之态。今之慷慨，乃慷敝人之慨也……生活不如意，“仙人”离去了，他也从梦中醒来，这是1975年。
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他写的不是“幻觉”，是真实，甚至包括细节。
北京的一位朋友（他初中时候的同班同学）也认识张同志，几次征求孙犁的意见，要给她写信，想挽回局面。孙犁告诉他：“人家已经把东西拉走了。”他说：“拉走东西，并不证明就不能挽救。”孙犁还是没有同意他写信。这位朋友是蠡县人，年轻时长得漂亮，性格温和，孙犁好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57年因为替某作家说了几句话，被错划为右派。平反以后，当了中纪委的常委，报上登过他的照片。他当时虽然还不具有这样显赫的地位，要使“幻梦”重圆，也并非全属奢望。
孙犁方面呢，就是当他生活在“幻梦”中的时候，心里也还是清醒的，我们只要看看他的类似日记的“书衣文录”，也就明白几分了。《现存元人杂剧书录》条下记着：“1975年3月17日灯下。有晚离不如早离之想。”二十天后，又在《许蚌学林》条下记着：“1975年4月7日灯下。其来也不意，其去也不解，如花如露，如影如幻。晚年脆弱，非幸遇也。”
《书衣文录》的“跋尾”，记录了这件事的结局：1975年，有同居于一室者离去，临别赠言：“现在，阶级关系新变化，得确信，老干部恐怕还要被抄家。你在书皮上写的那些字，最好收拾收拾。”
余不以其言为妄，然亦未遵行之。后虽有被专政加强之迹象，幸无再抄家之实举。……呜呼，巢居者察风，|茓处者虑雨。彼人可谓居不忘危，择枝而栖者矣。①做为他生活中的一个小小Сhā曲，这一件事也过去了。为了把这件事忘得干净一些，上面说的那五册本来保存得很好的“两地书”，他都填进了炉子：“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性表露的内心。一旦毁弃了是很可惜的，但当时也只有这样付之一炬，心里才觉得干净。潮水一样的感情，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现在已经无法解释了。”在这件事上，他还是一个想得开的乐观的人，他也不认为这些信虚掷了时间精力：“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断绝了写作的机会，从与她通讯，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活，这是可以纪念的。这些信，训练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笔，使我后来能够写文章时，手和脑并没有完全生疏、迟钝。这也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①
“解放”以后
说到写作，他在被“解放”以后，有人几次劝他：“写点东西吧，亮亮相吧。”他说：“不想写了，至于相，不是早已亮过了吗？”他指的是运动期间，不只身受棱辱，而且绘影图形，传檄四方。“老实讲，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校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②他不写，他要思考一下。后来证明，他的思考正是一种写作的准备。
他想到了司马迁，那样一位天才的，能把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勒成一家之言，指论得失，成为天下定论的人，竟因一语不投，下于蚕室，身被腐刑；他描绘了那么多人物，难道就没有从他们身上吸取任何一点可以用于自身的经验教训？
还有班固，他写了可与《史记》媲美的《汉书》，特别评论了他的先驱者司马迁，他的评论何等有见识；可是，他竟因委身于一个武人而落得瘐死狱中，对于自己，又何其缺少先见之明啊！
自然，他也想到了自己那一代人走过的文学道路，想到了自己和伙伴们在不同时期献身文学事业的热情。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些头绪：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我居然发哲人的幽思，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样，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干，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说得冠冕一些，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表现这种理想需要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时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有时是因为过于表现了热情。①“解放”以后，他被允许到报社文艺组上班。此时，大楼内外已经变得破败、凌乱而拥挤，不过，人们倒也从前几年的狂乱、疑忌状态中渐渐恢复过来。
好的办公桌听说都叫进来占领新闻阵地的人占领了，他自己找来一把椅子，在一张破桌前面坐下来。组长向全组宣布了他的工作：登记来稿和复信。并郑重交代：不要把好稿退走。他觉得组长对他还过得去，只是担心他中封资修的毒太深，不能鉴赏帮八股的奥妙，容易漏掉好稿而已。
他很清楚，他现在做的是文书或见习编辑的工作。他开始拆阅来稿，进行登记。在他看，较之前些年，稿件质量大大降低了。大多数作者极不严肃，文字潦草，内容雷同，语言呢，都是抄报。照组长说的，他把退稿信写好，连同稿件推给旁边一位同事，请他复审。
这样工作了一段，倒也相安无事。只是每当他闲下来，坐在窗前的沙发上休息时，主任进来了，肆无忌惮地向他投以怒视和睥睨的目光。孙犁仍旧坐在那里，既无戚容，亦无喜色。这些年他已经锻炼得对外界境遇麻木不仁，主任的功算是白做了。
同组有位相熟的女同志，好心地把他叫过去，对他进行帮助。她和蔼地说：
“你很长时间在乡下劳动，对于当前的文艺精神、文艺动态，不太了解吧？这会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唔。”
她桌上的小木匣里码着厚厚的一叠卡片，说话间拿出一张念给他听，原来是林彪和江青的语录。
他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只见她天真的脸上，显得非常严肃认真。等她把所有的卡片讲解完毕，孙犁又回到他的座位上去，陷入沉思之中了：古代的邪教，是怎样传播开的呢？是靠教义，还是靠刀剑？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初，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人，跟着希特勒这样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乱之外，其余大多数人是真正地信服他，还是为了暂时求得活命？①没有答案。在食堂吃罢午饭，回到办公室，摆好几张椅子，枕着一捆报纸，他睡下去。几年来，一直过着非常生活的他，这就是一种享受了。天气渐渐冷起来，他身上盖着那件当年由延安回家时穿过的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这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由伙伴那里得来，现在也已破旧了。他不免触景生情：“在那样残酷的年代，在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面前，我们的文艺队伍，我们的兄弟，也没有这几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毒害下，如此惨重的伤亡和损失。而灭绝人性的林彪竟说，这个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比不上一次战役，比不上一次瘟疫。”②
他感到压抑。再说，像这种日子，也近于无聊。于是，他向领导递了报告：回故乡“体验生活，准备写作”。报告批准了，他一担行囊，回到故乡。这是1972年春天，张同志随行。
就住在一个堂侄家里。父老亲友，得知他的到来，欣欣然竞相前来探问，谈话间，或庆幸大难不死，或欷s[沧桑之变，在那些日子，他心里得到不少安慰。
这次回老家，实际上是像鲁迅说的，有一种动物，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倒下来，慢慢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①除了八十多岁的叔父，老家已经没有什么亲人，村子里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彼此还有记忆，再年轻的，就都陌生了。当然，有些人读过他的作品，他们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从县城到东辽城，他们雇了一个“二等”（北方一些农民用来做生意的自行车，可以载人，也可以驮东西），车主是个诚朴的青年农民，快进村的时候，他忽然问：“你们村里，有个叫孙犁的，现在这人怎样了？”
“你认识他？”孙犁问。
“我读过他的小说。”
“他还活着。”
……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有几茬人起来了。
东辽城也发生了变化，四周大道两旁都是钻天杨，村子被围在绿色的屏障里。靠近村边，还有一些果园。村外是大片大片的柳杆子地，用以经营农具和编织业。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风沙，土地已不适宜种植庄稼，农民主要靠树木、靠经营副业来维持生活了。
他的堂侄喂着两只山羊，孙犁每天背上个柳条筐，去砍些青草，或是捡些烧柴。像童年那样，他又走进田间，走进柳林，走到滹沱河大堤上来了；又看到了黄|色紫色的野花，又拣到了鸡腿蘑菇，又听到了鸟叫虫叫了。这时，他在苍凉中感到一种恢复了青春活力的愉快。毕竟，在自己的家乡，他变得年轻多了。
但有一天中午，他从野外回来，侄子告诉他：镇上传来天津电话，要他赶紧回去，说是为了剧本的事。侄子很紧张，不知大伯又出了什么事。孙犁一听，放了心，说：“安心吃饭吧，不会有什么变故。剧本，我又没发表过剧本，不会再受批判的。”
“打个电话去问问吗？”
“不必了。”
隔了一天，孙犁正送亲戚出门，迎面开来一辆吉普车，从车上跳下来的，是他的组长。组长说，接他回天津，参加创作京剧剧本。各地都有“样板戏”，市领导也很着急。京剧团有一个写抗战时期的白洋淀的剧本，上不去，因此有人推荐他去。
看组长流露的神色，好像很为他庆幸。但孙犁对这消息却很淡然，暗想：“剧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样板戏？”但第二天他们还是回了天津，因为这是命令。回到机关，当天政工组就通知他：下午市里有首长要来，不要出门。而且不到半天，接连通知了三次。他只好在办公室枯坐。首长没有来。
第二天，孙犁正在随机关人员普查身体的时候，组里来人说：“市文教组负责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你。”不久，又来说一次。孙犁说还没检查牙，他催孙犁快点，不能叫负责同志久等。孙犁告诉他：快慢在医生，他可只能排队。轮到他了，医生却夸奖起他的牙来：“你看，这么大的年岁，牙齿还这样整齐，卫生工作一定做得好。运动期间，受冲击也不太大吧？”
“唔。”孙犁有些奇怪，牙齿整齐与否，和受冲击有什么关系？难道要打落两颗门牙，才算脱胎换骨吗？他正惦着办公室里的负责同志，再说嘴也张着，说不清楚。
回到办公室，组长已经很着急了。我一看，来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个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阅报纸的年轻人那里呶呶嘴。暗示那就是负责同志。
他们来，也是告诉我参加剧本创作的事。我说，知道了。①
又过了两天，那接见的盛典才到来，地点改在市委机关。那位主任不放心，亲自陪他去。这是市里的女文教书记的接见：
在一间不大不小的会议室里，我坐了下来。先进来一位穿军装的，不久女书记进来了。我和她在延安做过邻居，过去很熟，现在地位如此悬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结。她好像也有点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点架子也不拿，则对于旁观者，起码有失威信。①在延安时，她是鲁艺美术系的学生，已经结了婚，爱人是一位诗人。有一次，孙犁看见她爱人头上的八角军帽不错，听说是她做的，就从自己长裤上剪下两块布，求她也做一顶。帽子很快做成了，还亲自送来，笑着说：“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总之，她过去留给孙犁的印象是满不错的，待人接物讨人喜欢，还有点儿天真。
现在，他很难把眼前的这位女书记，和过去那位美术系的学生联系起来了；严峻的现实像一把利斧，似乎把两个形象截断了。
酝酿了多日的接见，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一次谈话：总之，希望孙犁帮忙搞搞这个剧本。
孙犁说，他没有写过剧本。
“那些样板戏，都看了吗？”她问。
“唔。”又是这样一声含含糊糊的回答。
其实，罪该万死，虽然在这些年，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充斥在文、音、美、剧各个方面，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正式看过一出、一次。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不到剧场去了，我有一个收音机，也常常不开。这些年，我特别节电。①这一次，他是躲不过了，一天晚上，他去看了那个剧本的试演。据说，这是反映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现代京戏，结果，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在舞台上，他既没有看到当年白洋淀的抗日情景，也没有听到他熟悉的京戏。是什么呢？是五光十色，大轰大闹，瓦釜雷鸣，不知其何以开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终。特别是那被繁重的唱段、连续的武打折磨得声嘶力竭的女主角，假如不是年轻，早就晕倒在台上了。
第二天是在中国大戏院的休息室讨论剧本的修改。除了有关的一干人马，女书记也来了，就坐在孙犁旁边。
孙犁谈了对戏的印象，谈得很缓和，也很真诚。
但是戏并没有改下去，虽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军管人员在会上支持了他的工作。说起来并不奇怪，在当时，按照孙犁的意见改写那个剧本，是很困难的。一句话，还没有到按照正常思维产生好剧本或好作品的时代。
无奈，孙犁施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自己交上去一个简单的脚本，声明此外再也无能为力了。
对于他的脚本，剧团一个字也没有采用。
重返白洋淀
他也有收获，就是趁着修改剧本的机会，重去了一趟白洋淀。
那是在夏天，剧团的人都去了。他是“首席顾问”。和他坐同一辆吉普车的，有一位青年女演员，是主角。开车的是一位武生，因伤了腿，改行当司机。车子开得风快，使孙犁坐在车上，直像腾云驾雾，觉得他如不是伤了腿，满可以成为一名骆连翔式的“勇猛武生”。他很想请他开得慢一些，但一转念，还是少开口为妙；再则，经过几年摔打，也不在乎这些了。
车队在保定吃午饭，孙犁建议找一个好些的饭店，他请客。其实好些的饭店，也只是卖炒饼，饼又烙得厚，切得粗，炒得没滋味，最后，一碗有名无实的“木樨汤”冲下去了事。他自觉请客，觉得这是责无旁贷的事，吃成这样，他有些抱歉，却也无法。当然，也没有人对他表示感谢。车子又风驰电掣起来，他们到了白洋淀边上的新安县，当晚在招待所住下。旧地重游，水淀上吹过来熟悉的风，孙犁久已麻木的心，又苏醒过来，他感到了疼痛，——也可以说感到了兴奋。他同编剧组一同绕着城墙散步。女主角原是刀马花旦，并能反串小生，但她的话似乎不多，没有给孙犁留下什么印象。也许因为她刚休完产假，挂念着家里的孩子吧？穿得也很平常，不上台，没有人知道她是演员。就是上了台，也是一头短发戴着一顶军帽，一身短袄裤佩一支木制盒子枪，和她原来的角色行当，很不相干。孙犁觉得，他熟悉的京剧之美，旦角之动人，在他的头脑里破灭了，正像眼前的白洋淀，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的水产。正是：河山依旧，人物全非，他不觉暗自摇头叹息。
然后，他们到了王家寨。这是一个大村，在水淀，孙犁总是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他只能凭感觉，说自己住在村的南头。他住的是一间新盖的、面向水淀的、非常干净的小房。
虽然被禁锢了多年，一当来到这个变化了的新的环境，他的观察力仍然那么敏锐和可靠，他发现：房东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的爱人，比他年轻好多，非常精明。他家有几个女儿，都长得秀丽，又都是编席快手，一家人生活很好。但是，大姑娘已经年近三十，还没有定婚，原因是母亲不愿失去她这一双织席赚钱的巧手。大姑娘终日默默不语。她的处境，我想会慢慢影响下面那几个逐年长大的妹妹。母亲固然精明，这个决策，未免残酷了一点。在这个村庄，我还认识了一位姓魏的干部。他是专门被派来招呼剧团的，在这一带是有名的“瞎架”。起先，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后来才体会到，就是好摊事管事的人。凡是大些的村庄，要见世面，总离不开这种人。因为村子里的猪只到处跑，苍蝇到处飞，我很快就拉起痢来，他对我照顾得很周到。①
剧团的一些同志对他也很照顾。那位女主角和另外两位女演员，还到住处去看望他（自然，这也可能是奉领导之命），提出要为他洗衣服。孙犁当然不肯，婉言谢辞了。“在那些时候，我惊魂不定，终日迷迷惘惘，什么也不愿去多想，沉默寡言，应付着过日子。周围的人，安分守己的人，也都是这样过日子。”②但在这里，在这远离闹市的地方，他生病的时候，周围有这样一些人关心他，他还是很感动的。
他们常常坐船到外村体验生活，一次回来晚了，烟雾迷漫的水淀变得有些凉，孙犁从书包里取出一件棉背心，套在单衣上。和他同坐在船头上的那位“布衣”刀马花旦，看他在夏天里穿着这套奇怪的服装蜷缩在那里，忽然用京剧小生的腔调笑了几声，使整个水淀都为之震荡，惊起几只水鸟，腾空飞去。她这一着，使孙犁真正欣赏了她的京剧才能。心想，也许是自己的装束引起了她的兴致，也许是她想给身边这位可怜的顾问提提精神，驱除寒冷，总之，他很感谢她的真诚的好意。
在王家寨住了些日子，他们又到了郭里口——一个水上村庄。这个村子，当时在生产上很有点名气，常有人参观。
在大队部，村干部为他们举行了招待会，主持会的是个小伙子，听说在新华书店工作过几年，很有口才，还有些派头。当介绍到孙犁，孙犁说要向他学习时，他大声说：“我们现在写的白洋淀，都是从你的书上抄来的。”
孙犁大吃一惊。因为他的书已经被批判了，现在人虽“解放”，书还没有“解放”。后来一想，他的话恐怕有所指吧。这小伙子叫刘双库，是村支部宣传委员。
当天下午，他们坐船参观村里的“围堤造田”：现在，白洋淀的水，已经很浅了，湖面越来越小。芦苇的面积，也有很大缩减，荷花淀的规模，也大不如从前了。正是荷花开放的季节，我们的船从荷丛中穿过去。淀里的水，不像过去那样清澈，水草依然在水里浮荡，水禽不多，鱼也很少了。
确是用大堤围起了一片农场。据说，原是同口陈调元家的苇荡。
实际上是苇荡遭到了破坏。粮食的收成，不一定抵得上苇的收成，围堤造田，不过是个新鲜名词。所费劳力很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①因为剧本主角系女性，他们在村子里访问了抗战时期的几位妇救会员。其中一位叫曹真，四十多岁，仍是30年代打扮：白夏布短衫，用卡子扰起的一束长发，垂在背后。抗战时，她才十八九岁，在芦荡的救护船上，多次用嘴喂养伤员。她的相貌，眼前看来也是冀中平原的漂亮人物，当年可想而知。二十岁时，和一个区干部结婚，家里常常掩护抗日人员。不料这年冬季，丈夫被捕，就在冰封的淀上，残暴的敌人砍下了他的头颅。
她，哭喊着跑去，收回亲人的尸首，还是做抗日工作。解放后，她已是中年，才和本村的一个人结了婚。
她和孙犁谈完了往事，又谈到了当前。她说，胜利后村里的宗派斗争很厉害，前些年，连她在内，有二十六位老党员被开除党籍。现在，她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他们的党籍。她知道孙犁无能为力，因为这些年老干部都是处境困难。但她还是愿意和他谈谈，因为他也是一名抗日战士，并写过这一带的抗日妇女。
孙犁看着他面前的这位女战士，双鬓已经变白。他当然也想到了抗日战争，但总觉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它好像是前世经历的，又好像是昨夜的一个梦。这些年来，他见到和听到的，亲身体验的，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生活，而这种现实、这种生活，又是那样刻骨铭心，怎么也和昨天的现实对不起来。
曹真的一席话震动了他昨天的梦，但他毕竟不能回到昨天去了：
在她面前，我深感惭愧。自从我写过几篇关于白洋淀的文章，各地读者都以为我是白洋淀人，其实不是，我的家离这里还很远。
另外，很多读者，都希望我再写一些那样的小说。读者同志们，我向你们抱歉，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出。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那样，我就对不起坐在对面的曹真同志。她和她的亲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流过真正的血和泪的。
……
……善良的人们，不要再责怪花儿不开、鸟儿不叫吧！它受的伤太重了，它要休养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观察气候，它要审视周围。①就是这样，白洋淀之行唤起了他的记忆，但是不能唤回已逝的、属于过去的那一缕“诗魂”了。“世事的变化，常常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血和泪。”②
难忘的一九七六
人，虽然宣布“解放”了，但1976年10月以前的那段日子，仍然是难熬的。“书衣文录”透露了他的不少内心苦闷，今略举如下：
1974年4月25日下午记：“二十五年，三津浮沉，几如一梦……”
1974年5月8日灯下记：“感伤身世，不能自已。”“思前想后，心胸堵塞，甚不舒也。”
1974年7月4日灯下记：“余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
1974年8月27日下午记：“院中青少年，并不读书，无事可做，打闹喧嚣，终日不息。退处室内，亦不能看书做事。日日听这种声音，看这些形状，此即所谓天津风貌也。”院中，指位于和平区多伦道的二百一十六号大院，他全家1951年迁居于此，运动中被逐，“解放”后迁回。
1975年1月24日晚记：“昨日大雪，今晨小散来约午饭……一小时始至梁家。所陪客皆1938年所识，抚今思昔，不胜感慨。”梁，指梁斌。
1975年3月记：“这是和平环境，这是各色人等，自然就有排挤竞争。人事纷纭，毁誉交至。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噤。避祸尚恐不及，谁肯自投陷阱？遂至文坛荒芜，成了真正无声的中国……”
1975年4月27日晚记：“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眼泪立干。”
1975年5月16日记：“阴历四月初六也，为余生日，与小女共食面。年六十三岁，身德不修，遭逢如此，聊装旧籍，以遣情怀。”
1975年5月31日记：“昨夜忽拟自订年谱，然又怯于回忆往事。不能展望未来，不能抒写现实，不能追思过去。如此，则真不能执笔为文矣。”
1975年10月6日夜记：“……余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
1975年11月13日记：“大风寒甚，心躁如焚……”“从热爱现实到热爱文物，即旅行于阴阳界上，即行将入墓之徵……”这是他在一本题名《北齐张肃墓文物图录》的书皮上写的。
1975年12月11日记：“呜呼，荆棘满路，犬吠狼嗥，日暮孤行，只可披斩而进也。”
1975年12月19日灯下记：“余既于前夜哭骂出声，昨夜又梦辞职迁居等事。而慷慨助我者，则为千里。千里平头，扬扬如常日。此盖近日感寡助之痛，而使故人出现于梦境也。……”
1975年12月25日灯下记：“……十余年人事沧桑，往事亦多不堪回首。而余尚在人间，并于灯下读书作字，忆及生者逝者，心如木石，不知其所感矣。”
1976年2月7日记：“……余之无聊赖，日深一日，四顾茫茫，即西天亦不愿去。困守一室，不啻划地为牢。裁纸装书，亦无异梦中所为。”①……
这些“书衣文录”，断断续续地画下了一颗高尚、善良的心灵在特殊年代里留下的轨迹。
这同时也是一颗纯洁、灵敏的心灵，它像一面感光度极好的镜子，映出了某些历史事件在人的心灵上的投影。没有勇气，没有正直、善感的气质，不会有下面的记录。那是在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最初几天。
1976年1月9日记：“今日总理逝世。斯人云亡，邦国殄瘁。
“帮我做饭的，为一农村妇女，闻周逝世，抽咽失声。曰：他是好人。人心如明镜清泉，虽尘积风扰，不可掩也。”1976年1月11日灯下记：“世界舆论：亚洲一盏明灯熄灭了。谓周之逝。强忍热泪听广播。
“南通社称：中国无周，不可想象，然已成铁的事实。“另一外人断言：无人能够代替他。
“另一外人评述：失去他，世界就和有他时不一样了。“共同社题：北京市民静静地克制悲痛的心情，排队购买讣告。”
同日灯下又记（这一条是记在《范文正公尺牍》的书皮上）：“范、司马为宋名相，读其书札，可略窥其相业，然与周比，均砂砾耳。
“南政治报谓：周所历时代，为最暴风雨的、变幻无穷的，半个多世纪。”
同日灯下又记：
“无失言，无失行，光明磊落，爱护干部，大公无私，献身革命。威信树于民心，道义及于国外，此周也。”1976年1月13日记：“今晚至邻居看电视：向总理遗体告别。
“余多年不看电影，今晚所见，老一代发皆霜白，不胜悲戚……”
不消说，在一个十分严峻的年代里，记下了这些事件，也就是记下了他的政治态度、政治认识。
1976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门坎儿”：在这以前是一个时代，在这以后，又是另一个时代了。
这一年可记述的事情太多，连老天爷也不甘寂寞，它以自己令人恐怖的、不可驾驭的巨大力量，参加了干预历史的行列，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余威所及，京、津为之震颤。
对于这次地震，孙犁印象十分深刻，他在和人谈话时说：1976年秋季，我还经历了大地震。恐怖啊！我曾想写一篇题名《地震》的小说，没有构思好。那天晚上，老家来了人，睡得晚了一些，三点多钟，我正在抓起表看时间，就震了起来。我从里间跑到外间，钻在写字台下。等不震了，听见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好草帽，才开门出去。门口和台阶上都堆满了从房顶震塌下来的砖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都在外面。我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人。
地震在史书上，称作灾异，说是上天示儆。……我甚至想，林彪、“四人帮”之流伤天害理，倒行逆施，达到了神人共愤、天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
我这个人遇见小事慌乱，遇见大灾大难，就麻木不仁，我在院里小山上搭了一个塑料薄膜小窝棚，连日大雨，不久，就又偷偷到屋里来睡了。我想，震死在屋里，也还算是“寿终正寝”吧。①两年多以后，叫《地震》的这篇小说，终于写了出来②。它说，1976年的7月，天气奇热，政治空气也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他每天光着上身，搬把椅子，坐在北窗之下，喘息着吹吹凉风。院里是轻易不去的，造反派的脾气又发作了：一会儿喊打倒孔老二，一会儿喊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好容易活着回来，住原来的房子，这也叫翻案。
正在这时，市里又发生了一件匿名信要案，一直查不出结果。先是叫全市几百万人签名化验手迹，不但没有查出，听说匿名信又投了几次。后来有人想出高招，缩小包围圈：一、是有文化的人写的；二、是不上班有时间的人写的；三、是住宽绰房间的人写的。三条的目标都很明确，是对着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来的。而报上天天登的，是党内出了资产阶级，要拆土围子等等。这样，他的家里便常常有户口警光顾。好在除了户口警，家里也没有别的客人——……忽然在28日晚上，来了客人，还带着一个小孩。客人一进门，就对孩子说：“这是你孙大伯，快叫！”
我才认出来的人是老崔。老崔和我是同县，他住城西，我住城东。1947年，我在饶阳一带工作，住在一个机关里。他是那里的炊事员，常照顾我吃饭。……
1949年进城，他在路上还给我们做饭。进城以后，不知为什么，把他分配到了裁纸房，叫大铁板砸伤了腿。1962年，机关又把他动员回乡了。他走时，我不在家。听我老伴说，他拉家带口——老婆很精明能干，四个小孩。城里没有吃的，觉得不如回家好。临走时把借我的三十元钱还了，还送了我老伴一书包红山药。说真的，这一包山药，在那时，也值十块钱。我埋怨老伴不应该收他的钱……他平常没有客，更少留客吃饭，今天要破例招待老崔一顿。吃饭中间，老崔问：“就一个人过吗？”
“你嫂子去世了。”他说。
“这我听说了。”老崔是个老实人，他放下筷子，抹了一把眼泪，“不是又续了一个吗？”
“是续了一个。这几年我一直境遇不好，人家也不愿意来了。”
……
两人谈了半天，没有一点儿好消息，只有唉声叹气而已。孩子走了远路，对他们的谈话没有兴趣，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这时已近10时，他打发他们到对过招待所去睡，随后自己也碰上门，到后面屋里睡去了。
我翻来覆去，一直睡不着。当我撩开蚊帐，抓起闹表，想看一看时间，记得是三点四十分，地大震了起来。最初，我以为是刮风下雨。当我知道是地震时，我从蚊帐里钻出来，把蚊帐拉倒了。我跑到前间屋子的南墙下，钻在写字台下面。
我的房屋内部没有倒塌，屋顶上的附属建筑倒了下来，砖瓦堆堵在门窗之下。如果往外跑，一定砸死了。
这时院里已经乱作一团。我听见外面真的在下雨。我想，既然没有震死，还是把自己保护一下吧。
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上破草帽，开门出去……走下台阶，看见老崔正带着孩子找他，“没事吧？”他们互问平安。
“你看我挑的日子多好，”老崔苦笑着，“十四年没来天津呀，天心也变了，人心也变了。我今天就买车票回去了。”他没有留他。
地震之后，由造反派带头，院子里的人们投入了争夺砖瓦木料、抢占地盘搭盖防震棚的战斗。孙犁是“特殊人物”，他既无心、也无力与别人争夺什么，只搭了上面说的那个塑料薄膜的小棚子。
这所宅院，原是吴鼎昌（曾任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大公报》社长、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姨太太的别墅，院内小河石山，花木繁盛，有园林之美。房屋庄严、阔气，都是木结构，正门门限上镶着的那块又厚又大的黄铜，就足有二十斤重。造反以来，糟踏得不成样子了，花木刨损，钢铁卖钱，屋瓦颓败，顶生茂草。只有小河石山，残留院中；但地震后，因争修“临建”，它也毁于一旦。这所宅院的兴衰，在局部上呈现了“文革”的一幅缩影，给孙犁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两个多月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一次“地震”——这一次是社会性的地震。“天心”变了，似乎是为了对前一次灾难性地震进行补偿，这一次社会性的地震，结束了“四害”横行的时代，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孙犁终于和中国人民一道，跨过了1976年的历史性门坎儿，进入另一个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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