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间满是烟味臭气熏天的单身汉宿舍站着呆了一会儿，耳边充斥着“哗啦”“哗啦”的声音，间或有“糊”了，“我碰”这些简单短语。我被雨淋湿了，湿衣服粘在身上很不舒服，房间里又闷，没有空调，我就在那样一种糟糕的环境里第一次对我和芳华的关系有了糟糕的认识——非常糟糕。

再后来，我就走了，一个人。我半夜才回到家，进门老妈对我说：“芳华找过你，她说呼了你好多遍，你也不回电话，你­干­什么去了？”

我胡乱编了一个理由，倒头就睡了。半夜，我起来上厕所，再躺到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后来我就流了眼泪，满脸都是泪水，怎么也擦不­干­，我使劲咬着嘴­唇­，不愿意哭出声儿来，那种滋味比我头一次阳痿还难受。阳痿的­阴­影随着下一次的成功，很快就烟消云散不留痕迹，而那种滋味却是一种钝刀割­肉­的纠缠，想起来就难过，想起来就难过，每次难过之后，就会留一个印记，日积月累，心就硬了。

关于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跟芳华说起过。后来我们结婚，我也没有说过；再后来我们离婚，我也没有说过。我从来没有跟芳华说，我那天看见你上了一辆桑塔纳。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沟通——如果一个女人决意要骗你，你就是把她捉­奸­在床，她还可以说我们只是盖着被子聊天。

女人有一个愚蠢的习惯，她们越爱一个人，就越要装做不在意他，折磨他，冷落他。芳华在这方面简直愚蠢得无以复加，她居然会以为如果引入“竞争机制”，将使自己更加“奇货可居”。她故意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更加快乐，她故意在对我不满意的时候，大谈其他男人对她殷情备至。她不知道，她的这些行为取得的结果适得其反——我只有“一次”，是和温秀玉，那一次既有好奇、也有复仇，朱芳华在那一场三人话剧中扮演的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温秀玉恨她，温秀玉那时在卖保险，她厌恶朱芳华总是摆一副“王昭君”的谱，相信在其他女人眼里，王昭君是绝对靶子，相信在汉朝的后宫，王昭君连一个朋友都没有；而我，我也恨她——我就是那个宫廷画师，我恨王昭君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一直认为，在汉朝，最爱王昭君的人就是那个画师，他爱她，爱她的方式就是画丑她。我相信汉朝皇帝之所以后来诛杀了那个不幸的画师，并不是真的计较他把一个美人画丑了，而是在计较另一件事。

对于“温秀玉事件”，我从来没有真正忏悔过，我甚至认为这没有什么对不起朱芳华的，不过是偶尔的一次，何况那几天，我和她正在吵架，是她提出来的分手，她说她后悔嫁给了我，她还说她瞎了眼睛。我只好跟一条狗似的在单位呆着，每天晚上都在想，怎么混过这一晚，跟谁混？怎么混？或者像以前似的，特鼠辈地回到我们的小地下室，特鼠辈地对芳华说：“我错了，我爱你？”我就在琢磨这些事儿的时候，温秀玉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一听说我在办公室，就立刻说：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上班？

我一听，觉得特对路子。我太需要关心了，温秀玉简直是雪中送炭。我说：“我在加班。”

温秀玉说：“肯定是和朱芳华吵架了！我来看看你吧，我正好在附近。”

能怪谁呢？芳华，你听过我的解释吗？

我们那段时间只要见面就要争吵，我们有无数不愉快的事情——说来说去，最经常的也不过是她认为我太热衷于“革命事业”，从早到晚地忙，和她说话少了，寡趣了，不那么爱她了；而我则烦她动不动就跟我说，她今天见了哪个名人，明天要见哪个大款。那时候她一边读研究生，一边在电视台打杂，那活儿根本就不是人­干­的——天天打电话，说服人家到台里来做嘉宾，还得站台门口等人，外地请来的，还得上机场接站，还得安排宾馆，陪着吃饭，提行李。那活儿要我说，连晴雯这等丫鬟都未必肯­干­，她却以为人家当她是“央视公主”，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排队等着中央台的召唤，她要不给人家打电话，人家深夜都要哭醒好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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